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虞文
李君以二百一十余万字之《六朝丽文赏析》，嘱我作序，并声称为立言不朽。古人云：“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在古人而言，撰书立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以扬名当世，亦或藏之名山，传之同好，是一种对生命意义的独特追求。但在今人而言，又有多少实际意义？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尘世嚷嚷，跋涉奔波，无非是灯红酒绿、名利往来。感念其费心劳神，一片痴情，执着数载，又篇幅浩繁，所承载的文化信息量较大，下面仅就本人浅疏认识虚誉一二。
六朝（本书指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具有独特历史地位的时期。在这近四百年间，政治舞台风云变幻，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此起彼伏，再加上军阀作乱、流民暴动、南北对峙攻伐，社会长期分裂，战乱频仍，为中国历史所少见。虽然也出现过西晋时期的短暂统一，但就总体而言，分裂割据始终处于时代的主导地位。同时，文字、文学也发生了许多变化，在整个文字学、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战乱使很多人丧生，也带来了饥馑、瘟疫及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这些都深刻地影响了文人的心态与精神风貌，形成了文学的悲剧性基调及生死、游仙、隐逸的文学主题。另外，在分裂中有融合，在破坏中有建设，出现了新的经济区域。在“十六国”时期，北方的辽西地区和凉州地区即已得到较好的开发。东晋、南朝时期经济重心南移，在历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六朝时期又是中国历史上各民族大融合、文化大融合的重要阶段。可以说，自魏晋至南北朝是继春秋战国以后一次更为波澜壮阔但也伴随着更为血腥残暴的民族迁徙和融合的时期。这一时期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现象是“士庶之际，实自天隔”（《宋书·王弘传》）的士族门阀制度。由于士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享有特权，这种制度的盛行导致了复杂的阶级关系和森严壁垒的等级制度。它阻碍了庶族出身士人的仕进之路，加剧了士庶矛盾，并对这一时期文学特色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社会的剧烈动荡，不但造成文化载体的大量损失，而且打破儒家一尊的局面，刺激多种文化因素的蓬勃生长、重家轻国观念的泛滥和胡汉文化的融汇合流。六朝也是中国历史上继春秋之际“非礼”思想盛行一时、战国“百家争鸣”以后，思想自由活跃的时代。儒学定于一尊的局面被打破，刑名法术之学受到一些政治家的青睐，魏晋玄学以及民间的道教、外来的佛教为乱世士大夫所欢迎。总之，各种思潮纷纷兴起，儒学式微，玄学兴起，佛道二教广泛传播，尤其出现了一股重视个体价值的社会思潮，推动了社会思想和学术多样化的发展，从而有力地促进了文学、音乐、绘画、书法以及雕塑、园林建筑等艺术的发展。历史公例已证明，在思想、个性遭到禁锢的时代，艺术也就难以繁荣发展。六朝时期多元化的思想格局，哲学思想的活跃，也带动了文艺思潮的活跃。文学的自觉、文学创作的个性化、对文学的重视和文学观的发展无不是其特征。就文学的主题而言，六朝文学不再是“天人合一”经学思想的附庸，脱出了政教的色彩和两汉美刺教化的文学功利原则，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现实人生和个人的精神世界，从而使人成为文学的真正主题。这一时期文学创作还出现了多元的文化价值观、文体和风格，呈现出求新求变的风貌。从“建安风骨”到“正始之音”，从东晋“玄言玄理”到刘宋“山水清音”，从齐梁“新体”再到梁陈“宫体”，文学的风尚、题材、形式的潜衍流变无不折射出文学思潮的活跃。
此外，就文字而言，六朝时期也是汉文字史上最为特殊的历史阶段。此间隶、草、行、楷多种书体相互作用演进，形成了极为复杂的文字现象，使之异形别构文字的产生具有天然的土壤。而国家与民族的大分裂、大动荡，也造成了各地区间语言文字的隔阂，统治集团政权更换频迭，经济拮据，无暇进行正字规范工作，尤其北朝十六国时期的这种局面益甚，写本书籍及碑刻墓志俗字连篇累牍，诚可谓“字之变体，莫甚于六朝”（清毕沅《中州金石记》卷一）。即使有颜之推、江式等人严厉批评文字使用的混乱，呼唤文字的统一，顾野王更奋起编纂《玉篇》三十卷试图规范汉字，但是这种声音自然无法在全社会产生重大影响。
文学形式的发展演进和时代决定的思想感情在每个时代都会不同，六朝文学更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只有倡导文学本位，把作者及其作品放到广阔的时代、文化背景上，才能更好把握作品的深刻内涵。袁行霈曾在给徐宝余《庾信研究》写的序中说，“我长期以来一直希望能以文史互证的方法，把庾信放到南北文化交流以及南北朝文学向隋唐文学演进这两个坐标的交汇点上，对他进行深入的研究”，无疑是深有见地的。如陆游诗“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沉痛中隐含愤慨，钱钟书《宋诗选注》评曰：“白居易《西凉》曾说：‘遗民肠断在凉州，将卒相看无意收’，这种语意在南宋人诗词里变得更为痛切了。”白居易之所以写不出这样“痛切”的诗句来，并不是因他思想境界没有陆游等南宋人高，而是因为他的时代与南宋不同，无法产生那样“痛切”的感受。同样，北周庾信表现叹恨羁旅、忧嗟身世的乡关之思文学创作也是后人难以摹拟的。亡国之变、出使被拘、故国易主、华夷之辨等特殊的时代背景使庾信的后期创作哀怨凄恻、笔调劲健苍凉，艺术造诣达到了“穷南北之胜”的高度。尤其庾信所思念的“故国”是真正意义上的“故”国，这与之前屈原悲“王之不聪”、为国家前途担忧的故国之思，以及苏武、李陵等人的国家之思有区别的。当时陈已代梁，复兴大业无望，即使回去，也是他人的天下了。是以清初徐炯注《哀江南赋》序指出：“江陵固已先帝之仇，石头亦为篡主之所。”因此，对文学的研究须植根于对文学史、历史、地理的研究。用史学的观点理清文学的脉络，用美学的观点发掘文学的内涵，是文学研究的重要途径。历史学家不应回避史学与文学的关系，文学研究者更应关注文学与史学的关系。自中国文学传统始，诗歌等文学体裁与历史同根共源，有着内在不可分离的联系。作为学术研究方法的“诗史互证”（包括“以诗证史”、“以史证诗”和“诗史互证”三个方面），充分结合了此二种文体的内在机制，以历史真实与文本真实相互参照，对文学作品的阐释视野进行了极大地拓展。此外，和平年代的我们更不能忘记历史，正如鲁迅所说的“现在的二十左右的青年，大约很少有人知道三十年前，单是剪下辫子就会坐牢或杀头的了。然而这曾经是事实。”（《且介亭杂文·忆刘半农君》）当然，史书记载往往有后人加工的成分，像“二十四孝”未必可信，《史记》未能完全剔除有建迷信的神异传闻，《三国志注》广引志怪材料，《晋书》多采《世说新语》甚至《搜神记》，《资治通鉴》亦采野史，虽颇遭后人诟病，但从以史为鉴的角度来说，有时考证历史的真实性意义并不大。像“杨贵妃处女考”，我看就意义也不大。（但也有人认为学术意义很大。）又西汉丁兰“刻木事亲”，事之如生，木竟能出血、流泪，其中的虚幻成分自不待言，但传统孝道认为“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礼记·中庸》）这不过是通过奇异的故事，用来说明这种孝心的超现实作用。事在义理，人以为鉴。地理学、历史地理学所构成的研究领域，比如历代疆域变化、人口地理、政治地理、军事地理，都试图揭示人类历史全过程中人与环境的关系，不但影响着人类发展的进程，也影响着文学的创作。本书在编写过程中，作者以历史主义的眼光考察文学的源流，重视文学与历史、地理的结合，力求从史学、历史地理学和文学史的角度审视古文，也在后记中简要介绍了六朝文学史。可以说，这是一部带有相当史学性质的文学鉴赏选本。一部《六朝丽文赏析》，就是风云激荡的魏晋南北朝时代生动历史记录的一个反映。
