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 | 一个人的文艺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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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国民党将领白崇禧的儿子

是台湾著名的文学家

是“昆曲义工”

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执火炬者

他的漫漫人生旅途里

为人子、诉衷情

办杂志、兴昆曲、评红楼

“情”与“美”交织

慢慢实现着一个人的文艺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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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杂志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1937年7月11日，白先勇生于中国广西桂林。七岁的时候，白先勇因为被诊断出肺病，被单独隔离起来。

在他不能上学、独自度过的时光中，最大的娱乐便是听家里的厨子老央一边洗碗，一边给他说书。是老央，让白先勇学会了怎样把故事说得有声有色。

原本外向的他，经过这场病，变得孤僻起来。他的敏感，使他对别人的病痛、别人的内心可以感同身受，这成为了日后他进行文学创作的根源。他作品里，处处可见无人在意、无人理解的孤独灵魂。

家庭合影

1960年，当时的白先勇念台湾大学外文系三年级。一群热爱文学的青年在一起，成立了“南北社“，他也在其中。在他的倡议下，他们一起创办了杂志《现代文学》。

虽然有夏志清教授和诗人余光中的鼎力相助，但杂志的创办过程依旧困难重重。印刷厂没有把少不更事的学生放在眼里，三言两语就想打发他们。他们便索性坐在印刷厂里不走，印刷厂的老板被缠的没办法，只好将杂志印了出来。

这群年轻人的一腔憨勇，终没有付之东流。

白先勇回忆，当抱着一大迭浅蓝色封面的《现代文学》创刊号跑到学校的时候，心里那份欢欣兴奋，一辈子也忘不掉。

在白先勇的描述中，杂志的创办的初衷只是一群年轻人以文会友，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但事实上，杂志如同一副沉重的十字架，是他贸然背负起的重担，路途的崎岖颠踬，风险重重，大概只有在台湾办过文艺杂志的同路人，才能细解其中味。

杂志的成长，与白先勇的写作生涯可谓唇齿相依，提起杂志，他总是说：

“对它，我是一往情深，九死无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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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子

觉相思不露，原来只因已入骨

年纪轻轻就创办文学杂志，白先勇在大学的时光是意气风发的。他真正体会到成长之痛，是在母亲去世的时候。

“入土一刻，我觉得埋葬的不仅是母亲的遗体，也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母亲马佩璋

父亲白崇禧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在外叱咤风云，但家里的主心骨是夫人马佩璋，因此母亲对白先勇的影响极大，他宽厚平和的性情与母亲的教育是分不开的。

退守台湾后，常常有情治人员跟踪监视白先勇一家。久而久之，一家人对情治人员的样子和车牌已经熟悉了。一边是平静地生活，并不在意，另一边是长期的跟踪和监视。

有一天，白先勇陪母亲去听戏，天下着雨。他母亲体恤两个跟踪他们的情治人员，不想让他们淋雨蹲守，便多买了两张票，让白先勇去叫他们一起进去听戏。

父亲白崇禧

母亲去世后不久，白先勇前往美国读书。离国之前，在台北松山机场，父亲为其送行。妻子离世，儿子远行，很少表现情绪的白崇禧在此刻落泪了。白先勇日后回想那离别的时刻，总是感慨万千。

白先勇与父亲的最后一张合影

但他未想到，此一去，竟是和父亲的永别。三年后，白先勇在美国得到了父亲去世的消息，他一夜未眠，坐在客厅回顾了父亲的一生。

幼时与父亲聚少离多，印象里的父亲是威严的。无论是记忆里，还是照片中，父亲总是策马而来，英姿飒爽。退守台湾后，白崇禧担任闲职，每天照常上班，但白先勇明白，父亲很少对子女吐露抱怨，但内心是沉重的。

白崇禧曾有一句话，就是做一件事情，就要做到底。儿子白先勇继承了父亲的作风和信条，每做一件事，都全力以赴，言必行，行必果。

常有人谈论，白崇禧戎马一生，白先勇却没有子承父业，反而去搞文学创作。其实，白崇禧对子女的教育方式很理性和开明，一向尊重子女自己的志向和选择。

中年以后，白先勇开始写作《父亲与民国》、《白崇禧将军身影集》和《关键十六天》等作品。这些书描绘了父亲的“民国梦”，不仅是努力还原历史的细节，还饱含着父子之间的默契和理解。

像是一场穿越了时空的倾诉和交流，虽然迟到，但为时未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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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衷情

世间何物似情浓？整一片断魂心痛。

在白先勇的人生历程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他便是王国祥。这个人，是挚友，亦是挚爱。

王国祥患病去世后，白先勇写文悼念，一篇《树犹如此——纪念亡友王国祥君》感动了无数人。他用平实的语言回顾了两个人的相识相知相伴的历程，人们这才逐渐知道了这位王国祥先生和这段动人的故事。

回首往事，白先勇对于同性之间的感情是很坦然的，没有特意选择去公开，也不避讳。在接受访谈时，他也会严肃地去探讨这个问题。

“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完整的人，面对自己，没有任何需要说谎和隐瞒。”

白先勇描写同性恋者的小说《孽子》

白先勇和王国祥的人生境遇有几分相似。当初为了给中国建个水坝，白先勇就读了成大水利系，而王国祥也投考了成大电机系。

但在学习的过程中，白先勇发觉自己志不在此，便另外投考了台大外文系。而王国祥也发现自己志在研究理论，转学到了台大的物理学专业。

两人懵懵懂懂，一番折腾，幸好最后都考上与自己兴趣相符的校系。但就在此时，王国祥被诊断患有一种罕见的血液病——再生不良性贫血。经过中西医结合的治疗，病情缓和，最终有了治愈的迹象。

