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秋林
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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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经济学教程试读：
第一章 出版经济学的基本问题
如果把出版业比作一枚硬币，那么，文化和经济是这个硬币的两面，争论哪一面更重要，也许，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人们往往惊奇于出版业所展示的一幅幅瑰丽的文化画卷，而对出版业的经济画卷却知之甚少，现在，我们不妨将这一长卷慢慢地展开。第一节出版产业经济系统及运行原理
首先，要回答一个问题，出版产业经济的运行是如何发生的呢？在此我们不妨以公私合营前的商务印书馆作为样板，以它的运行系统来分析整个出版产业经济的运行系统。一、商务印书馆的运行系统
1．商务印书馆的产权制度及企业组织形式。商务印书馆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在上海创办，创办人为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等，创立之初为合伙制企业。1901年，商务印书馆改为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增至五万元，夏瑞芳重金邀请张元济入股并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一职，主持编译工作，从此揭开了商务印书馆从家族式企业走向现代出版企业，并不断创新与发展的新历程。1903年，商务印书馆改为中日合办的出版企业，资本各十万元，引进日本先进印刷设备和技术。1914年初，商务印书馆清退日股，资本达200万元，成为国内最大的集编辑、印刷、发行为一体的出版企业。夏瑞芳遇刺后，为协调编译所、印刷所和发行所的工作，商务印书馆设立了总务处，构建了三所一处的内部组织结构。表1 商务印书馆创办时的股份情况姓 名持股数金 额鲍威恩一股500元夏瑞芳一股500元鲍咸昌一股500元徐桂生一股500元高凤池半股250元张桂华半股250元郁厚坤半股250元沈伯芬两股1000元
2．商务印书馆的生产组织。商务印书馆建立之初，业务仅为小批量印刷传单、招贴画、账单等。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工作以后，商务印书馆的业务变为新式教科书、工具书和国外人文、科技图书的翻译、出版、印刷、发行。
张元济进入商务印书馆之前，商务印书馆仅仅出版了16种外语读物。1902年，张元济受邀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时值中国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转轨，各类新式学堂缺乏适应新学制的新式教科书，张元济以敏锐的眼光和务实的作风及时调整出版业务的方向，推动商务印书馆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编订自成体系的教科丛书。商务印书馆编辑、发行的新式教科书风行全国，一度占据全国市场的绝大部分份额。
为保证书稿的质量，商务印书馆尤其注重对作者的选择，并聘请了许多优秀的编辑。据《商务印书馆大事记》记载：1920年至1922年间，陆续进馆的有陈布雷、周昌寿、谢六逸、杨贤江、郑振铎、周建人、周予同、李石岑、竺可桢、任鸿隽、周鲠生、陶孟和、顾颉刚、范寿康等；同时还聘请了陈独秀、胡明复、杨杏佛、秉志等为馆外编辑。这些人才成就了商务印书馆注重出版物学术水平和质量的严谨风格。
3．商务印书馆的市场竞争。这期间，原任职于商务印书馆的陆费逵和章锡琛等先后创办中华书局和开明书店，出版发行新式教科书，与商务印书馆竞争。
随着新式教科书的业务量大增，企业人数也急剧上升。1914年初，商务印书馆的职工人数达750人；到1932年前后，商务印书馆上海总馆的职工人数已达4 500人。随着生产成本的上升，企业成本控制压力陡增。但商务的经营者合理配置出版要素资源，降低成本，同时保持教科书的合理价格和出版数量，使其出版物占据了近半数的市场份额，企业利润也急剧上升，至淞沪抗战前夕，商务印书馆未分配利润高达80多万银元。表2 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市场占有率年份全国商务中华世界3家出版物的比重商务所占比重19346197279348251161％45％193592234293106839162％46％193694384938154823171％52％
商务印书馆极盛时期有职工5 000多人，在海内外设有分馆36个，各类办事机构1 000多个，所出版的书刊数量占全国60％以上，创造了中国现代出版业的诸多第一，成为当时亚洲最大的出版机构。二、出版产业经济系统的构成与运行原理
商务印书馆的运行系统向我们展示了一部分出版经济学原理，这些原理隐藏于出版产业经济系统的运行过程中，这一过程可以做如下描述。参见图1：图1 出版产业经济系统循环运行示意图
1．三大主体：出版企业、个人读者或团体订户、政府。出版产业经济的运行离不开出版行为主体，作为生产方的出版企业和作为消费方的个人读者或团体订户构成了互为依存的基本主体，政府则调节双方的行为。（1）生产方：出版企业。出版企业的职能是组织生产与经营，必要前提是拥有相关的出版资源要素：作品或稿件、编辑等生产经营管理人员、资金以及土地或场所，即劳动、资本和土地等要素资源。出版企业获取这些出版要素资源后，以一定的技术和具体的业务流程方式，进行作品的编辑加工、印刷复制，然后将出版产品推向市场。
当然，出版企业在获取要素资源进行出版产品的生产之前，还需要解决企业的产权制度及企业组织形式的问题，即以产权制度为核心的出资主体和治理结构，由此形成了合伙制、股份制等出版企业。
在上述商务印书馆的案例中，商务印书馆起初是合伙制企业形式，后改为股份制企业形式，并形成了股东大会、董事会、总经理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在生产组织上，商务印书馆获取大量高素质的作者资源，形成源源不断的优秀的稿件来源，雇用大量的编辑、管理、印刷、发行人员，从股东、银行等个人、团体获得资金，生产、销售新式教科书、学术图书和工具书等出版产品。（2）消费方：个人或团体。个人／团体在整个出版产业经济运行系统中扮演了两个角色：一是作为出版要素资源的拥有者，可以提供劳动力，如创作作品或直接为出版企业的生产经营提供劳动力资源，同时，他们可以购买出版企业的股票，为出版企业提供资金，当然，形式为团体的银行更是直接为出版企业提供借贷服务；二是作为出版产品的消费者，直接购买出版企业出版的图书、期刊等出版产品，为出版企业的持续运行提供支付保证。
