作者：刘元培,吴富贵,王燕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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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牵手——中国和黎巴嫩的故事试读：
出版前言
一本书与两个国家的爱心接力
——写在《百年牵手——中国和黎巴嫩的故事》出版之际
时序更替，梦想前行。
2016年11月9日，是中国和黎巴嫩建交45周年纪念日。今天，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倡导并实施的宏伟战略规划“一带一路”征途上，中国著名阿拉伯语专家首次将记载有在中黎近半个世纪的互利合作、友好交流中具有标志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故事的《百年牵手——中国和黎巴嫩的故事》（中文版和阿拉伯文版）奉献给中黎两国乃至世界各国各界读者，其意义深远，值得庆贺！
同笔者之前出版的《阿拉伯侨民在中国：新丝绸之路圆我梦想》一样，本书也是一部讲述人物故事的书。不过，它讲述的是跟中国和黎巴嫩有关的一些重要人物。
说到“人物”，人们最先想到的往往是“名人”。中黎两国都是世界上的文明古国，都拥有数千年的悠久历史，两国之间曾有无数名人往来交流，这岂是一本小书可以容纳的。所以，本书所涉及的，主要还是近百年来曾经在中黎友好交流、互惠互利历史上留下过特殊的足迹，对中黎两国产生过特殊的影响，在中黎两国文学、外交、医学、军事、文化、教育、经贸等领域有过一些特殊经历和贡献的名人。
本书应黎巴嫩数字未来出版社之邀在黎巴嫩出版阿拉伯文版。限于篇幅，本书选择的人物并不多，不求其全，只为了讲述一些特殊人物的特殊故事。
如前所述，在漫长的中黎友好交往历史上，曾经诞生过许多名人，而很多人并不真正了解他们。比如说马海德，百余年来他始终是中国人、美国人、黎巴嫩人和阿拉伯人的骄傲，但很多人却根本不知道。
说马海德“特殊”，是因为他祖籍在黎巴嫩，后入美国籍，但从青年时代起便大半辈子工作、生活、服务于中国社会，与中国有着极为特殊的密切关系，是一个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过许多特殊贡献的美籍黎巴嫩人：唯一一名在红军时期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西方人；唯一一名全程参加了中国的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西方人；唯一一名在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解放军里都担任过高级军职的西方人；第一个被批准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外国人。在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国际友人中，他是第一位全国政协委员，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他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毛泽东说他是“中国女婿”，邓小平说他在中国的50年“不容易”，李克强说，中国人民永远铭记和感谢他。
还有一些名人，他们文学创作的业绩辉煌，并且在翻译外国文学作品领域享誉国际文坛。如中国百年文学巨匠茅盾和冰心，也许正是因为两位大师在中国文坛上的巨大成就和崇高地位，掩蔽了他们在翻译方面的成就和地位，所以作为当代著名的翻译家，茅盾、冰心很少被人提及，即使是在中国文学史和文学翻译史中也鲜有记载。他们辉煌的翻译成就以及鲜明独特的翻译思想，长期被忽略。因此，追本溯源，还原茅盾、冰心在中国现当代翻译史上应有的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和黎巴嫩两个国家都孕育出了杰出的人物，他们既是中黎两国的精神财富，也是人类文明共同拥有的精神财富。名人是浓缩的历史，是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所以，了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为便捷的方式之一，就是从了解名人入手。
如今，中国已同包括黎巴嫩在内的阿盟所属22个阿拉伯国家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但相对于我国自身独特和悠久的文化历史，就目前来说，文化领域的合作还远远不够。经济、商品贸易的交流可以促进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发展，文化交流则可以更深层次地进行民众与民众的心灵沟通，触及彼此民族的灵魂，其产生出的社会效应会根植于民众的心底，这是一般的经贸活动和政治交流所不能替代的。鉴于此，本书的创作过程始终遵循这一理念。
刚刚过去的20世纪，中黎两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的社会精英，同时也涌现出了一批引领中黎社会进步、奉献爱心的友好人士。他们在并不相同的领域分别创建了彪炳史册的历史功绩。他们身上凝聚着中黎两国民众勤劳善良、坚忍不拔的高尚品德和聪明才智。他们是中华民族和阿拉伯民族文化传统的秉烛人，是中国和黎巴嫩友好历史交往的见证人。
本书故事的主人公，是来自两国的百年文学巨匠和各界著名友好人士。本书是寻根问祖，以中国与黎巴嫩著名专家友好人士在华在黎亲身经历续写的家谱和历史印记。播撒爱心、扶危济困、捐资助学，这些点滴之举铸就了民族魂、跨国爱，感动了两国民心。超越血缘的中黎情，使有爱的关系地久天长、有爱的天空分外晴朗。中国和黎巴嫩这两个跳动爱心音符的国家中，长江黄河之滨，万里长城脚下，地中海之畔，雪松之乡，涌现出一个个充满爱心和正能量的人物。
45年，在历史的长河中，虽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在中黎两国友好互利合作的共赢发展中却显悠长，两国友谊历久弥坚。当下的中国与黎巴嫩，要单纯的政治互信、友好往来及经济、商贸领域的数字增长并不难，难的是增长质量和提升效益。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是中黎两国面临的共同任务。两国共建“一带一路”大有可为，必将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一带一路”的征程上，必将出现更多纪伯伦、马海德、茅盾、冰心、阿德南·卡萨式的人物……