作者志在编写一本通俗、完善的六朝名文选本，展现国学的一些基础知识。故对所选古文的底本详加审查，力求以校刻精良之善本为底本，展现古文的原始面貌，又每篇都有主要校勘（就连总集、别集中不常见的《让县自明本志令》，也校以《三国志文类》、《册府元龟》、《郝氏续后汉书》等），并在注释中对词句作重点注释，力求以所选古文为经，在校勘、考释、评点等方面能在前人基础上有所提高，折射出更多的朴学、史学、美学知识，以便读者提高方法、视野等方面的学术素质。作者的本义是引古筹今，经世致用，并非是好博尊闻而“屠酤记账”（方东树《汉学商兑》）；但由于古文深奥，涉及知识面较广，书中介绍的文字、文学史、“小学”（文字、音韵、训诂）及版本、辨伪、校勘、考史、释地等考据之学较多，也存在着不少为考据而考据的烦琐文字，望读者辩证看待。作者在编写过程中博引众说，详加对比斟酌，断以己意，不肯蹈袭前人，一些观点值得探讨。在注释部分，解析了一些易误的汉字，注引典故也尽量查阅原始出处，力求齐全新颖，并纠正一些舛误，对李善注“或释事而忘义”之处也略做说明。如今简体字“吴”从口天，所谓“无口为天，有口为吴”；实际在古代，“吴”乃俗字，其繁体字“吳”，从夨、口。又“美”字的笔画顺序应从“羊大”，从“火”作“羙”者实为讹字，从“犬”更是俗字。“哥”的正确笔画应从二“可”，“冒”字的上面不是“曰”，“冑”和“胄”非同一字。还有泉为白水真人、木易为杨、立早为章之类，不一而论。诚如唐兰《中国文字学》所指出：“从汉以来，根据隶书说字的人不知有多少，‘泉货’是白水真人，‘董’是千里艹，一直到现在人说‘人未余’、‘立早章’，这是民间不懂字学的人说的。”《又与吴质书》全篇最早见于《三国志·魏书·吴质传》裴松之注引《魏略》，但该书以《文选》所录为底本。裴注引文严谨，时间又早，但史书引文往往加以删削。像首尾“二月三日，丕白”、“丕白”，裴注就无。作者引孙志祖《文选考异》观点加以说明。孙氏从文学总集选文与史书引录文篇在体例、宗旨方面的差异，举例说明不可依据史书所录妄为删增改动《选》文。又曹丕书信作年引傅璇琮、曹道衡之说，认为作于建安二十四年，极为精审。注释“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注引《文心雕龙·程器》、《颜氏家训·文章》历数古来文士不检名节，每陷轻薄。《洛神赋》中“屏翳”是传说中的众神之一，司职说法不一。曹植以为是风师，或以为是云师、雷师、雨师。王逸在《楚辞》各篇注中其说也不一。作者在注释献疑中乃引李善、吴曾祺、高步瀛、袁行霈说，最为通达，今不烦详加征引。李善注：“王逸《楚辞注》曰：屏翳，雨师名。虞喜《志林》曰：韦昭云：屏翳，雷师。喜云雨师，然说屏翳者虽多，并无明据。曹植《诘洛（当作‘咎’）文》曰：河伯典泽，屏翳司风。植既皆为风师，不可引他说以非之。”吴曾祺云：“文中凡遇有神仙鬼怪之事，总以删去不用为是；其有不得已而及之者，不必加以断语；此存疑之法也。盖遂信以为有者，固属癡人；而必辨以为无者，亦属多事。……此有如纪晓岚论郭景纯注《山海经》，备言周穆王会西王母事；至注《尔雅》，则西王母只西方一国。盖《山海经》特小说之滥觞，而《尔雅》乃六经之总汇，书既不同，注亦宜别；文章有体，未可以一概论也。又如韩文公‘驱鳄’一事，今世所传；而皇甫特正撰公墓志铭及神道碑皆一字不及，此亦可见持择之法。”（《涵芬楼文谈·存疑》）高步瀛说：“然古人神话，大半荒怪难信，文章家相沿已久，固不必一一辨之也。”（《文选李注义疏》卷二）袁行霈说：“唯其零散，未经综合整理，不成系统，才更可靠地保存了神话的本来面目。中国的神话传说常有互相抵牾矛盾的情况，这是正常的。因为它们来源不一，根据不同地域、不同部族、不同时期的口头传说记录下来，必然出现这种现象。一定要将它们系统化、合理化，反而会失去神话的本来面貌。”（《<山海经>初探》）《兰亭集序》“快然自足”当做“怏然自足”；《归去来兮辞》注释“或命巾车”引段玉裁说，注释“东皋”引周汝昌“东城”说（见后献疑部分）；《雪赋》“嗟难得而备知”句“嗟”、“羌”区别引王念孙说，颇能得之。《隆中对》中“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闇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句，是说益州占尽地利，但其主刘璋政权不稳固。其中的“张鲁在北”，一般注释就是说张鲁当时在益州北面据有汉中，并无很深的含义，不过是有个军阀政权在北方而已。作者则引《三国志·刘璋传》中“而张鲁稍骄恣，不承顺璋，璋杀鲁母及弟，遂为仇敌”，指出此句是说北面有仇敌张鲁的威胁，实写刘璋政权的外患。这样一注释，结合上下文，语意就更明确了。《奉对帖》中“俯仰悲咽”，“俯仰”二字为草书，以献之《姊性缠绵帖》核之，当作“缠绵悲咽”，指为情纠缠，悲哀哽咽，而作“俯仰”则义不可通。《登大雷岸与妹书》释“山溪猥至”之“猥”字，多注“众也、多也”，作者引《文选笺证》作“顿也”，山溪猥至谓顿至也。《芜城赋》“制磁石以御冲”之“冲”多释为动词，突也，袭击，作者引邵春驹说认为宜解为“冲车”。冲车为古代一种用于摧毁敌方城门或城墙的作战用具。所谓“磁石”不过借阿房宫典故表现城门之坚固与代价高昂，并不取其防备怀刃者一层含义。在鲍照生活之刘宋时期，冲车仍被广泛使用于战争中。又《月赋》“增华台室”句中“台室”，李善注以为星名，指三台星座，今或注指楼台居室。单从训诂两者都可通，但据《文选》作“台”而不是“臺”，则知李善注正确。在古代，“台”、“臺”本是两个字。作“楼臺”解时不写作“楼台”，“臺”无“星宿名”的意思。《别赋》中“虽渊云之墨妙，严乐之笔精”，“渊云”指王子渊、杨子云，“严乐”指严安、徐乐。前者好理解，乃各举其字；后者孰为不解，当作“安乐”或“严徐”为是。作者在献疑中乃引《日知录》、《涵芬楼文谈》等指出此乃一名一姓错举成文，又如彭胥、孔昊、彭聃、巢高等，乃知古人习用矣。《与朱元思书》一作《与宋元思书》，由于“朱”、“宋”、“宗”形近，古书亦常出错。清黎经诰《六朝文絜笺注》据《艺文类聚》有刘峻《与宋玉山元思书》，遂改“朱”为“宋”。黎说可供参考，但由于《吴均集》早佚，宋元思、朱元思是否为一人亦无从辨析。《艺文类聚》卷三七作“宋”，卷七又作“朱”，似不可凭孤证臆改。《列异传》、鲁迅《古小说钩沉》中有一则小说《宗定伯卖鬼》，《搜神记》、《太平广记》引则作“宋定伯”。又《后汉书》卷四一有南阳宋均，南宋金石学家赵明诚据《姓苑》、《元和姓纂》认为宋均一族当姓宗，不姓宋。《祭夫文》“幸移蓬性”，蓬草拳曲不直，性柔曲，此自喻浅陋的谦词。作者乃引《经典释文》卷二六《庄子音义上》：“向云：蓬者短不畅，曲士之谓。”曲士，乡曲之士，喻孤陋寡闻之人。《哀江南赋序》“锄耨棘矜”句多注“棘，即戟。”作者认为结合该文原意，此处“棘”当作低劣兵器为是。伐棘枣以为矛柄，棘矜谓伐棘以为杖也。《滕王阁序》中“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悲”当依日本正仓院本作“非”，“谁非”与下句“尽是”相对，互文见义，强调在座者均失路之人、他乡之客。“非”、“悲”，音近形似而讹。
在赏析部分，作者以古还古，将文学还归文学，注重对文学本体进行研究，重在发掘述作之由、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力求观点客观，不作过于主观的扩展。对辞赋、骈文等文体的一些特征、流变也有所阐述。作者注重史家意识，力争通过古文讲读，反映那个时代的兴衰治乱。一篇优秀的文学作品必然是某一特定历史活动的形象再现，包含着宝贵的历史成分；而从史学的角度认识、鉴赏文学，更能发掘文学作品的价值和内涵。此外，作者力求突破前人框架，没有局限于鉴赏本身，而是进一步挖掘文章的潜在意蕴和新的思想内涵。如《登楼赋》论者多谓王粲乃心汉室，恐未必然。王粲思归，一方面由于当时中原故土趋于安宁，“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万余家，闻本土安宁，皆企望思归。”（《三国志·魏书·卫觊传》）另一方面主要由于未得刘表重用，故感慨“向北风而开襟”。一旦被曹操“引其贤俊而置之列位”，他也就立即望风而回心了。《让县自明本志令》中曹操“抽序心腹，慨当以慷”，反复表白自己虽不愿放弃兵权，但绝无篡汉自代的异志。大抵曹操并不急于称帝，其用心仍在于为曹氏子孙开创基业，“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或许才是他真正的本志。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便成为全社会的统治思想，博学多闻的曹操不能不深受其影响，并以儒家教诲来约束、要求自己。他毕竟生活在汉代，无法断然否定儒家的伦理纲常和道德规范，也不愿以汉相之尊，承担篡逆的罪名。（参万光治说）曹丕《又与吴质书》写得风流蕴籍，吴质亦工于文章，似乎他本人亦潇洒文人。实际吴质为人恃才傲物，怙威肆行，飞扬跋扈，以致卒后朝廷谥为丑侯。曹丕信中所云“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恐怕也包括吴质吧。《前出师表》“至诚忠爱，可格金石而泣鬼神”，诸葛亮对蜀汉皇朝的忠诚固然令人感叹，然而作为一个周旋于政治、军事舞台上的政客和权臣，他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这个特定舞台上游戏规则的制约，因此他绝不是一个没有缺陷和污点的人。他的《出师表》也有潜台词。古人说，读《出师表》不落泪者为不忠。