在上述商务印书馆的案例中，商务印书馆雇用的各类职工达数千人之多，这些职工所拥有的就是各种劳动技能——劳动力资源，包括各类学界名人，从经济本质上讲，也是一种劳动力资源，他们既进行作品创作，将稿件提供给商务印书馆，也作为编辑直接为商务印书馆服务。商务印书馆还从个人股东和银行获取性质不同的资金，支撑企业的出版活动和持续运行。同时，作为购买方的个人读者和团体订户——学生、学者、图书馆等，则以货币支付方式直接购买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的教科书、一般图书、工具书、期刊等出版产品。（3）规制方：政府。政府在出版产业经济运行中，充当的是调控或规制的职能，为出版产业的正常运行保驾护航：制定相关法律、政策，以调整、规范出版企业的行为，并为出版企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支持。
商务印书馆的生产经营活动及市场竞争行为都必须接受政府行政、法律法规、经济政策的调节和管制。
2．三大市场：出版产品与服务市场、资本市场和劳动市场。出版产业经济系统中的两大基本主体出版企业和个人／团体，分别拥有出版产品和出版要素资源，他们在不断的交换和交易中，形成了三种类型的市场。（1）出版产品与服务市场。出版企业将生产出来的图书、期刊售卖给个人读者／团体，前者出让图书、期刊等出版产品的所有权，获得货币资金收益；后者以货币资金支付、购买，获得图书、期刊等出版产品的所有权，出版企业与读者之间的这种商品—货币交换与交易过程，就形成了出版产品与服务市场。
商务印书馆与读者之间在出版产品与服务上的关系形成了教科书市场、学术图书市场、工具书市场和期刊市场等具体市场形态。（2）资本市场。出版企业以发行股票、债券或借贷的方式向个人／团体融取资金，并支付股息、利息；个人／团体以投资者的身份向出版企业购买股票、债券，或者直接以借债的方式借钱给出版企业，以获取股息、利息收入。出版企业与个人／团体之间的这种交易关系构成了资本市场。
通常，在出版企业股份公司制的情形下，围绕出版企业股权流动而形成的产权市场也是资本市场的一部分，产权市场的交易标的是出版企业的股权，股权的变动导致出版企业的控制权发生更迭。
在上述商务印书馆的案例中，商务印书馆曾发生多次股权融资行为，如引入日资以及张元济入股商务印书馆等。同时，商务印书馆的日常经营还需要大量的流动资金，这部分资金主要是通过银行借贷解决，属于债权融资。之后的清退日资，实际则是股权的变动行为，属于产权交易行为。（3）劳动市场。出版企业与具有特殊编辑思想或技巧、印刷复制技术、市场营销技能、管理才能的个人签订劳动合同，并支付相关工资和福利，以获取出版产品生产、销售的劳动资源和指挥、管理权。劳资双方之间的这种交易，就形成了劳动市场。
此外，还有土地市场。第二节出版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
在厘清了出版产业经济系统的构成和基本运行后，下面要回答一个重要问题：出版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是什么？一、出版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关于出版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存在不同的看法。例如，梁宝柱认为：出版经济学是运用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研究编辑、印刷、出版、发行各环节经济活动规律的科学。其研究对象可分为直接对象和间接对象。前者研究出版经济活动及其运行规律，即研究出版诸经济活动的客观规律及其相互关系；后者研究出版业再生产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出版业发展与政治、科技、文化发展的关系以及其他相关的社会外部条件。[1]彭建炎认为：出版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出版的经济活动。出版的经济活动是研究这门学科时作为目标的客体。[2]
作为一个学科研究对象的事物、现象或社会活动应具有一定的广延性，在研究对象基础上展开的研究内容应能包括该学科研究内容的各个方面，围绕研究对象进行研究而得到的科学理论应能全面地指导相应的人类社会实践。而且作为研究对象的事物、现象或活动，在概念上应是高度的科学抽象的结果，而不是一些概念的简单组合。
从广义上看，出版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简单地说，就是出版产业经济系统及其运行过程的规律。一个学科的研究对象是指人们从事科学研究时作为认识目标的事物和客体。出版经济是以出版为基础，以出版产业为主导的经济。以出版为基础，要求把出版作为经济资源来开发，提高出版在物质生产领域、服务领域、特别是信息领域的地位，充分发挥出版在经济活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以出版产业为主导，建立以现代企业制度为核心的出版企业，进行出版物的低成本生产、加速出版物市场化进程，构建完善的出版市场体系和出版市场运行机制，建立规范、科学、合理的出版产业政府调节机制，优化出版产业结构，等等，正是出版经济系统本身运行的具体表现，而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恰恰是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出版与出版活动的内容。可以说，以出版经济系统及其运行规律为研究对象，可以全方位地进行出版经济学的研究，建立起完善的出版经济学体系。因此，从广义的方面来看，将出版产业经济系统及其运行规律作为出版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并无不妥之处。
但同时，经济学的研究有一定的范式，即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中各类经济组织如何选择资源以及如何决定资源的使用方式，简言之，即研究资源配置与效率的问题。出版经济学的研究也必须符合这一范式，因此，出版业作为一个独立的产业，出版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也必然被限定在出版产业之内，也就是说，出版经济学是研究出版经济组织如何选择出版资源以及如何决定出版资源的使用方式，即研究出版资源配置与效率的问题。所以，从狭义的方面来看，出版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出版产业的资源有效配置问题。因为无论是出版企业的生产和扩张、出版产业组织的运行效率，还是出版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出版产业政策的规范、调控的力度和目的，都是围绕出版资源配置与效率这个中心展开的。
第一，从出版产业经济运行的主体来看，其核心就是出版资源的配置方式与效率。作为构成出版产业的基石——出版企业，以最低的成本谋求最大的利润的生产和经营过程，本身就是进行出版资源选择和出版资源配置的过程，其选择和配置的结果表现为出版资源的利用效率高低和社会经济、文化福利的增减。