循着这个角度审视新常态下中黎两国建交45周年来的互利共赢成绩单，就会从“有增有减、有快有慢”的节奏中读出更多的内涵。从这本由中国前驻黎巴嫩大使刘志明、吴泽献，黎巴嫩前驻华大使法里德·萨马哈，中国前驻黎巴嫩大使馆武官曹彭龄将军及其夫人卢章谊浓墨重彩、情深意长撰写的序言中，可体会到中黎两国45年中友好互利合作的国际主义精神以及在“一带一路”上互帮互学、互惠互利、合作双赢的决心与信心。《百年牵手——中国和黎巴嫩的故事》一书，由中国著名阿拉伯语专家著述，详细介绍了十余位中黎两国政治、外交、经贸、文教、医疗卫生等领域的著名友好人士；全面真实地记录了中黎建交45年来两国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及双边关系稳步发展的历史进程，乃至近百年前两国著名百年文学巨匠以文会友、鲜为人知的深厚文学情谊。全书以“弘扬丝路精神，传承两国人民友谊”为主旨，为新形势下中黎友好合作关系传递正能量。书中许多故事凝结着作者和书中主人翁多年的心血，充满着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充满了真情实感，颇具可读性和借鉴性。
只有从历史的高度才能掂量出这本书在此时出版，在两国民众心中的分量。想要得到爱，就去付出吧！做一个简单善良的人，将美德深植于心，让它成为下意识，成为理所当然。愿更多热衷中黎友好的人士，捧读这本书！《百年牵手——中国和黎巴嫩的故事》讲述了来自中国和黎巴嫩众多领域的多位国际著名专家和百年文学巨匠，他们以坦诚、真挚、慈善、爱心、务实之举，在中黎友好近百年的互利合作交流事业中，为中黎友谊之树辛勤培土、育苗、浇灌，付出心血，立下汗马功劳，向各界读者展示出亲如兄妹、至真至爱的国际形象。他们用实际行动，从不同视角诠释着对中黎友好交流的思索，并且将这种思索整合成为一套多元又系统的思路，可以称之为“中黎友好交流家谱”，为广大中国读者了解中黎友好交流历史打开了一扇窗。《百年牵手——中国和黎巴嫩的故事》旨在讲述中国与黎巴嫩及其周边国家的友谊与合作，以及致力于两国友好交流的人物的故事，以此来配合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实施，推动新形势下中国周边外交和公共外交进程。
序言一 黎巴嫩印象
为庆祝中国和黎巴嫩建交45周年，中国著名阿拉伯语学者刘元培教授、吴富贵教授、王燕教授约我为他们即将出版的《百年牵手——中国和黎巴嫩的故事》写篇序言。我想，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向没有去过或不太了解黎巴嫩的中国读者介绍一下黎巴嫩，说说我对这个国家的印象吧。
一
我对黎巴嫩的第一个，也是最深的印象是：这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记得我2006年被任命为驻黎巴嫩大使后，几乎所有见到我的朋友都对我说，“去了那里要多注意安全啊”。因为多年来，在国人的心目中，黎巴嫩一直是个战乱频仍的国家。中国人从媒体中听到的有关黎巴嫩的消息，大多与战乱有关。先是20世纪70年代初，阿拉法特和他率领的巴勒斯坦游击队被从约旦赶到了黎巴嫩。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开始从黎巴嫩袭击以色列，于是以色列就反复入侵黎巴嫩。1982年，以色列军队差一点就攻下了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迫使阿拉法特把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总部和大部分武装人员撤到了远离以色列的突尼斯。与此同时，巴勒斯坦武装人员进入黎巴嫩后，也与以长枪党为代表的一些黎巴嫩基督徒爆发了武装冲突。冲突很快就演变成了黎巴嫩基督徒与穆斯林，甚至是穆斯林不同派别之间的内战。这场从1975年打起的内战一直持续了15年，并一度导致了邻国叙利亚对黎巴嫩进行武装干涉和实际控制。黎巴嫩这场内战的导火索是巴勒斯坦武装人员进入黎巴嫩。但它更深层次的原因，恐怕是黎巴嫩人口构成状况的变化和由此引发的权力再分配愿望。大家也许知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黎巴嫩和叙利亚都是奥斯曼帝国的一个行省的一部分。这个行省的首府就是今天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一战结束后，奥斯曼帝国解体了，它的这个行省由当时的国际联盟（相当于现在的联合国）交给法国托管。法国撤走后，黎巴嫩于1943年正式宣布独立。当时的黎巴嫩居民是以基督徒为主的，国家的权力也主要掌握在基督徒手中。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黎巴嫩的人口构成情况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基督徒们生孩子少，穆斯林家庭生孩子多，于是穆斯林人口逐渐超过了基督徒人口。内战导致黎巴嫩各派于1990年达成《塔伊夫协定》，对黎巴嫩国家的权力进行了再分配。该协定规定，总统仍然由基督徒中的马龙派人士担任，总理由穆斯林逊尼派人士担任，议长由穆斯林什叶派人士担任，副议长和副总理则由基督徒中的东正教派人士担任。各教派在内阁中任职的人数是固定的。基督徒和穆斯林在议会各占一半的席位。黎巴嫩内战还没有完全结束，真主党就在伊朗和叙利亚的支持下崛起了。真主党自称为抵抗运动，主张对以色列进行武装抵抗，它拥有的武装力量实力后来甚至超过了黎巴嫩国家军队。真主党不断以各种形式对以色列发起攻击，以色列每次均加倍报复。直至2006年７月，真主党在黎以边境绑架了两名以色列士兵，导致以色列对黎巴嫩全境进行了长达34天的狂轰滥炸，并向黎巴嫩南部派出了地面部队，企图一举消灭或起码是重创真主党武装。以色列自从1948年建国以来，每次对阿拉伯国家开战，不管面对多少阿拉伯国家，都是速战速决，而且几乎每次都是完胜。这一次它面对的虽然只是小小的黎巴嫩的一个党派的武装，但以色列却未能取得完全的胜利。34天的空袭炸断了黎巴嫩全国所有的桥梁，位于贝鲁特南郊的真主党总部大楼（离我们大使馆大约只有1公里）更是遭到反复轰炸，被完全炸成了碎片，10层高的大楼居然只剩下一个大坑。但真主党采取寓兵于民的战术，基本的武装力量并未受到重创。该党反而由于敢于抗击以色列而成了黎巴嫩，甚至整个阿拉伯世界的英雄，其武装力量也似乎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获得了继续存在的合法性。该党在黎巴嫩政坛上的地位不降反升。而西方和以色列绝对不会听任一个敌视以色列、受伊朗支持的政党拥有一支不受黎巴嫩国家和政府控制、实力超过黎巴嫩国家军队的武装力量继续存在。因此，只要阿以冲突仍然存在，特别是只要真主党武装力量继续存在，黎巴嫩就不可能安宁。我于2006年11月赴任时，黎以冲突刚刚结束三个多月。我亲眼目睹了以色列空袭在黎巴嫩全国各地留下的痕迹，其中包括被炸得无影无踪的真主党总部大楼旧址。我也经常因为以色列炸断了黎巴嫩全国所有的桥梁而不得不在去外地时绕道而行。我在黎巴嫩当大使4年，虽然说此间黎巴嫩（包括首都贝鲁特在内）仍然不时发生爆炸、暗杀等事件，黎以边界上更是经常发生交火事件，黎巴嫩国内各派之间的街头政治斗争也从未间断，但总体而言，黎巴嫩保持了和平，并逐步修复了2006年黎以战争的创伤。