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薛玉莲 等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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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协调发展：现实与未来试读：
第一章绪论第一节选题现实背景和意义一 选题背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出发，提出并确定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们党在新世纪新阶段的纲领性战略目标。全面小康，重在“全面”，难在“全面”。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其中，协调发展强调的正是“全面”二字。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在创造世界瞩目发展成就的同时，一些问题也不断显现。从区域差距到城乡差距，再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不同步，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这暴露出发展面临的瓶颈制约，更催生着发展理念与方式的深刻转变。“五大发展理念”把协调发展放在我国发展全局的重要位置，坚持统筹兼顾、综合平衡，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补齐短板、缩小差距，努力推动形成各区域各领域欣欣向荣、全面发展的景象。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指出，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协调”一词在李克强总理2016年初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多次出现，并在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成为全国人大代表热议的高频词。
在“十二五”与“十三五”交替之际，面对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挑战，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聚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提出协调发展理念，正是着眼于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这是党中央坚持问题导向、破解发展瓶颈的应对之策，也是着眼未来、谋划全局的战略考量，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指导作用，是“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要发展理念之一。历史必将证明，把握好“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做到协调发展，我国的发展之路就会越走越宽广。
协调发展因应发展失衡和不可持续而生，是发展实际倒逼而来，也是因时而动、应势而为，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主动选择。“在提高发展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续性的基础上”，从人均GDP和人均收入增长的硬指标，到提高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的软实力，从经济结构的优化到生态环境的改善再到扶贫脱贫的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贯穿着“全面”的总要求，体现了“协调”的新特点。正确的发展理念从来不是凭空想象的，而是发展实践的产物、发展行动的先导，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认清、吃透、把准协调发展理念的丰富内涵、精髓要义、本质要求，才能在实际工作中胸中有全局、行动有章法，有序推进各项事业发展。坚持协调发展，就要以协调的理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从整体和全局上把握，提升发展整体效能，推进事业全面进步。
协调是建成全面小康的制胜要诀，只有协调发展，才能全面发展。“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仅是强调“小康”，而且更重要的和更难做到的是“全面”。“小康”讲的是发展水平，“全面”讲的是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下好“十三五”时期全国发展的一盘棋，协调发展是制胜要诀。协调既是发展手段又是发展目标，同时还是评价发展的标准和尺度，是发展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是发展平衡和不平衡的统一，是发展短板和潜力的统一。二 现实意义“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我们党确定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决胜阶段，是河南基本形成现代化建设大格局、让中原更加出彩的关键时期。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协调发展，必须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重点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在增强国家硬实力的同时注重提升国家软实力，不断增强发展整体性。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协调发展理念旨在补齐发展短板，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是立足长远、谋划全局的战略考量，对目前既处于蓄势崛起、跨越发展，又处于爬坡过坎、攻坚转型的河南发展，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指导作用。
协调发展有助于形成河南经济增长新动力。当前，河南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协调发展意味着弥补短板和薄弱环节，并从中拓宽发展空间、寻求发展后劲，实现全方位的均衡协调发展。在新常态下推动河南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关键是树立协调发展理念，并以更加开阔的视野谋划发展。必须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战略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不断推动现代农业大省、先进制造业大省、高成长性服务业大省、网络经济大省“四个大省”建设，持续优化经济结构，不断增强发展后劲。对河南来说，抓住机遇，用信息化改造现有经济结构乃至社会活动方式，促进信息化与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三化”融合，实现“四化同步”发展，将是现代化发展的新方向，也是提升发展质量和提高产业与产品市场竞争力的最好途径。
