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的《唐诗选注》是老师推荐的必读书，它和钱钟书的《宋诗选注》、俞平伯的《唐宋词选释》一起，构成了我这个夏天由浅入深探索唐宋诗词世界的第一步，也是为点面结合阅读唐宋集部之书打些前期的基础。由于本科毕业论文的关系，我对唐诗选本，尤其是清代选本多少有些了解，对各种选本的体例也有些关注，因此我很想写一点自己对这三种选本的阅读心得，既算荐读也算书评吧。《宋诗选注》大二时读过，也仔仔细细做过笔记，但间隔时间太久，动笔有点难。且钱学研究早已在海内外蔚然大观，钱氏宋诗学研究更是其中一个庞大的课题，我怕露怯，也实在是学识浅薄，不敢动笔；俞平伯的《唐宋词选释》一直没找到书，还没看呢，也没得写，所以此文只好先拿《唐诗选注》试试手啦。《唐诗选注》在选诗标准、诗人小传和注评赏析三方面均有特色和成就，下面我将分别介绍、评介一下。
一、选诗标准
古人选诗往往带有强烈的主观性，他们选编的诗集通常是某种诗学理念在选本中的外化，这就无形中将选编诗歌变成了一种蕴含诗学思辨意味的文学批评形式。这样选诗有它的优点，即入选的作品都是符合诗歌的审美需求的，至少是符合某种被选编者鼓吹的审美需求。然而，依此法行事未免将选诗变成了“选美”比赛，而且还具有“选某种美”的片面性。此过程中避免不了“错杀好人”，比如《唐贤三昧集》就因秉持“清远“的美学准则而将李、杜之诗拒之门外，完全不顾诗歌选本展现某段历史时期里诗歌发展总体面貌的责任。葛兆光《唐诗选注》在选诗标准上就十分注意这一问题，他力求选诗时综合考虑诗歌的审美意义与诗史意义，并为此做了不少努力。
首先，努力平衡四唐。《唐诗选注》收诗282首，凡78家。其中初唐36首，15家；盛唐124首，18家；中唐64首，20家；晚唐58首，25家。从选诗数量看，盛、中唐诗无疑是该选本的核心。当然，这也是大多数通代唐诗选本的重点。初、晚唐诗虽在入选数量上较少，但凡选40家，总数超过了盛、中唐之和。这就充分体现了《唐诗选注》旨在裒备一代诗史的选诗准则。
其次，尽量收录唐诗接受史上的经典名篇。当代人选唐诗，路径很狭窄，因为对于唐诗经典的遴选早在清代就几近完成。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名篇佳作，绝大多数在清人口中就被广泛传诵了。经典的难以颠覆性和经典本身极高的审美价值使得今人在选编唐诗选时大多数时候只能因循前人的脚步，小修小补可以，但企图动大手术恐怕不行。《唐诗选注》自然也无法避免这一问题。不过，葛氏并不像一些选家把大部分入选名额只留给大小李杜、王孟、高岑这类大诗人，而是有意识控制他们诗歌入选的数量（选诗最多者不过杜甫的24首），让更多小诗人有机会登台露面，进而展现更为全面和多样的唐代诗坛。总的来说，这本《唐诗选注》佥载四唐佳作名篇，但由于本身体量较小，选录时总不免割爱，不甚全备。
再次，《唐诗选注》在选诗上仍有不足。即偶尔会刻意选择“新诗”（前人不太注意的“漏网之鱼”），从而放弃一些极具美学意义的好诗，犯了“阿私所好，爱而忘丑”（《一瓢诗话》）的毛病；有时会选录一些诗人在诗史上有代表性但不甚优秀的作品，从而多少降低了选本总体的选诗质量。如果对读《唐诗选注》和清代孙洙的《唐诗三百首》就会发现，两集的选诗仅有92首相同，重复率不到50%。由此来看，《唐诗选注》的选诗确实算得上新颖，但走眼也就在所难免。要说明的是，这里拿《唐诗三百首》作为参照并不是默认它的选诗无可指摘，可奉为圭臬，而仅仅是考虑到它在接受史上的意义。拿具体诗人来说，因葛氏在顾况的诗人小传里对其歌行的特色和其在盛、中唐诗风嬗变过程中的影响极为赞扬和重视，故收入顾况的《苔藓山歌》和《郑女弹筝歌》二诗。但这两首诗仅仅体现出了一些俚俗化的倾向和以赋法为诗的稚嫩的试验，总体上是不够格占用两个入选名额的。《唐诗选注》在刘长卿、钱起、韦应物等中唐诗人的选诗上都多少有此病。而书中大量入选的晚唐诗人，目的是为了完备诗史，但它们的名字聚集在一起又似乎只是一张录鬼的花名册，记录着他们曾经存在过罢了。其姓名下所属的诗歌，有的真不值得入选。
