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温斯顿·丘吉尔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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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民族史.伟大的民主试读：
前言
1815年拿破仑垮台之后，英国稳稳地坐上了世界霸主的宝座。此际，法国乃至整个欧陆都已筋疲力尽，统一的德国尚未形成，俄国力量正从西欧收缩，西班牙和葡萄牙人也忙于本国事务或争夺海外财产。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革命和内乱横扫了许多欧洲强国，一些新国家相继诞生。在经年的动荡和混乱局势中，唯有英国几乎毫发无伤。同时，由于人口增长和移民活动，英语民族空前壮大了。
美国独立战争的爆发并未使英美两国彻底反目，跨越大西洋的交往与合作日益增长。当美国全神贯注地开拓北美西部大陆之时，英国已开始抢占并填补世界的权力空间。皇家海军统御着海洋，公正地维护海上秩序，极力防止欧陆势力对英美的干扰和侵害。
英国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建立了殖民地，从衰落的荷兰手中获得了南非，创建了一个以海权为根基的广阔新帝国。维多利亚女王是英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在她的统治下，大英帝国走向了世界之巅，统治世界人口近五分之一的人口。在这一时期，宗教伦理引发了激烈的道德争论。英国曾经通过奴隶贸易谋利，而今这种可耻行径已被皇家海军彻底铲除。美国爆发了残酷的内战，以近一百万人的生命为代价消灭了奴隶制度，更重要的是，合众国仍然岿然而立。
十九世纪是坚强、宽容、进步和文明的时代。法国大革命的爆发震撼了世界，蒸汽机和许多关键技术引发了工业革命，在时代浪潮的推动下，世界不可避免地跨进了民主时代。公民权利在所有西欧国家稳步扩展，直至像美国那样普及全国。几世纪以来引领英国发展的贵族阶层，逐渐融入了民主发展的洪流之中。在美国，没有阶级差别的政党制度和金融力量，在美洲经济发展的大潮中维护了国家结构的稳定。
与此同时，新的大英帝国，或者说英联邦，是王权之下各个自治国家基于共同理念和自愿原则联合起来的。维多利亚女王逝世时，几个世纪的遗留问题正在稳步解决之中。这一时期，欧洲的德意志民族雄起了，在此之前，德意志一直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或在中世纪的夹缝中艰难求存，而今，它却若火山喷发一般爆发出强大的力量。在接踵而至的斗争中，英美两国第一次为了共同的目标携手而战。温斯顿·丘吉尔1957年2月10日 于肯特第十部复苏与改革第一章胜利后的和平
经历了二三十年的战乱，欧洲于1815年夏迎来了和平。这次和平来得相对持久，虽然受到内乱和局部战事的干扰，但在德意志崛起取代法国优势地位之前，欧洲总体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局面。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中，英国都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为了民族大业，英国人团结一心，协力奋斗，而今，这项使命终于完成，他们从此可以致力开发工业资源，发挥商业技能。在过去五十年中，英国的工商业已经崭露头角，经过二十二年的战争磨砺，显得更加光彩照人。然而在滑铁卢战役之后，繁荣的世界贸易和制造业，及各阶层民众的需求和愿望却使英国的政治家们力不从心，英国政治一度陷入停滞。英国的托利党—虽然此名并未得到公认，但我们权且这样称呼—牢牢掌握着国家大权，托利党人在同僚主导的战争内阁支持下打赢了拿破仑战争，他们代表着反对法国革命及拿破仑帝国的传统力量。托利党在全国拥有众多支持者，这些人大多较为现实且具有独立的思想，他们轻视党派但又倾向于托利党的主张。托利党人不但将自己视为不列颠的卫士，还自称是1688年光荣革命果实的捍卫者。在法国革命恐怖统治的冲击之下，英国统治阶层力图维护社会秩序，防止民众思想和社会结构发生变化。长期的艰苦努力使英国精疲力竭，直到1830年它才终于恢复了元气。
国家政要包括利物浦勋爵和卡斯尔雷子爵，1818年后，又加上了威灵顿公爵。在政府官员中，卡斯尔雷子爵和威灵顿都是出类拔萃的人物。欧洲人能在拿破仑倒台后享受普遍的和平，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威灵顿远见卓识和卡斯尔雷的公正无私。尽管遭遇了许多的挫折和失败，但这些人却最终引导英国走向了胜利。利物浦是查尔斯·詹金森的儿子，是乔治三世时期政府的组织者，也是小皮特的亲密同事。他脾气温和，容易相处。自对法战争开始以来，他一直身兼数职，忙于公务。利物浦于1812年出任国家首相，他安邦治国、张弛有道，十五年来，始终老练、耐心地处理国家事务。
卡斯尔雷步入政坛之后，先是担任爱尔兰事务大臣。在与爱尔兰就合并问题进行谈判的艰苦岁月，卡斯尔雷目睹了十八世纪最严重的渎职和徇私舞弊，神圣的皇家任命权被滥用无忌。他曾任战时内阁的战争大臣，但因与同事坎宁发生激烈争执而被迫辞职，这场纷争致使政府瘫痪，甚至导致两人在帕特尼希斯进行决斗。1812年，卡斯尔雷重回政坛，被派往外交部任职。在此期间，卡斯尔雷缔造了反法联盟，为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同时他也是合约的主要起草人之一。他很少关注国内事务，由于不善辞令，他很难用流利的口才向人们阐述其在外交政策上的远见卓识。反法联盟正是卡斯尔雷一手缔造的。他高傲的性格加深了其冷酷、内敛的气质，在他看来，向公众坦陈政府的计划和措施是有失身份之举。然而无论如何，他是英国下议院的领袖，能获得这个职位的人，必定是才华横溢、能力出众的。