第二，从出版产业经济运行的机制来看，企业制度作为一种稀缺资源直接影响出版企业的运行效率。在出版产业中，企业制度主要包括企业的产权结构和治理机制，产权界定是否清晰，产权的结构是否合理，产权的流动性能否发挥作用，以及企业治理结构中的决策与监督机制是否健全，直接决定着出版资源的配置方式和配置效率，因此，出版体制的变革和出版企业制度的创新实质上是出版资源的重新配置。
第三，从出版产业组织看，通过出版市场的垄断、竞争与合作机制作用的发挥，使各类出版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与社会对各种出版物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协调发展。在出版企业之间、出版企业与消费者的博弈中，资源配置对路、效率高的企业最终赢得市场，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同时，进一步推动出版产业的升级和发展。
第四，从出版产业分布结构和产业发展看，出版产业的分布结构本身就是出版资源在不同地区的分布状态和变化的表现，出版产业合理分布结构的要求实际上就是合理配置出版资源于不同地区的要求；出版产业的发展需要智力资源、制度资源和物质资源的不断支持和有效配置，除智力资源具有可再生性，其发展不存在极限外，制度资源和物质资源都具有稀缺性特点，如果配置不当或效率低下，则出版产业经济会出现波动甚至周期性波动，保持出版产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实质也是合理配置出版资源。
第五，从出版产业政策看，出版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其目的就是通过各种间接调控手段来指导、服务和协调出版产业内各类出版企业的资源配置方向、配置成本和配置效率，提高整个出版产业文化资源和经济资源的配置水平，进一步提高整个社会的文化和经济福利水平。
因此，将出版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具体为出版资源的配置与效率是有理论和实际依据的。围绕出版资源的配置研究出版产业经济发展，不仅能够更科学地建立出版经济学理论体系，使出版经济学的体系更严密、更完整，而且更加彰显研究出版经济学的实践意义，使出版经济学更具时代性、指导性和可操作性。二、出版经济学的定义和主要内容
1．出版经济学的定义。关于出版经济学的定义很多。例如，梁宝柱认为：出版经济学是研究出版产业经济规律的一门学问。[3]彭建炎认为：出版经济学是研究出版经济活动规律的科学。[4]许力以则认为：出版经济学是研究出版物的社会功能及其生产过程（编辑、印制、发售）的经济规律和经济关系的科学。[5]
一个学科的定义是对该门学科的本质特征或一个概念内涵与外延的明确而简单的说明，是对其研究对象及其基本研究范畴的简要概括和说明。由此，在明确了出版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及出版经济学定义的基本要求后，可以认为，出版经济学是研究出版资源配置的运行机制以及出版经济系统发展规律的一门科学。
2．出版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及研究内容。关于出版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及研究内容，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李明、梁宝柱、周彦文、许力以等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各自的看法。总的来看，出版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应包括微观出版经济理论、宏观出版经济理论以及政府对出版业的规制等内容。（1）理论体系。出版经济学理论既要研究出版产业经济的实证问题，又要研究出版产业经济的规范问题。前者涉及解释、预测出版经济的现象和本质；后者涉及应该如何对付，即怎样做才是最佳的出版经济行为和决策。总的来看，出版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就应包括以下三个部分：一是微观分析。利用微观经济学的原理研究个别出版者、个别出版物消费者的经济行为，阐述这些个别经济单位为什么和怎样做出经济决策。同时阐述这些个别出版者和出版物消费者怎样相互作用，形成更大的经济单位、市场和行业。通过分析个别出版者和消费者的行为及其相互作用，揭示出版产业和出版市场的运行机制及运行方法。二是宏观分析。利用宏观经济学的有关理论研究出版产业经济总量平衡和出版经济稳定增长等问题。如出版经济供求总量和结构均衡，技术创新与出版经济增长等。三是出版经济政策的研究。如利用税收、补贴等经济手段调控出版者的经济行为，消除出版外部性，制定出版产业长期发展政策，促进出版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等。（2）主要研究内容。具体而言，出版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一是出版企业理论。出版企业是出版经济系统的基石，在微观经济学中，企业是一个黑箱，企业仅是一组函数关系，即在一定的资源约束条件下，利用既定技术进行生产的组织，核心是成本。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眼里，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企业是市场的替代。在出版经济学中，出版企业的基本职能是将外部资源内在化，并以一定的制度保证和具体的组织形式进行出版资源的合理、科学配置，以求低成本地组织生产和流通。因此，出版企业理论实际包括两个关联的内容：出版企业的产权理论和出版企业的生产理论。
二是出版市场和价格一般理论。研究出版市场机制的一般原理，出版供给和出版需求相互作用使出版市场达成某种均衡状态，形成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一般而言，出版物价格上涨，出版供给量增加，出版需求量下降；反之，则出版供给量减少，出版需求量上升。出版者预测出版物的需求曲线，并按照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原则，确定出版物价格和印数的组合，保证获取合理的利润或将亏损降低到最低限度（因为出版物是一种精神产品，获利并不是出版者出版行为的唯一目的）。
三是出版产业组织理论。出版企业之间的垄断、竞争与合作行为，形成了不同性质的出版市场。出版产业组织理论研究出版市场的性质及在不同类型的出版市场条件下，出版者根据出版市场竞争程度大小，生产成本高低，制定利润目标（或亏损底线），确定出版物价格和印数的不同组合，制定不同的市场策略。
四是出版技术创新与出版经济增长理论。出版技术创新是推动出版产业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出版技术创新群出现时，出版产业经济高速发展，反之，出版产业经济则出现波动。并且，出版产业经济的这种长期增长和短期波动呈现出有规律的循环现象。
