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邢春如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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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名家(上)试读：
前言
艺术的诞生与发展，是人类勤劳与智慧的结晶。艺术已成为人类社会一项重要的文化构成，艺术素养也已成为人类精神境界的重要内涵。在璀璨的艺术星空中，那些有经典性的代表作品，不但是艺术家本身的才华表现，也蕴涵着时代、社会、民族的兴衰成败，揭示着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轨迹。源远流长的中国艺术殿堂是多姿多彩的：精美的原始彩陶、辉煌的商周青铜器、神圣的历代宗教壁画、博大精深地雕刻以及美轮美奂的音乐、戏剧，无不体现着中国艺术的无穷魅力。在这里，既有审美的欣赏，更有历史的认知与启示。《中国艺术史话》以精炼、浅显的语言与精美的艺术图片共同阐述人类源远流长的艺术发展历程，全方位展示了我国各种艺术的精华，多角度介绍了中国艺术的发展脉络。《中国艺术史话》虽然不是我国出版艺术类百科全书的第一部，但却是目前国内内容最全、规模最大的一部。全书文字量达300万之巨，收录图片3000余幅。按照分卷内容编排，有绘画、书法、建筑、雕塑、音乐、舞蹈、文学、戏剧、影视、工艺美术、民间艺术、艺术品收藏等24卷。可以说，这部百科全书是我国出版界又一次大胆而成功的尝试。
马克思曾经说过：“如果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你本身就必须是一个具有艺术修养的人。”一个富于艺术修养的人，他的精神生活一定比别人丰盈和充满活力，他永远不会真正寂寞，因为他是汇聚着人类的全部尊严和骄傲活着。一个又艺术修养的人，不论他担任什么工作，总会比其他人更能体谅人、更仁慈、更幽默，更易展现个性，更潇洒从容。历史上许多政治家、军事家、企业家能以他们的辉煌业绩产生广泛的影响力和巨大的震慑力，他们身上最具魅力的地方，往往是那一份艺术素质。
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过：“历史使人明智。”历史的经验是前人巨大的代价才总结出来的。历史经验包含着发人深思的哲理。要深刻地了解现实，理智地面对将来，就应当自觉地回顾历史。现代人只有了解历史，才能感受历史启迪现实的无穷魅力。惟有从历史经验这里感知杂乱纷纭的现实，才能体会历史智慧的美感与简洁感。
艺术史当然也概莫能外，这种由历史引发的智慧、魅力与美感，对丰富一个人的生命内涵，提升一个人的素质，是非常重要的。只有了解了中国艺术的历史，才能提高一个人的艺术修养与人文素质，进而树立民族自信心，确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才能以他们的不断传承和新的创造，继续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在共同的血脉上发展起来的13亿中国人和5000万在世界各地的华人，都应有这样的共识，都应当承担这样的责任。《中国艺术史话》把传统的艺术教育和未来的展望，有机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引导当代中国人顺应悠久古老的中华文明融入世界发展的现代潮流。