协调发展增强发展整体性，是河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举。当前河南发展中，城乡不协调、行业不协调、部门不协调、传统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不协调等问题依然突出。在经济新常态下，河南省经济发展的环境、条件、任务、要求等要素发生了重大变化。要实现新的发展目标，就必须把握发展的动态性，对发展的趋势、关系进行整体性、系统性考察，着力实施河南五大国家战略规划、推进四化同步科学发展，着力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发展动力，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打造“四个河南”、推进“两项建设”，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全面实现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协调发展彰显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是提高把握发展规律能力的科学之举。协调发展作为五大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协调发展理论的创造性运用，彰显了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规律性，为理顺发展关系、拓展发展空间、提升发展效能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是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必须着力提高发展的协调性和平衡性，强调要遵循经济规律、自然规律、社会规律，实现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包容性发展，提高发展的协调性和平衡性。下一个五年航程即将起锚，让我们贯彻协调发展的理念，推进河南协调发展的实践，在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伟大胜利中，实现更高水平的协调发展。第二节协调发展问题相关研究述评一 区域协调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区域经济冲突的加剧与合作的蓬勃发展，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区域冲突与协调的某些问题。但近年来随着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Regional Integration）的出现以及成为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之一，如何实现区域经济联动与资源整合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首先有学者对区域经济联动与经济力量整合进行界定，认为两者均指过程内涵与作用的不同。前者指地域相连的各行政区政府、企业、社会中介和居民之间，依据相互需求、互惠互利原则和协议，主动把各种经济要素与对方的相关经济要素配合，实现资源互通、信息共享、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共用的行为，即区域之间彼此协调、相互促进、[1]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一个动态过程。而区域经济力量整合则指在特定范围内，各区域经济主体之间以市场机制为主导，有效配置各种生产要素，增强相互之间的关联度，使之在市场竞争过程中动态调节，[2]从而达到优化配置状态，产生整体聚合能效应的行为。还有学者认为，区域整合是指区域间的协调机制，即相互毗邻、彼此联系（尤其是经济联系）的国家或地区之间，加强区域协调合作，发挥区域最佳[3]效率的重要机制。另有部分学者对特定区域的联动进行了研究，如竺彩华等以上海自贸区建设为例，对多片区联动进行了理论分析和现[4]实考察，提出了实施方案和政策设计。
国外从区域经济联系的视角来看待区域协调，认为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各个区域间存在相互依赖、相互制约，这种相互依赖的表现既具有全面性，包括物质领域和精神领域，又具有双向性，区域间[5]的联系不是单向的而是互利性的。二 城乡协调发展研究
城乡协调发展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最艰巨、最繁重任务的迫切需要。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是中国长期存在的难以解决的问题，这一问题在不断拉大城乡差距的同时，也影响着中国城市化的推进。改革开放以来，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日趋严重，其影响的范围也不断扩大，从省域层面上升到国家层面，由此引发的有关城乡协调发展的讨论越来越成为政府和学术界瞩目的焦点问题。国外对于城乡关系的研究中很早就提出了城乡协调的理论思想，国内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近年来日益增多。
很多研究者认为，城乡协调发展的最终目标是通过合理的城乡资源配置和持续的城乡协调发展，不断完善城乡功能，改进城乡结构。[6]事实上，重新进行城乡之间的利益分配，从而使得城乡生产要素的分配更为合理，进而实现城乡多方面的协调发展是城乡协调发展的主要努力方向。由此在政策体系的完善与创新过程中，必须突出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合理配置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而不断增强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
