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片(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石舒清

出版社：阳光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底片试读：

物忆

黄花被

爷爷从劳改队回来是1973年。那一年，整个中国都像一只被快要吃空的大面袋子。我们家更是穷得叮当响。记得那天落着小雨，雨丝细密。下了许久了路面上仍不显泥泞。村里人簇拥着爷爷进院里来。大家都在院里站着打量。一群戴着白帽的人里，只有爷爷是戴有檐帽的。我们都有些紧张地看着爷爷，我们都怕他看不上这个家了，我们都担心爷爷不认我们了。小姑姑的头一直乱蓬蓬的，但那天不知为什么，格外显得扎眼，都觉得首先是她丢了我们的人。要是爷爷当时拧转身走掉，我们都会松一口气，接着过我们的日子的。爷爷不在，这样的日子我们已经过了十年，自然还能过下去的。屋顶上长满了冰草，在寒风里战栗着，认命似的受着雨淋。爷爷忽然偏头，带些严厉地对着父亲说，房子上的草，你们也拔不动么？但是不等父亲作答，爷爷就招呼着村里人进屋去了。

屋里几乎什么也没有，只是许多湿湿的带些寒气的人。

炕上一面精席，被火炕烫出几个大洞。

真是没什么好看的。

大家都陪着爷爷落了一会儿泪。

接着便陆续有人拿东西到我家来，一瓶煤油，一小袋洋芋，一只小凳，一条旧毛巾什么的。记不得爷爷和父亲他们是怎么样给村里人道谢了。记得人们是默默地来去着。一直在下雨。落在窗玻璃上的雨丝，小叔对着它们一哈气，就变白起来，一下子看不到窗外了。但慢慢就会清晰。雨丝落在窗玻璃上，很像一个人情绪复杂时挂在睫毛上的泪迹。爷爷剃了头发，剃了胡须，戴上了白帽儿，使他立即像换了一个人。昨天，爷爷来的那个时刻一下子像飞逝得极遥远了。

我们都怀着一种想哭的心情欢乐着。从没有过这样的心理。小姑姑的头也非常努力地梳过了。我们都跟爷爷上房去拔冰草，很容易就能看到整个村子。看到不少人立在自家的院子里仰着头看我们。

奶奶的一个堂妹，和奶奶一样，也嫁在本村，嫁给了我的一个外爷。她给我们家抱来了一床被子。被子八成新，上面开满了素淡温暖的小黄花。我们都数那上面的小黄花有多少。用手摸，用脸贴，感觉都是很异样的。那是我们第一次接触到绸被子。有几处的绸子受损了，如梳齿似的，像是又返还到织布时的某一过程。透过它们往里看，里面混混沌沌的。有时候也在故意和一不小心之间，通过那些松散的“梳齿”，将什么东西弄入被子里去。这也是容易找着的，一捏就捏到了，然后再一点点弄它们到破损处，再拿出来。

这些游戏都是发生在夜里。夜里，偌大的一面被子就被展开了。爷爷，两个姑姑，小叔还有我，我们几乎一家人都睡在这被子下面。我们还是有办法的，把头分置于四面，把脚集中在被子中间，这样不但每个人都能盖到被子，而且簇到一起的脚也很容易热乎乎的。只要有好日头，我们就拿出去晒被子。夜里盖着开小黄花的被阳光晒过的被子，是根本不会有噩梦的。小叔间或有尿床的毛病。要是早晨起来，身边意外地不见了小叔，那么掀开被子，就会有尿臊味从奥深的暖热里传来。小叔说，他真是很小心的，一次一次辨认着确定着是一处干草垛，而不是炕上，于是才放开来尿了，没想到到头来还是尿在了炕上。好像专门有个谁在梦里头骗他似的。被小叔尿湿的被子晒在院子里，上面有一团尿痕，我们走过的时候，都夸张地掩一掩鼻子。

被子在白天绝少拉开。除了拿出去晒日头外，似乎总是淑静地叠放在靠墙的被床子上。由于有了这么一床被子，我家的一只旧被床子又被派上用场了。但似乎上面也只有这么一床被子。被子依被床的样子叠成长条型的，像一个修长的少女，成天将她的两条长腿羞涩的耐人寻味地闭锁着。一想到这叠放在被床上的黄花被，也讲不清为什么，我总是由此自然地想到静跪着点香的老人和临窗做针线的有孕的少妇。这里面似乎有着某种足够的富足与安静。

不动声色的被缝中实际是常常夹有一些东西的，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伸手到里面去，总是会拿出几样来的，有袜子、针匝、一束线或一块布什么的，有时也会有几角钱，一两块钱，不期然地摸出来时叫人眼热心跳，觉得这里面原来竟有着这么大的秘密。但是，能怎么样呢？依旧放入去，只是放得更深些，不使一摸时便可摸到。把手伸入静静的被缝里的感觉是异样的，纯然像探索着一个个幽深莫测的秘密似的。

这被子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我们似乎还用着。觉得是比以往重了。那时候我们的日子好过一些了，爷爷常说起这床被子，说拿个什么报答他的妻妹呢，在那样困难的时候给我家送来一床新被子，不容易呀。

岁月变化，使我成了一个城里人。数十年岁月也一晃过去。很少想起那床被子了。人在不觉中就可以忘掉许多，似乎什么都不允许人记住，什么也愿意随时间一并消失干净似的。

已是换到了另一个世纪。

我搬了家，新置了沙发，于是和妻四处跑着选沙发套。做这些事情也是很有意思的。人四处奔竞，原来是无不寻找着合乎自己心意的东西。这才发现，要求正合己意，莫说别的，即使一副沙发套，也不易寻的。

先就近跑遍了新市区，没有。又跑几十公里到老城去，一家家商场进出着。其实口袋里的钱没多少的。想着也可笑，难道新市区那么多沙发套竟都是无用的么？发现选择本身就是一个圈套，一旦落入选择和落入误区没什么两样的。

在妻的一以贯之的兴致勃勃里我终于打起了退堂鼓，我落在后面不再想动，妻说，三家，再跑三家，有没有都不跑了。

但是在接下来的第三家里就发现这一趟老城真是没有白跑，我看到了一样颜色，触动了一份记忆，我觉得我是被轻轻地深深地袭击了一下。这真是专意来寻也寻不到的。

当时已经转了好几个来回，我的目光疲倦地落在一种沙发套上，但很快，我真切地觉得好像是在我的控制之外，我的目光自行来了一个大的更换，我被这颜色强烈地吸引了，记忆恢复得竟会那般迅疾，我眼里也悄然地就蓄满了泪花，那些小黄花载沉载浮，飘飘欲飞，竟飞作了一大片盛开的胡麻花。

周围的一切落潮似的退到一边去。我看见妻在我的泪光里转悠着，显得那么的遥远而又莫名所以。

好在我一个人可以感知、享用并忍受这一切。

我擦去泪水。那些小黄花像凋谢过多次又重新绽开了那样。那么多的它们，不知为什么，竟是有些孤单和冷清。

我没有走过去更临近它们，我没有去抚摸哪怕是一个花瓣。

自然是要买它了，可算是天赐之物，没有比这更合我意的了。

然而和妻走在街上的时候，我手里却拎着按她的意愿挑选的沙发套。我们在熙熙攘攘的车流人声里走着，阳光强得刺眼，我的心境一时难得改观，但足可以陪着妻说说与黄花被无关的话的。而且妻大功告成，心情颇好，只要能作势听她的讲，我自己是大可不必说什么的。

老木床

在我的记忆里，这似乎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笨重的一样东西。

床比现在的双人床略小一些。比单人床就大多了。床板很厚，侧面看去，像快刀切开的紫牛腱肉。不用抬，只拿眼睛一看，也知道它是很重的。四条腿如韩斡画中的马腿一样，由臀部顺下来的部分夸张地宽着，而且趁势弯进去一个不小的弧度，床脚状如狮足，稳稳地抓牢着屋地，给人一种与屋地焊接在一起的感觉。的确，在这样的床上休息或玩闹，真是和在炕上没什么两样，不会像现在的床那样，翻一个身，咳嗽一声，它也受不住似的咿呀不已。这床似乎以它的结实与宽厚默默地承受和担待了许多。

我生下来的时候，爷爷还在劳改队，家里的老人连连的去世了，只余了我高寿的祖太太，用老花的眼睛给我用小布片连缀着尿布子，但是她也在我出生前一个月故去了，当时父亲才19岁，家里的老人都没有了，最老的就算是这个老木床了。我有时会匪夷所思地想，在我家没有老人的那一大段日子里，老木床是否暗暗地起过什么作用呢？

一直觉得老木床在我儿时的生活里有着一个很重的分量，似乎我关于儿时的一切记忆都可以浓缩到它身上，似乎我们一家老小十几口都是从它身上来的，但细加检索，发现我对它的具体的记忆并不是太多。

只记得严冬的时候，炕上冷得睡不住，我们一家人就都挤到这张大床上去睡，三个姑姑，叔叔，我，（有母亲么？）我们都挤睡在木床上。生活寒苦的原因，父亲那时候脾气相当的不好，除了我，沾了年幼的便宜外，家里的其他人都饱受过他的拳脚。夜里父亲也不睡在家里，披一个老羊皮袄，到饲养院的驴槽里去睡。驴槽里有驴吃剩的草，铺在身下，盖上皮袄，就可以凑合着睡到天亮了。据姑姑们现在讲，几乎是整个冬天，父亲都在饲养院的驴槽里过夜。父亲借口给饲养院看牲口，夜里不仅是把自己的觉睡了，还能连带着挣一点工分。姑姑们也说，要是父亲不去饲养院睡驴槽，而是睡在木床上，那么，毫无疑问，我们都得睡到冰石板一样的炕上去，我们就会一个个都被冻死。

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显得很结实的老木床，竟被拆得零散了，床板靠墙斜立在磨房里，旁边是它的几个腿子，或立或躺，涣散而落寞。似乎它们里面那站立和支撑的力量在拆散的一刻悄然而莫名地逃逸了，那原本抓紧着屋地的床脚，也颓然在地上，像被割下来的兽足。不用细看，就能看到足趾间显出朽败的裂缝来，裂缝很深，吹一口气进去，会发出枯索玄远的声音，还会腾出一丝烟尘，直入到鼻腔深处去了，滋味辛辣，似乎使人一瞬间就古旧和衰败起来。拆散前后的老木床真像是两样相去甚远的东西。

或许关于它的结实，我记忆有误也未可知。

拆开来的木床，后来就有了这样的用场，村里不管谁家无常（去世）了人，就来我家借床去做“停埋体”用。

当三两个头戴孝帽的人急匆匆地走进我家里时，我们便知道村里是无常人了。这时候，多时关着的磨房门就打开了，人们将床腿一件件拿出来，将床板费很大周折抬出来。床板很重，需三四个人抬着，父亲常常帮忙抬着，一路就去亡人家了。床腿一人掮一条去。像我们这些七八岁、八九岁的娃娃，一人还抱不动一条床腿。但我们也缠紧在大人们的脚脖子里跟着去了。记得他们扛犁那样扛着床腿，走得很疾，不时会把床腿在肩上换一换位置，但脚步不会停下来。不久就会听到哭声。到那家院子里，几个人在一片哭声里开始洗老木床，洗得很详细，一个人用汤瓶倒水，一个人洗，一条腿一条腿洗，一小片一小片地洗床板，就像洗一头宰了的大腱牛那样。

洗过的老木床会显得神情庄重，深具意味。

稍稍晾晒片刻，就会七手八脚抬入有哭声的屋子里去。

一会儿进屋去时，见老木床已被结结实实，规规矩矩地支起来了，它默默地，稳稳地立着，像尽心尽力尽职尽责地担负和完成着一个什么使命一样。亡人盖着一片白布，已安静地躺在它上面了，它那么阔大而安详，似乎亡人睡在它上面便已有了一个好的归宿一样。亡人头畔的香烟缭绕着，也似乎一律缓缓地汇入它的木质里去了。它的四周跪满了伤心落泪的人。有人用手攀着床沿；有人轻轻揭起尸布来，望一眼亡人被竖立着捆在一起的双脚；有人把亡人的手从白得发青的尸布下轻轻牵出来，疼惜而又绝望地摸上一摸，又悄然送回去掩住。老木床在那一刻似乎默默地驮着亡人和活人的一切，似乎在暗暗地不停地劝说着亡人不要惊恐，尽早安息，在告慰着活人不要过分悲痛，顺主节哀。觉得老木床就像村里一个年高德劭的老者一样，平时不觉得什么，但在关键时刻，危急关头，却当仁不让，不可替代地站出来，引领了大家，安抚了众人。有时候甚至有了这样的念头，要没有我家的老木床，村里这么多的亡人一个个该怎么办，该往哪里停？

实际上这样的自满和忧虑都是不必有的。

亡人入土后三两天，我家的老木床就会被送回来，是被重新拆散了送回来的。照旧又放入磨坊里去，静候着另一个亡人来用它。

正像凡事在习以为常之后，又总不免有着变化一样，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不知为着什么原因，村里再有了亡人后，不很用我家的老木床了。

偶尔打开磨坊进去，会有意无意地看见老木床，已蒙了冰凉的尘土在上面，鼠屎和鸟屎上面也有的，偶尔还会攀连一些蛛网。蜘蛛不知哪里去了，余了一个死苍蝇什么的结在网上，已枯寂得像一点干菜叶了。

似乎把它扔在那里，再也没有动过。

直到一对老人突然到来，要用它时，才发现它的一条腿找不见了。

那时候爷爷已经从劳改队回来了。

爷爷1963年开始劳改，1973年才刑满回来，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在中国是一段很苦的日子。记得爷爷把面袋锁在箱子里，到做饭时就用一杆小秤称出些许面来，让母亲拿去做饭。爷爷还带我们一家去山里挑

苦苦菜

爷爷在劳改队学了不少手艺，饭也会做的，但是回来后就不做饭了，只是教母亲怎么样把苦苦菜和麸子和在一处做窝窝头。那时候爷爷才五十多岁，有人劝爷爷再成个家。但爷爷一直孤身过到他无常。关于爷爷的事情真是可以写一部长篇。

一日家里突然来了很老的两个人，一男一女，我们当时视野是很狭窄的，就觉得他们两个是有一些派头的。那老爷爷胡子白得叫人敬重，胸前的纽子上还系着一块链表，不时掏出来看一看。老奶奶戴着大盖头，脸熟透的梨一样黄俊着。他们在屋里和爷爷说着什么，然后几个人就都哭起来。那老爷爷哭起来像一个委屈的孩子，而且有些像笑声，但泪水很实在地流下来了。爷爷放了声哭着。有几声哭得简直叫人害怕。好在他们都是哭了片刻就收住了。原来这个人是爷爷的一个堂叔，很小的时候就出走了，多少年来没有一点音信。实际上离家并不是太远，是住在青海的什么地方。那天家里来了很多人，都是我们的本家，来了又是哭又是笑的，使家里的气氛在那一天显得很特别很异样。夜影落着的时候，院子里空静下来。这一对老人双双在炕上做礼拜。爷爷和父亲就开始给他们支老木床。

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和爷爷一样，睡在炕上。不知道爷爷为什么要偏偏为他们支床。是显得洋气一些么？

床就支在爷爷睡的正房里。

真是不用不知道。这时候才发现少了一条床腿，翻遍了磨坊也没有找见。父亲红着脸问母亲是不是放在灶火里烧了。虽是这样问，但知道借母亲几个胆子母亲也不敢这样做的。眼看着星星出来，地上黑到看不清脚了，就不再找那条床腿。爷爷在劳改队学过泥瓦工的，便在缺床腿的地方用泥巴土块很快砌起一个与床腿齐高的土柱子来。自然是再稳当不过的。

