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荫贵 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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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干预经济与中日近代化：轮船招商局与三菱·日本邮船会社的比较研究(修订本)试读：
招商局文库总序
1872年创立的中国第一家民族工商企业——轮船招商局是晚清洋务运动仅存的硕果，它发展至今天，已成为横跨金融、交通、地产等三大核心产业的企业集团。自创立以来，招商局与祖国共命运，同时代共发展，饱经沧桑，几度挫折，几度辉煌，生生不息，以它与中国近现代化进程和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生活的紧密联系从一个侧面折射了中国社会一百多年来的发展历程，它在自身经营发展中的重大事件印证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跌宕起伏、荣辱兴衰，也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要坐标。招商局史不仅属于招商局，也属于全社会。招商局的发展史，值得学术界不断地探寻和回视。因此，有些学者提出了“招商局学”概念，希望学术界努力使之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分支学派。可以说，发展和繁荣招商局历史研究，是大家的共同心愿。
自20世纪早期开始，不少专家、学者潜心研究，陆续出版、发表了许多有关招商局研究的著述，新观点、新发现层出不穷。继承招商局金字招牌的招商局集团深刻认识到招商局厚重历史的社会意义，自觉肩负起社会责任，也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积极组织、投入各方面力量，挖掘招商局百年历史，分别在1992年和2007年成功举办了招商局历史学术研讨会，在2004年成立了招商局史研究会和设立了招商局历史博物馆，在2005年开设了招商局史研究网，历年出版和赞助出版了多本招商局历史研究书籍，出资拍摄了多部招商局历史题材专题片，鼓励和支持了院校普及招商局历史知识以及培养招商局历史研究人才，派员对散落在各地的招商局文献进行了调查和复制以及购买，定期公开了许多招商局馆藏招商局历史档案。我们不遗余力地做好这些工作，除了推动招商局自身的企业文化建设外，最重要的是为社会各界研究招商局史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为社会研究招商局历史服务。
2010年，鉴于招商局历史研究的迫切需要和为了系统化地展示招商局历史研究的著述、文献史料，我们提出了出版“招商局文库”的设想，希望将历年来已出版和今后将出版的有关招商局历史研究书籍以统一的版式集中出版。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对我们的这一设想给予了大力支持，对如何建立“招商局文库”提出了具体的工作建议，并承担了出版任务。目前，“招商局文库”主要设有“研究丛刊”、“文献丛刊”两个系列。2012年，适逢招商局创立140周年纪念，我们将集中出版一批学术论著和历史文献，以作为“招商局文库”的开篇。今后，“招商局文库”书籍将陆续与大家见面。
希望“招商局文库”书籍能为大家提供更好的帮助，并引起更多的专家、学者和社会人士对招商局及招商局历史研究的关注、支持。招商局集团2012年1月
修订说明
本书1994年以“日本研究博士丛书”之一由东方出版社出版，至今已有20多年过去了。由于当初印数不多（2500册），再加上直接以中日两家近代企业进行典型分析，进行长时段、多角度、多层次比较，进而观察国家政权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研究成果较少，所以本书在市场上已经难觅踪迹，不断有读者特别是青年学者询问笔者在哪里可以购到。承蒙招商局集团帮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愿意将这本小书再版，能够获得再版的机会，笔者在感到荣幸之余，对此书进行了修订增补。现将修改的地方说明如下。
主要的修改部分有两处。
第一处是原书第三章第二节第一目“八十年代中期招商局改组的实质”，根据近年出版的新资料，特别是汪熙、陈绛教授整理编辑的《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八·轮船招商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对1885年唐廷枢、徐润离开招商局，盛宣怀再次进入招商局担任“督办”一事的根源，以及这件事反映出来的清政府对“商”的态度，进而对招商局的影响等问题的叙述做了进一步充实修改。
第二处是将原书第六章中的第二节“中日两国近代化进程中资金问题的比较”抽出，改写增补成第六章“中日两国近代化进程中资金方面的比较研究”。原来的第六章改成第七章。之所以将原来的一节增补成一章，是因为笔者在原书出版后一直有一个遗憾，就是认识到19世纪中叶中日两国开始近代化运动时，无论是购买轮船、兴修铁路、采购机器、兴办工厂，还是雇用外国技术人员，都需要政府做出重大决策和投入巨额资金，这对于此前都是农业国家的中日两国，无疑是重要而又困难的课题。怎样筹措兴办近代企业的资金，尤其是怎样对待和动员民间的资金投入近代企业之中等问题，不仅对两国实业政策的形成和实施十分重要，更是两国近代企业本身能否兴办和兴办的企业能否长久存在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而原书只有一节，显得较为单薄，说服力也略有不足，尤其是对于民间资金的动员，中日两国政府的做法更是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将之增补成一章就很有必要了。
再就是对全书进行了修订。
这次修订再版，虽经过笔者努力，但由于水平所限，肯定还有不足和错误之处，期待读者们批评指教。朱荫贵2016年初夏于上海复旦大学
序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聂宝璋朱荫贵先生的博士学位论文《国家干预经济与中日近代化——轮船招商局与三菱·日本邮船会社的比较研究》行将出版，值得庆贺。这样的比较研究，对我来说，纯然是一个新课题。作为“导师”，在尊重作者观点的前提下，从旁提出一些参考意见，对个别问题协同探讨，仅此而已，主要在于作者发挥自己的研究功力。相反，在反复研读过程中，“导师”也能从中受益，获得启迪。这或许就是“教学相长”吧。
近年来，对洋务运动的研究日益引起国内学术界的重视。到1991年，全国规模的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已举行5届。据不完全统计，从1979年到1988年的10年当中，共发表洋务运动论文1000篇，平均每年在百篇以上；共出版各类有关专著、资料集等三四十部。就此有专家指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近10年来洋务运动史的研究，无论是从广度和深度来说，还是从新的成果来说，都远远超过以往几十年所取得的成绩。”朱荫贵博士的这本专著，运用比较经济史的方法，对中日两国的两家典型资本主义性质企业的发展途径和命运进行了个案分析，并进而探讨两国政府在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中的作用，这项研究对深化洋务运动史的研究，打开视野和深化认识，做出了认真而有益的探索。