城乡协调发展的模式十分多样，不同的地区由于其发展的限制条件不同，发展模式也千差万别。有笼统的针对全国提出的通用型发展[7]模式，如田明等归纳总结了四种模式，一是规模较大的城市的对外扩张，二是外资引导的外向发展，三是农村地域的集聚效应，四是西部自成一体的发展模式。也有一些模式是基于不同地区的发展特点归纳而出的，如广东的“农业发展型”和“非农业起步型”两个典型模式；上海的郊区发展已形成一般模式、小城镇模式和近郊扩展模式的[8]三种城乡协调发展模式。还有学者着眼于城市与乡村的相互关系，提出城乡先分割后协调、先城市后农村的发展观念。而薛德升、曾献[9]君则另辟蹊径，从人口城镇化质量的角度出发提供发展的新思路，并根据研究认为，伴随农业人口的非农化步伐加快，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是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必须通过户籍制度、公共财政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的联动改革，加快培育中小城市和特色小城镇，全方位促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的权利和义务与城镇居民有序并轨。此外，十八届五中全会还指出，要健全农村基础设施投入的长效机制，高度重视农村和接纳农业人口较多的城镇的社会事业建设，乡村建设要特别注重美丽宜居。这些周密部署，既指明了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方向，也明确了当下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的重点。
总之，城乡协调涉及自然、社会、人文等方方面面的内容，以上的理论研究都围绕一个主题进行展开，即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将两者融入统一体系进行分析研究，以充分体现区域的整体性，这将为城市和乡村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但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还有待更多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进一步共同挖掘。三 产业协调发展研究
产业协调是河南经济体系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在“十三五”期间，促进产业体系的协调发展，才能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四化同步”，才能不断增强发展的高效性、整体性和持续性。为此，我们梳理了“产业协调发展”这一领域的研究脉络，发现有许多经济学流派进行着大量有益的探索，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
关于产业协调发展的内涵，刘忠远认为，产业协调体现了产业之间、产业子系统之间、子系统各要素之间、功能之间实现的和谐、协[10]调和优化关系。王伟等认为产业协调度能够衡量各产业、各子系统、各要素、各功能之间在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和谐程度，测度产业升级换代过程中的整体协调效应，评价产业系统由无序走向有序的能
[11]力。[12]
针对产业协调状态的判定标准，沈玉芳认为应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从产业间横向关联上看，产业发展具有均衡性和协调性，高速增长部门、低速增长部门和潜在增长部门之间的增速差距比较合理，各产业间的比例关系均衡，产业间有较强的相互转换能力和互补关系；从产业的纵向发展上看，要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既要具有完整的垂直供需链条，即产业的上、中、下游，也要具有横向的协作关系，即相关产业的配套；从产业素质层面上看，产业要具备良好的制度素质、技术素质和劳动力素质；从产业发展的可持续性上看，产业发展要与资源、环境条件相协调；从产业发展的可实现性上看，要实现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的良性互动；从产业的国际化角度上看，产业开放度要不断提高，能够通过国际投资与贸易往来、技术引进等方式，实现产业系统与外部环境的物质能量交换。
就产业协调度的评价而言，当前有大量文献利用投入产出方法，[13]评价中国产业的协调发展程度。如，陈健、史修松，陈凯、刘煜[14]寒使用该方法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关联互动关[15][16]系。刘瑞翔、姜彩楼，刘佳、朱桂龙通过计算产业影响力系数[17]和感应度系数，确定了应该重点发展的产业部门。余典范等，王[18]晓红、王传荣从产业融合的视角探讨了产业间关联关系的演化。[19]赵明亮基于产业关联视角为产业的协调发展规划了基本路径。四 区域一体化研究
国内学者从一国的某些区域、某些国家之间、世界范围三个不同层面对区域经济一体化进行界定。有学者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在一个主权国家范围内，地域上较接近或地理特征较相似的省区之间、省内各地区或城市之间，为谋求发展而在社会再生产的某些领域，实行不同程度的经济联合与共同经济调节，形成一个不受区域限制的产品、要素、劳动力及资本自由流动的统一区域的动态过程，它的目的是优化资源配置，实行区域内各地区合理分工，提高资源使用效率，[20]促进联合体共同繁荣。其基本特征是各种生产要素的空间流动，作为空间状态是生产要素流动所形成的经济集聚核心和经济扩散点。[21]
而美国经济学家贝拉·巴拉萨于1962年提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22]既被看作是一个过程，又被看作是一种存在状态。就过程而言包括旨在消除各国经济单位之间差别的种种举措；就状态而言表现为各[23]国间各种形式的差别待遇的消失。丁伯根（Tinbergen）从政府当局促进经济一体化的措施方面把经济一体化区分为“消极一体化”和“积极一体化”。前者指“取消各种规章制度”，即消除对有关各国的物质、资金和人员流动的障碍；后者系指建立新的规章制度去纠正自由市场的错误信号，去强化自由市场正确信号的效果，从而加强自由[24]市场的一体化力量。上述各种观点对于科学认识区域经济一体化内涵颇有借鉴和启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国外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研究的发展可以归结为：将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理论纳入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中，探讨内生化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外部问题。
区域一体化是生产力社会化和区域分工协作发展的必然结果，保持其正常运行，必须有良好的运行机制做保证。关于区域一体化的运行机制，有学者提出应从四方面建构区域政府合作机制，即构建统一协调大市场竞争规则、成立跨行政区的制度性组织协调机构、强化区[25]域基础设施的统筹与管理、构建区域经济特色。还有学者从市场机制、合作机制、互助机制和扶持机制方面提出了推动我国区域互动[26]与区域经济发展的新体系。而省际经济合作是我国建立统一市场、平衡地区利益的政策方向，也是省际政府化管理的制度创新。[27]一些学者探讨了大学校区、科技园区、公共社区这一“三区联动”的模式机制与整体系统，并以上海推进“三区联动”的案例提出了应[28]遵循的相关原则和对策要点。五 相关研究述评
国内外关于严格意义上的区域协调发展研究并不多，但与区域联动紧密相关的研究有了大量的文献材料和众多的研究成果，相关成果主要集中在区域合作、区域经济整合、区域经济一体化等方面。这些研究成果为本研究的顺利进行提供了重要的理论铺垫和营养。