因本书规模较大，编写时间仓促，书中难免存在错误，敬请广大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正。本书编委会2007年5月一、秦汉六朝书法家李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加强中央集权，秦始皇和大臣制定“车同轨”、“行同伦”、“书同文”的三同政策。所谓“书同文”，就是统一全国文字字体。战国时各地“文字异形、言语异声”，秦始皇认识到这种局面不利于自己的统治，于是大力改革文字，力图以秦国文字为标准，下令让丞相李斯将秦国地区原来通行的以籀文为基础的文字体系如石鼓文、诅楚文等加以简化或李斯像保留，制定了后来被称为“小篆”的官方使用的统一标准文字“秦篆”。
从整体上来说，秦文化是在继承、发扬周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春秋后期的《秦公钟》、《秦公簋》，在文字的结构和风格上都具有明显的西周晚期的痕迹。发展到战国时期的籀文体系，字形、偏旁等开始定型。政治上的强制手段只是加快了大篆向小篆转变的进程。
李斯的作品《仓颉篇》、赵高的作品《爰历篇》和胡母敬的作品《博学篇》对当时统一文字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现在这三部作品早已不复存在，对于真实的秦篆，我们今天只能从李斯书写的《泰山刻石》和《琅琊台刻石》的残迹中揣摩到。
李斯（？～前208），字通古，楚上蔡（今河南上蔡）人。他是苟卿的学生，发迹于秦国，历任客卿、廷尉，秦始皇建立秦王朝后，被委以丞相重任。后来遭赵高诬陷，在咸阳被腰斩。晋卫恒《四体书势》说：“秦时李斯号为工篆，诸山及铜人铭皆斯书。”
李斯除刻有《泰山刻石》与《琅琊台刻石》外，还有多幅作品，但保留下来的其他诸刻都不是他本人原创的。《碣石》为清乾嘉年间重刻而成，《会稽》由元人重刻，这些翻刻的作品已找不到原作的风采，只是徒有其表。《之罘》、《东秦山刻石观》现只见于记录，实物已失。流传最广的只有《峄山刻石》。峄山刻石
相传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登峄山，将此碑推倒。后碑被灭毁。杜甫诗云：“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由此知此碑在唐朝已不存在。
长安、绍兴、浦江、应天、蜀中、邹县等均有峄山翻刻品，其中的精品为郑文宝长安摹本。
前面提到的碑刻最能表现秦篆的特点圆润饱满的线条均匀严整，用这种线条构成的文字字形平正而威严，通篇连牍的此类文字易产生茂密而有气势的效果。从中可以感受到大一统的秦王朝的凛然气概，秦篆成为秦朝官方文字是一种必然趋势。用笔干净利落瘦挺，提笔一点而过，圆融峻整。这种仙人玉箸钗股的笔法写出的字又称为“玉箸篆”。清桂馥说：“小篆于籀文多减，于古文则多增。”与《石鼓文》、《秦公簋》相比，秦刻石较为简单。皇象
三国时期的书法家层出不穷，邯郸淳、卫觊、韦诞、钟繇、皇象等都是当时书界名人。三国时期在书法上造诣最深，对后世的影响最大的书法家要数皇象和钟繇。