二、诗人小传
正如葛先生自己所说，诗人小传是本书的一大特色，也看得出其花费心思颇多。小传在行文结构上依循了介绍诗人生平加评介其诗风的传统模式。但葛氏在评介诗人诗风时，总以其诗史意义为统领，从而不好直接下“好”或者“坏”一类的断语，需时常出入古今，折衷、沟通诸家之说；葛氏又有意避免说套话和象征性很强的术语，故而时常打比方、讲些俏皮话，语言风格类似于钱钟书的《宋诗选注》，但有时比喻得不够高明，反而在明窗上糊了暗纸，让人觉得多此一举。但总的来说，《唐诗选注》的诗人小传仍具有很高的质量，兼具通俗化与学理性。
首先，注重个别诗人的身份认定。如在孟浩然的小传中，葛氏就探讨了孟浩然是否可以冠名为“田园诗人”或“隐逸诗人”的问题，他的观点是否定的，但他也分析了肯定的原因。同时，在与王维的对比中，又更加明确了孟浩然的诗风和诗人身份。在某诗人小传中对比诗风相似的诗人，这是惯常的写法。柳宗元、储光羲、韦应物等人的小传中常常提到陶渊明，讲到大历诸诗人时又总拿大小谢作比，这又是以源释流的对比写法。
其次，对诗人主体诗风的把握比较准确。葛氏在评介李杜一类大诗人时，他的方法很讨巧，即抓住重点，一字定评。如李白和杜甫的诗风就被其总结为“快”和“细”，虽然“快”字撷自古人诗话，“细”字是老杜的夫子自道，但依然能看得出作者的鉴赏水平。李白的歌行气脉贯通，势雄而语迅，绝句则自然流畅，思巧而情逸。快人快语，豪爽洒脱，诗思和诗语皆可谓之“快”。杜诗字法、句法、篇法、声律无不苦苦琢磨，内容则开拓新世界，笔触遍及生活各处，诗艺和诗境上皆可谓之“细”。其他的自然还有“郊寒岛瘦”、“元轻白俗”，不过这都是老生常谈了。虽然这种一字定评的方式未免太过简化和笼统，但却能很好地将诗人的主要风格从其诸调中择出，给人以直观、概括的认识。同时，葛氏还在评介主体诗风时，对一些诗人独特的诗歌语言特色亦加以重点说明，岑参、李贺、李商隐等人都是花了较大篇幅详加介绍的。
再次，在小传中列举了诗人未得入选的好句或好篇。这种做法一方面算是弥补了选诗的错漏和局限；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有句无篇的中晚唐诗人，以这种形式在各自的小传中展现其价值恐怕还更为合适呢。
三、注释
注释应是本书最有价值的部分了，说是注释，实际是注评加赏析。今人注释唐诗，尤其是这种唐诗选，看似简单，实则很难。既要发阐新意，又要继承陈说，既要有助于研究，又要面向大众。若仅是疏通文意，则天下注释恐怕大抵相同，毫无新意；若全是新注，没有古注，则未免太过通俗，闭门造车；若仅是罗列古人评语，岂不成了汇评集解，不经意间自筑阅读与理解的壁垒。葛先生自然注意到了这些问题。《唐诗选注》的注释注、评、赏三者结合，又融贯古语今言，注释内容丰富且角度多样，体例上模仿钱钟书《宋诗选注》，但在注释的全面和丰富上似已超过钱氏。主要有以下特色：