夜里那一对老人就睡在老木床上。我和爷爷、叔叔睡在对面的炕上。已记不清爷爷和他们晚上说过什么没有，只记得他们两个仰面齐并着睡在大床上，眼睛像是在等着药水落下来那样挤巴着。床头靠墙的地方，并排斜放着他们的拐杖。

他们住了三四天就走了，走的时候又是一场哭，但后来就没再听到他们的音信。当然现在他们是早不在世上了。有时想起他们，想起青海还有我们的一支血脉，就问父亲，与青海方面有无联系。但联系是肯定没有的，若有，也用不着我问父亲了。于是就觉得两个老人的到来如同一个梦境了。

两个老人走后，老木床竟没有像以往那样，拆散了抬入磨坊里去——磨坊不知什么时候也不见了——竟就一直放在那里，似乎在等待着两个老人重新来睡。也许是那条泥腿拖住了它的缘故。后来就逐渐放了些东西上去，粮袋啊旧木箱啊什么的。

后来，大概有十年到二十年，在我的眼里就再也没有见过老木床。

前一段日子到一个收藏古董的人家里去看旧家具，一个尺把高的单屏，虽模样古旧，但做工粗糙，他竟索价六百元。我心里一动。于是打电话问父亲，家里那副老木床还在不。答说在的。家里自然是有一个杂货房的。父亲说，埋压得很深，不好翻出来。

不知现在翻出来，它是什么样子了。

父亲说，我家的光阴，在我祖太爷手里是不错的，田地也有，街上的铺面也有，但到后来，什么都不见了，只这一副床阴差阳错地留了下来。往少里说，也有百把年了吧。

要是有收旧家具的寻上门来，我们会把它卖掉么？

大立柜

这大立柜现在也还在我们家里。母亲用一片塑料将它严严地苫着，上面放着座钟、录音机之类。里面装的已不知是一些啥，我很少将它打开。

和老木床一样，它也是很结实很笨重的，结构单一，实际是一个深阔的木箱，中间用一面厚厚的隔板一隔为二。柜边、柜面都是乌黑的，母亲保护得好的缘故，那乌黑直到如今还发亮着，能隐隐照见人的影子。正面是两幅花鸟画，花是牡丹，鸟为鸳鸯，用笔细致而自信，着色艳丽又大胆，给人一种强烈的喜庆气氛和民间意趣。那时候的匠人心实，木料好，做工也半点不马虎，打眼一看，会觉得它最多三五年的样子。即使柜子里空着，抬起来也是很沉的，母亲和父亲抬不动，要挪动清扫下面时，母亲就把同村的小舅舅请来和父亲一起抬。像屋檐那样，柜面会在前面稍稍探出一小点来，就把了这一小点抬着，也不妨事的，父亲和小舅舅常以这种方式抬柜子。实际这样抬着，就像抓着一个人的脑袋把他揪起来，是很有些危险的，要是现在的柜子，根本不敢这么抬，现在的柜子得从最下面抬，得端着，就这样也会有不可测的危险的，而且现在的柜子看在眼里是重的，一抬，那轻会使人意外到吃惊。见得多了，再看到现在那些极尽工巧，煞有介事的柜子时，连眼里也觉得它们是轻的了。

实际上这憨厚实诚的立柜样式被淘汰至少有二十年了。

它的构造的确是太简单了，没有明确设计出哪是放被褥的地方，哪是挂衣服的地方，哪是安排鞋袜的地方，它像两个麻袋放在一起那样，纯然就是为了一股脑儿装东西用的。

去过许多人家，发现即使在乡间，这样的立柜也不多见了。

说来这还是

爷爷

实际上叔叔要是后来不结婚（这当然是不可能的），要是这立柜一直在爷爷的屋子里摆放着，也就一切太平，不会发生什么的。但慢慢就到了叔叔结婚的时间。媳妇说下了。爷爷托媒人对女方说，大立柜就无需再花钱买了，家里是有的。这样一来家里就可以省一笔开支。

爷爷所说的大立柜，就是他屋子里的那个。

女方不大信，差人来巧妙地看了，回去说，果然是有的，是最为时兴的大立柜。

这时候一向逆来顺受默默无声的母亲却突然地有意见了。她知道父亲是靠不上的，就自己厚了颜面泼了胆子，去爷爷的屋里哭诉说，她结婚的时候，田家是一个老人也没有，礼钱花了50元，不要说大立柜，连结婚穿的裤子也是向别人借的，结果呢，还没有回门，裤子的主人就趴在墙头上要裤子。这都是不应该说的，一时有一时的条件，她这些年说过这些话没有呢？没有说过，一句也没有说过。可是现在的条件总的来说是好些了，现在的人结婚，穿的戴的抹的擦的置办了一大堆不说，光礼钱就是七八百。母亲对爷爷说这些她都不讲了，现在的人好是现在的人的运气，说一千道一万，她没有别的要求，她到田家这么多年了，男孙子女孙子都生下了，功劳是没有的，苦劳还算有一点的吧，那么，是否可以作为补偿，把家里的立柜分给她。母亲说，要是立柜照旧放在爷爷的屋里，她一句闲话也没有，要是把它作为小叔两口子的结婚用具，那么她就忍不住要说一说的，可以给小叔两口子再置个新立柜嘛，比这个再好再贵些她都不会有闲话，嘴头上心里头都是理解的满意的，她就要求再买个新立柜，以备小叔结婚用，好把这个旧立柜给她。

母亲当时给爷爷说这些时，爷爷正坐在炕上吃饭，听了母亲的话，一向极能忍耐的爷爷就把碗扔到饭桌上，然后一脚把饭桌踹到了地上。

这就算闯下了弥天大祸。

母亲当然是少不了父亲的一顿毒打。

后来爷爷好几天不再吃母亲做的饭。

父亲就请了说和的人来，让母亲做好饭，两个人一起端去，在说和人的劝解里，跪在地上请爷爷原谅他们，请爷爷吃饭。

爷爷就吃饭了，吃到后来，竟落下泪来，把剩下的饭和着眼泪吃了。

后来爷爷果真就给叔叔婶婶买了一个新的立柜来，和旧有的立柜简直一模一样。于是就把旧的立柜分给了母亲。

这时候痛定思痛，母亲已经不很想要立柜了，但又怕拂了爷爷的好意，就说立柜算在她的名下，但暂时还是摆放在爷爷屋子里的好。

爷爷却近乎绝决地让母亲把柜子搬过去，搬到我们那间葵花秆子盖就的小屋里来了。

这样，叔叔和我们的屋子里都各有了一个富丽堂皇的立柜，爷爷的屋子里却显得空荡荡了。

人是容易忘记的，常常见到母亲用眼泪和皮肉之苦换来的这个立柜，竟似乎司空见惯，毫无所感，今夜缘于写这篇文字，才恍然记起这一切来。

母亲天天开柜锁柜，不知是否还记得这些事情。

雨毡

我们这里素来被称为是一个十年九旱的地方。

然而奇怪的是，在我的记忆里，似乎小时候并不缺雨。我还记得打雷的时候，我们坐在窗前看云层里闪电的情景，破裂云层的闪电像遭电击的巨蟒那样战栗着。在黑乎乎的灶前忙碌的母亲总是告诫我们，不要把头或手伸出窗外去。也总是记得狗或者鸡在暴雨中瑟缩在墙根里的样子。村里人立在河边看洪水滔滔而下，不休地议论着，但只是见嘴黑洞洞地张开来闭上去，却听不到声音。那时候村里有好几处涝坝。水面上浮漂着厚厚的水草一类，村里人呼之为浪沫。等暴雨停了，就去捞浪沫。这被浸过的水草捞上来，可以搓绳子用，可以烧火用。一次和爷爷叔叔捞浪沫时，我不觉间走到了水深处，一下子双脚漂离坝底，斜斜地淹到了水里。那种在徒然的挣扎中数度被浊水淹没的感觉真是怪异而惊怖，要不是爷爷及时赶到我就淹死了。坐在岸上呕吐完积水后，看着依旧在水里捞浪沫的人，我觉得自己好像到什么遥远而陌生的地方去了一遭，有一种重生感。关于水的记忆，那一次真是太深刻了，像一个一辈子也难以摆脱的噩梦。我后来再想起这幅情景时，就觉得满河影子一样的人不是在捞浪沫，而是拨弄着水面上厚厚的浪沫，在寻觅淹在下面的我。另有一次下暴雨时，我跑出家门去喊母亲，母亲去外奶奶家借什么了，还没有回来。但刚出门不到十几米，雨骤然就大起来，而且夹杂着冰雹。刚开始还能觉得痛，还能看到冰雹在巷子里变戏法似的多起来，能看到冰雹带着果敢而可怕的激情砸到两边的墙头上纷溅开来，但很快就看不清了，觉不到痛了，只是觉得呼吸不够用，要窒息了，觉得自己像一只粽子要被千重万重地包裹起来了，明知离家不过十来米，但是却似迷失了方向，迈不开步，裹挟在一个漩涡中了。要不是柳阿訇从冰雹中跑过，要不是他穿着老羊皮袄，把我裹在皮袄下面带回，我也许就没有机会回忆这个事情了。后来逢主麻日，母亲就烙了油香让我给柳阿訇端去。这样子大概端了有五六年之久，后来大家的日子都有些好过了，不在乎一两个油香了，而且柳阿訇已成了大阿訇，我也就不再端了。一次柳阿訇在清真寺给众人讲经，柳阿訇头戴代斯塔（缠头），身着衷拜（礼拜衣），胡须像流水那样溢出他的下巴来。我跪在人群里，想到自己的生命被这样一个人救过，心里有一种难述的感动与满足。

这说的是暴雨。但记忆中更多的还是绵绵秋雨。

只要是秋雨，只要下稳，总是不肯轻易就住的。这样的时候，除了放羊的人，其他人都呆在家里等雨停。趴在窗前久久地看雨不下不说，怎么下起来就没个完。于是就纷纷预测着这雨什么时候才能停，纷纷说起一些关于雨的陈年旧事，说是某年某次落雨，一落就落了整整四十天啊，皇宫里都漏开了啊。窗外的廊檐下，承接了桶子盆子，成天成夜叮叮咚咚响着，妇人女子在屋内焦躁了，就弹起口弦来。有一种调子就叫“滴廊檐水”，在连雨天听这种调子，人是很容易瞌睡的。

但很快就睡不住了，房子啊窑洞啊开始漏雨了，皇宫需落雨四十日才漏，老百姓的房子窑洞自是支持不了这么久，最多能支持一周。于是盆盆罐罐，碗碗碟碟都排上了用场，放在适当的地方承接着漏雨。人缩紧着身子，在暂时无漏雨的地方歇缓着。但地盘总是被漏雨蚕食着，越来越小了，感到盆盆碗碗里的水溅到脸上、手上、脚丫子上，只得忍耐着，一点子办法也没有。发誓说这一次晴好起来，一定给房子厚厚上一层泥。房泥是年年上着。但雨淋风蚀，厚房子是很容易薄起来的，几乎比鞋底还不经日月。那时候的好处是水突然不缺了，真是忙坏了妇人女子，成天刷拉刷拉洗个不休，但洗好了的衣服一类却无处晾晒。门上风匣杆上锅盖上都厚厚地搭了一层。

我家那时候有两间房子。一间被名为正房，据说是干爷的，暂时让我们用着。这房子盖得倒气派，虽然

椽子

但是有一年雨持续地下个不停，连正房也支持不住了，开始若有所思地漏起雨来。后来像是要破罐子破摔，终于不加顾忌有些放肆地漏起来。我们在有限的地方挪腾着。爷爷说，不行，这要是把人家的椽子弄坏了就不好交代了。于是就派我和叔叔去县城找干爷，借一些雨毡来。

干爷是一个喜欢种花的人，满院子各式各样的花朵使他的家似一个天堂。但那天却全部委顿在地上，像一锅馒头漏了气那样。这使得干爷的家里有了一种萧索与冷清。发黑的窗棂被雨水侵蚀着，很久了没有住人似的。但每个屋子里都有人的。干爷是一个大户，光老婆就有着两个的。干爷是我所见的面相最为奇异的人，有些像史书上的朱元璋。但没想到的是干爷家的屋子竟也漏雨了，这样油毛毡我们就借不出来了。干爷坐在临近门槛的一个小竹凳上，很有气派地喝茶，喝完茶，就拿出一大捆塑料让我和叔叔带回去。

叔叔装模作样地去伙房里喝了半瓢凉水，目的是想看看干爷的三女子。经爷爷提议，和干爷商量，就把他的三女子许配给叔叔了。干爷的意思是让爷爷在老三和老四里任意给叔叔挑一个，但老四明确说不会嫁到乡下去。那么便只有老三了。但叔叔在阴雨天白喝了一瓢凉水，没见到想见的人。后来这个事情也没有成。说起来复杂，这个老三直到今天也没有嫁人，在街上卖酥馍，还拖着一根长辫子。都说她是高不成低不就。人总是向着自己的一面说，叔叔说他当时觉得那个女子个头太小了，还胖。

塑料很沉，我和叔叔抬了回来。我身轻，上房去铺开在房上，四面用砖压着。但是像跟我们开玩笑似的，雨很快却停了，这就让人心情很不快很失落，我还记得我和叔叔望着天空，盼云不要散，盼着好好再落上几天雨的样子。

漏雨时怕雨，可以防雨时又盼雨，这种心理是很可捉摸很有意思的。椽子

干爷之所以把他的房子盖在了我家的院子里，是因为他娶了一个小老婆。

那么干爷与爷爷是怎样成了兄弟的呢？这个看来得说一说。

干爷是县城的富户，像姑太太讲的，我家的核桃曾经用长口袋装那样，干爷的银元的确是用长口袋来装的。干爷是有名的花匠，口才极好，能说三国，还颇谙医道。然而不知为什么，颇谙医道的干爷在干奶奶生产时，却乱了阵脚。于是就派出两匹骡子，委托当脚夫的爷爷去数百里外的靖远，把一个老女人接来，给干奶奶接生。一来二去，觉得爷爷这个人不错，做事谨重，还有赤胆义肝，就说，我们结拜弟兄吧，从此钱财上不分你我。就结拜了弟兄。

后来才知道干爷这是在暗暗地收络人才，招兵买马。这是因为一个叫马英惠的人掐算过，说干爷这一辈子，有四十天江山可坐。马英惠是一个能掐会算的人，有名于一方，他的说法自是不妄的。干爷就说，四十天太短了，能不能再长一些。说不成，天命哪天命哪。问干爷这只有四十天的江山究竟坐还是不坐。自然还是要坐的。干爷就开始暗暗地活动了。马英惠算是军师。干爷流着泪说，他坐了江山完全不是为他个人的，完全是为弟兄的。只要江山打下来，大家都是一字儿并肩王。不知道爷爷他们当时是怎么响应的。

不久，干爷就弄了一个小老婆。大老婆闹着不得成。干爷和爷爷商量了，就在我家盖了一个大房子，和小老婆一起生活了。眼不见心不烦，大老婆慢慢也就接受了。

干爷的皇帝自然是没当上。大老婆殁掉了。他便携小老婆上城去，继续做他的花匠。继续行他的医。把那间当时很气派的房子给爷爷丢下了，说只要还认他这个做哥哥的，那么就不要再讲房子不房子的话。

过了几年，爷爷因为偷偷地做生意，被逮去劳改了，一判就是十年。干爷每年弄两口袋炒面酥馍，让父亲分春秋两季给爷爷送去。

爷爷从劳改队回来时，干爷已经很老了。爷爷的第一打算是把房子拆了，将椽子给干爷送回去。干爷就指着小老婆说，我要是要这几根椽子，你嫂子马上就死在你面前。那时候干爷家的院子里虽是鲜花盛开，但明显今不如昔，只剩一个空架子了。干爷一直活到九十多岁，只剩一副骨架子了，好像还想活下去。但他的病已经很重了，似乎很容易就能看到他的骨头，青黄着，像精心腌制过似的。爷爷那些日子就住在干爷家里，朝夕侍候着他，直到他吐出最后一口气。干爷早已枯槁的遗体被一床龙飞凤舞的黄缎被子盖着，双腮深凹入去，嘴闭得很紧，像是紧咬着牙关，不再打算开口似的。