这一句话，便剥夺了历代读书人的思想自由。李密《陈情》一表，天下称孝。前人说，读《陈情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孝，而我却流不出眼泪，只觉得一种黑苦，宛如卤水呛喉。所谓“人命危浅，朝不虑夕”的重压，在此时化作了窒息呼吸的流汁。李密上表谈孝道，历代统治者又获得了多少孝道呢？他们之讲《孝经》，为《孝经》作解说之类，不过是骗人的把戏罢了。孝道之水，从来只是民间的渴泉。（参蒋蓝说）《隆中对》中认为“跨有荆益”实际是有失的，比之前人一味溢美《隆中对》伟大超前意识的战略决策云云，较为得之。其时曹兵压境、东吴出太湖之侧，为刘备计，只有取代刘表、刘璋，才有出路。在这种形势下，《隆中对》提出了“跨有荆益”的主张，而对这一主张的可行性并没作深入细致的考虑。但是若因时论事，这一失误是可理解的。当时刘备、诸葛亮身在荆州，断不容提出抛弃可能据而有之的荆州于不顾而侈谈入益之事，所以跨有荆益的主张就自然而然地被提出来了。据荆是当务之急，据益则是远景。“跨有荆益”之失，不失在草庐对策之时，而失在形势屡经变化之后。赤壁之战，孙权入荆；刘备进蜀，关羽毁败，形势已变。到了此时，跨有荆益之不可能已明显暴露；而刘备无视已变之局，为“跨有荆益”孤注一掷，出峡攻吴，终于被迫承认现实，守益弃荆。至于此后，诸葛亮本人在关羽败后更认识到守荆之不可能，放弃了《隆中对》跨有荆益的设想。《对》中北伐的宛洛、秦川二策，在《出师表》中也不再出现。（参田余庆说）《答卢谌书》中关于气候变迁导致“北方游牧民族内迁”的原因，有可取之处。对民族关系的论述、对冉闵的评价，也都是较为客观的。“夷狄非我族类者也，蟊贼我而捕诛之，则多杀而不伤吾仁，如其困穷而依我，远之防之犹必矜而全其生，非可乘约肆淫，役之、残之而规为利也，汉纵兵吏残蹂西羌，而羌祸不解。”（《读通鉴论》卷一二）一个民族要强大挺立，不能被异族摧残侵犯，“固族类而无忧矣”（《黄书·宰制》）。“今族类之不能自固，而何他仁义之云云也哉！”（《黄书》后序）如果一个民族连自己的正常生存发展不能保证，外来侵略压迫都不能抵抗，那还有什么资格来谈论仁义道德云云。此外，作者对刘琨少时倾慕的老庄、魏晋玄学是持批判态度的。“魏晋风流”也好，“魏晋风度”也罢，其所谓追求个体生命的任情恣意，行事的怪诞不羁，虽有傲视当权者所推行的封建等级伦理、政治规范等既定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面，但对其意义不宜夸大。在作者看来，他们只不过是一群喝多了酒、嗑多了药以及终日清谈、纵情山水的人聚在一起开酒肉派对的鬼混行为。于国于家，何益？一部《世说新语》可说是这种华而不实、糜烂虚伪生活方式的集中记录。《兰亭集序》山水清幽，名流雅集，写高旷之怀，吐金石之声，颇值人玩味；而施蛰存《批<兰亭序>》则从文章结构及语意角度对此序做了彻底的否定，表现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另外，该文至迟在唐代就已传到日本，奈良时代的大伴旅人《梅花歌并序》在篇章布局、遣词造句、骈偶运用、气氛烘托和心情表达方面，都和《兰亭集序》有着内在的群类性。陶渊明以隐居闻，其《桃花源记》描绘的桃源仙境亦真亦幻，令人向往，“全中国的读书人，大概从唐朝以来，命运中注定了应读一篇《桃花源记》，因此把桃源当成一个洞天福地。”但《记》不仅是一种乌托邦的社会学说，还艺术地反应了他逃禄归耕、经过农村生活体验所提出的农民愿望要求及否认君权、民主平等思想。生活在五世纪初的陶渊明能提出这些要求和思想，追求更美好的社会制度，是应充分肯定其进步意义的。同时，文中描绘的宅居环境颇合晋代以来兴起的风水堪舆原理，也是中国文人对所向往的理想宅居环境的生动描写。《自祭文》引周作人《夜读抄》的论述，“《家训》末后《终制》一篇是古今难得的好文章，看彻生死，故其意思平实，而文辞亦简要和易，其无甚新奇处正是最不可及处，陶渊明的《自祭文》与《拟挽歌辞》可与相比，或高旷过之。陶公无论矣，颜君或居其次，然而第三人却难找出了。”《雪赋》可反映出元嘉之际乃至整个六朝时期，士大夫文人群体在人格取向上的一种心理认同危机。《月赋》写月淡妆素抹，意趣洒然，穆然可怀，但实际反映了波谲云诡时局下谢庄家族使命感和自己的孤危境地的忧患意识。《芜城赋》反映了时光与死亡的沉思，是一首哀悼人间万物的挽歌。在希腊的古典悲剧中，剧作家必定要将主角提升到一定的高度后，再造成随后的衰落，显示出悲剧的情怀。据此，《芜城赋》与西方古典悲剧定义有相合之处。该赋的结构极也有可能取法于琴曲的结构，即以故事开头，以诗歌结尾。通过繁荣和没落的强烈对比，描绘景物，营造一种气氛，引起读者的感伤。（参苏瑞隆说）《北山移文》讽刺经不起世俗名利诱惑的假隐士，但不加分析地把那些暂时隐迹山林之士视为猎取富贵之徒，所谓“翩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家”，亦未免简单化了。姜子牙垂钓渭水，诸葛亮躬耕隆中，实际也是期待风云际会，建功立业。还有的隐居则是科举落第，入仕无门，不得已而隐居，吴敬梓《儒林外史》就把此类人物描绘的活灵活现。鲁迅云：“汉唐以来，实际上是入仕并不算鄙，隐居也不算高，而且也不算穷，必须欲‘隐’而不得，这才看作士人的末路。唐末有一位诗人左偃，自述他悲惨的境遇道：‘谋隐谋官两无成’，是用七个字道破了所谓‘隐’的秘密的。”《江水·三峡》所云“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仅是当时作者所见闻或想象之词，今人再畅游巫峡，已没有“猿鸣三声泪沾裳”之景，潘问奇所谓“夜静猿声听不见，古人文字恐荒唐。”“窃谓诗文风景物色，有得之当时目验者，有出于一时兴到者。出于兴到，固属凭空向壁，未宜缘木求鱼：得之目验，或因世变事迁，亦不可守株待兔。”（参钱钟书说）《小园赋》不但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还蕴涵着丰富的园林美学思想，是对园林史上转折期出现的风格简朴、规模小巧、带有隐逸情怀的私家园林的总结和创新。此赋对于此后的中国园林、中国美学均具有深远影响。其他细节问题，作者也有所考证。例如美化曹操的文章，无一不拿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中“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的话，作为文章立论的依据。恐怕，这是对鲁迅原话本义的曲解和滥用。至于说曹操是“改造文章的祖师”，也值得商榷。在评论《桃花源记》时，或有论者引用陈寅恪语，说文中体现的民主、平等思想，表明陶渊明“实为吾国中古时代之大思想家”。实际这是陈寅恪对陶渊明思想研究的总结，并不是针对《桃花源记》一文。况且，从陶潜对天师道的旧义革新这个角度看，亦看不出他“实为吾国中古时代之大思想家”。出于为尊者讳的原因，今人多认为范晔是一位具有积极进取与反潮流精神的杰出史学家，《宋书》本传对他的形象有所歪曲。实际上，《宋书》的记载可能基本属实，并没有“丑诋”他。范晔身上的种种“瑕衅”、“薄行”，是南朝世家大族及其文人学士玩世不恭等习气的反映。论《与陈伯之书》的责之以义、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诱之以利、威之以势，作者认为该书信实际仅是“口水战”的文宣，书信是气势十足，但大部分内容只是恫吓，只是文学上的言语，经不起史实与理性的检验。《魏书》将郦道元列入《酷吏传》，可能因为当时权贵对其舆论不佳的缘故。《魏书》中“酷吏”概念和汉代不同，况且魏收并未举出有力的史实，后代史家对此颇多议论。《北史》为郦道元单独列传，被剔出了“酷吏传”。爱屋及乌，陈桥驿在《郦道元评传》中单辟一章为之辨诬。其实即使郦氏真的是酷吏，也无损于《水经注》的价值。关于历来《哀江南赋》注，论者多采用《四库提要》卷一四八所称：“《唐志》载张廷芳等三家尝注《哀江南赋》，《宋志》已不著录。”查《新唐书·艺文志》有张庭芳注《哀江南赋》一卷、崔令钦注一卷，并不曾有第三家，而《宋史·艺文志》也并非已不著录。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作者在献疑中有辨析，可参看。