威灵顿是举世公认的杰出将领。正是他率军迎击并最终击败了拿破仑。他的政治理念十分简单，即团结各方力量，使之承担起维护当前秩序的各项职责。内阁其他阁僚都是态度坚定的托利党人，如上院大法官埃尔顿，前任首相现任内政部大臣西德茅斯子爵阿丁顿，殖民大臣巴瑟斯特伯爵，他曾被罗斯伯里勋爵形容为“政治圈中的怪才，位居最显要之职，却又最为默默无闻”。这些人都是在世界革命的威胁之下步入政坛，他们的唯一政治目标就是不屈不挠地捍卫其所熟知的国家体制。他们的思想僵化，很少能够把握和适应英国社会的发展变化。他们在政府捍卫地主利益，在爱尔兰维护新教地位，在本土则支持国教发展。卡斯尔雷是国际事务专家，威灵顿则能在军事方面尽其所长。其余人多是普通的托利党政客，他们较少干预事务，只是力所能及地工作。
英国拥有诸多优势，包括制海权、金融力量及击败拿破仑的顽强精神。1815年夏，卡斯尔雷代表着英国主宰着欧洲的命运。停战条约关乎欧洲的和平和后代的利益。它需要消除大国间的纠葛或矛盾，建立一个有序的国际体系，同时杜绝法国的威胁隐患。新建立的国际组织必须能在解决国家争斗、理论冲突和种族对立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条约重建了欧洲秩序，英国也须承担起前所未有的重任。它参与重划法国边界，最终条约使复辟的波旁王朝丧失了萨尔区和萨伏伊的部分土地。法国恢复了1789年时的疆域，而普鲁士则成为了莱茵河地区的强大力量。
威灵顿公爵指挥下的反法联军占据着法国东北部土地，联军约有十五万人，其中包括三万名英国士兵。托利党人在胜利之后仍不愿承担欧陆义务，但卡斯尔雷却极力维护英国通过战争赢得的主导地位。他没有受到公众情绪和种族仇恨的干扰，也不想大肆践踏倒下的敌人。他预见到，法国将会成为平衡欧洲力量的重要砝码，像普鲁士、奥地利、俄罗斯那样影响英国的利益大局。他和威灵顿公爵站在法国和它的仇敌之间两方斡旋。他们认为，如果不对普鲁士、奥地利和俄罗斯加以限制，他们就会瓜分中间的德意志土地，对法国提出严苛的合约条款，在分割波兰的问题上打成一团。从这点上说，英国的调解奠定了欧洲和平的基础。
在十八世纪，欧洲强国间没有常设的协调机制，也缺乏利益认同的理念。在法国革命战争中，他们联合起来应对共同的威胁，现在仍然决定携手行动，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四国联盟已经建立起来，他们发誓要通过会议协商来解决欧洲问题。作为补充，俄国沙皇、奥地利君主和普鲁士国王又结成了神圣同盟，主要目的是防止欧洲任何地区燃起革命的火种，一旦出现革命或暴动，就立刻以合法的名义加以镇压。
卡斯尔雷对这些同盟无甚兴趣，他向来反对干涉主权国家事务，无论这个国家多么弱小，无论国家制度多么自由，都不应受到外来的压迫。虽然英国的漫画将卡斯尔雷塑造成一个反动的角色，但他仍坚持抵制欧陆强国的独裁专制。在他看来，四国同盟和维也纳会议仅仅是商讨欧洲问题的外交机器零件，而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及其同僚却将此视为维护现存秩序的有效工具。两方分歧的部分原因应归结于英国议会制度，无论它多不完善，毕竟代表着民族利益，而卡斯尔雷的欧陆同行则是站在绝对君主制的大旗之下。英国是一个世界强国，海外贸易和掌控海权是其力量之源。它的商业贸易可以不受欧陆的桎梏而自由发展，更重要的是，它的统治阶级有公开辩论的传统，并不像欧陆那般盛行专制制度。
尽管存在诸多分歧，但维也纳会议在外交史上无疑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1815年上半年，除最终条约外，各国间还单独达成了二十七项协议，同期，在其他会场也有二十多项条约签署。法国外交官塔列朗曾对法皇阳奉阴违，但在会场之上却以坚定的意志和灵活的手腕竭力维护法国的地位。然而以现代的眼光来看，维也纳会议的核心人物却是卡斯尔雷。他调和对立双方的矛盾，温和地期望欧洲至少能维持七年的和平。事实上，条约带来的和平时间甚至超过了卡斯尔雷预期的五倍。他对大陆事务采取中庸、均衡的策略，从正反两方面看待问题。卡斯尔雷的这种理念构成了近一个世纪的英国外交政策传统。会议导致的隔阂在所难免，但卡斯尔雷在欧洲力量分裂之前至少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合约签订不到三年，英国军队便撤离了法国领土，法国在支付战争赔款后重回欧洲社会，成为了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威灵顿卸去了联军统帅之职，回国担任内阁军械署总管的职务，他是这项工作的合适人选。
在国内，政府面临着重振经济的棘手任务。官员们能力不足，无法承担大任。对战后国家的混乱局面以及工业进步带来的种种问题，他们束手无策，疲于应对。英国比邻国更早地享受到了工业革命的成果，获得了力量和繁荣的新源泉，但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群众在环境恶劣的城镇中常常陷入凄凉和痛苦境地，抱怨之声扑面而来，批评怨愤之声不绝于耳。英国科技上的领先成就得自于十八世纪发明家和商人的天分和努力，得自于它的煤铁资源优势、地理优越和交通便利，而海上霸权、殖民地资源及贸易带来的充裕资本也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充沛给养。蒸汽机逐渐利用整个产业领域。日益完善的精密工具促使工业产量猛增。纺纱实现了机械化，工业体系逐渐扩大。熟练劳动者的个体生产活动被社会大生产所取代，机械化、人口增长与就业领域的广泛变革都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拥有良好背景和出身的政府官员对亟须治理的社会弊病视而不见，他们所关注的，仅仅是要保护个人财产。在社会迅速步入工业化的时代，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仍固执地捍卫地主阶级的利益。由于惧怕引发血腥的革命，他们甚至不敢进行适度的改革。
拿破仑在位时阻断了英国与欧洲大陆间的贸易，而英国的反封锁制裁使国内的工业形势变得更糟。在北部和中部地区，工业人口的失业率飙升。1812年到1813年间，勒德分子发动了破坏机器的暴乱，这充分暴露了政府根本无力维护公共秩序。伦敦内政部的官员与那些“太平绅士”缺乏沟通协调，最后在军队的武力镇压之下，暴乱才得以真正平息。在十八世纪，低工资和失业通常会引发社会的不安，如果再遇上荒年的粮价高涨，物资紧缺，便很容易导致大范围的暴乱。此际，正是农业灾荒又遇上了萧条之年。总体而言，几次绞刑和流放很快能将十八世纪的骚乱彻底扑灭，那些叫苦不迭的国内民众，也多将他们的困境归咎于天灾而非国家的经济或政治体制。但滑铁卢战争之后，公众情绪出现了极大转变。激进派领袖公然走上前台，持续不断地煽动民众的愤怒情绪。那些思想极端的组织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曾被镇压下去，而今再度死灰复燃。尽管在下院没有代理人，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已带上了浓厚的政治运动色彩。