皇象，出生年月不详，江苏扬州人，字休明，官至侍中、青州刺史。他对篆隶章草极为精通，世人称为“书圣”。当时人们把他的书法与严武的棋、曹不兴的画等并称为“八绝”。《天发神谶碑》立于吴天玺元年（276），立在江苏江宁岩山，又称为《天玺纪功颂》。碑文是皇象所书，字体非篆体也非隶，下笔基本上呈方棱形状，收笔多作尖形，转折之处时圆时方，字体气势宏伟，显示出作者琅邪台刻石书法创作的另类意境。另有松江本《急就章》及《文武帖》流传于世。正像《述书赋》中所写的那样，广陵之都的皇象字迹朴质古情，人们模仿时很难达到他那种境界。他的字体像龙蠖盘延，苍劲有力。钟繇
钟繇（151～230）是河南长葛人，字元常。汉献帝时举孝廉，曾担任过侍中、尚书仆射，后被封为东亭武侯。魏初迁相，魏明帝时进太傅，后人便称他为“钟太傅”。文武帖宣示表贺捷五月
史书中传说钟繇对当时的三种字体都非常精通，但他最擅长的是楷书。《宣示表》、《贺捷表》、《荐季直表》为后人摹刻，但仍能代表钟书的风貌。《宣示表》是钟繇楷书的代表作。相传晋王导得到《宣示表》后，将《宣示表》缝藏衣带之中带到江南，并将其送给侄子王羲之，羲之又传给王鏽。后来这本书作为陪葬品与王鏽一起被埋入棺内。现在的《宣示表》是王羲之临摹的，起初被刻入《淳化阁帖》，后来又被刻入《大观帖》、《东书堂帖》、《停云馆帖》等。《贺捷表》又叫做《戎路表》，最后一段为“建安廿四年闰月九日南蕃武亭侯臣繇上”，记述蜀国名将关羽被擒杀的整个过程。《宣和书谱》曾说：“楷法今之正书也，钟繇《贺捷表》备尽法度，为正书之祖。”书法从容自如，笔法坚厚有气势。平复帖《荐季直表》是在黄初二年（221）完成的，帖为小楷写成，共有十九行。其“民”字少笔画，也许是唐人拓本。陆行直跋说：“高古纯朴，超妙入神，无晋唐插花美女之态。”袁泰亦称赞：“其点画之间，多有异趣，可谓幽深无际，古雅有余，盖其楷法去古未远，纯是隶体，非若后人妍媚纤巧之态也。”
钟繇书法的艺术特点有三点：一是保留隶书的笔风，体势偏古；二是天然质朴，无刻意勾画之处，浑然天成，是刻意求工的书家无法比拟的；三是字的结构与布局错落有致，章法茂密幽深，除了字体本身流畅俊秀外，字外也有耐人寻味的异趣。
钟繇是汉末魏初的书法大家，对推进隶书向楷书的演变起了极大作用，是此过程中最具影响力的书家之一。陆机（261～303），字土衡，是西晋时吴郡人。陆机的《平复帖》是流传至今的最早真迹，一直被世人当作书法至宝。《平复帖》共9行84字，纸色发暗，用的是秃笔，渴笔之处较多，字体为章草，但没有强调隶书的燕尾波，字形偏长。
明代张丑曾说：“《平复帖》最为奇特，与索幼安（靖）《出师颂》齐名。笔法圆浑，正如太羹玄酒，断非中古人所能下手。”这样的评语与李嗣真“犹带古风”是一个意思。在《宣和书谱》等古籍中。将《平复帖》所用的字体定为章草，应当说是十分准确的，这本帖反映了章草演变为今草的发展方向。《宣和书谱》中称赞陆机擅长章草字体，“骂志儒学，无所不窥，书特余事耳”，并说他用章草字体书写了《平复帖》，用行书字体写《想望帖》。如今《想望帖》已佚失。只有《平复帖》留存于世。米芾的《书史》中记载了它的流传过程，唐末被殷浩、梁秀所藏，宋初先被王溥所藏，后来又落到了李玮手中，最后被藏入宣和内府。《宣和书谱》中记载，明万历年间此帖被韩世能收藏，后来又归于张丑。《清河书画舫》中又记载此帖在清朝的被冯铨收藏，后来又落入梁清标、安岐手中，后又被收藏于乾隆内府，后被乾隆赐给了成亲王王永瑆。民国时它又先后被溥心畲、张伯驹收藏，张氏于1965年将此帖捐赠给故宫博物院。卫瓘（220～291），字伯玉，山西夏县人。卫瓘的章草，在皇象的基础上有所提高，但又比皇象书技高，甚至可以与被称为“草圣”的张芝媲美。他与索靖被当时的人们称为“二妙”，《书断》中如此记载：“时议放手流便过索，而法则不如之。”