送走干爷，爷爷也是一场大病。父亲跪在炕头哭着劝了几天，才开始吃喝。但爷爷的身体刚一好转就开始拆房子。

拆下来的椽子黑得发亮，摞了大半院。爷爷让我们一家人开始用刀片刮椽子。刮得很仔细。但刮去黑皮后，露出的部分依旧乌青着。刮了好几天才刮完。一根根抬到涝坝里去洗。爷爷自己洗，把我们洗过的他再洗几遍。

然后就分好几趟，把这些椽子装在架子车上，一车车拉到县上去，交给干爷的小老婆。

这些事情我曾经写过一次，总觉意犹未尽，这里再写一次，实在也写不出什么新东西来，就算是对老人们的又一次缅怀吧。

不太愿意讲的是，后来，干爷的五个儿子里，竟有三个曾屡次找父亲和叔叔借过钱。与富甲一方的干爷相比，他们现在的日子基本上都不怎么样，有一个还在街面上为人补鞋度日，和各种各样的鞋打交道的手看起来真是令人感慨。听说时不时还去卖血。另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终生没有婚嫁，没有结婚的是最小的儿子，年纪轻轻就蓄起了胡子，留起长发，胡子和头发连在一起，几乎将脸遮掩得没有了。在自家院子里盖了一间修道室，很少出来一次。后来突然宣布说，干爷其实并没有去世，是活着被埋掉的，屡屡要去打开坟墓看一看。一家人在这件事上就把他守得很紧。忽然一天就来和父亲借钱，很诡秘地向父亲笑着。另有两个也来借钱。往往都是借而不还。宣布说，当时爷爷不知拿了干爷多少钱。弄得父亲和叔叔很不高兴，但查对无门，两个知情人都不活在世上了。

不是还有小干奶奶么？就是干爷的小老婆。

听说她也是极少出门，在一边提心吊胆日复一日地守着未嫁的女儿和一个装神弄鬼的儿子。

父亲不好意思去问，就让叔叔去了。叔叔就问干奶奶，爷爷欠没欠着干爷的钱？如果欠着，那么是多少，还清了没有，如果没有还清，那么还欠多少。

干奶奶的牙掉得不余几颗了，说话总是漏风，但还是很明确地说，她知道的只是，干爷和爷爷一天哭着说了赛俩目，说不管谁欠谁的，这个色俩目一说，就都一笔勾销了，前世里是这个话，后世里也是这个话。照这么说，是没账了。

这话对父亲叔叔而言，总还是一个负担。但又不知该怎么做才是。

干奶奶活着时，父亲和叔叔逢年过节还去一趟，去了带一桶油一袋面什么的。干奶奶一无常，他们就不再去了。

交往了几十年的两家人就落得这样一个结果。

后辈是绝少联系了，干爷的几个儿子因为借过父亲和叔叔的钱，偶尔在街上见了，还不等父亲叔叔问候出一声，他们就见鬼一样匆匆躲开了。

四十房土蜂

1960年至1965年，我家养过一段土蜂。最鼎盛的时候，达到近四十窝。一年可以割到五六百斤蜂蜜。

土蜂是一种比较于洋蜂的叫法。洋蜂逐花而居，饲养起来要更精心些。洋蜂的好处是产蜜多，成蜜快，一般一月可摇一次，这样一年下来，一箱蜂可摇十二次蜜。土蜂一年却只能割蜜一次。但土蜂的蜜要比洋蜂的蜜好吃许多。

不知为着一个什么由头，我家养起土蜂来。刚开始只养了两三窝。我们这里的乡俗，过什么宗教节日或纪想老人的时候，会请阿訇满拉来。家里光阴紧，宰不起羊，就烙点烫面油香，消几碟蜂蜜，算是上品的招待物了，大家都喜欢吃的。

那时候我的祖太太、太太都还活着。祖太太近一百岁了，一床被子补补缝缝，盖了近八十年，一个人把手来拎，拎不动的。问她多少岁，总是说八十几岁咧；刚刚吃过饭，问她吃饭了没有呢？委屈着说没吃，说谁给着吃呢。母亲怀我的时候，祖太太就用许多旧布片给我缝尿布。结果不等我生下来，她就眼睛一闭走了。祖太太是很喜欢养蜂的。常常铺一个什么了坐在蜂房旁边，听蜂飞的声音。太太更是能干得很。她就爷爷这么一个儿子，而且早年自行离开太爷，携着爷爷从县城到娘家来，娘儿俩相依为命地过着。她疼爷爷是出了名的，连上房泥这样的事，她也不让爷爷干，自己房上房下地忙活着。家里的几十个蜂窝，都出于太太的手。要不是爷爷被捕去劳改，她还会多活一些日子的吧。

父亲说，土蜂这种东西，灵性得很。有些人家是越养越多，有些人家是越养越少。我家就经历了一个由少到多，再由多到无的过程。这样的一个轮回下来，人会明白许多东西，但也似乎越发的不明白了。

我最喜欢听老人们讲蜂子分窝和割蜜的事。

先说分窝。

一般是到四五月份，天气是好得很，没有大雨大风，连阴天也不多，日头长时间足量地照着，各种野花庄稼花也都依序盛开着。这样的时候，突然的会看见蜂子在暖暖的日光中成群地飞出来。却和前去寻花采蜜的蜂子有所不同。它们总是围绕在近边嗡嗡地飞着。飞得乱麻麻的，飞得不可开交，似乎在激烈地商讨着去哪里却总是定不下来，傍暮时分，又飞回蜂房里去。第二天又出来，又是这样闹腾腾的不见结果的飞一天。一连几天都是这样情绪激烈着乱糟糟地飞。终于一天，一只峨冠博带与众相异的大蜂子隆重地飞出来，很快在院里的一根树杈上落定了，这时候就见大批的蜂子陆续地飞出来，飞到那树上去了。原来那先飞落树上的是新生的蜂王，众蜂子竞相落在它身边，密密叠叠的结成一大团，沉甸甸的有惊无险地吊在树杈上。树大分枝，这就算是蜂子在分窝了。像鸟类的领翅学飞一样，看来前几天幼蜂们是出来演习的，而且侦察好了落脚点，使蜂王一旦出窝，就不必再东飞西飞，顾左盼右，一径的飞到早已侦察好的位置上去。父亲一再感慨说，看蜂子的迎来送往与井然有序，会觉得它们的治理能力与合作能力都是超过了人的。将要分窝的那一段时间，蜂房内表面上看去会比平日更噪闹更杂乱，会发现一些蜂子在欺负另一些蜂子，撕咬着，冲撞着，似要驱赶得它们出来。父亲说，这是幼蜂已经长成，不可再坐享其成，老蜂子不客气地要赶它们自己去谋生了。这似乎是一个有些艰难的过程，一些幼蜂竟因此被狠狠地咬死了。

分出来的蜂子吊在树杈上，像无数频频眨动的复眼或刚刚从水里捞出的鱼子。它们刚刚从一个整体里飞出，竟如此迅疾地又形成了一个完备和谐的整体，看它们那种挤挤挨挨，簇簇拥拥的样子，是很难把它们再驱散开来的。另一些蜂子围绕了这蜂团不即不离的飞，它们一定另有使命和任务的。蜂房里飞出了那么多幼蜂，一时显出些许寂寞来，但照旧很忙碌。蜂房的底部总有着为数不少的死蜂子，有的业已枯槁，有的翅碎腿折，只余了局部。它们这样子似乎一点也不影响那些还活着飞来飞去的蜂子。

新的蜂房收拾好了，要把树杈上的蜂团收拢下来了。

这样的时候，天高气清，日光和暖，在阵阵的蜂鸣声里，总是让人能觉到一种特别的气氛，喜庆、祥和而又似一个梦幻。

常常是父亲上树去收蜂子，偶尔太太也拐了小脚上树去。真是不可想象，一个七十多岁的小脚老奶奶，是怎么爬上树去的呢？

不能白手上树，得拿一个小背篼，背篼里面和边边沿沿，涂上一些蜜，然后倒拿在蜂团的一边，一边用一束青草轻轻挥动着，一边喊着：“蜂王——上斗，白雨过来了——，蜂王——上斗，白雨过来了——”

就这样一遍遍不厌其烦，津津有味地喊着，喊得一大团云朵在天上分裂成了碎片，喊得风倦倦地拂动着树叶，似乎是在登高望着一个神往的远方，在深情地呼唤着一个丢失在荒野终古的魂灵。

我后来听人骑在树杈上这样呼唤过，想起来真是要叫人落下泪来。

白雨是什么？白雨就是暴雨，暴雨一过来，凭翅飞动的蜂子自是没有好果子吃的。这是在吓唬蜂子们尤其蜂王。

但蜂子们听得懂这呼唤么？

因为常常是天清气爽，倒使人觉得从收蜂人口里出来的白雨并非暴雨，而是一种宽阔的光线，或者就是光雨吧。

一些蜂子飞入背篼里去吃蜜，但因为蜂王没有入斗，它们总是吃饱了肚子再飞出来。

在一切蜂子里，蜂王似乎是最具耐心的，它似乎知道是在呼唤它，但总是一副我命由我，充耳不闻的样子。它似乎比一头大象还难说动。静静地趴着不动，像灵魂业已出窍，只余了一副躯壳那样。但突然间它就飞起来，它的翅翼要比普通的蜂子大一些，听到它飞动的声音有些重沉，在空间划一个弧，然后，像是瞄准了那样径直飞入倒置的背篼里去，蜂群立即也哄的一声飞散，一时节，收蜂人几乎被乱麻麻的蜂子遮蔽了，约十来分钟，就像小背篼里有一种吸力那样，将乱飞的蜂子一一吸纳进去，在背篼里结成摇摇欲坠的一团。这就算把又一窝子收入囊中了，算是从今儿个起又可以多一份收入和指望了。可以从树上下来了。当然，有时不免被蜂子刺几箭的，但养蜂人被蜂子刺几箭算什么呢？一直把幼蜂安置在新的蜂房里，给它们准备一些蜂蜜作为过渡应急之用，这才回去研碎几只红皮蒜，敷在叮伤处。心里的快乐与安慰几乎无法说给第二个人听。父亲讲，人有时候分家后又会合于一处，蜂子却从来不会这样，它们只会一窝一窝分下去，从来不走回头路。

但有时候一窝蜂会突然地分出两个蜂王来。这是什么意思呢？是辅佐幼主么？是垂帘听政么？然而有两个蜂王的蜂群，总是有这样那样的不遂人意，产蜜也不多，有时候竟似乎连它们自己也不够吃。分出两个蜂王的事不常见，一旦有，家里人不会很高兴的。

分出两个王倒还不要紧，要紧甚而要命的是，有时倒是只飞出一个蜂王来，但这王却像是脑后有反骨似的，像胸襟别具，另有识见，不再循规蹈矩，要我行我素，自作主张，于是漠然地飞过预期的树杈，带着满朝文武及庶民百姓，浩浩荡荡义无反顾地飞到远处去了。能飞多远？有时会飞得不知去向，有时会飞到临村，但大多还是落户在了本村的某家。依村里人的说法，这便说明不是你的蜂子，不是你的财贝，眼睁睁看着叫飞远去，不要追，追也追不回来的，飞到谁家就是谁家的。这真是一桩令人惊诧和莫奈其何的事。数年间，我家的蜂子也曾不告而辞过，我们上下两家邻居家的蜂子，都是从我家飞过去的。其中一家后来越养越多，直到超过了我家，另一家却没能发达起来。父亲说，人这个东西，心怪得很，见蜂王带着自家的蜂子飞走后，知道自己这里是没指望了，就盼着能飞到亲戚家里去，要不就飞到队长或者会计家里去，这样下来，也可算是无形中送了他们一份礼物。但蜂子却不作人想，一次却飞到哑巴家里去。哑巴的男人殁了，一大堆儿女，不知日子是咋过的。蜂子飞到哑巴家里使父亲不大痛快，对蜂子有些恨意了，觉得是吃了个哑巴亏。但哑巴却到我家来，口吐白沫指天画地说了老半天，意思是我家的蜂子，还是我家收回来吧。这自然是不能收回的。哑巴后来就给祖太太和太太各做了一双鞋送来。真是啥人有个啥命呢，飞到哑巴家的蜂子，不知是什么品种，一年时间，竟频频由一窝分出四窝来。

我家蜂子最多的时节是1962年。

是年年末，爷爷被捕去劳改了，不久，奶奶去世，不久又是太太，祖太太觉得少者已逝，自己再活没什么意思了吧，就也眼睛一闭走了。短短几年，我家劳改一人，归真三人，家里的气氛也是大变，蜂子像是也有所感知，竟得了什么瘟疫一样一窝窝死起来。死起来是很快的，而且叫人束手无策，时间不长，响彻我家数年的蜂鸣声听不到了，只剩下四十来个空空的蜂房，像被盗的坟墓似的。

爷爷那些年暗暗地做生意，公家闻讯追捕得紧，爷爷常常是东躲西藏，公家也抓不住的。但一天蜂子却分了，在地窖里藏久了的爷爷出来看时，被村里的一个积极分子发现了，就这么被捕了去。

爷爷劳改回来后，那些空洞的蜂房使他落泪了。但是父亲却从一个蜂房里挖出三百块银元和小半瓶黄金交给爷爷。原来我家是有积蓄的，那么艰难的日子里，父亲竟没有拿出来花掉，使爷爷为他的儿子哭起来。这些银元和黄金挖出来的当天夜里，爷爷就让父亲给干爷送去了。这是一段闲话，这里略提一提，接下来说割蜜。

父亲说，白露过后，就开始割蜜。

并非每一房蜂都可以割蜜的，四十房蜂，可割蜜者一年不过十来房。这和年年留歇地是一个道理。

怎么割蜜呢？

选择一个主麻日（穆斯林称星期五为主麻日，视为吉日），向将要割蜜的蜂房里大口大口喷以清水，这样可使蜜蜂翅膀受潮，再飞也飞不动，只能在蜂片上盘桓。割蜜是有一把特制的小铲子的，一下一下铲下来，落到备好的塑料上或净布上，紧接着和泥那样，用铲子把割下来的蜜和蜂片悉数捣烂，翻来覆去搅和成泥状。

那些蜂子呢？

都和在里头了。

它们还活着嘛。

活着也和在里头了。

听起来真是毛骨悚然。

但是父亲说，一种性命一种归落，蜂子它命定就是这么个下场嘛。

然后是过滤蜜，用竹筛子过。蜜若太过黏稠，就在锅里热一热，这样过起来就方便了。这样的蜜叫熟蜜。但这样会使蜜变色，而且不如生蜜好吃。什么都是有用的，蜂片炼成蜡拿到采购站卖掉。蜜若想卖，也只有一个去向，那就是公家的采购站。一房蜂平均产蜜五六十斤，我家一年能产蜜五六百斤，亲戚朋友送一送，卖一卖，也就没有了，一斤五角钱，一年能卖个一二百块钱。父亲说，严冬，他像吃馍馍那样吃冻成硬块的生蜜。采购站把蜜还要过滤一次，滤出来的死蜂子在采购站堆成了小山，远远看去，像一种草，是颇易燃的，果然都一堆一堆烧掉了。