朱荫贵先生是根据他的长期积累与不断探索确定选题的。后来他有幸游学东瀛，既得到滨下教授的关怀、指导，又有机会与日本学者交流心得，还能广泛收集日文资料。凡此使他有可能在原有积累的基础上进一步打开视野，从各个角度对招商局和三菱·日本邮船会社两家典型的近代航运企业进行系统深入的比较研究。
全书以丰富的资料缕述两家轮船公司自19世纪60年代以迄20世纪20年代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全过程。这不仅是一项可观的巨大工程，而且通过发展过程突出两家公司的发展异同点，清晰地展示出两家公司类似的历史背景、国内条件以及截然不同的发展路线与结局。在这里，读者不难发现在整个发展过程中贯穿一个主导的东西，即决定企业发展的关键——国家的干预，包括直接的干预与间接的干预。企业发展的每个阶段，人才培养、资金筹集以及经营方式等各个领域几乎都能体现国家干预政策、措施的作用与影响，从而使何以日本邮船会社获得迅速发展而招商局长期停滞不前，进而日本何以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却一直未能摆脱半殖民地地位这个在学术界长期得到关注且众说纷纭的复杂问题获得进一步澄清。从国家干预的高度审视企业发展中的问题，更能捕捉企业的特点，更易显示中日两国社会的性质。我琢磨这或许就是作者匠心独运所在，同时也是全书的精髓。
我还欣赏本书的另一特点，即作者精心把国家干预问题置于中日两国所特有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中，考察两家企业的各自特殊性。拿日本来说，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政府及政治体制与德川幕府时代有根本的不同，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资产阶级性质。因此施政之初就表露出“破旧有之陋习”、“求知识于世界”的开放姿态。跟着就派出庞大的政府代表团周游欧美诸国，酝酿全方位向西方学习的国策，制定发展本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总体战略规划。改变原有的落后的封闭性封建经济体制为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任务显然并不轻松。综观明治政府实施其总体战略规划几十年，其过程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全局性，二是长期性。所谓全局性，是指明治政府在优先发展海运业方针下，对日本的邮船会社实行鼓励扶助政策，目标并不限于日邮本身，而是为了改变外商垄断日本贸易的局面，实施“振兴工业、提倡出口”，以“贸易立国”的国策。发展海运业不过是其“殖产兴业”总体战略的一环。航运业、贸易、金融、工业、农业以及文化教育等都各有位置。所谓长期性，是说任何一项政府政策举措，虽有实施过程的阶段性，但最终都须服从明治政府制定的把日本发展成为世界一流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国的长远目标。尽管规划在贯彻之中也遭逢某些顿挫与困难，但社会各阶层特别是维新政府内部对符合时代潮流的国策基本达成共识，全国上下大致保持统一的认识。显然，先于经济体制改革而完成的政治体制改革，对国家干预政策具有决定性意义。明治维新政府制定的总体战略不仅使企业发展有明确的方向，而且能为其提供有力的政治保证。
在中国就完全不是这回事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面临前所未有的存亡危机。洋枪、洋炮、轮船等西方利器震撼了九州大地，于是清政府统治阶层出现了顽固派与洋务派的分野。在向西方学习的问题上，前者认为西方利器不过是“奇技淫巧”、“变怪神奇”，因而“不能学”、“不必学”。后者则认为“天下耻莫耻于不如人”，甚至举日本为例，主张向西方学习。二者确有不同。迫于存亡危机形势，洋务派得以创办枪炮局、制造局，筹办招商局等。尽管如此，但“祖制不能更易”，根深蒂固的封建文化意识与社会宗法、政治制度不容许对封建国体进行变革。洋务派内部虽不乏改变政体的激进言论，但洋务运动的实质可以如是概括：“西学除船械一切必须效法西洋外，其余人心、风俗、察吏、安民，仍当循我规模，加以实意。”（丁日昌语）这与后来的“中体西用说”实质上是一脉相承的。可见顽固派、洋务派并没有本质区别，清政府及其封建政治体制并无丝毫变化。因此它不可能像日本明治政府那样制定具有全局性的长远发展经济的总体战略规划，只能局部地做器物层次的改革，在封建国体上嫁接某些西方器物。封闭性的政治体制与新式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必然招致社会思想舆论的混乱与政治上的严重阻力。出于筹措饷需以“富国强兵”而筹办的招商局，在洋务派的卵翼下踯躅爬行了几十年，终难以取得多大发展。它与日邮适成鲜明对比。
一般来说，任何一个近代国家内的企业都要承受不同程度的国家干预，包括直接的干预与间接的干预。纯粹的“自由企业”是不存在的。但国家干预政策的制定要受到各国经济基础及社会历史背景的制约，特别是要体现国家政治体制的要求。政权的性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不同的政治体制通过各国的干预政策导致不同的经济发展，我以为这是本书论证的精髓所在。这项论证本身不只是学术上的问题，对我国现行经济发展也不无历史借鉴的意义。中央多次提出政治民主化、政府机能转换、政企分开等问题，我体会其精神实质就在于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一定要适应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而不能变为阻力。当然，历史经验也表明，政治体制改革并非轻而易举之事，它需要气魄与毅力，尤其需要卓识与远见。
当然，中日比较研究是一个有待继续深入讨论的重要问题。一百多年来，国内各界对此问题的研究和议论，大都在于探讨中日两国对照发展中的历史经验，而今天这项课题的研究必将赋予其新的现实意义。这是因为值此国家经济建设高潮之际，国家的干预、政策的厘定在实现现代化中所具有的作用，国家干预方式同政府机构本身特点之间的关系，政府机构的改革和职能转换等，都可从中日比较研究中获得历史借鉴。
对朱荫贵先生来说，这项研究是一个开端，一个很好的开端。作为科研成果，应被视为对本学科的一个贡献。依他的积累及研究功力，盼能继续做出贡献。是为序。1994年春节
序二
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 滨下武志朱荫贵先生是近年来活跃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第一线的年轻学者。在近代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方面，已有一批研究成果问世。其中，关于近代中国交通运输方面的研究很引人注目，尤其是在中国轮船招商局史的研究方面，可以说已站在了研究的最前列。
一贯重视从历史的角度对政府、国家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和作用给予再评价，是朱先生研究的特点。在这个课题的研究中，他重视从以下方面进行探讨。第一，对过去政府和国家在经济活动中所起的阻碍作用进行研究和评价，同时，提出新的问题和看法。第二，在此基础上，他从更加重要的方面，即政府和国家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的积极性这一面进行了历史的阐明。而这一点，除了对正在进行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开放政策下的经济发展阐明了历史根据之外，还向人们提示了极为重要的一点，即经济史研究和现实经济的研究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