上述研究成果对深入研究区域协调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大多存在有些问题尚研究不够，有些重要的问题则被忽视的缺陷。首先，对区域协调的研究大多局限在行政区划框架内，对经济区域框架内协调发展的实证分析与规范研究不多见；其次，大量采用规范研究模式，而对这种对策的理论基础、实际操作方式以及内在机制缺乏深入探讨；再次，对转轨时期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二者协调发展的相关机制缺乏深入研究；最后，经济学中的最新研究成果很少被用来分析中国的协调发展问题，如新制度经济学、博弈论等领域的理论方法对研究协调发展十分有价值，但运用较少。第三节研究的主要内容与框架一 研究主要内容
坚持协调发展，必须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正确处理全面建成小康中的重大关系。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就河南来看，要更好谋划“十三五”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在优化结构、补齐短板上取得突破性进展，着力提高发展的协调性和平衡性。为展开相关问题的研究，本书首先对协调发展现有相关理论问题的研究进行回顾和梳理；在协调发展相关理论的结构下，对河南协调发展主要领域及未来方向进行研究和探索，进而总结提炼出推进河南协调发展的路径与政策。基本思路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推进河南区域协调发展，构筑平衡发展的新格局。立足把协调作为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推动河南省内部区域协调发展，努力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二是促进河南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破解城乡二元结构难题。缩小城乡区域差距，既是调整经济结构的重点，又是释放发展潜力的关键。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就是发挥新型城镇化“一发动全身”的综合带动作用，加快构建新型城乡关系，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合理配置。
三是促进产业协调发展，推进“四化”同步。正确处理产业发展中的重大关系，将促进“四化”同步科学发展作为突出历史任务，以工业化、城镇化带动农业现代化，以信息化加速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在增强地区硬实力的同时注重提升软实力，不断增强发展整体性。
四是加快中原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提升地区性中心城市发展水平。构筑“一极三圈八轴带”发展格局，发挥郑州国家区域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打造城市群核心增长极。坚持节点提升，扩大城市规模，完善城市功能，推进错位发展，提升辐射能力。统筹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优化城市发展形态，推动中心城市组团式发展。
五是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既包括不断提高物质生产和消费水平，又包括提高文化生产和消费水平，而后者更涉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提升，即思想文化软实力的增强问题。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如果只盯着经济数据的起伏涨落，忽视社会进步和人民群众真实的幸福感、获得感，就会透支社会发展潜力，发展就难以持续。
六是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改变“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失衡问题。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应稳中有进、又好又快，但发展经济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改善民生，因而“改善民生就是发展”的价值导向，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内在统一的。当前，必须从改善民生就是发展的战略高度来谋划财富和收入分配、就业、医疗、住房、教育、社会保障等六大领域的社会发展，这是新常态下协调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主要内容。
把这几个发展中的重大关系摆正理顺，就能使单项发展的动能聚合成整体发展的势能，形成更有利于解决发展问题的总体形势，开创相互促进、协同推进的良好发展局面。二 研究结构框架
协调发展顺应了经济社会发展从不均衡走向均衡发展的现实要求，也体现了中国的经济发展空间拓展和更大范围内资源优化配置的时代要求。无论是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区域发展战略，还是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均是从战略层面，在全国范围内通过塑造新的增长极、增长带，强力推动中国由局部开放向国内整体开放，并通过“一带一路”战略建构国内开放和国外开放无缝对接的大格局。与此同时，协调发展也顺应了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调控作用的内在要求。不管是着眼区域协同发展的主体功能区、重大基础设施的规划与建设，还是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进行更加精准的公共财政支持，抑或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增强对中西部的辐射带动能力的政策措施，均是通过更加科学的调控手段来实现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从而在更大范围内，通过要素有序自由流动支撑发展潜力的持续释放。与全国层面区域协调发展的逻辑相契合，长期以来，河南围绕中原城市群核心区及更大范围的中原经济区区域内部的协调发展持续进行体制、机制和政策创新。可以预期，“十三五”期间，河南在全面落实国家“五大发展理念”的战略实践中，必将建立健全保障河南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开创协调发展新局面。全书研究的结构框架如下。
第一步：在明确选题现实背景和意义基础上，对国内外协调发展问题的相关研究现状进行回顾述评，据此提出本书研究的主要内容与框架。
第二步：对协调发展理念的产生与演进等问题进行梳理，进行相关概念的界定，建立研究的理论基础。
第三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河南同步小康。通过对河南区域经济的发展现状及特征进行比较分析，剖析河南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空间格局及演化趋势，探究未来河南区域经济发展的时空格局演变。