卫瓘的《顿首州民帖》，被《淳化阁帖》、《大观帖》先后收录，大约是他留存于世的惟一书迹。此帖字体流畅妍美，但仍保留着章草格局。
卫瓘女儿卫铄字茂漪，时人都称她为卫夫人。她师业于钟繇，王羲之曾拜她为师。《淳化阁帖》中有她的传世楷书墨迹。顿首州民帖索靖（239～303），字幼安，甘肃敦煌人。索靖是大书法家张芝的亲戚，曾历任尚书郎、雁门和酒泉太守，后拜左卫将军，于晋惠帝六年在洛阳保卫战中战死。
索靖对章草、八分极为精通，甚至可与卫罐相媲美。《宣和书谱》对索靖的介绍颇为有趣：“（靖）以章草名动一时，学者宗之。如欧阳洵以翰墨自名，未尝妄许可，路见靖碑，初过而不问，徐视乃得之，至卧碑下，不忍去。”其章草《淳化阁帖》收录有《七月帖》、《月仪帖》、《出师颂》、《急就章》等。王羲之
王羲之（307～365），字逸少，山东临沂人。
王羲之历任秘书郎、征西将军庾亮参军、宁远将军、江州刺史、右军将军、会稽内史等职，人们又称他为王右军和王会稽。
传说王羲之爱鹅，他为山阴道士写《道德经》，山阴道士最后以群鹅送他，还传说他以一百钱为代价为蕺山老姥在扇上题字，等等。
唐太宗李世民推崇王羲之的书法，据说唐太宗收有3600帖王羲之的书法。褚遂良编的《右王羲之像军书记》、《晋右军王羲之书目》共有465帖。宋朝时《宣和书谱》记载，内府所藏有243种。王羲之书法有二十多件墨迹留存于世。《快雪时晴帖》为素笺，有七寸一分高，宽四寸六分，现收藏于台北市故宫博物院。人们传说是王羲之的真迹，被清高宗弘历视为“三希”之首，实际上这本素笺为旧摹素笺墨迹本。此帖所用书法为行草，共4行，有28个字。书势端庄，运笔流畅，神完意足。平安帖•何如帖•奉橘帖《平安、何如、奉桔三帖》均为行书，三帖均为行书，书风却各有特色，但其沉静秀雅、姿态多变。《姨母帖》、《初月帖》现在被收藏在辽宁省博物馆。这两奉帖是唐代武则天时所刻《万岁通天帖》中的第一、二帖。在这两种尺牍中，《姨母帖》中的字体圆浑凝重，用笔苍劲有力，风格仍保留着一些隶书风格，属于古质一路。《初月帖》大概是王羲之晚年所作，以中锋为主，显得快雪时晴帖跌宕有致，妍媚潇洒。《丧乱、二谢、得示三帖》由三帖合成，唐摹双钩填墨，相传唐代鉴真和尚东渡时被带到日本，现被日本视为国宝，收藏于国宝室。作品大概是王羲之50岁时所写，《墨林快事》中记载它时写道：“寄巧于拙，藏老于嫩，有不可尽之妍。”《上虞帖》所用的字体是草书，字体笔势灵动，遒润多姿，结字布白，信手写成。《寒切帖》现在被收藏在天津市艺术博物馆，为唐代摹本，字体圆润流畅，天趣流溢，有从容不迫之感，应该是王羲之中晚年所写的草书风格。《上虞帖》为唐摹麻纸奉，现在被收藏在上海博物馆，此帖的铭填也极其精细，其草法灵动十七帖绰约，劲拔遒丽。《十七帖》因卷首有“十七日”字样，所以被取名为《十七帖》。该帖共收纳了书札28通，共107行，942字，字笔笔送到，体势雄健，字与字之间根本不以牵线相属，但却气势连贯，法度精严、点画分明的用笔特点尽现于字体之间。兰亭集序（唐神龙本）
至于王羲之的楷书《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等都有其刻本流传于世，为小楷的上乘范本。《兰亭序》是王羲之流传后世的诸种书迹法帖中声誉最高、流传最广、影响最深的一部作品。
