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的鲁迅(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王锡荣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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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的鲁迅试读：

鲁迅时代的文人，很多人都有记日记的习惯。比方说，他的同时代人胡适也写日记，鲁迅的弟弟周作人也记日记，他的老友钱玄同也记日记，他的冤家对头顾颉刚也记日记，记日记的人不可胜数。鲁迅还读过他自己的同乡先人李慈铭的日记。这些日记，面貌各具，风格各异。那么鲁迅是怎样记日记的呢？他跟别人的日记有什么不同呢？

从周作人留下来的日记自十四岁开始，可以推知，他所仿效的大哥鲁迅一定也是从少年时期就开始记日记了。可惜现在他早年的日记丢失了，我们无缘得见。他现存的日记是从1912年5月5日开始，也就是他三十一岁时，跟随教育部北迁北京，到达北京的那一天开始的，一直记到1936年10月18日他去世前一天为止，跨度总共二十五年。但其中1922年日记丢失了，仅存好友许寿裳抄录的一小部分，因此仅存二十四年24册。

把鲁迅的日记和其他人的日记放在一起比较，你就会发现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也就会对鲁迅的日记发生特别的兴趣：因为它确实是与众不同的。

现在我们来看看，鲁迅的日记究竟有哪些地方与众不同呢？一、文字工整、一笔不苟。

鲁迅日记的笔迹工整，是很少见的。你看别人的日记本，难免在不同情况下有不同的面貌，有时字体不一，有时字迹潦草，涂改也在所难免。在上述各家日记中，周作人的字迹还算工整的，但是也难免有时涂改、潦草。而鲁迅现存整个二十四年日记，天天一笔不苟。再怎么忙，再怎么身体不好，他都会工工整整写好每一个字。即使是病入膏肓，艰于起座，他也会尽量把字写得笔笔工整。例如1936年10月18日的日记，虽然没写内容，只写了“十八日 星期”几个字，但也是同样工整。虽然这几个字，估计是17日夜里记日记时写下的。但是，那个时刻已经濒临病情最后爆发了：一两个小时后即病发不起。同年6月5日后，因病情严重，日记停记了，6月30日下午，病情稍稍好些，他即重新开始记日记。但是，从字迹上看，丝毫看不出有任何病态。此外，在他前几次大病期间，日记都是照样笔笔工整，一点也看不出生病。还有，他外出旅行无论旅途条件怎样困难，舟车转换，风雨交加，甚至炮火连天，他都会把日记写得工工整整。

鲁迅是怎么做到的呢？一方面，显然是他从小养成的做事严谨、一丝不苟的习惯；另外，根据鲁迅在1932年“一·二八”战争中避难期间日记的相关资料，当时战火突起，鲁迅一家紧急出走，匆忙之间，“只携衣被数事”，根本没法带日记本，我们知道他是先用另纸写下内容，等到事平回家后，重新再根据临时记录的另纸来补写日记的。据此推测，鲁迅每次外出旅行，应该也是采用此法的，在旅途中写字都有困难，自然无法写得像平时那样端正，回到家里，当然就没有这个问题了，所以我们见到的鲁迅日记字迹从来都是端端正正的。二、书面整洁，可直接出版。

很多人的日记，因为是写给自己看，或者简直连自己也不打算看的，故难免马虎一点，将就一点。例如我馆所藏应修人的日记字迹就十分潦草，难以辨认。而胡适则是把很多来往书信都贴在日记上，弄得大小不一致，纸张不整齐。周作人的日记虽然页面要算干净的，但是也常常用些简化字、随手字，或者简称替代，很难识别。还时常会在红丝栏外写字，有时候在天地头上写字，弄得页面很不整齐。这种现象在一般人日记中几乎都难以避免，而鲁迅日记却完全没有这种“出格”的现象，就像是为出版而认真抄写的一样，一笔不苟，而且几乎从不修改。现在所能找到的修改痕迹，只有每年日记后面附录的《书帐》里有极少几处外语，可以看到有描笔。但也只是略微描了一下，没有出现墨团。此外，在记录时，极个别写错的字，他是不改的，甚至也不圈掉，只是在字旁点两点，表示此字废了。这样，就使整本日记绝对干净整洁。拿鲁迅的日记与别人的日记比较，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干净。对一般人来说，每到深更半夜，头昏脑胀，写个把错字，根本不足为奇，但是在鲁迅笔下却极少。现存鲁迅日记的前三页三、内容。

各人记日记，恐怕最大的差别在于内容的多寡。鲁迅的日记中，记载了天气、星期、日常起居、社会活动、文娱活动、购书、购物、交往、银钱来往、看病等等。虽说内容广泛，但是很简要。每条一般不超过100字，最长不超过150字，最短的，除了日期、天气之外就只有“无事”二字。

其中，天气是必有项目，除了每天开头必是当日天气外，中间还常有一天之内天气变化的记载，例如“午晴”“下午雨”“晚雷雨一阵”等等。包括身体感受，例如“冷”“燠”“大热”等等。

对于星期的记载，只写“星期”，即星期天，其余都不记。

日常起居，就是每天做什么事，包括写信收信、外出等。

社会活动，包括参加各种集会、聚会、活动等。比较重大的活动，例如参加“左联”活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活动，每次都有记录，而参加中国济难会、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以及会见李立三，这些政治色彩更浓的政治活动，是不明白记录的，而是采用隐语、借代、暗指的方式来记录，外人是看不懂的，即使有人看到了，也不能对号入座证明就是某项政治活动，这说明，鲁迅已经意识到：他的日记有朝一日有可能被人看到。这有两种可能，一是由于他的名气大，日后被仰慕者看到；二是因政治环境的恶劣，被怀有恶意的人看到。应该说在鲁迅的主观上以后者居多。

文娱活动，包括看电影、演出，这是鲁迅最主要的文娱活动。

购书、购物也是他最频繁的活动。购书最频繁，而且每笔必记，连价格都清清楚楚。有些购物是不写的，包括许广平的购物活动，鲁迅都不记。他自己购物，主要是大宗生活用品，例如煤、茶叶、大米等，那都是写明价格的，但是却从没有买肉、油、菜的记载，看来这些不属于鲁迅管。根据萧红的回忆，许广平曾告诉萧红，她身上经常备有100元大洋，以备万一。从中可以推测，鲁迅家里的经济帐是由鲁迅主管，他每月交一笔钱给许广平，作为日常开销之用，其余由鲁迅掌控。

