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宗仁
出版社：春秋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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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笑的泪 带泪的笑试读：
1.周总理和一个演员
一个近似神话的故事春天坐在小蜜蜂的翅膀上来了！一路花香领我进了中国歌剧舞剧院。我怎么能想到这地方会这多的花？路边的草坪不必说了，就连各户的窗台上，院子里，甚至墙头上，都摆满了花盆。但丁说：“我向前走去，但我看到花，脚步就慢了下来了。”我干脆站着不走了。这不是李波吗？还是在小学的操场上看电影时就认识她了。《白毛女》里的黄世仁的母亲，戴的帽子象家乡人穿的鞋帮。可恨死了！她已经是66岁的老人了。不过很硬朗，手不颤，眼不花。更有意思的是，她一走路，我总觉得带着“黄母”的味儿。难怪！1945年歌剧《白毛女》在延安舞台上出现，她就是“黄母”。后来，歌剧变成电影，她还是扮演这个角色，今年“七一”，纪念歌剧《白毛女》上演40周年，这台戏再次出现在首都舞台上时，她仍然是“黄母”。有人开玩笑说，李波这一辈子都摘不掉地主分子的帽子！李波招呼我坐下，没忙着倒茶。却将钢琴上的一盆花，搬到我面前的茶几上。“这花是那年1月8日开的。从那以后，每年都是这个时辰开花。”她说。1月8日？好熟悉的日子！周总理不就是这天离开我们出了远门的吗？山有情，水有情，花也有情！它们都来送别总理。可是，我不相信。1月8日开花，而且以后年年1月8日开花，这不是太神奇了么？我扫了那花一眼，五朵骨朵，指甲盖那么点。很鲜艳，致使你感到仿佛满屋里都有它的影子。她还在说着；“我一看到花就想起了周总理。我这样对它说：蟹爪莲，你1月8日给我开吧，我特别想念周总理。他在去世前不久，还念叨着我。不是我一个人，全国有好多人他都能叫出他们的名字，即使过去了好些年，只要再次见到你，他都能很快地叫出你的名字，记性特好！”我完全相信，李波又把花盆搬回了原处。这时，我已经知道这花叫蟹爪莲了。但我还有疑问。“这花真的在1月8日这天开放？”“哪还能假？它是专为我想周总理而开放的。”记得有人曾说过，老人们的固执有时是难以被他们这个年纪之外的人所理解的。李波说的1月8日蟹爪莲开花的事就让我感到太悬乎了。可是她呢，却是认准了。李波并不打算回答我的疑问。她又给我扯起了她和周总理的故事……我的怀疑消失了。当我们的总理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出现在群众中时，他们之间搭起了彩桥，进出了那么多耀眼的火花！我相信了！蟹爪莲开花的事，我们的祖先留下了那么多的神话传说。我们这代人为什么不能给后人创造许多美丽的故事？最重要的是，人们的感情，人们的愿望，人们的心……黄土飞沙中，落下了一块手娟也许是这张剧照留给我的印象太深了：一排窑洞，门窗上洒满了阳光，40多年过去了，你似乎还能感受到暖暖的气氛，广场上头包羊肚手巾的农民，有的坐在地上，有的站着，有的手里还牵着娃娃。人群中间，一男一女两个演员，正在演《兄妹开荒》……我望着这张褪了色的照片，明明听见了锣声、鼓声。是秧歌剧的调词。听，扮演兄妹的王大化和李渡在唱：雄鸡雄鸡高呀高声唱，唱得太阳红又红，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怎幺能躺在热炕上作懒虫，扛起锄头上山冈，山冈上，好风光，站得高来看得远，咱们边区如今成了一个好地方……周总理第一次看《兄妹开荒》时，那哥哥还是个大花脸哩！演毕，他把王大化和李波留下，说：“从马门教授（大化演过的一个角色）到开荒，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群众是欢迎这个转变的。”他望了望大化还没有卸装的脸，“要看到劳动人民的本色，不能丑化他们。”大化，还有李波，脸烧得站不住了，赶陕取下头上的毛巾，洗了脸。其实，当时延安的秧歌队都兴扮演成那种逗人的发笑小丑。这都是受到喜剧《小放牛》的影响。周总理指出这个问题后，“小丑”逐渐减少，以至到消失。又是一次演出，杨家岭。正是春天。延安的春天是黄土飞沙弥漫的季节。有时候，一个一个的大旋风，上接天，下触地，拧着团儿满地旋转，一切都变得浑黄。李波和王大化化好装演第一场时，是眉清眼秀的，但到另一个地方演第二场时，头上身上眉毛眼睛就成了一个黄土包子，一道道汗水从脸上淌过，就又成了花脸。管它呢！他们越演越上劲。观众的兴头也蛮大，看完这场，再跟着去看那场。风沙把他们也吹得土眉土眼的。杨家岭的小广场上早就围就了一圈人。人们伸着雁般的脖子望着，等着……谁也没有注意，毛圭席、周副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悄不声地走进了人群里，轻手轻脚地坐在了一个土坡垃上。当然，有人发现了，但是一点骚动也没有。那时候，这些中央首长天天都和群众见面，和群众住的是门对门，窗对窗，隔墙说话都听得见呢！有时，他们索性住老乡家，在一个锅里搅勺把。咦？主席身边那个女的是谁？江青。那会儿她还朴实，没有什么超众的衣着。不大惹人注目。延安人对她了解甚少……《兄妹开荒》开始演了。李波唱：哥哥你听我言哪，你呀你好懒！大自天你来睡觉误事真不浅；王大化唱：妹妹你慢发言哪，听我有意见，夜黑里开了会我睡觉睡得晚！……笑声。周副主席拍手，笑。主席对周副主席说了句什么，然后鼓掌助兴。土场上，飞尘扬沙，象腾起一层雾。这时，江青掏出手绢，掩在了嘴上，眉头皱皱的。主席看见。他想说什么，却没有说出，只见他伸手将江青嘴上的手绢揭掉，摔在了地上。这一切，周副主席全看见了。他没有看江青，只是瞅着地上的手绢在沉思，沉思……演出还在继续，李波，王大化轮番唱：哥哥我前面开荒地，妹妹我打土多卖力，要跟那英雄比高低，要跟那模范争第一……江青不知什么时侯走了，谁也投有留意她。毛主席和周副主席还是那么专心地看演出……那手绢，李波当时并没有看见。她是事后才知道的。40多年后，当她重新给我们提起这件事后，仍然有几分激动，但说话的口气却十分冷漠：“我是从黄土地上走出来的演员，身子贱，昏天土地上演戏演惯了。现在虽没当初那把力气，老了。