可惜好景不长，2011年底我离任后不久，叙利亚内战就又爆发了，至今没有停息。上百万的叙利亚难民涌进了总人口只有400多万的黎巴嫩。黎巴嫩本来就因为有40多万巴勒斯坦难民而面临不少问题，十多座巴勒斯坦难民营不完全受黎巴嫩当局管辖，现在又增加了上百万叙利亚难民，黎巴嫩承受压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黎巴嫩只有两个邻国，南面是以色列，东面和北面是叙利亚，西面就是地中海了。在这种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里，只要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得不到最终解决，黎巴嫩想要享受一个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恐怕是很难的。
刘志明大使夫妇在马海德医生的故乡哈马纳镇，与哈马纳镇镇长哈比卜·里兹克及当地居民一起向中国驻黎巴嫩大使馆在镇中心广场树立的马海德医生铜像敬献花圈
二
我对黎巴嫩的第二个深刻印象是：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黎巴嫩的国土面积只有1万多平方公里。而且，黎巴嫩几乎没有任何自然资源，既不产石油，也不产天然气，国土很大一部分是山区，粮食都不能完全自给自足。它几乎没有工业，只能利用当地的原料生产些葡萄酒、橄榄油、肥皂和巧克力之类的初级产品。尽管资源如此匮乏，而且地缘政治环境不好，战乱频仍，但是黎巴嫩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2012年就超过了1万美元，而我国同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刚过6 000美元。2013年，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列，我国在世界上的排名是第86位，而黎巴嫩的排名则是第66位。许多阿拉伯国家都盛产石油，可是既没石油又没天然气的黎巴嫩居然在阿拉伯国家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名第7位，仅次于卡塔尔、阿联酋、科威特、沙特阿拉伯、阿曼和巴林等几个产油国。
那么，黎巴嫩是靠什么生存和发展的呢？据我所知，在黎巴嫩的经济结构中，第三产业占比超过70%，这在发展中国家是比较少见的。黎巴嫩主要有四大经济支柱。
黎巴嫩经济的第一根支柱是经贸。黎巴嫩几乎全民经商。黎巴嫩商人掌握着不少非洲，特别是西非国家的经贸业务，在世界其他许多地方也很活跃，为促进不同国家间的经贸交流穿针引线，也使自己从中获利。中国银联就是通过一家黎巴嫩公司使银联卡进入了埃及、伊拉克等20多个国家的。不少黎巴嫩商人告诉我，他们从中国进口商品或设备，直接销往第三国。就这样，黎巴嫩人在全球许多地方从事着物流传送，像小蜜蜂一样，在世界这个大花丛中起着传授花粉的作用。小蜜蜂虽是不起眼的，但其作用却不容小觑。黎巴嫩时任总理小哈里里亲口对我说：你别看黎巴嫩不产石油，但在中东产油的国家里，许多企业的经理都是黎巴嫩人。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曾经是中东的商贸中心，由于连年战乱，这一位置现已被阿联酋的迪拜占据。可是，阿拉伯国家农工商会总联盟的总部仍然设在贝鲁特。
黎巴嫩经济的第二根支柱是金融。相对于黎巴嫩有限的人口来说，黎的银行业是很发达的，贝鲁特也曾经是中东地区的金融中心。金融中心的地位是和它的商贸中心的地位相伴而生的。但黎巴嫩多年的战乱，使贝鲁特的中东金融中心地位逐渐被巴林取代了。可是阿拉伯国家银行联合会的总部也依然设在贝鲁特，金融也依然是黎巴嫩的支柱产业。
黎巴嫩经济的第三根支柱是旅游。黎巴嫩没有沙漠，依山傍海，名胜众多，烹调享有盛名，旅游设施发达，加上生活方式在阿拉伯国家中最为开放时尚，所以多年来黎巴嫩一直是欧洲，尤其是法、英等国游客十分青睐的旅游目的地。“9·11”事件后，许多原本喜欢去欧美享受的海湾富豪也由于西方人普遍对中东人增加了怀疑的目光而涌向了山清水秀的黎巴嫩。不少人干脆在黎巴嫩买块土地，建座别墅，每年到黎巴嫩避暑。这种现象已经相当普遍，以至黎巴嫩报刊刊登文章表示，也许用不了多久，相当多的黎巴嫩土地的主人就不是黎巴嫩人了。
黎巴嫩经济的第四根支柱是侨汇。黎巴嫩国内只有400万人，但生活在海外的黎巴嫩人（包括第二代、第三代等后裔）据说达到了1200万~1500万。这些人大多在拉丁美洲，特别是巴西尤为集中。据说在巴西的黎巴嫩人及其后裔已经达到了800万。这些黎巴嫩人之所以背井离乡，到海外谋生，应该说绝大部分都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黎巴嫩没有资源，几无工业，地少人多。他们在到海外创业之初，恐怕大都经历了艰难困苦。但不少黎巴嫩人在海外发展得很好。一位名叫萨利姆的墨西哥电信总裁有一阵曾取代比尔·盖茨成为世界首富，他就是一位黎巴嫩移民。法国的雷诺和日本的日产公司合营组成了一个联合体，联合体的经理也是位黎巴嫩人。黎巴嫩人无论走多远，离开家乡多久，也仍然或多或少地与祖国保持着某种联系，到祖国旅游探亲（这种游客是支撑黎巴嫩旅游业的一个重要客源），向在国内的亲人汇款。在我离任的2010年，据说黎巴嫩收到的海外侨汇就高达60亿美元。这对一个只有400万人口的国家来说，应该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黎巴嫩人无论是经商、搞金融、从事旅游行业，还是到海外打拼，靠的都主要是人力资源，特别是智力资源。据我观察，黎巴嫩人普遍高度重视教育。他们的母语是阿拉伯语。但凡受过教育的人，普遍会讲英文或法文，不少人还在学习西班牙文。所以黎巴嫩人到海外谋生，普遍没有多少语言障碍。黎巴嫩有用英语授课的美国大学和用法语授课的圣约瑟夫大学。这些大学的文凭，是美国和法国都承认的，可以凭它们到美、法就业。
黎巴嫩只是个弹丸小国，几无资源，地缘政治环境又那么恶劣，但黎巴嫩人“穷则思变”，努力奋斗，全靠自己的双手和头脑，实现了小康有余（当然，国家的财富分配仍然是很不平均的）。应该说，这确实是个了不起的成就。
三
我对黎巴嫩第三个深刻的印象是：这还是一个十分迷人的国度。
黎巴嫩曾被誉为“中东瑞士”，首先是因为它风景美丽、气候宜人。黎巴嫩恐怕是唯一没有沙漠、不缺水的阿拉伯国家。它的大部分国土被森林和其他植被覆盖着，一片郁郁葱葱。黎巴嫩国土面积狭小，最窄处不过数十公里宽。这个国家一面是山，一面是海，山区有些地方终年积雪。黎巴嫩全境有6个滑雪场，总长超过30公里，在中东绝无仅有。到了夏天，在同一天里，人们可以在黎巴嫩的山上滑完雪后，再驾车到海里游泳。而且黎巴嫩又是典型的地中海气候。雨雪都在冬天，夏天滴雨不下，非常适合游客们游玩。黎巴嫩冬天不冷，夏天不热。冬天除非长时间在户外或到山区，否则一套西服，外穿一件大衣即可。我在黎巴嫩4年没穿过毛裤。夏天最热的时候也不过35~36℃，而且只要在阴凉处就会感觉凉爽。黎巴嫩工业很少，污染主要来自汽车尾气，贝鲁特多少有一点，但和北京的雾霾相比，简直可以忽略不计。我于2006年11月赴任后，整整一个月，贝鲁特的天瓦蓝瓦蓝，没有一丝云彩。我照了些照片发给女儿，女儿电话里问我：天怎么会那么蓝？是真景还是布景？
