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一篇常规的书评。当然，也有对书的少许评论。
2019年12月7日，在王府井言几又书店举办了一次赵珩《二条十年（1955—1964）》读者见面会。中华书局公众号提前发了预告，网上报名成功，当天提前赶到。赵珩老提前到达，手拄拐杖，谈笑风生。捧场的也很硬，中华书局掌门人徐俊、北大研究近代北京历史地理的教授唐晓峰、央视主持人刘芳菲，中华书局的梁彥客串主持。
见面会很轻松，赵珩老不待主持人“引导”，就书的创作侃侃而谈。对于此书在深圳读书月被评为十大好书，赵珩感觉有些意外，直言没想到这本书受到这么多人关注，这毕竟只是一个私人回忆录性质的小书。 赵珩直言：“写《二条十年》的初衷，大抵是想记录些过往的旧事，但是在写作的过程中，却对人生与社会有了更多的感悟。个人的人生，仅仅是社会变革大潮之下的一段小插曲。社会的演变会影响到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社会群体的命运。无论个人有着怎样的人生与背景，在大时代的变迁之中都是小人物，都会随着社会俯仰沉浮。我只想搜寻脑子里关于这十年尚存的一些记忆，真实地描述我生活过的那些日子，给曾经的那个时代留下一些民生百态的光影。”
围绕东四二条，赵先生谈到王府井所在地的历史变迁，当年曾经有哪些名人居住在这里，并回忆小时候对北京百货大楼售货员张秉贵的印象和记忆。他认为北京这七十年的变化不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而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一点一点地变化，有时候是你不太察觉的。同时也提到，没有太多人写过五六十年代，似乎七八十年代关注的人更多。虽说赵先生自己研究北京文化、写北京故事，但他却不太赞成京味文化的提法。他认为今天将京味文化定义成了市井文化，但是北京文化不完全是市井文化，所谓的京味，把北京文化狭隘化了。对于老北京的提法，赵先生也有些异议：“北京是一个流动的城市，是在不断地更新变化的。朱家溍先生不是北京人，是浙江萧山人；王世襄先生不是北京人，是福建闽侯人。像当时画坛领袖，陈师曾是江西人，姚茫父是贵州人，陈半丁是浙江绍兴人，这些当时在北京画坛的代表人物，几乎没有北京人，但是他们代表北京这个阶段的艺术。徐悲鸿、齐白石也不是北京人，齐白石是湖南人，他能在北京生存下来，实际上有很多人对他是有所帮助的。所以我觉得整个的北京文化，是由一种多元的文化所构成的。因此我说呢，北京从来没有必要排斥外地人，因为一个没有人口流动的城市，就没有城市的活力。”
有读者问：“现在的北京城和以前的北京城最大的区别是什么？”赵珩老先生回答充满感慨：“我觉得旧北京城和今天最大的区别是一种安静，这个安静还不完全是一种声音的安静，这个安静是一种城市中的静意，或者可以称为安谧。我们今天是一个信息社会，受着各种各样外界东西的干扰。那个时候的北京人过着一个慢节奏的生活，生活非常慢……” 这是赵珩记忆中的北京，这已是一个看不见的北京城吧？
《二条十年》这本书，不会成为大众读物，因为它比较私人化，是一个七旬老人对童年的回忆，赵先生写书，夫人吴丽娱作序。因家世原因，赵珩少时见过不少文化界名人，但他那时毕竟年幼，写出来的更多的是琐碎的印象片断。相较而言，他对二条环境、家庭成员、家里佣人的描写，更加生动可观，从中可以看到城市历史的吉光片羽，世事变迁的惊鸿一现。对于记忆的复原，赵珩老很有自信，写出来的文字也是抛掉圆融事故的考量，直抒胸臆。“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因着古老的处世之道，对人物的品评向来是容易招惹是非的。但对于赵珩来说，他一任自己顺着真实的记忆，于文字间直接点出对身边人物的看法，或许会稍稍刺痛一些人，但这种表达的方式和勇气，还是值得称道的。这让我想起陈巨来的《安持人物琐忆》，甫一出版即引起轩然大波，太敢表达看法，引得一众文化名人的后人坐不住，2019年再版时，还是抽掉了部分内容。这个社会太圆融，稍微直一点，就会想起反应，其实真的大可不必！
见面会开始前，赵珩老想将拐杖交给人保管，工作人员忙，没顾上，我就顺手接了过来。见面会期间，我坐在前排，双手拄着拐杖，如同一个军阀握着战刀。活动后，我拿出备好的《二条十年》和《旧时风物》，请赵珩老签字并题上款。赵老专门让工作人员拿来软笔，认真地给读者签名留念，一举一动，就是老北京那个作派。
胡同记录历史
看，拐杖的龙头入镜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