在已有了相当研究积累的基础上，得到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项目资助，朱荫贵先生作为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在东京度过了充实的一年研究生活。朱先生此次来日，与过去访日的学者相比面临着两个不同的任务。其一，过去选派学者长期访日，一般都是以掌握日语的程度作为选拔的前提。此次却不是这样，而是从专业领域中挑选优秀的研究者，让其承担到日本进行研究和学术交流的任务。其二，在日本的研究，应当以推进中日比较研究、中日共同研究，促进中日双方专业领域里的学术交流为目标。对于这两大任务，朱先生都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无论是在比较研究上还是在学术交流上，他都给日本学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研究成果看，本书的前身即朱先生博士学位论文的完成就是一个例证。从研究交流看，朱先生与以东京大学为主的许多大学及研究所都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不用说，朱先生的日语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我本人作为共同研究者中的一人，在此要对朱先生取得的丰硕成果表示深深的敬意。
朱先生在日本集中全力于研究工作的精神，同样给日本学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收集资料的场所来看，除了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以外，东京大学经济学部和文学部图书馆、国立国会图书馆、东洋文库、神户大学经济学部、神户市立图书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图书馆、横滨开港资料馆、东京日本经营史研究所、亚洲经济研究所等，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广泛查阅收集了有关日本航运史、公司史的资料和出版物，种种的努力，终于形成研究成果而汇集于本书之中。
朱先生在学术上的创见，首先是注意到迄今为止日本学术界也尚未认真探讨过的明治政府对经济活动所制定采用的带有强烈干预色彩和独具日本特点的“命令书”，并对之进行了历史的评价。在分析和评价中，朱先生从政府积极干预经济的角色出发，在与中国洋务政策进行对比的同时，阐明和论证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家政权的干预措施和经济政策的重要性。其次，朱先生通过对三菱·日本邮船会社形成和发展过程的探讨，剖析比较了中日航运会社的经营、组织、人才培养等具体领域，并进一步涉及海运技术方面的中日对比，显示了极广阔的研究视野。再次，重视统计，强调通过统计数字对中日经济活动进行比较的重要性。虽然说统计数字对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性尽人皆知，但在进行中日经济史的比较研究时，寻找可信可比的统计数字并非易事，朱先生制作和使用了大量的统计表，从数据方面对中日航运史的发展状况进行了可信度很高的比较研究。这一点，同样是本书的重要贡献之一。
以上所举，不过是本书中凝结着朱先生研究热情和独创论点的若干成果。我确信，朱先生的研究成果，不仅对日本学术界，而且对国际学术界也是一个大的贡献。同时，我也要为自己得到的很多启发而在此向朱先生表示感谢。
我想，朱荫贵先生在中日经济史比较研究中奠定的这一步具有极大的历史意义。今后，中日两国的学者应当协作奋进，为取得更大更多的研究成果而继续努力。1994年3月于东京第一章绪论[1]第一节 国家干预经济与近代化的两种类型
所谓国家干预经济，一般说来，是指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利用国家权力，对一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和趋向，施以直接或间接的控制及影响。其表现方式有多种类型，如可以通过制定不同的政策、方针、措施，对经济中不同成分的发展方向、速度和规模等进行调节；也可以通过价格、税收和优惠政策的提供与否等方式，对某些经济部门或领域加以鼓励或限制。国家的干预可以采取经济的手段，在市场的范围内进行，也可以采取行政的手段，如制定颁布经济法规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推行。在特定的时期，为达到某种特定的目标，还可以动员国家的力量，采取特殊的方式从资金、原料等经济方面的措施直至外交、军事等政治方面的措施实行协调、配合，以达到预定的目的。
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角度和层次，因时代、环境的不同可能有所差异，但毫无例外，在人类历史发展，国家出现以后，这种干预就以不同的形态和程度存在于不同类型的国家，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其所造成的后果自然也就不同。但是，近代人类历史上，在从农业文明[2]向工业文明的转化，特别是后发国家从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化进程中，国家干预经济对国家近代化的方向和成败常常产生极大的影响，有时甚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这段历史时期内，人类迈向近代化的进程虽然因为各国历史、地理、文化传统等条件不同而有种种差异，但大体上都遵循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一条是在本土自然发展起来的类型，可称为自发性的近代化。其特点是经由社会内部的不断演进，新的经济因素不断积累和发展，由量变到质变，经过封建的个体生产方式发展到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再向机器大工业过渡。这种类型是一种主要受社会内部发展规律制约的自然演变的类型。无论国家政权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从总体上来看，机器大工业生产的结果都不是事先利用国家权力进行的有意识的组织和安排。不管是统治阶级还是社会其他阶层，事先都说不上有一个建立工业化社会的明确目标。追求财富，增强竞争力和本国国力，是他们迈向工业化社会的主要动力。西方经过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发展起来的国家大体属于这种类型。其中，最早实现工业化的英国尤具代表性。