东晋永和九年（353）三月三日，当时担任会稽内史的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41人在浙江绍兴兰亭主持祓禊大礼，并为它献诗。据说当时王羲之在写此诗时正是酒酣兴逸之时，后来他再上虞帖（唐摹本）写这首诗时都不及原作。王羲之对这部《兰亭序》也极为喜欢，传到七代孙智永手中，后来智永在临死时，又交给了辩才，据唐何延之《兰亭记》认为，是唐太宗命令监察御史萧翼才要到了这本《兰亭序》，后来太宗死后，这部《兰亭序》便作为陪葬品埋于昭陵，于是真迹便在人间消失，好在唐太宗生前曾命虞世南、欧阳洵、冯承素、褚遂良、赵模等钩摹《兰亭序》，作为奖品赏赐给身边的大臣。寒切帖（唐摹本）《兰亭序》一共有28行，共324字。它的章法浑然一体，笔画粗细多变，运笔藏露相间，字形疏密相掺，连墨气也忽淡忽浓。整篇作品具有含蓄和谐的节奏韵律，“遒媚劲健，绝代所无”，最能体现二王时代书法艺术所达到的最高境界。宋代米芾曾有一句诗：“之字最多无一似。”确实是这样，在《兰亭序》中的二十几个“之”字，七个“不”字，虽然均为一字，但每个字有每个字的写法，笔法结构千变万化，令人赞不绝口。唐僧怀仁在《圣教序》中也收集了《兰亭序》中的不少字。
此帖的摹刻传本不知道有多少，但在这些摹刻传本中最著名的要算藏在北京市故宫博物院的冯承素所摹的“神龙半印本”以及传为欧阳洵拓临的定武刻本。王献之
王献之（344～386），字子敬，小字官奴，是王羲之的第七个儿子，曾任建威将军、吴兴太守、中书令等官职，其族弟王珉代替他中书令一职，世人因称献之为大令，王珉为小令。王献之七八岁时便开始学习书法，王羲之悄悄地从他背后猛掣他手中的笔，竟没将它打掉，王羲之因此感慨地说：“此儿后当复有大名！”他小的时候曾在墙上书写方丈大字，围观的人竟多达几百人；王羲之觉得此子的书法才能的确过人，于是对人说：“子敬飞白大有意。”王子敬似乎也很骄傲，觉得自己的字中秋帖（宋摹本）胜过了父亲，就私自将壁上父亲所写的字迹擦掉，换上了自己的字。王羲之回来叹道：“吾去时真大醉也。”王子敬不由感到惭愧。
王献之极为精通楷、行、草、章草、飞白五种字体。现存世墨迹摹本有《中秋帖》、《鸭头丸帖》、《鹅群帖》、《地黄汤帖》、《送梨帖》。《鸭头丸帖》为绢本，长26．1厘米，宽26．9厘米。在帖前两行书“鸭头丸故不佳，明当必集，当与君相见”。字体秀逸灵动，用笔外拓，遒丽婉转，燥润相间，墨色清雅；字里行间天机流荡，洋溢着一股飘逸的灵气，人们将其视为小王杰作，是人间难得的墨宝。伯远帖《中秋帖》是纸本，行草3行，共22字，乾隆将其视为“三希”之一，现在被收藏在故宫博物院。王献之连绵不断的“一笔书”的草书风格在此帖之中尽情显露。因为有人传说米芾精于临摹古帖，又有以自己的赝品来充真迹的举动，作品有宋人书法的风格，但却少了晋人的韵度。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王献之的小楷字迹《洛神赋十三行》。在《洛神赋》这残存的13行字迹中，王献之书结构散宕宽绰、笔致挺拔浑逸、章法顾盼有致的书法风格完全展现在世人眼前。董其昌评为：“每以大令《十三行洛神赋》宗极耳。”赵孟頫评为：“字画神逸，墨迹飞动。”王珣伯远帖
王珣于公元350年出生，公元401年去世，字元琳，小字法护，琅琊临沂人，是王献之同族的兄弟。开国功臣王导
是其祖父，祖父与父亲王洽都是书法家。王洽曾与王羲之一起创造过新的字体。王珣在这样的书法世家中成长，自然而然也会书法。《书小史》说他擅长行书。其弟王珉更胜他一筹，当时的人有这样的说法：“法护（王珣小字）非不佳，僧弥（王珉小字）难为兄。”但他的书法墨迹《伯远帖》却令人意想不到地流传到现在。们白远帖》为纸本，行书手卷，长25．1厘米，宽17．2厘米，一共5行47个字。这本帖如今藏在故宫博物院，清代乾隆将其视为“三希”之一。经过专家鉴定，“三希”之中，《中秋帖》和《快雪时晴帖》都是临摹本，只有《伯远帖》是真迹。此帖结构严谨，笔画刚劲有力，转折十分自然，是当时书法艺术风格的代表作，与唐朝以后笔法完全不同。王僧虔