说黎巴嫩迷人，还因为它名胜古迹众多。黎巴嫩虽然1943年才建国，但这块土地历史悠久。它于公元前2000年成为腓尼基的一部分，以后又相继受过埃及、亚述、巴比伦和罗马帝国的统治，７世纪起并入阿拉伯帝国的版图，16世纪又被奥斯曼帝国占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黎巴嫩又成了法国的托管地。历史上的每一批占领者都在黎巴嫩留下了自己的印记。这些印记现在都成了很好的旅游资源。最著名的景点是巴尔贝克神庙和比布鲁斯古城。巴尔贝克神庙是罗马古迹，于公元60年建成，并在此后的300年间不断扩建，形成了一个宏伟的建筑群。后来，多次的大地震摧毁了神庙的大部分建筑，但残存建筑的规模和气势仍然令人惊叹。据说它是世界最宏伟的古罗马建筑群。我的一位同事到希腊游览回来后告诉我，世界著名的雅典卫城比起巴尔贝克神庙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只可惜大家都知道雅典卫城，却鲜有人知道黎巴嫩的巴尔贝克神庙（请希腊朋友们见谅，我没看过雅典卫城，我同事的评价也许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一位黎巴嫩教授也对我说，世人都知道埃及的金字塔，但很少有人知道，金字塔最重的一块石头只有50吨，而巴尔贝克神庙最大的一块石头有上千吨重。位于首都贝鲁特以北40公里的比布鲁斯古城约有7 000年的历史。从比布鲁斯出土了一口石棺，上面刻有人类最早的字母文字——腓尼基文字。而这种文字被认为是西方各种文字的始祖。比布鲁斯还有个古港口遗址，十字军东征时曾把这里作为重要的运兵基地。
多元的文化和开放时尚的生活方式也是黎巴嫩吸引各方来客的又一因素。在地理上，黎巴嫩处于亚洲和欧洲、阿拉伯民族和犹太民族的分界线上。因此，它在许多方面兼有东西南北各方的特色。总体而言，它的居民可以分为基督徒和穆斯林两部分。但细分起来，小小的黎巴嫩居然有18个教派。在贝鲁特市中心，人们就可以既看到清真寺，又看到天主教教堂和东正教教堂。教派在黎巴嫩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每有重大活动，特别是官方宴会，一眼望去，主席台或主桌上有相当多的人是穿着特色服装的教派领袖。教派众多和由此产生的多元文化是黎巴嫩的一大特色。走在大街上，特别是夏天，人们时常可以看到几个女孩并肩行走，有说有笑，其中有的用纱巾把自己的头发蒙得严严实实，一看就是穆斯林姑娘；有的则穿着相对暴露，一看就是基督徒女孩。但她们在一起喜笑颜开，显然相处和睦。黎巴嫩建国后，按照法国人的安排，实行西方式民主，搞市场经济、民主选举和新闻自由，从未出现过像伊拉克的萨达姆或利比亚的卡扎菲那样的独裁者。为此，黎巴嫩一直被西方视为 “中东唯一的民主亮点”。毫无疑问，黎巴嫩各教派间是有矛盾甚至有时是有冲突的，但各教派总体上能够和平相处。各种力量在政治上的分野更多是依据政治立场而不是教派划分的。虽然宗教在黎巴嫩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黎巴嫩总体上依然是个世俗的国家，任何一种宗教都不是国教，都不占据压倒性优势。而且，黎巴嫩保持着阿拉伯世界最为开放和时尚的生活方式。到了基督徒居住区域，酒吧、夜总会比比皆是，各种商业广告在大街小巷随处可见。
黎巴嫩的美酒和美食也使人印象深刻。黎巴嫩是典型的地中海气候，夏天滴雨不下，光照时间长，非常适合于葡萄增加糖分。因此，黎巴嫩红酒的质量很不错。我曾在法国常驻8年，对红酒略知一二。我初到黎巴嫩时，在超市看到有法国产的梅多克红葡萄酒。据我所知，这种酒是比较好的。我买了几瓶拿回使馆，准备在宴请黎巴嫩朋友时用。幸亏我在使用前做了一下比较，结果发现，同一价位的黎巴嫩红酒质量要更好些。也许是因为法国酒出口到黎巴嫩要付关税，所以性价比比不过黎巴嫩红酒吧。黎巴嫩烹调不但在阿拉伯世界小有名气，即使是在讲究饭菜品味的法国巴黎，也能占一席之地。巴黎有不少黎巴嫩餐馆。法国曾拥有过不少殖民地或托管国，但我注意了一下，其中在巴黎开餐馆的，似乎只有黎巴嫩和摩洛哥两国。这恐怕不是偶然的。
然而，最让我难忘的，还是黎巴嫩人的好客精神和待人的热情。文化因素在这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与我过去长期打交道的西方人不同，黎巴嫩人更具东方人的特点，但又没有东方人的矜持。他们待人热情，喜欢社交生活。一年到头，朋友熟人间经常相互宴请，也许每人每年只请客一到两次，但每次宴请的规模都普遍很大，经常是一次请数十人甚至上百人。食品和酒水均为自助，座位也不刻意安排，每人均可以自由选择座位和谈话对象。每个人的朋友圈轮流宴请，大家通过这种方式经常见面，互致问候，增进友谊，交换信息。
2011年阿德南·卡萨主席在家中接待刘志明大使
中国在黎巴嫩的总体形象很好。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做的一次民意测验，在中东各国中，黎巴嫩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最高。作为中国大使，我几乎每天都会收到邀请我们夫妇出席晚宴的请帖。黎巴嫩人午饭吃得很晚，所以晚宴一般要到晚上10点甚至更晚才能开始。到了开吃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吃晚饭的时间早已过去，肚子当然已经饿了，加上晚宴一个比一个丰盛，一不小心就吃多了。回到使馆已是午夜过后，只能洗洗睡了，吃进去的东西很难消化。尽管我深知长此以往对身体没有好处，但黎巴嫩朋友的盛情却常常使人难却。我离任并已退休4年，但仍常有黎巴嫩朋友发邮件、打电话、发贺卡向我表示问候，甚至到北京出差时还仍然一次次邀请我们夫妇共进晚餐。黎巴嫩人像中国人一样，不忘老朋友，让我很受感动。
刘志明大使夫妇在黎巴嫩宪法委员会主席夫妇家做客
中国在黎巴嫩有不少的好朋友和老朋友。我想特别提到其中的两位。一位叫阿德南·卡萨，是黎巴嫩一家银行的董事长，同时还是黎巴嫩农工商会联合会的主席，也是阿拉伯国家农工商会总联盟名誉主席。他曾数次入阁，担任黎巴嫩政府的部长。黎巴嫩人都知道，卡萨是中国的朋友。所以在我在任期间，凡是我举行的大型活动，黎巴嫩政府一般都指派他（当时他是部长）代表总统或政府出席。卡萨与中国的渊源起自20世纪50年代，他的父亲时任黎巴嫩驻巴基斯坦大使。就这样，命运使他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西方对中国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卡萨历尽千难万险，克服重重困难，与中国做生意，向中国提供了不少在市场上难以买到的物品，同时也成就了自己的事业。为此，美国曾把卡萨列入黑名单，禁止他入境，并对其施加其他各种压力，但卡萨不为所动。中国没有忘记卡萨先生。在我在任期间，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向卡萨先生颁发了纪念他从事对华经贸活动50周年的荣誉奖章。老人家十分珍视，经常拿出来给来访的中国客人欣赏。