另一条发展道路，一般说来主要是指外力的冲击和压迫打断和扭曲了一些国家自身原来的发展轨迹，为摆脱危机和谋求生存，它们自愿或不得不仿效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引进和移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而走上近代化道路。这类国家的一个共同的特点，是自身社会经济发展尚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发动工业化的条件，因而国家政权在其中发挥何种作用，必然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以工业化为中心的近代化的发展方向和成败。这种类型的国家，不管其是否意识到，国家政权实际上是被历史赋予了导演和组织近代化的重任。是否能利用国家权力这根杠杆有效地干预经济，去开辟和创造出有利于近代化发展的社会环境，逐步建立起适宜新生产方式成长的社会经济体制；采取的政策和措施，是否有利于改变传统的封建经济结构，使社会上的资金、资源、人力和物力能够重新组合配置，向有利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方向转化，是否能用有力的手段排除历史上形成的各种障碍，扶持、保护和推动新生产方式的成长壮大；也就是说，是否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缩短过[3]渡时间”，是这种类型的国家资本主义近代化能否成功的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如果说，在第一种类型的自由资本主义国家中，调整经济结构，引导和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是价值规律等一系列经济规律这些“看不见的手”的话，那么，第二种类型的“后发”国家，在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历史阶段中，能否利用和如何利用国家政权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干预经济，制定并实施一系列有力的促进资本主义近代化的政策和措施来推动近代化的进程，则是这类国家能否顺利实现生产方式的转变，成为资本主义近代化国家的决定性因素。
19世纪中叶兴起的中日两国近代化的实践过程，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相当典型的例证。第二节 同时起步的中日近代化及其不同后果
19世纪以后，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以廉价商品和近代军事实力，即“炮舰加商品”为武器，不断侵略世界各地，争夺殖民地和市场。在资本主义的暴力扩张下，一些后发国家为图生存，也不得不在不同程度上采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近代化过渡，向资本主义过渡，这已成为当时世界的总体趋势和无法抗拒的潮流。
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用武力先后打开了中国和日本的大门，中日两国被西方列强强行纳入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和以此为标志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这个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的时期，中日两国都面临着沦为西方列强殖民地的生存危机，“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只有向西方学习，“采用资[4]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此时的中日两国在内忧外患的状况下，同时承受着要求“改变面貌”的压力。这种压力实际上来自国内和国外两方面，西方列强迫使中日两国改变面貌，是要中日两国适应资本主义势力扩张的要求，目的是便于它们掠夺和剥削。来自中日两国内部的要求改变面貌的压力，首先却是为了避免自身灭亡的命运。这是内涵完全不同的两种指向。
此后，在这内外双重“改变面貌”压力的交互作用下，中日两国[5]分别兴起了以“求强”、“求富”为中心的洋务运动和以“殖产兴[6]业”、“富国强兵”为中心的明治维新运动。这两个目标大致相同的自救自强运动遂成为两个国家走上近代化道路的标志。
这时候，中日两国在历史背景、起步条件和发展进程中有许多相似之处，至少可举出以下几方面。（1）两国在19世纪中叶被列强打开大门以前，都长期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对外贸易很不发达，农业人口占极大的比重。1887年时中国的农村人口约占全部人口的80%，1872年时日本农业人口占全[7]部从业人口的72%。两国人口相对于可耕土地面积来说都处于高度密集状态，都有不利的人地比例关系。1887年时，中国的人均耕地[8]面积不过0.17公顷，日本为0.12公顷。以农户计算，1888年时，日本耕种不满0.79公顷土地的农户占全部农户的55%，耕种0.79～1.48[9]公顷土地的农户占30%，二者合计占全部农户的85%。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小生产方式在两国都占据着统治地位。作为后发的封建农业国家，两国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人均收入水平低下和资本短缺的状况。（2）中国和日本都是在和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后开始自己的近代化的。在起步阶段和以后的几十年中，两国一直受着不平等条约的束缚。通过19世纪40年代和60年代的两次鸦片战争，英、美、俄、法等资本主义列强强迫清政府签订了涉及片面最惠国的[10]不平等条约26个。日本1853年被美国培里舰队首先敲开大门，从此年到1868年明治政府成立的15年中，英、美、俄、法等列强迫使[11]日本签订了不同种类的片面最惠国不平等条约25个。西方列强通过订立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及其附属约款和协定等，从中日两国攫取了大批特权。在主要的条款如治外法权、关税不能自主、开辟“租界”、开放通商城市等方面，两国都是相同的。这些不平等条约的订立，标志着这两国过去闭关锁国时代的结束，意味着中日两国此后将无法按照原有的发展轨迹继续前进，不得不在“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的情况下运行。（3）19世纪60年代初期到90年代中期，即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主要进行的这段时间，两国都具有发展经济不可缺少的30多年相对和平。虽然80年代中期中国爆发过中法战争，日本有过侵略台湾和镇压本国叛乱的西南之役，但都是时间不长，规模不大，不影响全国的局部战争。在这个时期，西方列强正处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阶段，对外仍以商品输出为主，中日两国政府仍然掌握着选择和发展的主动权。（4）中日两国在被列强敲开大门的时候，自身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都还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发动工业化的条件。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引进兴办的一系列企业，都不是这两个国家在自身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的自然产物，而是在内忧外患的危机中，首先作为自救自强的措施，由这两国政府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引进和推行的。在这段时期的历史舞台上，清政府和日本明治政府都扮演了组织者和导演的角色。