南朝齐最为著名的书法家当推王僧虔。王僧虔（426～485），字简穆，临沂（今属山东）人，官至侍中，曾任吴
兴太守，是王羲之堂兄王洽的曾孙。《南史》本传记载：“僧虔弱冠，雅善隶书，宋文帝见其书素扇，叹曰：‘非惟迹逾子敬，方当器雅过之。’”王僧虔的书体继承祖法，以清媚纤劲见长。张怀《书断》评之曰：“述小王犹尚古，宜有丰厚淳朴，稍乏妍华，若溪涧含冰，冈峦被雪，虽甚清肃，而寡于风味。”今藏辽一日无申帖宁省博物馆的《太子舍人帖》是其流传至今的惟一书法真迹。
王僧虔的儿子王慈、王志也以善书闻名。王志的墨迹现有《一日无申帖》。王志的草书奇肆纵横，雄伟疏放，更接近王献之的书风。郑道昭
北魏时的书法家郑道昭被人推崇为“北朝第一”、“真书第一”。
郑道昭（？～516），字僖伯，自号中岳先生，开封（今属河南）人。曾任国子祭酒，后为秘书监，加平南将军，谥号文恭。《郑文公碑》是郑道昭为纪念其父郑羲所刻的，分上下两碑。上碑刻于天柱山顶，下碑刻于云峰山东边的寒洞山，刻于永元四年（511）。下碑额有“荧阳郑文公之碑”字样，书法风格雄健，笔法凝重，取横衍之势。《集古求真》说它“笔势纵横而无乔野狞恶之习，下碑尤瘦健绝伦”。《艺舟双楫》则评价“北碑体多旁出，《郑文公碑》字独真正，而篆势、分韵、草情毕具。其中布白本《乙瑛》、措画本《石鼓》，与草同源，故自署曰草篆，不言分者，体近易见也。以《中明坛》题名、《云峰山五言》验之，为中岳先生书无疑……此碑字逾千言，其空白之处，乃以摩崖石泐，让字均行，并非剥损，真文苑奇珍也。”《论经书诗》为永平四年（511）所刻，位于胶东掖县云峰山之北，为郑道昭所作五言论经诗。字有六七寸，为摩崖大字，共约三百余字，气势颇为壮观。与《郑文公碑》相比，其书更为雄浑，以篆籀笔力，隶书体势，行草跌宕风格，结合楷书端庄的风格，博采众长，可谓“有云鹤海鸥之态”。《语石》云：“郑道昭云峰山上下碑及《论经诗》诸刻，上承分篆，化北方之乔（通骄）野，如筚路蓝缕，进于文明。其笔力之健，可以芓犀兕，搏龙蛇，而游刃于虚，全以神运。”郑羲上下碑《石门铭》刻于北魏永平二年（509），位于关中至四川之褒斜栈道，题款为王远书，武阿仁凿字。在纵肆方面，《石门铭》与《石门颂》一脉相承。这则碑刻字迹线条方中寓圆，“圆而不滑，方而不滞”，取斜体势，跌宕开张，极有韵致。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将其列为“神品”，称“飞逸浑穆之宗”。其体势浑厚圆润，博宽纵逸，浑穆飞逸。二、隋唐五代书法家智永
隋朝年代短暂，多数书家都跨越前朝后代，且虽留有传世碑版及书者姓名，但多无事迹考证。惟有智果、智永二僧，存有论述及墨迹且颇有影响。
智果，今浙江绍兴人，居于吴兴永欣寺内，晚于智永。其墨迹后世无流传，仅有名为《心成颂》的论书一文传世。
智永，居吴兴永欣寺阁上，今浙江绍兴人，乃王羲之第七代孙，后与其兄孝宾出家为僧，号智永禅师。他学书30年，人称“铁门槛”，因求字者将其门槛踏平，于是他用铁包住门槛，故得此绰号。其风格在于弃笔成冢，用志不分而凝于神，堪称隋唐间学书者之宗匠。作有《真草千字文》八百本，浙东诸寺各置一本，现今其石刻本传于西安碑林之中，墨迹则藏于日本。评书帖
智永以王羲后人之名入空门，成就了隋书与二王书的法度之间的联系和韵致的区别。其八百卷的《真草千字文》真迹传至宋代仅存留一卷。而早在唐代，日本遣唐使和长安的归化僧就将其墨迹连同王羲之墨迹一起带走。今经中日双方学者鉴定，藏于小川为次郎处的墨迹乃智永真迹。