在激进分子眼中，给英国人民带来不幸的，不是不可抗的天灾，而是不作为的政府。托利党内阁面对这样的指控竟无言以对。托利党人不喜欢用自由市场讨价还价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他们既不相信好运降临，也不会愿对厄运漠然置之。当代的托利党人承认对统治阶级对整个国家的人民福祉负有重任，他们有时也因此倍感自豪。政府的职责正如伯克所定义的那样—维护“公共治安、公共安全、公共秩序、公共繁荣”。其中最后一点在当前时代尤为重要。麻烦的是，当今的情况前所未有，政府在保证公共繁荣方面不知所措。即使他们想出了一个计划，也没有经验丰富的公务人员将其贯彻执行。结果，唯一的补救措施就是依靠私人慈善机构或《济贫法》缓解民众疾苦。
另一个不幸之处是议会反对党在这些年中萎靡不振。1783年以来，辉格党便再未掌握过国家权柄，二三十年的在野党窘境使它的士气降到了最低点。此时，辉格党内部四分五裂，政治家们根本无法拿出优于托利党的战后重建计划。事实上，两党的根本利益殊途同归，与托利党相同，辉格党是地主阶级和金融家利益的代表。二者的政见分歧仅在于天主教解放和中产阶级选举权的问题。在十八世纪九十年代，辉格党人极力推进议会改革，试图以此为大棒一举击败小皮特政府。但是，法国的激进势头令他们惊惧不已，党内领导开始对改革谨小慎微。正如黑兹利特所言：“两党的竞争，如同两辆奔驰的马车相互甩起泥浆，最后还是沿着相同的道路驶向了相同的地方。激进分子找到了进入议会的途径，但由于人数太少，无法形成有力的反对派。一位资历丰富的激进派领导人约翰·卡特赖特四十年间发表了许多小册子，呼吁一年制议会和普选制。他是一位开明的地主，受到许多议员的爱戴。但是，他却从未进入过议会下院。如果不对选举权加以改革，他就无法被任何选区所接受。激进派往往言辞粗暴，无论是托利党人还是辉格党人都对其惧怕不已，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中上层的地主和工业阶级对一切社会改革建议都坚决予以抵制。
议会集中体现了英国的政治传统，人们仍盼望议会能够消除时弊。如果议会无动于衷，那么其本身就需要进行改革。因此，对社会体制不满的人们转而要求改革议会。他们举行集会，抗议之声不绝。但是，激进派的策略与当初的法国革命者太过相似，因而难以得到中产阶级的支持。中产阶级虽然没有在议会中获得足够影响力，但出于对革命的恐惧，他们无奈之中还是站在了地主阶级的一方。内阁完全是一片混乱，人身保护法中止了，禁止煽动性集会的法案获得通过。全国爆发了新一轮示威活动，大量民众从曼彻斯特出发，步行至伦敦请愿，反对政府的限制措施，他们每个人都带着毯子准备夜宿之用。这些“裹毛毯者”深深激怒了英国当局。于是，示威领导人被捕，余下的人很快四散而逃。另一场运动在德比郡爆发，但被轻易地被镇压了下去。
社会的动荡反映出事态的严重性。不仅劳动人口极度贫困，工业阶级与农业阶级间还存在根深蒂固的矛盾和冲突。国家经济极度失衡，战争债务高到了惊人的地步。公债持有人也因国家财政不稳而时刻惴惴不安。1797年国家放弃了金本位制，纸币严重贬值。1812年，一个议会委员会建议恢复金本位，但遭到英国央行的强烈抵制，因此没能实现。皮特为支持战争而收取所得税的做法不得人心，工业中产阶级对此尤为反感。但凡年收入一百五十英镑以上者，需缴纳百分之十的所得税，低收入者税率略低。1815年，税收总额达到了一千五百万英镑，在预算中占据很大比例。
在战争结束时，农业也出现了严重问题。不少人为追求高额利润，将巨额资本投在了土地之上。和平的到来使得农作物的价格暴跌，土地所有者呼吁限制从外国进口廉价玉米。1815年的《谷物法》正是地主利益的体现。法令禁止进口外国小麦，除非国内每夸脱小麦价格超过八十先令。面包的成本上升，工业资本家不得不提高工资来使他的工人免于饥饿。在工业资本家的要求下，国家废除了所得税，但是，此举又对国家预算带来了不利影响。财政大臣尼古拉斯·范希塔特对不断增加的财政赤字和流通体系的混乱无计可施。在艰难经济形势的背后，民众的苦难日益加剧。
1819年的一个意外事件更是加剧了公众的不满和政府的担忧。事情经过是这样的：人们在曼彻斯特城外的圣彼得广场举行的抗议示威，参与者超过了五万人，其中还有许多妇女和儿童。当地官员丧失了理智，在公开宣读《暴乱取缔法》后，便下令骑兵队冲向人群。结果导致十一人死亡，其中还包括两名妇女，四百多人受伤。人们将该事件与“滑铁卢战斗”相提并论，讽刺其为“彼铁卢大屠杀”。官员们的暴行引发了普遍的愤怒情绪，为防止事态扩大，政府随即采取了严厉的措施，但这反而进一步激化了矛盾。政府出台了六项法案来限制公众聚会，允许治安官员查禁煽动性的印刷品，禁止军事性演练，对报刊征收重税以此限制激进派报纸的发行量，规范逮捕令签发及审判制度。不久之后，一个反对整个内阁的阴谋被揭发，一小群策划者在埃奇韦尔路拐弯处的卡托街被捕。他们密谋杀害来此参加晚宴的所有部长，继而夺占英格兰银行。
政府的行径违背了英国的自由传统，同时也唤起了辉格党人的良心。他们认为“彼铁卢”毫无疑问侵害了民众的权利，因此要求进行调查。自由制度面临威胁，对这场斗争的意义，他们心知肚明。在选举中，辉格党再次落败，面对遍及欧洲的社会动荡，他们与托利党人一样对当前的局势心存忧惧，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平静地接受了失败的结果。与大多数欧陆国家相比，英国局面相对稳定。但是，国外的混乱也同样加剧了本国的困难。到1819年底，贸易和农业情况都有所改善。贵金属委员会主席罗伯特·皮尔是一位年轻的托利党政治家，二十四岁时曾担任爱尔兰事务大臣。他建议英国恢复金本位制度。皮尔提交了一项法案，向议会阐述委员会报告中的具体精神，该法案获得了通过。在一位普通议员的努力之下，通货稳定也最终得以实现。尽管地主阶级的利益遭受了一些损失，但却没有发出强烈的抱怨之声。英国似乎已闯过了难关。