第四步：推进城乡协调发展，实现河南城乡共同繁荣。通过对河南城乡协调发展的内涵逻辑分析，构建城乡协调模型对河南省城乡协调发展的现状进行评价，明晰未来河南城乡协调发展的主要领域及路径。
第五步：促进产业协调发展，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针对河南省产业协调发展的现实条件，运用多种方法进行河南产业协调发展的诊断分析，在借鉴经济先行地区产业协调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对未来河南产业协调发展的前景进行展望。
第六步：加快中原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构筑“一极三圈八轴带”格局。通过加快中原城市群的一体化发展，推进各种产业和经济活动的彼此聚集和相互联系，并基于“一极三圈八轴带”的发展格局，将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构成一个高度一体化和体系化的有机整体，充分发挥郑州国家区域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以提升地区经济竞争力，带动河南全省经济的快速发展。
第七步：实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双轮驱动，建设文化强省。立足河南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现状与成效，从发展河南文化优势视角出发，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汇聚经济社会发展内在力量，实现河南由文化大省向文化强省的迈进与跨越。
最后，全面揭示促进河南“十三五”协调发展的政策含义及路径。
本书的技术路线和逻辑框架如图1-1所示。图1-1 技术路线和逻辑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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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河南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深化改革，大力调整产业结构，成功保持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势头。近年来，河南经济发展更是不断攀上新台阶，2014年地区生产总值34938.24亿元，在全国排名第五。面对 21 世纪新的发展形势，河南必须审时度势，综观全局，提出更符合现实的经济发展战略。
本书选取与河南存在可比性的北京、天津、江苏、上海、浙江、广东六大省市作为比较对象，通过经济总量、产业经济以及空间经济的比较，找出河南省发展的优劣势，同时总结其他省份可以借鉴的经验，为后述的河南经济整体发展战略做铺垫。之所以选取上述这六大省市，首先是因为它们为经济较发达省市，在发展模式上有着比河南领先的优势；其次，它们分别属于全国经济最发达的三大经济圈，即环渤海经济圈、长江三角洲经济圈、珠江三角洲经济圈，在经济总量上比河南有优越性。
为了既能体现横向比较又能看出纵向发展，这里选取 2000年至2014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数据来源主要是历年的各省市统计年鉴。在衡量经济总体水平方面，选用 GDP 总量以及人均 GDP 作为主要指标，在影响 GDP的因素中，这里重点考虑投资、储蓄、消费和进出口四个方面。投资又分为固定资产投资和实际利用外资额；储蓄以年末城乡居民储蓄余额为指标；消费以年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指标；由于上述比较的都为东部省份，对外贸易对地区经济发展起到较大的作用，因此选取年度进出口总额为衡量对外联系的指标。综合上面几大指标，为了便于比较分析，整理为如下分项指标：1.各区域GDP年均增长率
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R表示j地区2000年至2014年的GDP平均增长率，y表j2014示2014年的国内生产总值，y表示2000年的各地区生产总值。20002.各区域对外开放水平
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外资和外贸是两个最为明显的外部影响因素，下面运用这两个指标构建区域对外开放水平指数。
其中，T为i年度进出口总额与GDP的比值，F为i年度实际利用外ii资额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值。此处比较时采用2000～2014年的平均值。3.消费储蓄比率
这里我们利用各地区每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年末城乡储蓄余额的比例来说明各地区的内部消费需求。同上，具体比较中采用2000～2014年的平均值。
将各项指标数据计算得出表2-1，如下：表2-1 河南省区域经济总体状况国内比较
通过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河南GDP总量在七省市中排名第四，人均GDP却排在最后一位，GDP的增长速度较快。这说明河南是经济大省但不是经济强省，然而河南经济发展的速度较快。（2）河南对外开放水平很低。从表2-1中可以明显看到河南省的对外开放水平指数远远低于其他地区，由于其他地区大多沿海，有良好的区位优势，河南省处于中部内陆，所以在对外开放方面水平低、发展空间小。（3）河南消费储蓄比率较为领先。由于影响消费储蓄比率的因素主要是消费倾向和金融资本能力，从事实状况可知河南省相比于其他地区的金融实力明显较弱，说明河南在消费倾向方面较为前卫，内需拉动力量比较强大。二 河南各省辖市经济发展的省内比较
河南是我国中部六省的重要成员，也是我国的人口、农业大省，省内区域间因自然条件、区位影响、经济基础等各方面的因素而使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多元面貌。
河南有郑州、洛阳、开封、焦作、新乡、鹤壁、安阳、三门峡、南阳、许昌、濮阳、漯河、平顶山、周口、信阳、商丘、驻马店、济源18个省辖市。本节研究河南各省辖市的经济发展状况，首先从GDP总量、人均GDP等经济指标出发，对河南省经济发展状况做出定性分析。为了对各省辖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我们选取了4个一级指标，17个二级指标，构建了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在研究过程中，本节主要选用聚类分析和主成分分析法，对各省辖市的经济发展情况进行综合评价。（一）GDP发展状况
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河南的经济总量维持在一个缓慢增长的状态，GDP总量低于1000亿元；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开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河南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于2000年突破5000亿元大关；进入21世纪，国家先后提出了中原崛起和建设中原城市群战略，以此为契机，河南的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GDP总量突破两万亿元，仅次于广东、山东、江苏、浙江，位居全国第五。2014年，河南GDP总量为34938.24亿元，较上一年增长8.7%。总体来说，河南的总体经济实力在逐步增强，人民的生活水平相应提高，在全国的相对地位和相对实力有所提高。