此后，在上述外在环境和内在社会条件上有许多相同之处的中日近代化，经过30多年时间的发展，到19世纪末期其结果已见分晓。日本通过这段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步取代了封建生产方式，生产力获得迅速的发展，不仅摆脱了沦为列强殖民地的危机，而且在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一举打败了同时起步的中国，迫使中国签订了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日本以一个新兴资本主义强国的姿态加入了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行列，并进而成为侵略和掠夺别国的国家。相反，中国不仅未能摆脱亡国灭种的深重危机，在过去一败再败于西方列强的基础上，又败于小小的几乎同时起步的日本，割地赔款，而且因《马关条约》的签订，西方列强随后掀起了划分势力范围、争夺中国权益的狂潮，从而使中国陷入更深重的危机之中。
中日两国同为后发国家，在向西方学习，开始资本主义近代化的进程中，兴起时的国内经济基础、国际环境、时间、范围等条件大致相同，结局却如此差异，其中的原因长期以来曾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12]注意，出现了不少论著和专文，从各种角度进行了探讨。
这些著述归纳起来，大体可分两类。一类主要从这两个国家的内部着眼，如在政治上认为推动明治维新的日本明治政权进行了较为成功的改革，推翻了封建的幕藩体制，建立了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权，为产业革命的进行奠定了基础；中国的洋务运动则没有这样的改革，直到1898年才出现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的戊戌变法运动，且很快以失败而告终。或是从经济方面强调中国的地主制经济结构和日本的封建领主制结构不同，研究统一的国内市场的形成和没有形成的差别。有的学者从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着眼，认为日本的自由民权运动迫使明治政府顺应历史潮流的发展，中国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却在中外反动派的镇压下遭到了失败，从而缺少人民群众的推动力量。还有的从两国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科举制的有无、是否重视教育和人才培养以及日本武士阶层的作用等角度进行了探讨。另一类主要从这两国当时所处的外部条件着眼进行研究，认为从19世纪中叶开始，西方列强在亚洲争夺的重点是中国而不是日本，因而两国承受的外部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的压力和干涉不同，日本可以利用列强的矛盾，在隙缝中求得发展。日本虽然也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但和中国相比较，遭受的损失和侵略要小得多，日本是在中国和印度等国家承担了西方列强主要的侵略力量下才得以发展起来的。
近年来，研究领域更加扩大，甚至扩大到从儒家文化圈的伦理秩序等入手进行研究，被比较的国家也扩大到韩国、俄国和印度等国。[13]第三节 从国家干预经济的角度观察中日两国近代化的不同点
无疑，以上所举前人的这些研究成果都是相当重要和有价值的，他们从不同的领域和层次进行了研究，拓宽了后来者的眼界，奠定了把这一问题引向深入的基础。研读之余，笔者深感获益良多，但同时认为还可以从国家干预经济的角度进行探讨。从这个角度入手，似乎更易于把握和触摸到问题的实质。实际上，检阅过去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在其所探讨的内容中，从国家干预经济的角度观察，经济结构、政权改革状况的不同，历史传统的差异，可以看成决定中日两国采取不同干预政策的前提和基础；国内市场是否形成，是否重视教育和人才，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的不同发展状况和成败，可以看成中日两国采取不同干预政策措施的实施过程和后果。而是否能巧妙地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同样是中日两国采取不同政策的组成部分。何况据有的学者研究，列强对中日采取不同的政策主要是在甲午战争日本打败中[14]国以后。
从国家干预经济的角度进行考察还可以发现，在前述讨论的种种导致中日近代化不同后果的原因之外，还有几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一 两国政府的主体不同
承担组织、导演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的清政府与日本明治政府本身，存在很大的不同。1868年明治政府成立之前，日本有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天皇，但实权掌握在幕府首领征夷大将军手中。幕府之下全国有260多个藩，各藩的直接统治者大名虽在不同程度上受大将军控制，负担幕府规定的各种政治、经济和军事的义务，但在自己的领地上拥有财政、军事、司法和行政等几乎一切权力。大将军和大名手下分别豢养着大批武士，这些名为武士的世袭职业军人分别听命于将军和大名。在日本社会中，实行严格的等级身份制度。居民被划分为士（武士）、农（农民）、工（手工业者）、商（商人）四个等级。此外，还有被称为“秽多”、“非人”的所谓贱民，他们与四民之间存在严格的界限。由将军到贱民，构成日本封建社会世代相传不能改变的等级身份制度。显然，在幕藩体制下，日本实际上处于一种封建的割据状态。1868年，一批下级武士发动政变推翻了幕府统治，重新拥立天皇为国家元首，由此开始了著名的明治维新。
新政府通过“奉还版籍”、“废藩置县”，实行土地制度、兵制和地税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措施，打破了过去存在的封建割据状态，形成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废除等级身份制度、取消从业限制和行会组织等一系列措施，为资本主义的顺利发展奠定了基础。1873年，赴欧美考察学习西方列强发展经验的岩仓使节团出访归来后，经过一场有关国策的辩论，政府内部主张先治理国内、发展产业、增强国力，后再向外扩张的“内治优先论”者（主要为岩仓使节团成员）控制了政府的实权，形成了以内务卿大久保利通为首、大隈重信和伊藤博文为左膀右臂的有力领导核心。这个领导核心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制定、颁布和实施一系列向西方学习的法律规章，利用国家的权力，自上而下地强力推行资本主义近代化运动。尽管中日学术界至今对日本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运动的性质有不同评价，但无论持何种观点，学者都很难否定一点，即这次运动实际上代表日本反封建割据、反封建等级制和要求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势力的政治力量的胜利。这个胜利为日本资本主义的顺利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相反，中国的洋务运动却始终未能形成一个全国性的从中央到地方的自上而下的强力运动。既没有像日本那样学习西方、走西方式的国家发展道路、兴办新式企业、推进一系列改革作为“国策”来实行，也没有像他们那样围绕这个目的的实现，制定和颁行实施一系列法律规章和制度。这种状况，首先是由当时中国统治阶级的状况决定的。当时的清政府，是原处东北一隅的满族地方势力入关后建立的以满族为中心的政权。长期以来，为防范人数众多的汉族力量的反叛，清政府实行了一系列特有的以满族为中心的控制政权的措施。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以前，地方总督巡抚一级的大员中极少有汉人。但是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崛起了一批新兴的汉族地方督抚势力，这批新兴的汉族地方督抚势力，又成为以后兴办洋务企业的主角。