集评部分作者辨析了一些选本中的引文错误，如将许梿《六朝文絜》与黎经诰《六朝文絜笺注》卷数混淆，黎作笺注时保留了许梿的眉评，但将原书四卷分析为十二卷。又有一些集评常将《骈体文钞》中李兆洛评语和谭献案语、王志坚《四六法海》和蒋士铨《忠雅堂评选四六法海》评语相混。如《祭夫文》评语“无限才情，出之以简淡，当是幽闲贞静之妇。是编上下千余年，妇人与此者，一人而已！”乃是《四六法海》卷一二所评，《忠雅堂评选四六法海》卷八所评乃是引用王志坚评语，非蒋士铨所评。此外，该书还搜集了一些选本中不易见到的资料，如《登大雷岸与妹书》一文中引《后村诗话·续集》中“《登大雷岸与妹书》六百余字，无一字及家事，皆述道途辛苦，古今陈迹，山夔水怪，羁愁旅思，辞极典雅，为集中佳作”一段批语，透彻简练，一般选本难见到。又诸葛亮《前出师表》，日本陇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认为得力于《报燕惠王书》一文尤多，必知其风貌气骨有相通者。其实清人金圣叹在《天下才子必读书》评点文章时，早就指出。书中还附带理顺一些文学信息，改变一些读者的固有观点。如王羲之、鲍照生卒年史无明纪，后世争议颇多，而一些选本很明确地作（321—379）、（414—466），不知何据？对集评中辑评者的生卒年也不盲从就说，有所纠正，比如《古文观止》两位作者生卒年的考证，此不详论。《江水·三峡》一段历来传诵，一般读者误以为写的就是三峡风光，也以为是郦道元本人所作。《雪赋》、《月赋》、《枯树赋》中“词章中之时代错乱”现象，有些选本没有加以说明。庾信在《枯树赋》中说殷仲文“风流儒雅”，好象给人以正人君子感觉，其实此君乃政治投机钻营之徒，贪财吝啬，阿谀奉承，人品不佳，“桓玄既篡位后，御床微陷，群臣失色，侍中殷仲文进曰:‘当由圣德渊重，厚地所以不能载。”（《世说新语·言语》）即便庾信本人也染南朝士族之恶习，与梁宗室萧韶“有断袖（同性爱）之欢”。还有伴随《滕王阁序》美名之滕王李元婴，被誉为“天人”“阁中弟子”云云，实际他本人骄奢淫逸，品行不端，毫无政绩可言。这类人或如《岳阳楼记》中范仲淹所溢美的滕子京，本书也略作介绍。另外，对《洛神赋》、《芜城赋》等写作时间、背景提出了一些看法。对历来过分夸大《与陈伯之书》书信作用的说法给予批评，陈伯之一介武将不识字，陈情达理、动人心弦，何能就立刻达到预期效果？即便有“左右与之详为解释者”亦不是主要原因。所谓轻飘飘一封书信就产生了劳师远征、损兵折将也达不到的效果，不过是一些文人美好但不切实际的意淫而已。诚如胡国瑞所说“陈伯之自魏回梁，从他本身揣想，关系重大，丘迟一书，不可能有这般大的力量，当是陈在魏之处境有所不安，故因此机会决计回梁。丘迟此书，可能对陈的回梁决定起着促动作用。这篇书信，陈理抒情，俱能动人心弦，可称情辞兼美之作，但对其意义和作用也不宜过分夸大。试观古代不少有名书札，叙说事理，何尝不警策动人，但不能获得致书的希求效果，因为其中实际的利害关系极重，并不是一纸书信所能转移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史》补记）还有一些文章论曹操削平群雄，统一北方大部，则必云“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巨大政治优势云云；论刘备从无立锥之地到跨荆益，建立蜀汉，则云帝胄身份、忠厚爱民云云。其实，这都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曹操经过大小残酷征战，能够迅速的在乱世中站稳脚跟，统一北方，靠的是他极高的政治、军事才能和破格用人、笼络人心的手段，靠的是手下聚集的大量谋臣武将，没有任何一场战争是因为曹操打着天子旗号而导致对方军心不稳而临阵倒戈，从而大获全胜的。“挟天子”也根本不能“令诸侯”，相反“挟天子”使自己成为众矢之的，滋生大量的内、外反对者。今人易中天说：“皇帝的旗号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军阀的天下只能靠铁马金戈打出来。”（《易中天中华史：三国纪》第二章）刘备吞并刘表、刘璋势力，凭借的不是“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的仁德，也不是帝室之胄的身份，而是凭借他闯荡半生的权诈，凭他对手的愚昧暗弱和仁慈可欺，凭他亲手拉拢建立起来的一支军队。同样的，拓跋部能够统一北方，也并不是凭借正义、先进文化或者代表人民利益之类的说辞，正如史家范文澜所说：“拓跋部比匈奴、羯、慕容鲜卑、氐、羌都落后，对汉文化有缓慢的接受又有顽强的抵抗，尽量保持游牧部落的生活方式，凭借它的高度野蛮性 残酷的屠杀和贪婪的掳掠，终于战胜大小割据者，宋文帝元嘉年间，统一了黄河领域，结束了十六国混乱的局面。”（《中国通史》第二册，第570页）靠文辞、仁德、所谓的民主人权口号、温和的“呼声革命”，赶跑不了敌人。伟人毛泽东曾说“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当是乱世中清醒政治家之言。还有，过去长江、黄河中船过险滩的时候，全靠纤夫合力拉纤而上，纤夫雄壮、昂扬的号子声，主要是为了合力，而一些文人却把纤夫搞得好像都是诗人似的，老是抒情，表达痛苦、抗争什么的。二胡《二泉映月》也被认为是阿炳在表达对黑暗旧社会的控诉和对新政权的歌颂，其实真实的阿炳并非什么杰出的民族音乐家，他只是一个吃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靠卖艺糊口而又身患不少恶习的草根艺人。（可参冬苗《陆文夫一生的“阿炳情结”》和老愚《阿炳的真相》）这些当是缺少社会实践、没有丰富人生阅历、“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书生、知识分子研究历史、文学、社会问题需要注意的地方。
参考书目多列一些近人有功力之作，对四部经典之书、《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现存善本一般不录，不象有些著作书目必列马列经典、十三经、二十四史、诸子集成、文渊阁《四库全书》、摛藻堂《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之类的明细，洋洋洒洒，率由旧章，似乎意义不大。至于像某文学原典精读系列书，全书不到三百页，而所附经典原文竟达一百余页；某《说文》研究著作，全书亦不到三百页，索引就占一百五十余页，实在不足为训。有些著作因限于体例或阅读对象，作者认为在同类书中价值并不高，也不录。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文物出版社的“国家图书馆藏古籍善本集成”系列、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的“中华再造善本”系列、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系列学术丛书（共9卷，收先秦至清末342位文学家的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共200部，收从孔子到孙中山约2500年间诸多学科领域的传主270余名）、河北教育出版社《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选夏曾佑、岑仲勉、顾颉刚、钱穆、傅斯年、侯外庐等史家的33部史学名作）、商务印书馆“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先后6辑，录晚清至20世纪80年代学术名作205种）、北京大学出版社“名家通识讲座书系”（计划出版100种，涵盖文、史、哲、艺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主要学科领域）、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丛书”“新世纪古典文学经典读本丛书”、中华书局“中华国学文库”、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国学名著讲读系列”、复旦大学出版社“汉语言文学原典精读系列”、以及涵盖各个学科和领域的巨著《中国大百科全书》系列，还有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3年李敖主编的《中国名著精华全集》（共33册，收经典古籍200种），该书多有参考，但也不再一一罗列。附录之名句赏析与注释献疑篇幅较长，前者可视为六朝丽文篇目选录的扩充，后者则是对正文中不同注释的展开论述。此外，北大教授王瑶读书，尤其是读学术论文，认为首先要看注解。因为注解都是关键，如研究李白，其基本材料无非就是《新唐书》的传、范传正的《墓志铭》以及《唐诗纪事》等。如有新材料超出通常的论文以外，那必然有注解，说明材料的来源，那就是这篇文章的关键所在。该书每篇文章之后的注解较多，但并没新材料的发现，多是率性而发或引用前人的老调重弹，表明作者的一些观点而已，一般读者可略之。
