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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苏）巴别尔,孙越译

出版社：文化发展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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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兵军试读：

解读巴别尔（代译序）

我在莫斯科生活期间，认识了作家伊斯坎德尔（Фазиль Искандер）。他是苏联时期最著名的几位大作家之一，曾担任俄罗斯国际笔会副主席，对巴别尔（Исаак Бабель）的评价较高。他说，以巴别尔的才气和成就而论，可以排在契科夫（Антон Чехов）和蒲宁（Иван Бунин）之后，堪称现代俄罗斯短篇小说的继承者。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评价。当然，认同巴别尔是文学大师的，不仅有伊斯坎德尔，还有其他我们耳熟能详的作家，如马雅可夫斯基（Владимир Маяковский）、亨利 •巴比塞（Henri Barbusse）、 别 雷（Андрей Белый）、 罗 曼 •罗 兰（Romain Rolland）、富尔曼诺夫（Дмитрий Фурманов）和托马斯 •曼（Thomas Mann），还有巴别尔同时代的很多苏俄作家，他们不仅是巴别尔的同行者，更是其文学成就的见证人。

巴别尔的小说《骑兵军》（《Конармия》），那个时代被称作短篇小说集，其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真实记录20世纪人类的灾难，他不逃避现实，而是选择为现实作证，完美地作证，所以，他才是真正的作家。巴别尔曾说，作家在实际写作中，很难触及自己感兴趣的主题。作家也很难做到诚实，因为诚实，就要殉道。巴别尔于1920年出任《红色骑兵报》（《Красный кавалерист》）战地记者，笔名柳托夫（Кирилл Васильевич Лютов）。1923年，他描写骑兵军生活的小说问世，遭到原红色骑兵军第一军长布琼尼的严厉训斥。布琼尼给《骑兵军》列出三大罪状：软弱、洁癖和诬陷。巴别尔说，布琼尼骂他的原因，是因为《骑兵军》写得“太诚实了”。后来幸亏有高尔基出面保护，巴别尔才幸免于政治灾难。《骑兵军》虽以苏俄国内战争为背景，却不刻板和保守地服务于政治和历史，概念化解读主人公。同期的另一名作家法捷耶夫（Александр Фадеев）所写的《毁灭》（《Разгром》），其文学成就远远逊色于《骑兵军》。原因在于，《骑兵军》里没有将所谓新旧人道主义的对立，未将阶级仇恨视作最高道德准则，未将知识分子视为苏维埃政权的敌对势力。作者借战地记者——主人公柳托夫之口，通过38个小故事，讲述了俄国知识分子如何靠拢革命，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寻找自我及如何与革命群众相融合。

巴别尔是语言大师，他对俄语的贡献是独特的，其小说的语言延续至今，依旧独有，且后继无人，他谙熟敖德萨和尼古拉耶夫地区的方言，他在其小说中尝试这两种语言形式混杂和互动，即使对俄国读者，要理解这一点也有些困难，这需要在敖德萨住上一段时间，最好再学一点敖德萨俚语。这些恰是翻译的软肋，巴别尔强烈的语言谐趣，在无论多么高超的翻译家笔下皆有衰减，译文的局限无可弥补。《骑兵军》篇篇精彩，字字珠玑，本文篇幅所限，容我略举几例，权作赏析。且看本书首篇《渡过兹布鲁奇河》，开场即描述尼古拉一世用男人白骨堆铺成的公路，此路不仅是从布列斯特到华沙，作者所指整个人类道路皆为死亡和鲜血铺就。进入第二段，情景愈加丰富，由远及近，笔触抒情而细腻，用修道院之静美暗示战争有违自然，破坏生活的和谐与安宁。巴别尔通过递进方式，先展开自然之美，再将人与景的心理疏离凸显其中，最终以“橙色的太阳在天空滚动，犹如一颗砍下的头颅”等意象展现人与景的对立。

作者除了描写色彩，还兼顾气味和声音，如血腥味和死马气味及河水浪涛阵阵等，“声”与“味”撞击着读者的心，小说开篇写得纯净而丰富。通过这个短故事，我们可感觉到巴别尔语言的另一特点：雍容华贵和突然迸发的穿透力。巴别尔灵巧地利用语言优势，在狭小的篇幅展现他的文学天赋，他在高尚之后是渺小、悲剧之后是滑稽，崇高激情与调侃嘲弄为伍，诗情画意与自然主义并行，将欣喜与怀疑、快乐与悲伤相提并论。《我的第一只鹅》是篇绝妙之文，它用简单的故事，回答了复杂的问题：为什么《骑兵军》的主人公要参加布尔什维克红军？答案很奇特，主人公柳托夫是诗人，他热爱自由，想发现和创造新世界，所以他参加了红军，孰料，革命却改变了诗人。柳托夫为融入革命战士的行列，宁愿放弃自我。巴别尔设计了柳托夫杀鹅的情节，将诗人内心的痛苦、纠结和矛盾展示给读者。在巴别尔的故事中，残酷的厮杀和无情的流血时刻在发生，主人公柳托夫置身于无知、愚昧和粗俗的红军哥萨克士兵中，环境逼迫他要尽快与战士们相结合，别无他路，最终他与战士们坐在一起喝汤，并给他们读报纸上列宁的讲话，任凭那“杀生的鲜血所染红的心低声地哀号”。至此，巴别尔再一次将喜悦与痛苦，崇高激情与调侃嘲弄完美地融合了。《多尔古绍夫之死》将人道主义冲突推向高峰。柳托夫是具有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知识分子，他理所当然反对暴力。报务员多尔古绍夫被炮弹开了膛，肠子流到膝盖上，连心脏的搏动都看得见。多尔古绍夫怕被波兰人抓后受辱，让柳托夫开枪将他杀死，柳托夫拒绝了，另一位红军战士阿丰卡·比达，却毫不犹豫地杀死了多尔古绍夫，并怒斥柳托夫虚伪，还差点杀了他。

法捷耶夫的小说《毁灭》也有类似的情节，他对此种牺牲的态度大加褒扬赞美，称之为“新人道主义”和善行。可见，巴别尔的态度与法捷耶夫截然相反。《多尔古绍夫之死》写的是传统价值观与“新人道主义”的激烈冲突。那么，巴别尔和法捷耶夫，谁更接近真正的人道主义？这是一个残酷的提问，至今没有答案。这时，小说笔锋一转，写道，车夫格里休克目睹了一切，却因此对柳托夫产生了好感，送给他“一个皱巴巴的苹果”，聊表敬意。这暖色的一笔，在人道主义争论之外，点染出人类情感的多样性。《多尔古绍夫之死》的最后一段只有两句话：“我接受了格里休克的施舍，怀着忧郁和崇敬的心情吃掉了他的苹果。”巴别尔在其作品后来的几个版本中，删掉了这段，我觉得，他此举是想把人道主义的思考留给读者破题，留给历史公断。我想，《多尔古绍夫之死》的故事发生在反人道的背景之下，柳托夫怎可能会有人道主义的选择？