我想特别提到的另一位中国的好朋友是黎巴嫩前驻华大使法里德·萨马哈。他在中国任职长达13年，为中黎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更难能可贵的是，在他离职返回黎巴嫩之后，无论是在他担任黎巴嫩中国友好合作联合会主席期间还是在此之后，他始终把向黎巴嫩公众介绍中国、促进黎巴嫩各界对中国的了解作为自己的使命。他的回忆录有一半篇幅是在讲述他在中国的工作与见闻。他经常为各界演讲，介绍中国，并同步播放他在中国拍摄的照片。最令人感动的是，他和夫人玛丽亚及独生女儿一家三口一起介绍中国的场景。他本人演讲，他夫人朗诵诗歌，他女儿介绍照片。非常令人难过的是，在我离任前不久，他夫人玛丽亚从楼梯上摔了下来，导致行动不便并且从此失语。看到萨马哈大使已年近80岁，夫人又遭此不幸，我心里非常难过。衷心祝玛丽亚早日康复，祝两位老人家安康、长寿！
刘志明大使夫妇和萨马哈大使夫妇共同出席马海德家乡哈马纳镇镇长哈比卜·里兹克（右一）举行的家宴。刘志明大使夫人杨凤英（左一）同萨马哈大使夫人玛丽亚在丰盛的家宴上合影（本文照片均由中国前驻黎巴嫩大使刘志明提供）
在近40年的外交生涯中，我大部分时间是在同非洲，特别是欧洲打交道。到黎巴嫩工作，是我第一次涉足中东，也是我外交生涯的最后一站。也许是最后一幕给人印象最深吧，黎巴嫩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和许多美好的记忆。我衷心地祝我深深热爱的黎巴嫩和平安宁，祝我的黎巴嫩朋友们幸福安康！中国前驻黎巴嫩大使刘志明2016年1月10日
序言二 与中国有缘的黎巴嫩人
黎巴嫩位于亚洲西端，与地处东亚的中国相隔万里。然而，与中国有缘的黎巴嫩人却为数不少，他们的故事谱写出中黎友谊的华美乐章。我在黎巴嫩工作期间深切感受到那种拉近两国人民距离的友好情缘。至今一提起黎巴嫩，我就会想起那一个个与中国有缘的黎巴嫩人。
打动中国文豪的黎巴嫩作家——纪伯伦
纪伯伦是黎巴嫩文学艺术奇才，是阿拉伯近代小说和艺术散文的主要奠基者之一，也是20世纪世界文坛巨匠。
纪伯伦1883年出生于黎巴嫩，12岁随母移民美国，后又返回黎巴嫩学习祖国的历史文化，还曾在友人的帮助下赴法国学画，得到罗丹的指点和高度赞赏。纪伯伦最终在美定居，以写文作画为业，一生清贫，48岁便英年早逝，遗体归葬故里。
纪伯伦是位具有强烈人文主义情怀的作家。他曾说：“整个地球都是我的祖国，全人类都是我的乡亲。”他后期创作了大量散文诗，其作品充满深刻哲理，很易引起读者精神上的共鸣，在世界各国受到欢迎。
吴泽献大使拜访黎巴嫩议长纳比·贝里
早在1923年，茅盾先生就翻译了纪伯伦的5篇散文和散文诗，并在《文学周刊》上发表，使中国读者首次领略了这位阿拉伯杰出作家的文采。1927年冬，冰心从美国友人那里初次读到纪伯伦的散文诗集《先知》，就为这本书“满含着东方气息的超妙哲理和流利文词”所吸引。1930年春她重读此书，觉得此书“实在有翻译价值”，遂开始翻译，并由天津《益世报》文学副刊逐日连载，直至该副刊停刊中止。1931年，冰心将《先知》全部译出并由新月书店出版。书中还附有纪伯伦为原书所绘的12幅插图。《先知》以智者临别赠言的方式，论述爱与美、生与死、婚姻与家庭、劳作与安乐、法律与自由、理智与热情、善恶与宗教等一系列人生和社会问题，充满比喻和东方哲理。此诗集是纪伯伦的代表作，被译成2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1962年冰心又开始翻译纪伯伦的另一部诗集《沙与沫》，部分译文1963年刊登在《世界文学》上。1981年，《外国文学季刊》全文发表了冰心所译的这部诗集。1982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冰心所译《先知》与《沙与沫》的合集。1996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又出版了冰心这两部译作的英汉对照本。
吴泽献大使拜访黎巴嫩时任总理纳吉布·米卡提
为表彰冰心所做的这些工作，1995年3月黎巴嫩总统埃利亚斯·赫拉维签署命令，授予冰心黎巴嫩国家级雪松骑士勋章。黎巴嫩驻华大使萨马哈代表总统授勋，将勋章佩戴在冰心胸前。冰心在致辞中说：这个荣誉不仅是给予我的，也是给予12亿中国人民的。纪伯伦不仅属于黎巴嫩，而且属于中国，属于东方，属于全世界。他的作品深深地感染了几代人。
从50年代起，纪伯伦的其他作品也陆续被翻译成中文，后来他的作品全集也有多个中译版问世。他的文学造诣被越来越多的中国读者了解。我最近偶然翻阅一本由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世界文豪同题散文经典》，发现其中就收录了纪伯伦的6篇散文。
我在黎巴嫩工作期间曾多次到纪伯伦的故乡贝什里镇，参观坐落在那里的纪伯伦博物馆。国内一些访黎巴嫩团组只要时间允许，就会慕名前往。贝什里镇雄踞在黎巴嫩北部深山一条清幽静谧的峡谷之上。这条峡谷中星罗棋布地散落着大大小小的教堂、修道院以及古代隐士们栖身其中修行的洞穴，被称为圣谷。镇的背后是海拔3 000多米的黎巴嫩山脉主峰，这一带的山顶一年中有半年多积雪，景色十分壮观。黎巴嫩的国树——著名的黎巴嫩雪松就适合在这里生长。贝什里镇背后的高山地带有一片雪松保护区，黎巴嫩国旗上雪松图案的原型就是生长在保护区的一棵千年古松。可以想见，贝什里镇景色极佳。游人到此，会立刻陶醉在大自然的雄奇、高远、深邃、宁静之中。我想，正是这种纯净美好的自然环境才给予了纪伯伦丰富的创作灵感。确实，纪伯伦在他的作品中曾这样表达他对故乡的热爱：“只要我一闭上眼睛，那充满魅力、庄严肃穆的河谷，雄伟多姿的高山，便展现在面前。只要我一捂上耳朵，那小溪的潺潺流水和树叶的沙沙声，便响在我的耳边。我像哺乳的婴儿贪恋母亲的怀抱那样，思念这往昔如画的美景。”
纪伯伦博物馆系由一座修道院改建，纪伯伦遗体即安葬在此。博物馆主体建在石窟中，门前有一供游人休息及观赏风景的亭廊，游人在此可俯视圣谷并将四周山景尽收眼底。亭廊还通向一块可供组织纪念活动或其他文化活动的平台场地，黎巴嫩国家武术协会曾在此为当地民众表演中国武术。
博物馆内陈列着纪伯伦的画作、著作、笔记和藏书，还有他生前在美国居住时用过的家具、陈设。博物馆收藏了全世界各种语言、不同版本的纪伯伦著作，包括历年来中国访黎巴嫩团组相赠的中文版译作。我亦向博物馆赠送了一本新版的纪伯伦作品中文译著，表达了对纪伯伦的敬意。
纪伯伦从未到过中国，也未写过中国，但其作品却打动了中国文豪，其书能在中国屡屡再版，其在黎巴嫩北部山区的故里能吸引中国团组远道寻访，这真可谓是中黎之间的一种缘分。其实，人类的感情是相通的。所谓缘分，也就是联结各国人民感情的友好纽带。纪伯伦无疑是一位为中黎人民心灵相通做出贡献的黎巴嫩人。我想，作为一位热爱人类的作家，纪伯伦如泉下有知，得悉他在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得到同行的认可及读者的欢迎，一定会十分欣慰。