引征诗句，对比诗意与语言的发展。对简单的诗语的沿袭与化用，注释中都只是简单指出，而对较为复杂的情况，葛氏则广泛征引他诗，详加分析。如虞世南《蝉》：“居高声自远，非是籍秋风”句注，引骆宾王诗“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李商隐诗“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作对比，这是为了介绍“蝉”这一意象的多重内涵；张说《深渡驿》：“洞房悬月影，高枕听江流”句注，引杜甫诗“入帘残月影，高枕远江声”作对比，这是为了切磋诗艺，横向比较诗意表达上的深浅；王绩《野望》：“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句注，引王勃“山山黄叶飞”、王维“落日满秋山”、储光羲“落日照秋山，千岩同一色”作对比，这是为了纵向说明诗意的拓展与演化；“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句注，引陶渊明诗“日入相与归”、“守拙归园田”、“带月荷锄归”、“敛翮遥来归”作对比，这是为“返”、“归”二字的用法和寓意寻找来源。诸如此类的注释遍布全书，俯拾即是，在孟浩然《宿建德江》、王维《汉江临泛》、刘希夷《代悲白头吟》、沈佺期《剪彩》、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岑参《山房春事》等诗的注释中皆可得见，足见葛氏用力之深。
基于文献的对比赏析。葛先生是文献学出身，其文献之功时常在注释中显现。如王湾《次北固山下》、孟浩然《过故人庄》、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李白《静夜思》等诗在流传中皆有至少两个版本，葛氏在为其作注时，首先指出异文，再详加比较，进而分出高下。这种基于版本异文的析字和辩句常见于历代诗话、诗评之中，但古人往往几笔述过，不加深究，葛氏却能加以赏析，详备精当，深入浅出。
对诗歌句法作语言学的评介。如杜审言《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王湾《次北固山下》：“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杜甫《南邻》：“惯看宾客儿童喜，得食阶除鸟雀驯”、《宿府》：“永夜角声悲自语，中天月色好谁看”、《白帝城最高楼》：“杖藜叹世者谁子，泣血迸空回白头”、钱起《裴迪南门秋夜对月》：“影闭重门静，寒生独树秋”、“鹊惊随叶散，萤远入烟流”等句的注释，葛氏都指出了其中独特的句式和巧妙的技法，或倒装、或紧缩、或省略、或坳怒。在更好地帮助读者理解诗歌的基础上，对有志学作古诗者亦有裨益。
对诗歌体调、章法的评介。如沈佺期《古意呈补阙乔知之》的注释里，葛氏就引明人何景明、王世贞之语，辨别该诗究竟是乐府还是七律；在陈子昂《渡荆门望楚》和韦应物《夕次盱眙县》的注释里，又对“律诗时时入古”和“引律入古”的体式加以分析。这些对读者了解律诗的体式和其在唐代的发展都是很有帮助的。
引述古人的分析与评论。《唐诗选注》引用古人的诗评不是为了给注释“注水”，也不是机械地罗列观点，它真正做到了优游古今，出入自如。有时以古人诗话为引而发古人未尽之言。如崔颢《长干行》，葛氏便引用了王夫之《薑斋诗话》中的评论来注解“停船暂相问，或恐是同乡”和“同是长干人，自小不相识”这四句诗。但王夫之仅说这组诗有“咫尺万里之妙”、“墨气所射，四表无穷，无字处皆其意也”，没有具体分析妙在哪里，完全是顿悟式的读诗心得。而葛氏以王语为端，生发出两句的妙处，体悟出诗中的孤独与胆怯、失落与温情，言尽其未尽之意；有时则旁征各说，使诸家互驳，自己倒向一方。如孟浩然《临洞庭》的注释中就引征了王士禛、方回、毛先舒、张谦宜关于“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一句的褒贬两派的评论。