小说《基大利》表达的是生命的最高价值。作者在文中强调，革命就不可能不开枪。作者在字里行间讽刺和调侃了基大利们的共产国际，实际上也在调侃自己的痛苦，正像他所写：“我在日托米尔城徘徊，寻找一颗胆怯的星星。”他对理想，犹如对这颗怯懦的星星，他自己也不确定，因为星光“时而闪耀，时而消失”，表现了知识分子对革命认识的不确定性。小说主人公一方面对革命欢欣鼓舞，另一方面又为革命所伤害。巴别尔又是在借柳托夫说自己，他渴望和向往自由，渴望看到旧世界毁灭，因为他是诗人，而诗人的心灵是敏感的，繁复而多样的，他不接受任何革命暴力，即使这是辩证的暴力。《一封家信》是一篇重锤般的作品，直击读者心灵。男孩儿库尔久科夫给母亲写信，寒暄之后，便大谈马驹斯乔帕，用词情真意切，不看下文会错将马驹当人。笔锋陡然一转，描写父杀子、子弑父的过程。在男孩笔下，弑父和骂娘如家常便饭，一个小孩子，都对此见怪不怪了。但故事的精彩之处，还不在于亲人之间的杀戮，而在于未成年的小红军讲述时的冷漠与平淡无奇。在小男孩心中，父亲与兄长之死和马腿生疥疮无异，骨肉残杀与宰头小花猪等同，不过都是些生活琐事而已。

库尔久科夫的价值观很特殊，他觉得兄弟谢苗·季莫菲伊奇是最好的人，理由是“全团都想让他当团长，布琼尼同志下达命令，发给他两匹马，好军服、一挂专用拉东西的大车和一枚红旗勋章”，库尔久科夫深信，只要全心全意地为苏维埃政权献身，未来要啥有啥，所以，谁碍了他的事，他就会毫不留情地砍杀，亲爹老子也不例外，这种价值观支撑着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它貌似怪诞，却非常合理。《一封家信》的写作手法，借用了俄罗斯民间口述文学的形式，向读者展现故事主人公丰富而独特的心理活动。小说的结尾，是作者的点睛之笔——“在外省照相馆简陋的花朵和鸽子的背景墙下，戳着两个年轻人——身材奇大，一副蠢里蠢气，大长脸、凸眼珠，活像在挨训，这就是库尔久科夫家的两兄弟——费德尔和谢苗。”这既是对库尔久科夫家两兄弟形象的描述，也是为新生政权参与者存照：他们四肢发达，不学无术，却勇猛愚忠，擅长以革命名义滥施暴力，这条特性主线，贯穿全书所有主人公。但巴别尔并没有以历史名义审判他们，因为他们生来就没有被赋予道德感。《寡妇》是巴别尔小说经典篇章之一，其结构的完美无与伦比。小说标题很调侃，别具讽刺意味，团长舍维廖夫处于弥留之际，马车夫廖夫卡却在一旁，大谈他当杂技演员和举重运动员的美好过去，生活中对犹太人的歧视，并当着舍维廖夫的面与他的情妇大行苟且之事。

故事通篇看不到对生的赞美和对死亡的尊重。舍维廖夫给萨什卡的遗言，就是把抢来的战利品留给她和母亲。团长舍维廖夫死后，萨什卡把他的遗嘱忘得精光，马车夫廖夫卡扯住萨什卡的头发，打得她满脸是血。巴别尔笔下这两个人物极令人厌恶，文末，作者将他们的形象推向了极致。

……

掩卷沉思，巴别尔的《骑兵军》到底想告诉我们什么？我想，最重要的就是人与战争的关系。《骑兵军》告诉我们，俄罗斯数世纪的同室操戈和兄弟残杀，不仅仅使俄罗斯付出了生命和鲜血的代价，而且使其丧失了人道主义思想、道德和情感生长的土壤，小说的结尾是开放性的，只有无路的田野和旧国界。那么，未来到底在哪里？这只能由巴别尔自己来回答。而他，也确实回答过了，只不过不是用小说，而是用他的生命。

1982年深秋，我的文学导师，文学翻译家石枕川先生，第一次对我提及苏联作家巴别尔和他的代表作《骑兵军》。那时候，中国苏联文学翻译家们都不熟悉巴别尔，更不会翻译他的作品。石教授对巴别尔评价很高，那时，我读书的大学图书馆里没有巴别尔的俄文原版《骑兵军》，所以，我就听石教授口述巴别尔的人生和《骑兵军》的情节，对我而言，这不啻为高尚的文学享受。石教授见我对巴别尔神往就说，将来若有可能，你不妨翻译《骑兵军》。

1986年，我第一次读到《骑兵军》原文。我记得是在北京师范大学苏联文学研究所的资料柜里，发现了《骑兵军》原文，它竟是一部复印件，而且肯定不是20世纪50年代苏联再版的《骑兵军》复印件，而是苏俄20年代初版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在我拟以复印件做蓝本，准备翻译《骑兵军》的时候，苏联开始再版巴别尔小说，这是苏联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后，又一次重印巴别尔作品。看来，正如作家爱伦堡所说，人们对曾经震撼过他们的作品总是念念不忘。那年，我从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意大利《欧洲人》杂志所评选出世界100位小说家，巴别尔名列第一。翌年，我开始动笔翻译巴别尔作品。1989年全书脱稿，1992年，经过翻译家王守仁先生亲自推荐，《骑兵军》收入范若丁先生主编的《20世纪外国文学精粹丛书》。24年过去，文化发展出版社慧眼识珠，再版巴别尔的《骑兵军》，这毫无疑问，是对世界文学翻译出版事业的贡献，也使我得以有机会重译巴别尔，并将我在十余年中，从敖德萨、尼古拉耶夫、基辅、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所采集到的巴别尔精神，灌注于新译文，使之更鲜活、更灵动和更具生命力。

我想在新译本面世之际，感谢已经远上天国的翻译家石枕川教授和陈锌教授，他们对我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对我的译文曾予以批评和校正。感谢翻译家蓝英年教授数次专门回答我翻译中的疑难问题，并为我讲述巴别尔的生平与创作。感谢董曦阳先生和肖贵平女士对本书所做的策划、编辑等很多既具有创造性也很烦琐的工作。感谢在本书翻译和修改过程中，所有支持过我并为此付出的人。鄙人才疏学浅，谬误在所难免，敬请不吝赐教。孙越2016年春于北京

回忆巴别尔

巴别尔的作品在经过长达20年的停版之后得以问世，使得对这位大作家的名字闻所未闻的青年一代，可以熟悉这几部30年前震撼过我们的书了。

巴别尔初期的一些尚不成熟的短篇小说，发表于1916年。阿·马·高尔基发现了他，高尔基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都满怀爱心关注着他的创作之路。巴别尔广为人知稍晚，是在1924年，当时马雅可夫斯基在《列夫》杂志上发表了年轻作者的几个短篇小说。此后不久《骑兵军》问世。1926年我与伊萨克·艾曼努依洛维奇相识时，他已经尝到了荣誉带来的苦头，在回避那些过于纠缠的崇拜者了。《骑兵军》被译成20种语言，巴别尔的声誉远远超越了国界。1928年罗曼·罗兰曾写信向高尔基谈起他。1935年巴别尔作为苏联代表之一，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国际笔会。我记得，安利·巴比塞、亨利希·曼、让-利沙尔·布洛克、沃尔格·弗兰京都热情洋溢地会见了巴别尔。对于国内外读者来说，他是当代最引入注目的作家之一。巴别尔不与任何人类似，任何人也无法类似于他。他永远在按自己的方式写自己的东西，他与其他作者的区别，不仅仅在于独特的创作手法，而且在于对世界独特的理解。他是最准确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不久前，我得到一本他1920年的日记——那时巴别尔在第一骑兵军里。年轻的作者在日记本上匆忙地记下了自己的战时印象。《骑兵军》里有个故事《基大利》，其中写了一个旧货商哲学家。有的读者会认为这篇小说是浪漫主义的虚构，但日记解释了《基大利》的出处：1920年7月3日，巴别尔在日托米尔米城遇到了自己这篇小说的主人公并记录下来：“矮小的犹太哲学家。异乎寻常的小铺子——狄更斯，笤帚和金鞋子。他的哲学是：大家都说是在为真理而战，可大家都在抢劫。”《骑兵军》里的另一篇小说是《