虽然河南的经济总量较大，但是由于人口基数过大，人均水平较低，在国内的排名比较靠后，属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同时，由于受自然环境、经济区位、历史基础等因素的影响，河南省内区域经济发展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如图2-1所示。区域经济不平衡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是在多方面原因的基础上形成的。适度的区域经济不平衡对经济发展有着促进作用，但是严重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将会阻碍区域经济的发展，不利于经济社会的稳定和协调发展。因此，对河南各省辖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详细研究，从定量的角度做出综合评价，对河南今后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郑州作为省会城市，交通便利，资源丰富，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2014年，GDP总量排在全省首位，约占全省GDP总量的19%。洛阳和南阳凭借其工农业基础，GDP 总量分别排在第二位和第三位.排名前三位的城市的GDP总量占河南省GDP总量的比例达36%，远远领先于其他城市。许昌、周口、新乡、焦作、安阳、信阳、平顶山、驻马店、商丘、开封GDP总量各占全省的4%～6%，处于居中地位。三门峡、濮阳、漯河、鹤壁、济源 GDP 总量较低，位于靠后的位置，在4%以下。图2-1 2014年河南各省辖市人均GDP（单位：元）
资料来源：《河南统计年鉴2015》。
从图2-1中可以看出，人均GDP较高的省辖市有郑州、济源、三门峡、焦作、洛阳、许昌，这6个城市的2014年人均GDP均在40000元以上，而信阳、南阳、驻马店、商丘、周口2014年人均GDP低于30000元，远低于全国人均GDP（41908元），与其他省辖市也有着较大的差距。其中，郑州的人均GDP约为周口的3.2倍。（二）省辖市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
1.指标体系的构建
在上文中，我们结合相关的经济指标，利用统计图表对河南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定性的分析，做出了比较直观的评价。但是，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需要首先构建一个恰当的评价指标体系，再根据评价指标体系确定综合评价的方法。由于经济指标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本研究在选取指标体系时遵循了以下原则。（1）科学性原则。所用指标概念科学、含义明确，范围清楚，统计口径一致。（2）全面性原则。指标体系能够全面反映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3）差异性原则。选取各地区差异较大的指标，能够反映经济发展的地域差异。（4）可操作性原则。指标数据易于收集，便于计算，并能切实可行地进行评价。
基于以上原则，通过系统总结相关文献，结合河南经济发展现状，本研究以河南18个省辖市为样本，选取了综合经济状况、财政金融状况、人民生活水平、基础设施建设4个一级指标，人均GDP、人均农业产值等17个二级指标，构建了河南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见表2-2。表2-2 河南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表2-2 河南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续表
查阅《河南统计年鉴2015》可得上述17个指标的数值，如表2-3和表2-4所示。表2-3 河南各省辖市2014年指标数据表2-4 河南各省辖市2014年指标数据（续）
2.各省辖市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聚类评价
聚类分析是一种建立分类的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它能够将一批样本（或变量）数据根据其诸多特征，按照在性质上的亲疏程度在没有先验知识的情况下进行自动分类，产生多个分类结果。类内部个体特征具有相似性，不同类间的个体特征的差异性较大。
层次聚类法是聚类分析方法中最常用的一种方法。它的优点在于可以指出由粗到细的多种分类情况，典型的层次聚类结果可由一个聚类图展示出来。
结合上述建立的指标评价体系，利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对河南18个省辖市2014年的经济发展情况进行聚类分析，如图2-2所示。图2-2 河南2014年各省辖市经济综合发展情况聚类
从图2-2中可以看出，若分为两类，则郑州一枝独秀，各项指标均远远领先于其他省辖市，独自为一类，其他17个省辖市分为一类。若分成三类，郑州为第一类；焦作、许昌、三门峡、济源、洛阳为第二类；其他省辖市为第三类。从聚类分析的结果来看，郑州作为省会，大多数指标均处于领先地位，综合经济实力突出。焦作、许昌、三门峡、济源、洛阳均属于新兴工业城市，引进各项高新技术，在近些年来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其他省辖市由于人口众多，工业基础落后，地理位置相对封闭，经济发展一直较慢。
对其他省辖市来说，矿产资源匮乏，能源不足，经济基础薄弱，不利于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发展，地区经济只能依赖于农业以及以农业资源为基础的轻工业。同时，人口众多是限制省辖市发展水平提高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以南阳为例，在前文中，我们提到南阳市的GDP总量居河南省第三位，但人均水平却处于落后的位置，综合水平更是排到了第十三位。第二节河南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及其演变一 区域经济差异研究现状
伴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发达区域与不发达区域呈现并存格局的非均衡地理现象越来越明显，特别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区域之间的经济差异却不断扩大。多数学者的研究表明自改革开放后，东、中、西三大区域之间，以及沿海与内陆之间的区域经济差异呈扩大趋势。如贾俊雪、郭庆旺的研究发现从20世纪90年代到2001年，我国区域经济差异不断上升，从2001到2003年，经济差异呈现趋于[1]平缓又上升的趋势。潘文卿通过对人均GDP的研究得出全国省域间[2]的差异在20世纪80年代趋同，在90年代后再次发散。余军华发现地带间的差异对全国总体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较地带内差异更为显著，[3]其中，东部省际经济差异表现突出。