可是不会嫌弃生我养我的土地！”编织美好故事的轮印我有个体会：舒适、优越的生活条件，最容易使人与人之间变得疏远、淡漠。李波同意我的意见。不过，她说周总理例外……从窑洞住进了城市，人们感到有些疲劳了，同时，相互间也显得陌生了。周总理还记着李波。天安门前创建共和国的礼炮声刚响过不久，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立了。她作为歌剧队的队长，找周总理请示问题。太心急了！一清早她就出现在总理住地的门前。她有点犹豫，会不会打扰首长的休息？“这不是李波吗，”总理一眼就瞅见了她，叫着，还招招手。总理正在吃早饭，桌上只有一碟青菜和白粥。李波立即想到了自己的早餐，还有中国千家万户的早餐，和总理桌上的饭菜没有什么两样。“李波，你吃过饭了吗？好，那我就不客气了，我边吃饭咱们边交谈吧！”他太注意节约时间了，给人的印象他走路都在小跑。李波十分简要地汇报了工作。总理听着，不时有插话，“李波，以后你要单唱民歌。你的业务还要提高，唱的不要太简单了，样式要复杂一点。”总理吃饭的速度很快，碟里的青菜一点也没剩。他站起来一边擦着嘴一边对李波说：“让你当队长，做行政工作？这不合适。你回去跟李伯钊同志讲一讲，不要做行政工作了。就说是我说的，你以后要专唱民歌。”他举起手腕看了看表，“我该去上班了，走，咱们一起上车，在车上还可以再聊一聊。”当时，周总理在外交部上班，他每天坚持坐班。临上车前，总理又说。“前几天我看了你们的音乐会啦，总之，你还得提高。”一辆样式陈旧的小卧车，在北京的胡同里穿行。正是早晨上班的时候，路上行人很多，车速不时地慢了下来。在铺着一层晨霜的地上，坦露着两行湿漉漉的轮印。总理：“一次我听音乐会，看到一个女演员演唱很吃力，这个演员面黄肌瘦，看来是营养不足。看到你们在台上演唱使不上劲，我们在台下真着急呀！”李波静静地听着。“你提出要给这样的同志提高营养，可以提出申请，由群众民主评议。”李波心里有点惭愧，这些本来应该由她和同志们想到的问题。都由于他们的粗疏。使总理不得不拿出宝贵的时间去操心。汽车慢了下来，前面有一群人在抢道，总理对司机说：“我们停停，让行人先过。”一队队路人擦着汽车穿过了马路。车内，总理继续和李波交谈。“郭兰英的入党问题解决了没有？”“还没有。她是个团员。”“那就努力争取嘛！你们也要多帮助她。”车拐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白底黑字的牌子，已经看得见了。“你还要告诉剧团领导同志，女演员生理上有特殊情况，必须照顾。女演员在例假期间，可以不演出。即使我给的任务，你们也可以不演。”他还做了个拒绝演出的手势。“记下了！谢谢总理！”李波用手背抹了抹眼眶，眼睛热乎乎地发潮。汽车“吱”地一声停住了。“李波同志，再见！”总理招着手。她站在原地，望着。直到小车消失在一片树荫之中，她才回过身。可是，她没有离去。沿着地上的轮印走了一段。她觉得这轮印是那样清晰，又那样美丽，她真想把这轮印拣起来，收藏在记忆的宝库里。雨水，雪水能冲走人们的足迹。但是，这轮印永在李波心上！她把纸条塞进了总理衣兜1958年，初春，周总理审查访朝演出节目。该李波了，不知为什么她今天有点紧张。怪？那么多回见总理都没有这样紧张过啊！噢，原来我们的民歌手今天要用西洋唱法，为总理演唱了。当时，她正跟着一位苏联专家学习，想让总理听听，看她学得怎么样！也算是汇报吧。她刚唱完第一支歌《看秧歌》，就发现总理不高兴了。总理还和旁边另一个同志说了几句什么。李波的心坎腾坎腾跳起来，脑子里乱哄哄的。下面还有几支歌儿，怎么唱呀！总理看出来了，就在座位上说：“哎，紧张什么，都老朋友了嘛！”李波自己也不知道她是怎么唱完歌的。演出休息时，总理把李波叫来。李波等着挨“克”。不料，总理根本不提这事，却说：“李波，你发现了吗？你们这台节目中有两个人唱《看秧歌》。”确实是这样。事前，李波和那位同志都不知道。结果“撞车”了！周总理当公判人。对李波说“你唱这支歌吧！”这是公正的。《看秧歌》是一首女声唱的东北民歌。那位同志是男演员。只是那洋腔洋调……李波没有再往下想。但是，她觉得自己今天懂得，许多，明白了许多。学了“洋”的，应该更好地融汇进自己的唱法，发扬民族的特长。李波明白了！虽然已经跟苏联专家学了2年了，但她觉得自己没有学好。周总理还有外事活动，准备告辞。李波不打算说别的了，总理的时间太宝贵。她只提了个要求：“总理，我这2年学不了什么东西，也怪我没有学好。我想再续1年，好好提高一下。”“是，是，2年是学不到什么东西。”总理自言自语地说。他沉思了一会，又说“好吧，我给他们说说，让你再学1年。你们那个苏联专家叫什么名字？”李波在一张纸上写下了苏联专家的名字，给总理递去。“放在这儿，就放在这儿！”总理一边和一个同志说话，一边抬起胳膊把衣兜露给李波。李波将纸条叠得整整齐齐地装进了总理的兜里。总理参加外事活动走了，他留下了一句话：“李波，就这样啦，我给有关同志讲讲，让苏联专家再教你1年。”不久，李波果然接到了继续学习的通知。这事、那事，总得有人办。如果你推、他转，这里划个圈，那里批个字，要搭进多少宝贵的时间，又能办成几件事？但是，对李波来说，她毕竟是麻烦了总理，所以于心不安，那天，当地给我讲起这件事时，还说：“我真后悔呀，那时不知是怎么想的，这些事都去请示总理，而且还把纸条塞进了总理的口袋……”奇怪的是，李波在讲这番“后悔”之言时，表现出来的表情以及口气，完全是一种自豪感。我明白。她是有意把自己的情绪蕴藏在一片蒙蒙云雾中，半遮半掩……她不说出，让我去猜。其实，她心中是一面明镜，我心中也是一面明镜。坐在剧场二楼上的现众两幅画面在我眼前交替出现：总理逝世那年，我看过一首诗《最后一排的观众》，是说一次体育比赛，周总理因为外事活动来晚了，便悄悄地坐在了最后一排的一个空位上。剧场一点骚动也投有，演出照常进行。今天，李波又给我描绘了总理的另一幅类似的画面。他观看演出，成为坐在楼上的观众……李渡说：“回忆总理和文艺界的事，有甜有苦。苦的，是一条长长的瓜藤。甜的，是藤上结满慈父般的爱抚……”她是借用别人的诗句抒发感情。1962年，纪念毛主席《讲话》发表20周年，中国歌舞剧院重排《白毛女》。开排前，李波从大幕后的缝隙里，看见周总理悄不声地坐在了5排，也许是6排吧！排练开始了，总理的眉头越皱越紧。原来那失去协调的乐队的噪响，把演员们的唱声压得无法使人听得清。“往后面坐一点吧！”剧团的一位领导看到了总理的烦躁，便提议说。