五是出版产业集群和出版产业带理论。出版产业集群与出版产业带是出版生产经营主体及其相关联部门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布格局，其背后反映出市场机制、制度机制和政府机制运行规律及其作用。
六是出版经济规制理论。研究出版管理者如何制定出版产业政策及出版经济发展的长期目标，如何利用税收、财政补贴等经济手段调节出版经济，消除垄断、不正当竞争以及出版外部性，维护出版产业经济运行秩序，避免出版经济的短期波动，减少出版资源的浪费，保持出版业长期稳定地发展。第三节出版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方法一、出版经济学的基本分析范式
任何规范的理论都有自身的研究和分析范式。“范式”（Paradigme）一词由托马斯·库恩（Thomas Samuel Kuhn）于1962年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首次提出，后被各个学科广泛使用，虽然并没有一致而确切的定义，但大体上是指“在某一具体科学研究领域并在某一特定时期里比较占优势和主导地位的研究者群体所大致认同并经常使用的（科学）观念、理论基础、理论出发点（假定）、概念、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等的综合，尤其侧重于一系列常用的概念、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6]
借鉴现代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研究出版产业经济理论和经济行为方式的出版经济学也有自身的研究范式。任何一种出版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都是出版活动主体（出版社、个人读者／团体订户等）进行权衡取舍的结果。人们之所以进行权衡取舍是因为出版资源具有稀缺性，而出版经济主体的扩张欲望则是无止境的，所以，出版经济主体必须做出权衡取舍的选择，尽可能有效地利用出版资源，用有限的出版资源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求知与娱乐欲望。因此，对出版经济行为和现象分析的基石是人们在出版资源稀缺的约束条件下，进行权衡取舍而形成的均衡结果就是我们最终看到的各种出版经济现象。
根据钱颖一[7]和田国强[8]等人的研究，结合出版产业的实际运行状况，出版经济学的研究、分析范式基本上由以下五个部分或步骤组成：界定出版经济环境、设定出版主体的行为假设、给出出版制度安排、选择均衡结果、进行评估比较。前四步是实证分析，最后一步是规范分析，整个分析步骤逻辑清楚、层次分明。
1．界定出版经济环境。研究、分析出版经济现象，首先是对所要研究的问题或对象所处的出版经济环境（economic environment）做出界定。出版经济环境通常由与出版行为相关的出版经济人（所谓出版经济人是指假定从事出版经济活动的人都是自利的假设，自利不是自私，是出版经济人在众多的选择方案中选择对自身最为有利的那种方案）、出版经济人特征、出版经济活动的市场环境等组成。其中，在大多数问题的研究中，出版经济环境都假定为外生（即出版经济行为主体无法改变或既定的因素）所给定的。
对出版经济环境的界定可分为两个层次：客观描述出版经济环境，精练刻画出版经济环境特征。前者是科学，后者是艺术。界定好一个出版经济环境，就是要将这两个层次有机地结合起来。（1）描述出版经济环境。描述出版经济环境就是对所要研究的对象或问题所处的出版经济环境作近似的描述。例如，当出版社的编辑在对多个选题进行选择、取舍的时候，必须对每个选题所面临的市场环境予以描述：读者对象是谁？对读者的文化程度的要求怎样？购买力如何？该选题内容的价格需求弹性怎样？市场参与者多寡？市场准入制度如何？等等。编辑人员对选题所处的出版经济环境描述得越清楚、准确，结论就会越正确。（2）刻画出版经济环境。所谓刻画出版经济环境，是指在描述出版经济环境的同时，又精练、深刻地刻画了出版经济环境的特征，使之能抓住所要研究问题的本质。例如，出版企业的编辑人员在对每个选题所面临的出版经济环境做了力求最接近客观实际的描述后，还必须对出版经济环境的本质特征进行提炼，比如说是竞争性出版市场、垄断竞争出版市场、还是偏向于垄断的出版市场；这种垄断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等等。编辑在确定某个选题时，对选题所处的出版经济环境刻画得越精练和深刻，可行性论证就越简单，结论也越能让人理解和接受。
2．设定出版主体的行为假设。出版经济学分析范式中的第二个基本组成部分是对出版经济人的行为方式做出假设。这个假设至关重要，是出版经济学理论的根基。一个出版经济理论有没有说服力和实用价值，一个出版经济制度安排或出版经济政策能不能让出版产业持续快速地发展，关键看所假定的个人行为是不是真实地反映了大多数人的行为方式，看制度安排和人们的行为方式是不是激励相容，即人们对激励是不是做出了对他人或社会也有利的反应。（1）自利行为假设。一个比较合理和现实的出版经济主体的行为假设是，人是自利的，所谓自利，是指出版经济行为主体在从事某一出版经济活动时，常面临众多的实际选择，每种选择对自己的有利程度不同，通常情况下，出版经济主体会做出对自己最为有利的选择。简言之，即人主要追求自己的利益。在现实出版经济活动中，优质的出版资源是有限的，而人们求知、娱乐欲望则是无限的，这一矛盾造就了出版经济主体自利的选择结果。自利假设并不排斥利他行为假设，但在利己行为假设下所采用的规则多半同时也适应利他的人，并且比在利他行为假设下分析所采用的出版制度安排或游戏规则以及个人的权衡取舍选择问题要简单得多。（2）理性行为假设。比利己更强的行为假设是理性假设，也就是最优化假设。理性意味着：每个出版经济行为主体，无论是个人，还是出版企业，都会在充分占有出版信息和其他约束条件下争取自身的最大利益。对于读者而言，理性行为就是用自己有限的收入最大限度地满足个人的求知、娱乐等阅读欲望。对于出版企业而言，理性行为就是在给定的生产经营目标及生产技术条件下，选择最佳的投入产出组合以取得最大的利润或经济效益。（3）有限理性行为假设。理性假设以占有完全信息为前提，但不符合现实出版情形。有限理性假设是指出版经济行为主体在做出选择、取舍决策时，不可能完全充分地占有相关信息，同时也受到学识、能力的限制，甚至情感的干扰，而不能总是真正地追求其最优目标。有限理性假设是理性假设的推广和延拓，比理性假设更一般化，也更接近出版经济行为主体的实际情形。
3．给出制度安排。出版制度（institution）是指一组出版规则的集合，这些出版规则与社会、政治和经济活动有关，支配和约束出版经济行为主体的行为。