有关河南区域经济差异的研究方面，研究尺度以地市、县域尺度为主，此外，不少文献对河南划分区域进行分析，根据河南各区域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经济发展状况等，将河南划分为中原城市群地区、豫北地区、黄淮地区与豫西豫西南地区四大区域，或豫北、豫西、豫[4]南、豫东和豫中五个区域。研究方法方面，指数计算、空间计量、因子分析等被广泛应用于河南经济差异的研究分析过程中，泰尔指数是表征经济差异的主要参数，标准差、变异系数、离差、比率、相对发展速度等参数的计算同样能有效地分析河南省各地区间的区域经济差异的总体特征和空间特征；ESDA空间分析技术在河南经济空间格局演化的定量分析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河南经济发展差异的分析评价一般采用因子分析法。
目前对河南经济差异的研究表明，河南区域经济差异呈逐渐增大的上升趋势，河南的区域经济差异主要表现为中原城市群与其他地[5]区、东部与西部之间的差异，两极分化现象比较严重；河南局部区域的经济差异在增大，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空间极化作用在增强；省内经济发展的集中程度持平，最发达地区与最落后地区的差距一直较大。经济相对发达区域与落后区域之间的经济差异扩大，发达地区的相对发展速度值大，而落后地区的相对发展速度值小；在空间分布上，河南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总体表现为较强的空间自相关，经济发展相似[6]的地区在空间上集聚分布，集聚性随时间推移有强弱变化。
造成河南区域经济差异性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如地形因素与资源禀赋造成的自然地理环境差异；投资水平以及分权差异带来的区域发展战略的影响；产业结构与所有制结构带来的经济结构的差异；教[7]育水平、地区差别导致的文化观念和劳动力资源的差异等。
河南作为中部的一个大省，是一个欠发达省份，对河南区域经济差异的研究需从不同的尺度进行，这样才能准确地刻画河南区域经济差异的全景。因此，本节拟采用泰尔指数来研究河南区级、市级、县级三种不同空间尺度的经济差异。在县级泰尔指数的基础上进行了地区间与地区内泰尔指数的分解，进一步分析了各地区之间与地区内部的经济差异。接着，本节拟采用马尔科夫链方法对河南区域经济进行核心-外围结构的类型划分，采用Moran’s I指数具体研究河南区域经济差异的时空动态；然后，本节将采用多层次回归模型进一步分析河南区域经济差异的动力机制。根据现有文献对河南区域经济差异形成机制的研究，本节选取了投资水平、市场活跃度、分权化、产业结构、劳动力资源、资源禀赋、受教育水平、城乡分异及地形因素等指标来探究河南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因素。二 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河南是人口大省、全国重要的农业和粮食生产大省，2013年末户籍人口为1.06亿人，常住人口为9413万人。2013年GDP为32155.86亿元，人均GDP 34161.12元（数据来自于《河南统计年鉴2014》）。本节根据各省辖市发展状况以及地理位置上的关联状况选取了中原城市群地区以及中原城市群外围地区作为区级研究范围。其中，中原城市群外围地区包括豫北地区、黄淮地区与豫西豫西南地区，具体的中原城市群地区包括郑州、开封、洛阳、焦作、平顶山、新乡、许昌、漯河、济源，豫北地区包括安阳、濮阳、鹤壁，豫西豫西南地区包括三门峡、南阳，黄淮地区包括商丘、周口、信阳和驻马店。（见图2-3）图2-3 河南区域划分1.研究方法（1）泰尔指数。本节采用泰尔指数来研究基于不同尺度的河南区域经济差异，分别测算县级、市级、区级三个尺度的泰尔指数，并在县级尺度的基础上把泰尔指数分解为地区尺度上的区域间泰尔指数与区域内泰尔指数，以此来分析中原城市群地区、豫北地区、豫西豫西南地区、黄淮地区四个地区之间的经济差异与这四个地区内部的经济差异。公式如下：
式中，T为泰尔指数；n为河南区级、市级、县级三个尺度中每个尺度所对应的研究单元总数，如市级尺度共有十八个省辖市。TB为地区间泰尔指数，T为地区内部未加权的泰尔指数，Y为i地区的PiGDP，Y为全省的GDP，P为i地区的总人口，P为全省总人口，M为i所分解地区的个数，N为每个地区内县市的个数，Y为i地区内第j县ij的GDP，P为i地区内第j县的总人口。ij（2）马尔科夫链。本节在采用马尔科夫链进行分析计算时，采用的是不考虑年份的四分位分类法，按照人均GDP计算获得的分位点阈值，划分为富裕、发达、欠发达与贫困四种类别，分别对应核心-边缘结构中的核心、半核心、半边缘与边缘。将不同县级空间单元分成基于相对人均GDP的不同子类别，编号为1，2，…，N，N即代表所有类别的数量。记X为时刻T的县级相对人均GDP，建立N×Nnn维的转移概率矩阵P，转移概率矩阵中的元素（i，j，t）指某个县在t时刻从i级别转变为j级别的概率，P=P（X=j/X=i），其中，i，j=1，ijn+1n2，…，N。将t+1时刻某县相对人均GDP等级的概率表示为S，方t+1程如下：
S=P×S （2.6）t+1t
式中，P指两个状态之间转换的N×N维转移概率矩阵。（3）空间自相关。空间自相关主要用来研究区域之间的相关程度的大小，本节在对河南省经济差异的时空动态进行分析后，通过计算全局Moran’s I来展现河南省区域经济发展的关联性及集聚特征。计算公式如下：
计算出Moran’s I之后，需对结果进行统计检验，一般采用Z检验。将变量z与其空间滞后向量W之间的相关关系，以散点图的形式z加以描述，则构成Moran 散点图，得到的散点图的四个区间分别对应四种不同的区域经济空间差异类型：高高集聚、低高集聚、低低集聚和高低集聚。（4）多层次回归模型。本节运用空间多层次回归模型来研究河南省经济差异形成的机制。本节的多层次回归模型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仅采用河南的县级相关数据合并回归，忽略核心-边缘类别和时间变量；第二个层级的模型包括县级数据和由马尔科夫链划分出的核心-边缘结构；第三个层次模型是在第二个模型的基础上增加了时间层级，选取的6个时间截面为1990年、1995年、2000年、2005年、2010年、2013年。空间多层次回归模型的公式如下：
y=β+βx+v+μ+e （2.8）ijt01ijt0t0jtijt
式中，i表示县的种类，即第i县，j表示核心-边缘类别中为j类别，t表示年份，β、β为系数。y表示在t年份时，第i县的人均GDP01ijt因变量，该县在核心-边缘结构中属于j类别，x是第i县在t年份的自变ijt量；v是在t年份的误差项；μ为核心-边缘结构中j类别在t年份的误ot0jt差项；e则是第i县在t年份与在核心-边缘结构中j类别的误差项。ijt2.数据来源
数据来自于《河南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河南省各省辖市统计年鉴以及部分市、县、区公布的统计数据。另外根据研究的需要，一些未知数据则依据统计年鉴的部分数据进行计算整理获得，如为满足不同尺度中的区级尺度研究，将区级中包含的各地区人均GDP推算加总得到，一些人均GDP数据通过国内生产总值除以总人口数计算得出。