周总理挪到了11排。可是，还是听不清。只有音乐，压倒一切的音乐……“这剧场盖得有问题。”那位剧团领导怕总理生气，赶紧找了个理由。他的脸上出了汗。能不着急吗？总理望了他一眼，许久，才说：“那好吧，我再到楼上去听听。”总理又成了楼上的观众。使总理失望的是，坐在楼上仍然听不清。于是，一向和蔼的总理生气了：“你们现在演的这《白毛女》泥土味不够了，没有在延安时朴实感人了。你们为什么不为观众着想，这么响的乐队，谁能听见演员在唱什么，这个‘音墙’一定要拆掉！”他的手臂狠劲地在空中斩着。当时，文艺界一位负责人也在场，周总理对他说：“坚持发展民族音乐的问题，我已经说过多少回了，你们就是不听。我和你们斗争13年了，我还能有几个13年？”站在大幕后面的李波，知道这事哭了。唉，这不争气的眼泪！为什么不上前说一声让总理把心放宽的话？不，不能呀，她还是“黄母”呀！李波不由得想起《白毛女》在延安上演时，周总理讲过的一番话。“你们学习外国乐器，学就要学好，也要研究中国民族音乐的特点，不要崇洋，要丰富民族音乐。《白毛女》也会成为名著的。在若干年以后。”另一次，李波听周总理对文艺工作者的谈话，总理又提到了民族音乐，他问一位热衷搞“阳春白雪”的同志：“你们的音乐群众能听懂吗？”回答：“工人能听懂。”“哪里的工人？”“北京电子管厂的工人。”总理加重语气地说：“我说的是广大的人民群众！”李波在讲这些对，我发现她的眼角飘着泪花。她哭了。我很清楚，几十年来，李波遵照周总理的教导，一直坚持唱民歌，从来没有动摇过。容易吗？穿过泪的沼泽，闯过雾的积霾；越过冰的峡谷；走过雨的泥泞……此刻，我坐在李波的家里，天已经黑了，很黑了。连晚风也睡了，透过窗子可以看见，天幕上只剩下几颗已经疲劳的星星。可是，李波还是很精神，毫无睡意。她递给我一颗糖，然后慢慢地说：“总理远去了。可他还在我身边！”之后，一缕忧愁，系紧了她本来欢乐的眉头……她一声长叹，染苦了我的心为了写这篇报告文学，我几乎把李波家的门坎都踩低了。冬日的午后，盛夏的黄昏，星期日的清晨……我出出进进于中国歌剧舞剧院大门。连传达室的女同志都认识我了，一见我就点点头，不必再填写会客单了。我没有厌烦过，觉得自己在做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这，还用怀疑吗？可是，在采访中，李波时不时地发出一声唉叹。我茫然了！开始，我不理解，随后也就慢慢地明白了！“文革”中，一次李波到“二七剧场”看演出，总理就在她前面四排的位子上坐着。当时，她已经很久没有见总理了，很想上去搭话说上几句。可是，她一想到总理那么忙，也就免了。演出一结束，她以为总理上台接见演员了，便转身就往外走，准备回家。剧场人多，拥挤，她等挤到二门前时，总理也正出门，他一眼就看见了李波，老远便喊“李波，慢点走！”李波上去一把拉住了总理的手。总理对身边的康生说：“你不认识她？她是李波，演《兄妹开荒》。”康生不咸不淡地点点头，手都没有伸。要说康生不知道《兄妹开荒》和演这出秧歌剧的李波，那是冤枉了他。不过，20年过去了，他把这戏，和演戏的人抛在脑后了，这倒是真的。李波讲完，又长长地打了一声长叹！这叹声，把我的心也染苦了……2.她从海峡那边来
演出前，她照例早早地来到了剧院。不过，她没有进剧场，却在外面走着、看着。一张装饰得花花绿绿的海报引起了她的注意。她有些惊讶，也有点不以为然，嘴角显出了一缕淡淡的纹络。她的目光久久地注视着海报上的一行字：“中国歌剧舞剧院著名独唱演员沈小筱……”那海报本来写得就够惹眼了，又专门用彩笔作了一番点缀，使“沈小筱”3个字特别突出。她的脸不由得发红、发烧，不愿再看下去了。写海报干吗要给演员名字前冠以那么多的附加词？吓唬人吗？真是！她悄悄离开了海报，连头都没有抬一抬，好象自己干了不光彩的事，有人在盯着她似的。但愿这样的海报今后永远再别进入她的视线。后台。她正准备化妆，忽然又想起了一件事，便走到报幕员跟前，诚恳地、也是严肃地说：“请你在报幕时，只报我的名字就行了，前面不要加什么形容词，一定！”报幕员理解地点了点头，她才向化妆室走去。她认准了！成绩、声望不是靠侥幸捡来的路边之物。而是必须下气力用心血与汗水去换取。那些虚张声势的宣传能值几个钱呢？拔苗助长有害无益！她这么想着想着，脸上的表情显得冷静了许多。不过，内心必竟不能平静。唉，那张海报啊……那晚的音乐会上，她的歌儿唱得并不太顺。甚至有点“砸锅”……这个沈小筱呀，就这脾气！以上小插曲，发生在山东某地举办的沈小筱等几位来自首都的独唱演员音乐会的首场演出中。本文以这件小事开头，实为小授所逼，因为她多次讲此事，一讲起来又很激动。笔者考虑再三，不如把它放在开篇，也许可以平静一下她的心涛……她浑身透着野气，乐颠颠地跑进了郭兰英的家……那是一团彩云吗？轻轻地飘前着。远了，更远了。最后，只留下一个小红点在北海桥头蠕动着。那是她的小红棉袄。真显眼！小姑娘象抖动着两只翅膀，展翅，俯冲……一拐，钻进了北海附近的甘雨胡同。郭兰英就住在这里。北海公园墙头那株鲜艳的红杏可以作证，这个小姑娘见了郭兰英，连个称呼都没有，劈头就问：“我能跟你学唱歌吗？”多么随便，仿佛面前这个郭兰英不是中国著名的歌唱家，而是她家里随便一位什么亲人。也难怪啊，她才14岁，除了急于想学唱歌外，别的事儿毕竟懂得不多。左邻右舍的人都这么说：小姑娘浑身透着一股野气。当然，人们更多的还是赞赏，她长得是很俊秀的。其实，俊和野并不是势不两立的，有时它完全可以和谐地统一于一人之身。郭兰萸没有大明星的派头。她出身贫苦人家，生活道路上的种种磨难，养成了她纯朴、厚道的品德。进了北京，成为名人，也未改这可贵的品质，她绝对没有冷落这个素不相识的、又有点失礼的小姑娘，用明亮而又亲切的目光打量了一下她，便扎起她的手，说：“学唱歌，当然可以。不过，我先要考考你，给我唱一支歌听听。”姑娘一点也不怯场，落落大方地唱了《绣金匾》，又唱《妇女自由歌》，还唱了《翻身道情》……全是郭兰英的拿手好戏。如果你只闻其声不见其人，还以为是小郭兰英在唱呢！“是学你的。象吗？”小姑娘一唱完，就偏着脑袋这样问。就象小学生等着老师给她的作业判分那样诚恳、焦急。郭兰英喜欢上这个小客人了，笑着把她拉到自己怀里，说：“唱得很象。象极了！”她按着小歌手坐下，询问她的姓名，身世以及家庭情况……这已经是30年前一个小场面了。当时的小姑娘就是现在中国歌剧舞剧皖的独唱演员沈小筱。她撞进郭兰英家里那年。随父母从台湾回来不久，正在北京上中学，参加了刚刚结束的全市中学生文艺会演，还得了优秀奖。