军马储备主任

他写作非常之慢，对自己十分苛求，他留下了三本薄薄的短篇小说集和两个剧本。除少数例外，他的书都展示震撼过他的两个世界：革命前的敖德萨和第一骑兵军的军旅生活，他曾是骑兵军中的一员。

巴别尔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敖德萨度过的。他眷恋故乡，在革命前夜他写道：“敖德萨有人口众多、贫困和痛苦不堪的犹太人社区，有十分自负的资产阶级和非常黑暗的市杜马。敖德萨春天的夜晚甜蜜而令人困倦，金合欢芳香醉人，黑沉沉的天幕上高悬一轮充满宁静和神奇光辉的月亮……敖德萨有港口，港口里有来自纽卡斯特里、加的夫、马赛和赛伊达港的船；有黑人、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敖德萨有过黄金时代，现在正处在富有诗意和带点漠然，又十分无可奈何的衰落时代。”

别尼亚·克里克，这个南方的暴徒、强盗和幻想家，走私贩子的女王柳勃卡·卡扎克，漫不经心和鼠目寸光的怪人和凶悍的骗子，说笑话的能手和想走好运的猎人，是不会诞生在文人的书房里的：他们包围着少年巴别尔。《我的鸽子窝的故事》起初只是一个小男孩的经历，后来，就是一个成熟睿智的大师在叙述了。

革命前，敖德萨被认为是笑话之乡。苏维埃时代为俄罗斯文学奉献了一批天才作家：巴别尔、巴格利茨基、伊里夫、彼得罗夫、卡达耶夫。鲜明、幽默、炽烈、厚重、浓烈的生活体验将他们联系在一起。《骑兵军》没有对革命的律师辩护，革命也并不需要这样的辩护。《骑兵军》的主人公们有时残忍，有时可笑；他们的身上洋溢着充沛旺盛的、春潮般的活力。然而他们为之奋战献身的事业的正义性渗透在整部书中，尽管无论作者还是书中的主人公都不曾提及这一点。对巴别尔来说，《骑兵军》中的战士们，并非我们在当今文学作品中时常见到的那种公式化的主人公，而是瑕瑜兼备的活生生的人。如果说，20世纪有些作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那么我们看到，一些森林妨碍苏联作家观察树木。《骑兵军》中有激流狂澜和暴风骤雨，同时，其中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面目、自己的情感和自己的语言。高尔基说过，巴别尔“美化”自己的主人公“比果戈理写查理波罗什人更好，更真实”。的确，很难无动于衷地阅读《盐》或者《多尔古绍夫之死》。

那种被老天主教徒们呼之为“肉欲的”、被现代清教徒们称作“兽性的”爱情，巴别尔坦然写来，全无虚伪的扭捏。丘特切夫曾提到的“阴暗朦胧的欲望之火”吸引着巴别尔，因为这种火光永远烛照着人类的本来面目，而不是他的面具。巴别尔对莫泊桑的喜爱不能归结为这位法国作者的创作风格。如果说到巴别尔与外国作家的相似，那更先令人想起20世纪20～30年代的美国作家：海明威、科尔杜埃尔、斯坦贝克。巴别尔像他们一样力求不去叙述一个人，而是展示他，像他们一样避免作者的议论而注重对话。然而，我多少知道，巴别尔对美国文学颇淡漠而是崇拜莫泊桑，并且不止一次地当着我的面，与那些不如他那样喜欢莫泊桑的法国作家展开过热烈的争辩。他之所以看重莫泊桑，是因为莫泊桑展示了爱情的力量，他看重他的率真：“莫泊桑也许一无所知，也许知道一切：赤日炎炎的大道上驶着轰轰隆隆的驿车，驿车上坐着肥胖狡诈的小伙子波里特和一个结结实实、笨手笨脚的村姑。他们在那儿干什么与为什么干，那可是他们的事儿。天热、地热。波里特和村姑大汗淋漓，而驿车在赤日炎炎的大道上轰轰隆隆地驶过。这就是一切。”

虽说巴别尔写过两个剧本，后来还写过长篇小说，但他首先是一个短篇小说大师。他在长篇小说泛滥、语言贬值的时代，更加害怕冗长，他善于用三两页写出似乎需要一本书来写的东西。在他的短篇小说中，对话富于个性，色彩鲜明，因而有时一句话便能揭示一个人的内心面貌。

巴别尔的短篇小说光彩夺目；他像20世纪某些写生画家一样，寻求鲜明的色彩。他不怕出格，在小说《季·格拉索》中，他表露出自己的艺术态度：小说描绘了一位西西里悲剧演员的表演，他藐视常规，令观众折服。早在1915年，巴别尔在初试创作时，就说要在文学中寻找太阳，寻找饱满的色彩。他赞叹果戈理的乌克兰小说，惋惜“彼得堡压倒了波尔塔瓦。阿卡季·阿卡季耶维奇谦虚而又咄咄逼人地排挤了格利茨科……”对于习惯于拘谨羞怯的俄国散文的人来说，巴别尔塑造的形象似乎显得稀奇古怪，如同热带的鸟儿一样。如果论及巴别尔夸张手法的文学家系，那么首先令人想到早期的果戈理。

20世纪30年代初，巴别尔的创作出现了转折：他开始寻找果戈理在乌克兰小说之后所走的道路。他常常说自己过于堆砌辞藻，滥用形象，需要最大限度的朴素。根据那篇佳作《石油》，我们可以猜到他随后所写作品的面貌。1916年，高尔基劝告初始写作的作家好好研究生活，巴别尔七年没有发表一个字，尽管他仍在写。这时，他重又陷入沉默；从1936年起，几乎没有看到他的作品，而他仍然勤耕不辍。他一如既往，对自己十分苛求。他在写长篇和新的短篇小说。

巴别尔死于1941年，享年47岁。

他身材不高，墩墩实实，总是戴一副眼镜，一双富于表情的眼睛透过镜片闪着时而狡黠，时而忧郁的光芒。他身上那种对生活非凡的兴趣令人震惊，他为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事物所吸引。他广交朋友，三教九流都有。他十分难得结交职业作家。他能整点钟地听别人的爱情、走运或倒霉的故事。他喜欢跳跃、奔跑，从马匹旁边经过绝对不会无动于衷。他写自己的战友赫列勃尼科夫：“……我们受到同样情欲的震撼。我们俩把世界看成五月的草地，看成了有女人和马匹走动的草地。”

他谙熟多种外语，够得上一个大学问家，但对他来说，任何时候书本也不会盖过鲜活的生活。1935年，我在报上描绘过巴别尔在巴黎笔会上的发言：“巴别尔不讲本国语，他法语讲得流畅自如又老练，15分钟里他用几个没登过的故事令听众大为开怀。人们笑着，同时明白了，借这些快活的故事说出了我们的人和我们文化的实质：‘这个集体农庄庄员有了粮食、有了房屋，他甚至还有了勋章，但这对他还嫌少，他现在希望诗歌能写写他……’”

巴别尔是个讲故事的高手，可惜的是，没人把他讲的故事记录下来。1938年冬天，在莫斯科时，他常上我家来侃侃而谈；我当时曾想，他能很好地把一切都写下来。命运却另有安排。