这种因汉族地方督抚势力崛起而导致的中央向地方分权的状况，对以后洋务运动的兴办和一系列领域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譬如，防止出现内轻外重和尾大不掉，追求“强干弱枝”的几千年历史传统的影响和对汉族势力崛起的戒备及防范心理，加上其他种种原因，使兴办洋务始终无法形成统一的从中央向地方推广普及的有力运动。清政府的最高统治者慈禧虽迫于形势的压力和稳固统治的需要而不得不同意兴办一些洋务企业，但又利用传统的政治平衡术在朝廷中任用了一批顽固派对洋务派形成掣肘，再加上社会上顽固的封建传统势力的强大阻碍作用，中国兴办的洋务企业不能不具有以下一些特点。①洋务新政中兴办的近代厂矿企业都是地方性的，其兴办和兴衰往往与某一个地方督抚大员的名字和命运紧紧相连。如曾国藩与江南制造局、左宗棠与马尾船政局、李鸿章与轮船招商局等，最典型的莫过于张之洞创办钢铁厂，因其调动而使工厂随之迁移兴办的事例。这种状况，必然造成洋务企业之间缺乏应有的协调和联系而各自为政。②对于重大的建设措施，督抚无权决定，常常使之在迁延争议之中无法进行。③洋务企业的兴办常常与地方利益而不是国家利益相联系，这必然使洋务企业的兴办对于增大地方督抚的权力和地位具有潜在价值，从而使洋务企业在兴办中产生种种的利害和矛盾冲突。不但顽固派和洋务派之间，就是洋务派内部也是矛盾重重。不但中央的恭亲王奕和地方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之间有矛盾，曾、左、李之间有矛盾，先起的李鸿章和后起的张之洞之间有矛盾正是这种状况的写照。加上兴办洋务缺乏先期的启蒙和后期的国民教育等社会的改革配套措施，洋务运动的兴办始终形成不了统一坚强的领导核心和全盘统筹的局面，与日本的明治维新相比较，中国的洋务运动实际上是一个处于地方割据和权力分散状态下的松散活动。二 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的目的不同
日本明治政府在推翻幕府夺取政权时宣布的《五条誓文》中，明[15]确表示要“破旧有之陋习”，“求知识于世界”，表明了要消除过去学习西方的障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愿望。为此，1871年12月，刚刚安定国内的日本新政权即决定向外派遣大型的欧美使节团，为日本具体地学习西方求取经验。由日本政府首脑和实权派组成的岩仓欧美使节团，其欧美之行不惜花费100万日元，占明治政府1872年财政收[16]入的2%以上。可见日本政府当时学习西方的决心之大。
使节团出访的目的，除试图修改幕末以来对外缔结的不平等条约外，还在于考察、研究“欧美诸州开化最盛之国体，诸种法律、规则等实务”，以及“可在我国采用、设施之方法”，内含文物制度、法律、财会、产业、经济、政治、教育乃至社会福利、婴幼设施等。此外，还要研究各国陆海军的法律、待遇和指挥方法以及海关、军械、[17]城堡防卫等，“一切凡是可予我国有益之事，概当研究熟览”。
从以后的实践来看，谈判修改条约成果甚微，在考察学习西方各种制度，以备回国施行方面却成果丰硕。
岩仓使节团的出访是日本近代历史上一件空前的大事。
其一，岩仓使节团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正使，以内阁顾问兼参议木户孝允、参议兼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参议兼工部大辅伊藤博文、外务少辅山口尚芳为副使，下属成员包括大藏、工部、外务、文部、司法和宫内省的新政府骨干成员共51人。其中包括被誉为“维新三杰”中的二杰木户孝允和大久保利通，相当于“日本行政部门的全体出[18]动”。
1871年12月，代表团离开横滨前往美国，半年以后转向欧洲，中经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俄国、丹麦、瑞典、意大利、奥地利、瑞士等12个国家，历时一年零九个月，到1873年9月，才分批全部回国。代表团成员地位之重要，代表团人数之庞大，出访的国家数量之多和时间之长，都是空前的。
其二，在代表团出访之前，由于过去长期闭关锁国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微弱，明治新政府的成员对于如何学习西方，从何着手心中并不是很有数，用大久保利通的话来说，他们“过去仅仅考虑了打倒幕府建立天皇政权，这个事业现在已经完成，以后应该怎么办就感到很[19]困惑了”。伊藤博文也说：“为使我帝国进入开明各国之社会……内政应如何改革，应有何种法律，政务应施何种方略，外交应以何为[20]准则，以及应如何交际……都是需要咨询研究的。”
在历时一年多的考察中，使节团成员亲身生活在西方各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近代文明和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受到强烈的刺激，对西方的近代文明有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正像与代表团同行到法国留学，后来成为日本杰出的民主主义者的中江兆民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所说，“目睹彼邦集数百年来收获蓄积之文明成果，灿烂夺目，[21]始惊、次醉、终狂”。代表团副使大久保利通在目睹欧美文明和日本的差距时，痛感日本文明开化太晚，以至于发出“亲到西洋一看，[22]深感我等确实不适应如此进步之世界”的感叹，因而更加周密细致地考察和研究西方国家达致富强的原因和手段。
通过对这些国家的调查了解，他们认识到发达的近代工业、繁荣的国际贸易、欧美式的学校教育和工商业的协调发展、彼此促进，是西方国家富强的根本原因。其中，以煤、铁为基础的工业生产乃是各国“雄飞的物质基础”。尤其在对英国这个“世界工厂”进行的4个月考察中，他们所到之处，“但无有地上所产之一物，唯是煤炭与铁而已，制造品也皆自他国输入，又输出他国者。其制作所之盛，比前所传闻更多，每到一地，黑烟冲天，无不设有大小制作所，由此足以[23]知晓英国富强之所以也”。
大久保利通回国后，就向政府提出了以英国为榜样的《有关殖产兴业的建议书》，建议书中说：“大凡国家之强弱，系于人民之贫富，人民之贫富，系于物产之多寡，而物产之多寡，又起因于是否勉励人民之工业，但追根溯源，又无不依赖政府官员诱导奖励之力。”[24]他认为当前政府的官员特别要注意发挥提携诱导之力，着手“奖励工业，增殖物产，强固富强之根基”。担当政府领导责任的人要“深察熟虑”“从工业物产之利到水陆运输之便”的一切事情，要根据日本的“风土习俗和人民的性情知识”制定方法，“以为今日行政上[25]之根本”。他要求政府确定发展的谋略：“测量我国天然之利，可增殖之物产有几许，可劝奖之工业以何为主”等，以便“劝业殖产，使一夫不怠其业，一民不忧其所”，如此实行，人民必将“殷富充足”，而“国家也必然随之富强”，果然如此，则达到“与各个强国[26]并驾齐驱”的目标“亦不难矣”。他还建议以英国为榜样，认为“其君臣一致，以其国家天然之利为基，扩大财用，以致巩固国家根[27]基之伟业，值此大有可为之际，是我国当为规范者”。
于此可以看出，岩仓使节团的出访不仅使日本找到了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模特儿”，认识到了政府奖励诱导的重要作用，为以后利用国家权力，充分发挥国家干预经济的职能，促进和推动资本主义近代企业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而且树立了“与各个强国并驾齐驱”，最终成为世界强国的发展目标。