交往，包括亲友互相走访、书信来往、礼物互赠等。

银钱来往包括薪金收入、稿费、版税所得、借款、捐款、支付、汇划学费等。早年对薪金收入记载详细，因为薪金有个增长过程，而到1920年前后又出现日渐严重的欠薪，每次只发百分之几十、十几甚至百分之几，还有中交票等等的复杂情况，如不详细记录，根本闹不清发了多少。实际上当鲁迅离开北京的时候，教育部欠鲁迅的工资就达两年半！稿费、版税是鲁迅晚年最大的经济来源，名目多样，来源多种，所以也非常有必要详细记录。借款方面，因要记着归还，更要清晰记载，以免忘记和差错。支付则包括看病支付医疗费用、房屋顶费、出版费、制版费等；但是房屋除了顶费，还要付月租费，他却不大记录。他邀请人吃饭、看电影等，却不记录用了多少钱。看病费用也不是每次都记录，但看病是记录比较全的，基本上每次都有记载，却较少提到医生用什么药，自己买的药则记载比较多一些。只有最后一年夏天，他多次提到，医生用了一些外国药，写上了外语名称，但是，经查却很难查明这些药的药理性能等详细情况。四、风格：简要、精炼、严谨。

鲁迅记日记，风格非常独特。有一些有趣的现象，首先当然并不是什么都记，他记的内容，有些是永远有的，包括星期日和天气。星期只记星期日，而天气是必有的项目。另外，书信也是基本有的项目，但也有遗漏。重要的节日，也常有记载，但不全。教育部放假则基本都记。本人的活动，重大活动都有，但日常小事就不一定记了。还有些习以为常的活动也不记，例如早年的到教育部上班、1920年后到各大学讲课，晚年去内山书店，都是开始时每次都记，而后来因为基本上每天都在发生，就不入日记了。

总体上说，鲁迅日记的内容和风格是有阶段性倾向的，一段时间内，所记的内容有所侧重。早年刚到北京时对风景、社会百态都有较多记载，对饮酒也有较完整的记载，情绪抒发也较多，文字总体上较感性，顾忌较少。后期记载社会状况较少，更注重具体事务记载，更加理性，对事基本不发议论，显示有所顾忌。对人则极少数仍偶有议论，但也仅有对史济行一例，斥之为“无耻之尤”。对林庚白也仅客观记载曰“林庚白来信谩骂”。1933年2月7日，鲁迅写下《为了忘却的记念》以纪念柔石等“左联”烈士，当晚他在日记里也仅写：“柔石于前年是夜遇害，作文以为记念”，只是客观记载而几乎不带感情色彩。五、篇幅。

早年日记文字总量较多，1913年以后逐年减少，到1917年后文字量更明显减少。到1920年达到低谷，仅等于1913年的一半量。以后又逐年增加。而晚年的日记则更多客观的记述，尤其是来往书信增多，社会活动增多，买书增多。这样就使日记文字总量增多，弥补了议论减少的字数。

鲁迅历年日记篇幅走势如下图：鲁迅日记历年篇幅走势图

在图中，竖轴为2005年版《鲁迅全集》中日记的篇幅页码，横轴为年份。1912年仅存五个月日记，按全年换算而得；1936年仅九个月多，同理换算。从中可见，总体呈现两谷两峰走势。1917年到1924年为第一低谷，1920年26页为最低值；1928年到1931年为第二低谷，1928年44页为最低值。分析其形成，似乎并无特别原因，基本与生活节奏有关。1920年的情形是陷入经济窘境，而刚开始到各大学讲课，疲于奔命，心情似较压抑。故多记“无事”，而使字数偏少。1928年则是刚到上海，虽不任教，但忙于应付各方邀请演讲，调整生活节奏，而文学界论争初起，心情不佳。但这也似非必然原因。六、书帐。

鲁迅的习惯是每年日记后附一份当年所购书籍的清单。这份清单上有书名、册数、价格（或某人赠送）、购买（或赠送）日期。同一天有多种书的，只在第一种写日期。在每个月最后一种书的最下端，有一个数字，虽未明确标注，实际上是当月买书总价。在每年书帐末尾，都有一个统计，主要是两项数据：一是全年买书用款总数，二是每月平均数。

但书帐中记下的，并不全是书。除了书，还有外文刊物和碑拓。早年是把碑拓都记入，晚年是把外文刊物、国外木刻记入。而中文报刊是不记入的。七、两个例外。

一是1927年末附录了一份《西牖书钞》，抄录的是《随隐漫录》等四种古籍中五则幽默故事，总共不到1000字。另一份是1935年末附录的《居帐》，就是友人住所地址录。共记录北平、南京、杭州、上海、苏州，及日本东京、岛根等地48个单位和个人的地址。

这个《居帐》很值得注意。因为鲁迅当时处于半隐居状态，社会环境很不安定，他还面临追捕，经常一有动静就要烧毁友人书信，外出避难。他甚至在日记里提到敏感的人名都要使用假名字，提到敏感的书都要用别人看不懂的方法记录，生怕牵连别人。而这个《居帐》实际上就是通讯录，一旦有风吹草动，相关人士就可能受到牵连。而这些人不少都是鲁迅密切的联络人，鲁迅一定不会把它放在容易看到的地方。这就是说，鲁迅认为把通讯录放在日记本里还是比较安全的！这一方面使用方便，另一方面可能鲁迅的日记本还是放在比较妥贴的地方吧。根据《居帐》中记录的地址来看，萧军萧红是刚到上海不久，而何桂馥是冯雪峰的大姨子，这个地址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冯雪峰1933年底离开上海去苏区后，其家属也回了浙江老家，鲁迅遇有为冯处理稿费等相关事务，无法找冯，就需要找家属。这都表明，这个地址是1934年到1935年间形成的。

再根据这个《居帐》的排列次序看，显然鲁迅是对以往的通讯录进行了一次整理抄录而不是逐渐积累的。它是按照北平、南京、杭州、上海、苏州、日本的次序，然后又补入上海、常州两个地址，再后面是空一行，重新开始抄录北平、天津、山西运城，而后出现广东广西接连排列，最后又出现部分上海地址，看来他是从原有的地址记录本上边整理边抄录了这一份常用通讯录。按照鲁迅的通信状况，与他有书信往来的远不止这些人，很多偶然来信，他也回复了，但是却没有记录地址，可能是另有临时地址记录本，或者只是根据来信回复，根本没考虑留下地址。

鲁迅的日记看似简略，其实里面大有文章，奥妙多的是。从鲁迅的喜怒哀乐，情绪宣泄，饮食起居，生活方式，写作编辑，政治社会活动，到对各种人的称呼讲究，特殊用语、隐语，“无事”中的大事等等，可以说是一部鲁迅学百科全书。本书仅仅就笔者阅读鲁迅日记的目光所及，揭橥一二，以飨同好。无论从鲁迅生平史料研究、鲁迅的语言文字研究，或是相关历史的研究，甚至民国社会文化经济的研究，鲁迅日记都是很有价值的史料和文化研究资料，是很值得玩味的。『无事』与『失记』

一般人记日记，通常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每天记，不管事情大小，多少记一点；一种是跳着记，或者是有可记的事就记，没事就不记；或者想到了记一点，忘了就不记。鲁迅是属于每天记的那一种，但是他又比较特别，那就是——没事要记的时候写“无事”。