他喜欢离群索居，喜欢“愚弄”人。他的生活有时令人想起鼹鼠的行踪。他闭门不出是为了能安静地写作。他在巴黎近郊住过几个月，在一个法国老妇人那儿租了一间房子，这位房东把他当成了凶犯，别尼亚·克里克的同胞兄弟，到了夜里就像对囚犯一样把他锁在屋里，免得他把她杀了。这件事令巴别尔发笑，但他喜欢这个房间，安静，能写作。

他喜欢清静，却度过了颇不清静的一生。作战，戎马倥偬，认识了自己所处时代的全部希望、全部苦难。他接近革命如同看到了自己珍爱的事物的实现，他所秉持的公正、国际主义、人性的崇高理想至死不渝。“朋友”这个词像所有的词一样，有多种解释。巴别尔懂得什么是友谊，他是个心地磊落的人，从来不出卖朋友。多年里他以自己的友谊支持过我，这是我莫大的幸福。1932年，我写出了长篇小说《第二天》。伊萨克·艾曼努依洛维奇登门来访。如果我无论如何都不能说出这件事，那我将痛苦万分……

巴别尔的小说还将长久流传。这是高尚的艺术。有某种东西使巴别尔与从果戈理到高尔基的所有伟大俄国作家亲近：人道主义、保护人、保护人的欢乐、希望和一个人对短暂而又不会重来的生命的渴望。……他生活在一个既高尚而又十分艰难的时代。他不仅坚信未来，还曾为之而斗争。他20年代一篇出色的小说《卡尔-扬盖里》是这样结束的：“我在这些街道上长大，现在轮到卡尔-扬盖里了，但为我奋斗不像为他那样，事情与我的关系不大了。我自语道：你不会不幸福的，卡尔-扬盖里……你不会不比我幸福……”

巴别尔的读者将怀着谢意回忆起他，他憧憬过他们的幸福，并为之奋斗过。

巴别尔自传

我1894年生于敖德萨的莫尔达万卡，是个犹太商的儿子。由于父亲的坚持，学犹太语、《圣经》和《塔木德》书直到16岁。在家日子难过，因为逼得我从早到晚学很多东西。我就在学校休息。我上的是以尼古拉一世命名的敖德萨商业学校。在学校读书的，有外国商人的儿子、犹太经纪人、波兰显贵和旧教徒的子弟和不少超龄台球迷。课间休息时，我们便跑出去，常常登上港口天桥，或者到希腊咖啡馆去打台球，要么，就是去莫尔达万卡酒馆的酒窖喝便宜的比萨拉比亚葡萄酒。学校之所以令我难以忘怀，还因为那里的法语教师是瓦东先生。他是布列塔尼人，像所有法国人一样，具有文学天赋。他教会了我他的母语，我跟他记熟了法国古典作家，同敖德萨的法国侨民接近，并且从15岁起开始用法语写小说。我写了两年，不过随后又放弃了；我的笔下，农民形象和作者的思考都缺乏光彩，只有对话写得成功。

后来，学校毕业以后，流落到基辅，1915年到了彼得堡。在彼得堡，我十分狼狈，我没有居住权，老躲着警察，栖身于一个穷困潦倒和终日烂醉的跑堂的地窖里。于是，我从1915年起，开始向各个编辑部投稿，但到处都轰我走，所有编辑(已故的伊兹玛依洛夫、波谢和另一些人)都劝我进个什么铺子，但我没听，1916年底，遇见高尔基。于是——我的一切都归功于这次会见，我至今都满怀爱戴与感激之情提到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的名字。他在1916年11月的《年鉴》上刊发了我的几篇处女作(因为这几篇小说，按《刑法》l001条我被追究刑事责任)，他教给我非凡的、重要的东西，随后，当我的两三篇还过得去的青年试作获得了偶然的成功时(在文学上一无所成，写得一塌糊涂)，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便打发我到人间去了。

我去人间7年，自1917年至1924年。在这段时间里，我在罗马尼亚前线当过兵，随后在契卡和教育人民委员部供职。1918年在征粮队、在反尤登尼奇的北方军、在第一骑兵军、在敖德萨省委会供职，曾当过敖德萨苏维埃第七印刷厂的出版人，当过彼得堡、梯弗利斯的记者等。到1923年时，我才学会言简意赅地表达自己的思想，那时，我重新开始写作。

因此，我认为我文学工作的开端，是在1924年初，《列夫》杂志第四册刊登了我的《盐》《一封家信》《多尔古绍夫之死》《国王》等小说的时候。伊·巴别尔

渡过兹布鲁奇河

六师师长报告，沃伦斯基新城今日拂晓拿下。师部从克拉毕夫诺出发。而我们的载重车队便成了吵吵嚷嚷的后卫，稀稀拉拉地走在从布列斯特到华沙——这条尼古拉一世用男人的白骨堆成的公路上。

紫色罂粟花在我们周边的田野怒放，正午的风儿在发黄的麦地里舞动，少女般的荞麦挺立天边，犹如远方修道院的院墙。静静的沃伦河蜿蜒曲折，远离我们，隐入了白桦林珍珠般的雾霭之中，它爬上鲜花盛开的山岗，将疲倦的手儿胡乱地伸进绿草丛中。橙色的太阳在天空滚动，犹如一颗砍下的头颅，温柔之光点燃云缝，晚霞下的军旗飘展在我们头顶。昨日的血腥和死马的味道在傍晚的凉爽中滴落。幽暗的兹布鲁奇河喧哗着，急流险滩处泡沫飞溅的浪头打着旋儿。诸桥已断，于是我们泅渡过河。威严的月亮枕在波浪上。战马蹚进齐胸深的河水，水流哗哗从上百条马腿之间淌下。有人被河水吞没，就大声诅咒圣母娘娘。河水里泡满了一挂挂黑乎乎的大车，河里嘈杂声、口哨声和歌声混作一团，回荡在月光蛇影和闪亮浪谷之上。

深夜，我们到达沃伦斯基新城。我在分到的那所住宅里，遇见一位孕妇和两个红发、细脖的犹太人；第三个犹太人正在睡觉，他蒙着头，靠着墙。在我被分到的那间屋子里，我看到了一些翻过的柜子，地板上有一些女人皮大衣的碎片、人的粪便和珍贵器皿的把柄，那是犹太人一年一度逾越节才用的。“收拾一下，”我对女人说，“瞧你们过得多邋遢，东家……”

两个犹太人动起来。他们穿着毡鞋，跳着走路，收拾起地下的脏东西，他们像猴子一样无声地蹦跳着，就像杂技场上的日本演员，他们的脖子肿胀，不停地转动着。他们往地板上铺了一条撕破了的绒毛褥子，于是，我便倚墙而卧，挨着第三个睡着的犹太人。胆怯的疲惫聚拢在我的身上。

寂静吞噬了一切，只有月亮用一双青色的手臂搂着它滚圆的、闪亮的、无忧无虑的脑袋在窗外流浪。

我揉着肿胀的双腿，躺在撕破的绒毛褥子上睡去。我梦见了六师师长，他正骑着一匹高大的公马追赶旅长，把两颗子弹射入他的眼睛。子弹射穿了旅长的脑袋，他的两颗眼珠掉在地上。“干吗把你的旅撤回去?”六师师长萨维茨基冲挂了彩的人喊道，就在这时，我惊醒了，因为孕妇正用手指头摸我的脸。“先生，”她对我说，“您做梦喊叫，还踢蹬，我给您在那个角落里弄了个铺，因为您碰着我爹了……”