将一生献给中国的国际主义战士——马海德
说起《西行漫记》一书的作者埃德加·斯诺，许多人都知其大名。但不那么为人所知的是，1936年与斯诺一同前往陕北的还有一位美籍黎巴嫩医生马海德。斯诺在陕北根据地采访后即回美写书报道中国苏区，而马海德却留了下来，并从此将一生献给了中国的革命事业和新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他是第一位进入陕北苏区的外国医生、第一位加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外国人，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
马海德1910年出生在美国，是第二代黎巴嫩移民。他在美国读了医学预科后，于1929年回到黎巴嫩，在贝鲁特美国大学继续学医，并于1931—1933年赴瑞士日内瓦大学攻读临床诊断，获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他来到上海考察当时在东方流行的热带病。他原计划考察一年，但目睹旧中国灾难深重的状况后，又决定留下来深入考察中国社会。他先是在上海的两所医院工作，后又与同学合开诊所。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宋庆龄及在上海的外国进步人士史沫特莱、路易·艾黎等，并在他们的影响下研究马克思主义及中国革命问题。马海德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情况，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他的诊所成为中共地下党开会的联络处，他还在美国及上海的进步报刊发表文章介绍中国工农红军并揭露中国社会的黑暗。1936年，应中共中央之邀，宋庆龄推荐斯诺与马海德赴陕北考察。当年6月，二人在保安见到毛泽东。他们在根据地各处参观，后又随红一方面军赴甘肃迎接红二、红四方面军并转而随红二、红四方面军行动，直至1937年1月随部队回到延安。马海德巡视了陕北各地卫生医疗机构，写出调查报告，提出了改进苏区医疗工作的建议，得到毛泽东主席的肯定。马海德决心参加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被任命为军委卫生顾问。同年，马海德到五台山八路军总部工作，年底返延安筹建陕甘宁边区医院。1938年宋庆龄在香港成立保卫中国大同盟之后，马海德受宋庆龄之托经常向大同盟报告陕甘宁边区情况，并通过大同盟向海外寻求国际援助，为边区获取了许多宝贵的医疗器材和药品。1942年，马海德到延安的国际和平医院工作。抗战期间，他先后接待了白求恩、柯棣华、巴苏华、米勒等来自加拿大、印度、德国的医生，协助他们去抗日根据地开展医疗救护工作。马海德本人仅在1944—1947年就诊治边区伤病员4万多人次，受到边区政府多次奖励。
除医疗工作外，马海德在延安还担任中共中央外事组顾问和新华社顾问，参加外事活动并帮助新华社创立了英文部。他还常为中央外宣刊物《中国通讯》撰稿。1946年马海德作为中共代表团顾问，参加了国共两党和美国三方代表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还作为解放区救济总会顾问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及美国红十字会的人员接触，争取国际上对解放区的援助。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马海德被任命为卫生部顾问。他几十年如一日，不辞劳苦，深入基层，跑遍全国各地，全力以赴地开展性病和麻风病的防治和研究工作，取得了突出成绩。他的学术成就得到国内外高度评价，多次荣获国内国际重要医学奖项。1988年，他被授予“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先驱”的光荣称号。
马海德外文姓名是乔治·海德姆。他在边区与回民接触时得悉许多回民都姓马，而他本人作为黎巴嫩裔又对伊斯兰教较熟悉，因而给自己起了个中文名马海德。此后，马大夫之名在延安和各根据地广为人知。
但是，为什么同他一起去陕北并一道听毛泽东讲述其经历的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只字未提马海德呢？原来是在当时的背景下，马海德为避免家人在美国遇到麻烦，与斯诺说好不要在书中提及。
1972年斯诺在瑞士病危时，马海德受毛泽东、周恩来之托率医疗组前往探望。两位老友一见面，斯诺就微笑着用最后的气力向马海德及在场的黄华大使说：“我们这些‘赤匪’又在一起了。”
马海德生前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1983年，邓小平出席了马海德来华工作50周年庆祝大会。1988年，马海德在京去世。2009年，他被评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一位黎巴嫩人会与中国革命及中国的卫生事业结下如此不解之缘，难道不令人赞叹吗？然而，马海德与中国的奇缘还不仅于此。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延安与一位中国女子喜结良缘，这就是延安鲁艺的女学员苏菲。1940年两人举行婚礼，毛泽东、周恩来等到场祝酒贺喜。毛泽东戏称马海德为“中国女婿”。1943年，两人在延安喜得贵子——周幼马。两人一生情深意笃，琴瑟和鸣，相濡以沫，书写了一段跨国婚姻的佳话。
1974年，马海德夫妇随中国卫生代表团访问黎巴嫩，时任黎巴嫩总统弗朗吉亚在官邸会见并宴请代表团，时任议员阿明·杰马耶勒全程陪团。阿明·杰马耶勒后当选黎巴嫩总统，在任期间于1986年2月委托黎巴嫩驻华大使萨马哈授予马海德黎巴嫩国家级雪松骑士勋章，表彰他在医学上为中国和世界所做的贡献。此访期间，马海德偕夫人到其祖居地哈马纳镇寻访乡亲，受到隆重热情的接待。乡亲们还向他们赠送了黎巴嫩雪松的树苗，让他们带回中国栽种。20世纪90年代末，苏菲老人再度赴黎巴嫩访问哈马纳镇，周幼马同行。母子二人参加了哈马纳街心公园——马海德公园的命名仪式。2003年，公园内立起了马海德半身青铜雕像。
2012年，全国政协代表团访问黎巴嫩，团员中有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周幼马。我陪同代表团访问了贝鲁特以东3万米的哈马纳镇。该镇位于群山之中，风景如画。马海德家族的亲友及该镇乡亲们得悉周幼马要回乡探访，早就在镇内等候。双方见面都有许多话要说，场面感人。正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访问哈马纳镇之后，代表团一行又驱车沿着蜿蜒的山路赴2万多米外的山镇，拜访前总统阿明·杰马耶勒。那天他刚从国外归来，从贝鲁特机场直接赶回家乡山镇会见代表团。阿明·杰马耶勒回忆了当年陪同马海德夫妇访问黎巴嫩的情景，得知苏菲老人身体康健非常高兴，请周幼马一定要向母亲转达问候。宾主相叙甚欢。