在选取的数据指标上，河南的区域经济差异多尺度研究采用各尺度的GDP和总人口，区域经济差异的时空演变以及时空关联性的研究均采用人均GDP指标。对河南的经济差异多机制研究主要从投资水平、市场活跃度、分权化、产业结构、劳动力资源、资源禀赋、受教育水平、城乡分异、地形因素几个方面进行。投资水平指标选用数据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市场活跃度采用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产业结构选取的是非农产业总产值，分权化选取的是人均预算财政支出，劳动力资源指标选用的数据为从业人口数，资源禀赋选用的是耕地面积，表示受教育程度大小的数据为普通中学学生数。城乡分异和地形因素为两个虚拟变量，城市地区赋值为1，乡村地区赋值为0，平原地区赋值为1，山区赋值为0。3.河南区域经济差异的多尺度时空分析
以GDP和总人口为指标，分别计算河南的区级、市级、县级的泰尔指数。泰尔指数的大小表示区域经济差异的大小，泰尔指数越大，表明区域间的差异越大。区级、市级、县级各个尺度不同年份的经济差异有变动，三个尺度间的经济差异也有较大不同。
从地区级的尺度来看，表示中原城市群地区与其外围地区差异的泰尔指数随着年份处于不断的波动变化中（见图2-4）。泰尔指数最大值为0.161，最小值为0.093。从1992年到1996年，经济差异呈现曲折上升趋势，从1996年到1997年快速下降。自1997年以后呈现波动性增长直到2009年，在2010年处出现一个波谷。地区之间的经济差异波动与影响其发展的各种因素都有一定关系。中原城市群的各个城市有较好的发展基础，其资源、区位、交通、政策等优势的发挥使其取得了迅速的发展，使得地区间的差距逐渐扩大。郑州、洛阳、开封等城市的发展使中原城市群经济实力不断壮大，使其与周围城市的差距也有所拉大。泰尔指数近年来有下降的趋势，伴随着中原城市群的快速发展，鹤壁、安阳、三门峡等市积极调整城市功能定位和产业发展方向，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和特色领域，加快融入中原城市群的步伐，使各城市协同发展。另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的积极推进，也使得商丘、周口、信阳和驻马店等地区加快城镇化的进程，采用新型农业生产方式，加快工业生产方式的转型，促使经济迅速发展，缩小了与其他地区的差距。图2-4 河南基于地区尺度的经济差异
从市级尺度来看，泰尔指数呈现明显的波动性变化（见图2-5）。最大值为0.179，最小值为0.102。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从1992年到1996年为上升阶段，1996年到1997年为下降阶段，1997年到2009年一直平缓上升，直到 2010年出现下降，2010年以后呈现上升趋势。总体来说，市级的泰尔指数变化是比较曲折的，该变动说明各省辖市之间的经济差异在各个年份差距的变化是比较明显的。各省辖市的发展基本代表了每个区域的基本发展水平，受到地理环境、政策等方面的影响，每个省辖市在各个时期的发展都有一定差异。历年来泰尔指数急剧性的变化仅仅出现在少数年份，在大部分时期内的差距并没有显著扩大。图2-5 河南基于市级尺度的经济差异
从县级尺度上来看，各县的泰尔指数起伏的变化相对较为平缓，但是有一定的起伏波动（见图2-6）。泰尔指数最大值为0.246，最小值为0.153。从整体上看，前期变化波动较大，后期变化相对平缓。1992年到1996年为上升阶段，1996年到1999年为下降阶段，1999年之后呈现平缓的波动现象，没有较大幅度的增减。在2010年下降之后至今的时期，又不断上升。从整个图中可以看到，泰尔指数值较大的年份集中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这个时期，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很多企业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其技术、管理、人才等优势得到充分的发挥，乡镇企业的增加值也不断提高，从业人员也一直递增。河南的一些县市抓住优势，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一些县市发展水平相对落后，资源、劳动力等向一些发达县市转移，发展受到一定程度阻碍，从而加大了该时期的区域经济差异。进入21世纪以来，县市间的差距基本不变甚至在一步步缩小，这说明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协调发展的重要性。河南省“十一五”规划提出要促进中心发达城市带动并大力支持其他城市的开发，加快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尤其是大力发展县域经济，这些举措对一些落后县域的开发起到了关键作用，从而逐步缩小了各县市之间的差异。图2-6 河南基于县级尺度的经济差异
从三个尺度综合来看，不同的尺度随着年份呈现不同的变化特征，其中不同尺度间也有一定的差异（见图2-7）。具体特征如下：区级、市级、县级的泰尔指数随着时间呈现不同的变化态势，均有一定的波动，大体上呈现的都是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在平稳中升至2009年，均在2010年出现一个下降的波谷；泰尔指数的大小是县级大于市级，市级大于区级，尺度越小，泰尔指数越大。通过三者的对比，可以说明区域经济差异和地理尺度有较大的关系，地理尺度越小，区域之间的经济差异就越大。综上所述，区域经济差异随着时间的变化出现一定差别，并且与地理尺度相关联，地理尺度不同，区域之间经济差异程度也就相异。
在县级尺度的基础上把人口比重加权的县市泰尔指数分解为地区尺度上的区域间泰尔指数与区域内泰尔指数，即得到各地区内部的泰尔指数与地区间的泰尔指数（见图2-8）。本节把河南划分为中原城市群地区与其外围的豫北地区、豫西豫西南地区、黄淮地区四个区域。由分解结果可知，这四个区域之间的泰尔指数大小随着年份均呈现波动性变化，中原城市群内部的泰尔指数与其外围各地区内部的泰尔指数变化有相同的规律，整体上都是先波动性上升，然后再短期内下降，最后趋于平缓波动。中原城市群内部的泰尔指数在整个时间段内的最小值为0.048，最大值为0.106，外围地区内部的泰尔指数均低于这一水平。中原城市群地区内部泰尔指数在1996年以前波动性较大，大致呈上升趋势，1996年以后开始平缓下降，2000年后在0.065到0.085的范围内小幅度波动。豫北和黄淮地区内部泰尔指数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97年之前稍有波折性的上升，1997年后快速下降，自2000年以后各地区均呈现平缓的变动，变动的幅度很小，黄淮地区在0.04的水平小幅变化，2009年之后有稍大幅度的下降；豫北地区自2000年之后基本在0.02的水平平缓变动。豫西豫西南地区内部的泰尔指数是变化幅度最小的，整个过程没有大幅度的增长或降低，变化频率少，整个轨迹基本是沿着0.02的水平线延伸的。四个地区之间泰尔指数的变化经历了1991年到1996年的波动性上升，1996年到1997年的快速下降，1997年之后的不断上升，上升期间在2010年有一次幅度较大的下降过程。从整体来看，地区间的泰尔指数大致呈现不断增长的态势，只是在近几年会出现在某个年份大幅度下降的现象。图2-7 河南基于不同尺度的经济差异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