对于初唐大兴王字，确立王字在唐代的宗主地位，并以此为基础开始建立真书的楷模地位，乃至影响唐代楷书规则建立方面，智永的作用和贡献不容忽视。
智永以真草两种书体书写的千字文，就其本身已包含有一种书法规范化与审美明确化的意义，因此从作品本身而言，其意承之帖义也非常显著，此点尤为重要。另外，这件作品由于其本身作为中国书法楷模的代表和象征，成为书法史上最为炬赫的名帖之一，很少有习字不摹此帖者。历代不少书评家赞其为“天下书法第一”，可见其意义之重大。其意义还并非仅限于此，《真草千字文》作为代表书法发展到一个阶段的典型作品，以其自身所体现的多重特征和作用来充分反映了当时书法的发展。
与南朝书法作品比较，《真草千字文》与其他作品的共同点在于都有东晋以来冲和娟秀的遗风，而不同之处在于已渐失高古的丰韵。由此来看，该作品仍有古、今和隋、唐之分别，但其对楷则标准形态设计所作出的努力却是功不可没的。
智永书虽承古而实立今；且法于王书，但实呈智永之性。智永通过王书来立法本，以此开启初唐时期弘扬二王之大旗、以法令天下之先河，其卓越功绩后人自有公论。欧阳洵
在初唐形成楷则的同时，各书家力求在法则之下形成自己的书法风格。在这方面最有成就的，当首推“初唐四家”。欧阳洵（557～641），字信本，潭州临湘（湖南长沙县）人。太宗时，为太子率更令、弘文馆学土，封渤海男。《宣和书谱》认为欧阳洵书为翰墨之冠。欧阳洵以丰碑巨碣出其手而名播海外，并在弘文馆传授书法，高丽曾遣使请之。
欧阳洵所书的传世碑刻主要的有《化度寺邕禅师塔铭》、《九成宫醴泉铭》、《虞恭公温彦博碑》等，墨迹有《卜商帖》、《张翰帖》、《梦奠帖》等。《化度寺邕禅师塔铭》
原碑刻于唐贞观五年，后来的翻刻多失真，清光绪二十五年在敦煌石室发现唐代拓本，庐山面貌才又得以重现。卜商帖《九成功醴泉铭》俗称《九成宫碑》，书于贞观六年（632），原碑今存陕西麟游县。此碑最能代表欧书特点，一改隶书捺笔的波形笔画为棱角分明的三角形捺笔，变为严紧之“险”，笔书规矩，安排妥帖。《虞恭公温彦博碑》据岑文本撰文、乃欧阳洵81岁时所书，全文二千八百余字，平正婉和，谨严精劲，属晚年杰作。《墨林快事》曰：“大抵字与《九成宫醴泉铭》虽相埒，而此更潇洒雍容，其玲珑秀润，不可言语形容，率更面目，千古如对。”《梦奠帖》也称《仲尼梦奠帖》，是《史事帖》之一，后有赵孟頫等诸家跋，为欧阳洵晚年所书，笔法老练。孟敬训墓志《仲尼梦奠帖》行书9行，78字。元郭天锡说：“此本劲睑刻厉，森森然若武库之戈戟，向背转摺，浑得二王风气，世之欧行书第一书。”《卜商帖》藏于北京市故宫博物院。赵佶跋：“唐太子率更令欧阳洵书张翰帖，笔法险劲，猛锐长驱，智永亦复避锋。鸡林尝遣使求询书，高祖闻而叹曰：‘询之书名远播四夷。’晚年笔力益刚劲，有执法廷争之风，孤峰崛起，四面削成，非虚誉也。”虞世南
虞世南（558～638），字伯施，越州余姚人。隋时为炀帝近臣，到唐朝后，成为弘文馆学士，官至秘书监，封永兴县子，故世称“虞永兴”。甚得唐太宗敬重，死后赠礼部尚书，并绘像于凌烟阁，为二十四功臣之一。后人谈论唐人书，“南派”与“北派”是并称的，虞世南为“南派”之首，欧阳洵、褚遂良为“北派”代表。据传，唐太宗临王羲之书时，其“戬”字虚其“戈”旁，令虞世南补之，后示魏征，魏征说：“圣上之作，惟戈法逼真。”可以看出他继承了二王书风方面的成就。虞世南书法始学于智永，得智永亲授法度，“用功甚勤，尝在被中画腹书”。故习得王氏家传，犹以大虞世南像令为宗。《书断》评价他曰：“得大令之宏规，合五行之正色，智勇存焉，姿荣秀出，及其暮坰，加以道逸。绝顶危峰，处处间起，行草之际，尤以偏工。”虞世南的书法，用笔圆融，结体丰腴，外柔内刚，流畅通达。摹王羲之兰亭序