按照戴维斯·诺斯的划分方法，出版制度划分成两个范畴：出版制度环境（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和出版制度安排（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出版制度环境是一系列基本的关于出版经济、出版政治、出版文化、出版法律等规则的集合，其中，支配出版经济活动、出版企业产权和合约权利的基本法则和政策构成了出版经济制度环境。在大多数情况下，经济制度环境作为外生变量给定，而经济制度安排（如市场制度安排）则可以看成外生给定也可内生决定。
出版制度安排，也即在众多的出版制度集合中，选择一种出版制度作为现实的游戏规则。在出版环境发生变化时，出版游戏规则多半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即所谓的出版制度变迁。例如，就整个国家出版经济制度安排的选择来看，出版经济制度安排可以是市场经济制度、指令性计划经济制度、混合经济制度、转轨经济制度或任何其他经济制度安排。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制度下的出版产业和出版企业制度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出版产业和出版企业制度有所区别，这种区别会对出版经济行为主体，尤其是出版企业造成不同的影响。
不同的出版制度将导致出版经济行为主体不同的激励反应，从而可能导致非常不同的结果。例如，和计划经济体制相比较，在市场经济制度安排下，出版企业成为自负盈亏的独立法人，出版企业会自觉地重视出版产品的市场需求，闭门造书的情形大为减少，同时，出版企业产生引入现代产权制度的冲动，以股份公司制来构建出版企业的组织形式，形成内部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扩大融资渠道与融资规模，真正做强、做大出版企业。编辑及各类出版人员在激励与约束机制下，将自己的切身利益与出版企业的利益紧密挂钩，信息不对称下的道德风险将随之降低。此时，出版制度起到了真正有效配置出版资源的功效。
4．选择均衡结果。出版经济学分析范式中的第四个基本组成部分是选择均衡结果，即对多种可行性方案做出权衡取舍的选择，找出最佳结果，特别是经济上的最佳结果。均衡表示在有多种可供选择的方式的情况下，出版经济主体需要选定一个结果，这个最终选定的结果就是均衡结果。
一旦给定出版经济环境和出版制度安排（游戏规则）及其他必须遵守的约束条件之后，出版经济行为主体将会根据自己的行为方式做出激励反应，对利己的出版经济行为主体来说，一般会选择一个自认为是最有利的结果。由于有限理性的原因，这种均衡结果也许不是真正客观上的最优，而是自认为的最优。
例如，在市场经济制度下，出版企业在生产要素资源和技术约束条件下的利润最大化生产计划就是均衡生产计划，从而可导出出版产品的供给曲线和要素需求曲线；作为消费者，在预算约束条件下的效用最大化消费组合称为消费均衡，从而可导出每种出版产品的需求曲线。从出版产品供给和需求曲线又可得出出版产品的市场竞争均衡结果。
5．进行评估比较。出版经济学分析范式中的第五个基本组成部分，是对出版经济制度安排和出版经济行为主体的权衡取舍后所导致的均衡结果进行价值判断和评估比较。（1）效率评价。在评估一个出版经济机制或制度安排时，出版经济学通常所采用的一个最重要的评估标志是看这个制度安排是否导致了效率。所谓“效率”，就是用最少的成本，达到最佳效果。经济学中所用的帕累托最优（有效）或称之为最佳（first best）意味着：在现有出版资源约束条件下，不存在改进的余地，即不存在不让任何参与人或企业受损的情况下让一部分人或企业的福利有所改进的出版资源配置方案，即不是零和游戏，而是出现了新质。出版产业常常面临效率评价两难的境地，即所谓的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益的冲突问题，一个好的出版制度安排应能较好地解决这一冲突，例如，对于一些学术、科技类图书，单个出版产品的经济效率可能较差，但可能形成较大的社会收益，好的出版制度安排总能较为有效地评估这些单个出版产品的社会收益，并安排相应的减税或补贴制度，以弥补出版企业较低的经济效率，因为此时出版企业的经济效率因得到货币补贴未受到损失，但社会福利得到了提高。那么解决上述出版经济和文化冲突的出版财税制度安排就是有效率的。（2）激励相融。评估一个出版经济制度安排好坏的另外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它是否激励相融（incentive compatibility）。激励问题在每一个出版经济单位中都会出现。每个出版经济行为主体所做的每一次出版活动都涉及利益与代价（收益与成本），只要利益和代价不相等，就会有不同的激励反应。
所谓激励相融，是指使自利的出版经济行为主体之间的经济利益统一起来，如个人与出版企业、出版企业与股东等之间的利益统一，并且出版经济行为主体与社会之间的文化利益统一起来，使得每个行为主体在追求其个人利益的同时，也达到了出版制度安排设计者所想要达到的目标。
激励相融通过对出版经济行为主体的利益和代价的比较，以检验一个出版经济机制或规则是否运行良好，能否提供内在激励使人们努力工作，激励决策者做出有利于其主管的出版经济组织的好决策，激励出版企业尽可能有效率地生产。简言之，出版经济主体是否在主观上激励自己的同时，客观上也促进了社会文化的创造和进步。例如，在股份制出版企业制度下，控股股东会为管理层和企业职员制定相关的激励制度和考核制度，如果一个编辑策划了内容质量、市场销量俱佳的出版产品，为出版企业带来了巨额利润，这意味着编辑个人直接增加了出版企业价值，提高了股东红利，间接增进了社会文化福利；同时，编辑个人也因上述贡献会得到直接的与贡献相应的经济奖励和间接的个人社会荣誉。那么，出版企业的这种激励机制和考核机制就是激励相融的，反之，如果编辑个人得不到相应的奖励，干好干坏一个样，则这种制度就不是激励相融的。二、出版经济学的具体研究方法
所谓研究方法，是指人们在研究一门学科时所使用的主要方法、规则和基本原理。出版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由出版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体系所决定的，具体地讲有以下几种方法。
1．实证分析法。所谓实证分析法，主要是指经验型归纳法，它回答所研究的出版经济现象是什么，具有什么特征，说明该现象在各种条件下会发生的各种变化，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因此，研究者需要对大量的出版经济实际资料，进行分类整理，深入分析，以总结出带有规律性的结论。出版经济学所借鉴和运用的SCP范式分析，就属于实证分析法。
2．规范分析法。所谓规范分析法，实际上是一种依靠分析判断、逻辑推理的方法。它回答所研究的出版经济现象应是什么，不该怎么样，从已有的价值判断标准出发，进行严密的分析判断和推理。出版经济学理论的构建自始至终离不开规范分析法。
3．比较分析法。比较分析法是将两个或多个同类的事物，按照统一标准进行对比研究，找出事物的共性和特点，以推测另一对比事物的性质和特点。例如，出版企业的兼并重组研究，必然会涉及中外出版企业的规模对比、扩张路径对比等，通过对比研究，可得出出版企业兼并重组的方式和途径等共性结论。其研究方法就是典型的比较分析法。