两人毕业以后都前往美国深造学习、工作生活。白先勇美国住宅的后院，种有三棵意大利柏树，是当时整修园子时，他与王国祥一起种下的。但在1989年夏天，其中的一棵六七十尺的大树却突然无故枯亡。

这仿佛一个不详的预兆，预示着那顽强的疾病，如同苏醒的妖魔，再一次席卷而来。

这无疑是一场艰苦的奋斗，无论是对病人还是病人身边的挚友。那时的他们，终于深切体会到“病急乱投医”的真谛。

白先勇和王国祥的合影

“在那时，抢救王国祥的生命，对于我重于一切。”

尽管白先勇尽了所有的力量，去回护挚爱之人的病体，但最终还是没有赢过死神的急切召唤。

“全力以赴，却一败涂地。”

1954年的夏天，两个上补习班迟到的少年在楼梯上跌跌撞撞地碰到了一起。三十八年后，命运又无情地将他们分开。

曾经繁华的花园在悉心照料下得到了重建，两人从前种的那些老茶，二十多年后，已经高攀屋搪，每株盛开起来，都有上百朵。但园中西隅，剩下的那两棵意大利柏树中间，露出一块楞楞的空白来，缺口当中，映着湛湛青空，悠悠白云。

“那是一道女娲炼石也无法弥补的天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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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昆曲

姹紫嫣红开遍

“这世界上的人分为两种，看过青春版《牡丹亭》的和没看过青春版《牡丹亭》的。”2005年，在青春版《牡丹亭》第一次亮相北京大学后，有北大的学子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青春版《牡丹亭》的受欢迎程度超出了白先勇的预料，而在这之前，大部分年轻人对昆曲是缺乏认识的，昆曲甚至被称为是曲高和寡的“博物馆中的艺术”。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

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白先勇和他带领的团队，成为了沟通年轻人和昆曲的桥梁。为了曲高“和众”，他们花了很多心思。

“尊重古典但不因循古典，利用现代但不滥用现代。”

他们怀着谦卑、谨慎的心，深思熟虑，反复琢磨，集结了各个相关领域的专家。将传统和现代结合，打造出赏心悦目的文化盛宴。

青春版牡丹亭剧照

与当初创办文学杂志时不同，决定要排演青春版《牡丹亭》时，白先勇已不再是懵懂且不谙世事的少年，而是一个功成名就的小说家。只是时间流转，那颗炽热、真诚、执着的心却丝毫没有改变。自称“昆曲义工”的他，为了古老昆曲的传承而再次奔走。

台北首演结束，他在侧台看全场观众起立鼓掌，连叫两声“高兴”。仿佛那一刻，他仍是那个，抱着新印刷完毕的杂志欣喜地走进校园的少年。

白先勇不仅让昆曲在大学演出，更努力倡导在大学里恢复传统文化的教育。学生人数不到三万人的台大，第一次开昆曲课，竟有2400人来选课。这让白先勇既惊喜又欣慰。

在人们的印象中，他总是身着豆红色的对襟衣衫出现。轻盈的步伐，从容的举止，一言一行透着都优雅平和的气质。

“我对中国文化的焦虑、忧心、热爱，一直在燃烧，一直没停过。”他将这焦虑、忧心和满腔热爱都化作了复兴文化传统的点滴行动。

一生漂泊

台北不是他的家

桂林也不是他的家

他的故乡是中国传统文化

他此生的每一步，都走在归家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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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红楼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我的一生两本书给我的影响最大，一本是《牡丹亭》，一本是《红楼梦》。”

如今白先勇刚刚过完了八十岁的生日，他的新书《白先勇细说红楼梦》在大陆出版了。

就是在小时候因肺病被隔离的那几年，白先勇通过听收音机里的广播剧，经历了他和《红楼梦》的初次相遇。这本书一直伴随着他的成长，从十岁、二十岁、三十岁，一直读到八十岁，每十年看都会有不同的感受。

“红楼梦是我的文学圣经，我写作的百科全书。”

他读过西方文学专业，又在美国教书生活三十余年，回过头来，还是认为《红楼梦》是“天下第一书”。

在他的心目中，《红楼梦》是史诗式的一曲挽歌。白先勇自己的作品中也常描绘历史大背景下的人物情感。这种风云和风月的结合，吸引了无数读者。可以说，他的人生经历和写作都与这本书交融在一起。

新书发布会现场

他在加州大学教书时，很多时候都在讲授《红楼梦》。退休后，台大请他去做讲座，内容就是讲《红楼梦》。

他是一个非常可爱和时髦的人，有段时间正好台湾的青春偶像剧《我可能不会爱你》在热播。有一天上课时，他说：“宝玉和黛玉之间的小打小闹，不就正像那个电视剧里面的程又青和李大仁嘛！”

就这样，一讲就讲了一年半，上课的讲稿整理成书，便有了《白先勇细说红楼梦》。

研究红楼梦的学派很多，白先勇从小说家的角度，将自己读《红楼梦》的心得都分享出来。把这部文学经典完全当作小说来导读，侧重解析《红楼梦》小说艺术的“现代性”，更从一本伟大的小说延展开去，漫谈文学、美学、哲学、昆曲的枝枝蔓蔓，织构一座如梦如幻的红楼琼宇。

身为文学家的他，手持名为“情”与“美”的火把成为文学道路上的引路人，

照亮前方的路，只为带领我们走进《红楼梦》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