葛氏同意毛、张之说，认为此句是孟浩然不如王维才气胸襟之“厚”的一例。这种写法既裒备前言，又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引古却不失己；有时又会直接批驳古人之言，给出己见。如注释所引宋代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中说孟浩然《夜归鹿门山歌》“山寺钟鸣昼已昏，渔梁渡头争渡喧”不如岑参《巴南舟中夜市》“渡口欲黄昏，归人争渡喧”语简而意尽，葛氏不同意，他认为写诗不是发电报，并非字数越少越简洁，这是很有见地的。
理论先行。个别时候，葛先生在赏析时，先要介绍一番理论，从辩理入手，再举诗例加以分析。如注释韦应物《滁州西涧》“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一句时，就先引老子第二章、红楼梦第三十一回说明阴阳对立的二元模式，然后才分析此句诗中的动静之美。这一写法或又是仿自钱钟书《宋诗选注》。钱氏在分析王禹偁《村行》“数峰无语立斜阳”一句时，即先引王夫之《思问录·内篇》解释“反中有正”、“否中带肯”的逻辑问题，方才博引数诗详析“不语”二字的妙处。
偏爱《红楼梦》。《红楼梦》不是诗论著作，但在《唐诗选注》中却被频繁引征。《唐诗选注》的注释共13次提到《红楼梦》，或引其中诗词为所注诗作例（如第一回甄士隐的《好了歌注》、第二十七回黛玉的《葬花吟》、第四十一回探春的《簪菊》、第七十回宝钗的《临江仙》、第七十八回宝玉的《姽婳词》），或引其情节为赏析、析理服务（如第十七回的大观园题诗、第四十八回的香菱学诗、第三十一回湘云和崔缕的主仆谈话），或引书内节日风俗，为所注诗中的风俗作证（如第四十四回的刘姥姥“簪花”、第六十二回的香菱“斗草”）。这一方面体现了葛先生对《红楼梦》文本的喜爱与精熟，另一方面也证明了《红楼梦》不仅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也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百花园。
为了便于说明起见，我结合作者自撰的序言对《唐诗选注》中注释的特色和成就作了上述区分。实际上，在注释过程中葛先生往往从多个角度出发，结合多种注释方法，并不局限于某个单一的模式。张九龄《望月怀远》、王维《观猎》、《使至塞上》、韦应物《寄全椒山中道士》、钱起《省试湘灵鼓瑟》、郎士元《盩厔县郑礒宅送钱大》、李商隐《重过圣女祠》等诗的注释，或多或少都综合了析字、析句、对比、句法分析、主题解读等方面，足以当作一篇篇短小的赏析美文来看了。
四、一些小问题
由于成书年代的问题，本书的诗人小传和注释出现了两处时间上的错误。一是孟浩然小传中介绍孟浩然为“襄阳（今湖北襄樊）人”。1950年襄阳改名襄樊，2010年便改回了襄阳，此处括号应删去。二是王维《过香积寺》的注释中给“香积寺”作注曰“在今陕西长安县附近山中”。实际上，长安县早在2002年就撤县设区，此处应改为长安区。香积寺我曾于今年四月亲自前往拜访烧香，其所在并不是山中，而是藏匿于终南山下的郭杜镇香积寺村内。此处亦须订正。按理说，此书去年再版时应仔细检查修改，出现这种明显的错误实属不该。但是葛先生在再版《后记》中已向读者说明缘由：“因为琐事繁杂和精力不济，没有作任何修改......还请读者谅解”。既然葛先生已如此坦诚，我们读者还忍心追究吗？毕竟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白璧微瑕而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