让我们来看看他记的“无事”究竟是什么情况。

1912年5月29日，鲁迅的日记第一次出现“无事”的记载。从这时到次年上半年，差不多每隔半个月就有一次“无事”的记载。在之后的几年里，每年大约都有十几二十次“无事”。事实上在现存的二十四年鲁迅日记里，每年都有多次出现“无事”的记载。据我的统计，总共竟达608次，平均每年25.3次。其中最多的一年是1920年，达到117次，而最多的一个月是1920年9月，共16次。就是说，一个月里竟有半个月以上“无事”！记载最少的是1934年，只有两次。有的年份每月都有，连续记载最多达两年多，从1919年到1921年，甚至1923年也是每个月都连续不断出现，这还不包括丢失的1922年日记。连续不出现“无事”记载的最长间隔是从1934年7月到1935年3月，为八个月。

鲁迅的日记几十年基本没有间断过，直到1936年10月18日病势沉重的最后时刻，也不忘记下当日的日记，虽然只写了“星期”两个字。一般他即使没事也会做一个记录。这样的记法，与完全不留痕迹相比，还是告诉了人们一些信息：本人认为没有需要记录的事，而不是忘记写。这除了说明鲁迅做事的认真，还能说明什么呢？鲁迅日记中第一次『无事』

考察鲁迅日记的“无事”，可以发现，“无事”记载出现的频率呈很明显的起伏状。集中表现在两个高峰期。第一个高峰：从1919年到1921年；第二个高峰，从1930年到1932年。从1912年到1918年，一般每年在二三十次，到1919年迅速攀升至61次，1920年到达峰顶117次，1921年又降为60次，之后逐年下降，1924年下降到仅7次。从1924年到1929年基本上每年都只有个位数，1930年突增到31次，1931年达到46次，为第二个峰顶。1932年又下降到21次，1933年起下降到个位数。之后直到1936年去世，都维持在个位数。

这样明显的起伏是什么道理呢？很奇怪。经过仔细考察，我发现，大体上可以认为，“无事”出现多的时候，多半是比较空闲，感到无聊的时候。第一个“无事”高峰的1920年，这时教育部开始欠薪，随着家庭经济状况的日益窘迫，矛盾日渐显露，鲁迅不得不开始到各大学兼课以补贴家用。这对一向小心翼翼维护“兄弟怡怡”家庭氛围的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他茫然无措，陷于迷惘。经常出现“无事”的状态，可能与此有关。

第二个高峰的1931年，正是“左联”五烈士被害后，左翼新文化运动由高潮走向低潮的时候。在花园庄避难期间，就有接连几次“无事”。那么，怎么解释1930的上升呢？那年不是“左联”刚刚成立，鲁迅似乎很忙的时候吗？其实，仔细考察，可以发现，1930年上半年“无事”很少，主要集中在下半年。这就是说，鲁迅虽然在2、3月接连参加了“左联”和“自由大同盟”，还四出演讲，甚至中共领导人李立三都来要求他发表声明支持武装暴动。但经过第一波的热潮后，鲁迅遭到了通缉，并且左翼内部的矛盾和弱点也逐渐暴露，因此当别人还在闹腾腾地喊口号的时候，鲁迅已经比别人更早冷静下来，陷入深思了。同时也不妨说，他又一次感到了无聊。

此外，还有1927年夏秋间。那时他在广东已经弄得很无聊，辞职后，住在白云楼，“无事”就多了起来。尤其是9月份。从1日起，4、6、9、22日都是无事，还有不少日子虽然没写“无事”，其实也没记什么重要的事。

再看几个低谷期。1912年到1918年间，鲁迅刚到北京不久，虽然教育部很无聊，但是他自己还是有不少事可做，交游既广，学问也做了不少，除了创办历史博物馆、京师图书馆，也学佛、抄古碑和整理古籍，感想也多，所以这一时期的日记内容丰富，议论恺切，最有可看性。

第二个低谷期，从1924年到1927年，分别为7次、4次、9次、9次。本来1924年后属于鲁迅思想发展的低谷期，正是写《野草》的时期，为什么日记反而显示相反的迹象呢？其实，这时正是女师大风潮时期，鲁迅支持学生运动，频频参加各种集会。此外，他的著、译、编活动，以及指导青年开展文学社团活动，都全面铺开，接触大批青年，所以很少有“无事”的记载。1926年，鲁迅南下厦门，接着转赴广州，活动频繁，自然较少有“无事”的时候了。直到1927年下半年社会文化活动骤减，“无事”急增。

1927年10月鲁迅刚到上海，当然是很忙碌的，28、29两年虽然陷入论争，但他一直在努力钻研文艺理论，翻译外国文艺著作，精神上是充实的，也是忙碌的。因此“无事”也很少。

1932年第二个“无事”高峰落潮后，1933年左翼文艺运动抬头，当局的“围剿”也日益严紧，政治环境日益险恶，与他最为相知相契的冯雪峰、瞿秋白相继离开上海，“左联”内部矛盾加剧，鲁迅的精神生活并不愉快，身体也越来越力不从心。这时，鲁迅意识到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因此紧迫感越来越强，产生了“要赶快做”的强烈意识，加快了工作的节奏，常常抱病工作，因此工作量比前几个时期都大大增加了，“无事”的记载当然也就大幅减少了。1933年起每年都只有个位数。

但鲁迅早年所记“无事”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我们再看案例：1912年9月2日：“无事。夜书致东京信两通，翻画册一过，甚适。”刚写了“无事”，马上又有事了。但他并不涂掉，而把后来的事加写在后面。10月7日如出一辙：“无事，以《或外小说集》两册赠戴螺舲，托张协和持去。晚邻闽又嗥。”还是有事。1914年1月9日：“无事。夜车耕南、俞伯英来谈。耕南索《绍兴教育会月刊》，以三册赠之。”4月17日：“无事，惟闻参事与陈总长意不合，已辞职。”不但有事，而且还不是小事，只不过是听说的事。6月18日：“无事。晚马幼舆令人送《四明六志》来，劳以铜元二十枚也。”大约这些事，本来不记也可，既然发生了，也算一件事吧。大体上，这些事都不是鲁迅主动去做，而是被动应对的。

还有一个特点：在写了“无事”后又添写的事，大都在晚上。除了上面记的以外，还有例如1914年4月24日：“无事。晚许季上来，夜去。” 7月9日：“无事。晚邻室博簺扰睡。” 8月6日：“晴，下午昙。无事。夜胃痛。” 10月14日：“无事。晚宋紫佩来。”28日：“晴，无事。夜杜海生来。” 1915年4月23日：“晴，风。无事。夜得二弟信并三弟信，二十日发（27）。”为什么会写了“无事”后还会写上这些事呢？我想有一种可能性：就是鲁迅每天晚上记日记后，又发生了一些事，于是在第二天补记。

此外，还有在写了“无事”之后，又添写些天气等情况。1913年9月3日：“无事，天气转温，蚊子大出。”1914年4月19日：“无事。晚大风，小雨。”10月20日：“晴，风。无事。夜甚冷。”但也都是夜里的情况。

