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自述
二、我的大学读书生涯
本文应《师道（人文）》杂志之约而写，谢绝其它期刊刊载。
王召强
坊间流传的一些我在大学期间刻苦读书的轶事，一经渲染，自然有其夸张的成分。其实，在我的大学同学里面，我既不是读书最多，也不是成绩最好的一个。虽然我在高中阶段也利用课余时间读过不少名著，但那毕竟是作为一名普通读者泛泛而读而已。既缺乏专业的指导，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很多书真的只是读过而已。
到了大学以后，面对华师大文科图书馆里面浩如烟海的藏书，真有一种小老鼠掉进米仓的感觉。大学四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可以躲在图书馆里贪婪地读书，有时不惜翘掉一些不大喜欢的课，也要埋头扎进图书馆的宝藏里。大学最大的好处就是不用再为应试而烦恼，在成绩上你只要能通过期末考试就好。
何况在我们读书期间，学校为学生提供的奖学金数额和比例实在都少的可怜，像我这样自由而散淡的人，一点儿去争取的欲望都没有。我想我还是老老实实，凭自己的本事去勤工俭学吧。我一直很羡慕西方社会那些勤工俭学的社会制度，加之家庭贫困，实在供养不起我这个大学生，因此一进大学，我就四处打听勤工俭学的门路。
没想到，华师大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勤工俭学中心为我们提供了无数做家教的机会。像我这样贫困的外地学生，几乎没有不做家教的。大学是九月份开学，十月份我就拿到了勤工俭学证，从此开启了我的教书生涯。我到现在依然记得，我得到的第一份家教费用是每小时16元，每次两个小时，扣掉来回的公交车费，可以得到30元。
我把这个消息兴奋地告知远在家乡含辛茹苦的母亲，我终于可以经济独立了，而且两个小时赚的钱，比她辛苦一天赚的都要多。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农村地区的商品终于活跃起来了，像我母亲这样的农村妇女也可以靠贩卖苹果谋生了，只不过因为农民手上实在没有闲钱买水果，就用家里多余的粮食来交易。村里头脑活络的人先去外地把苹果贩卖过来，再批发给农闲的妇女，到周围的村庄以粮食交易苹果，再把所得的粮食拿到镇上去卖掉换钱，一天到晚忙下来可以赚得20元左右。我高中三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就是母亲这样一个苹果一个苹果贩来的。
那时我继父在煤矿上的工作经常拖欠工资，我差点因为交不起学费就辍学回家了。好在班主任伊老师在得知我的家庭情况之后，为我争取了一次学费减免，才度过了一大难关。因此你可以想象那30元家教费用，对于像我这样的外地学生而言，意义多么重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上海成熟的家教市场，很多外地学生根本就没有经济能力读完大学。
大学四年期间，我平均每周做3-4次家教，最多的时候是在暑假期间，平均每周做8次家教。记得有一年暑假，我要骑着自行车来回奔波于上海的五个区，最远的单程要骑行一个多小时。那个暑假我一共赚了3000多元，基本上解决了我的生活费用问题，而我听说隔壁寝室的同学，有人居然赚了6000多元，真是令人叹为观止。于我而言，做家教最大的好处当然是勤工俭学，基本上解决了我的生存问题。但是，在做家教期间，我同时在读的是另一所大学——大上海。
对于我们这些外地学生，尤其是出身农村地区的学生而言，高考这架超级杠杆把我们一下子从乡村社会甩入了现代都市社会，真的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虽然我高中三年也是在城市里读的，但毕竟迫于学习压力，每天都过着“宿舍-食堂-教室”这种三点一线的狭隘生活，并没有很多机会去切身体验城市的魅力，何况三线城市也没什么好体验的，只不过是一个相对大一点的城镇而已。
但是上海就截然不同了。大学以前，我对上海的了解还停留在高中课本上的五口通商、十里洋场、陈毅市长这种历史阶段，丝毫没有现代观念。家教，让我走出了大学的象牙塔，走进了上海的大街小巷，走进了上海的各式家庭。
大学四年，我几乎教过所有年龄阶段的学生，小至四五岁的幼儿，大至十八九岁的大专生，接触过各个社会阶层的家长，贫至家住一室户的家庭，富居独栋别墅的台商，不一而足。家教通常都是一对一的辅导，因此我要根据每位家长的需求和每个学生的特点，制定出不同的教学方案，这在某种程度上大大锻炼了我的教学技能。
像富居独栋别墅的台商，根本不需要我教给孩子任何知识，只需要我陪孩子玩一个下午的游戏即可，而且没界定说一定要玩益智的游戏，捉迷藏、打水仗、各种棋类都可以，电子游戏也可以，只是不能超过一个小时。很多我之前根本没有玩过的游戏，都是我这位年仅5岁的小学生教给我的。《学记》所云“教学相长”的道理，真是一点儿也没错。就这样每周去陪玩一个下午，我就可以赚足一个月的生活费。这真是我家教生涯中最美好的回忆。
更多家长，尤其是工薪阶层的家长，当然是奔着提高孩子的学习成绩这个目的才请家教的。他们一听说我是外地学生，都对我特别照顾，或是主动提出增加课时费用，或是报销来回交通费用，或是主动留我用餐。总而言之，上海的家长们给我留下了尊师重教的良好印象，丝毫没有影视作品中渲染的那种精明、市侩和排外的感觉。
开学之后，大学里面就禁止上海本地同学在寝室里讲上海话，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文化冲突。这个举措的出发点是好的，不过也导致我们在很长时间之内都听不懂上海话。其实出了校门，还是要听各式各样的上海人说上海话的，像松江话、崇明话、浦东话这些更具地方性的方言中的细微区别，我们就更听不出来了。总之，能听懂“侬好”“对勿起”“吓吓侬”这三句话，就可以走遍上海都不怕了。
其实，无论他们是讲上海话还是普通话，我们和上海同学的关系出得都还不错，毕竟他是才是东道主，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具现实意义的小导师。再说，上海人都是很文明的，你很少看到有人在马路上撸起袖子来干架，这跟我想象中的“上海滩”真有点不一样。
其实，大学四年最遗憾的就是，在我身边的同学中，很少有人是抱着当教师这个理想来报考华师大的。像住我们隔壁寝室的幼儿教育专业的男生则更冤枉，居然是被调济到幼儿专业的，他们根本就不想做幼儿园叔叔。像我这样直奔教育主题的学生反而显得有些另类，这个问题倒是真困扰了我不少时间，直到大学三年级的暑假，我还没有走出这个怪圈。
是毕业之后直接参加工作，做一名语文老师，从而完成我的夙愿，还是继续学习，拓展我的专业兴趣，投考历史系的研究生，这又成为我人生中的一个两难困境。我真的很热爱历史学，高中三年我都是历史课代表，在高中三年的历次考试中，唯一没有考过第二名的学科就是历史，因为每次历史考试我都是第一名。大一的时候，我就去旁听过历史系的课程，大三终于可以跨专业选修课程的时候，我马上就选修了两门历史系的课程，一门易慧莉老师主讲的中国近代史，一门路新生老师主讲的中国近三百年思想史，两位老师的人格魅力和学术研究都很令我叹服。
大三暑假，我买好了考研的工具书，准备在空调马力十足的食堂埋头复习的时候，我才翻了几页公共课程和考研英语，就果断放弃考研了。我不想再在这种无谓的应试中浪费我的宝贵时间了。历史学有什么难的，我完全可以自学。我抓起随身携带的钱穆的《国史大纲》，认真研读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