父亲说到蜂子，很是深情。他说见过比人勤苦的蜂子，没见过比蜂子勤苦的人。说有些蜂子长途跋涉，会到几十里外的花地里去采花，有一些蜂子，回来的时候，摇摇晃晃的，沉重得飞不动，细一看时，见它的两股缠满了花粉，连背子里，翅膀下面也有花粉携带着。一些出门劳动的蜂子当天飞不回来，就在野地里过夜，第二天再飞回来。父亲说的白雨也真是有的，有时候，一场暴雨不期然地倾泻下来，花地里的蜂子和往返途中的蜂子就悉数遇难了。每一场白雨后，总有几间蜂房要空出来。

衬衫

小时候，记得屋里的柁梁上有两样东西，都用白府绸包着，一样是一册《亥亭目》（《古兰经选章》），一样是一件衬衫。夜里睡下，目光望上去，就能望见。

衬衫已经很旧了，记不得它的样式了，但总有着一种残存的香味和樟脑味。在我的记忆里，这衬衫可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那时候我们兄妹只要有一点头痛脑热，或者是夜里睡不着觉，哭，父亲就会躲在门背后的暗影里洗一个小净，然后从屋梁上取下一个布包来，默念着经文打开来，是那件衬衫。父亲就握了它，口里念念有词地在我们的脸上身上擦来拂去。

父亲擦的时候，我们就不再哭了，闭着眼睛，挂着泪痕，默默地顺从地体味着这一古老的疗治和安慰方式，我们似乎与生俱来般的知道这一时刻是不宜哭的。

衬衫微凉，轻轻擦过的时候，像一些香灰体贴而均匀地敷在了人的脸上，它里面散发出的那种滋味，给人一种既古奥莫测，又简单明了之感，淡同游丝，薄如蝉翼，一次次眷顾地袭来，不断地给人以面目的洁净与心的安静。

父亲往往要擦上很久，似乎这原本就是一个安详静谧，来不得半点喧哗和着急的事情。母亲自始至终坐在父亲边上默望着，像一个坐在崖边上的人俯望着深玄莫测的大海那样。

擦完，父亲就把衬衫包起来，重新放到屋梁上去，然后跪下来接杜瓦（祈祷仪式）。母亲也跪在父亲身边端了两手接杜瓦。这接杜瓦的时间也较平时要长些，似乎时间在这一刻漫长、富足了起来。然后父亲就会轻轻拍拍我们，说，再放心睡吧，一觉睡个大天亮。我们果然像船在静水上漂荡一样，不觉间就睡去了，睡得像一叶小舟那样在无际的海面上没有了影踪。有时候在父亲擦的过程中我们就睡去了。父亲还会继续擦拭上很久，像在不停地梳理我们的呼吸似的。直至我们睡深了，呼吸听起来均匀了，才轻轻地罢手。有时候父亲罢手时会禁不住把衬衫凑到嘴边吻一下。

记得父亲用衬衫擦完我们后，我们身上还会长久地缭绕着一种余味或余音，像夜风从水面上轻轻掠过后兴起的涟漪，久久不肯散去。我们似乎正是凭着这些余味或余音逐渐安静下来，缓缓睡去了的。

也许有人借这个衬衫而父亲却不愿借吧，也常常看到一些人抱着自己的孩子来，睡在我家的炕上，让父亲给他们擦一擦，然后就释然和满足地抱着孩子走了。也有大人来擦。然而更多的时候，受这衬衫擦拭的都是孩子。

在我们幼年的心里，哪怕父母去劳动了，门朝外锁着，屋子里黑洞洞空荡荡的，看门背后的缸孔黑森森的，看大腹的菜坛子把我们的脸映得一条蛇似的长，老鼠也从风匣或洞里出来，公然地在地上来去，钻到鞋子里吱吱叫，拱得鞋子一动一动，所有这些，都是准备着给我们以惊吓，叫我们恐惧的。但只要一抬头，看到衬衫包儿在屋梁上，我们就会安静下来。在透窗而入的阳光里继续猫儿一般睡着，等父母回来。

这衬衫在我们的儿时究竟引动过我们怎样的联想，在我们的心灵里起过何等作用，都是难以言喻的。

不知有多少次听父亲说起这衬衫的来历。

是一个教门上的苦修者穿过的贴身衬衫。后来这苦修者不知因什么事触犯了公家，就被公家给判了极刑，但是就在临刑的前一日，这个人却悄然地归真在号子里了。

几个跟随者趁着夜深人静，从公家手里偷回了他的遗体，悄悄地不露痕迹地把他埋掉了。

可是把他往回偷的时候，他脸上连个遮面的手巾也没有，咋办呢？没办法，几个人就只好用他个人的衬衫，包着他的头，趁着鸡还没叫时抬了回来。

偷苦修者遗体的几个人里，有一个人是我的爷爷，也因此我家才有了这件衬衫。

后来便有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我家里有着这么一件不同寻常的衬衫了，这使父亲觉得殊为荣耀，但也日渐地觉到一种不安和压力。有一些人几乎当着父亲的面说，这衬衫是所有的追随者的，谁都可以看，谁都可以抚摸，凭啥只放在你家里呢？要说你们家是有功劳的，放这些年也算抵消了吧，神秘莫测地威胁父亲说，众人的东西，你一家占着不好，你要认真想这个事呢。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某一日，父亲哭着把这件衬衫交给了苦修者的继承者。他接受的时候，真是极为难得，他一个出家的，淡漠于世事的人，竟然也落泪了。他的落泪使父亲突然地双手蒙面，号啕大哭。

但是过了十余年，到一九九八年，某一天夜里，那继承者专程来到我家，又把这衬衫交还给了父亲。一再嘱咐他守护好。他对不知道说什么才好的父亲说，他觉得放在我家才是唯一合适的。而且让父亲放心，他不会把衬衫还回的事说出去。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我的

叔叔

父亲说，你以为存在我这里，就可以算是我的么？我不过是个保管罢了。

叔叔说，那就让我做这个保管吧。

后来叔叔跟缠颇紧，父亲终于给他唯一的弟弟沉下脸说，啥事都可以商量，这事不要妄想。

年逾不惑的叔叔哭着走出我家的街门去了。

都怕叔叔一不做二不休，张扬出去。

但几年过去，这个担心似乎是无需有的了。

现在母亲专门做了一个锦囊盛装这件衬衫，装进去，轻轻拉一根线，锦囊的口儿就会自行收紧起来，像捏合了一只饺子。

但是不敢再放到屋梁上了。

不知道父母亲悄悄地藏在了哪里。

信件

可不是一封信两封信，而是有近百封之多。

可不是一年两年的信，而是整整十年间的信。

是一个农民父亲和农民儿子之间的通信，是一个大墙内的老人与一个生活窘迫的年轻人之间的通信。

还说这些做什么，信早就一封也不见了。

爷爷在银川劳改期间，每月都要和远在千里之外的父亲互通一信，无非是了解些情况，做一些安慰，说一些鼓励的话。爷爷劳改期满回来时，将父亲十年间写给他的信一封不落地带了回来。至于爷爷写给父亲的信，父亲更是做宝贝一样收着。爷爷回来后，分在两处的百余封信就汇集到了一处。

记得是捆成了好几沓子，锁在磨坊的一个小小的旧木箱里。好像爷爷父亲他们再没有翻阅过这些信件。大概是我上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将这些信翻出来。读过其中的内容没有呢？一点子记忆也没有了。那时候纸张是不多的，玩具也是不多的，就用其中的一些信叠了纸飞机玩（真是要埋怨爷爷和父亲，当初怎么不制止我们呢？）。后来上了初中，记得又翻出这些信来，量依然是很大的，似乎还是没有读过信上的内容，也许无所用心，嗑嗑巴巴地读过，但因为少不更事，或者是觉得与己无关，竟一点印象也没有。那一次翻出这些信来，是剪信封上的邮票，以及信纸上的尾花，剪了许多，花花绿绿的一大片。把信再装入信封里去时，就能直接看到里面的信了，就像裤子破了一个洞，能看到里面的裤头一样，而且连这裤头也被剪得犬牙差乎，缺胳膊少腿，实际上已成了一堆鸡毛，但文字大体上还在的。

现在想起自己若无其事地坐在那里剪这个剪那个，真是一种惊心动魄，不堪回首的感觉。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祸根，一个不祥之物，一个败家子，也会一再地埋怨甚至痛恨家人，为什么看到我剪这些信不大吃一惊呢？为什么不上来给我一巴掌，一把抢夺过我手里的剪子呢？

整整十年的经历与心情啊，整整十年的倾诉与思念，安慰与鼓励，整整十年之间的不说不行欲说还休啊。显然，对于这些陈年往事，对于自己的这些真正和着泪水和血的文字，爷爷父亲他们是不很重视的。

我剪下那些邮票和尾花做了书鉴。语文书、数学书、政治书、英语书里都夹满了这样的书鉴。当时孩子们还时兴做一种“风转”，就是用几个同样大小的纸片粘成一个菊花状，接在一根竹竿或木杆上，前面再插一根针，针上扎一只羊粪蛋，这样，迎着风跑，纸片就会旋转起来，像一朵花迅速而又不歇地盛开着。再没有比邮票和信纸上的尾花更适宜做“风转”的了，它们大小相当，五颜六色，迎风旋转开来，实在是很好看的。

和那只

银牌

连我自己也没有料到我后来会成为一个写作者，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的心里像是被什么鸟狠狠啄了几下，猛地想起这些信来。在我，这是多么珍贵的一笔财富。1963年到1973年，在中国是不寻常的十年，普通人都是没有说话的自由的，何况狱中人。我不知道在那说话大不自由的时期，我的爷爷和父亲之间都说了一些什么，而且絮絮叨叨竟是一说十年。爷爷完全没上过学，爷爷去劳改后，上学只半年的父亲也被迫辍学了，我不知道一天学也不曾上过的爷爷和他只上了半年学的儿子是怎么样用文字交流的。不可想象，那都是怎样的一些文字啊！那也是我家至为艰难的十年，老人一个个没有了，家里只是一伙孩子，爷爷刚刚去劳改的时候，家里最为年长的孩子是我父亲，才十二岁。那么，爷爷和父亲的信里难道都是一些痛苦与呻吟，抱怨与绝望么？有一年，我家连着殁了几个老人，爷爷在劳改队得到这个音信时，精神上受不住了，几至于崩溃。但是听父亲说，这一噩耗并不是他写信告诉给爷爷的，他一直瞒着，爷爷从别的犯人的信里得到消息，写信来问，他才纸里包不住火地说了。那么，家中连连殁老人的那段时间，父亲给爷爷的信是怎么写的呢？

我太想看到这些信了。

但是，都没有了，一封都没有了。

有时候见我说起这事，显得痛切，父亲像是要给我一个解答似的淡淡地说，一定是你妈剪了鞋样子了。

母亲不识字，她望着半空里，有些茫然地做回忆状。年复一年，母亲是剪了不少鞋样子，但是否用那些信纸剪的，看来她还不能确定。银牌

是非常精美的一个银牌，镂空雕微，状如花瓣，在四周靠着边缘的花瓣上，依序连缀着小巧逼真的十八般兵器。

母亲说这银牌是祖太太给她的。我小时候佩戴过，只在世上活了一百天的弟弟佩戴过，近一段时间因遭车祸，死里逃生的妹妹也佩戴过。

除了这副银牌，小时候，我还见过一只小银锁。后来二姑姑出嫁时带去了，我在几个表弟表妹的后背里都见过它。

不知什么原因，有好长一段时间，这只银牌都在我手里。曾被同伴偷去过，也曾换过同伴们的什么玩具，但后来不知怎么的，这银牌又总是不觉地回到我手里。

记得我上中学的时候，它还在我身上的，同桌是一个小女孩，侧着看去，唇上有着淡淡一抹绒毛，嫩杏子似的，她常常会把嘴噘一噘，像是在吹前面不远处的一只蒲公英。我糊里糊涂就把银牌借给她玩，她也偷偷将一些红枣给我，说是她们自家树上的。她把我的银牌拿去耍了很久，我都担心她是否不打算还我了，又不好张口去讨。心里急煎煎乱糟糟的，真后悔吃她的那些枣子了。但一天学校里包电影，电影演了老半天时，她突然把银牌悄悄递给了我，虽然看不大清，但一着手我就知道是什么，心里强烈地一喜，倒似乎她给了我一个什么，倒觉得似乎欠了她一个什么。但后来看清了时，才发现少了一样兵器，正是关公的青龙偃月刀。我的心里真是又难过又不舒服。再见到她时，她明显是有些不好意思，我也没有就此问过她。青龙偃月刀的系环儿犹在，系扣儿开得有些大了，定是从这里漏出去的。想来也怪她不得。后来初中毕业典礼上，我们坐在一起，她说起这事来，说早就想还我的，只是拿到银牌的头一天，真是倒霉透顶，一看，丢了一样兵器，她还毫无指望地找了好久呢。结果不好还我，就拖了那么久。但她的不慎也给了我提醒，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就把其他的系扣不时捏一捏紧，而且常常会检查它们少了没有。她那样给我讲的时候，并没有看我，而是低下眼帘去，望着自己的手。她的一只手背上用墨水涂着一个梅花状的花饰，她边说，边用手指轻轻摁着那朵梅花，一个花瓣一个花瓣摁着。她的脸蛋有些红，而且感觉暖暖的。我当时真有一种冲动，想把那个银牌送给她。

后来，到高中，大概是高一，去新华书店买书，里面一个威武的店员叫何老五，天津人，在林建三师当过多年兵，有一身武功，逢年过节，常常在体育馆展示一通气功，或者是领着一个社火队，他在最前面走着，边走边把一副流星锤舞得密不透风。后来他不知怎么又成了新华书店的店员，非常精神的在柜台后面来去着，热情而又豪气地招呼着每一个顾客。

不知怎么一来，让他看到了我的银牌，立即流露出极感兴趣的样子，在柜台上俯下身来，恳切地问我，可否五十块钱卖给他。当时做民办教师的父亲，工资也就三十块左右。

我心慌意乱地出了店门。

他从门里出来，望着我远去，但是并没有再喊我。

这就是我关于银牌的最后记忆了。

后来，莫名其妙的，银牌就不在我身边了。我也并不记得我拿它给过谁。问母亲，妹妹，都被问出很茫然的样子来。

人一生大概就是这样，会丢许多东西的吧，譬如一支钢笔，一副眼镜，一块表等等，曾经拥有，关于它们丢失的细节却毫无记忆可寻。

倒似乎是它们趁你不备，自行悄悄离开了一样。

那么，丢就丢了吧。

但二姑的小银锁还在，现在佩戴在一个表弟的孩子身上，看到它，总是禁不住要想起这块银牌来，于是便怎么劝自己也不能释然，而且会生出一种难述的惆怅与茫然来。

古董

有古董的人家是什么人家？

我家，据说，七八十年前好过一阵子，在县城里有过几百亩土地的。爷爷活着的时候，若去县城，必指着两边的土地说，哪些哪些都曾经是咱们的地。我的一个姑太太，真是略略有着一点子大户人家的风范，说话总是高声足气的。说什么呢？说我家那时候雇着多少多少人拔麦子，说核桃装满一长口袋，立在门后面，想吃就吃，吃得人尻子里流油呢。说光阴败就败在我太爷手里了。归结说，有一个挣光阴的，那么必然，就有一个败光阴的，光阴挣下了就是要败掉，不然事情不得完全。

姑太太活了八十多岁，大概是有过十来年好日子，后来的近七十年都是苦得说不成，仅守寡就守了有五十年之久。但后来的这七十年，却总是忘不了说吃核桃与尻子里流油的话，给人一种虎死威不倒的气势。

曾经也为姑太太的话感慨过向往过。但现在觉得只是有一长口袋核桃的大户人家，其实也没什么的。

而且家里也没什么特别的古董。

说是没有，实际也有着一两件的。

我小时候，记忆最深的是家里有两副铜香炉，式样相似，只是大小不一。小的可以很吻合地套入大的里面，这样看起来便似一只。连小的拿起来也沉甸甸的，比看上去要重许多。常常是两只香炉里都各有一炷香在持久地缅怀什么一样吐着轻烟。另有一个做工简朴大方的紫红木盒，上面端立着两只木狮子，也是紫红色，二狮探爪卷尾，摆头相顾，看不出是要亲热还是在仇视。