岩仓使节团的出访，还使日本在政治体制上找到了追求的方向，即德国的立宪君主专制政体。在政治与风俗方面，他们认为“可取法者以德国为第一”。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所说的“方今世界各国，虽以亲睦礼仪相交，但皆是表面名义，于其阴私之处，则是强弱相凌，大小相欺”，以及德国参谋总长毛奇所说的“法律、正义、自由之理，不足以保护国内，也不足以保护境外，非有兵力不可。万国公法，也是系于国力强弱。局外中立而唯守公法者，乃是小国之事，至于大国[28]则无不以其国力来实现其权力”，更是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奠定了以后日本积极发展国力，向外侵略扩张的认识基础。
很明显，明治政府的这些骨干成员通过出访进一步认清了当时世界发展处于“各国争雄”的国际环境中，在对各国的考察中又亲见亲历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致富强国的实际功效，效法欧美各国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也就成了其必然而主动的选择。此后，日本政府作为基本国策推行的“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文明开化”三大政策，不仅明确包含学习西方、走资本主义道路和向外侵略扩张的含义，也清楚地表明日本已放弃过去以中国为楷模，转向西方，进入“改变国体”的轨道之中。
与此相反，中国此时却不可能具有像日本那样的对欧美的认识，并进而走资本主义道路。明确表示学习西方，走资本主义道路，实际上等于承认自己落后不如人，意味着要从根本上对自身进行改造，意味着对过去几千年形成的体制、观念、价值系统等都要重新审视评定，而这一切在当时的中国特别是对于晚清政府来说，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对于几千年以来一直保持的大一统帝国的发展格局，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灿烂华夏文明，长期延续下来的以华夷秩序为基础的朝贡贸易体制，以及建立在这三者之上的“天朝上国”和“万方来朝”的至尊观念，两次鸦片战争列强炮火的力量这时还远远不足以将其摧毁。中国这时不可能像日本那样派出庞大的考察取经团，主动向西方学习“取经”，也不可能像日本那样准备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移植西方的制度和进行改革，更不可能像日本那样把学习西方，从根本上改变自身走西方式道路作为基本国策来推行。清政府这时所认识到的、能允许和实行的，只限于引进生产技艺的“机、船、路、矿”等器物层次上的东西。从第一批开眼看世界的林则徐、魏源等人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晚期洋务派代表性人物张之洞所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管是为“求强”兴办的军事工业还是为“求富”兴办的民用工业，都没有突破“器物”这个层次。“体用”之说，表面上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文化结构的坚固和此时对西方认识的不足，可是更深地看，实际上是过去高度发展成熟的农业文明，在自身活力尚未完全释放净尽时即被外力强行打断的惯性表现。这一点，是日本不能比的，也可以说是中国开创洋务事业和转轨变型难度远较日本为大的根本原因。
主观的状况和客观的条件决定了中国此时只达到这一认识水平，因此，失去主动选择转轨变型的机会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洋务派的富国强兵、自强、求富等努力和措施，都成了为维护、修补和巩固清朝封建统治进行的活动，也就不足为奇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尽管也有一些洋务派人士认识到仅仅停留在器物层次的变革上实际上不可能使中国真正强大，但在制度层次和更深一层的思想文化层次上的变革的真正试行，却是在甲午战争被日本打败后的1898年戊戌维新时期及其以后。
既然没有体制和道路上变革的要求，洋务事业兴办的着眼点便很自然地集中到“利”、“强”两点上。正如王韬所说：“呜呼，处今之[29]世，两言足以蔽之，一曰利，一曰强。”求富的民用工业和求强的军用工业实际上便是适应这种情况开办的。针对当时洋人掳掠使利益大量外泄的状况，以及认识到无利而不强，举办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都需要大量经费支持的事实，洋务派在兴办洋务企业特别是民用企业时，其首要的着眼点和着手点都围绕“争利”而展开，希望通过兴办企业与洋人争利，以达到保利权的目的。这在当时洋务派兴办洋务企业的议论中可说是屡见不鲜。李鸿章办轮船招商局“为收回利权起见”；办开平矿务局是“庶不为敌人所把持，亦可免利权之外泄”；办电报局为“杜外人觊觎之渐而保中国自主之权”；办上海机器织布[30]局是为“渐塞漏卮”，“分其利权”。张之洞办广州织布局，同样是[31]为了“自扩其工商之利，以保利权”。李鸿章、恭镗等设立漠河矿[32]务局，“重在防边，兼筹利国”，等等。在这里，需要注意的还有两点。一是这些近代企业的兴办，除为了“保利权”、“塞漏卮”、“利国”，和洋人争利权以保清朝统治外，没有更进一步的打算。二是要求不高，起点很低，设立机器织布局，只是“冀稍分洋商之利”；[33][34]兴办轮船招商局，也只为“略分洋商之利”，“庶使我内江外[35]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
这种“稍分”、“略分”、“不致为洋人占尽”的考虑，一方面固然反映出当时洋人势力强大，顽固派掣肘，洋务派在内外环境交困下不敢做过高期待的心态；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主持兴办洋务企业的洋务派从一开始就没有像日本那样制定一套殖产兴业的整体战略，没有确定通过兴办近代企业，使之在全国逐步推广，进而完全收回利权，进一步走西方式资本主义道路的长远目标。
这是中国洋务运动和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根本不同点，也是导致这两个运动结局迥异的根本原因。三 两国政府干预的措施和手段不同
正因为推行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的中日两国政府主体本身不同，两国政府兴办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欲达到的目的不同，因而在这两个运动进行的过程中，两国政府的干预手段即经济政策和措施也必然会不同。
日本政府在明治维新的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利用国家权力干预经济，促使资本主义发展的职能。这与中国政府的作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种差异，集中体现在对发展民间资本主义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措施上。日本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和干预手段，都围绕着扶持、倡导和鼓励民间资本主义发展而展开。例如，明治政府成立时，首先就在法律上废除了人身等级差别和择业的限制，颁布鼓励兴办工商业的法规，发行巨额俸禄公债，帮助和促使封建领主及武士等人向经营资本主义工商业转化，并提供各种特权和大量资金，扶持部分“政商”成长，使之在日本资本主义发展中起到带头的作用。同时，政府还设立专门的机构工部省（1870年）和内务省（1873年）掌管这方面工[36]作。工部省和内务省的中心工作都在于“劝奖百工”，“劝奖”二字，集中体现了日本政府此时的政策的特征。