以往这时期的古文选本较多，但都囿于汉朝，多为汉魏六朝选本。该书在选文时段上明确为六朝，以六朝断代为坐标进行编纂深有见地。六朝人极重悲哀之情，故六朝之文多悲音，而悲苦之音又多出于华贵之辞。所选作品大多篇幅短小、语言精美，表现作者哀思、悲凉的思想感情，正是悲音与华辞的共现。关于选本的编纂，古代主要有分体编录、依人系篇与分门别类三种基本形态。该书由于选文较少，大体按照时间顺序依人系篇。该书赏析名文的目的主要是了解传统文化，培养健全人格，这与古代选本总结文学创作、反映时代文化思潮、阐扬文学主张、科举需要等不同。在具体作品入选问题上，作者有自己的欣赏目光和选录原则。作者自言本书的最初编写是受文人毛泽东的影响。毛泽东在病重的晚年尤喜读《雪赋》、《月赋》、《恨赋》、《别赋》、《枯树赋》等六朝小赋，并布置注释“大字本”。其实，本书所选收的六朝31位作家40篇作品中，除傅亮、孔稚珪、吴均、陶弘景、刘令娴未见有毛泽东明确评论外，其他作家或作品大都有相关评论。还如作者不选虽有盛名但内容玄虚、社会意义不大的作品，像“欲兼屈之《远游》与庄之《逍遥》”的阮籍《大人先生传》、“文章岂在多，一颂了伯伦”的刘伶《酒德颂》、“洛阳纸贵”的左思《三都赋》、“掷地作金石声”的孙绰《游天台山赋并序》、“曼声柔调，顾盼有情，自有六朝之隽”的沈约《丽人赋》、“云中彩凤，天上石麟”“锦心绣口，又香又艳”的徐陵《玉台新咏集序》以及南朝君臣的宫体之作《采莲赋》、《对烛赋》、《鸳鸯赋》、《荡妇秋思赋》等。又庾信的作品除选思想性、艺术性较高的《哀江南赋序》外，不选《六朝文絜》偏爱的“品致舒越，自然远俗”、“秀句如绣，顾盼生姿”的《春赋》、“婉约微玅，娬媚可怜”的《镜赋》和“音简韵健，光采焕鲜”的《灯赋》，而选典故繁密、文意晦涩的《枯树赋》、“以乡关之思，发为哀怨之辞者”的《小园赋》。我曾建议入选孔融《与曹操论盛孝章书》、曹丕《典论·论文》、曹植《求自试表》、向秀《思旧赋并序》、潘岳《秋兴赋》《马汧督诔并序》、颜延之《陶徵士诔》、江淹《诣建平王上书》、刘峻《广绝交论》、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知音》、徐陵《在齐与仆射杨尊彦书》等个性鲜明、历来传颂的文章，而不选大多数读者相对熟悉的《前出师表》、《隆中对》、《兰亭集序》、《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并诗》、《与朱元思书》、《江水·三峡》、《答谢中书书》等，也不选不是六朝丽文、仅为六朝骈文余韵的唐初《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和唐修《晋书·刘牢之传》；但作者对所选的40篇作品情有独衷，不再增加或减少一篇。
我国文明源远流长，古籍更是汗牛充栋，浩若烟海，古人即有“皓首穷经”之说。在汉代，“三冬一经”成为读书人的惯例；“三冬勤学”就能施展胸中雄才。但随着与一经相关的学问多了，读一经所需的时间就非“三冬”能完了的。王僧虔《诫子书》就云：“专一书，转诵数十家注，自少至老，手不释卷。”可以说，任何一位学人，终其有生之年也不可能把四部之书全部读完。况且，四部之书也远非人人可读的书，即便是专供乾隆皇帝御览的浓缩传统思想文化和四部菁华的《钦定四库全书荟要》，收书仅为《四库全书》的七分之一，但仍高达473种，20288卷，也是卷帙浩繁。于是，便出现了选本。按传统目录学，选本属集部总集类。文学作品的选本不但可以网罗众作、荟萃菁华，有具体的文章以供观摩效仿，方便普通读者进入文学殿堂；也是最为古老的一种文学批评形式，是反映选者文学观念的重要文本。选本通过选编的形式对前人作品汰芜取精，除劣择优，树立典范。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一个解读作品、发现其价值的过程，它对古代诗文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孔子删《诗》，到《文章流别集》、《文选》的编纂，选本在辨体源流、选文标准、编排次序、批点纂注、表达批评意见上，都有了长足发展。在文学批评史上，《文选》的出现以及“《文选》学”的形成，奠定了后世选本的基础。“凡选本，往往能比所选各家的全集或选家自己的文集更流行，更有作用。……凡是对于文术，自有主张的作家，他所赖以发表和流布自己的主张的手段，倒并不在作文心，文则，诗品，诗话，而在出选本。”（鲁迅《集外集·选本》。又可参顾农《从<文选>看选本的力量》）但毋庸讳言，选本的编撰多是体现了编选者自己的一些主观意图或文学主张，因此缺点和不足也是客观存在的，正如清初叶燮论诗文选本时曾慨叹说：“名为‘文选’，实则人选。”（《已畦集》卷三《选家说》）鲁迅亦曾提醒人们不要专凭选本为法宝来研究文学，“选本所显示的，往往并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选者的眼光。……选本固然愈准确，但可惜的是大抵眼光如豆，抹杀了作者真相的居多，这才是一个‘文人浩劫’。例如蔡邕，选家大抵只取他的碑文，使读者仅觉得他是典重文章的作手，必须看见《蔡中郎集》里的《述行赋》，那些‘穷工巧于台榭兮，民露处而寝湿，委嘉谷于禽兽兮，下糠秕而无粒’的句子，才明白他并非单单的老学究，也是一个有血性的人，明白那时的情形，明白他确有取死之道。”（《“题未定”草·六》）又说：“选本可以借古人的文章，寓自己的意见。博览群籍，采其合于自己意见的为一集，一法也，如《文选》是。择取一书，删其不合于自己意见的为一新书，又一法也，如《唐人万首绝句选》是。如此，则读者虽读古人书，却得了选者之意，意见也就逐渐和选者接近，终于‘就范’了。读者的读选本，自以为是由此得了古人文笔的精华的，殊不知却被选者缩小了眼界，即以《文选》为例罢，没有嵇康《家诫》，使读者只觉得他是一个愤世嫉俗，好像无端活得不快活的怪人；不收陶潜《闲情赋》，掩去了他也是一个既取民间《子夜歌》意，而又拒以圣道的迂士。选本既经选者所滤过，就总只能吃他所给与的糟或醨。况且有时还加以批评，提醒了他之以为然，而默杀了他之以为不然处。纵使选者非常胡涂，如《儒林外史》所写的马二先生，游西湖漫无准备，须问路人，吃点心又不知选择，要每样都买一点，由此可见其衡文之毫无把握罢，然而他是处州人，一定要吃‘处片’，又可见虽是马二先生，也自有其‘处片’式的标准了。评选的本子，影响于后来的文章的力量是不小的，恐怕还远在名家的专集之上，我想，这许是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人们也该留意的罢。”（《集外集·选本》）编者认为这也是阅读本书的读者应该特别留意的。“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题未定”草·七》）我们研究作家好从儒家传统观点出发，强调文如其人，实际上“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论语·宪问》），文不如其人者如马融、潘岳、谢惠连、殷仲文辈比比皆是，直至晚清文化巨匠叶德辉、罗振玉，更因其反动政治立场而被时代抛弃。又如前人论鲍照“才秀人微”，为文则抒写寒士不遇的郁愤不平之情和建功立业的壮志；实际鲍照之诗文并非一律，有“开奁夺香苏，探袖解缨徽”（《梦还乡》）那样“近亵”（王闿运《八代诗选》评）表现夫妻恩爱的诗句，也有如《河清颂》等歌功颂德的作品。（当然也应看到，这类“谄谀”作品在当时也具有深刻的政治和文化意义。）北周宇文护曾痛哭流涕地劝谏宇文泰的儿子孝闵帝宇文觉曰：“天下至亲，无过兄弟。若兄弟尚相疑，他人谁可信者！”（《资治通鉴》卷一六七）其《报母阎姬书》一字一句，皆是心中发出的呼唤，是无一丝虚矫的质朴之语，如嗷嗷待哺赤子的哀泣，催人泪下。但据史书记载，宇文护是一位极凶残的人。西魏权臣宇文泰死后，他先逼迫傀儡皇帝恭帝元廓禅让位与宇文觉，并杀死元廓，灭亡了西魏而建立了北周。入周后，闵帝封他为大司马、晋国公、拜大冢宰，官不小了，他却行弑立事；明帝即位，拜他为太师，他复行弑立事；武帝宇文邕即位，百般隐忍，韬光养晦十二年，精心策划，最后才将他铲除。中国有句古话，叫自古忠臣出孝子，宇文护在三年内连杀三位皇帝，堪称史上“屠龙”第一人，却又写出了如此孝义之文。史书又说“护性至孝”、“性甚宽和”，实在让执此见者咂舌，亦可见权力斗争的残酷无情和人性的复杂难测，宇文护自亦不免。中国文学传统，向来是道德、文章相连，而《文苑英华》编纂者选录作品不因人废文，对唐代臭名昭著、贪婪成性、谓之“白著榷酤”的元载的作品亦选录4篇，更让人不可思议。三姓家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导致了明末局势的崩塌，让一场汉族内部政权的更替变成了异族入侵的战争。尤其他勒死永历皇帝，白首举事又在帝墓前跪拜痛哭，大奸大恶，不得人心，正如永历帝写给他的信所言“将军既取我室，又欲取我子，读《鸱枭》之章，能不恻然于心乎？”实际他亦有汉人人性。据《广阳杂记》卷四载：“焕章谈江陵形胜往迹，亦略知其概。云荆江西上有万人堤，最为险要，若掘此堤，则荆人皆鱼鳖矣。昔曾有人以此说进三桂，三桂惜此百万生灵而不用也，予为沈吟感叹者久之。”吴三桂不过长江或是年老被逼起兵，目光短线，幻想议和；但不管怎样，与动辄屠城、滥杀无辜的满清军队相比，吴三桂未掘此堤，总算是天良未泯。“大肆力于群书”、撰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等大作的国学大师康有为，提倡男女平等、妇女解放、一夫一妻制，好像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可实际上自己却妻妾成群，狎妓嫖娼，据说晚年还作“睾丸移植术”返老还童，可谓是虚伪丑陋、渴望权力的“风流圣人”。