小筱喜欢音乐并非始于今日。住在台北时她就酷爱唱歌，左邻右舍的人们都叫她“小小歌唱家”。那阵子，她学的全是流行歌曲，唱得蛮象回事。现在回到了北京，这里是另一个天地，她觉得在台湾学的歌曲远远满足不了新生活对她的强烈诱惑力。但是，新的歌曲她不会唱，小百灵变哑了……正是在这时候，她在北京街头听到了一支歌曲：《妇女自由歌》，那种曲调，那种韵律，那种歌词……又亲切又开朗，象淙淙流淌的宝石蓝的小溪。象囊动着诱人的松香的篝火。姑娘立即喜欢上了这支歌，而且很快就跟着哼唱，学会了。上学路上。出门进门，她都在唱，姑娘象一只欢唱的小鸟，歌声象一股彩色的浪花。有人告诉小筱，这支歌是郭兰英唱的。郭兰英是谁呢？她想，从此，她四处打听郭兰英在哪儿上班，想见见这位会唱歌的人。偌大个北京城哟，怎么去找？但是，她决心大得很，非找到不可……郭兰英十分乐意收小筱当徒弟。她说：“小筱，你再唱一遍，我还要听昕。刚才是表扬你的长处，现在轮到给你挑毛病了，你愿意吗？”小筱一个劲地点头。她接着再唱。又一声“绣金匾”；又一声“自由歌”……也许是有点紧张吧（不知方才那股野气跑到哪儿去了），她唱得有点走调。真怪，越是正儿八经地唱，就越是颤颤惶惶地唱不好。“郭老师，我在台湾时唱惯了那边的歌曲，现在唱民歌有时不由自己地就蹦出了那种味儿”，她腼腆地说，而且把郭兰英尊称为老师了。“没关系，你的基础很好，一定会唱好的。”郭兰英给她鼓劲，“你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自己的感情没有进到歌里去，所以唱出来就没有‘味道’。你懂吗？民歌是很讲究这个‘味道’的。例如‘领导的主意高’这句唱词，是歌颂党的，一个不把自己的命运与党连在一起的人，怎么会唱出感情来？”说着，郭兰英就唱了起来。沈小筱仔细地听着，她发现老师在唱这句歌词时，唱到“高”字时在后面拐了两道小弯，变成了“XX”，这一下“味道”全出来了。奇妙的“拐弯”！小筱反复地品味着……郭兰英对学生继续考核着：“姑娘，唱歌可不是件轻松的事，要坚持练功，要流好多汗水的！”“我不怕！”“说具体点，咋个不怕？”“我足在台北长大的，那里经常发生地震，地震时，把我从床上撂到地下，我爬起来又上床睡觉，照样打呼噜。真的！”“哈哈……”郭兰英被逗乐了！“领导高××的主意！”怎么？这歌声从北海公园里传了出来，“弯儿”拐得很有味。原来，小筱自从那天拜师学艺后，每天清晨四点起床，跟着郭兰英在公园练嗓子。小筱毕竟年幼，贪睡，有时练着练着就靠在栏杆上打起瞌睡来了。郭兰英便笑着拧一下她的耳朵，说：“姑娘，醒醒！”喊着，又一阵大笑，将那瞌睡虫吓得无踪无影。“小筱，来，跟我念一段山西梆子《三娘教子》里的道白，这对一个独唱演员来说，是非常必要的。”说着，她便有板有眼地道了起来，她吐字清晰，道白有力，真象是从钢板上蹦出来的爆豆一般：“你奴才今天不读书的一日，为娘心伤……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沈小筱跟着郭兰英念，开始，字不成句，句不见力。三四遍过后，那梆子味就出来了。喜得郭兰英脸上浮出了笑容。她真喜欢这个有钻劲、迷劲、闯劲的小徒弟。沈小筱的闯劲是从台湾海峡的风浪里带来的……海峡里的礁石，还记得那个叫人心碎的故事吧！朦朦弯月，似天边船，又似眉下眼，浮在海上，大海泛出一片片粼粼波光。起风了，平静的大海掀起层层浪花，每朵浪花都凝结着企盼、思念。风浪中，船颠颠簸簸地行进着。外面黑洞洞的啥也看不见，仿佛有无数个张牙舞爪的魔影在浪尖上跳窜。风浪扑卷起的水星不时地从没有遮挡的窗孔飞进来，使乘客感到一阵阵揪心的惧怕。沈小筱的心里象爬进了刺猬一样不安宁，她头昏，胸闷，想呕吐，又吐不出来。唉，这个用高价买来的劣等船上的三等舱！多花几个钱当时觉得心疼，可是哪里晓得这洋罪太难受。好在只要一夜就可以到香港了，然后便能回到祖国去——从上船耶一刻起她就这么想着。然而，这一夜为什么这么长？盼望有时比失望还能熬煎人！这艘名为“飞轮号”的破船，已经在海峡里行驶了半夜了。外而依旧黑洞洞的，苍茫一片。从哗哗的声音中，可以推知浪起波涌的那个可怕世界！没有料到的事情发生，当夜幕从海面上退尽以后，小筱睁眼看，船仍旧停在基隆港湾……她，妈妈，还有年幼的弟弟、妹妹，全都傻愣了。会是真的吗？他们明明是颠颠簸簸地折腾了一夜啊！昨晚，他们乘船正要从基隆港启程时，一伙警察突然将父亲扣住了：“沈先生，你去香港的手续没办妥。”就这样，他被押走。一家人用泪眼目送着父亲远去的身影……他们挥泪和台北告别了！父亲沈炳铨原在江南某地做地下工作。后来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祖国解放前夕。他携家带口到了台湾。国民党的腐败专横使他难忍，祖国解放的炮声振撼他的灵魂。他几经周折，好不容易办妥了取道香港然后回国的手续，谁知被特务盯上了。他们是绝对不会让任何一个具有爱国心的人，从自己的眼皮底下走出去的。更使人纳闷的是：船在摇晃了一夜之后，为什么又回到了原地？此刻，船无声息地停在港湾里。母亲让小筱去打探消息。原来，“飞轮号”中途遇难。半夜里又返航到基隆港。所有这些——天灾人祸，都没有动摇他们回祖国的信念。那信念是钉在钢板上的铆钉呵！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使晚，沈小筱和母亲在朋友们的资助下，买了船票，又搭上了一艘破船。还是那么颠簸，她仍然很疲累，恶心……但是，她顾不得这些了，只希望快到香港。不过，船越是靠近香港，她对台湾的留恋之心也就越重。她太思念爸爸了，他老人家还被软禁在台湾，孤零零一个人怎么生活？小筱站在甲板上，不时地朝后望着。远处，那一点点闪烁的灯光也被夜色渐渐地吞没了，只留下海浪，涛声……有人揪痛了她的心！“何日君再来？……”歌声？从哪儿传来，又遥远又亲近……小筱将目光从远处收回来。船上有人摆弄电唱机，那歌声唱得凄凄惨惨。船行一夜，在澳门靠了岸，船主临时决定，不去香港了。真是料想不到的麻烦。咋办？他们下了船，母亲手牵3个羊羔似的儿女，站在岸边，发愁地张望着，何处有路走？一阵哗啦哗啦的划水声，由远而近。看清了，是一只小船，黑暗中，船上走下来八个壮壮实实的男子汉，他们停在这弱女孤母面前，询问他们的去向。母亲用疑惑的眼光看着来人，不敢抬头，也不敢答话。“老嫂子，有什么难处告诉我们吧！”一个年纪大点的人这样问，声音是恳切的。