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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嘉烈在春森巷
我在东铁线上，想起那条巷子。
春日午后四点半钟，从香港回深圳的东铁线上旅客极少，穿校服的跨境学童在难得空旷的车厢里奔跑追逐扔纸飞机。阳光温暖又寂寞地照亮车厢地板，车窗外面是快速闪过的青山、田野和南国的房舍。
我戴着耳机听歌，“穿过一列平原/穿过一列长街/宇宙温暖寂静/没有花/车在车站停留/窗外一列黄花/渴睡的你睡着/没见它。”
《亲爱的玛嘉烈》。念出歌名的同时，我脑中灵光闪现，想起了那条巷子的名字。这情景何其穿越，在香港的火车上想起了老家的旧巷子。我盯着车外山壁上一簇小黄花，兀自发笑。
我掏出手机给顾长城发微信：“那个名字，终于想起来了。”
顾长城是我的旧同学。之前有一次和他说事情，不知怎么就歪到那条巷子去。
离开老家已经很多年。参加工作的头两年，我曾经在老家的一家科研设计院工作。那时按规定刚入职的新员工都要到郊区的实验厂“锻炼”三个月，那条巷子就在设计院的筒子楼宿舍到郊区实验厂的路上。实验厂是“三班倒”制度，我有时清早去上班，有时又在黄昏里出发，坐上单位的交通车，过了一个大转盘路口，转右，穿过那条巷子，再往前开大约二十分钟，远远的就能看到工厂烟囱的轮廓。
对巷子记忆深，是因为它好看。犹记得巷子两边的房屋很多是红砖墙，春天里有开着粉色蔷薇的枝条垂下来，任意一角都可做文艺片的布景。有时交通车会和公共汽车小心翼翼地檫肩而过，1990年代的公共汽车长着老派的眉眼，它摇摇晃晃地穿过布景，反向而去，像一趟奔往未知的专列。
顾长城在大学毕业后回到老家工作，直到今天。那时他在一家公司做业务，每天跑客户单位，也经常坐公交车穿过那条巷子，但他跟我一样，从没在巷子里下过车。
有一次同学聚会，我们说起那条巷子，但都想不起它叫什么名字。没想到，半年后的这个春日下午，在从香港开往深圳的火车上，我灵光闪现想起了它，它叫春森巷。
我们科研工作者
在1990年的老家城市，我曾经工作的科研设计院是数一数二的好单位。有独立大楼，知识分子成堆，同事来自全国各地，还出过一位副市长。跟我同一科室的就有曾经留学英国的退休返聘老工程师，七十多岁的老头一口老派英文，对我们年轻人很客气：“世界是你们的。”
我被分配到总工程师办公室。总工姓罗，小个子，戴黑框眼镜，长着特别有智慧的大脑门，常年在出差，不怎么搭理我们小年轻。总工办主任姓魏，美丽的魏太太是本单位设计部的高工，据流言蜚语报道，魏主任比魏太太要小几岁，当年魏太太有夫有子，在遇见很帅的魏主任后，不顾一切为他离了婚。
四十多岁的魏主任仍是很帅。
同科室还有两位老师，一位是爱喝浓茶的陶老师，另一位是爱喝淡茶的王老师。王老师原籍本城，在天津出生长大，跟着名厨父亲学得一手好厨艺，包饺子更是一绝。王老师在一个周末请我们几个年轻人去他家吃饭，他包饺子的速度之快，我印象中至今无人超越。
由于专业是英文，我也帮单位的情报站做一些工作。情报站不是特务机关，是一家专业信息研究机构，还出版一本专业杂志，冠了国家级的头衔。情报站有英、日、俄各语种的翻译人员，但是站长派给我的指导老师却是俄语老师，当时我不明所以，后来才知道，
站里的英语翻译前辈才华横溢兼行迹飘忽，很快就离职去了一家外企。
我的指导老师张老师有一张严肃的脸。有一次我跟着他坐火车去省城上级机关送材料，在火车卧铺上嗑瓜子打牌织毛衣的各色乘客中，他大声严肃地对我说：“我们科研工作者必须这样，谁让我们是科研工作者呢？”当年的我听着这些，心里是羞愧的。
单位年轻人多，经常有这样那样的活动。团支部组织团员去过一次竹海，在通往山区的崎岖陡峭山路上，当晕车的我闭眼假寐时，其他人自发地围成一圈，把同车老乡的背篓倒立放置当成桌子，在能把人抖得灵魂出窍的车厢里喝五吆六地——打扑克。我偶一睁眼，正看到一位老乡边观战边抿嘴乐：“这些人，好好笑哦。”