但是，他写“无事”就真的什么事都没有了吗？实际上，不可能完全“无事”。比如说，1913年1月21日写：“昙。晨微雪即止。一日无事。”这在古代小说里通常是说这一天没有发生什么事。实际上当然鲁迅不会枯坐一天，他至少会看书、写字。他抄了那么多古碑、写了那么多文章，绝大部分没有写进日记。当然，鲁迅不认为那些事值得记录。所以，他写的“无事”应该是说没有需要记的事。

还有一些，没有写“无事”，但也没有记什么内容。例如1917年7月8日：“阴，晚雨。”10日：“晴。傍晚雷雨。”差不多等于“无事”。在这里，我并没有把这种情况统计进来。

但还有一种情况，是更加微妙的，那就是“无事”里面有大事。

1936年4月26日下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青年学者姚克的陪同下来访问鲁迅，那天鲁迅正巧与许广平、海婴一起外出看电影，没有碰到。就在同一天，另一个人物来访，却是见了面的，这个人就是冯雪峰，一个刚刚参加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回来的原“左联”领导者。根据冯雪峰的回忆，第二天，即4月27日，他在鲁迅家盘桓了一整天，向鲁迅详细描述了长征的经过。而这天，在鲁迅的日记上，写的却是“无事”。就是说，他不想让冯雪峰的来访留下任何文字上的痕迹。

1917年7月下旬，突然接连出现“无事”的记载。21、26、27、28、30日，8月上旬又有6、8、11日，接连好几天。这里实际上是记载了张勋复辟风波之后的状况。风波虽然已经平息了，但原有秩序还有待于整理。

1930年12月28日“……下午校《溃灭》起”，第二天记“无事”，显然这表明他整天都在校对《毁灭》。又如1920年7月24日“买书架六，下午整理书籍”，25日“理书”，26日“无事”，显然还在整理书籍。

在鲁迅的概念里，记日记本身不算是“事”。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当作一件事来做。那就是在1932年“一·二八”期间，因为日记本没有带出火线，没法按常规记了，开始几天就没记，后来就先用其它纸记上，战事结束后专门作了补记，并在日记里写道：“补记一月三十日至今日日记”。

鲁迅自己说，他有时候把当天的事情记到上一天的空格里，有时也补记一些遗漏的事。遗漏本来难免，但有时候却是迫不得已而造成无法记载，这就要谈到“失记”了。

一是，1932年的“一·二八”战争，当时情况紧急，冲突突然发生，鲁迅一家陷入火线，来不及从容搬家，“只携衣被数事”，仓促间奔避内山书店。那时，一家人席地而坐，窗子用棉被挡上，经常可以听到窗外日本兵的交谈，室内的人连大气也不敢出，晚上也不敢开灯，在黑暗中度过，日记当然是没法写了。但待了一个星期，情况越来越糟，于是下决心突出重围。在内山书店职员鎌田诚一的护送下，鲁迅一家在大年初一早晨冒着炮火转移到英租界的四川路内山书店中央支店。但在这里，同样没有一张书桌可以放，日记还是没法写，可鲁迅还是找来一些纸张，姑且先写在另纸上。直到3月19日，鲁迅一家重新回到拉摩斯公寓自己的寓所，才得以补写从1月30日以来的日记。总共四十八天。但是在内山书店的那几天就没法记了。事实上，因为躲在内山书店楼上，根本无法活动，与外界完全隔绝，所以，也没有什么可以写了。因此鲁迅就将2月1日到5日记为“失记”。但这补记有一个疏忽之处：1月31日遗漏了。有人猜疑鲁迅有什么故意，其实很显然，这是由于很久之后补记，忘了1月份是有31日的，后面几天都是“失记”，没有必要特地隐瞒这一天。

二是1936年6月的大病。这病从3月开始，迁延拖到5月间，呈越来越严重之势。5月31日，宋庆龄、史沫特莱请来美国肺科专家邓医生为鲁迅诊察，得出结论是：倘是欧洲人，早在五年前就死掉了。到6月5日，鲁迅再也坚持不住了，只能躺倒，无法握管了，自然就无法写日记了。之后一度几乎不起。直到6月30日，病情有所好转，能够起来写几个字了，于是再来补写这期间的日记。这就是1936年6月5日连接着30日的一段特殊日记了。这次鲁迅没有采取1932年“一·二八”后一天一天补记的办法，而是在6月5日条下写了一段概括性的记载，说明了这一段没有记日记的原因及情况。这也是另一种“失记”。

从空白处阅读内容，从“无事”处读到“有事”，也是鲁迅日记的魅力之所在。2007年4月4日不值、未遇、未见、不见——鲁迅与『闭门』

读鲁迅的日记，常可看到一种有意思的现象：在现存的二十四年日记中，有关于吃“闭门羹”的记载200多次。鲁迅关于“吃闭门羹”的记载，大体上有四种说法：分别是“不值”、“未遇”、“未见”和“不见”。看上去只是个别字的不同，意思没有多大差别，其实不然，这几个词虽只是细微的差别，其中却是很有奥妙的。第一种：“不值”。“值”就是“逢”，也就是碰到。“不值”是说没碰到，是被访者真的不在。

鲁迅生活的时代，通讯不便，鲁迅家也没有电话，一般的人际交往，除了书信，就是相互走动了。可是，正是因为通讯的不便，所以，当甲登门拜访乙时，如果没有事先与乙约定，就可能正值乙外出，甚至正巧就是去拜访甲了，那就很难说是否能见上面了。这种情况，在鲁迅日记里常常用“不值”或“不遇”来表示。比如1912年6月2日：“张协和、游观庆来，不值。”这很明显确是没有遇上。另一种情况，如同年11月16日：“往看夏司长，索其寓居不得。……过敫家坑海昌会馆看张协和，不值。蒋百器来过，不值。”鲁迅去看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夏曾佑，没有找对地方，又转而去看留日时期的老同学张协和，也没遇上。回到家才知道，在他外出的时候，另一位朋友蒋百器来访过，由于自己出外访友，也没碰到。要是在现在，一定先通了电话再拜访。甚至，如果事情不多，根本就不用拜访，在电话里就解决了。但在当时，人们没有更多的选择：白跑的事很难免。1932年11月，鲁迅回北平探望母病。11月15日那天，鲁迅的日记记着：“下午往北新书局访小峰，已回上海。访齐寿山，已往兰州。访静农，不得其居，因至北京大学留笺于建功，托其转达。访幼渔，不遇。”一下午拜访五个朋友和学生，居然一个也没有碰到。这些人都是对鲁迅极为尊敬的，断无故意不见之理。只好说真的不巧！第二种“未遇”。