人性总是复杂多变、扑朔迷离的，尤其处于新旧交替动荡不安的历史时期。此外，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会随着时间和意识形态的改变而改变，比如秦皇、汉武、曹操、秦桧、洪秀全、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陈独秀、张国焘、蒋介石等。中国近代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恐怕就是有“叛徒”、“军阀”之称、以一个乱臣贼子面目出现的陈炯明吧。他与孙文政见相左，反对武力统一中国，炮轰总统府，背叛革命，史家对他大都“诬蔑诟谇”。随着史料的发现以及意识形态的松动，陈炯明对辛亥革命的巨大功绩，他的联省自治理想与实验，他与孙文的恩怨是非，开始被人所知。人们才发现，这是又一位被湮没的辛亥元勋。国民党元老之一莫纪彭曾痛心疾首云：“大多出诸个人之恩怨好恶，而各种批评之悖于史实者，莫甚于否定竞存献身革命之光荣经历。”即便鲁迅本人，或许由于政治需要，很长一段时间，都被塑造为“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斗士形象或被歪曲成阴沉刻薄的文化英雄，好像不如此就不是真正的鲁迅。实际上鲁迅作为普通人亦有温和慈祥的一面，还颇通人情世故，具有大智慧。他还风致嫣然，颇喜幽默、无稽之谈。在论述陶渊明时，他说：“譬如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性交，如果只取他末一点，画起像来，挂在妓院里，尊为性交大师，那当然也不能说是毫无根据的，然而，岂不冤哉！我每见近人称引陶渊明，往往不禁为古人惋惜。”（《“题未定”草》六）他还曾写过两句古诗：“野菊性官下，寒蛩在悬肘。”并解释说：“昨夜闲逛荒场，听到蟋蟀在野菊花下鸣叫，觉得好像是美景，诗兴勃发，就做了两句新诗 野菊的生殖器下面，蟋蟀在吊膀子”（《准风月谈·新秋杂识（三）》）。这种调侃的句子和诗恐怕是当代的捧鲁迅饭碗者写不出来的。鲁迅也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他的言论也并不总是正确，被他批评的人也不都是坏人，遭到鲁迅多次讽刺的杨荫榆女士就是一例。杨荫榆之所以能够出名，不是因为她早年大胆的抗婚之举，也不是因为她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位女大学校长，而是因为女师大风潮 准确地说，是因为鲁迅对她在女师大的所作所为进行的讥讽嘲骂。就是这样一个被鲁迅骂为寡妇办学堂的“母老虎”式的校长，晚年谴责日军暴行，不屈于外族侵略者的民族气节、人品操守实在令人钦佩。1937年抗战爆发后不久，苏州陷落。侵华日军要她出任伪职，遭到她的严词拒绝。面对日军在苏州烧杀抢掠的暴行（一说因日寇侵占了她的房子），她曾数度到日军司令部抗议。1938年1月1日被日军诱出家门杀害于盘门外吴门桥，并抛入河中。她一生命途多舛，不被世人理解，可悲可叹。《集外集拾遗·女校长的男女的梦》的注释这样为她“定性”：“她依附北洋政府，推行封建奴化教育，肆意压迫学生，激起进步师生的强烈反对，1925年8月，北洋政府被迫将她免职。”（《鲁迅全集》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03页）《纪念刘和珍君》更将她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完全是一个十足的反动军阀帮凶、封建余孽的化身。今天看来，这些罪名主要基于她保守、理想主义的治校理念和刚烈孤行、缺乏变通之性格。联系当时的时局，这更多的是一个时代悲剧。当代以《人生》、《平凡的世界》而蜚声文坛的作家路遥，并不是一个纯粹的书生作家。他投身“文革”洪流名噪一时，曾以群众代表的身份被结合为延川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后来在政治仕途被堵死的情况下才决心从事文学创作的。路遥一直是一个政治意识十分自觉并且活跃的作家。（可参王爱忠《真实纪录作家路遥的一生：身世、婚恋、政治、文学》）由此看来，如果想要全面了解作家为人及其创作风格，不但要“以意逆志”，以己之意迎受作家之志而加以钩考；还需知人论世，并查看有关年谱、作品全集、史书及相关评传等。苏瑞隆教授更倾向于从作家本身的身体状况、性格、嗜好、娱乐、习惯等日常生活细节入手研究作品，这是值得深入探讨的。而由于数据的缺乏，我们对古代名人的外表、身体状况几乎是一无所知。“在研究一个诗人时，一个我们经常忽视的层面就是诗人的日常生活。假如我们只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他的作品和他所处的政治环境关系上，我们就常常忘记，他也是曾经活动于一个特定的历史舞台的一分子。他也跟当时人一样穿着当代的衣裳，与当时人有着相同的嗜好和风俗习惯。”（见其《鲍照诗文研究》第一章第五节，第34页）
国强则文壮，世衰则文靡。斯感六朝兵燹战乱及文人之多舛命运，更觉今日和谐社会之不易。从这个意义上说，六朝文学应是国人认识历史、认识自我的一面镜子。六朝古文名篇尤其骈文、辞赋永远是中国人的骄傲，永远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六朝古文名篇在今天得到了更多读者的青睐，古文鉴赏选本的编纂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局面。“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在这名家如云、选本无数的文坛艺苑中，阳春白雪，和者必定多多，赞美之词就不必多说了。唯因作者功底较弱，文字辄多引用，细大不捐，不甚系统，创新之处亦不多。此外，作为一部浩繁的大书，前边的文字有些或还不落窠臼，后面的往往陈陈相因，力不从心，正像《红楼梦》第七十六回凹晶馆联诗所描述的：“湘云说道：‘是时侯了。’乃联道：更残乐已谖。渐闻语笑寂，黛玉说道：‘这时侯可知一步难似一步了。’”又多追求华美辞藻，一些注释过繁，因注害经，离题太远，行文颇为繁缛荒芜。唐代刘知幾认为写文章必须删繁就简，去芜存菁。他在《史通》中单列《点烦》一篇，列举了历代史书中行文冗复的例子，加朱点以示可以删削，并各注删减的字数。大儒朱熹有感于疏体的烦琐，力求注文简要明晰，紧扣正文。他说：“凡解释文字，不可令注脚成文。成文，则注与经各为一事，人唯看注而忘经；不然，即须各作一番理会，填却一项功夫。窃谓须只似汉儒毛、孔之流，略释训诂名物及文义理致尤难明者，而其易明处，更不须贴句相续，乃为得体。盖如此，则读者看注，即知其非经外之文，却须将注再就经上体会，自然思虑归一，功力不分，而其玩索之味，亦益深厚矣。”（《朱文公文集》 卷七四《（礼）记解经》）“余每见宋人吕祖谦之《古文关键》、国朝人林云铭之《古文析义》，凡一字一句，评隲不遗余力。然使人师其所言，直拘挛蹀躞，苦不得舒，何暇尽吾意之所至乎？无他，此知有法而不知用法之过也。”（吴曾祺《涵芬楼文谈·明法》）赏析古文当重在体会旨意和教化，融入感情，不仅是知识的教育，更是人格、文化的教育，单纯追求华美词句，乃无识者之所为也。孔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篇》）“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礼记·经解》）又曰：“颂《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篇》）顾炎武曰：“君子之为学也，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二十五》）潘耒曰：“有通儒之学，有俗儒之学。学者，将以明体适用也。综贯百家，上下千载，详考其得失之故，而断之于心，笔之于书。其术足以匡世，其言足以救世，是谓通儒之学。若夫雕琢词章，缀辑故实，或高谈而不根，或剿说而无当，深浅不同，同为俗学而已矣。……异日有整顿民物之责者，读是书而憬然觉悟，采用其说，见诸施行，于世道人心实非小补。如第以考据之精详，文辞之博辨，叹服而称述焉，则非先生所以著此书之意也。”（《<日知录>序》）沈德潜曰：“王子击好《晨风》，而慈父感悟；裴安祖讲《鹿鸣》，而兄弟同食；周盘颂《汝坟》，而为亲从征。此三诗别有旨也，而触发乃在君臣、父子、兄弟，唯其‘可以兴’也。读前人诗而但求训诂，猎得词章记问之富而已，虽多奚为？”（《说诗晬语》卷上第三则）又刘师培曾说中国文学受人攻击之点有二：一曰粉饰，二曰游戏笔墨。“夫涉笔成趣，文士固可自娱，但不宜垂范后世。以其既不雅驯，且复华而不实也。尤西堂各体文字率用词曲笔墨，故皆含游戏气味。李笠翁、蒋心余辈尤而效之，益多嬉笑玩世之作。试观《烟霞万古楼文集》所录，其文何尝无才，但究非文章正格，故毫无价值可言。”（《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二十）按照传统观点，诗文应宗经明道，有益于风教和政治。文以载道，文质并重，应讲究文采，但更以情志和心灵作为文学的本体。文章当应以意为主，以气辅之。以文传意，以气主文，主明则气胜，气胜则言宜。过分追求辞藻，无异于缘木求鱼。又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称：“辙生好为文，思之至深。以为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孟子曰：‘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今观其文章，宽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此二子者，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如此，则为文固在养气，“文以气为主”乎？