披浴巾的天鹅
那时候单位的年轻同事都住在一幢三层筒子楼里，邻居也有已婚正等着单位分房的同事，所以那个筒子楼也叫周
转房。楼道两边房门对开，天然气炉具排成两列纵队——本地盛产天然气，在很多城市的居民还在吭哧拖煤气罐的时候，本城早就通了管道天然气。下班时分，一排炉灶上同时燃起蓝色火苗，沸腾的夜晚生活就此展
开。那时抽油烟机尚未出现，大家烟熏火燎地做好饭，门帘一撩端进屋各自去吃。
我在筒子楼里有过两个室友。第一位是行政部安排的顾爽，她是工科生，比我高好几届，我来的时候，她已然有工程师职称。作为单身女青年，顾爽一个人在那间宿舍里住了好几年，当然不愿意有一个闯入者，所以一开始她对我是很冷淡的。
我第一天到实验厂上班是上早班。担心迟到，我把闹钟定到凌晨5点，半夜也睡不踏实，无数次醒来看时间。顾爽被我无数次翻身折腾和凌晨5点的闹钟弄醒，很是生气，就到行政部去强烈要求让我搬走。但行政部表示并没有更多的房间，她只好勉强继续收留我。
后来我们关系改善很多，她晚上会和我一起外出散步。筒子楼隔着一道马路有一条护城河，河对面是一所著名的重点中学，我们去到中学校园里散步，也顺便研究过附近农田里待摘的豇豆辣椒和茄子。
我一般三餐吃食堂，偶尔也约上同期进单位的小伙伴一起做饭。说做饭也简单，晚餐在食堂打二两米饭，炒两只鸡蛋，配一把豌豆苗或是莴笋尖，放在一起煮成烫饭，就是很美的晚餐——那时的莴笋尖一斤不到一毛钱。
但顾爽的“被闯入”感始终未消散，正好斜对门房间的李菲菲经常向我示好，热情邀我同住，我就搬了过去。李菲菲是化工学院的优等生，模样秀美又性格温柔，可惜在大学里经历了一段求而不得的单恋，精神出了问题。房间里她的写字台上常有一些女孩子气的小花小朵，看得出来，她是特别宜室宜家的那种女孩子。
夏天到了，李菲菲喜欢去对面的中学游泳馆游泳。每次回来她都很开心，会对我说：“我披着浴巾，坐在泳池边上，像一只天鹅……”
当天气越来越热，她有了旧病复发的迹象。吃药不管用，她开始胡言乱语，一入夜就跟我讲她那个男同学。我内心充满同情，但也难免惊惧，就借着早婚的理由，在筒子楼的一楼申请了一个单间，搬离了三楼沸腾的生活。
李菲菲被母亲和弟弟带回家乡，不知所终。
李智伟从楼下跳下去了
二十多年后，旧同事里唯一还和我有联系的只剩下丹姐姐。丹姐姐其实年龄比我小一个月，但那时她一头长发，我剪男仔头，她喊我弟弟，我就顺势喊她姐姐。
设计院在2000年后解体，一部分科室并入另一个大集团，一部分人离开单位另找出路，丹姐姐回到她从前读书的大学当了老师，现在是教授，每年七月会在朋友圈发一些师生合影和勉励毕业学子的话。我们见过一次面，她跟我讲起很多旧人旧事：顾爽结婚又离婚，带着女儿去了北京；跟我们同期进单位的张西北，从单位出来开了间建筑设计公司，她家小区的房子就是他设计的；另一个同期的杨艺，离职后开了一家私房菜馆子，生意兴隆。
也有一些噩耗。
跟丹姐姐同科室的吴姐姐，前年得肝癌死了。
那位七十多岁还爱讲英文，每天午餐要和二两白酒，曾经对我说“世界是你们的”的黄老，在八十多岁的一天，喝完午餐的二两酒后，因为不堪年老，自缢于春森巷的老房子里。
筒子楼这边，曾经的邻居李智伟，也死了。
李智伟死得蹊跷。有一天，他跟太太和女儿一起出门，原本是要去逛街购物的。下楼后，他对母女俩说还要回家拿样东西，让她们等等他，然后匆匆上楼。几分钟后，母女俩在楼下院子里听见啪的一声，李智伟从四楼阳台上扑了下来。
李智伟的死让当年同住在筒子楼的女同事曾蕾哭成了泪人。
曾蕾是个胆大敢说的人，她的丈夫恰恰相反，话很少。我们经常见到这个东北男人端一只大号汤盆，蹲在他们家门口的楼道里吸溜面条。曾蕾又很喜乐，她有一著名事迹是曾经在半夜里挨个敲已婚邻居的门，问谁家有多余的避孕套。
曾蕾和李智伟同一科室，关系要好，她打死不相信李智伟是“不慎跌落”。因为那几年单位改制，李智伟过得非常不顺，而他的不顺众所周知跟某位领导有关。在李智伟死后，曾蕾给上级单位写过很多封信要求彻查此事，始终无果。