他浑身湿淋淋地滴着水珠。“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母亲在一阵沉默后，终于抬起头，打量着这伙陌生人。“打渔人家！愿给你们帮忙。”不需再怀疑，他们那亲切而温和的态度，那简单而破旧的衣衫，一下子把双方之间的距离拉近了。母亲坦率地告诉渔民：澳门无亲无友，香港才是她和儿女们的落脚地。“老嫂子，这里不宜久留，你和孩子们就乘坐我们的小船渡过去吧！”说着，八个人一齐动手，将母亲和孩子们手中的大包、小包，箱子，装到了船上。只能偷渡。黑漆漆的夜幕笼罩着海面，只听浆板划水的哗啦声。由近而远……船顺利到了香港。母亲感激得热泪两行。当她问起八个善良的渔民姓甚名谁时，他们回答：“打渔人，不值得留名。你和孩子们快点逃生要紧。”小渔船顺着来路又走了。小筱立在岸上望着远去的帆影，辛酸和甘甜在心强交替涌起。她再一次想起了爸爸，在心里默默地向他老人家报安：你一定在台北牵挂着我们吧！我们遇到了好人，多好的渔民怕伯啊！沈小筱和母亲在香港暂且棲身。不久，父亲也到了香港。1951年初，历尽艰险的沈炳铨终于带着一家人向祖国的怀抱扑来。受磨难的孩子早当家，刚刚10岁的小筱就已经成熟得象个小大人了，在通过海关时，她象小哨兵一样护卫着父母，弟弟、妹妹。那些英国的警察们简直象疯子一样，向这些长途跋涉归国的游子们进行勒索、抢劫。小妹妹的衣物被抢走了，弟弟的木雕、瓷器等小玩艺儿也被抢走了。贪婪者是不会满足的，他们又来抢父亲的派克钢笔，持枪威胁父亲。蓦地，一个身影挡住了枪口。是小筱。“爸爸，你走！看哪一个敢抢人？”她伸开双臂忽闪了几下。多么神气！警察愣住了。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如此不怕死的小姑娘，竟敢用身子堵住枪口？等他们清醒过来时，这家人已经走过去了。小筱呢，正一蹦一跳地跃着。警察望着她，气得胸口疼！老远，沈小筱就看见有一片红霞在抖动。近了，魁五星红旗，再近了，是解放军，军帽上也是五角星！风雨终于疲倦了，云缝里射出了点点阳光，眼前的天地也显得宽阔了。爸爸、妈妈、弟弟、妹妹，还有她，一家人都乐得蹦跳起来了！他们都望着红旗哭了！小筱似乎比别人哭得更伤心！懂事的孩子啊，心里有多少委屈……生活中一点波折，不会把她绊倒。她心里装着明天的歌。生活的窗口里，难免有时会飘来渺茫不定的梦。但是，更多的时候还是彩色的诗。1956年，对沈小筱来说是个难忘的岁月。这年，由郭兰英推荐，她考上了中国歌剧舞剧院。她是这个剧院、也是全北京市第一个从台湾回来的独唱演员。她的歌声对人们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记得她第一次在首都亮相时，那在宝岛上培植起来的、又在祖国大陆上经过进一步训练的独特唱法，给首都古老的剧场带来了新的色彩。掌声，经久不息的掌声，几乎把剧场都抬起来了！从此，首都观众都知道中国歌剧舞剧院有个从台湾回来的独唱演员沈小筱。每次演出，不听听她那带着浓重的台湾韵味的歌声，观众的心里就觉得少了点什么。沈小筱就这样慢慢地出了名。她的歌声从北京飘出，飘到了祖国各地……一次，歌剧舞剧院要组织一批演员到西藏去演出。当然是挑了又选，选了又挑。但是，没有沈小筱。领导自有领导的考虑，沈小筱不知道；但沈小筱也会有自己的想法，有时领导也不一定知道。她憋在心里的话按捺不住了，找到领导，说：“我要去西藏！”口气里带着一种挑战，大有一种不管怎么说我也要去的劲头。领导望着这个文文弱弱，然而却显得很倔强的演员，一下子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过去被人说成是“生物禁区”的西藏，现在虽然条件大有改善，但是远远不能与北京，上海比。有些人别说主动要求去那里，就是摊派到他头上，还想躲开呢！这个沈小筱为什么拍着胸脯要上西藏？她说：“我要站在世界屋脊上，为藏族同胞歌唱。我不愿意把自己的歌声关在大城市的小屋里。”“可是，那里是非常艰苦的，连氧气都是定量供出，你想到过这些吗？”领导说。“当然想过。也许正因为那里很艰苦，我才要去锻炼，要去唱歌！”她的愿望实现了，她是院里批准这次去西藏的最后一名演员。乐得她眉头展翅飞，甜得她脸儿月样圆。还有三天就要出发了，她紧张地做着进藏的准备工作：学习藏语，熟悉西藏的风土人情，学唱藏族民歌……那些天，在她家那座50年代留下的简易木板小楼上，从早到晚激荡着邻居们谁也听不懂的学习藏语声。“小筱怎么啦？是要出国了吧，在学外语？”有人悄悄地猜测着。“她不是很擅长用地方话唱歌吗？准是又在搞什么新点子了！”另一个邻居纠正说。正是在人们的这种惊疑、猜测中，她学会了进藏演出中必用的一般藏语，学会了一支又一支藏族民歌。仅三天时间，她收获颇丰！5月的拉萨，风和日丽，一场细雨，把日光城洗得遍地碧绿，好象一个刚刚梳妆过的俊姑娘。中国歌剧舞剧院小分队，举行进藏后的第一场演出，沈小筱用藏语唱出了她对藏族同胞的祝愿：阳光普照着水草丰盛的西藏，藏族人民在幸福地生活。我带着心中美好的歌儿，从遥远的北京来到了边疆……在西藏演出了1个多月，沈小筱不仅把自己的歌声留在了世界屋脊上，也把藏胞那朴实的情感装进了自己的心中。她结识了好多群众和演员，和他们谈工作谈生活，交流了思想，增进了友谊。临别前，《西藏日报》发表了她的一篇文章：《藏汉情谊深似海》。是的，这里是一片海。歌的海！情的海！花的海！沈小筱浑身沾着西藏高原上的雪花回到了北京。不！她又到了福建。那是郭兰英带队，为福建军民演出。70天中他们演了88场。小筱用的是闽南话演唱，一下子就轰动了。观众们很快就知道她是从台湾回来的歌星，听她唱歌，格外亲切！海峡那边就是宝岛，那边的人民一定也听到了她的歌声吧！在福建的每天夜里，小筱常常望着天上弯弯的月儿，把海峡对岸的同胞思念。月牙儿象一艘寂寞的舢板，是谁把它泊在遥远的天边？当时，她怀着6个月的身孕。不过，她没有公布这个秘密，就连郭兰英老师也被她骗了。同志们认为她发胖了，有人开玩笑说：“小筱，你发福了！”她一笑：“那当然，天天都是大米白面的，能不胖吗？”她照样唱，照样跳。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每次演出下来，她总觉得心里怪难受，呕吐。只是她用手把呕吐物攥住了，不让别人发现，粗心的伙伴竟然被她乐观的情绪，泼辣的劲头所蒙蔽，都没有发现这一切。冬天，小筱回到了北京。