1873年，为改变资金困乏的局面，日本政府又对地税进行了改革，依靠农业改革为兴办和发展近代企业提供了稳定而有保证的资金来源。在社会风气未开、民间对兴办近代实业缺乏积极性时，明治政府还利用国家权力，通过财政拨款，由政府首先兴办一批“官营示范工厂”，这些官营示范工厂的“直接着眼处，不在获得利益，而在于[37]依赖技术上的成功来移植欧美的产业”，目的是“示以实例，以诱[38]导人民”。[39]
另外，还设立“工业试验所”，举办“劝业博览会”，在民间介绍和推广新生产方法，以鼓励和激发民间投资办厂的热情。当民间达到一定的基础后，19世纪80年代初，日本政府又把官办的工厂（除部分军用工厂以外）以极低的价格出售给私人经营。通过这种措施，直接扶持和推动民间财团和骨干企业的兴起，为防止这些企业对政府产生过多的依赖性，又由农商务省代表政府向全国府县发布谕告，明确宣布在奖励工商方面，过去政府采取了种种方法加以诱导和扶持，或者亲自开办以做示范，或者明确指示实利之所在，现在当各项事业都逐渐开办起来，大家都知道努力进行的时候，当前的重点是“要使人民脱离依赖思想而增强和扩大其自勉力”，政府将加强制定各[40]种法律规章，“依赖法规公平不偏地作为管理上的重要手段”。实际上是把干预手段从过去的以国家直接干预为主改为现在的以依靠制定法规、政策制度等间接干预为主。
此外，在与国家发展有重大关系的领域如海运业中，则实行国家[41]扶持、民间经营的办法，以创立“命令书”等特有的方式进行管理，达到在发挥国家干预，保证其按政府要求发展的前提下，又能保持企业的相对独立性，从而具有活力的目的。在资本积累、人才培养、国民教育等方面同样制定了相应的一系列配套措施，逐步积累和奠定了迅速发展的基础。日本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不仅充分发挥了[42]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的作用，[43]甚至承担了部分“产妇”的职能。
中国由于兴办洋务企业的重点仅局限于把西方“机、船、路、矿”等器物技艺层次上的东西嫁接到中国社会的机体上，以使中国的封建主义政权得以维持和延续，没有像日本那样准备改变国体，从根本上实行变革，在各个领域以西方为师进而效仿的打算，因此，实行的政策和措施，不可避免地带有如下特点。①引进和兴办的洋务企业缺乏总体规划和统筹布局，没有相应的主管部门和制定配套的法规政策，没有积极地从上往下强力推行的措施，而是各自为政；②洋务企业的引进和兴办不能危及封建社会和清政权的安全，必须限制在“官”能[44]控制得住的范围里进行，如“官督商办”的体制等；③对民间要求自由兴办近代企业采取阻碍、严格限制和纳入封建控制的办法，没有也不可能采取像日本那样鼓励、保护民间自由兴办近代企业的措施和政策，更谈不上利用国家的权力来对其进行诱导和示范。在这种状况下，90年代中期以前，除军用工业是官办，民用工业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是“官督商办”的企业外，民间自由兴办的近代企业数量极其有限，难以形成气候，与日本同期的状况相比差距十分明显。
以上是笔者对中日两国在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期间所具有的相同和不同的特点以及导致最后结局不同的原因的基本看法。笔者认为，由于上述中日两国主持兴办近代企业的主体不同、兴办近代企业的目的不同、兴办过程中采取的措施和手段不同，因此，其迥异的结局就是顺理成章和历史的必然。
为了具体论证笔者的上述看法，鉴于以往的研究中尚没有以两国实业政策的产生和演进为背景，选择具体企业，探讨其在各个历史时期各个阶段发展变化的特点，从而对两国近代化进程进行比较研究的先例，笔者选取了有代表性的两个企业，即中国的轮船招商局和日本[45]的日本邮船会社（其前身为三菱会社），着重考察这两个企业从19世纪70年代初创办前后直到20世纪20年代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以及两国政府对这两个企业的政策演变、资金筹措和补助、管理形态、高级人才的培养等，力图长时间、大范围、多层次、多角度地对这两个处于近似环境中的典型企业进行实证对比，以具体考察中日两国迈向近代化的进程中，政府的不同干预状况及其导致的不同后果。
选取这两个企业作为典型，是基于以下三点。第一，中日两国都经历了一个从军用工业向民用工业转化的过程，19世纪70年代初创办的招商局和日邮会社的前身三菱会社，都正好处于这个转折的过渡点。招商局是中国第一家民用的同时也是第一家采用“官督商办”体制的企业。三菱会社则是日本政府重点扶持的第一家民营资本主义企业。它们的创办过程和其以后的发展变化可以清楚地反映出中日两国政府在各个时期产业政策上的相同和不同点。第二，招商局是中国创办年代最早、规模最大、影响也最广的资本主义近代企业，其发展历程可以充分反映出中国近代化道路的各种特点。日邮会社的发展则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其前身三菱会社是日本最早出现的民营资本主义企业，也是日本明治政府对近代企业从官营政策转变为民营官助政策时的第一家受惠企业；日邮会社则是19世纪80年代中期在日本政府的干预下由三菱会社和共同运输会社合并组成的新会社。在四面环海、资源缺乏的日本，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得力于海运业甚多，日本政府对海运业极为关注，投下的力量也最大。因此以三菱·日邮会社为分析对象，同样可以典型地反映出日本资本主义近代化过程中的各种特点。第三，招商局和三菱·日邮会社都是轮船运输公司，可比性大。
以下各章将围绕以上基本论点，运用中外文资料和收集到的档案资料等第一手资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中日两国在迈向近代化的这一阶段中中日两国国家干预经济的具体状况、相同和不同的特点措施，以及产生的影响和后果等决定其发展方向和成败的因素，以期对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有进一步的推进。[1] “近代化”，一般也称早期现代化，是指工业革命导致的以工业化为中心的涉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一系列变革的系统过程。国内习惯将1949年以前的这一变革时期称为“近代”。[2] 后发国家，即我国习惯称的后进国家，一般指19世纪以后在外力刺激下学习西方资本主义，追赶西方先进潮流的国家。日本学者一般用“后发”这个词，主要指时间上起动得晚，后来也许发展很快，比“后进”这个词含义准确一些，故本书采用这种说法。[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819页。[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255页。[5] “洋务运动”当时人称为“同光新政”，台湾学者一般称为“自强运动”，国内学者一向称为“洋务运动”，近来有人提出异议。由于其所指均是以兴办洋务企业为中心的一系列活动，为方便计，本书依然采用此种提法。[6] “明治维新”有广狭两义，狭义的明治维新特指以1868年为中心的历史事件，广义的明治维新则指一系列事件所构成的历史过程。本书采万峰《日本近代史》的说法，将明治维新的上限定在1868年，下限定在1911年（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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