她支起瘦弱的双腿，挺起滚圆的肚子，揭开睡着的人身上的被子。一个死去的老头仰面朝天地躺着，他的喉咙被割开了，脸给劈成两半，他的紫黑的血像铅块一样凝结在大胡子上。“先生，”犹太女人边抖落绒毛褥子，边说，“波兰人劈死他的时候，他央求他们：‘你们到后院去杀我吧，别让我女儿看见。’可他们还是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他死在这间屋里，还惦记着我……现在我想知道，”突然，女人声嘶力竭地说，“我想知道，这个世界哪儿还能找到像我父亲这样的父亲……”

新城的天主教堂

昨天我去找军事委员做汇报，他住在逃跑的天主教教士家。艾丽扎太太，天主教耶稣会教徒的女管家，在厨房接待了我。她给我上了点儿琥珀色的茶水和奶油饼干。她的饼干散发着耶稣蒙难十字架的味儿。阴险的汁液和梵蒂冈芬芳的狂暴也浸在其中。

家旁的教堂里，发了狂的打钟人把钟敲得叮当乱响。这是一个布满了七月星星的夜晚。艾丽扎太太抖动着一头精心梳理的白发，不断地给我添着饼干，我享受着教徒的食品。

波兰老太太称我“先生”，门口笔直地戳着几位愚昧无知的聋子，在阴险的黄昏某处，一个修士的长袍逶迤如蛇。神甫逃跑了，但他却撇下了助手——罗姆阿里德先生。

罗姆阿里德是个鼻音重的阉人，身材硕大，讨好地称我们为“同志”，他那黄色的手指戳着地图，指点着被波兰人摧毁的弧形地带。他历数故乡的创伤，兴奋得连嗓子都哑了。让我们暂时忘记这位无情地出卖过我们、后来被路人枪毙的罗姆阿里德吧。但就在那个夜晚，他那紧身的法衣曾在所有的门帘旁飘动，猛烈地扫过所有的道路，并对所有想喝伏特加的人露出过微笑。就在那个夜晚，法衣的影子却牢牢地覆盖在我头顶。他本会成为主教的——罗姆阿里德先生——如果他不当奸细的话。

我和他同饮着罗姆酒，闻所未闻的喘息，在天主教耶稣会教徒管家的残垣断壁下时隐时现。他曲意奉承的诱惑，令我浑身绵软无力。噢，小小的耶稣蒙难十字架啊，你就是上流社会放浪的交际花的护身符，就是写着罗马教皇训谕的羊皮卷和青色绸布坎肩里腐烂的女人信札一样!……

我由此看你，看到身穿雪青色长袍的不守信修士，看到你的双手肿胀，看到了你那颗心，既温柔又残忍，犹如一颗猫心，我看到了你的上帝那流淌着精液、散发着芬芳的毒素和迷惑着处女的伤口。

我们一边喝着罗姆酒，一边等待军事委员，但他一直也没有从参谋部回来。罗姆阿里德倒在角落里睡着了。他一边睡，一边抽动着，而窗外的花园里，天空黑暗的激情使林荫道不断变幻着色彩。渴望的玫瑰在黑暗里摇动。绿色的闪电在天穹点亮。一具被剥光了衣服的尸体翻倒在斜坡上。月光在死人叉着跷起的双腿上流淌。

这就是波兰，这就是波兰立陶宛公国傲慢之痛!暴力入侵的外族，我抖开修士留在教堂里爬满虱子的褥垫，把神职人员遗弃的一本巨书蒙头盖住，里面写满了对高贵和贤明大国之君约瑟夫·毕苏斯基的赞美。

赤贫之军涌向你古老的城市，噢，波兰，天下奴隶联合起来的歌声，响彻诸城上空，痛苦吧，波兰立陶宛公国啊，痛苦吧，昙花一现的拉吉维尔大公!……

我的军事委员一直就没来。我在参谋部、在花园、在教堂里找他。教堂大门敞开着，我走了进去，面前两颗白花花的头骨，在毁坏的棺椁上熊熊燃烧。我吓得拔腿就往下跑。橡木梯子从那儿直通到祭坛。我看到了很多烛火，在高高的教堂穹顶来回游荡。我看到了手执蜡烛的军事委员、特别处主任和哥萨克们。他们回答了我无力的呼喊，并把我带出了地下室。

那两颗头骨原来是教堂灵柩台上的骨雕，我再也不怕它们了，我们一块继续搜查，之所以搜查，是因为在教士家里找到了一大堆军服。

我们袖口上绣着的马头闪闪发亮，我们彼此低声交谈着，马刺咔咔地响成一片，手里握着火苗飘动的蜂蜡，在回音四起的教堂里转悠着。珠光宝气的圣母们，用老鼠一般的玫瑰色的瞳仁注视着我们行动的道路，火苗在我手指间颤动，团团黑影投在圣彼得、圣福兰西斯克、圣温琴特的圣像上，在他们绯红的双颊上和用洋红色油彩涂出的、卷曲的大胡子上抖动着。

我们转悠着，寻找着。骨制的按钮在我们的手指下面跳了起来，一幅幅被劈成两半的圣像移动了，地下室和长满苔藓的暗洞暴露出来。这座教堂历史悠久，充满秘密。它敞开了闪光的墙壁之中的暗道、壁龛和打开时悄然响起的门扇。

哦，愚笨的教士啊，他在救世主的铁钉上挂满了女教民的乳罩!我们在圣障的中门后面找到了一箱金币，还有用精致的山羊皮口袋装的纸币，以及几只装在巴黎珠宝商套子里的绿宝石戒指。

后来，我们在军事委员的房子里数钱。黄金的柱子，钱币的地毯，阵阵风儿吹动着烛火，艾丽扎太太眼里掠过黑鸦般的疯狂，罗姆阿里德高声大笑，失去理智的打钟人罗巴茨基先生狂敲着大钟，没完没了地响个不停。“走吧，”我自言自语道，“离开这些被士兵骗得挤眉弄眼的圣母们……”