这与“不值”基本意思是一样的。例如，1914年1月16日：“闻季巿来过，未遇。”第二天“蒯若木赴甘肃来别，未遇，留刺而去。”都很明显是鲁迅没在，一次是回来后听别人说，另一次则是从对方留下的名片得知对方来过。1927年10月5日：“访吕云章，未遇。……夜小峰邀饭……章锡箴、夏丏尊、赵景深、张梓生来访，未遇。”这是鲁迅到上海第三天，去看他在女师大的学生吕云章，却没有遇见。当晚他去赴北新书局李小峰的洗尘宴，因此几个朋友来访，当然就“不遇”了。再如1934年5月1日：“秉中及其夫人携二孩子来访，并赠藕粉、蜜枣各二合，扇一柄，未遇；午后同广平携海婴往旅馆访之，亦未遇。”当时在南京政治训练处任职的李秉中，是鲁迅的学生，这时带了夫人孩子从南京来看望老师，却没遇见。午后，鲁迅和许广平特地带着海婴去回访，却也没有碰到，两家人像捉迷藏一样，显然都是被访者不在。

但是仔细玩味，“不遇”和“不值”在语意上还是有一点极细微的差别。“不值”是确定被访者不在的，而“不遇”只是说没有“遇到”，或者说没有“见到”，但并不等于被访者“不在”。实际上可以是“不在”，但并不排除对方虽然在被访地，而因故没能见面的。不过，对方来访而“不遇”的，按实际情况看，却是基本都不在。第三种：“未见”。

这里的情况就复杂了。从字面意思看，可以是“没见到”，相当于“不值”；也可以是“没遇见”，也即“不遇”；也可以是“没会见”，也即“不见”。从实际情况看，似乎三者兼而有之。

第一种情况如1936年4月26日下午：“姚克、施乐同来，未见。”这天下午，青年作家姚克陪着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访，恰巧鲁迅一家外出看电影，自然是没有见到。这里的“未见”，就是“不值”。但是，实际上从陕北来的中共中央特派员冯雪峰刚刚在前一天到达上海，就秘密居住在鲁迅家里，所以，即使在家，也是不很方便见客人的。又如1913年1月2日：“常毅箴来过，未见。”这显然也是鲁迅不在的表示。

第二种情况如1914年2月1日，“午后访季巿，未见，因赴留黎厂”，这里就是说没碰到，兼可从“不在”和“不见”理解。又如1914年1月2日：“上午郑阳和、雷志潜来，未见。”次日：“下午至东铁匠胡同访许季上，未见。”这里一来一去，都是既可以表示“没见到”，也可以表示“不接见”。

第三种情况1913年3月30日：“上午王懋熔来访，尚卧未见。”这就是说“不见”了，我还没起床呢！又1914年1月1日：“晴。大风。例假。上午徐季孙、陶望潮、陈墨涛、朱焕奎来，未见。”第二天，又是例假，上午又有“郑阳和、雷志潜来，未见。”两天都是假期，鲁迅因熬夜，早上起得晚，客人来时，他大约还没有起床。因此，这里的“未见”，实际上是“不见”的意思。

所以，“未见”总体上实际意思比较含混，因此也就比较微妙，要看具体情形而定。第四种：“不见”。

如果说前几种写法比较客观，那么这一种就是感情色彩最重的了。鲁迅写明“不见”的记载并不多。最早的一次“不见”是在鲁迅到北京后半个月，5月21日：“上午顾石臣至部来访，谢不见。”顾石臣即顾琅，是鲁迅在南京矿路学堂和日本弘文学院时的同学，1906年与鲁迅合作编著《中国矿产志》。但鲁迅后来似乎有点讨厌他。

鲁迅为什么拒见来客，颇耐人寻味。其实，鲁迅是有自己的原则的。大约总不外四种情形：一、来得不是时候,鲁迅正在睡觉。

1925年3月1日：“星期休息。上午毛壮侯来，不见，留邵元冲信而去。”邵元冲是鲁迅的小同乡，绍兴人。这时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正参与筹办《北京民国日报》，曾于2月17日邀鲁迅前去饮酒，鲁迅去了，但有点勉强，所以“一赴即归”，见了面但并没有多坐，似乎该报在向鲁迅约稿。3月1日邵元冲让报社的毛壮侯去拜访鲁迅并带给他一封信，似乎还是约稿的事。当天下午，鲁迅就去报社，交寄给邵元冲的信和一篇小说《长明灯》，后来就在该报上连载。鲁迅之所以不见毛壮侯，显然还是因为这天是星期天，鲁迅要迟起。

1934年4月22日：“诗荃来，因卧不见，留笺并稿二篇而去，夜以其稿寄《自由谈》。”这个徐诗荃，是个才气横溢，却有点怪脾气的青年作家，他常托鲁迅为他推荐文稿发表，鲁迅也总是尽力而为。按许广平说，他还常要求鲁迅为他抄写后再投出去，可他有时一天写上好几篇，鲁迅一个人抄不过来，还让许广平帮着抄，还抄不过来，鲁迅只得请报社找人抄，还得将原稿退回，还不能将真相告诉他。这人也真够自我的。瞧！鲁迅还没起床，他就来访，真是不知趣。这个人后来成为著名的梵学家。晚年徐诗荃二、正忙着，没空接待。

1925年4月16日晚，后来的“左联”五烈士之一胡也频和项拙（又名亦愚）一起来访，当时他们正在编辑《京报·民众文艺周刊》。但鲁迅很明确地拒绝了他们的来访。是什么原因呢？当晚鲁迅的日记记着：“校《苏俄之文艺论战》讫。”看来，鲁迅是因为急着要校对这本即将出版的书稿。

1930年1月6日又有：“晚章衣萍来，不见。”2月18日：“秦涤清来，不见。”24日：“波多野种一来，不见。敬隐渔来，不见。”虽然鲁迅对这几位都不很感兴趣，但不见他们可能还有更重要的原因。这时鲁迅正参与发起“左联”。冯雪峰、夏衍、冯乃超等几次到他寓所谈“左联”筹备和纲领起草等问题，可能刚好碰上了，所以也不见客。

上面说的那个徐诗荃，可真是常常被鲁迅拒之门外的。1934年3月4日“晚蕴如及三弟携阿玉、阿菩来，留之夜饭。诗荃来，不之见。”这是鲁迅第一次给他“吃闭门羹”，但这次是家人聚会，徐未免有点来的不凑巧。自此以后，他每次来访，就几乎总是吃闭门羹了。可以说鲁迅由此开始讨厌他了。三、心情不好，不想接待。

最集中出现“不见”的是在1927年4月。那时鲁迅在广州，已经搬出中山大学大钟楼，住到白云路白云楼去了。“四一五”后，鲁迅参加紧急营救学生，不果，再加上人事上的纠葛，遂于21日愤而辞职。第二天上午，中大文科学生代表四人来访，试图挽留，鲁迅知其来意，于是干脆“不见”。下午，他索性与许广平、许寿裳等人一同外出了。教务处职员黎翼墀和友人蒋径三来访都没见到他。晚上，中大校务委员会负责人朱家骅来访，显然又是极力挽留。第二天上午，中大四名学生代表再次来访，校方人员轮番来访，试图挽回局面。双方反复拉锯多次，把聘书推来推去。到5月9日，当校方派事务科主任沈鹏飞再次送聘书来时，鲁迅不予接待，以示决绝。沈遂留下聘书和校方的一封信走了。隔了一天，鲁迅再次“寄中山大学委员会信并还聘书”。鲁迅的决绝态度终于使校方死了心，在6月间正式同意鲁迅辞职。