英国王室再度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拿破仑战败标志着君权和君主政体的胜利。但法国大革命也为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公众舆论打上了共和的烙印。无能和昏庸的君主很容易成为公众批评和泄愤的目标。在英国，国王乔治三世长期受到间歇性精神病的折磨，这使政客们不得不着手应对王位时常空缺的问题。1788年国王首次发病，首相皮特面临着严重的政治危机。在是否由威尔士亲王代行王权的问题上，皮特与福克斯及辉格党人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此事因乔治三世的突然复苏而不了了之。1810年，老国王的精神状况陷入了不可救药的境地，他终日徘徊在温莎城堡的走廊上，拖着长长的白胡子，穿着紫色的晨衣，十年之后才溘然长逝。由于国王病情恶化，威尔士王子成为摄政王，可以无限制地行使王权。他沿用了托利党顾问，一心一意对法作战，摄政王的所作所为令他的辉格党老友惊愕不已。无论乔治四世有何缺点，他在摄政时期曾坚定地支持威灵顿和卡斯尔雷子爵，同时勇敢地面对拿破仑的挑战。他因此赢得了荣誉和威望，在英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汉诺威皇室已经牢牢地扎根于英国的土壤之中。乔治三世在光辉的中年时代颇受欢迎，被人们称为“庄稼汉乔治”。一位名叫戈登的贵族，曾领导一群疯狂新教徒发动叛乱，当朝野内外一片惶恐之时，乔治国王是唯一镇定自若的人。他经历过美国独立战争的灾难。尽管深得民心，却难以得到民权领袖的尊重。他娶了德国公主夏洛特为妻，生养了许多子女。其中有七位长大成人，但却没有一人给皇室赢得光彩。
英国宫廷中，一切都散发着僵化、狭隘和陈腐的气息，其氛围与德意志公国相类似。日后成为乔治五世的年轻人在压抑的气氛下痛苦不堪，他很快开始反抗守礼的母亲和吝啬的父亲。王子喜欢与人交往，往往与可疑人物关系密切，这就使他与皇室家族进一步疏远了。年幼时，他的兄弟们都离开家园，被送往德意志接受日耳曼式的教育，而作为王位继承人的乔治则必须拥有英国式的背景。他与查尔斯·詹姆士·福克斯、理查德·谢里丹和博·布鲁梅尔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并很快具备了十八世纪的绅士做派—四处举债，穿着得体以及口齿伶俐。他的天赋和品位与众不同，自我表现的欲望常常使其行为乖张，放纵任性影响了他的判断能力，轻浮的思想令其显得举止不端。每当享乐之事与国王职责发生冲突时，享乐思想总能占得上风。无论是摄政还是为君，他总有一种孤独之感，这充分显示了他性格上的脆弱一面。
1784年，王子恋爱了。不幸的是，他所钟情的女子—玛利亚·菲茨赫伯特不仅来自一个无名无势的平民家庭，而且还是纯正的罗马天主教徒。菲茨赫伯特的品行无可挑剔，只有正式婚姻才能使她满意。英国是欧洲最坚定的新教国家，而它的王储竟然要迎娶一位两次丧偶的天主教寡妇，这令王子的辉格党朋友们十分惊慌。根据《皇室婚姻法》，这种婚姻是非法行为。乔治的做法既有损他的名誉，也不利于他的地位。两人的关系一开始秘密地发展，乔治性情反复无常，很快就将此事公之于众。菲茨赫伯特夫人性格拘谨安静，恐怕很难与他保持长久关系。二者的恋情公开后不久，又再度转入地下，最后还是无果而终。几年之后，乔治迎来了他的第二次姻缘，这是一段合法的、门当户对的王室联姻。
1796年王子遵父母之命与德意志布伦瑞克的凯若琳公主结婚。凯若琳公主个性喧闹轻浮，缺乏魅力。乔治在第一眼看到她时，就大失所望。在婚后，乔治借酒消愁，一连二十四小时都在醉生梦死中度过。新婚数日，乔治给妻子写信，解除她的婚姻义务。此后，他又与一位名叫杰茜的女子暗通款曲。乔治对凯若琳的厌恶与日俱增，他们生育了一个女儿夏洛特，但这位公主对父母双方皆心存不满。1814年，乔治将妻子赶出了宫廷。凯若琳大闹一场，愤愤地离开英格兰前往欧洲旅行。她诅咒发誓，等丈夫继位时再来闹个鸡犬不宁。
英国政府为乔治继位问题忧心忡忡。夏洛特公主嫁给了萨克森-科堡公国的利奥波德王子，他后来成为了比利时国王。凯若琳于1817年死于难产，她的婴儿也不幸夭折。乔治的弟弟们皆是性情怪僻之人，并不受人欢迎。正如威灵顿所言：“他们是坠在各届政府脖子上的千斤重担……使英格兰三分之二的绅士蒙受羞辱。”他们不仅缺乏魅力，也无合法子女。虽然在外拈花惹草，招蜂引蝶，但每个人却对自己的地位了然于胸—他们深知自己的王族婚事对英国政府的重要价值。无论如何，克拉伦斯公爵和肯特公爵还是在1818年履行了王室的婚姻义务，他们因此获得了一大笔金钱。肯特公爵迎娶了一位德国女子，之后便前往直布罗陀施展他的军事才华。他们所生的女儿就是未来的维多利亚女王。
威尔士亲王一直考虑与漂泊在外的妻子离婚，利物浦领导的政府对此深感不安。亲王奢侈放纵，曾经一掷千金，在布莱顿和温莎进行建筑实验。他的做法使政府陷入窘境，议会中也有许多人发表了火药味十足的演说。坚定的托利党掌玺大臣激烈地反对国王离婚，基督教界人士也同样不予支持。然而乔治却一意孤行，他专门组建了一个委员会，对凯若琳的行为进行调查。委员会成员特地奔赴意大利，从凯若琳令人讨厌的随从那里搜集证据。1819年7月，政府接到了关于王后的一份报告，报告中详尽罗列了对其不利的种种证据。乔治国王兴高采烈，而利物浦和内阁则叹息不已。自1714年以来，王室间的纷争每每成为党派争斗的导火线。在此事上，反对派也必然会拿王后的伤痛作为政治武器。
凯若琳公主的首席法律顾问是年轻的辉格党精英亨利·布鲁厄姆。这位诙谐幽默、聪明伶俐、野心勃勃的律师虽然并不相信公主无辜，但却看到了此事对辉格党的价值所在。布鲁厄姆秘密同政府建立了联系，希望通过双方的妥协使自己加官晋爵。1820年1月，精神错乱的老国王逝世，新任国王的配偶问题又被提上了日程。乔治四世此时身染重疾，但对凯若琳的愤恨却有增无减。国王在怒火之中迅速康复，随后又突发奇想，坚持要把凯若琳的名字从教堂的祷文中去掉。内阁诚惶诚恐地上书国王，坦陈此事实难照办。但是乔治现在已是君临天下了。他发出威胁要解散内阁，同时还扬言到汉诺威退隐。国王的坚决使辉格党人和保守人都惊讶不已，他们担心此事将对外界舆论造成不利影响。无论其结果如何，丑闻终会使这个君主制王朝声名扫地。
凯若琳亮出了她的底牌。1820年4月，伦敦的报纸上刊登了王后署名的公开信，对敌人反唇相讥。她很容易赢得了伦敦激进势力的同情之心，市议员伍德积极地与其保持联络，同时许诺将热情欢迎她的到来。在激进派看来，羞辱传统党派的时机已经成熟。政府做了最后的努力，派遣布鲁厄姆前去阻止王后返回英国。王后在圣奥梅尔匆匆接见了他，但却并没有回心转意，激进派先前的煽风点火取得了成效，现在已没有什么能够阻止这位暴怒女人的脚步了。同年7月，她抵达英格兰。从多佛到伦敦的路上，王后受到了民众的热烈欢迎，在绝大多数时间，她所乘坐的马车都是被热心的支持者们拖拽着前进。凯若琳的到来引发了一场空前的热潮。