4．博弈分析法。所谓博弈分析法，是指应用博弈论的方法来研究出版经济学的问题。博弈论又称对策论，它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在发生直接的相互作用时，人们如何进行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博弈分析法在出版经济学的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随着出版企业规模的扩大，出版寡头形成，出版市场战略性进入壁垒逐渐替代结构性进入壁垒，如何阻止其他出版企业的进入，如何应对其他出版企业的竞争和挑战，实际上是两个或多个出版企业间的博弈过程。
5．观察描述法。出版经济学是一门应用性理论学科，所以，研究出版经济学就必须对出版经济活动中存在的各种现象加以观察描述，并收集各种出版经济信息资料和数据，为深层次的研究做准备。
6．分析归纳法。对出版经济现象、数据进行归纳分析，进一步探讨各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准确把握出版经济的实质。
7．逻辑推理法。出版经济学的研究要大量运用经济学的有关原理，逻辑推理法也是出版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
8．统计学方法。出版经济活动往往产生大量的统计数据，分析这些统计数据可以发现出版经济活动中存在的问题，预测出版经济活动的发展方向。研究人员借助有关统计数据，可以建立数学模型，进行定量分析。
9．数学几何法。现代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发展方向就是越来越数学化，因为经济的发展需要越来越准确的定量分析作指导。数学推导、几何图形是经济学研究的必备工具。以经济学原理为工具、手段来研究出版经济的出版经济学，数学推导、几何图形也是必备的研究方法。本章习题
一、名词解释
出版经济环境 自利 出版经济人 理性 有限理性
出版制度 出版制度环境 出版制度安排 均衡 效率
激励相融 规范分析 实证分析
二、试述出版经济系统运行的基本原理。
三、什么是出版经济学？出版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是什么？
四、试运用出版经济学的基本分析范式分析、评价“书号买卖”现象。
[1]梁宝柱．出版经济学导论［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1：8．
[2]彭建炎．出版学概论［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171．
[3]梁宝柱．出版经济学导论［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1：11．
[4]彭建炎．出版学概论［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171．
[5]许力以．中国大百科全书之出版经济学词条［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
[6]李健．再论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与研究范式［OL］．2006-03-27．http://finance.sina.com.cn．
[7]钱颖一．理解现代经济学［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2．
[8]田国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J］．经济研究，2005，2．第二章 出版企业的经济性质
从某种意义上讲，出版产业是出版企业的集合，也可以说，出版企业是出版产业的细胞。那么，出版企业的本质是什么？这些本质又是如何影响出版企业的内部构成和运行的呢？阐明这些问题是出版经济学的基本任务，也有助于提高出版企业的整体资源配置效率。第一节出版企业的本质一、出版企业的基本功能是组织并投入生产要素进行知识、信息产品的生产与经营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企业是一个把投入品（生产要素）转化为产成品的实体，企业依据“看不见的手”所发出的价格信号，按照利润最大化的原则，确定一个产品价格和数量的最佳组合，企业就是一组受约束的生产函数，资源配置的功能是通过价格机制完成的。
出版企业依据市场需求，进行选题策划或对来稿进行甄别，选取符合市场阅读倾向和审美需求的作品，编辑加工，形成内容产品，并组织复制印刷，将内容负载在一定的物质载体上，形成有形的出版产品，再以一定的渠道和促销方式将出版产品销售给消费者，至此，出版企业一次完整的生产经营过程得以完成。在这一完整的生产经营过程中，包含了两个生产过程：编辑对书稿的甄别与加工，这一过程为精神生产过程；生产技术人员对定稿进行印刷复制，或以其他信息技术进行生产转换，这一过程称为物化过程。
罗紫初教授揭示了出版物在一次完整的生产、经营过程中资本转化的过程和价值形成、增值的过程。[1]出版企业以货币投入购买书稿、原材料、办公设施、组织生产，并聘用编辑、技术人员、发行及管理人员，使货币资本转化为商品资本；编辑、技术人员等围绕书稿进行精神和物质生产，融进自己的劳动，形成价值增值；发行人员将增值的出版产品销售出去，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比原有投入增加了货币。
如果将上述出版企业具体的生产过程进行抽象，即形成了标准微观经济学的生产理论。出版企业在利润或效用最大化的目标下，投入资本、劳动、土地等生产要素，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使出版产品的产量位于生产等可能线上，从而达到最优生产效率。在生产资源要素的配置使用上，总是用相对价格较低的要素资源替代相对价格较高的要素资源，或在技术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选择生产成本较低的生产工艺流程，从而达到最优交换效率。总之，资源配置是以价格机制发生作用为前提的。二、出版企业是对价格机制的部分替代，是出版资源配置的基本机制之一
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企业实际上是一个“黑箱”。英国经济学家科斯在1937年具有开创性研究成果的《企业的性质》一文揭开了这一“黑箱”。科斯认为，企业的本质特征是对价格机制的替代。价格机制的运行是有成本的，市场运行也存在费用，即存在交易费用。企业之所以出现，正是通过管理协调来代替市场协调并降低成本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通过企业组织生产的交易费用低于市场组织的交易费用，企业才得以产生。市场和企业是配置资源的两种可相互替代的手段，它们之间的不同表现为：在市场上，资源的配置由价格机制来调节，而在企业内，则通过管理协调来完成。企业的边界由交易费用决定，当企业扩大规模时，企业内的交易费用低于在市场上的交易费用，企业的边界则得以扩展，直至两者的交易费用相等时为止。[2]