1928年9月1日，鲁迅时在上海，“午后时有恒、柳树人来，不见”。12月8日：“下午时有恒来，不见。”1929年4月14日又是：“时有恒来，不见。”同一个时有恒，时隔七个月，接连三次来访，鲁迅都不见他。这是很吊诡的。这个时有恒，曾经写过《这时节》谈到鲁迅，鲁迅还写了那篇著名的《答有恒先生》，回答了关于自己思想的一些重要问题。

但仔细看看，在1929年4月前后，鲁迅罕见地接连多次不见客，并不仅针对时有恒一个人。

在此前的3月18日“李宗武来，不见”，此后的4月16日“孙席珍来，不见，留函并书四本”。仅隔一周，23日“夜林和清来辞行，不见”。再过几天，28日“上午潘垂统来，不见。……晚孙席珍来，不见”。

但此后半年多，接连发生类似情况近十次：

6月30日：“丁山及罗庸来，不见。”

9月12日：“上午施蛰存来，不见。”19日：“朱企霞来，不见。”28日：“秋田义一来，不见。”

10月10日：“金溟若来，不见。”

12月24日：“林庚白来，不见。”29日：“夜马思聪、陈仙泉来，不见。”

这里是有一些人是鲁迅不喜欢的，例如林庚白、丁山。但并非所有被拒绝接见的人都是他讨厌的。而这里的不见，也未必是出于讨厌。何以这么集中，又不完全针对一两个人，必有蹊跷。一种可能的情形是：当时正在“革命文学论争”中，鲁迅受到严厉攻击，而他自己又陷入沉思，正在埋头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连一个追随多时的“义子”也离他而去了，所以鲁迅不想应付这些他认为无聊的应酬。但是，无论怎么说，这样集中地出现不见客的情况，还是很少见的，也难以理解其中意味。四、讨厌对方。

1926年2月8日：“甄永安来，不见，交到张秀中信并《晓风》一本。”甄永安和张秀中都是北大旁听生，张自费出版了诗集《晓风》，由甄永安带来送给鲁迅，但鲁迅没有见甄。不知为什么，一星期后甄再度来访，鲁迅还是没有见他。其中的缘由，很难弄清了。但后来，1932年鲁迅回北平探望母亲时，张秀中已是北方“左联”领导人之一，鲁迅与他们欢谈甚久。看来鲁迅是对甄永安不大感冒。

1926年8月12日，鲁迅快要离开北京去南方了，晚上“培良等来，不见”。显然，由于向培良等与高长虹走得比较近，鲁迅对他们很失望，再加上临走前连日送别的应酬很多，自然不愿见他们了。

再来看徐诗荃。从1934年3月4日以后，鲁迅已由开始的因爱才而欣然接见，转为有些讨厌他了，可他却浑然不觉，还是常常来访。你既然如此不知趣，鲁迅也就不客气了，不是“不见”，就是“未见”。3月13日“诗荃来，未见”，4月22日又是不见。之后，5月4日、24日、7月29日、10月27日、11月8日，1935年1月3日、30日、3月22日、4月15日、6月1日，都有不见徐的记载。鲁迅虽然不见他，却还肯为他推荐文章去《申报·自由谈》发表。他呢，似乎也不见怪，照样来找鲁迅，见不到，就留个字条，有时还留下一点小礼物或著译。显然，鲁迅也觉得他的脾气有点古怪，太不懂人情世故，但也赏识他的才气。据许广平说，由于拒绝得多了，他也知道鲁迅是故意不见他。有一次，他又来了，许广平照样回绝他。他扭头走了，一会儿却突然又来了，手拿一束花，冲进门，直闯楼上。鲁迅也拿他没有办法，只好苦笑着接待他。事见许广平《鲁迅与青年》。

除了上面所举，还有两个人也吃到过鲁迅的闭门羹：一是孙席珍，一是日本人浅野要。

鲁迅戏称孙为“诗孩”，他两次来访，鲁迅都不见他，对他多少有些不欣赏。而浅野当时就住在鲁迅家隔壁，是个记者，以“原胜”的笔名写了《转换期支那》一书，1936年10月12日持来送给鲁迅，鲁迅没有见他，可能是因为病重。一周后鲁迅就去世了。这次拒见客，也是鲁迅日记中最后一次“不见”客人的记载。

像徐诗荃那样屡被拒绝也不见怪的，还算好的。换了别人可就得罪人了。另一个来访者林庚白，自以为有点名气，特地来访，谁知鲁迅却不买他的帐，楞是不见他。他回去就写了一封信来大骂鲁迅。鲁迅理都没理他，只在日记里记了一笔“林庚白来信谩骂”，算是立此存照。

鲁迅就是这样的性格。称呼趣谈

鲁迅日记的写法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对人的称呼粗看上去没有什么特别，其实很有讲究。大概地说，都是有春秋笔法的，褒贬、亲疏、长幼、尊卑，各有不同表达。仔细品味起来，甚是有味。

先说褒贬。最突出的一条，便是袁世凯出殡。1916年6月28日这样记着：“袁项城出殡，停止办事。”这袁世凯当了83天的“洪宪”皇帝，便在四面楚歌中一命呜呼了。鲁迅直呼其名，不但不称他为皇帝，甚至连原来的总统也不称了。鲁迅日记中记载袁世凯一共有五次，三次在1912到1913年，袁世凯刚当总统的时候。第一次是1912年11月2日，“上午得袁总统委任状”。同年12月26日，袁世凯接见各部官员，鲁迅因为是教育部的官员，自然也在接见之列。这天：“积雪厚尺余，仍下不止。晨赴铁师子胡同总统府同教育部员见袁总统。见毕述关于教育之意见可百余语。少顷出。向午雪霁，有日光。”那时袁世凯的倒行逆施也还没有完全暴露，鲁迅称其“袁总统”，虽然谈不上多么尊敬，但叙述还是很客观平和的。这里也没有指明究竟是谁“述关于教育之意见”，按上下文看是鲁迅所述。或许是袁世凯问鲁迅对于教育的意见，他做了简单阐述。鲁迅为此记上一笔，可见他还是重视这次接见的。到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就任总统，鲁迅日记记有，“午闻鸣炮，袁总统就任也”，这里给予了客观记载，仍称袁总统，还是怀有敬意的。而且，这天还记着，“国庆日休假……寄许季上信，又自寄一信，以欲得今日特别纪念邮局印耳”，可见，他认为这事是值得一记的。到1914年9月16日，鲁迅日记出现了一条奇怪的记载：“晴。以总统生日休假一日。”称总统而不带姓氏，在这里并不是尊敬，而是重点在“总统生日”。玩其口气，就是说“总统生日，竟也可以休假”之意。是既有点不屑，又有点“姑妄休之”的味道。可是，后来这位大总统终于要“皇袍加身”，过过皇帝瘾了，于是自取其辱。所以当6月6日袁死后，鲁迅直呼其名。鲁迅倒也不是因为人家倒了霉，就鄙薄人家，实在是袁某这时既已不是总统，而鲁迅对袁也不看作“皇帝”，于是干脆直呼其名了，他的情感倾向也就尽在其中了。鲁迅1925年3月11日给许广平的第一封信就称其为『广平兄』