这些东西总是在桌面上近于堂皇和庄严地摆着，似乎不可轻易染指似的。母亲她们每天清扫屋里时，总是要擦擦它们。

在我们的生活里，它们毫不声张也似乎没什么大的作用那样陪伴了我们许多年。不知什么时候，那只大铜香炉没有了，直到去年我才突然问起大铜香炉的去向，父亲说早卖掉了，摇着头说，卖了十三块钱。

我心疼得直磨牙。

问卖给谁了。想去重新买回来。但父亲阻止我这样干。我也只是说说而已，而且他虽然买了去，未必现在还在他家里的。铜啊铁啊，甚至木头制成的东西，人是很难与它们相始终的。

而且日子过得多么疏忽，把大铜香炉卖给别人的印象，一点子也没有。

后来到父亲叔叔分家的时候，大件都分出来了，剩了这些零碎，父亲根本不以为意，让叔叔一概拿去。母亲顺手牵羊，把那只小铜香炉拿回我家来，如今，早早暮暮，父母都跪在一面小木桌后，桌上就是这只小铜香炉，香炉里一炷香孤高地立着，慢慢地像被岁月消耗着那样，悄无声息地矮下去。说不清这香炉里点过多少香了。说不清点过的香都起过什么作用。

懵懂无知，对古董一类向来不感兴趣的，后来单位领导颇好此调，上行下效，大家也都装摸做样地喜欢起来。也就真的越来越喜欢了。我就到叔叔家去，围着那一对木狮子端详个不休，心里也躁躁的，真想痛下狠心，窝藏在衣襟下拿来。要是和叔叔讨要，他会给的吧。

觉得这个贪心一生，真是很可怕很叫人不安的。

好在那对木狮子如今还在叔叔家里。

县上有一古董大户，来往间成了心照不宣的朋友。这人文化程度不高，但见千剑而后识器，俨然已为一方古董专家矣，在《中国文物报》常有鉴赏文章发表。一次就拿出鸟舌似的一小片玉来，允许我们摸，摸过的无不说好，问怎么好，就答不上来了。他说，他的一个体会是，比摸女娃娃的奶头都感觉好。他这一说，大家又摸，果然是越摸越神妙，越摸越不可言说。

当下有人出五千元，没能买来。

后来我的一个老师闻讯要买，出价到一万，人家只是笑而不答。最后交底说，不卖，钱多钱少不卖，玉和人是有缘分的，他和这玉的缘分真是太深了，叫说说怎么个深法，又是深意存焉那样笑而不答。

就对玉有些意思了。

一个没多少钱的人有意思能怎么样呢？还不如没意思的好。

一天就说起了玉，说得几个人的下巴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脱臼似的垮下来。叔叔也在其中的。忽然说他也有一块玉的，拿出来让我们给瞅瞅好坏。很快就拿了来。是一只玉猴，造型调皮，颇足传神。另有一个玉坠，是埃及的狮身人面像。我惊得说不出话。叔叔说，这块玉，少说一百年了，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祖太太的陪嫁物，姑太太出嫁时，祖太太又把这赠给了她。前几年，姑太太归真前，叔叔去看望，姑太太就拿出这块玉来，说，这是娘家的东西，终了应归还娘家，就给叔叔了，另外还有一个银灯盏。叔叔说得我们心思暧昧又杂乱，无形中对父亲不满起来，你是长子，为什么家里的东西总是不归你呢？

接下来叔叔的一个打算使我心潮迭起，却一时不知怎么做才是。

叔叔有三个儿子，其中次子学习不错，品性也好，颇得叔叔青睐。叔叔说，如果我能把我这个弟弟弄进银川一中，那么，这块玉，就可以是我的了，而且我现在就可以不还他。

我自然是当下就把玉猴还给了叔叔。

我是没有这个能力的。

况且为此得叔叔的玉猴，该是多么难堪。

我干干地笑着说，你这块玉，手感不好。

我这样说，就便于叔叔接过玉猴去。他诧异地翻弄着玉猴，似乎重新在对它进行鉴定似的。

其实这玉猴不错，与我们常见的有些不同，据那个人面狮身的玉坠看，有可能还是个外国猴呢，加上我们是穆斯林这一原因，这一玉猴来自于古埃及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这时候叔叔从玉猴上抬起头来，他竟显得有些沮丧，突然对我说，还是那个话，要是把你弟……那么，那一对红木狮子……

我的头一下子大起来，像被人揭了一个老底似的。原来我对木狮子的心有叵测早被叔叔看在眼里了。

不要不要，我啥都不要，我有些慌张地说，我要它们干啥嘛，又不能当吃，又不能当穿。说这些话时的言不由衷连我自己也听得出来。

那天夜里，父亲对我说，爷爷劳改时期，他还卖过一个铜镜的，卖的时节也心疼，但卖了也就卖了，这些年也并不觉得少什么。

我突然敬畏地觉得，这样一些买卖和卖买的话，对我的心灵是有大影响的。爷爷苦苦菜

爷爷从劳改队回来的时节，中国正值大灾之年，别处时有饿死人的消息传来。我们村没有饿死人，倒是胀死了一个。马英江饿坏了，把家里余剩的面瞒着妻儿老小熬了一锅粥，自己一个人全吃了，就胀死了。

真是恨满世界黄土不能当面吃。

虽是灾年，口粮多少也能分一点的。爷爷到县上去，把家里的精粮换成粗粮，这样就可以使粮食多一点，但也是很不易换到。所谓粗粮，连麸面都算不上，是近于糠的。爷爷锁在柜子里，每日饭前，用一秆小秤称出若干，交给母亲去做饭。母亲的手段是用极有限的面做出尽可能多的饭来，这实际上是不大可能的，除了多加水之外，别无良策。母亲的一个体会是，雪水做出的饭似乎能多出些许来。母亲曾把荞柴捶成碎末，和在面里。把一个有荞衣的枕头也拆过，一枕头荞衣，熬粥时捏一撮撒入去，就这样也能过日子的。

饥馑年月，对我们一家补益最大的还是苦苦菜，那时候自然须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但也记得爷爷常带着我们一家人，拖一辆破架子车，从很深的山沟里钻过去，到处寻苦苦菜铲回来。然而不叫铲，也不叫割，不叫挖，而是叫“挑”，“挑苦苦菜”，就这么说的。这原因大概在于，确实须自百草之间将苦苦菜挑选出来，这是眼力方面的“挑”；还有一面就是说手感的，苦苦菜的可食部分都在泥土之外，是用不着挖的，当然也无需刀割，铲是可以说的，但苦苦菜叶脆汁浓，需加倍呵护，稍有不慎，就会折叶溢汁。所以一个“挑”字，就显出许多小心和手段来，与“摘花”之说有些相似的。摘花说成揪花，感味自是就很不一样了，但“挑”字比“摘”字更要深妙些，手上的功夫要更娴熟老道，个中有个分寸，下力须知轻重。而且这一份小心翼翼，还得伴以始终，将苦苦菜凭着难以言道的手感“挑”下来后，断不能像草那样握它们，要虚虚地将它们衔在手里，像拿一朵新棉花那样。还不能多拿，三五个苦苦菜拿在手里就算是多了。往背篼、袋子里装时，也是虚虚的，不能装得瓷实。不然内中的奶汁就会挤出来，使叶子萎萎的不好吃。真是像侍候花一样侍候着苦苦菜。

当然苦苦菜绝不会只等着我一家去挑。近边的很容易就没有了。要挑到苦苦菜，就得下工夫往深险处走。爷爷曾带着我们在有积雪的山顶上挑过苦苦菜。在极阴森的地方也挑过。地震或洪水千百年来造成一个个深洞幽穴，爷爷把父亲、叔叔还有我用绳子吊下去。那样的地方总是很阴湿，强烈地感到有什么看不见的东西真切地存在于这里。仅自己的呼吸声就会反过来成为自己的一种恐怖。那样的地方，没苦苦菜就罢了，若有，往往就冠大叶肥，饱含生机。和外面的苦苦菜相比，这种地方的苦苦菜就像是一种特别的品种，被特别地暗暗地培育着。每一朵苦苦菜看起来都像是特选出来的，像某种夸饰和卖派，像一种珍藏物。几乎每一朵苦苦菜都大过了碗口，而且像是吸纳了足量的营养那样，使它们几乎有些承受不了那种碧绿和肥硕了。虽然有一种近似于盗墓的感觉，但挑到如此的苦苦菜，心里除了别的，欢愉和兴奋自然也是非常足的。很容易就挑满一个竹篮，看爷爷从幽暗的深处一直吊到亮光里去，很快空篮子又黑乎乎轻飘飘地下来。还用绳索吊着我和叔叔，挑过悬崖半壁间的苦苦菜，爷爷嘱咐说，尽量往上看，不要看下面。偷眼看一眼下面，真是把魂都吓丢了。

然而即使深险的地方，也并非只有我一家可到。

哪里有苦苦菜，哪里就有人闻讯而至。有时你前脚刚到，还来不及欣喜，后面的人一探一探的就来了。

是呀，天地公物，又不是你一家的苦苦菜。

后来，没办法，就涉猎到人家的庄稼地里去。这可是被很紧地看守着的。你刚探入地里去，就有人晴天响雷似的吼起来，而且还用撩撇子扔干硬的土块袭击你。城里人的庄稼地，和我们队里的毗邻着。十里不同俗，那地里似乎格外的多着苦苦菜，看守庄稼的人人称“狗阎王”，是喜吃狗肉的一个人。而且毒辣，带着一条狼狗守庄稼。挑苦苦菜的人，落到他手里和他的狗手里，都是很可怕的。这样就几乎没有人去他看守的地里挑苦苦菜了。

爷爷嘱咐我们留在地外边，他只是带了父亲进去挑苦苦菜。狗阎王带着他的狗吼吼喊喊就过来了。我们吓坏了，木呆呆地看着狗阎王到爷爷跟前，和爷爷面对面站在庄稼地里，狗嗅着他手里短促的绳索，向着爷爷，龇牙咧嘴的一跃一跃。这样过了片刻，狗阎王就牵着他的狗走了。爷爷重新挑苦苦菜。天地间有着一种断而又续的寂静与丰富。到后来爷爷对我们提出许多严格的要求后，也带着我们进去挑苦苦菜了。狗阎王远远地看到只要是爷爷，就不再赶过来。而且将狗的脑门拍着，似乎是要求它也安静下来。

苦苦菜，油拌上；

黄花菜，醋拌上……

这是我们那时候耳熟能详的一首歌子。

黄花菜是什么，至今不知道，但苦苦菜，在那个时候，实在是很少有油拌它们的。

皮匠爷爷

我的爷爷和外爷，都做过皮匠，而且都是以皮匠身份得终天年的。就给我一个莫名而又顽固的感觉，觉得回族老人都是做皮匠的。

大概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爷爷开始做起皮活来。开始有些偷偷摸摸，暗地里揽一些活，黑夜里挑灯做着。随着政策的日渐好转，也就公然地做起来了。记得爷爷常常在窗前坐着，戴着顶针做针线，嘴唇上总是有一点白线。和母亲的针线活相比，爷爷皮活的针脚是有些大。但皮活就这样的，过于密集的针脚会使针眼串通起来。

刚开始羊皮僵僵的，稍动动就会发咯吧的声音出来，想卷起来更是不可能。就那样一大张僵直地扔着，像得了风湿症的巨手。收拾到后来，这羊皮就洁白如初雪，绵软似宣纸，可以叠得四四方方，也可以卷之为轴，而且你怎么翻弄，都是一点子声音也听不到了。爷爷在你身边整理这样的羊皮，除非你看到，凭听是怎么也听不到的。不知道羊皮上那种动辄不耐烦的咯吧声哪里去了。

使羊皮由直僵而至绵软，是凭了硝的好处。记得爷爷在一处墙根里埋了不少硝，趁个好天气，日头晒得大地上亮得刺眼，晒得地上几乎没有一点阴影时，爷爷就挖开墙根，拿出硝来。硝潮潮的，略有着一丝寒意。不敢拿在手里，立刻会使手脱皮的。把硝盐适量地撒入沸水里，等硝化开，水温下去，就把羊皮浸入去泡着，还需用手不停地翻弄，用脚不停地踏踩。爷爷的手臂和小腿因为一次次脱皮，变成了很奇怪的样子，像是把蒸得半熟的羊腿拎出来又冷冻了那样。

硝水浸泡过的羊皮，还得使水淘洗。这是一个非常耗时耗力的工序，需有大量的水。家里吃一桶水都得到十余里之外的县城去拉，自然没这么多水的，于是就运到几十里外的贺堡去洗。贺堡有一条咸水河，长年有水流着。在我们这样的地方，有一条河的村子几乎是绝无仅有。贺堡得天独厚，算是大片旱塬上的一块绿地。盛产韭菜，家家都有果园。我的二姑有幸嫁到这个村子里，这也是我们可以到贺堡的河里洗羊皮的原因。

由于河边就是二姑家的果园，有酸青、花红、杏子等，我和叔叔是很喜欢借洗羊皮之机去贺堡的。

去了先得认认真真心无他想地洗羊皮。把有羊皮的木盆铝盆浸到河水里，站在里面不住地踩呀踩，盆在水下面，因此盆里的水时时处于流动状态，被踩踏下来的污物就这样一点点被河水带走了。河水很清，就容易看得它浅起来。实际是连小腿也没过了的。水上面有各种各样细碎繁复却又显得简洁单纯的水纹，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中，但整体看去，却又似静在水面上一动不动，这一种奇妙的动与静使人很容易迷离起来，稍看得久些甚至容易晕眩。我现在甚至觉得这里面寓存有一种道的东西。只要稍加接近并体悟，你就会觉到某种深玄难测。但看这流水及自然而生的水纹，一切都是多么的漫不经心。河水整日活泼而又充满意趣地流动着，像是根本不知道什么寂寞与困倦。也许是它们从没有回头和重复的原因吧。粗一打眼流水实在是平平常常，无可言道，但只要俯下身来细看一会儿，就会发现这里面时时峰回路转，柳暗花明，时时险象环生，气象万千，它们很容易注满一个坑儿再从容流去，有石头或什么来拦它们时，它们半点也不慌张，近于深情地绕着它们流过去了。水里面时时处处充满了上下盈缺，迂回进退之致。在那么一些地方，水的流速明显是缓慢了下来，甚至会显出倒流的假象。但没有一滴水因此留下来或返回去，一切眼前的水都流走了，流远了。虽是不深的一条河，只要细细观察，就会看到这里面有着种种情绪和一切状态，真是映照和对应着这大千世界的一面镜子。水里面有着浅水里才有的种种生物，蝌蚪啊青蛙啊小鱼啊等等，随水流到盆里来，有许多就这样在无意中被踩死了。然而踩青蛙的感觉是不好的，会使人周身不适，毛骨悚然。它们当然是不易被踩死，就拿出来扔掉。它们像死了那样随着水流浮漂，忽然的一只或两只爪子就在水里试探地动起来，很快就不见了。这样踩洗过羊皮的脚，总可以保持干爽，而且是硝的原因吧，也不再有脚汗脚臭的。水底都是各样的卵石，走惯了，脚掌里也练出了功夫。在河岸边酥酥的沙土上行走时，真是很惬意的。这样的洗皮子，看似简单，但时间久了也有些受不了，不要说反复踩踏皮子，即使在迅速流动的水里站久了，人也渐渐会受不了的。这就像一只书包会越背越重那样。而且滚烫的日头在天上，似乎在翻来覆去地看你，看得你心里生烦。这开阔的河面上又不易生一丝风，时间久了，人就像也被这水不断地流走了一些什么，只余下了一个倦怠的空壳。这时候就有些心不在焉了。在水盆里立着，不动脚，打哈欠伸懒腰。二姑夫是一个温厚勤勉的人，时不时会来帮手。有时还带着二姑。我和叔叔于是像得到大赦，一阵风似的到果园里去了。果园里总是有荫凉和小风的。一畦一畦的果园望不到尽头。阳光从树间落下来，一片一片斑驳迷离的阳光似乎在暗合着果树的多少。果园里总是有着一种丰厚的寂静与助人安宁的声响。到这里有如进入另一个世界和时空。汗不再往外流。我们爬上树去，在树杈上骑稳着，嘴边就是好奇的带些惊讶的果子，似乎只需张口便是，连手也无需伸的。骑在果树上是吃不了多少果子的，很快就厌吃了，只是口袋都撑得要裂开来。但还不想下树去。在这果树上睡一觉是再好没有了。