李智伟的太太是河对面重点中学的老师，教数学，是个好老师。那时常有学生来家里找她问问题，有一次在楼道里遇到我，中学生们一开口就是：“阿姨，请问张老师家在哪个房间？”刚二十出头的我被喊作阿姨很不开心，就很冷淡地指了指她家的方向，并没有领受身后的“谢谢”。
在丈夫死后，张老师带着女儿去了省城，在一所大专学校教书。他们的女儿，那个我和丹姐姐特别喜欢的胖嘟嘟小姑娘，现在也三十岁了，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孩子。也不知道她会不会偶尔想起筒子楼的时光，和无忧无虑被爸爸扛在肩上嬉闹的童年。
李智伟葬在旧城的公墓里。我一直记得，他长相酷似《家有儿女》的夏东海。
这是我的山河故人
2015年的冬天，我回了一趟老家。顾长城开车带我去到设计院大楼的遗址，曾经在本城辉煌一时的大楼已经被拆成一片瓦砾，筒子楼还在，面目黯淡，摇摇欲坠，灰色外墙上大大的“拆”字有刺目的红。
在河岸边的区域改造工程指挥部里，我们看到一只巨大的沙盘。我试图进去看看，被工作人员阻止，后来顾长城解释说我是从远地回来看工作旧址的，对方这才放我们进去，然后小声说：“前几天有些拆迁户来闹事。”
车继续往前开，顾长城并没有告诉我要去哪里。直到大转盘出现在眼前，我发现自己对这座城市已经完全陌生。但是很快，当车开进一条僻静小街，我知道了。
沿着有坡度的街往上走，很快就看见了那条巷子。巷子两旁是已然破败的红砖墙，没有春天的蔷薇，初冬登场的是粉色和黄色的菊花。长街寂寥，11月空气微寒没有风，我和顾长城穿过巷子，像穿过一幕二十年前的布景，实力演绎沧海桑田。
十多分钟后，车子安静地驶入一个厂门，这是我“锻炼”过的实验厂。
顾长城跟这家工厂有业务关系，他先到办公楼跟厂长聊了一会儿。厂长看着我说：“你以前在这里工作过？看着眼生。”
我说：“我是水压机房的学徒嘛，很少来办公楼。”水压机房的工作，现在想来是可以交给机器人去做的，大致就是整夜守在水压机旁边，水满了绿键亮起就按一下 Stop键，如此往复循环。
零点下班，会有食堂的推车准时送来夜班饭。我每次都吃很多，回锅肉之类的，导致半年后体重暴涨。吃完饭会去夜班宿舍眯一会儿，下夜班的工人都睡在那里，棉被很厚，我觉得它们是正方形的，因为每次睡觉总有一段脚露在外头。隔着蚊帐，吊扇在头顶呼呼地吹，一整夜。
那时候的厂区，人多，兴旺。然而这一天，我和顾长城走在厂区，只见到零落的少量工人。他们三三两两地走过厂部大楼外面停着载重货车和大型机械的空地，天色青灰，前程未明。
仓库里堆着很多装箱整齐的大货，库门洞开，却没有车辆进出。厂区大门高大的横梁上，有明显的锈迹挂下来。
回去的路上，顾长城对我说：“你别看工厂破败，能像这样已经很难得。像这样的小厂，破产是分分钟的事，他们一直撑着，还在生产，不容易。”
我的一位朋友曾经说“山河不留恋，故人不可期”，可是这一刻，我看着我的山河故人，他们的破败和坚守让我觉得，有一些事物，似乎是可期的。
没有死去的，愿他们重生。
祝福你捱到新天地
祝福你捱到新天地2016年，有一天，顾长城发给我一组照片，是我原先单位的旧址上建起的立交桥。顾长城说，他开车从桥上过，差点就迷路了，这城市变化太快。
后来，又有一天，顾长城说，春森巷也拆了。城市开发的车轮轰隆向前，终于碾过了春森巷，这条巷子从此只存在于我们的记忆里。
关掉消息，我重新点开《亲爱的玛嘉烈》。听到最后一句“诚心祝福你捱得到新天地”，我又兀自笑起来。山河仍在，故人不远，愿下次再见时，春森巷连同整个城市，都有一番新天地。
本文摘录于《女报》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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