再说亲疏。有一个例子同样突出。许广平最早出现在鲁迅日记中是在1925年3月11日：“得许广平信。”那时鲁迅在日记中直呼其名，因为是学生，跟其他学生一样。但到1925年7月13日，鲁迅日记提到许广平，“得广平信”，这是鲁迅在日记中第一次称许广平为“广平”。这可是一个重要的信号：称呼改变了，这里自然包含着多量的信息。以前都是称“许广平”，从这里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之后“许广平”和“广平”两种称呼交替出现。到1926年2月3日，又进一步，改称“广平兄”。这是鲁迅第一次把书信中的称呼搬到日记里来。到2月28日，又进一步，改称“害马”。原来，在1924年到1926年风云激荡的北京女师大风潮中，许广平因其勇敢智慧，被推为学生领袖，当选为学生会干事，也因而被当局诬蔑为“害群之马”。鲁迅反其意而用之，戏称之为“害马”。尤其令人喷饭的是，就在第一次出现“害马”三天后，鲁迅日记又有“旧历正月二十二日也，夜为害马剪去鬃毛”一语。不知底细的人一定看了莫名其妙，但若悉知原委，就会明白其中的含意，并对鲁迅幽默的语言折服之至了。原来，正月二十二日，正是许广平的生日，而所谓“鬃毛”，显然是指头发。因为既然称为“马”，就不能称“头发”，而只能称“鬃毛”了。“鲁迅为许广平剪头发！”这真够耸人听闻的，然而是事实。鲁迅家里，有的是女士。可以说，在与周作人决裂后，鲁迅身边，除了工人就只有女人了：母亲、朱安、女佣。然而别人都不去为许广平剪头发，而要由鲁迅这个唯一的绅士来为许广平剪发，不能不说是有点奇异的。鲁迅似乎并没有学过理发，而且也不见关于他为别人理发的记载，那么——可想而知，他们的关系已经达到何种程度了。而且，在许广平生日这天为她剪发，这里的意味可想而知了。这年的上半年，鲁迅日记中关于许广平的记载特别少，仅五次！但实际上，他们的联系可能不是减少而是更紧密了：很多联系不用写了。4月18日“下午广平来”，6月21日：“午后托广平往北新局取《语丝》，往未名社取《穷人》。”这表明，鲁迅已经把她看作与众不同的特殊人物了。连去邮局取邮件这些杂事也请许广平做，这是亲密无间的表示。

同年8月，鲁迅准备离开北京往南方，在几次应酬中，鲁迅带有调侃的口气提到“许广平女士”、“三位小姐们”，也是亲昵的表示。9月17日，日记又有“得景宋信”，18日“寄景宋书二本”。这以后的一段时间内，鲁迅经常称她为“景宋”，次数甚至超过“广平”。“景宋”是许广平的笔名，鲁迅的称呼又一次改变说明，他们的相互了解更为深入了。同时又说明，他们的联系也更密切了。这时鲁迅在厦门，而许广平在广州。两人已分开半个多月，而书信往还不断。鲁迅得到了刚出版的一本书，就马上寄了一本给在广州的许广平。到1927年1月11日，鲁迅在厦门最后一次收到许广平的来信都称“景宋”，之后鲁迅就于16日起程赴广州，18日抵达，当天“晚访广平”，从此以后，直到终其一生，鲁迅在日记里就只称“广平”了。细察鲁迅在日记里对许广平称呼的变化，虽然只是极细微的变化，不比书信中的情感袒露，仍可以清晰地看见两人关系的发展过程。鲁迅在书信中也称许广平为乖姑、小刺猬

而与之相对的另一个人，却不是这样了。

1914年11月26日，鲁迅日记：“下午得妇来书，二十二日从丁家弄朱宅发，颇谬。”这里的“妇”即指鲁迅早年奉母命与之结婚的朱安，而信显然是从朱安娘家发来的。当时鲁迅一个人在北京教育部工作，没有带朱安，朱安也没有住在绍兴周家，而是回了娘家。我们不清楚信中说了什么让鲁迅气愤的话，但显然，鲁迅不用“妻”或“内人”之类的称呼，而用了“妇”这个带有轻慢意味的称呼，你说他错也没错，但显然是刻意区别于“妻”或“太太”的，何况其中本来就表示了不满。

在鲁迅现存二十四年的日记中，提到朱安仅两次，除了上面那次外，还有一次就是1923年8月2日：“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这时，鲁迅刚与周作人决裂，他决定觅屋别居。他问朱安：“你是跟我去，还是跟母亲住？”朱安倒是坚定地站在鲁迅一边。她说：“你那里洗洗刷刷总是要人的。”当然是跟鲁迅走。这朱安也真是够可怜的，这时虽还没有许广平，但鲁迅对她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兴趣。

再来说一下长幼尊卑。第一种是尊称，例如称“先生”、“师”、“夫人”，其中称“师”是最尊的。如称三味书屋塾师寿镜吾为“寿师”，称南京矿路学堂校长俞明震为“俞师”，称章太炎为“章师”；鲁迅在日记中称“师”的，仅此三位。此外，还有几个高僧，鲁迅也是称其为“师”的，例如“万慧师”、“铃木大拙师”。而称“先生”的就多一些了，例如蔡元培、吴雷川、关来卿等。称“夫人”的，除了没有记下全名的，如“孙式甫夫人”“许季上夫人”“芷夫人”等，以及出于礼貌称一些外国妇女如“客兰恩夫人”“汉嘉堡夫人”外，就中国人而言，称“夫人”的，只有宋庆龄一人而已。“孙夫人”，是国人对宋庆龄的尊称，鲁迅对她也是始终抱着十分敬意的。

称呼女士为“太太”，这很普遍，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不必谈了。

带贬义的称呼，鲁迅日记中是不多见的，即使鄙视对方，鲁迅也不会用轻薄或者谩骂的语言记录对方。例如对顾颉刚，鲁迅当然是有意见的，但从来没有在日记中使用他在《理水》中用的“鸟头先生”之类带贬义的称呼，都是很规范地记作“顾颉刚”。对那个冒昧来访而吃了闭门羹的林庚白，鲁迅也都是完整地记录他的名字。鲁迅在日记中表达鄙视的方法，是直接议论，或用“春秋笔法”，但称呼还是完整的，有时是用补充说明来解决。例如对史济行，鲁迅多次上过他的当，所以当后来史再一次化名来骗鲁迅时，他一眼就看出其狐狸尾巴，便在日记中记道：“得史岩信，此即史济行也。此人可谓无耻之尤！”