在我的记忆里，二姑家的村子贺堡是一个近于梦幻般的地方，是一个再也不可即的故乡。

一次爷爷捎了许多羊皮，带着我出发了。时已黄昏，大日头赖在山头上，像是不情愿落也不会落似的。但还没有走到半途，星星就在天上了。如果不带我，爷爷是可以骑上走的。记得那辆旧自行车，不光是两个脚踏没有了，一边的踏杆也没有了。爷爷走得很快，让我拉着羊皮，但这样我也有些跟不上了。这时候一道电光突然从后面直射过来，原来是一辆摩托过来了。摩托停下来。我们并不认识，但他却把我捎上了。然后让爷爷骑车行在前面，他在后面好用车灯给爷爷照路。

没想到爷爷的车子骑得那么的快，摩托几乎都不能追上。真不知那样一个车子，爷爷是怎么骑的。我永远记得，在前面的一小团浮荡无定的灯光里，爷爷奋力骑车的样子，那个没有脚踏也没有脚踏杆的地方，像个残疾的手臂那样，在一个隐蔽处频频地显出来显出来，爷爷像个赛车手那样俯低在车上，高撅着瘦瘦的屁股，一下一下的用着力。上那一面极陡的大坡时爷爷都没有下车来，也没有减速。那时候爷爷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这件事留给我的印象简直是太深了。

将羊皮洗妥后，还有一连串工序，仅仅铲羊皮就有好几种。有一把铁铲足有扇子大，也是扇形，是牛角那样的柄，爷爷把两个柄卡在腋下铲羊皮。像木匠运用他的推剥那样。叔叔也铲。但叔叔铲过的羊皮，爷爷总还要铲一遍。

1988年，我上固原师专时和同学去须弥山，坐一女生的自行车，半道上车翻到路沟里去了。我缠了一头脸的绷带在宿舍里躺着，爷爷去西安看腿疾，路过来看我，我不想让爷爷看到我这样子，托同学谎称我不在，我在高低床的帘后躺着，听着爷爷和室友说笑。

就在这一年，爷爷为了贷一点款做生意，就把银行行长家的羊皮拿来，代人家淘洗，但是他捎着羊皮从一个叫张湾的村子里往公路上拐时，正好下来一辆大拖拉机，将爷爷带出十几米去。半个小时后，爷爷归真在了县医院，归真在了父亲的怀里。

那个肇事的汉族司机哭得厉害，但他也觉得欣慰，因为他亲耳听到了爷爷的遗言，爷爷让我的家人千万不要为难司机，他说跟司机没有关系，只是他的口唤（前定之意）到了。

赶山

除过皮匠，爷爷还是一个很不错的泥水匠。在劳改队十年，爷爷学的就是泥水匠。我们村里老桥的护栏，就是爷爷做的。清真寺里的花园，也是爷爷做的，砖花单纯质朴而又略具神秘，正和爷爷的性格一样。爷爷归真近二十年了，这两样东西还完好的在村子里。

百姓总是没个定业吧，皮匠、泥水匠之外，爷爷还做过不少活计。

有一年，爷爷忽然花十块钱，买了一头毛驴。听说这驴是十块钱时，大家都要笑了。但只要看到它，就会觉得它实在比十块钱值不了多少的。爷爷已经计划好了，就用这老驴，拉一辆架子车进五桥沟去拾牛粪马粪。

每日晨礼下来，爷爷就在星星的飘落里进山去了。从村里到山上，约有三十华里，为了赶速度，爷爷有时也会先到县城，再花二角钱搭乘去西吉的班车。偶尔也会坐上便车，但不多。这样的时候，爷爷就觉得是省下了钱，整整一天情绪都会不错的。但爷爷的情绪从来就不曾特别的恶劣过，正如他从来就没有过分的欢喜过一样。爷爷总是不停地忙碌着，眼睛低下来，很少离开过手里的活计。

日头出来时我才出发。父亲为我套好驴车，扔半袋草料在车里。我就赶着车出发了，车上拉着许多口袋麻袋塑料袋。我那时候最多有十岁。爷爷说，不要怕，顺了公路直走，就会到的。走过几趟，就一点担心也没有了。

驴车需穿过县城，再由公路到山里去。

那时候城里的一些孩子会欺负我。也倒不是欺负，只是他们要从车后面爬上来，这样就会使车辕挑起来。我就用鞭子抽他们，同时用力鞭驴。老驴勉为其难地跑起来，松松垮垮的像老太太那样。只要出了县城，拐上公路就好了。那时候无柏油路，是石子儿路，且窄，两辆汽车几乎无法并行。路上行人也极少。偶尔走过一个行人，偶尔掠过一个骑车子的，我坐在车上总要把他们看上很久。我们把山里面的人叫南里人。从南里来的人牙齿都黄着，和别处的人很有些不同，他们更像是土做成的，土一样的憨厚且善良。在路上见到陌生的他们，一点子不安感也不会有。路两边的电线杆嗡嗡地响着，像一些人在高空或地深处念经。电线上偶尔落一只鸟，受不了寂寥似的，很快就飞掉了。要是跳下车去，耳朵贴紧在电线杆上听，声音就会大起来，且很好听，像一根中音的孤弦久久地响着。常见到野兔田鼠一类跑过路面去。田鼠会突然蹲在路中间，提拎了两只前爪，引颈远望，车逼得很近了，它才突然看见了那样，一矬身跑下路面去。

一路上是很寂寞的。

我可以一动不动地坐着，看日头是怎么样一点点高起来。

撒尿也不必下车去的。立在车栏边，一边撒一边看歪歪斜斜的尿迹。但老驴撒尿时却要拿着架势停下来，将后腿叉开些，将尿器垂下来一些，痛快淋漓地撒尿，尿臊味扑鼻而来，很好闻的。撒完尿，将尿器重又收缩上去。它一时还不开步走，非得你喊几声，在它尖耸的屁股上戳上一鞭杆，才摇头摆耳，不大情愿地走起来。按爷爷的嘱咐，我隔一段时间就停住车，把草料袋撑开在老驴前，让它吃几口。它果然也是吃几口便不再吃。

山口的一侧有一处名为小山的村子，曾出过一个叫田五的反清阿訇，关于这个阿訇，乡间有不少传说。他率义军在甘肃靖远的狼山台子与清军激战，寡不敌众，自刭而亡。坟也被清政府刨了，挫骨扬灰。我近年来多次去过这个村子。临山傍水之故，这里时常水气氤氲。村里有七八百口人，但没有一个是田五阿訇的后代了，甚至再没有一个田姓的人。村里的村民们原属伊斯兰教里的某一教派，然而现在却是另一教派的人常住着，田五阿訇那一教派的人，这村里一个也没有了。向村民问起田五阿訇的事，村民俱显懵懂，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真可谓斩草除根，赶尽杀绝。

走在这条沙石路上时，常常会想起田五阿訇一家。起义失败后，清军把村里数人连绊一处，就是由这条路上押解到数百里外的隆德县杀害了，其中，田五阿訇的母亲、一个哥哥和一个侄女被凌迟处决。自无更多的想法，只是觉得这虽说是一条公路，但实在是太寂寞太冷清了。两边的树有时把半绿的叶子落到路面上来，落到车厢里来。

入山时我总要向那边的小山村里望一望，村子安静得像在下沉和远移。

入了山口，还得走十华里才能看到爷爷。这时候路面就陡起来，两边的山势也愈来愈高，愈来愈险峻，许多大石头在半山腰里突出来，像一些鬼怪或强人，稍有惊动就会砸下来。也会听到一边的流水声了。全县的人都吃的是从这里流出去的水。

一入山口，就会觉得空气不一样了。愈是深进，愈会觉到空气的新鲜与清冽，像清水化作了看不见的水雾漫山浮游着。虚淡的白云就在半山腰里懒懒地缠绕着、安卧着，怀着一种不明不白的忧伤似的。远远望去，牧羊人在山上像他的鞭影。一片羊群似乎用手掌也能遮住；似乎吹一口气，也能吹远它们似的。一些绿绿的山坡上闲散着吃草的牛马，有时一两个，有时三五个，悠闲地甩动着尾巴，与其说是吃草，倒更像是在久久地嗅着地香。各种野花灼灼地开着，情不自禁地妖娆地晃动着。乌鸦或雄鹰山里的主人那样，在高险处缓缓的梦游似的飞着，若叫出一声来，徐徐的使整个山里都听到了。蝴蝶蜂子们飞上车来，在驴耳边，在人脸前恋恋的飞一会儿，忽然厌倦了似的，一下子飞开去，飞远了。我知道有些地方的溪水结了冰，便跳下去折几片上来，坐在车上吃着。

这些都不错。而且身在其中的缘故，并不格外的觉得好。

最怕的是这时候老驴怠起工来，驻足不走，任你怎么恐吓，怎么打它，它也一块肉筋那样不动了。有几次，竟然带着全副车套，这老驴不管不顾，就在道中间四平八稳地卧下来了，一副我便如此，你奈我何的样子。我真是急得哭也没有眼泪了。鞭杆很容易就打成了两截，千盼万盼能过来一个人，好给我帮帮忙。凡路过者都会帮忙的。这样的时候，先得解去车套，扶驴站起来，再套好再走。几番过后，我也学会了解套重套，但如此磨蹭到爷爷那里时，日头常常就斜在西边的山上了。

我把爷爷拾拢的牛粪往口袋里捡。得捡干干的粪拾，这样易燃不说，还轻，最次也需半干的。拾好后，我和爷爷就把装满的口袋抬到一处去。抬口袋的时候，爷爷总是把他那一小撮山羊胡子由尖儿上含到口里去，紧抿着，像如此更便于用力似的。我就忍不住笑，笑得腿发软，脚下直打滑。爷爷抿紧着胡子示意我不要笑，好好抬。但我总是不能忍住笑。说是抬，实际就我来说，近于扶而已。爷爷有时候便扔下我笑，自己一个人别扭地抱起一口袋粪，蹒跚着抱远去。

到黄昏时，我们把鼓鼓囊囊的粪口袋架在车上。往往能架到半房高。爷爷是很会装车的。每一个口袋都会依据自己的大小形状放到最适宜处。捆是一道硬关，不然路上会不断地打麻烦。这时候爷爷是不允许我笑的，我双脚蹬住车轱辘，使出吃奶的力气给爷爷帮忙。

返回时大多走下坡路，老驴倒是被车的惯力催逼着，无法偷懒，更没办法自行停下来，因此到县城时日头还没有落净。爷爷把粪卖给了李庄一个摆摊卖揪面片的老人。那老人总是油腻腻的。

然后我们就赶着驴车回家了。

在夜影慢慢地布散开来时，老驴像是焕发了青春，走得更快。听得车轮愉快地转动着。

有几次回来得晚，月亮都上来了。爷爷让我坐在车辕上赶车，他坐在车厢里，袖着手，低着头，像是睡着已经很久了。我知道爷爷卖得的钱就装在衣襟下的一个口袋里。看着缓缓移动的月亮，真希望永永远远这样轻快而又满足地走下去。

痕迹

叔叔生下来时，爷爷在劳改队。叔叔还不到一岁，奶奶便归真了。然后过了近十年，爷爷刑满释放，叔叔才算是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父亲。

说不清这样的一个人生开端，对叔叔的一生究竟有着什么影响。

我对叔叔第一次有印象，是记得他的脸被蜜蜂蛰肿了，上不成学，在房顶上坐着，望着学校的方向哭。

那时候，我家还有着几窝蜜蜂的。一天，家里人都去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了，只有叔叔在家，这时候一些蜂子却突然从窝里飞出来。这实际上是好事，树大分枝，蜂儿在分窝了，意味着我家又多出一窝蜂来。叔叔却不清楚分窝的事，以为蜂儿要逃跑了，就用被子去堵蜂窝，正在欣欣然过节的蜜蜂横遭拦截，勃然大怒，立即像暴雨一样将叔叔围住了。叔叔说他觉得一瞬间数不清的又痛又辣的小口子在自己身上竞相裂开来。他好像被扣在一个背篼里那样觉得窒息，又无法逃脱。那天，要不是黑老太太闻声赶来，叔叔一定是没命了。黑老太太家里也养着蜜蜂，这就使得她有经验，而且她是那种忙而不乱的人。她从我家窖里吊上一桶水来，向叔叔泼去，立即，像灭火似的，围绕着叔叔狂飞劲舞的蜂子就被稀释了那样少了不少。这样的泼了几泼，蜂子就密密麻麻地蠕动在地上了。黑老太太牵着叔叔，像踩着一锅沸粥那样从它们身上踩过，把叔叔领到她家去了。黑老太太是懂一些医道的，她用浸了盐和明矾的水和成稀泥，涂满叔叔周身，然后将叔叔晒在烈日下的一片凉席上。真是要感谢黑老太太，不然叔叔即使从蜂群里被救出，也会没命的。等泥片晒干剥落后，叔叔已肿得不成个样子。鼻子似乎只余了两个窄细的鼻孔，眼睛是找不见了。好在他的眼泪还能流出来的。他哭着要上学。自然是上不成的。小娘娘就陪他上房去看学校，听学校里传来上课和读书的声音。

我当时看到叔叔的脚像气球，似乎吹一吹，就能裂开似的。

叔叔上学到初二，就回来帮家里劳动了。倒不是家里非需要他这个劳力不可，而是叔叔自己不想念了。叔叔受到了一个挫折，对他打击不小，使他有了辍学的念头，终于就不念了。叔叔的同桌是一个小姑娘，父母都是县医院的大夫，因此在叔叔面前她总是有些傲慢的。虽说和叔叔是同桌，但总好像这桌子只有她这一半，而另一半则是空的没有的。她临着叔叔一边的胳膊肘，总是带着一种抵抗、防御和拒斥的意思，叔叔坐在里面，为了避免出进的麻烦和不便，叔叔就很少离开自己的座位，偶尔出去小个便什么的，见这姑娘冷若冰霜旁若无人的样子，叔叔就会把后面的桌子搬一搬，侧身进去，再把人家的桌子搬好。叔叔真是小心翼翼和那姑娘做同桌的。但是一天，她却捂住嘴笑起来，一笑之后，马上又是不屑的冰霜样子。但当她的目光向桌下面瞥一瞥时，她就忍不住拿她的小手捂着嘴又笑，连肩膀也抖动着的。她是在笑叔叔的鞋。叔叔穿着小姑姑的鞋。原本黑条绒鞋，也看不出男女之别的，但是鞋的两翼，小姑姑却费心绣了两只花鸟。叔叔穿这鞋时，当然是将那花鸟拆过一番，但没能拆得干净，而且依稀一个印迹是拆也拆不了的。就惹得那小姑娘捂了嘴笑。这一笑就把叔叔笑回家来了，怎么说也不再去上学了。