虞世南作品主要有《孔子庙堂碑》、《破邪论》、《汝南公主墓志》、《摹王羲之兰亭序》等。《孔子庙堂碑》为虞世南69岁时撰文并书。碑为正楷，35行，每行64字。碑立不久，就被大火烧毁，拓本流传极少。唐武则天时有重刻本，拓本亦少。以后又有二重刻本：一为宋初王彦超刻于陕西西安，称“陕本”或“西庙堂本”；一为元代所刻，在山东成武，称“成武本”或“东庙堂本”。被被为现存最好的虞世南最优秀的楷书作品拓本原为元代康里氏旧物，可能是唐孔子庙堂碑拓本补以陕刻本，今已流入日本，为三井听冰阁所藏。而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宋拓“西庙堂本”为最著名的善本之一。《妆南公主墓志铭》，贞观十一年（637）墨迹，藏于上海市博物馆，为旧摹本。《宣和书谱》中有著录。后为米芾所得，递为王元美、郭天锡、陆心源所有。字字分立，深得《兰亭序》笔法，潇洒飘逸。明李东阳称其“笔势圆活，戈法犹存”。《唐人摹兰亭序三种》其中之一传为虞世南墨迹。褚遂良
褚遂良（596～658），字登善，其父褚亮，博学能文，入唐后为文学侍从，名列十八学士，在南朝时是望族。褚遂良在薛举称秦帝时为通事舍人，入唐后为秘书郎、起居郎。贞观十二年，当唐太宗因虞世南死，认为没有人可以论书时，魏征说：“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体。”太宗当天即召褚遂良为侍书。褚为人忠直，在阻止封禅、安抚高昌、树立太子等重大决策上，竭智尽褚遂良像忠。后为谏议大夫，黄门侍郎，进而为宰相之一，与长孙无忌同为太宗顾命托孤大臣。反对高宗李治立武则天为后，褚抗争最为激烈，被贬潭州都督，后死于爱州。死后被迫夺官爵，子孙流放爱州，两个儿子也在途中被害。雁塔圣教序
褚遂良书初学史陵，继学虞世南，终法二王，自创一格。传世书迹有《伊阙佛龛碑》、《雁塔圣教序》等。《伊阙佛龛碑》于贞观十五年刻于河南省洛阳龙门宾阳南洞北侧，岑文本撰文，为褚遂良46岁作，是魏王泰为其母长孙皇后祈福造佛像所立。隶书体势颇浓、宽博奇伟，矩度谨严，很有六朝碑版的意趣。其“伊阙佛龛之碑”篆额，亦为褚遂良书。《房玄龄碑》为陕西省礼泉县昭陵陪葬墓碑之一。碑石尚存，但残损太甚。原文二千余字，存三百余字。用行书流动的笔意写楷书，笔法柔婉，显示极高的运笔技巧，宋贾似道所藏宋拓孤本，今在日本。《雁塔圣教序》是永徽四年（653）玄奘译经告成后，唐太宗作《圣教序》、高宗作《述圣记》，褚遂良书，嵌于慈恩寺之大雁塔壁。
另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褚遂良的草书《摹王羲之长风帖》、楷书《临王献之飞鸟帖》及《褚临兰亭序黄绢本》，均刊于《故宫历代法书全集》。《临兰亭序》，行书28行，309字。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米芾跋云：“虽临王书、全是褚法，其状若垀垀奇峰之峻英，若娉秀之华。翩翩自得如飞举之仙，爽爽孤骞类逸群之鹤。蕙若振和风之丽，雾露擢秋干之鲜，萧萧庆云之映霄，矫矫龙章之动彩。”
另外在故宫博物院内藏的《唐人摹兰亭序三种》，其中一种传为褚遂良所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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