早在二千一百多年前，太史公就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用“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说明经营经济的途径和重要性。当今商品经济也确实正在从根本上改造着中国传统农耕经济几千年来形成的道德意识、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并把竞争意识以最快的速度传播开来，脱胎换骨式地改造着这个古老民族的心性和心血。应该说，经济状况是决定一个人立世的先决条件，之后才有对人生的关注、对自然的钟情、对生命的留连等精神界面。但我仍然想说，人生不仅要有经济的思想，也需要审美的心态；不仅需要劳作，也需要精神的消遣。世界上再没有比文学更令人振奋的了！“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也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帕斯卡尔《思想录》）而文学是中国学术最有价值的部分，也是人类价值构建和精神生长的过程，是人类灵魂的皈依和生存意义的自我确证。在社会生活现代化、思想文化多元化、科技知识快速发展的今天，文学以及人文科学的发展更显得尤为重要。如何重温经典、汲取营养和有效地传承传统文化，也日益为人们所关注。《庄子·应帝王》曰：“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这则寓言的“七窍凿”、“浑沌死”是否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启示？
当今世界大国博弈，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错综复杂局面，大力发展教育，弘扬中华文化，建设文化强国，提高民族综合素质自是我们屹立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石。百年前，张之洞尝劝学曰：“窃惟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劝学篇》序）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先进、强有力的文化力量为支撑。习近平主席精辟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当今世界，没有任何一国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民是贫穷的。在民智开启的地方，经济发展自然水到渠成。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诸子百家、经史子集以及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晚清新学等传统学术无不闪烁着先哲的智慧。黄侃曾谓中国学问犹如仰山铸铜，煮海为盐，终无止境。古代典籍尤以《诗经》、《楚辞》、先秦散文、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为代表的传统文学，以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为代表的史学，以十三经为代表的儒家经典，代表了中华文明的精粹。当然，作为宝贵的文化遗产，难免泥沙俱下，糟粕并存。以文字、书籍而论，古代今古文之争，古书注疏繁缛，汗牛充栋，导致学子白首穷经，重训诂而轻经世致用。古人著书不加句读，全凭后之学者自己断句，读来甚为不便，而且句读读不通，文意就有很大差异，无疑这也是很大的缺点。先人在古代就创造出灿烂的中华文明，但是创造为数不多的标点符号却是步履维艰。清代训诂大师王念孙在刊印《读书杂志》时，经过校勘，全部加上句读，甚便学者。以思想而论，儒家的规范概念可以帮助我们看清楚许多东西，但也遮蔽了许多东西。有人说封建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特权制、等级制，推行愚民政策，它以皇权暴力为经，以儒家奴化的说教为纬编成铁网，以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施政策略和“君臣、父子、夫妻、礼仪”的精神虐杀为工具，集中体现人性阴暗的负遗产。鲁迅曾说：“愚民的发生，是愚民政策的结果，秦始皇已经死了二千多年，看看历史，是没有再用这种政策的了，然而，那效果的遗留，却久远得多么骇人呵！”（《集外集拾遗·上海所感》）陈正宏说：“事实上从儒家礼教之说诞生之日起，礼仪设置的根本用意，也就是要在本来生而平等的人之间，人为地设置一些可以目见的等级规范，以使一部分人，成为另一部分人的当然从属。儒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深为统治者所珍视，并极易被人诟病，其故亦在此。”（《史记精读》第七讲）看今人吴思作品集中对潜规则、合法伤害权、血酬等大量“本土特色”新概念的血腥事例阐述，常感到时下中国面临的人性危急，令人寒噤，难以下咽。人性的回归，中国才会有更加灿烂的明天。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由于人性演变过程的不同，不同时代的道德规范、人性标准也是不同的。比如古代杀活人来祭祀，甚至把自己的头生子杀掉来祭祀，今天看来固然惨无人道，但在当时，如有谁敢加以反对，自当被视为人群的公敌，实际上恐怕也不会有人反对。古代儒家维护宗法制度，讲究“孝”、“礼”，制定了很多饮食、起居、丧葬、祭祀、礼仪等级制度，今天看来，好多非理性、愚昧残忍，但古人所言所行并非都是圣人以神道教式、纠正世道人心、不近人情的。比如尽孝道，富裕之家赡养父母时，可以奉为甘脂美味，衣以丝帛锦缎，但孔子在回答子路提出的“伤哉贫也！生无以为养，死无以为礼也”的贫者难以尽孝道的疑惑时，却讲了很近情的话：“啜菽饮水尽其欢，斯之谓孝；敛首足形，还葬而无椁，称其财，斯之谓礼。”（《礼记·檀弓下》）的确，能够竭尽其所能，谨身节用，以养父母，使之欢愉，这就是尽孝子。父母去世后，只要能有衣衾以掩盖亲人遗体，即使没有外椁安葬亲人，但能根据自己的财力来办丧事，就合乎于礼。（可参罗萤、黄黎星《十三经开讲：孝经开讲》详论）相对于三礼、《孝经》中五服（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个等级）、三年丧、长幼卑尊等繁缛丧葬礼仪，我觉得这是一生都执着于克己复礼的孔子关于孝、礼方面讲的最有人情味的一句话了。因此，对于传统文化，后人当应全面认识，捃其菁华，继承发展，使之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从乌龟壳（甲骨文）到现在，我们应该给以研究、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毛泽东语）另一方面，学习古代文学，重在与古人高贵的人文情怀相遇，高雅的审美情趣相磨荡。人的素质是多方面的，学习自然也不能局限于读书、求知识一事。古人以修身为学，强调“学尧舜”、“学先王之道”、“法后王”。在中国古代，琴棋书画常作为文人骚客及一些名门闺秀修身所必须掌握的技能。在西方十八世纪，把对文学、绘画和音乐的鉴赏情趣作为“绅士”的标志之一。在今天，人的素质似乎着眼于科技、创新等各种能力的培养，尤其着重于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不仅是文化素质，而更是中华民族千百年以来流传下来的以仁为本、民为邦本、艰苦奋斗、不畏强暴、百折不挠、舍生取义等优良精神。