诚如科斯所言，出版市场的运行也是有成本的，出版企业的交易双方达成交易价格需要一系列的过程，每一个过程都会产生费用，即价格机制发生作用会产生交易费用：信息搜寻费用、谈判费用、签约费用、合约执行监督费用以及违约费用等，交易费用甚至可以达到使交易无法达成的程度。
随着出版企业的规模急剧扩大，出版企业有异于出版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日渐显示出来，在出版资源配置中逐渐表现出来的是出版企业内部这只看得见的手取代了出版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
出版企业替代价格机制成为出版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式之一的一个典型例证是出版企业的垂直一体化。在出版市场上，存在着专业分工明确的专门从事内容产品生产的出版公司和专门从事出版产品流通的各类书店。假定某出版公司与某连锁书店发生交易，交易过程是一个谈判、签约、履约、执行的过程，即对发行折扣、退货、付款等一系列责任与义务进行讨价还价。如果书店的折扣要求、退货率越高，则意味着出版公司的交易费用越高，当高到出版公司无法承受的时候，交易停止。但由于该连锁书店的销售辐射力对出版公司极其重要，出版公司的理性决策是收购这家连锁书店，将双方原来按价格机制进行的市场交易转化为出版公司的内部交易，即按计划或命令执行资源配置。同样，在出版技术数字化的趋势下，传统出版企业面临生产转型的压力，需完成技术转型。出版企业也可选择投资建立技术部门，通过与信息技术公司合作，购买信息技术公司提供的技术服务。双方达成的服务价格即市场价格，如果出版公司认为这一长期服务价格高于内在化信息技术公司的成本时，收购行为将会发生，市场交易机制转化为内部交易机制。
出版企业的这种扩张，“直到再在企业内部组织一项交易的成本等于通过公开市场上交换方式进行同一交易的成本或在另一企业内组织它的成本。”
同时，在出版企业内部，出版资源的配置并不总是按照价格机制运行的。例如，出版企业工作人员A，专业知识深厚，对金融业研究有一定造诣，适合做经济学编辑，并能得到较高的报酬。在价格机制下，除非A不愿意或有其他考虑，A能够向经济学编辑岗位流动，但出版企业却以命令的方式安排A做发行工作，因为出版企业认为A有较宽广的人际关系网络，这种网络有利于出版企业销售出版产品，除非A辞职，否则，A只能服从出版企业的命令式安排。三、出版企业是一系列契约关系所构成的联合体
阿尔钦和德姆塞茨认为，企业并没有比普通市场更优越的命令、强制和纪律约束等权利，企业的本质是一种合约结构。[3]也就是说，企业的本质是各种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契约的集束，企业是所有这些契约的建立过程和执行过程的总和。
契约是现代出版经济活动的纽带，在保护私产和人身自由的经济体内，出版要素资源的取得和使用实际上是一个订立契约和执行契约的过程。
在资本主义早期，由于存在专业分工，单个私产所有者为了更好地利用他们的比较优势，必须进行合作生产，因为由合作生产的总产品大于分别进行生产的产出之和，参与合作生产方的报酬也比分别生产时更高，这一合作的过程就是订立正式或非正式合约并履约的过程，美国早期的出版社，如约翰·威利父子公司等，就是合作的产物。
在现代出版经济体中，出版企业对人力资源的取得是通过契约完成的，各类出版人员以获取一定经济报酬和福利为代价，将自己从周一到周五每天8小时的使用权交付给出版企业，出版企业也正是依据这一使用契约来安排、配置人力资源；对某些长期使用的重要的物质资源，如纸张等，出版企业一般采取与供应方订立长期合同，以规避风险，降低不确定性。而对于出版产品的销售等市场交易，出版企业也是与重要经销商订立长期销售合同，以确保销售的稳定性。四、出版企业是社会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的反映
马克思认为，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企业是社会经济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带有一定的社会性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多样化是全球社会体系复杂性的真实写照。处于多样化社会体系的出版企业必须服从并服务于其所属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这是出版企业与一般工商企业的本质区别。
这一特殊本质决定了出版企业目标的多元性。出版企业追求利润，但并不总是以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标，社会效用最大化有时会取代对利润的追求。无论是公益性出版组织，还是商业经营性出版公司，都会面对这种抉择，而这对出版企业资源配置状况及效率会产生直接影响。出版企业区别于一般工商企业的这一特殊本质，对评价出版企业的实际资源配置效率增加了不小的难度和争议。第二节现代出版企业产权制度
基于市场交易费用的存在，科斯（1960）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认为，产权的界定和产权的安排在经济交易中具有重要性。在效用最大化的原则下，由于存在外部性和市场交易费用，只有在产权明确界定的情况下，相互作用的各方才会利用市场机制，通过合约，寻找到费用最低的制度安排。制度安排的选择以它所能带来的生产价值的增加大于它的运作所带来的费用而定。[4]科斯之后，阿尔钦、德姆塞茨、法玛、詹森等人对产权的基本内涵、企业产权制度及组织形式、监督成本、代理成本等内容进行研究，形成了完整的企业产权理论。本节将借鉴上述成果，结合现代出版企业的实际情况，对现代出版企业产权制度的内容逐一介绍。
产权（Property Rights）是财产权利的简称，经济学家对产权的表述并不相同。阿尔钦认为，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强制实施的选择一种经济品的使用的权利”；[5]Steven N. S. Cheung认为：产权的基本内容包括行动团体对资源的使用权与转让权，以及收入的享用权；[6]《牛津法律大辞典》对产权的定义是：“产权也称财产所有权，是指存在于任何客体之中或之上的完全权利，它包括占有权、使用权、出借权、转让权、用尽权、消费权和其他与财产有关的权利”。[7]一、出版企业法人财产权
1．出版企业法人。法人是相对于自然人而言的，是社会组织在法律上的人格化。出版企业法人是指依照相关法律成立的，具有独立的自主支配并用于自主经营的自有经济财产，且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专业从事出版活动的文化性经济组织。