政府极不情愿地接手了这个难题，一个秘密委员会在上院成立。利物浦在接受委员会报告后同意，如果确有证据表明王后淫乱，就可引用处罚法案。公众对英国现状的不满之情此刻都转移到对王室的全面调查中来，每一位王室成员都受到无情的审查。城市中的极端派通过一场周密策划的社会运动对王后给予支持。布鲁厄姆无路可退，也只好站在王后一边。在伦敦，每天都有大量人群聚集在凯若琳住宅之外，向其欢呼致敬。当王后出现在公共场合时，周围人更是呼声雷动。不仅如此，反对王后的政客们频频在马车中遭到石块袭击。7月，威斯敏斯特宫召开听证会。在冗长的会议上，与政府沆瀣一气的总检察长提出了从凯若琳流浪宫廷中找到的一名不十分可靠的意大利证人。凯若琳的掌礼官伯加米在她身边安插了许多亲信，授予各种伪职。这班乌合之众已在地中海国家游历多年，曾饱受当地政府的嘲笑和羞辱。这些男仆和侍女的证词相互矛盾，漏洞百出，卑鄙肮脏，在威斯敏斯特大厅的观众面前上演了一场闹剧。而在场之人，也兴致勃勃地倾听了有关下流服饰和猥亵行为等内情故事。伦敦的报纸公开抨击那些操着意大利式英语的丑陋证人，认为他们的证言根本不能采信。利·亨特还专为此事写了一首讽刺诗：“你发誓—你发誓—”“是的，先生。”“隔着两扇门—你看见她被邪念所困扰吗？”“正是，先生—是的，先生。”
当时的一位历史学家写道：“十五天的会议，令所有民众变得猥亵可憎。”布鲁厄姆为凯若琳辩护，他以1796年乔治解除妻子婚姻义务的信件作为证据，收到了良好效果。可以相信，仅凭那些相互冲突的证据，法庭很难依照处罚法案判定离婚。布鲁厄姆大胆地抨击隐藏在幕后的主使者—乔治国王本人，同时还引用了《失乐园》中的诗句恶意影射乔治的肥胖：“另一影像似幻非幻，
若说人形却肢体不清，
虽似实体，影影绰绰，
形影相替，扑朔迷离。
头上一物若光圈环绕，
原来是戴着王冠模样的东西。”
上院议员们认为王后有罪，但对是否判定离婚迟疑不决。处罚法案仅以九票的多数在上议院获得通过。辉格党人看到已无可能和解，便投出反对票。辉格党领袖格雷伯爵宣称他坚信凯若琳无罪。内阁看到处罚案很难在下议院通过，于是主动将其撤回，而此事也就暂且搁置了。伦敦大批市民涌向街头庆祝胜利，全城一片灯火辉煌。上院议员的宅邸窗户被暴民砸得粉碎。西德茅斯勋爵小心谨慎，他曾禁止女儿们接触有关此案的报纸，到头来却成为第一个受害者。但是，民众的热情很快平息下去。凯若琳获得政府给予的五万英镑年金—她还尚未高傲到拒绝这笔巨款的程度。危机引发的第一个政治后果就是与王后关系融洽的坎宁辞职。但在1816年，这个皮特的得意门生重返内阁，担任印度政府的监管委员会主席。坎宁在各个方面拥有广泛的影响力，他的辞职无疑是内阁的严重损失。
接连发生的两个重大事件为这场闹剧画上了句号。1821年，乔治五世在威斯敏斯特宫的盛典上加冕为王，凯若琳试图闯入教堂，但却因没有入场券被拒之门外。一个月后，她含恨离世。官方试图将她的棺木悄悄送出国境，然而却未能得逞。于是，灵柩便在情绪激昂、喧嚣纷乱的人群护送下穿过了伦敦城。这是激进派从此事中收获的最后一个胜利。
王室纷争引发的怒火实质上是一种不满情绪的表达。它代表反法战争后的激进派运动达到了最高点。到1820年年末，工业和贸易开始复兴，公众骚乱也逐渐平息。国王的个人缺点并未对根深蒂固的英国传统造成影响，人们又本能地站在了国王一边。自1688年光荣革命以来，君主制就一直未有中断。坎宁低估了国民的保守主义思想，贝德福德公爵也一度在危机中乱了阵脚，惊慌失措地宣布“王朝即将终结”。相比之下，埃尔顿的判断相对准确，他说：“站在王后一方的多是下层民众，除了那些放荡不羁、借机牟利之人，中、上层人士大都倒向了国王……下层社会显然出现了动荡倾向，但在当局的严密监视下并未酿成祸乱。”
事件的余波在坎宁辞职后仍未平息，顽固派老者居多的托利党被严重削弱了。它得不到公众的支持，且继续补充新的血液。辉格党人也同样意识到他们缺乏群众基础，部分少壮派认为“辉格党与民众间传统的天然联盟”正处于危险之中。议会改革不久就成为了社会的一大焦点问题，以此为契机，辉格党人开始重新定位自己的利益。第二章坎宁与威灵顿公爵
乔治四世统治的十年间，在政治风浪中成长起来的老牌政党很快趋于瓦解。在一百多年的时间，辉格党和托利党因政见不同在议会上吵得不可开交。同时，辉格党内部也斗争激烈。现代学者对亲缘关系和商业利益进行深入研究之后宣称，在十八世纪英国根本不存在两党制。如果客观严谨是历史学的第一要义，那么只能说，此时当政者与在野之人争斗不休。介于二者之间的，是人数众多的中立绅士，他们不偏不倚，随时准备支持当政的任何一方。然而在议会激斗的伟大时代，此种结论还是略显不足。即便是朝野两派，也不妨有个称号。那么人们为其冠以“辉格党”和“托利党”之名又何尝不可呢？无论如何，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起，托利党已连续执政近三十年。
托利党政府成功地领导英国度过了漫长艰险的战争岁月，虽然名誉受损，但也经受住了五年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的考验。工业革命为行政工作带来了诸多技术难题，无论是辉格党托利党，还是贵族派或重农团体，均对此茫然失措。新世纪对政府职能提出了新的要求，传统的政党格局被新形成的政治原则和定义打乱，又在维多利亚时代重新组合起来。虽然这一过程耗时漫长，但小皮特组建的政党已经感到了混乱和压力。此刻，皮特成功地将日渐强大的商业集团拉到了自己的阵营，他的自由贸易政策和行政管理成效也赢得了一些工业界领袖，诸如罗伯特·皮尔及威廉·格莱斯顿父辈们的支持。遗憾的是，皮特的政策传统在战争年间没有得到贯彻执行。皮特的年轻信徒们也曾竭力捍卫他的主张，但继任者却缺乏皮特那样的威望和远见。如果缺乏有效的政策管理，地主阶级同新兴商人阶级结成的联盟很快将趋于瓦解。农场主和工业家没有共同利益可言，皮特在世时，他们就开始相互争斗。到皮尔执政时期，双方最终分道扬镳。战争的结束导致农产品价格下跌，双方围绕《谷物法》再次展开了激辩，二者矛盾也一度激化。凯若琳的离婚使政府威望扫地，各个政党也未能拿出一份宏大的全国战略计划。甚至对利物浦抱有同情的人士也感到，除了维持现存制度外，政府几乎毫无作为。