叔叔不上学后，开始做生意。那时候我们全家都在做生意。非常小的生意，走村串户的买卖鸡蛋啊木梳啊炕席啊什么的。叔叔那时候乐于把我领上，我们在附近收上鸡蛋，装在两个背篼里，挎在自行车的两边，然后跑七八十里到山南里去换粮食。那里有我们的亲戚，给了叔叔玉猴和银灯的姑太太就在那里。去了我们就食宿在她家。但到山南里去换粮食，与其带鸡蛋，不如带木梳炕席去。鸡蛋他们也有的。山南里人地多，粮食多，人也憨厚，一把一角五分钱的木梳就有可能换到二斤麦子。记得我和叔叔还用碗和蜡烛换过山南里人的粮食，真是过分，一次我们竟用三支蜡烛从一个女人手里换到满满一脸盆黄米。我还记得那女人，戴着一副长耳坠，荡呀荡的，倒使她的脸显得木呆。她倒像占了便宜，拿了蜡烛，笑眯眯地回去了。叔叔又赶过去给她说，点蜡烛的时候莫忘了，在灯捻周围撒上点细盐，这样一来可以免蜡烛无节制地流泪，二来还可以耐实些。那女人点着头，使得她的耳坠呛啷呛啷响着，好像她一辈子也不会忘了这话似的。

爷爷与父亲做生意，是有些死板的，好像凭着他们的诚实和勤兢就能挣钱，实际证明却不行的。爷爷和父亲做了一辈子生意，都没有挣到什么钱。爷爷最终还落了一些债背着。相对来说，叔叔就灵活了许多，我家最会做生意的说来还是叔叔，他现在挣了不少钱，仅房产就有三处。我也乐意跟着叔叔做生意的，而不愿跟着爷爷和父亲，跟着他们去兰州调塑料胚子，就得往死里走路，车来车往的，也花不了多少钱的，有时候只花五角钱而已，但是不坐，只是走，可以从兰州火车站一直走到小西湖。爷爷还常常带着我们背了塑料袋，沿街走着，塑料袋长长的拖垂在后面，示众似的，真是比拖了一根尾巴还要让人难堪和沮丧。还不吃饭，已经到了吃饭的时候了，早过了吃饭的时候了，一家一家的饭馆前往过走，就是不向里面看一眼，就是不吃。即使好不容易坐下来，要吃饭了，也是简单得很，不像叔叔还来一碟小菜，来两个茶蛋甚至各加二两肉，爷爷和父亲只会弄一碗牛肉面给你吃，两筷子就捞完了，然后就打开提包，将带的干粮泡入牛肉面汤里去，气定神闲地吃喝着，有时那干粮有异味了还往牛肉面汤里给你泡。叔叔就不这样的。叔叔总会让我们饿了就吃。不待走累就上公交车去，靠窗坐了看两边的景致。还带我们去浪兰州的五泉山白塔山。还照相。记得叔叔做生意不久，就买了一台小收音机。这在爷爷和父亲是根本不可能的。八十年代中期，那台巴掌大的收音机给我和叔叔带来了多少欢乐啊。怕吵爷爷，晚上我们在被窝里听着。后来叔叔又弄了一个双头耳机来，一个插在他的耳朵里，一个在我的耳朵里，有时候听到的东西会使我们不约而同地笑起来，使正在做皮活的爷爷抬起头来，诧异地看我们。

叔叔这个人，性格好像极单纯，又似很复杂，既脆弱到可以号啕大哭，又顽强得可以应对众多的对手。他是一个常常让我琢磨的人。

记得我上大学时给他写过一封信，那时候他已是几个孩子的父亲了，我原本只是想问候问候他，没指望他的回信的，想不到回信快马加鞭那样来到了，且沉甸甸的。读过信后我感慨不已，真是没料到叔叔竟是如此一个深情又细腻的人，他哪里是给他的侄儿写信，简直是写了一封让人觉得烫手的情书。使我觉得我无意中扔了一个火柴出去，却意外地引起了一场熊熊大火。

我有时会想起这封信来，于是觉得难过。我想要是结合叔叔的身世来分析这封信，能分析出一些东西来吧。

但有时他又会显出一种野马般的不驯和无畏来，这一点爷爷和父亲是远远不及的。爷爷和父亲好像是质地紧密的弹簧，让人们可以对他们有一个基本的把握，而且他们也不很溢出人们的把握去。叔叔就不同，叔叔身上有一种火焰那样变化无常，不可把握的东西，正是这一点使叔叔在我家的男子中间像个异类。

一次他和村里的黑老太爷争论起来了，他的颇具杀伤力的话像从炉火中出来的石头那样频频向黑老太爷砸去，搞得黑老太爷应接不暇，显出狼狈。我们都为叔叔捏着一把汗，想黑老太爷儿孙众多，而且大多身强力壮，要是呼啦一声提棍携棒而来，叔叔他单枪匹马，如何应对得起。但叔叔站在那里，像个脱光了毛的老鹰似的，像是根本就没把黑老太爷后面的那些人放在眼里。也许是他的凌厉气势起了作用，那天的争论就那样不了了之。黑老太爷罗圈着腿，黯然地回去时，叔叔还不能罢休地盯着他走远的背影。

叔叔和爷爷的互相疼顾是令人扼腕三叹的。爷爷晚年就住在叔叔家里。叔叔每天晚上都要给爷爷打洗脚水，亲自给爷爷剪指甲。冬天，叔叔用摩托车带了爷爷去县城时，爷爷双手伸上来，帮叔叔焐着两只耳朵。他们爷儿俩都在加倍地疼顾着对方，好像互相在给对方做着某种补偿，好像担心时日如电，他们来不及做父子似的。

后来爷爷车祸归真，叔叔哭得几次晕过去。

爷爷的归真使叔叔完全地换了一个人，他开始转向教门了，真是奇怪，虽然那张脸还是叔叔的脸，但是你却觉得他成了另一个人。好像另一个人钻进叔叔的身体里，将原来那个叔叔驱逐了。人的这种突然变化，真是令人惊骇。叔叔似乎也无法回到原来的那个自己身上去了。

爷爷刚归真那段时间，叔叔采取了一个近乎极端的方式，他把爷爷归真前的那一套衣服从头到脚穿上了，走路，说话，做事也似乎有了爷爷的样子。这让人觉得不安。他有时会宽慰地笑笑，点点头，想通了一个什么似的。天天夜里都去给爷爷走坟。我们也去的。得给亡人走四十天坟，这是规矩。但是上完坟，我们要走时，叔叔却不走，让我们走，说他自己想再跪一会儿。夜空漆黑，坟草呜呜，一个人还在这里跪什么呢？但他要跪，谁也没办法的。父亲怕出什么意外，半夜里敲敲叔叔家的门，却听到叔叔的声音从院子里传出来。叔叔把爷爷的衣服穿了近半年才脱去，整整齐齐叠了，装在塑料袋里，架在房梁上。但这时他却是一个天天干教门的人了，他专门盖了一间小房子，收拾得神秘又清洁，然后哭着把我们的教主叫来，指着说这是他给他盖的房子，希望他有机会就来这里住住。平时这门就锁着，任何人也不得入内。我们的教主和爷爷关系非常好。他似乎对叔叔也有着一种特别的顾念和感情，果然不时就来了，就在这小房里住一天两天，这样的日子，叔叔就不大去做生意了，守在家里向教主讨教什么。有时在夜里安静和暖的灯光下，看见我们的教主戴着眼镜在炕头看书，有时却是歪了头睡着了，但是脚却伸出炕沿去给叔叔，叔叔在炕边儿上蹲着，像修整花瓣那样给教主剪着脚指甲。

叔叔变得沉默寡言起来。不要说收音机，他连电视也不愿看了。我到他家去，很多时候都是碰到他在洗小净，或是小净已经洗过，他跪在炕上，从鼻孔里出来微微的诵经声，好像一只蜜蜂在他的鼻腔深处举了屁股采花酿蜜似的，整个人深深入定了一般。他的鞋整整齐齐地摆在炕角下，像同着他入定似的，这样的时候，我就悄然无声地退出去。

忽然一天夜里，叔叔做了一个梦，梦见了我们的已故教主。教主归真后，曾在我们村子的坟院里埋过几天，但是很快被人盗走了。叔叔梦见教主在埋过他的地方跪着，一言不发地凝视着他。

这个梦使叔叔满心欢喜，不得安宁。

终于他呼吁要在教主睡过土的地方盖一个拱北了。这是很容易得到响应的。于是一个简朴的拱北就盖起来了，有一间房大小。这就让叔叔找到了一件似乎可以从事终生的工作。他常常深夜三点钟起来，洗过小净后，就在满天星斗下一步步到坟院里去，走过一个个乱草覆没的坟头到拱北里去，点一炷香，高擎了，长跪参悟。然后开始打扫拱北里面，他像收拾着一件瓷器那样收拾着拱北内的一切，使里面洁净无染。即使心无他想，只是到里面跪一跪，感觉也是很好的。等日头从山背后出来时，叔叔就走出拱北，像重新诞生了一次那样走出坟院去。他去城里做他的生意了。傍晚回来，洗过小净，又忙忙到拱北上来，把香炉里的香头筛筛，把拜毡上的土尘掸一掸，把两半盒火柴装满到一只火柴盒里去，就干着这样的事情，日日月月，刮风下雨，也行之不辍。

一天傍晚，叔叔轻轻推开拱北门，见我静静地跪在里面，就向我笑了一笑，那一笑那么隐微而又深切，在缭绕的清香里徐徐弥漫开来，使我和叔叔一时间似乎融汇成了一个。

露宿

记得小的时候，常常睡在院子里过夜。

吃晚饭也是在院子里。

在灶房门前的院子里摆好饭桌矮凳。矮凳当然不会人手一个，一般是先要保证爷爷和父亲有凳子坐，其他人包括母亲都没有矮凳的，大都搬一块可以坐的石头砖头，或者直接脱下自己的鞋来垫在屁股下。母亲很少坐到饭桌边来，她总是坐在院台上或门槛上吃饭，不时要看看饭桌上的情况，不时要放下自己的碗来给饭桌上添饭，因此母亲的一碗饭，吃吃停停，停停吃吃，要费很长时间。

常常是要把桌凳摆好了才去喊爷爷和父亲来吃饭。他们总是要忙碌到吃饭的时候。饭已经端上桌子了，他们才会从各自的劳动处走过来，一边悠闲地洗手，一边打量看是什么饭。我记得爷爷每洗一把脸，洗下来手落在胡子上，像定格那样总是要握一握。我们早就围在饭桌边拿着筷子跃跃欲试了，但爷爷不动筷子，我们是不能先吃的。爷爷允许我们围着饭桌吵闹，却严禁我们用筷子敲桌子或碗边，谁无意中敲了，就会犯禁似地缩一缩脖子，将舌头吐出来。

在院子里吃饭，人的胃口似乎格外的好，喂牛似的大半锅饭，我们一家七口很快就把它一扫而光了。只要饭吃完，碗碗碟碟就不能再摆在桌面上，须立即撤去的，把饭桌抹得干干净净，然后端上面汤或茶水来。在爷爷和父亲幽幽的喝茶声里，传来母亲在灶房里洗锅的声音，而夜色在院子里渐渐地浓起来，天上的星星也不觉间溢出好几颗。

要是夜色好，尤其是有月亮，爷爷和父亲总是要在饭桌边坐上很久。羊圈里的小羊羔也跑出来了，在月光下的院子里迅跑着，不断地跃起在空中，像一条刚刚将箭射出的弓那样。我和叔叔在月光下弹豆儿，清凉的时间宽阔的大河那样怎么也挥霍不完似的。

小姑姑用一把大扫帚在月光下扫院子。扫帚的长羽像一次次在水面上扫过去，像在薄雾里扫着，这扫院声似乎把人的耳朵里也一并掠干净了。然后小姑姑就在扫过的地方铺开麻袋片、塑料布及褥子一类。她把床铺好很久了还没有人去睡。院子里不同于屋内，不同于炕上，炕上你拉开被子焐一会儿，探手进去，就会觉得暖热，但被子在院子里铺多久，摸进去也像月夜似的清凉。早晨要做礼拜的原因，爷爷睡在院子里要少一些。我们常常囫囵着身子，不脱衣服就钻入被子里去。月亮孤静地在天上，一个坐在窗前等男人回来的新媳妇似的。星星像一些在清廓无边的大海里游泳的孩子。它们不愿意游了，就那样散淡地沉浸在海里。当然一下子是睡不着的。要在屋内，早就睡得不辨东西了。悄悄地说话，看月光下亲人熟悉的脸有些异样，牙齿闪着光，要比白天看起来白净一些。每一颗流逝的星星都会带走一些尾随的目光。开始打砂锅（一种游戏）决输赢，输者就到后院里去掰几只向日葵来，分送给大家。刚刚掰下来的向日葵在手里沉甸甸汗津津的，嘴顾不上说话了，忙着往一边的地上吐葵花皮。葵花皮还没有生成硬壳，柔柔的，如鸟舌头，甚至不必吐到地上去，甚至可以吃，连同里面的葵花瓤儿一同吃掉。吃葵花子真是占去了人的许多时间，搞得人睡不成觉。即使躺下来，也不是一下子就能睡得着的，望着高处的清渺和宁静，思绪会显得混沌又清澈；高处的夜蓝和星光月辉总像是不停地落下来，落在人的脸上，夜铺上，落在院子里，使人浅斟慢饮享用不尽似的。每一颗流星都像是带走了一些再也不可挽回的什么。月亮有义务那样，静静地护守着这个夜晚。睡在月光下的院子里，就像花睡在露水里。终于睡得被子里有一些热意了，躺着，不必起来，脱掉衣服，闭上眼睛，这才决定睡觉。一会儿就睡着了。院子里都是月光，一晚上都不会更换或减少，像一抹薄薄的暖雪。挥霍完精力的小羊羔回圈里去了。夜风尽量连一根发丝也不惊动。夜多么安谧静廓，星光从熟睡的脸上悄然映过。这样的一个夜晚，会睡得通透，清足，不大会有噩梦。一些院子里有果树的人家，为了照看果树，甚至是睡在房上。这样的露宿是不可能睡懒觉的，树上的麻雀一叫人的眼睛就睁开了。看见月亮稀薄了许多，像被一阵清风吹斜在天上，但还没有落；看见星星落得没有几颗了，剩下的像还要等着看你醒来才去。被子里暖暖的，但被子的外面却潮着，有时还会落一层薄霜，使被子重沉起来。做完了晨礼的爷爷已在街门那里向里扫院子了，等爷爷扫到窗前来，就得起来了。但也像是把瞌睡睡光了，眼睛亮得很，脑子清醒得很，三下两下就起来了。

爷爷是好交朋友的，时不时有他的朋友来我家里。客人总不能让人家露宿吧，住处又窄狭，这样子，不仅盛夏，甚至早春初秋的时候，我们偶尔也会露宿在院子里。

是否露宿更合于人的天性更利于人的健康？

夜蓝永在，清月依然，干净的院子并没有被谁偷换，但似乎，村子里喜欢露宿的人越来越少了。而我不再露宿，习惯于在软软的床上打发无聊的长夜，也近三十年了。

黛尔

回族人家的孩子，到六七岁、七八岁时，大人们就要教他（她）向到来的客人说“色俩目”。“色俩目”是穆斯林之间的问候语，“你好，愿真主的平安到临你”，也就这么个意思，但大人们却极郑重的，好像又一次教孩子学言语一样，脸上是谆谆教诲的样子。孩子也会重新呀呀学语一般，觉得新鲜、羞涩，像这几个字一下子不容易从嘴里出来，一旦出来，就极为珍贵似的。先是锻炼着给自己的父母和爷爷奶奶说，他们会很郑重地接的，你说一次他们就接一次，不会显出厌倦来。他们也会反过来给你说，“安色俩目尔来空目”，他们这样给你说，这是极为郑重的了，一般都是少者给长者说，德行浅者给德行高者说，现在你的白胡子的爷爷躬下身来给你说“色俩目”，你就觉得半个身子都要麻了的。“我尔来空目色俩目”，你这样接着，会觉到自己是一个被郑重了的人，有尊严的人，是一个不可被儿戏的人，觉得自己像一个洗大净的水罐儿，清清亮亮的盈满了。与亲人之间这样子练得熟了，不很拘谨了，就算出师，于是要去给客人说了。