很快，她就生了个女孩。那是一个多么喜人的胖姑娘啊！小筱觉得生活的窗口里又多了一片色彩。刚一满月，她就上班了。一边工作一边带孩子，真够她累的了。这孩子简直成了她的半条命，形影相随，一刻也离不了。孩子长到1岁零8个月时，突然得了病，消化不良，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可小筱这个妈妈呢，真有她的，除了演出，竟没有时间给孩子看病。再说，她有个侥幸心理：过几天就会好的。谁能没有个头痛脑热的时候！问题偏偏就出在这个“侥幸”上。孩子的病不但不见好转，还在一天天恶化。那天，她觉得再也不能耽误了，就没去上班，与爱人商量好，一起带孩子上医院看病。谁料，头天夜里爱人临时决定要参加一个紧急会议。她一想，这也是大事，便放他走了。结果，孩子误了诊，等她好不容易把孩子抱到医院时，孩子已经不行了。她霎时觉得身上的肉好象被人剜去了一块。可是，一切都晚了！她这个当妈妈的啊，称职么？她后悔极了！难道生活中除了演出外，就没有别的内容了吗？女儿得病这么多天，自己为什么就没有拿出一点时间带孩子上一趟医院呢？在最初失去孩子的日子里，沈小筱感到好象有人揪她的心一样难受。那是一个多么逗人喜欢的胖姑娘啊！但是，她毕竟没有让巨大的痛苦压倒。这个从海浪里闯过来的沈小筱，是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强人！她不会被生活道路上的一点波折绊倒的！出人意料的事又出现了：就在失去孩子后100天，她又出现在舞台上——在太原演出，唱的是山西梆子，棒极了！接着，她又到了河南。北戴河……沈小筱，日夜不停地奔波着。哪里是她的终点？小星星，你为什么不回答她的问话？改词。又改词了！沈小筱一进歌剧舞剧院的门，就听见了有人在唱《我的家乡沂蒙山》。这歌儿她很爱唱，是王昆老师教给她的。那歌词多么美；我的那家乡沂蒙山，高高的山峰入云端，泉水流不尽，松柏青万年，梯田层层绿呀水库银光闪……当初，她从王昆老师那里学这支歌儿时，就被歌词描绘的丰收，美景陶醉了。所以，她唱这支歌儿特别有感情。可是，现在呢，真怪？这歌儿怎么被人唱得变味儿了？歌词全改了。什么“红旗飘扬”呀，“红心向党”呀……哪儿还有王昆老师教唱的那韵味？为什么要把好端端的词儿改掉呢？那年月，不知从哪里卷来这么一股风，给一些流行很广的歌曲填“新词”。据说，各地都有那么几个作者，专门从事这种“创作”。以后的事情就发生得更离奇、更突然了。那天，小筱到王昆老师家里去学唱歌，唱的就是这支《我的家乡沂蒙山》，她很快就学会了。其间来了几个人，把王昆叫出去了一会儿。她回来脸色就变得忧郁了，告诉小筱，以后别学这支歌儿了。她没讲为什么。沈小筱从来不愿去想那些自己主观改变不了的不愉快的事。她仍然坚持到王昆家里去学歌。王昆老师显然有心事了，常常走神。沈小筱几次欲问又止，怕更增加老师的不快。生活中总不会每时每刻都是笑声，一切都会很快过去的。小筱这样想着。不，她想得太天真了。没出几天，一声闷雷击顶：王昆“靠边”了。不准她出门走动，只允许她从宿舍到办公室之间进行“两点一线”的活动。她的任务是反省、交待问题。沈小筱心里很难受，多好的一位老师啊，行人为什么与她过不去？小筱觉得自己不能在这时候离开老师。老师心头一定很寂寞，她要陪着她，给她唱歌，和她聊天。小筱还是象过去一样找到王昆家里去学歌。每次她都是挤公共汽车来的，那些红卫兵们浑身仿佛都是腱子肉，挤得小筱一身的筋骨都要酥了。使她感到奇怪的是，王昆这时候反倒很镇静了，依然象当初那样热情地接待她，让座、倒茶，好象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沈小筱却多了个心眼，怕找王昆多了，给老师带来麻烦，一次，她终于忍不住地说出了这样的话：“老师，是不是以后我就不来找您学歌了，免得有人说您闲话。”“不，你还来！唱歌会有罪吗？”王昆说着拍拍小筱的肩头，“你再唱唱《我的家乡沂蒙山》，我很久没唱，很想听听。再说，我还要看看你练得怎么样！”沈小筱听了这话，党得好为难。可以看得出，关于改歌词的事，王昆并不知道。王昆催着：“唱呀，就按我交给你的样儿唱！”按教的样儿唱……小筱似乎明向了什么，她立即唱了起来。自然，她不会唱改过的词。但是，她没有唱好。跑调、忘词……王昆说：“你唱得糟极了，字没咬准，运气也不足。”她是第一次这样严厉地批评自己的学生。可是，她哪里知道小筱今天的心情啊！接着，王昆便给小筱作示范演唱。她唱得认真极了，就象她过去在舞台上唱这支歌儿一样富有感情。一片冻结的世界里，流来了一股春水……王昆的问题越来越升级了。这些，沈小筱都非常清楚，她不管这些，照样找王昆去学歌。王昆呢？决不让小筱失望，她耐心而热情地教小筱唱歌，使这个渴望得到真、善，美的年轻人，每次都充充实实地从自己身边离去。生活继续失去着色彩，失去着平衡。沈小筱感到十分烦燥，甚至连吃饭。睡觉时都很难平静。为什么自己所爱戴的人，一个一个地在一夜间都变成了“黑帮”、“罪人”？王昆被拘留起来了。是江青点的名，她说：“王昆这个人很坏”，“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他们对王昆隔离后，所进行的审讯很特别，是“屏风审讯”：用一屏风隔在屋子中间，王昆在屏风这边，“造反派”在屏风那边抽打王昆的孩子。孩子受不了啊，一声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声……鞭子（也许是别的什么东西吧！）抽在王昆的心上。也抽在了沈小筱的心上！她彻夜难眠，隔窗望着天上的星星：“星星呀，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在这块圣洁的土地上，一下子出现了这么多龌龊的东西？”星星不语。只是眨着那似睡非睡的眼睛……沈小筱在心里默默地唱着王昆教给她的歌；我的家乡沂蒙山，高高的山峰入云端，泉水流不尽，松柏青万年……生活本身就是个大舞台1982年盛夏的一天傍晚，沈小筱站在北京工人体育馆门前，不住地张望。今晚这里有某市歌舞团的演出，观看节目的人成群结队地从她边走过。可是，她只是站在原地焦急地张望，不进演出大厅。等人吗？不是。她是在“捞鱼”呢！等候有没有人来退票。某市歌舞团来京演了几场，上座率很高，据说有些节目是带“爆炸性”的。小筱的心动了，便临时决定来观摩学习。没有票怎么办？碰碰运气吧！或许有人送票上手。