以乔治·坎宁为首的托利党少壮派得到了商业阶层代言人威廉·赫斯奇森的支持。商人们主张恢复皮特的自由贸易政策和英明的商贸法案，但他们之间矛盾重重。天主教徒的解放问题很快开始困扰托利党，致使其内部出现了分裂，甚至连同辈的党徒也相互争斗。在罗伯特·皮尔统治爱尔兰的六年间，政府成功抑制了不满的情绪和酝酿中的内乱。在皮尔看来，“眼下，一个可靠的专制政府对于爱尔兰最合适不过。”他运用软硬兼施的手段恢复了社会秩序，实现了爱尔兰的相对稳定。但是，他的手段和政绩皆未赢得当地民众的好感。回国之后，皮尔对天主教解放忧心忡忡，他认定宗教运动不仅会危害爱尔兰的新教，也会对整个政治体系产生负面影响。十九世纪尚未结束，皮尔的担忧就变成了现实。此时，皮尔为争夺托利党的领导权与坎宁打得不可开交，两人甚至相互诽谤或进行人身攻击。坎宁在策划和实施伊比利亚半岛战争方面功不可没，外交事务是他的主要关注点。然而，在他与卡斯尔雷进行辩论时，外交领域似乎又成为了他的一块禁区。坎宁在老辈托利党人中口碑不佳，他才华出众，机智诙谐，思维活跃，但却常常挖苦和讽刺别人，因而树敌众多。在这种情况下，关于坎宁不可信赖的谣言不胫而走，他的上司也将其视作阴谋家。1820年的王室离婚案之后，坎宁辞职。一位托利党贵族意味深长地声称：“现在我们终于甩掉了这个麻烦的包袱。”1822年8月，坎宁被任命为印度总督，他顺从地接受了这次体面的流放。至此，坎宁的政治生涯似乎已告一段落。但是天意难测，当坎宁乘坐的船只正沿泰晤士河东行时，卡斯尔雷因不堪工作重负精神失常，在家中更衣室内割喉自杀。卡斯尔雷之死使坎宁在政府眼中身价倍增：他立即被任命为外交大臣。坎宁在这个位置上主宰着英国政务，直至五年后去世。
政府部门进行了重组。皮尔负责掌管内政部，赫斯奇森主管贸易部。现在，政府中已经有了三位重量级的下院议员。而在1815年，四分之三的内阁成员都是来自上议院。在随后的几年中，托利党的统治更加开明。坎宁、皮尔和赫斯奇森大胆施政，他们的政策在许多方面比辉格党人的主张更为先进。皮尔改革了刑法，在伦敦组建起警察队伍。赫斯奇森详细审查了关税制度，同时推行皮特的经济政策，包括取消不合理税收，改革关税制度等。坎宁呼吁在国内谷物价格上涨时按比例下调其进口关税。但这一举措必将引发托利党内部的冲突。坎宁意识到了国内即将爆发的政治危机，他曾说道：“财产和人口的尖锐冲突将我们推向了危险的边缘，只有通过开明和自由的立法才能力挽狂澜。”然而，在危机真正来临时，坎宁却知难而退，倒是皮尔挺身而出应对挑战。
一份关于天主教解放的年度推进计划提上了日程，这令支持政府的保守派人士倍感担忧。坎宁的态度十分坚决，他是现行公民权的坚定捍卫者，相信通过有远见的商业措施和受欢迎的对外政策，能够消除议会改革面临的多方问题。但是，坎宁已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发现自己的错误了。
坎宁就任外交大臣后，他的第一个难题是如何应对西班牙的危机。在那里，曾经举兵反抗拿破仑的群众组织成了如今的革命派，将矛头指向了专制的波旁政府，同时还以1815年法国宪法为蓝本颁布了宪法。坎宁曾经对1808的西班牙起义给予支持，因此自然抱有同情之心。但梅特涅及神圣同盟则将其视为暴民作乱，他们认为，这场迅速蔓延至波旁那不勒斯王国的暴乱，将对君主制原则及整个欧洲体系造成冲击。1822年秋，列强在意大利维罗那召开了一次会议，商议协助西班牙波旁政府镇压内乱。威灵顿公爵代表英国出席，他遵从卡斯尔雷的建议，提出英国在此次冲突中保持中立。坎宁坚决支持中立立场，他通过舆论将此种论调广为传布，而英国的外交政策传统也是一向反对干涉别国内政的。但是，奥地利与俄罗斯主张出手干预，他们都有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那就是故敌法国革命政权死灰复燃。复辟的法国波旁政府惧怕革命，也同意派遣远征军开赴西班牙，恢复费迪南德国王的专制权力。
维罗那会议最终做出干涉西班牙的决定，坎宁对此不予理睬。伦敦一片兴奋，许多英国志愿者远涉重洋，协助“西班牙自由派”抵御“保守派”法军。“自由派”和“保守派”的说法由此进入了英国政界。但是，坎宁同样反对公开支持“西班牙自由事业”，他因此遭到了辉格党的攻击。英国国内的意见分歧没有对西班牙战事的结果构成影响，法国干涉军没有遇到有力的抵抗，西班牙自由派撤退到加的斯，而后便放弃了斗争。
在欧洲舞台之外，一个更重大的问题浮出了水面。英国对西班牙的政体不甚关心，但两个世纪以来，却一直与西班牙争夺南美殖民地的贸易市场，因此这些殖民地的自由对其甚为重要。拿破仑战争时期，南美殖民地尝到自治的甜头，因此当波旁王朝在马德里复辟，殖民统治恢复以后，殖民地居民愤愤不平。在整个安第斯山脉沿线，争取南美解放的斗争此起彼伏。坎宁担任外交大臣期间，南美地图上的大多数共和国虽依然动荡不安，但已确立了独立地位。自1814年以来，英国在这些地区的贸易额增加了两倍，而一旦法国或神圣同盟干预新大陆事务，或是欧洲军队横跨大西洋镇压叛乱，那么这一切就将付诸东流，其损失不可估量。坎宁对此焦虑不安。在这紧要关头，英国商人阶层敏感地察觉到了危机的临近，他们雪中送炭，向坎宁提供了必要的支持。坎宁果断采取了行动，呼吁美国加入英国一方来反对欧洲列强干涉美洲事务。在美国踌躇不定之时，坎宁也同法国方面进行了接触。法国不愿与英国进行海外冲突，因此立刻否认会在南美动武或拥有殖民野心，而神圣同盟也就失去了出兵的理由。后来，坎宁以胜利者的姿态宣称：“新大陆的存在维护了旧大陆的均势。”
此时，新大陆一方也有自己的算盘。美国不愿欧洲的祸乱殃及大西洋彼岸。拉美多数共和国都已得到美方承认，它根本不想让欧洲王室的野心家们来民主大陆称王称霸。此外，美国也更不希望欧洲人重返美洲，进行殖民掠夺。坎宁的英美联合建议产生了吸引力，美国两任前总统—杰弗逊和麦迪逊都支持门罗总统的看法，认为坎宁的主张颇受欢迎且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除欧洲的威胁外，他们还对俄国的太平洋计划极其关注。俄国人占领了阿拉斯加，沙皇的领土要求甚至包括了美洲西海岸到加利福尼亚的广大地区，在这些地方，沙皇的情报人员神出鬼没。门罗政府的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固执谨慎，他对英方的设想心存疑虑。亚当斯不信任坎宁，认为其“诡计多端，不值得信赖”。他希望美国能够撇开英国，独自采取行动。或许在未来，古巴或加拿大会渴求加入这个伟大的合众国，那么英美关于美洲不可侵犯的联合声明是否会削弱这种可能性呢？美国最明智的做法就是保持独立的态度。亚当斯在日记中写道：“与其像运输船般尾随英国战舰而行，倒不如名正言顺地向俄法阐明我国原则。”亚当斯的主张在1823年12月2日总统的国会年度咨文中得到了实现。咨文提出了纯粹的美国政策，即日后人们在谈及美洲事务时所经常提到的门罗主义。