从《尚书》中“满招损，谦受益”、“克勤于邦，克俭于家”、“旧染污俗，咸与惟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周易》“自强不息”、“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诗经》“亲亲”，《论语》“仁”、“中庸”、“修己以敬”、“克己复礼”、“有教无类”、“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曾子“慎终追远”、“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孟子》“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司马法》“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礼记》“大同”、“小康”、“天下为公”、“大道不器”、“不食嗟来之食”、“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小戴礼记》“中庸”，霍去病“匈奴不灭，无以家为也”，陈汤“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宋太宗“今方及数万卷，千古治乱之道，并在其中矣”，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横渠四句，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舜水“教育为立国之本”、“学问之道，贵在实行。圣贤之学，俱在践履”，顾炎武“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曾国藩“男儿当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李鸿章“洋人论势不论理”，到鲁迅的“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及拿来主义、奴性批判，毛泽东“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为人民服务”，雷锋“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的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这些句子的正面性内涵和精髓，都是我们应该深刻领悟和学习的。要做一个惩恶扬善、堂堂正正的有骨气、有良知的中国人，不屈服于强权与政治暴力的中国人，正如今人鲍鹏山评论鲁智深所说：“鲁智深是一个有不少缺点的人，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他总是绝不接受奴役，亦绝不允许有人奴役别人。这个形象，体现的是中华民族的血性精神和阔大的胸怀，是中华民族骨子中的正义、良知与高贵，这是我们民族历经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仍然保持着反抗精神与人格尊严，仍然能够生机勃勃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珍贵遗传基因。”（《鲍鹏山新说水浒.2》，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74页）尤其在社会遇到危难之际，“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许多志士仁人便会挺身而出，维护正义，抵御外辱，反抗黑暗势力，拯救国家与民族，弘扬正气与真理。千百年来，无数英雄人物都从传统道德精神中汲取力量，努力奋斗，建功立业，光照千秋。看CCTV9十二集纪录片《大后方》，除了我们平时熟悉的名字，还有更多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有的学成知识，科技救国，如俞大维、李承干、林继庸、蒋逵、翁文灏、翁文波、金开英、汤仲明；有的创办工业，实业救国，如卢作孚、陈嘉庚、胡厥文、吴蕴初、吴羹梅、张伯苓；有的主动请缨，杀敌报国，如刘湘、蔡炳炎、邓从凯、邹绍孟；有的文化救国，如邹韬奋、夏云瑚、阳翰笙；有的主持修建滇缅公路，如谭伯英；有的领导红十字医疗队参与救援，如林可胜；还有一长串的名字蒋百里、任鸿隽、孙健初、赵忠尧、俞濯之、刘贵福、梁松方、沈鸿、龚澎……；以及众多抗日英烈、英雄群体和支援抗战的军人、民众、民工、各界爱国人士，一滴汽油一滴血，一寸河山一滴血，他们才是我们当代人的楷模。鲁迅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千秋邈矣独留我，百战归来再读书。”今天我们学习、鉴赏传统古文，培养一个人的综合素质，似乎应多从这个角度来认识。
学习鉴赏古文，在古代是修身养性、科举取士的重要途径之一，在今天亦有其因素。《六朝丽文赏析》一书不乏佶屈聱牙的笺注、解析，一些观点亦迂腐陈旧，但总体而言是在探讨古代士人的精神世界。正如哈佛大学精神病专家莱斯顿·海文斯所言：“食人俗和奴隶制可能是证明人类掠夺和驯服的最早的证据，尽管这两种行为都不被现代文明所鼓励，但它们依然以精神的形式存在，这表明人类文明在从具体和物质形式转向抽象和精神形式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所追求的目标却是一样的。”总之，该书借选文注释赏析的形式，旨在介绍古代文化常识，宣扬传统学术文化的爱国主义主题、大一统主题、渴望建功立业主题，雅俗共赏，面向大众，不失为一本学习六朝文学的通俗读本。同时文字清丽，秀色可餐，如长江秋注，千里一道，冲飙激浪，纡流不滞，颇能窥六朝文之风姿。虽偶有重沓，间或商榷，所选不尽与时文合，而遗貌取神自别有心得，总为一家言，虽久不废。李君选注，虽有时对文章未直接品评，但有选择地辑录前人评语、在注释中指明辞句本源，实已指出文章要义所在，兼具选家妙识与评家洞见，知者当于深处求之。王引之在《光禄公寿辰征文启事》中谓其父王念孙“公余即著书，借《广雅》一书以述其所学。其校订之精，引证之切，触类引伸之广，实上追两汉诸儒。训诂略其形迹，而取其精华，贯穿该洽，左右逢源。”李君之书，亦有此意乎？
文学是民族文化的精髓，也是感受一个民族和时代最生动的经验。书法家李邕尝言“学我者拙，似我者死”（陈继儒《岩幽栖事》），六朝文学题材多样，名家辈出，各有风格。国人尤其青少年初学者宜深读之，不惟学习古文基础，赏析艺术技巧和思想内容，亦兼体味混乱年代之众生面貌、志士精神，培养正气和健全向上的人格。子曰：“君子不器。”良有以也！古典文学名篇繁多，深奥难懂，即便是近代最通行普及、家弦户诵的古文选本《古文观止》和“二千年高文略具于此”（吴汝纶《答严几道（正月卅日）》）、“古今第一善本”（《与裴伯谦》）、“成为古文的典范”（朱自清《经典常谈·文第十三》）的《古文辞类纂》，也不是一般读者所能精研的。还望读者在赏析本书的基础上，进一步领悟传统古文的精髓。“璞既好卜筮，缙绅多笑之。璞以中兴，王宅江外，乃著《江赋》，述川渎之美。又自以才高位卑，乃著《客傲》。”今李君之《赏析》发愀怆之词，述六朝丽文之美乎？之悲乎？“石蕴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惟愿李君弘扬中华文化的大志借助名文赏析的形式能早日实现。同时，主观认为，文学的体裁虽形式多样，但以文比诗词曲（骚）赋更可曲尽人意。“检书烧烛短，看剑引杯长”（杜甫《夜宴左氏庄》），愿更多的朋友能够喜欢它。
余与李君夙期款密，情均缟纻，契比金兰，欲余制序，聊命翰札，幸无愧色。唯李君之作贪多务得，甚为繁复而颇失《春秋》之义，尤明人恣纵之习，是为不足。或认为古人以繁复为美，东汉王充在《论衡·自纪篇》中就公开在理论上提倡、礼赞繁文，为自己辩护。“河水沛沛，比夫众川，孰者为大？虫茧重厚，称其出丝，孰为多者？”今《六朝丽文赏析》庶得仲任之旨乎？此外，真正的大家要砥厉廉隅，强毅力行，博学知服（服从于道德），虚己从善，今世一些浅学之人“既失博学知服之义，且开露才扬己之风，此学者之大病也”（清陈澧《东塾读书记·郑学》）。毋庸讳言，李君固多大言，亦有此患。不过看到李君多年的心血付梓，我还是想起鲁迅先生的一段话：“是的，但素园却并非天才，也非豪杰，当然更不是高楼的尖顶，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他不入于观赏者的眼中，只有建筑者和栽植者，决不会将他置之度外。”（《且介亭杂文·忆韦素园君》）
秋露如珠，秋月如珪。明月白露，光阴往来。是为序。
二〇一九年十月于韩城滴雨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