谢天谢地，快开演了，有个人好象是专门为了照顾小筱似的，退票来了。小筱付了钱，拿上票一溜烟地跑进了演出大厅。是最后一排。又高又远，居高临下，剧场的整个座位尽收眼底。可就是看不大清演员们的动作，表情。不过，听音乐还可以。一个独唱演员在掌声中返场了。当报幕员刚报了《黑名单上的人》以后，垒场立即就轰动了，口哨、狂叫、再加上跺脚、巴掌声，简直象一锅煮沸了的粥。沈小筱旁边的一位蓬头垢面的小青年，是这“大合唱”中的最活跃分子。他坐着喊了一会儿还不解渴，又站起来，口哨、巴掌同时启动，为演员助兴。沈小筱无法知道全场究竟有多少这样的活跃分子，反正她觉得自己的耳膜都被吼叫声震得鼓起来了。台上的演员唱了些什么，她一个字也听不见了。没有人出来维持秩序，也无法维持啊！等人群的骚动稍稍平静下来后，沈小筱问那位小青年：“你们这样乱起哄，还能听见唱歌吗？”“师傅，上这儿来的有几个人懂得音乐呀？花几个钱买个乐，够了！”他说着又打了个口哨，全然是一付精通世道、玩世不恭的模样。沈小筱心想：买个乐？这当然比那些打架、赌博、喝酒的行为要强几分了。可是，光乐一下就达到目的了吗？乐，有各种各样的乐法。有的乐可以把人们引向高尚的境界，也有的乐能把人拽入无底的深渊。当然，《黑名单上的人》并非坏歌曲。可是，除此之外，还能演出些其他什么内容的节日呢？沈小筱的心情很不平静，想了许多，许多。竟然连下面还演了些什么节目，都没有注意。演出结束了。小筱迈着沉重的脚步回到了家里。爱人和几个孩子都已入睡，她心事重重。没有睡意，她想柏更多的不是去谴责什么人，而是自己肩上的责任。一个人民的演员应该给观众送去什么样的精神食粮呢？“剧场的气氛需要净化！每个演员，每个观众都有责任。”这天夜里，她躺在床上反复这么想着。一个演员对人民的责任，既表现在舞台上的演出，又反映在走下舞台以后的行动中。生活本来就是一个大舞台，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扮演着角色，不是正面的，就是反面的。这天，沈小筱刚一下班，有人就跟脚而来，找她。什么事？那么急匆匆的。“东城区工人俱乐部想请你帮个忙，给她们准备参加北京市职工业余文艺会演的同志当辅导员。”“行呀！”她把手中的提兜挂在衣架上，很爽快地应承了下来。“不过，你得辛苦辛苦，离会演的日期不到一个月了，要加班干的！”“没问题！”她还是满口答应。大山压来，她也不会低头。她，就是这种脾气。凡是认准应该干的事情，就痛痛快快地去干。犹犹豫豫，吞吞吐吐这些词句在沈小筱的字典上查不出来。工人俱乐部让她辅导四联理发店和艺虹照相馆的业余歌手，说是辅导，其实他们连要唱的歌曲还没有呢！没关系，小筱把创作和教唱全“承包”了。她深入到理发工人中间去观察体验生活，很快就写出了歌词。听，够气派吧：我们的行业人人夸，男女老少离不开它。欢迎你到四联来，欢迎大家来理发。满面春风迎顾客，我为大家巧打扮……词写好了，她再给谱上曲。这是一支节奏轻快、韵律宏亮的歌曲，唱起来充满快乐感、自豪感！那一段日子，沈小筱把全部业余时间奉献给了“四联”和“艺虹”了。从剧院一下班，她就气喘吁吁地直奔理发店，或者照相馆。直到把这些业余歌手送上会演的舞台，她才有机会松了口气！小筱当了一个月的辅导员，一分钱的谢酬也没有要。东城区工人俱乐部几次给她送钱和纪念品，都被她双手推掉了。她说，这是我自己应该干的工作，你们再这样见外，就不好了嘛！她辅导的几个歌手都得了表演奖，她的创作也得了奖。她把奖金用来买了些糖果，分给了大家。让大家都在心里甜一甜，比一个人独吞要好得多。她和足球教练有个共同的课目：讨论问题……小木楼前，沈小筱正在清洗、整理着雪里蕻，准备冬菜。此刻，她的这幅形象在舞台上是绝对见不到的：衣袖卷着，裤腿高挽。平常人们看到的那双高跟皮鞋，也脱掉了，打着赤脚，白嫩的腿上溅若点点的泥浆。她摘菜、洗菜、切菜的动作很利索。转眼功夫，一堆堆雪里蕻就被她整治得有条不紊地放在门前了。旁边，两个陌生人正在交头接耳地嘀咕着：“这不是昨晚在联欢会上独唱的那个演员吗？她已会儿唱日本歌曲，一会儿唱阿拉伯歌曲，一会儿又用闽南话唱福建民歌，好象没有她不会的歌儿！”“对啦！是她。她叫沈小筱，是中国歌剧舞剧院的独唱演员，早先从台湾回来的。”“噢！台湾？看不出来。原来这些有名气的演员也有打着赤脚做冬菜的时候。”“那怎么的！只要她长着一张会吃饭的嘴就得干活。光唱不会干活的人，下了舞台谁养得起呀？”这就是沈小筱回到家里的形象。这时候她多么象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主妇。也许正因为她这么朴实、勤快，所以她的邻居们都挺喜欢她，有事没事都愿和她拉呱。其实，人们看到的只是一个方面。沈小筱刚到家并不全都扮演家庭主妇的角色。她把事业的触角也伸进了家庭之中。她和她的丈夫老陈——国家足球队的教练，有一个共同的课目：讨论问题。她的唱歌问题，他的足球问题。难怪老陈领导的足球队队员们说，沈大嫂是我们的半个教练呢！听，在这个寂静而甜蜜的夜晚，小筱和丈夫又争论起来了。不是为了她的演唱，而是为了爱人的足球。“你们足球队在这次出国比赛中打了人？”她问，嗓门挺高的。“有这么回事。当时在场的领队犯了错误，已经给了处分。”老陈如实回答。“我不是要你谈别人如何如何，而是问你自己有什么责任。”老陈没有说什么。当时那场球他不担任主教练，出了问题有别人承担。再说问题已经处理了，他不愿意回忆那些令人不愉快的事。谈话中断了片刻后，沈小筱又开了腔：“足球队是一个集体，教训要大家共同总结吸取。你是教练之一，队员打了人，说明你平时对他们教育不够，要求不严。”这话说得有理，老陈也一直是这么想的。所以事情发生后，他很痛心。夜深了。他们的话语还在继续着。疲劳、困倦被争论的心劲挤跑了。也许他们就是这么认为的：夫妻问就应该经常为事业这么辩论和相互促进。这样，夜里才能做个花好月圆的甜梦，白天才能精神豪爽地去上班。当然，他们的这种争论是绝对友好的，它的结局也总是甜蜜的。看，又来了！大概都怪小筱的手伸得太长了，她是半拉教练，总是要管足球队的事——年初，在天津举行国际足球长城杯比赛，国家足球2队没有争上前8名，沈小筱为此鸣不平。比赛的日子里，她天天都准时看电视实况转播，那天，当她看到2队的小伙子们踢进了一个球，本来是好球，裁判却给吹成了犯规。当时，不仅场内的观众哗然了，坐在电视机前的观众也吵吵嚷嚷地轰动了。象话吗？这裁判太不公平了。可是，小筱看到银屏上的老陈坐在一边没有任何表示。