门罗强调：“自由独立的美洲国家现状应该予以保持，其不应被视为任何欧洲强国的殖民场所……任何试图将自身(政治)制度扩展至美洲某地的行为，都将被视为对美洲和平和安全的威胁。”这真是一个掷地有声的表态。门罗宣言之所以能被其他国家所接受，是因为英国的海上力量正友好地担负着警戒任务—虽然此事极少得到公开承认。在十九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皇家海军始终是美洲自由的最坚强捍卫者。正因为有了英国壁垒的保护，美洲才得以从容地走上自己的发展之路。
著名的门罗宣言同样是给英国的一个警告。坎宁深知，美国人申明了其在美洲的主导地位，他也同样了解与美国发生矛盾争斗的危险。坎宁决定避免与美国冲突，因为这样可能会使英国陷入尴尬境地并损害它的利益。无论如何，对远不可及的危险进行争论毫无意义，于是，坎宁就此事发表了简短而中肯的声明：“美国发表言论，公然以美洲国家的领导人自居，并试图借美洲联盟反对欧洲国家（包括英国在内）。其主张违背了我们的利益，我们不会支持或默许。然而，抽象地驳斥该国言论无所助益，而我们也不应说出任何赞同的言语。”
不久之后，英国正式承认了美洲国家的独立地位。英王乔治四世对共和制国家抱有敌意，而坎宁在政府中的众多同僚也竭力反对他的做法。乔治甚至拒绝宣读承认南美独立的演说以示抗议—这篇演说最终还是由一位极不情愿的法官代行宣读了。坎宁的主张再次胜出。他当机立断解决南美问题可以说是外交政策上的一大胜利，当然，英国还有更多的事务等待着他的决断。
在拿破仑战争最艰难的岁月里，不列颠的大批军队都被派去防御葡萄牙。而今，这个英国的最古老盟友再次请求援手。南美卷入欧洲事务后，葡萄牙的巴西殖民地宣布独立，同时还出人意料地将驻扎在此的葡萄牙亲王拥立为统治者。坎宁立刻承认了这个新政权，并力劝葡萄牙政府也如此作为。然而就在此时，形势突然出现了转变。葡萄牙老国王驾崩，一场王位争夺战随即展开。王位的合法继承人是巴西皇帝年仅八岁的女儿，自由派和立宪派势力都对其表示拥护。女孩的叔叔同样要求继承王位，他是一个专制主义者，得到神圣同盟和西班牙的积极支持。英国秉持一贯的政策，那就是里斯本不能落入敌对势力手中，而此刻，葡萄牙几乎要被独裁主义干涉势力所压垮。依照古老的盟约，英国于1826年12月派军前往古斯塔河。坎宁在议会陈述了自己的主张，他说，军队调动并不是“刻意将政体强加某人，而是为维护盟国的独立”。英国驻里斯本的大使描述了皇家海军舰队出现在古斯塔河的时候，人们欢欣鼓舞的景象：“现在，谁也不再害怕成为立宪主义者了……英格兰已经发话，皇家军队业已抵达。觉醒的雄狮气度不凡。”虽然如此，葡萄牙问题只是暂时得到解决，数年之后，坎宁的继任者们将再次面对这一棘手难题。
此时东地中海也爆发了一场危机。希腊已被土耳其占领了四百余年，如今也萌生了自由独立的思想。希腊人发动起义，于1822年宣布独立。英国人普遍同情希腊革命，尤其是了解古希腊塞莫皮莱和萨拉米斯荣光的英国知识分子，更是觉得热血沸腾。伦敦的开明人士渴望为革命者尽一份力，他们发起募捐活动，诗人拜伦和一些志愿者甚至直接奔赴了希腊战场。然而，拜伦在梅索朗吉昂牺牲之前，却感到了深深的失望。希腊获得的荣光几乎被内讧毁灭殆尽，在希腊历史上，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如果没有欧洲强国施以援手，希腊革命将被彻底扑灭。可怕的埃及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率领一支大军援助土耳其苏丹，在强大的压力之下，革命军队节节败退。更加不幸的是，欧洲列强对希腊革命态度不一。神圣同盟陷入分裂，奥地利和俄国站在了土耳其一边，坎宁遵循卡斯尔雷在世时的政策，试图调解双方矛盾。此外，坎宁害怕俄国出兵干预，在希腊建立起仆从国，并从土耳其那里捞得好处。如果俄国势力取代了土耳其，那么就将危及英国在中东和印度的利益。这就是所谓“东方问题”的起源。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对欧洲列强的烦扰有增无减，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才暂告终结。经过一系列复杂的交涉，英法俄三国于1827年达成协议，向土耳其提出条件。英法联合舰队前往希腊水域向土方施压。这是坎宁在外交事务中的最后成就，他不久便与世长辞，未能亲眼看到希腊舞台上的下一出剧目。
英国政界对外交大臣坎宁的举措变得愈加挑剔起来。威灵顿十分不安，认为坎宁行事轻率。在利物浦首相的调解之下，各持己见的两派人士才没有决裂。1827年2月，利物浦突然中风，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接踵而至。赫斯奇森的内政和坎宁的外策使他们与那些老牌托利党徒日渐疏远。那么如今谁来领导政府呢？托利党的前景一片茫然。应该采取威灵顿的政策，还是听从坎宁的主张？首相人选仍然仰赖国王抉择，为此，乔治四世犹豫了一个月之久。辉格党人无力组阁，该党目前已是四分五裂，根本无法赢得多数选民的支持。因此，还是应由托利党的某一派出面来担当大任。
利物浦内阁中的许多成员，包括威灵顿和埃尔顿在内，都拒绝在坎宁的领导下任职。但另一方面，坎宁却有望获得一些辉格党领袖的支持。那么是否应建立托利党和辉格党的联合政府呢？这就打破了传统的政府组织惯例。是否由托利党单独执政呢？这不但会遭到下院反对，国内民众也不会认同。如果找来一些态度中立的名流建立温和的政府，化解党派之争呢？在温莎城堡内，一连几个星期，人们围坐在餐桌前争论不休。他们最终发现，没有坎宁和他的同僚，组阁之事便难以实现。但坎宁却要国王首先答应他的全部条件。他最终说服了国王：“陛下，先王曾打破辉格党的主导地位，我希望您不要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托利党。”乔治四世答曰：“如果那样做，我必受天谴。”1927年4月，坎宁出任首相，但仅仅掌权数百日。
坎宁组阁标志着十八世纪的政治体系即将瓦解。他能够获得首相职位，有赖部分辉格党人的殷切支持。然而，坎宁失去了下院唯一的托利党能人罗伯特·皮尔。皮尔辞职部分是出于个人原因，同时他也深知坎宁钟情于天主教的解放。但托利党中的反对派与辉格党中的顽固派对新政府十分厌恶。如果坎宁能多活一段时间，他和下属们或许能够组建起一个新的政治联盟。不幸的是，在短暂的病痛之后，坎宁于8月8日离开了人世。他与卡斯尔雷一样死于过度劳累。