2．出版企业法人财产权的主要内容。出版企业法人财产最初来源于出资人的出资，即注册资本。出资人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国家或其他社会法人。（1）对出版企业法人财产的占有权。这是出版企业法人产权的重要权能，这种非所有人占有财产的权利是在事实上或法律上控制财产的权利，它是行使出版企业法人产权的基础，也是实现出版企业资产使用权和处置权的前提。（2）对出版企业法人财产的使用和处置权。即具有法人性质的出版企业有权根据企业生产经营的需要，对出版企业资产进行转让、出售、出租、承包、租赁、投资入股等。（3）对出版企业法人财产的收益权。出版企业的财产通过有效运营取得收益后，除了上缴政府（即纳税）和资产所有者那部分收益以外，余额或剩余以企业留利形式形成对出版企业资金积累，由出版企业自主支配。（4）对出版企业法人财产的风险责任。确立出版企业法人财产权后，出版企业拥有了完全自主的经营权，同时就必须对出版企业法人财产承担相应的风险责任，包括破产清偿责任。
3．出版企业法人财产权与出资人初始所有权的关系。一般认为，所有权分为初始所有权和法人所有权。
初始所有权又叫原始所有权或最终所有权，是指在财产形成或流转过程中，最初的投资者或出资人对这些财产所享有的权利，通常表现为收益权和财产的最终处置权。法人所有权是指企业法人对其资产的支配、使用、收益和依法处置权，但最终处置权在所有者。概言之，出资人对出版企业的法人资产拥有所有权和最终处置权，不拥有对出版企业法人资产的使用权、占有权、转让权。
个人业主制和最初的合伙制类型的出版企业，其所有权是完整的，所有者自己经营企业，所有者就是现代意义上的“法人”，初始所有权和“法人”所有权合为一体。随着近代公司的出现，所有权和控制权（经营权等）通过法人中介实现了分离。初始产权表现为股权，出资人可以任意处置股票，但不能直接支配公司财产。公司则作为独立存在的法人，拥有对公司资产的支配、使用、收益和依法处置权，所有者的投入资本成为法人资产。但出资人尤其是出资额较大的出资人可以以股东的身份直接或指定委托人进入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实际控制出版企业的决策及日常经营，行使占有权、使用权、处置权。
因此，出版企业法人财产权与出资者产权相比较，其典型特征是：一是派生性，即出版企业法人产权是由出资者产权派衍出来的，它以出资者产权的存在为前提。出资者产权在性质上居于先导地位，它的变动对出版企业法人产权有重要影响。出资者产权与法人产权有明确的界限，仅以投资部分和法人产权有联系。二是运营性，出版企业法人产权的实质和核心是保障出版企业资产的有效运营，以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它一方面利用投资者的不可抽资来保证企业资产的完整；另一方面又依据经营权的实际落实来保证出版企业法人财产的运营。三是责任的自负性，出资者产权主体只以其投资额对出版企业承担有限责任，且不能以个体身份直接支配投入出版企业的资本，而只能通过一定的组织程序，作为出版企业法人组织中的成员之一参与对出版公司财产的支配。出版企业日常生产经营的风险和财产损失均由出版企业自负，即由出版企业法人财产自负。二、现代出版企业产权制度
1．产权制度的概念。产权制度，即具有一定法律约束的财产关系制度，也称产权关系制度，是指调整和保护一定的产权结构、产权关系、产权组织形式和产权经营方式的制度安排。
产权制度是经济社会中决定谁支配运用资源的规则，这种规则是由法律制度和社会行为规范给予界定和保障的。
由于产权制度是一种确认和保障财产所有人的财产收益的制度，所以，产权制度是经济运行的根本基础，有什么样的产权制度，就会有什么样的企业制度与组织形态，就必然会有什么样的经济效率和资源配置方式。
2．现代出版企业产权制度的基本内容。产权制度不仅是经济运行的根本基础，也是现代出版企业制度的基础和核心。科学、完整的现代出版企业产权制度包括以下基本内容。（1）产权清晰。产权清晰是现代产权制度的核心内容，产权清晰不仅是法律意义上的，更重要的是指经济运行机制上的，是一个贯穿整个经济运行过程的动态范畴，而不是仅仅作为法律上的固态概念。
所谓产权清晰，包括两层含义：一是财产的归属关系是清楚的，即财产归谁所有，谁是财产的所有者或谁拥有财产的所有权是明确的；二是在财产所有权明确的情况下，产权实现过程中不同权利主体之间的责、权、利关系是清楚的。（2）产权结构多元化。所谓出版企业产权结构，是指出版企业内部的产权组合状况，或者是指出版企业内部的财产关系结构。一般把出版企业的产权结构分为两类：一类是一元化产权结构，即出版企业的出资者只有一个；另一类是多元化产权结构，即出版企业的出资者有多个。现代出版企业更趋向于多元化发展。（3）治理结构科学化。与出版企业产权结构相联系的是出版企业治理结构。现代出版企业的组织结构是与产权结构相适应的，主要体现在出版企业组织的法人治理结构上。
所谓出版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是指所有者、经营者、生产者之间，通过出版企业的权力机构、决策和执行机构、监督机构，形成各自独立、权责分明、相互制约的关系，在出版企业内部建立起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这样，既可以保障所有者的权益，又赋予经营者经营自主权，同时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
现代出版企业的组织结构或法人治理结构主要表现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总经理。其中，股东大会由出版企业的股东组成，是股东行使自己权利的机构，也是决定出版企业经营管理等重大决策的最高权利机构，按股东持有出版企业的股份比例行使股东的表决权；董事会由董事若干人组成（有限责任公司3—13人，股份有限公司5—19人），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是出版企业的决策机构；监事会为出版公司的法定监督机构，由出资人（或股东大会）派出，代表出资人对董事会、董事、管理层的行为进行监督，并向出资人报告监督结果；总经理或经理人实际控制并领导出版企业日常出版经营管理活动，由董事会聘任，是出版公司的雇员，在董事会授权的范围内从事出版业务。此外，出版公司还设立独立董事若干名。独立董事，即独立非执行董事，一般由与出版公司及其控制者并无利害关系且具相当品质和能力的人担任，代表小股东利益监督大股东和管理层的行为。
从产权关系看，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是委托代理关系；董事会与总经理是授权经营关系；监事会代表大股东（或股东大会）与财产受托人即董事会和总经理是监督关系；独立董事则代表小股东对董事会和总经理进行监督，由此形成了一种纵向财产负责关系。从职权关系上看，他们有不同的职权范围，都不越权行事，形成了相互之间的制约关系，从而构成了整个出版企业内部的约束机制。（4）产权顺畅流动。从微观层次看，产权持有者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非经济目标，而是在于通过产权获得最高收益。在此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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