还有一种，便是爱称，这当然都是指幼者。比如，鲁迅的忘年挚友冯雪峰一家跟鲁迅一家亲密无间，1931年4月20日，鲁迅和冯雪峰一起通宵编完《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两家一起去合影留念。这时，鲁迅提到冯的女儿冯雪明还是“孩子”，到1933年12月5日，鲁迅日记有“下午海婴与碧珊去照相”，这个“碧珊”，就是指冯雪明。因其可爱，鲁迅按上海人的习惯昵称她为“小瘪三”，而写到日记里，鲁迅却使用了“碧珊”这两个如此典雅的字眼，令人叫绝！后来又写作“碧山”，“雪儿”，也都很优美。同样，对冯雪峰的夫人何爱玉，鲁迅也亲切地称她为“密斯何”（1934-1-7日）。这时，冯雪峰刚刚离开上海去苏区，鲁迅对其妻女倍加照顾，特地与许广平一起邀她们去看电影。在鲁迅日记里同样称“密斯”（小姐）的，还有“左联”五烈士之一的冯铿。

对一些好朋友的子女，鲁迅也常给以亲切的称呼。例如，友人马裕藻的女儿马珏，常与鲁迅通信，鲁迅日记中也称其号仲。很多友人，也常是称其字、号，体现了关系的深度。一般来说，越是不同称呼多的，越是关系深。凡是直呼其名的（单名除外），基本上都没有多少交情。

对周建人的孩子，鲁迅的称呼就更亲近了。周建人的大女儿周鞠子，鲁迅称她为“马理子”或“玛理”等，次子周丰二，鲁迅又记其原名“沛”，甚至写他的诨名“小土步”，都是爱称。读者也许还记得，鲁迅在他的小说《兄弟》中曾塑造了一个名叫“沛君”的主人公，或许正是来源于周丰二的名字。后来周建人在上海另娶王蕴如，1926年生下女儿周晔，鲁迅在日记里经常写她的乳名“阿玉”。1927年王蕴如生下周瑾，鲁迅写作“瑾男”“瑾儿”，又常写其乳名“阿菩”。1932年周蕖出生，鲁迅又常写其乳名“蕖官”，都显示了鲁迅对兄弟的孩子们的关爱。对周作人的长子周丰一，鲁迅曾写作“丰丸”，其女“周若子”，鲁迅也昵称为“蒙”。不过，鲁迅对自己的儿子反而没有什么特别的称呼，总是称“海婴”。

对于周作人、周建人的妻子，鲁迅的称呼也是很有意味的。他通常称周作人妻为“二弟妇”，有时也称为“二弟夫人”“弟妇”“启孟妻”等，对周建人的妻子羽太芳子，则称“三弟妇”“三太太”等，从来没有表示亲近的称呼。对于家族中人，鲁迅常以辈份或关系称呼，例如“升叔”“方叔”“忆农伯”等。

还有一种特别的称呼，是叫不出对方名字，只知其姓，于是记为“张某”“李某”，甚至用古“厶”字代替“某”字，这样可以更省笔画。例如1918年1月4日的“黄厶”，至今仍然不知道这是指谁。有时也称“李生”“张生”，“李君”“张君”。还有一个特例，是鲁迅竟然把自己家的工友齐坤错记作“徐坤”，这是每天都要见面的人，竟然也搞错，也许这人压根就不是鲁迅找来的，也显然没有合同之类的法律手续。“徐”和“齐”在北京话里根本就不是同音，但在绍兴话里，这两个字却是同音。可见平时鲁迅在北京家里也不讲北京话，而是按绍兴话“徐”“齐”不分地叫，这可以看出鲁迅的口音和说话习惯了：“南腔北调”大约就是这么来的。

还有一个来雨生，与鲁迅同期留学日本，回国后在萧山教育界任职。鲁迅把他的名字也搞错了，把他写作“雷雨生”。这大概也是缘于乡音所误。

但是，同时也不能否认，鲁迅与这些人的关系显然比较疏远。

鲁迅使用特殊称呼，还有一种情况是用英文字母代替。这多数是为了简便，例如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鲁迅记作“E君”，福冈诚一写作“S.F.君”。周作人的小舅子羽太重久，其名字中，有一个读音差不多等于“H”，鲁迅就写作“H君”，以至前些年有人不理解，竟误以为是鲁迅的情人呢！还有两位，鲁迅写作“WW”和“Tei.W”的，这下好，没有人知道是谁了，于是至今成了谜。2007年6月2日鲁迅称谁为『师』和『先生』？

日记本来是给自己看的，在日记中，任何人的名字都不必冠以身份或称呼，尤其是敬称。倘在日记中加以敬称，说明敬意颇高了。鲁迅在日记中称“先生”的本就不多——这里说的“先生”不是一般与“小姐”“太太”等对应的“Gentlemen”的意思，而是带有“老师”意味的敬称——至于直接在日记中称“师”的就更少了。

在鲁迅一生中，有几位终生的老师，是他所不能忘记的。例如众所周知的“藤野先生”。但是这位藤野先生却没有出现在他现存的日记中，倒是他的几位中国老师全都出现过。

第一位，当然是绍兴三味书屋的塾师寿镜吾（寿怀鉴，1849—1929）。鲁迅师从他学习还是在少年时期，是在现存日记时期之前。但鲁迅后来与他也有些过往，日记里有对他的记载。

第一次是1915年10月1日，那天晚上，有个叫甘润生的来拜访鲁迅，自报家门说，他是鲁迅在绍兴三味书屋同从寿镜吾读书的同学，鲁迅特地记了一笔：“夜有甘润生来访，名元灏，云是寿师时同学。”“寿师”就是寿镜吾。这只是提到，而没有直接记载寿镜吾的活动。

后来在1923年，鲁迅两次提到寿，都称“镜吾先生”。1923年1月29日，鲁迅得到寿镜吾的来信：“上午得镜吾先生信。”2月9日：“寄镜吾先生信。”寿镜吾写给昔日弟子的这封信，现不存。现存寿氏另一封信，是1911年5月写给鲁迅的信，是推荐某人为周家管山。

第二位是南京矿路学堂的总办（校长）俞明震（俞恪士，1860—1918）。就是鲁迅在《呐喊·自序》里说的“坐在马车上时大抵在看《时务报》”的“新党”。他当然是鲁迅的老师了，1902年4月鲁迅等五人赴日本留学还是俞明震亲自带领去的。1915年2月17日鲁迅日记：“下午同陈师曾往访俞师，未遇。”俞明震在辛亥革命后，进入民国政府任职，1915年时是北洋政府平政院的肃政史，就住在北京。同年4月10日，鲁迅再次造访俞，又不遇。第二天下午再去，终于见到了老师。但奇怪的是，扑了两次空，见面后却“略坐出”，似乎话不投机，或许只是捎什么话。1919年1月20日鲁迅日记：“得俞恪士先生讣，下午送幛子一。”送挽幛，一般来说算是比较郑重的奠仪，但微妙的是称呼却变了，称“先生”，显得有点生分了。或者因为讣告上称为“俞恪士先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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