一封家信

这就是我替我们收发处里的男孩儿库尔久科夫写的一封家信。它是不应该被遗忘的。我为完全保留其本来的面目，不加修饰地把它抄录下来。“亲爱的妈妈，叶芙多基娅·费得罗芙娜·库尔久科娃：在这封信的开头，我要赶紧告诉您：上帝保佑，我活着，并且很结实。我想听到您也跟我一样。我还要给您鞠个大躬……(下面他罗列了一大堆亲戚、教亲、干亲，我们把它省略，从第二段开始)“亲爱的妈妈，叶芙多基娅·费得罗芙娜·库尔久科娃，我要赶紧告诉您的是，我眼下在布琼尼同志的红色骑兵军里，您的干亲家尼孔·瓦西里奇也在这儿，如今当上红军英雄啦。他把我弄到他这儿，政治部收发处，我们从那往阵地上分发书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莫斯科消息报》和家乡的铁面无私的《红色骑兵报》，瞧了它以后，就带着一股子英雄劲头，砍杀低贱的波兰人，我有尼孔·瓦西里奇关照，过得非常好。“亲爱的妈妈，叶芙多基娅·费得罗芙娜，尽您的能力给我邮点东西来吧。请您把那只小花猪宰了，给我往布琼尼同志的政治部里邮个包裹来，写瓦西里·库尔久科夫收。每天晚上睡觉，我都没得吃，没啥衣服盖，冻得够呛。替我的斯乔帕打一封信来吧，它活着还是死了呢？求您照看照看它，替它给我写封信——它的腿还瘸不瘸?还是已经好了?还有些腿上的疥疮，给它钉掌了没有?我求您，亲爱的妈妈，叶芙多基娅·费得罗芙娜，用肥皂常给它洗洗前腿，肥皂我放在圣像后面了，要是爸爸把肥皂用光了，那您就到克拉斯诺达尔再买一块吧，上帝不会亏待您的。我还要告诉您，这地方太穷，庄户们都躲着我们这些红色的鹰，牵着马钻进树林子里去了，很少看到麦子，麦穗小得很，我们瞧着都好笑。当地人种黑麦，还种咱们那儿的燕麦。这块儿的啤酒花是用木棍儿架起来的，所以长得特别齐，他们用它做自酿酒。“我急着在这封信的下面两段给您说说爹干的事儿，一年前，他砍死了哥哥费得尔·季莫菲伊奇·库尔久科夫。我们帕弗利钦科的红色骑兵旅攻打罗斯托夫市的时候，我们队伍里发生了叛变。那阵子，爸爸在邓尼金的军队里当连长。有人瞧见了他，说他戴着不少奖章，像旧制度时候一样，因为那次叛变，我们都给抓了俘虏，费得尔·季莫菲伊奇哥哥落在爸爸手里。爸爸就刀割费佳（费得尔的爱称，译注），嘴里还骂道：白眼狼、红狗子、狗娘养的，还骂其他的脏话，一直割到天黑，直到费得尔·季莫菲伊奇断气。我那时写信告诉您，您的费佳的坟头上还没立十字架呢。可爸爸搜出了那封信，骂道：你们都是你娘的孩子，是她的种，浪货的种，你娘的肚子是我搞大的，我以后还要搞，我这辈子算毁啦，我为了真理要把自己的骨肉统统干死，还骂了别的话。我在他那儿受的罪跟救世主耶稣受过的一样。我有幸很快就从爹手里逃了出来，跑回帕弗利钦科同志的部队。“我们旅奉命到沃龙涅什补充人员，还补充了战马、背包、枪支和应该发给我们的一切，有关沃龙涅什我可以说说，亲爱的妈妈，叶芙多基娅·费得罗芙娜，这是座非常棒的小城，比克拉斯诺达尔大一点，这儿的人长得特别俊，河水清得能洗澡。我们每人每天发两磅面包、半磅肉和不少糖，所以，大家一起床就喝甜茶，吃晚饭的时候也喝甜茶，已经忘掉挨饿是怎么回事了，吃午饭的时候，我就上谢苗·季莫菲伊奇哥哥那儿去吃油煎饼或烤鹅肉，吃完就躺下歇着。那阵子，谢苗·季莫菲伊奇打仗特别勇敢，全团都想让他当团长，布琼尼同志就下达命令，发给他两匹马、新军服、一辆专用拉东西的大车和一枚红旗勋章，我成了他兄弟了。如今，哪个街坊再敢欺负您，谢苗·季莫菲伊奇哥哥就能把他宰了。后来，我们开始追击邓尼金将军，杀了他们几千人，把他们赶到黑海里去了，可是哪儿也找不到爹，谢苗·季莫菲伊奇到处找，搜遍了所有阵地，因为他太想念费佳哥哥了，可是，亲爱的妈妈，您知道爹，知道他性子犟，亏他干得出来——真不要脸，把红胡子染成黑色儿，换了便服躲在迈科普市里，所以，没有一个人知道他就是旧制度下的恶典狱。可是，纸包不住火。您的亲家尼孔·瓦西里奇有一次在别人家里被发现，他们就给谢苗·季莫菲伊奇写了封信。我们骑上马，跑了两百俄里——我、先卡（谢苗的爱称，译注）哥哥和镇上自告奋勇的小伙伴们都骑马去了。“我们在迈科普市看见了什么?我们看见，后方压根儿就不同情前方，市里到处都在叛变，住满了犹太佬，像旧制度时那样。谢苗·季莫菲伊奇跟犹太佬吵得很凶，那帮人就是不肯把爸爸交出来，还把他关进了监狱，上了锁，还说，托洛茨基同志下了命令，不杀俘虏，他们自己来审判他。别发火，他会得到应有的惩罚。还是谢苗·季莫菲伊奇的话管事，他证明他是团长，还有布琼尼同志发的所有红旗勋章，还吓唬人说，谁再跟他争爸爸的事，不交人，就劈死谁。镇上的弟兄们也这么吓唬他们。谢苗·季莫菲伊奇一抓到爸爸，就用鞭子抽他；还叫全体战士在院子里排成队形。这时，先卡往季莫菲伊·罗焦内奇的胡子上泼了点儿水，颜料就顺着胡子淌了下来。先卡问季莫菲伊·罗焦内奇：“‘落到我手里，你好受吗，爹?’“‘不好受，’爹说，‘我不好受。’“先卡又问：“‘那费佳呢，他落到您的手里，您刀割他的时候，他好受吗?’“‘不好受，’爹说，‘费佳不好受。’“先卡又问：“‘那您想过没有，爹，您也会不好受?’“接着，先卡又对大伙说：“‘我寻思，我要是落到您手里，您也饶不了我。爹，我这就宰了您……’“这时，季莫菲伊·罗焦内奇便骂开了娘，骂开了圣母，还打先卡的嘴巴，先卡把我支到院子外面去了，所以，亲娘啊，我就没法给您形容他们是怎么杀死爹的了，因为把我支出院子了。“这以后，我们驻扎在新罗西斯克。我还能说说这个城市，这个城市后头一点儿陆地也没有，都是水，是黑海，我们在那儿一直待到五月，直到我们开往波兰前线，狠狠地教训资产阶级为止……“您的爱子瓦西里·季莫菲伊奇·库尔丘科夫就此搁笔。妈妈，请照料好斯乔帕，上帝不会亏待您。”

这就是库尔久科夫的信，一个字儿也没改。我写完之后，他拿起这张写满字的纸，贴身揣进了怀里。“库尔久科夫，”我问男孩道，“你父亲厉害吗?”“我父亲是条恶狗。”他哭丧着脸说。“母亲好些吧？”“母亲还不错。您要是有兴趣，这是我们的全家福……”

他递给我一张撕破的照片。上面有季莫菲伊·库尔久科夫，一位宽肩膀，戴着制式警帽的警察，一把大胡子梳理得很平整，笔直地站在那儿，高高的颧骨，没有表情的淡色眼睛很有神。他身旁的藤椅上坐着一位小个子村妇，上衣没有扎进腰带里，一脸孱弱之光和羞怯之情。在外省照相馆简陋的花朵和鸽子的背景墙下，戳着两个年轻人——身材奇大，蠢里蠢气，大长脸、凸眼珠，活像在挨训，这就是库尔久科夫家的两兄弟——费得尔和谢苗。军马储备主任

村里一片喧哗。骑兵们正在备粮，换马。骑兵战士们换掉累得半死的劣马，牵走干活的好马。本无可责备。没有战马，便没有军队嘛。

但是，让农民们认识这点可不容易。农民们纠缠不休地聚集在司令部房子外。

他们牵着靠缰绳撑着的、孱弱无力的瘦马。这些丢了吃饭家伙的庄稼汉们，匹夫之勇奔腾于心，但也知道，这种勇气难以持久，于是，他们便赶忙毫无指望地数落首长、上帝和自己的苦命。(1)

参谋长Ж 全副武装地站在台阶上。他合上肿胀的眼皮，非常仔细地听着庄稼汉发牢骚。但是，他的认真不比出面强多少。他就像任何一位训练有素、疲劳过度的工作人员一样，善于浮生偷闲，彻底停止大脑工作，我们的参谋长在这片刻怡然停摆的瞬间，启动着那部破机器。