把个小筱气得直叹息。“唉！这个没出息的老陈，倒是说话啊！”今天，比赛结束了，老陈回到了北京。小筱一见面就问：“你那样做是不对的，我看你八成没有正确吸取上次的教训！裁判如果有明显的误判，你可以服从，但必须提出意见。”老陈不吭声。他又输了。事情到此，并未了结。几日后，沈小筱特地跑到足球队去看老陈——其实那是打着个晃子而已，她真正要看的是足球队的小伙子们。她走进练球的屋里，大家就把“教练夫人”围了个密不透风，问这问那。小筱呢，今日登门当然不是来唱歌的，她张口就说起了足球：“我从电视上看出来了，咱们2队的小伙子们进步很快，很有出息，大有潜力可挖。会很快把足球突上去的！”她真内行，也会说话，不愧是教练的夫人！“你们不要怕强手，要敢和强手交锋。只有不怕强手，自己才有可能成为强手。朱建华不怕高，他不是跳得挺高吗？女排的姑娘们不怕失败，不是连连得胜吗？我呢，唱歌时就不怯台，不是赢得了我的观众吗？当然，我唱的并不好。”说到这儿，她笑了。“还有，你们不要急于找对象，这种事用不着急，特别对一个运动员来说，急了，对事业和自己都没有好处。瞧你们教练，老老实实的，见了女同志就脸红。现在不是也有家了吗？一个很幸福的家庭！”队员们笑了，一边笑一边热烈鼓掌。他们祝贺自己的教练有这样一个好妻子！这次国际足球长城杯比赛，2队的同志们本来有些泄气，一个国家队，连前8名都没挂上，还不如一些省队，今后这脸往哪搁呀！现在，经“教练夫人”这一鼓动，把大家的心火又给燃起来了！事情就这么怪，有的时候，正儿八经开会训话都达不到的效果，在说说笑笑中却得到了，而且效果蛮好。可以设想，如果这次沈小筱来给队员们唱歌，哪怕是最拿手的歌儿，也得砸锅。谁有心思听呢！这个了不起的“教练夫人”啊！细心的沈小筱有个统计：她和老陈一年在一起生活的时间，远远不如分离的时间长。他们长期来是过着近在咫尺的“两地生活”。老陈是个“满天飞”，今日塞外，明日江南，到处留下了他和他的足球队的足迹。这不，今天他又要走了。他是到武汉去参加比赛的。小筱连进行的时间都没有，剧院的工作太忙，早上上班时她只对他叮咛了几件事就走了。人是走了，心没离开。他们定期有信件往来。这信件是感情的使者，把双方的欢乐带给对方享受，又把双方的忧郁捎给对方同当。这天，小筱接到了老陈一封信，信中谈到了他对有的教练的一些做法不同意，一二三四地罗列了一长溜。他觉得这样下去，不利于队员的技术提高。但他又不好意思提出来，只有在信上给小筱“诉诉苦”。小筱看罢信，沉思起来。她想，这个老陈也太老实了，心里有了想不通的问题，光给我诉苦有啥用，她思前想后，琢磨出了个好办法，把老陈的这封信做了一番“泡制加工”，剪去开头那句亲密的称呼，又装进另一个信皮里，转寄给了国家体委训练局。让有关的领导和同志看一看，了解了解情况，也许会有好处的。当然，很可能人家收信人就不理解小筱这番良苦用心，将信往案头一放，看都不看一下，很快就被那些公文给压得沉入海底了。甚至还会有人这么想：你怎么揽这么多事？一个唱歌的演员！这些，沈小筱就管不着了。她只知道自己的良心没有受谴责……1987.11改于望柳庄3.爱情的波涛
阳关古道上，漠风聚起，流沙飞扬，天地混沌一片。年轻的美术工作者贝洁，犹如一叶孤舟，在无边的沙原上跋涉，留在她身后的两行脚印，立即被大风卷得干干净净。风沙撕扯着她，吞没了她……与贝洁志同道合的伴侣沙翔，紧追着她，天地间不时地响起他痛苦的呼叫；“贝——洁——”……这就是总政歌剧团在首都演出的五场歌剧《大野芳菲》中的一场戏。它叙述了画家沙翔和贝洁夫妇在沙漠石窟里一段悲欢离合的故事。扮演贝洁的演员那精彩的表演紧紧地抓住了观众的心。这个演员便是“歌坛新秀”王静。一年前，王静在首都的“新秀音乐会”上崭露头角，受到大家的喝彩。接着，她又在“红五月歌颂祖国音乐舞蹈晚会”上，以成功的演出博得了人们的好评。《大野芳菲》在继续演出。栩栩如生的彩塑，飘飘欲仙的含笑仙女……剧场外，首都的夜，月色溶溶，凉风嗖嗖。此刻，在地球的另一面，美国，正是清晨，一个精悍的中国青年，走在郊野的小路上，提着小提琴，边走边沉思。他的心啊，也飞到了北京的剧场，仿佛看到了风沙中的女画家。他也跟着音乐的节奏轻轻地喊着：“贝——洁——”他，叫朱培。是王静的爱人。有个人长得跟你象极了！1977年夏天，王静结识了一位女同行，名叫李玲芝。两人关系密切，无话不说。一天，她俩又碰到了一起，玲芝忽然一把抓住王静的手。歪着个脑袋，左瞧右看，上下打量。王静感到莫名其妙，笑骂到：“死鬼，跟哪个小伙子学的坏毛病，这样看人，把人都看得不好意思了！”玲芝“噗哧”一笑，说：“有个人长得跟你象极了。简直象一个笼里蒸出来的！”“是吗？”王静不在意地反问一句。“真的，你们俩要是站在一起，谁都会认为是兄妹俩。”“哦，他是个男同志。”王静的心弦不由得一颤。不过，她并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就象投石于水面上，虽激起了一道道波纹，但很快就消失了。象就让他象去吧，世界之大，什么奇事都会有。谁知，玲芝对这件事特别好奇，抓住不放，一个劲地说：“天底下，除了一母同胞，除了兄弟姐妹，象你和他长得这么相象还真难碰到哩！”经她这么一说，王静的好奇心也上来了。不过，她还是将信将疑地对玲芝说：“我就不相信，他会长得那么象我。”“不信，哪天我带你去看看，我跟他很熟。”事情就这么定下了。几天后，玲芝牵线，王静和他相见。他叫朱培，是中央乐团小提琴手。两人一见面，互相瞧瞧，几乎是同时“哈哈”大笑。“真不容易，世界上还有如此象我的人。”朱培握着王静的手感叹着。王静红着脸光笑。让她能说什么呢？这回也算败给玲芝这个死丫头了。说来真怪，这两个陌路人一见如故，坐在一起毫无顾忌地谈开了。把引见的玲芝竟给“晾”在了一边。朱培是拉小提琴的，在业务上是个尖子，也劈头就问王静：“你爱听交响乐吗？”“爱听，就是有时听不太懂。”王静还有点拘谨，小声回答。“不要紧，只要有兴趣，就能学会。”这话说得中听，王静直点头。他俩谈得很投机，自然是朱培唱主角。他从中外音乐大师讲到了怎样理解小提琴协奏曲：从贝多芬作曲的特点讲到了怎样欣赏交响乐……王静感到这个小伙子肚里真有“货”，懂那么多东西。他讲的那些事本来就很新鲜，再经他绘声绘色地表达，就更动听了。他们不知不觉聊了一个下午，几乎全是朱培讲，王静听。如粜是听这么长的报告，也许她早就打瞌睡了，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