中国政协代表团访问哈马纳镇（左三为萨马哈大使）
2015年4月，我在宋庆龄故居出席纪念国际友人爱泼斯坦百年诞辰的活动时，见到苏菲老人。周老虽年逾九十，但精神矍铄，思维敏捷。我告其曾陪同周幼马访马海德祖居地，她立刻微笑着脱口而出“哈马纳”。我原以为老人不一定记得住一个外文地名，但显然，有关夫君的一切都深深印在周老的脑海里。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为缅怀在抗战中帮助中国人民的国际友人，根据周老所著《我的丈夫马海德》一书拍摄的电视剧《历史永远铭记》于2015年9月在央视一套播出。这部电视剧再现了马海德传奇的一生。我相信，马海德的事迹一定使电视观众深受感动。
黎中贸易之路的开拓者——卡萨
在黎巴嫩，卡萨先生大名鼎鼎。他是黎巴嫩历史最悠久的老字号银行法兰萨银行的董事长，还是阿拉伯国家农工商会总联盟名誉主席。然而，黎巴嫩富商巨贾云集，例如2014年世界首富墨西哥电信总裁就是黎巴嫩人，因而仅仅富甲一方并不足道，值得一书的是卡萨先生与中国的深厚情缘及他为发展中黎关系做出的贡献。
卡萨先生出身于大法官和外交官家庭，其父曾任驻巴基斯坦、驻土耳其大使，退休后致力于律师事务并组建了黎巴嫩大学法律系。青年卡萨在圣约瑟夫大学学的是法律，成绩优异，但毕业后却不愿按其父之意从事律师职业，而是对经商情有独钟。其父尊重其选择并赠其经商启动资金。1954年卡萨先生和弟弟一道赴巴基斯坦卡拉奇创业，他们的父亲当时正在巴基斯坦任职。二人在卡拉奇邂逅了一些港商，1955年二人应邀访港时又结识了中国华润公司的代表，从此与当时还遭西方孤立，与黎巴嫩也无外交关系的新中国建立了联系。华润方面当时托卡萨兄弟说服黎巴嫩总统邀请当年出席叙利亚大马士革展览会的中国代表团访问黎巴嫩。在当时黎巴嫩还与中国台湾地区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要办成此事并不容易。但卡萨兄弟想尽千方百计，终于做通了时任总统夏蒙的工作。时任黎巴嫩经贸部部长与到访的中国外贸部副部长进行了会谈，双方签署了中黎间第一个贸易协定。随后，卡萨兄弟又积极协助中国在黎巴嫩设商务代表处。由于中国台湾地区方面的阻挠，办理此事十分艰难。但卡萨兄弟最终获得成功，中国商务代表处于1956年在黎巴嫩成立。当年底，卡萨兄弟经中国香港地区首次访华并成为中国在黎巴嫩的商品代理。从此，兄弟二人成为中国常客。那个年代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知名度不高，卡萨兄弟从广交会带回各种商品样品向阿拉伯市场推介，经常组织举办中国商品展销会。渐渐地，兄弟二人的对华贸易风生水起，越做越红火。
随着实力的不断增强，卡萨先生在黎巴嫩商界、阿拉伯商界乃至国际商界的地位也不断上升。他多次当选黎巴嫩农工商会联合会主席和阿拉伯国家农工商会总联盟名誉主席。1997年他成为总部设在巴黎的国际商会代理会长，1999年他出任会长。国际商会拥有140个国家委员会，卡萨先生是首位来自阿拉伯国家的会长。
在这些超越其自身事业的更高层面岗位上，他积极推动黎巴嫩或阿拉伯企业及国际上其他企业大力开展对华合作。1972年他首次当选黎巴嫩农工商会联合会主席后，随即组织黎巴嫩企业家代表团访华，由此揭开了黎商纷纷开展对华贸易的序幕。1981年卡萨先生组织了首个阿拉伯国家企业代表团访华。1988年，在卡萨先生的倡议下，阿拉伯国家农工商会总联盟与中国贸促会签署协议，成立了中阿联合商会。如今中黎、中阿贸易与当年卡萨兄弟勇探对华贸易之路时已不可同日而语。2014年中黎贸易额达到20亿美元。同年，中国是阿拉伯世界第二大贸易伙伴，也是9个阿拉伯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作为中阿贸易最早一批“吃螃蟹者”，卡萨兄弟功不可没。1985年，卡萨先生曾率国际商会代表团首次访华。1999年他就任国际商会会长后，立即推动成立中国国家委员会，如今该委员会是国际商会中最活跃的国家委员会之一。
20世纪80年代，卡萨兄弟将目光转向金融，收购了法兰萨银行。如今该银行在11个国家设有分支机构。此后，金融取代贸易，成为卡萨兄弟的主业。转入银行业后，卡萨兄弟立刻推动与中资银行的合作。迄今法兰萨银行已与中国多家银行建立了代理行关系及伙伴关系，包括中国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交通银行、兴业银行、中国光大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江苏银行等。2013年，法兰萨银行专门设立了中国业务小组，这在阿拉伯国家银行中是首创。2014年，法兰萨银行接待了中资银行代表团一行，进一步商谈合作。2015年2月，法兰萨银行在黎巴嫩发行了首张银联卡，受到黎巴嫩民众，特别是商界人士的欢迎。黎巴嫩开展对华业务的企业家很多，每年出席广交会者均十分踊跃，平时赴华从事商务者亦络绎不绝。法兰萨银行发行银联卡为他们提供了方便。卡萨兄弟还积极向黎巴嫩及阿拉伯企业介绍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为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出谋划策。法兰萨银行专门制作了“一带一路”合作专刊。
至今卡萨先生已访华50多次，受到过不少中国领导人的接见。多年来，他也在黎巴嫩接待过各个级别的众多中国代表团。他将中国访客视为家人，将同中国打交道视为极大快乐。
为表彰卡萨先生在促进各国对华贸易方面所做的贡献，中国贸促会于1997年向他颁发荣誉勋章，又于2007年授予他荣誉会员证书。卡萨先生的弟弟告诉我，卡萨先生一生获得各种荣誉称号无数，但他对家人说，他最珍视的是中国贸促会给予他的荣誉。
2015年5月，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企业家大会暨第四届投资研讨会在黎巴嫩举行。中国政协副主席王正伟、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在会上发表主旨讲话，卡萨先生作为阿拉伯国家农工商会总联盟名誉主席也出席了会议。会前，新华社记者采访了卡萨先生。他抚今追昔，提到2015年是第一个黎中贸易协定签订60周年。他对中国现已成为黎巴嫩及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的第一大货源国感到十分高兴。他说：“我的经商生涯与中国密切相连。我从中国学到了许多东西。我今年已经86岁了，只要我还活着，就会继续致力于促进两国关系。”他还表示：“中国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我将继续为‘一带一路’建设以及推动阿中和黎中关系出力。”