这次他和庄稼汉打交道时亦然。

司令员在他们纷乱、绝望的嘈声催眠曲里，从一旁注视着脑子里那柔软和拥塞的一团，正昭示着思维的清晰与活跃。只要他等到合适的机会，就会一把抓住庄稼汉的最后一滴眼泪，官气十足地臭骂一通，就回参谋部工作去了。

但这回连臭骂都不用了。季亚科夫骑着他那匹枣红色的英国阿拉伯宝马，驰骋到台阶前，过去他当过马戏团的杂技演员，现在是军马储备主任——红皮肤，灰胡子，披着黑斗篷，穿着镶有银裤线的红马裤。“修道院长的祝福送给诚实的混蛋们，”他边喊边勒住马，喊了一声，便从疾驰的马上跳了下来，就在那一瞬间，一匹被哥萨克们错换来的脱了毛的小马，倒在他的马镫上。“瞧，长官同志，”有个庄稼汉拍着自己的裤子喊了起来，“瞧您的兄弟给了我们兄弟什么玩意儿……瞧见了吧，给了什么?连它都给征来了……”“征这匹马，”齐亚科夫说道，一字一句有如千钧重，“征这匹马，尊敬的朋友，你绝对有权到战马储备处领一万五千卢布，要是它欢蹦乱跳的话，闹好了，亲爱的朋友，你在战马储备处还能拿两万卢布呢。可是，可惜这匹马趴下了，那就不行啦。要是马摔倒了，还能站起来，它还算匹马，不过话说回来，要是它连站都站不起来，那它就不算马了。对了，我看这匹马还硬朗，准能站起来……”“噢，主啊，你可是我仁慈的亲娘啊，”一个庄稼汉摆了摆双手，“这没爹妈的怎么站得起来啊……这个没爹没妈的快死啦……”“你别瞧不起这马，老兄，”季亚科夫深信不疑回答道，“你简直是在亵渎神灵，老兄。”他灵巧地把他那大力士的匀称身体从马鞍上放下来。他像在舞台上一样，伸了伸绑腿一直打到膝盖的漂亮双腿，满身灰尘，步态灵活地朝奄奄一息的牲口走去。它用那一只突兀的眼睛悲戚地盯着季亚科夫，从他那深红色的手掌上舔去了一道看不见的命令，这匹有气无力的小马立即从这位胡子灰白、血气方刚、本事高强的罗密欧身上感到了神奇的力量。这匹劣马伸着脑袋，费力地蹬动四蹄，它感到了肚子下面那难忍和威严的皮鞭，于是，它慢慢地、小心翼翼地站了起来。于是，众人看到，由飘动的袖子里伸出一只纤细的手，揪住它肮脏的鬃毛，皮鞭呼啸着贴上它渗血的肋部。劣马浑身哆嗦，四蹄支撑着身体，一双忠犬般的、胆怯而迷恋的眼睛紧盯着季亚科夫。“这么说，还算是匹马，”季亚科夫对那庄稼汉道，然后又说了句软话，“你心疼了吧，好朋友……”

军马储备主任把缰绳扔给传令兵，一步跨了四级台阶，戏服般的斗篷向上一抖，便消失在参谋部里了。

(1)　 Ж,该参谋长俄文名字的首字母。

阿波廖克先生

阿波廖克先生美妙、智慧的生活，就如陈年佳酿令我微醺。在沃伦斯基新城，在这座很快被击溃的城市里，在东倒西歪的残垣断壁之间，命运将一部隐世福音抛到我的脚下。我被纯洁的光轮环绕，发誓以阿波廖克先生为楷模。我将幻想的仇恨的甜蜜，对走狗和人类猪猡的痛苦鄙视和悄然及快慰的复仇之火，奉献给新的誓言。

在逃跑的新城天主教教士家里，墙上圣像高悬。其上题词：“施洗者之死。”我当即断定，约翰圣像是按照我曾经见过的某个人样子画的。

我记得，夏日清晨的寂静，蜘蛛网般地笼罩在笔直的、明亮的墙壁之间。一道笔直阳光映照在圣像基座旁边。阳光中闪亮的尘埃成群飞舞。约翰颀长的身影从蓝幽的壁龛深处冲我劈头落下。黑色的斗篷威严地披在这冷酷无情和瘦骨嶙峋的躯体上。血滴在斗篷的圆纽扣上闪光。约翰的脑袋被人从皮开肉绽的脖子上斜劈了下来，放在一只瓦盘里，士兵用粗大和发黄的手指紧抓着它。死人的脸我看着熟悉。隐秘的预兆使我怦然心动。瓦盘里的死人脑袋，是按照逃跑的教士助手罗姆阿里德先生仿造的。从他那龇牙的嘴里吐出一条小蛇，蛇头呈柔和的粉红色，周身斑斓，更强烈地烘托出斗篷的深色背景。

我惊叹画家的艺术和他那阴郁的构思。更加令我叫绝的是第二天挂在老教士的管家艾丽扎太太双人床上方的双颊绯红的圣母像。两边的画布上，都盖着画法相同的印章。圣母的面孔又肥又胖——这是艾丽扎太太的画像。我这时已经快要揭晓新城圣像的谜底。这个谜把我带进艾丽扎太太的厨房，多少个香气四溢的夜晚，以痴狂画家为首的古老的奴隶制波兰的群影聚集在这里。其中是否包括痴狂的阿波廖克先生，这个让城郊的村庄住满了天使，并把后来改入耶稣教的瘸子亚涅克领入圣徒行列的人？

30年前，他和瞎子戈特弗利德在一个阴暗的夏日来到这儿，两个朋友，阿波廖克和戈特弗利德朝离城两俄里、坐落在罗夫涅公路上的什麦列尔小酒馆走去。阿波廖克右手提着颜料箱，左手牵着双目失明的手风琴家。他们脚上钉了掌的德国皮鞋，发出了平静和充满希望的声音。阿波廖克的细脖子上，系着一条明黄色的围巾，三根巧克力色的羽毛在瞎子的蒂罗尔帽上摇摇晃晃。

来客们把颜料箱和手风琴放在小酒馆的窗台上。画家解开那条其长无比的围巾，它长得就像集市魔术师的魔带。然后，他来到院里，脱个精光，把清凉的水泼在自己粉嘟嘟、干瘦的身体上。什麦列尔的妻子给客人们端来葡萄酒和一盘米馅肉卷。戈特弗利德酒足饭饱之后，便把手风琴架在自己瘦骨嶙岣的膝盖上。他嘘了一口气，脑袋向后仰了仰，便移动起他那枯瘦的手指来。海登堡的歌曲旋律在犹太小酒馆的墙壁上发出回声。阿波廖克也用颤抖的嗓音附和着瞎子的琴声唱了起来。冷眼望去，好像一台管风琴从圣英捷吉尔达教堂搬到了什麦列尔，两个穿着五颜六色棉坎肩和钉了掌的德国皮鞋的缪斯，肩并肩地坐在管风琴上。

客人们一直唱到日落西天，然后，他们把手风琴和颜料箱放进粗麻布袋子，阿波廖克先生给布赖娜——酒馆老板娘深鞠一躬，递给她一张纸。“仁慈的布赖娜太太，”他说，“请您接受一位流浪画家，一位受了洗礼，耶稣教教名为阿波里纳利亚的教徒为您作的画像，略表我们卑微的敬意，同时也是您乐善好施的证明。如果上帝耶稣能延我寿数，善我技法，我会回来为此画着色。让您的秀发缀满珍珠吧，我们将在您的胸前挂上一串绿宝石项链……”