在新世纪政治转型的关键时期，坎宁扮演了一个关键性的角色。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他的深谋远虑和当机立断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坎宁头脑灵敏、性情急躁，在同僚中口碑不佳。正如他的朋友沃尔特·斯科特所言：他缺乏审慎态度。坎宁继承了皮特政策的优势一面，并将其传递后世。他对英国社会生活的各类新兴潮流兴趣浓厚，同时也与新闻界保持着密切联系，更重要的是，他懂得如何运用舆论宣传为政府服务。与査塔姆相似，坎宁的政权主要得益于公众支持及受欢迎的外交政策。对天主教解放的支持体现了他胜于旁人的独到眼光，而其反对议会改革的态度也使接触过法国革命的英国政治家们怨声载道。后来他对议会改革的看法可能有所改变，至少可以说，在坎宁死后，面对濒临崩溃的托利党，他的追随者们最终改变了态度。迪斯雷利曾有幸与这个杰出人士见面：“我只见过坎宁一次，但当时情景历历在目，他因激动而扬起的眉毛，萦绕耳际的美妙话语，至今令人难以忘怀。”
坎宁在紧要关头撒手人寰，这对国内外的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追随者和辉格党盟友拼凑了一个临时政府，勉强支撑着局面。政府领导人是性情忧郁的戈德里克爵士，他是前任的财政大臣。以皮尔和威灵顿为首的大多数托利党人对戈德里克政府持反对态度。辉格党与托利党间爆发了争吵，破坏了政府的团结，而在推行坎宁不干涉希腊的政策上，也出现了一场意外。塔列朗曾恶毒地讽刺英国的不干涉政策，他说：“这个抽象的政治字眼与‘干涉’似乎意义相同。”但该项政策对英国人而言却是很有意义的。科德林顿曾是纳尔逊的下属，参加过特拉法加海战，此刻，他正统率英法联合舰队泊于希腊的海面。科德林顿擅做主张，在纳瓦里诺湾一举歼灭了整支土耳其舰队。英国国内对此颇为震惊，他们担心俄国人会借机渔利，但是海战之胜却是帮了希腊人的大忙。英王发表演说，将其称之为“不幸的事件”，胜利者科德林顿差点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由于辉格党人的阴谋，临时政府突然分崩离析，但辉格党也无法单独组织政府，它太过孱弱且缺乏有力的领导。威灵顿和皮尔受命组阁，威灵顿担任首相，皮尔成为内政大臣和下议院议长。这些老牌托利党人还将进行一场顽强的垫后战争。
新政府的政治观点仅仅是要维护现存制度和律法，认为它们是社会秩序的中流砥柱。只有在迫不得已之时，才能决定后退。皮尔是当今英国最富才干的能臣之一，可他只精于行政管理，只有舆论沸腾引发全国关注并成为无从回避的政治现实时，皮尔才对其给予重视。皮尔政府的第一个让步是应反对派要求废除了《宣誓条例》，该条例将非国教徒挡在了公职之外。这些人经过长期的斗争，而今终于获得了平等的政治权利和地位。天主教徒没有获得这项权利，他们的解放不仅关乎原则，也不只是迈向全面宗教平等的一个步骤，而且是与大英帝国的利益息息相关。爱尔兰问题是英国政府的最大败笔，在拿破仑战争期间，爱尔兰人的不满和抵制严重削弱了英国的战略地位。从克伦威尔时代起，爱尔兰的大政方针就掌握在少数新教徒手中，爱尔兰人受到压迫，社会愤怒情绪也在不断酝酿升腾。爱尔兰的革命威胁使英国政府终日惴惴不安。1815年天主教徒解放问题出现以后，英国政界重新分为了两个派别，坎宁与部分辉格党人站在了一起，同威灵顿和皮尔一派相互对立。英国的政治家们达成了“君子协定”，将爱尔兰问题年复一年地拖延下去。但爱尔兰人的忍耐已到了极限，他们在丹尼尔·奥康内尔的领导下组织起来，掀起了猛烈的反英浪潮。奥康内尔是个地主，同时也是一名律师，他希望爱尔兰在英王统治下实行自治。虽然他并不是一名真正的革命者，但却是一位激情四射的演说家，他的讲演能够鼓动人们进行暴力抗争。
一个不起眼的政治事件掀起了波澜。政府中支持坎宁的托利党领袖威康·赫斯奇森和他的追随者们被迫辞职，一位爱尔兰新教地主维齐·菲茨杰拉德通过晋升弥补了职位的空缺。在当时，官员任命需要选民进行补缺选举，因此便在克莱尔郡举行了一场投票活动。奥康内尔是天主教协会成员，他之所以成为候选人，是因为得到背后天主教协会的大力支持。他当选为议会议员显然与现行法律相违背。尽管当地新教人士极力抵制，但他仍然胜利当选。这无疑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如果英国政府拒绝给予天主教徒选举权，爱尔兰很可能会爆发革命，继而在国内引发政治灾难。
皮尔是从爱尔兰起家的政治家，他始终坚持保守立场，反对向天主教徒做出任何让步，而他的政治威望也由此确立起来。他是牛津大学选区选出的议员，也是最坚定的国教捍卫者。但随着危机的日益严峻，他的态度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动摇。威灵顿的处境要略好些，他的态度倾向中立，因而能够不偏不倚地酌情定策。爱尔兰的局势现在一目了然，当地人组成的爱尔兰独立协会妨害了政府的管理，留给英国的只有两种选择，一是解放天主教徒，二是再次出兵征服爱尔兰。1828年8月，威灵顿就爱尔兰局势向国王进行汇报，他说：“政府官员已不再拥有影响力或掌握政权，他们的权力被罗马天主教协会的阴谋家们剥夺了。天主教协会利用神职人员来施加影响，以自认为恰当的方式统治者国家……爱尔兰正酝酿着一场暴乱……而我们又无法解散议会，大多数人的观点是……通过解放天主教徒加以补救。如果不能采取相应措施平复社会情绪，人们就将被迫陷入争斗之中。”
恐慌情绪在爱尔兰的新教徒中间蔓延开来。爱尔兰暴乱不能带给他们一丝好处，天主教徒政治平等对他们来说是难以下咽的苦果，但是如果寸步不让，他们的地产就将处于危险之中。政治权利或地产，二者只能选择其一。12月，爱尔兰事务大臣向皮尔明确指出了内乱的危险：“毫无疑问，在奥康内尔被赶出议会之时，南方的农民将乘机起事。在此期间，任何反对天主教徒的举动都可能迫其提前采取行动。”一名英格兰反对派的成员在信中阐述了爱尔兰新教徒的观点：“根据权威消息，绝大多数的奥兰治派新教徒对自己的处境深感忧虑，他们明确表达了不惜任何来代价化解双方冲突的急切愿望。”
威灵顿将军曾目睹了西班牙内战的过程，他深知，英国很难凭一己之力镇压一场全国性的暴动。威灵顿出生在一个爱尔兰家庭，对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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