我赴黎巴嫩任职伊始即去拜访卡萨先生，他十分热情地接待我，对中国的友好之情溢于言表。他豪爽地嘱咐我，在黎巴嫩工作有任何需其协助之处，尽管找他。确实，卡萨先生不仅是黎巴嫩商界翘楚，在政界也人脉深厚。他本人曾出任过黎巴嫩经贸部部长。我在黎巴嫩期间他女婿是黎巴嫩新闻部部长。
卡萨先生多次邀请我赴其家宴，还曾邀请使馆全体馆员到其在贝卡谷地的酒庄度周末。贝卡谷地横亘在黎巴嫩两条高峻的山脉之间，良田沃野、一马平川，风光无限。卡萨先生的酒庄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所产葡萄酒为黎巴嫩最知名的两大品牌之一，质量上乘，但数量有限，价格不菲。卡萨兄弟请我们在酒庄花园内用餐，畅饮佳酿。看得出，与中国朋友在一起度过一段休闲时光使他十分愉快、放松。我衷心祝福这位中国情结如此之深的黎巴嫩老人，愿他寿比南山，为中黎、中阿友好不断做出新贡献。
与中国心有灵犀的人们——令人难忘的黎巴嫩各界友人
除上述三位人物外，黎巴嫩还有许多与中国有缘之人。黎巴嫩政党、教派林立，由于历史纠葛和现实冲突，相互间矛盾错综复杂。然而，黎巴嫩各方人士对中国的态度都十分友好。我工作中接触过的各位政界要人、宗教领袖自不必说，都将中国视为朋友，对我的工作都给予方便和支持。我常成为他们的座上客，与他们交谈觉得十分亲切、投缘。有不少人和事都让我很感动，我深知，他们是通过我真诚地表达对中国的信任和友好。此外，我还结识了许多其他各个社会阶层的人士，他们对中国的友好之情也令我难忘。在此仅举几例。
卡西尔先生
我到黎巴嫩工作不久，便有一位年逾九旬的老者登门造访。老人鹤发童颜，身板硬朗，一看就是个老寿星。老人名叫卡西尔，前来别无他意，就是要对我来黎巴嫩就任表示欢迎，告诉我在黎巴嫩有他这样一位热爱中国的老者。卡西尔先生向我介绍了他与中国结缘的经过，真是说来话长。他当年在非洲塞内加尔经商时结识了法国外交官佩耶，两人成为挚友。1964年中法建交，佩耶被任命为首任法国驻华大使。那时中国在世人眼里是个神秘的国度，法国是第一个与新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佩耶赴任时邀卡西尔先生同行到中国一游，卡西尔先生欣然应邀。他一到中国便为这个古老而又新生的国家所吸引，从此爱上中国，一往情深，至今不渝。
卡西尔先生向我赠送一把做工十分精致的阿拉伯宝刀，说是见面礼。我见老人一片诚心，不忍拂其美意，便嘱同事在馆内好生收藏，作为“镇馆之宝”。此后，卡西尔先生还时常邀请我及同事们到其府邸做客。
黎巴嫩人有经商创业传统，且四海为家，足迹遍布全世界。据估计，目前在世界各地的黎巴嫩人有1 500万到2 000万，且许多人事业有成，前面提到的墨西哥电信总裁即为一例。卡西尔先生亦属这类成功人士。他一生在非洲和法国打拼，老来回黎巴嫩定居。他在贝鲁特东南1万多米处的一片山坡上建了豪宅。房屋由他自行设计，宽敞明亮，典雅庄重，如同宫廷。屋前是一大片花园，草木葱茏。
我第一次前去拜望这位老人时带了一件中国工艺品作为回赠之礼。不料他家中已摆放了许多中国工艺品，要找一件他还没有的中国工艺品还真不容易。
卡西尔夫人对我们同样十分热情，虽亦年迈，每次见我们到访仍要亲自指挥厨房准备佳肴，并指挥侍者将餐桌布置得就像在高档餐馆里一样漂亮。
每逢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等重要活动，卡西尔先生一定出席，而且在现场和所有来宾一样始终站着。我们怕他疲劳，给他搬把椅子，他也不肯坐。他喜欢开玩笑说，他还年轻，才60岁。我也常回应说，我们都是60岁的小伙子。他听了很开心。与这样一位慈祥、和善的老人在一起，你会感到亲切、温暖，就像与自家长辈相处，中黎之间历史、文化、民族等各方面的差异以及两国间遥远的距离似乎根本不存在。
埃德先生
埃德先生也是奔“九”的人。他是黎巴嫩新闻界元老，掌控黎巴嫩一家主要报业集团，曾任黎巴嫩新闻部部长。黎巴嫩上上下下都熟知其名。这位老人同样十分和善、慈祥，我首次去他府邸拜访时，就有一见如故的感觉。他兴致勃勃地向我讲述他如何从50年代起就一直关注新中国发生的一切。他提及许多当年中国发生的大事，准确地说出一些当事人的名字，言谈之间满含对中国的友好之情。我想，即便是中国人，现在的年轻一代也未必对他所谈及之事都有所知。他说，这是他从事新闻职业使然。但我认为，他对中国的兴趣远远超越了职业层面，而且是十分友好地观察中国，驱动他的显然是一种很深的中国情缘。否则，他对中国的了解不会如此细致，记忆不会如此清晰，看法也不会如此客观。
初次见面他就留我共进午餐。后来我也请他和家人到使馆做客。全家人对中国都很友好，席间谈笑风生，其乐融融。
萨马哈大使
萨马哈大使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出使中国长达十多年。他曾代表黎巴嫩总统先后给马海德及冰心授勋。他在给冰心授勋的仪式上满怀激情地赞扬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强调“这些品质是由兼收并蓄、坚忍不拔、顽强拼搏和诗一般的温馨融汇在一起的一种民族精神”。
了解萨马哈大使的人会知道，他说这番话并非外交辞令，而是发自肺腑。他在华任职期间很活跃，积极推动中黎关系。退休后，他仍然为中黎友好奔走，曾任黎中友联主席。2003年马海德铜像在哈马纳镇揭幕时，他便作为黎中友联主席在揭幕仪式上发表讲话。
我在黎巴嫩期间多次到他府上赴宴，他也常来使馆做客。他和夫人及女儿一家三口都对中国感情深厚。他女儿是在中国度过童年、少年时代的，上的是中文学校，至今还会说中文常用语。有一次，萨马哈大使在贝鲁特做公益讲座介绍中国，他女儿先操作幻灯片并讲解，放映的照片都是一家人在北京拍的街景、名胜和普通市民日常生活场面，听众们兴趣盎然。然后萨马哈大使回答听众的踊跃提问，气氛热烈。我在黎巴嫩工作期间也不时会向公众做关于中国的讲座，但我想，由一位驻华大使讲中国，黎巴嫩公众肯定是另一种感受。
萨马哈夫人在华期间潜心学习中国画，已有相当造诣。她在家中挂了许多自己的画作，都很有水平。可惜她前些年中风后便不能站立和说话，只能坐在轮椅上同到访者握手致意。她每次见到中国人就眼眶湿润，竭力从嗓子里发出一些声音，总想与大家交流。显然，她对中国有太多的美好回忆，有太多的话要说给我们听，见到中国人而不能说话使她十分痛苦。我们也为她揪心，祷愿能有奇迹发生，使她恢复健康。我每次请萨马哈大使到使馆做客时都关照他偕夫人一并前来。尽管她行动不便，见到我们又会眼泪汪汪，但我想，她一定喜欢置身于她熟悉的中国氛围，她内心深处一定希望多有机会和中国人见面。
叶海亚准将
叶海亚准将是首位赴中国国防大学进修的黎巴嫩高级军官。他曾任黎巴嫩军事学院院长。我在黎巴嫩工作期间，他任总统顾问。
叶海亚准将对他在中国进修的这段经历难以忘怀，经常邀请我和使馆同事到其府上做客，回忆他在中国度过的时光。他夫人曾在他进修期间赴华探望，两人显然对中国的一切都充满感情。他们共同说起如何能像中国老百姓一样乘坐公交车从位于京郊的国防大学进城，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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