在一张不大的画纸上，用红铅笔，铅笔的红色柔若黏土，绘出布赖娜太太那张被金铜色卷发簇拥的笑脸。“那是我的钱哪！”什麦列尔一看到妻子的画像，就大喊起来。他抄起根棍子就去追赶客人。但是什麦列尔追到半路，想起了阿波廖克被冲洗过的粉红色的身体，自家小院里的阳光和幽幽的手风琴声。小酒店主人心头一阵惭愧，便扔下棍子，回家去了。

第二天早晨，阿波廖克向新城的天主教教士，提交了慕尼黑美术学院的毕业证书和12张《圣经》题材作品。这些画是用油彩画在薄薄的柏木片上的。神甫看到桌子上出现了紫红色的法衣、碧绿的原野和被缤纷花朵覆盖着的巴勒斯坦平原。

阿波廖克先生笔下的圣者，整个一群兴高采烈、傻头傻脑的长老，他们红脸白须，也跻身绫罗绸缎和规模宏大的晚会之中。

就在那天，阿波廖克先生得到了为新教堂画圣像的预约。神甫喝(1)了别尼迪克丁酒对画家说过一番话。“圣母玛丽亚，”他说，“亲爱的阿波利纳里亚先生，您快乐的恩惠将从哪块神奇之地降临到我们头上呢?……”

阿波廖克全心全意地作画，一个月后，新的圣殿便充满了羊群的咩咩之声，黄昏金色的烟霞和奶牛秫秸色的乳头。磨破了皮肤的水牛套着轭具，粉红色脸的牧羊犬在羊群前面奔跑，笔直的棕榈树上悬吊的摇篮，晃动着胖乎乎的婴孩。圣方济各会修士褴褛的棕色法衣围裹着摇篮。一群算命的人，闪亮的秃头，皱纹是血痕般的伤口。算命的人群中，也有教皇利奥十三世那张面带奸笑的老太婆般的面孔，而新城的教士本人，则一手数着中国雕花念珠，用另一只空着的手为复活的耶稣祝福。

阿波廖克五个月像粘在高脚木凳上一样，在高墙边、穹顶上和敞廊里干活。“您偏爱熟人的脸，亲爱的阿波廖克先生。”有一次，教士从那伙算命的人群中认出了自己，及从被砍了头的约翰认出了罗姆阿里德先生之后，这么说道。老神甫莞尔一笑，将一杯白兰地递给在穹顶下忙碌着的画家。

后来，阿波廖克完成了《最后的晚餐》和《被投石处死的抹大拉的玛利亚》。在一个主日，他将画壁公布于众。教士邀请的名人认出了巴维尔·亚涅克，这个后改入耶稣教的瘸圣徒，认识了玛丽亚·玛格达琳娜——犹太少女艾丽卡、双亲不明的女儿和一大群流浪儿的母亲。名流们要求将这些亵渎神灵的壁画遮起来。教士对他们的威胁予以回击。可阿波廖克没有将画壁遮盖起来。

于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战争在以天主教教会庞大的躯体为一方，与另一方，无所顾忌的神像画家之间爆发了。这场战争延续了30年。这件事差点儿将一位性情温和、游手好闲的人，推上新异端创始人的高位。那样他便会成为模糊和狂暴的罗马教会史上，最奇特可笑的战士，成为怀揣两只小白鼠、兜插一大把小画刷、醉意朦胧走四方的人。“画圣母像，赏15个兹罗提，画圣者之家给25个兹罗提，赏50个兹罗提就能画进带买家全部亲戚的最后的晚餐。买家的仇人可以画成加略人犹大，可这得再加10个兹罗提，” 阿波廖克被从建好的教堂里赶出来之后，他这样给附近的教民报价。

他的买家不断。一年后，新城教士那一封封措辞激烈的信函，招来了日托米尔主教委员会，他们在东倒西歪和臭气冲天的农舍里，发现了恐怖的家庭画像，尽管不敬、稚拙，但却富于表现力。一个个将瓦灰色的头发梳成分头的约瑟，一个个涂抹了香膏的耶稣，一个个生育一大堆孩子的村妇玛丽亚两腿大撇着——这些圣像悬挂在红角里，被纸花编成的花环围绕。“你们还活着他就给你们封圣!” 杜布纳和新康斯坦丁教区助理教务主教，朝着包庇阿波廖克的人大吼。“他拿圣像说不清的特点糊弄你们，糊弄你们这些三次犯了罪孽的人，你们秘酿私酒，贪婪放债、制造假秤还贩卖亲生女儿的贞操!”“神甫大人，”于是，一位脏物收购商和墓地看守，瘸子维托尔德说道，“大慈大悲的上帝认为真理何在，谁能把这个告诉无知的人们?难道说，那些满足了我们自豪感的阿波廖克先生圣像中的真理，还不如您那充满诽谤和老爷式暴怒的废话多吗?”

人群的吼声把助理教务主教吓跑了。郊外的人心威胁着教堂神职人员的安全。应邀顶替阿波廖克的那位画家，也不敢涂掉艾丽卡和瘸子亚涅克。现在仍然可以在新城教堂的侧祭坛上看见他们：雅涅克——圣徒保罗，一个畏首畏尾的瘸子，长着一绺绺黑胡子的乡间另类，而她呢，那位抹大拉的淫荡女子，则显得既孱弱又疯狂，她有着舞者的身段和凹陷的双颊。

与教士的冲突持续了30年。后来哥萨克的洪水把老修道士从他那石筑的、充满焚香气味的巢穴冲跑了，于是阿波廖克——噢，命运真是变幻莫测啊!——则迁进了艾丽扎太太的厨房。于是，我这位匆匆过客，便每天晚上都能喝上他的闲聊酒了。

闲聊什么呢?聊富于浪漫色彩的小贵族阶级年代，聊富于村妇们幻想的狂热，聊画家路加·德尔·拉比奥，聊从伯利恒来的木匠一家。“我有话要对文书先生说……，”晚饭前，阿波廖克神秘地对我说。“哦，”我道，“哦，阿波廖克，我听着……”

但是，教堂的差役，罗巴茨基先生，一位冷峻、无知、干瘦且耳大如驴的家伙，就坐在我们近旁。他在我们前面挂上一幅沉默和含有敌意的旧画。“我有话要对先生说，”阿波廖克小声道，把我拉到一旁去了，“耶稣，玛丽亚的儿子曾经娶了耶路撒冷一位平民姑娘底波拉为妻……”“噢，这个家伙！”罗巴茨基先生绝望地喊叫道，“这个家伙不会寿终正寝……他会被人给揍死……”“晚饭以后，”阿波廖克压低声音道，“晚饭以后，如果文书先生愿意听的话……”

我愿意听。阿波廖克故事的开头把我的胃口吊得老高，我在厨房来回踱步，等待着那迫不及待的时刻到来。窗外，夜如黑色巨柱。窗外，葱茏和幽暗的花园凝然不动。月下，通往教堂的小路宛若一条牛奶般闪光的小河蜿蜒流淌。大地覆盖着朦胧的光芒。闪着幽光的果实的项链佩戴在灌木丛上。百合花的气味酒精一般清新而醇厚。这一新鲜的毒素，遏制了炉灶油腻和喧闹的喘息，压抑了厨房里云杉散发的树脂热气。

阿波廖克打着玫瑰色的花结，穿着一条磨破的玫瑰色的裤子，在墙角里不紧不慢地做事，像是一只善意和优雅的动物。他的桌上蹭得满世界都是胶水和油彩。这老头工作时，动作小而频率快，轻微和细碎的沙沙声，从他的角落里传出来。那是老戈特弗利德在用颤抖的手指敲打。瞎子一动不动地坐在油灯昏黄的、油彩般的光影里。他前倾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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