我第一次给客人说“色俩目”真是值得记忆的。爷爷是一个很向教门的人，同声相应，常常会有一些行功办道的人来我家里。一次就来了一个老人，他跛着一只脚，整个人看起来像一个剥去了树皮的枯树根，显得瘦净。他的脸给我一种感觉，好像是一只攥得很紧的拳头。他几乎不说话，也鲜见走动，一天就端坐在我家的炕上。他的坐姿也是特别的。他把自己的两腿交替盘拢着，使它们交错成一个铺垫的样子，他就闭目垂头，一动不动地坐在这“铺垫”上。我们走进屋里去时，他也不抬头，也不将眼睛睁开来，好像他是在一种特殊的睡眠中。我们于是走路也很轻的，以便不将他惊动。

爷爷也好像不怎么和他交流的。爷爷在里面的套间里静静地做皮活，和他两不相扰，各得其所似的。

我不知道他这样坐在我家里做什么，不知道他要坐多久。

叔叔把他叫“上人”，神秘地说他已经给“上人”说过了“色俩目”，问我说了没有。他知道我没有说，却这样子问我，好使他脸上因此显出得意来。

在母亲的鼓励下，我终于下决心要给这个老人说“色俩目”了。

母亲在我耳边一直嘀咕个不停，上人啊，人家可是上人啊，母亲把这样的声音嘀咕进我耳朵里去，将显得踌躇总想逃掉的我一直簇拥到正房门口。母亲催我进去。一说就出来，我在这搭等你。母亲说。好像怕我趁机跑掉，母亲推了我一下，我就站在门槛里面了。心跳如鼓。那老人好像被我的心跳声惊觉了，竟抬起头来，向我笑了一笑。好像他是知道我来做什么的。我一时不知自己该做什么了。嘴动着就是出不来声音。老人微笑地看我，如在等我。他怀里像藏了一面镜子，将他的脸映亮着。忽然他大声地向我说“色俩目”了，一连说了三声，匆忙中，我口里的“色俩目”像是自己按捺不住跑出去了。我记得真切，好像我口里的声音是从一只旧木箱里跑出去的，与我有些相隔。那老人招呼我上炕去。我跪上炕去。他摸了摸我的额头，那触摸感是难以忘记的。爷爷立在套间门口，微笑地看着，示意我下炕来。我下炕来，走出门去，母亲果然躲在一边的，点了一下我的额头说，叫上人给你说“色俩目”，你这娃。但听来她并不埋怨，反而有些欣喜的。

我的心情有些古怪，也觉得遗憾，想着要是我说出“色俩目”，让老人接，自然会更好一些的吧。好在这个头开了，以后的几天，我就喜欢到正房里去，一进正房，就并齐双脚，躬下身给老人说“色俩目”，好像这其中也有着不尽的乐趣和慰藉似的。爷爷让母亲将我拦着，不要那样频繁地去正房里搅扰老人。但刚开始给客人说“色俩目”，鹦鹉学舌似的，兴味很大，我虽然不到老人的房里去了，却总是心怀不甘，常有意犹未尽之感。

一天早上，我醒来一看，见身旁坐着一个女人，面相有些生的，于是就习惯性地道出一个“色俩目”去。那女人有些意外，嘴动了动，我不知她是否接了我的“色俩目”，但这时我却认出她来了，心里一时沮丧不已，好像趁兴做了一件很败兴的事。那女人叫黛尔，原是我们村里人，嫁到梁后的邻村了。这女人大脑不能说不正常，但迟钝是有一些的，脸上总有自感卑微者习见的那种表情。正是那种表情使我很快认出她来，并且觉得自己不慎说出的这个“色俩目”有蛇足之嫌了。母亲脱口说，黛尔。我不知母亲为什么这样说，但母亲口气里的意思却是很明显的，这是黛尔。黛尔怎么了呢？黛尔是用不着向她说“色俩目”的。母亲说出黛尔的名字来，所含的就是这个意思。而且我的“色俩目”连黛尔也显得诧异，好像我说了个别的什么却被她误听作了“色俩目”，但她又怕我真是在说“色俩目”，这样子她不能不接的。那一刻，神情总是木呆的黛尔脸上竟显出少见的灵活和警觉来。我看见她的嘴动了动，但没听清她说的什么。但她很快就意识到我不过是认错人了，我并不是在给她说“色俩目”，她的脸就重新木呆下来，也不再看我，就那样呆坐着。母亲也很少和她说话。母亲在地上的阴影里脚跟一起一落地揉面，灶洞里的火訇訇响，映得灶膛里亮亮的，借着火光，看见灶膛里很是深阔，全是火。这清晨的屋子里，气氛格外的显得怪异，好像这一切怪异都是那个“色俩目”造成的。

我转过身去，背对了黛尔躺着，心里不是个滋味。她的男人是个盲人，我想起常常见到他们的情景，两口子各背一个孩子在身后，黛尔在前面走着，将手里的棍子递到后面去让男人握着，就这样一路走着，讨要一点东西过日子。

我给黛尔说过一个“色俩目”，没想到这可以使我记一辈子。

小学

在我童年时村里还有一所小学，现在没有了。

是三年制不完全小学。说是学校，还没有一个农家的院落大。只有一间土坯房教室，每年开学第一件事，就是给教室的窗户上按玻璃，经过一个假期后，玻璃被弄得没有了。有一年教室门也被弄出一个洞来，可以随意进出，开学前几天，我们从破门洞里爬入教室里去，见里面有意味地摆弄着几块方砖，明显是有人钻进来在这里打过牌。还有一些烧成黑灰的什么东西。最叫人不能容忍的是，有人还把我们的教室当成了厕所。幸好那时候我们已经上了三年级，可以很好地清理这些了。老师原来是一个木匠，敲敲打打，补补钉钉，把个破门勉强收拾好了。

学生最多的时候没超过25个。

教室里有几张长相很不一致的桌子。凳子更是五花八门，几乎没有两个凳子是完全相像的。与桌子比较，凳子的数目不足，就做了一些土墩墩，由学生自己从家里带来一块平整的木板，土墩墩上一支，就是凳子了。这样的凳子自是不很安全，有时候一块木板上面要坐三到四人，大家行动不统一时，很容易踩跷跷板那样造成失衡，木板掉下来，教室里会发出很大的响声，肇事的娃娃不管跌得多重，都得赶紧从地上爬起来。老师赶下来看，帮着重新弄好，也不很责怪的。

前墙上有一块不大的黑板，总是花白的头发那样，而且颇显枯燥，一点亮光也没有的。幸亏那时候眼睛好，不然老师写在黑板上的字就不易看见了。一些后面的学生看不清，轰隆隆跑到前面来认了字，再跑回去写上，老师也习以为常，不加责怪。

虽然学生不多，但全部在教室里就有些拥挤。而且三个年级在一个教室里授课也总有不便，于是某一年级上课时，老师就让另两个年级的学生暂时出去，在校院里念书写字。老师会在院子里画许多方格子，我们就用电池芯把那些方格子写满，然后等老师出来给我们检查打分，老师完全把那方格看成了一页试卷，把分打在和试卷完全一样的地方。有时候字写得好，分数打得高，就实在是舍不得把那方格子涂掉。但老师要求谁的方格子谁涂掉，以便让别人再用。这样子说来，我们的校院其实是一大块最为经济的复写纸。

从我上学起，教室的同侧就有着几堵房墙，而且里面有几根很结实的檩子，看样子像是要盖新教室，但直到我初中毕业，父亲在这小学里任教时，还是那样一小间教室。

那些檩子倚墙斜放着，就成了我们的滑梯。然而上面却是有锈钉子的，拔出过一些，但总是拔它不尽，许多人的裤子同着屁股被划破过，痛得忍不住，捂着屁股大哭。

女学生是很少的。我上学的时候，只有一个，她天生是有些洋气的，后来果然不同凡响，自由恋爱，成了我的三舅母。但她似乎只念了半年书就回去了。院子里有一棵老杏树，我们的铃子就挂在它的一根粗脖子上。很清楚地记得三舅母那时候坐在杏树下，和几个男娃娃玩抓石子儿。她的手指是灵巧的，石子儿扔起很高，把她的目光也牵上去，然后再同着她的目光落下来，稳稳地落在她早已准备好的手背上。令人叹为观止。但也记得她经常蹲着，闭紧着双腿，把手蒙了脸哭，这一定是被哪个男同学欺负了。三舅舅其时也在学校里上学的，但还不知道这个会抓子儿又爱哭的姑娘以后会成为自己的妻子。后来我父亲任教的时候，学校里有了两个女生，一个照旧又是有些洋气的，一个是我妹妹。从有学校到现在，我们村里的女学生，终而只成就了我妹妹一个中专生。

每天放学后，要留下几个人打扫卫生。农村的娃娃做这点事自是不算什么，家里的活计比这重多了。磨蹭着不想回去，就把教室里打扫得很干净。从家里端来一汤瓶又一汤瓶水，把教室地洒得湿漉漉香喷喷的。家里的水却须到十华里外的县城去拉。隔一段时间，我们就刮一些锅黑，撒些细盐，用水和了，刷黑板。刚刚刷出来的黑板还真是不错的，除了那许多无以补救的坑坑洼洼外，黑还是很黑的，然而不经写不经擦，像一个染了头发的老人洗两洗就容易露出真面目来。冬日的早晨，值日生得拿着洋火木柴，提前到校生炉子。我们都喜欢老师进来时，看到旺烈的炉火那高兴的样子。

我叔叔，我，还有我妹妹，都是从这个不完全小学里毕业的。父亲也曾在这里上过半年学。教过我的老师有两位，一位是本村的，长得有些像毛泽东，现在瘫痪了，听说当着儿子儿媳的面大小便也不顾忌了。到我上三年级时，又来了一个老师，是个汉族人，很精干，会木工活，会吹笛子，他用笛子教会了我们唱《南泥湾》。有一年我们村里被苜蓿胀死了一头牛，就给他拉走了。

算来我父亲在这里任教的时间最长，前后约有十五年之久。

现在这学校没有了。一户黑姓人家住在这里，他嫌学校的院落小，又向四面拓展了不少，盖了村里最阔气的房子，因此无论怎么看，也看不出我那个学校的一点痕迹了。

除过我妹妹，这小学里还出过包括我在内的两个大学生和另一个卫校毕业的中专生，他叫黑光福，如今是县卫生局副局长，另一个大学生是他的侄子，叫黑生俊，在县回民中学任教，真是屈指可数啊。

小学教师

怎么也没有想到父亲会成为我们村小学的老师。

有一年，不知是县上还是公社，突然整顿起民办教师的队伍来，将一些不合格的教师清理回家了。那个给我们教唱《南泥湾》的老师就在这次整顿中不幸被清理掉了。但也是因祸得福，他以后一意于木匠，倒做出一些名声来。我家的几个书柜都是请他来做的。清理一批自然需招收一批，当时是向社会招考。父亲就去考了。母亲说，考试那天，邻村的一个老师（他是被清理掉的，不甘心又去考）来约父亲去同考，那人穿得整整齐齐，分头，一副为人师表的样子。母亲记得最清楚的是他的白袜子和黑条绒鞋都是崭新的。为什么注意到了这一点呢？因为当时下过雨好几天了，父亲还穿着一双雨鞋。母亲说她一看就知道谁考上谁考不上。父亲有些不好意思，笑着说，我就当是去耍一耍吧。

结果却是那个人没考上，父亲考上了。父亲高兴得像个学生，刚得到消息那几天，父亲一看见人就咧嘴笑了，有些得意和不好意思，总是主动解释说，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父亲的成绩是数学2分，语文98分，加起来整100分，而录取线是85分，这说明父亲的成绩还是有优势的。父亲总结说，他之所以考上，是沾了作文的光，作文是给你一封信，让你写篇读后感，那封信你说巧不巧，父亲正好在邮局的报栏里预先看过，是陶斯亮写给父亲陶铸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预先看过和从来没有看过自是不会一样。但我觉得父亲语文能考98分，绝不仅仅是靠了作文的缘故，父亲的文化程度很低，在学校里只呆了不足半年，爷爷就被捕去劳改了，他只好辍学回来劳动。但父亲和我太爷一样，极喜欢读书，不认识的字咋办？连猜带读，从上一个字推知下一个字，由下一个字揣摩上一个字。我小时候一个很深牢的记忆是，在我家向日葵秆子盖的房子里，倚墙有一只木箱，木箱上摞着一些书。有《新儿女英雄传》、《东方》、《西游记》、《水浒传》等等，记得当时翻看《水浒传》上被名为“水浒叶子”的绣像插图，我惊奇于那些舞枪弄棒者独异的造型，且因为战袍遮着的缘故，使我觉得他们一概是没有腿的。如今看来，这应该是我少年时期最珍贵的一个记忆了，是我的一笔精神财富。父亲那时候喜欢读书是出了名的，夜里看书，早晨去犁地迟到了，挨了队长不少骂，队长说，把你那烂脏拿来我烧了去，里头有个啥嘛，有白面馒头和黄米干饭么？父亲说他有一次看《西游记》，忘了吹灯，结果把头发燎掉了一大片，臊得第二天出不了工。那时候，好像是每天晚上，父亲都要给我和妹妹讲《西游记》，讲得口渴了，下去咕咚咕咚喝一瓢凉水，上来接着讲。因为有这样的故事陪伴着，从腐败的葵花秆里掉出的小虫子也就没有那么不可忍受了。父亲也给社员们讲，因此大家很喜欢和他在一起劳动的。父亲能爆冷门那样考上民办教师，性喜读书无疑是一个原因。另外爷爷劳改十年，父亲每月和爷爷通信一封，多年下来，自然就训练出了父亲的写作水平。父亲写信格式无误，表述清楚，详略得当，情感真挚，连我这个专门以写作为生的人，后来也觉得他这样的写手，总是有着一些独具的长处的。几十年来，村里人常寻父亲给他们写信。父亲因此也挣了鸡蛋啊红糖啊等一类润笔。我的一个姑太爷，有两个女儿在新疆，于是就委托父亲给她们写了近三十年信。连他归真后报讯息的信也是父亲给写的，可谓善始善终。我那个姑太爷背驼得厉害，记得他背着手，腰俯得很低，从长巷里气喘吁吁地上来，背在后面的手，有一只是捏着他女儿的来信的。来了先让父亲给他把信念一通，然后就把回信的内容讲讲，说我就说这么点，你编造着写吧。于是在一边坐着，眼巴巴地看父亲写，好像每个字比金子还要贵重似的。写毕，照例父亲又是给他念一通，他听着一路点头，末了就说一个好字，说就这么个。非常满意的样子。而且拿了信竟似乎一时不便离开，就许诺说，过两天米碾了，要给父亲端一盆呢，或者许诺为鸡蛋呀油呀一类。有时果然会送来。父亲显出惭愧来，说不过划拉了几个字嘛。然而盛情之下，总还是收下来，一腔的不安和感激，全注入写信的过程里去。父亲为人写信的样子，那真是庄重得很。妹妹常常学父亲写信，学得很像的。父亲不高兴地说，我是那样的么？我不信我的嘴就那么个。但父亲一写信一投入，确实就是那么个样子。为了方便乡亲，也因为父亲常要给爷爷写信，家里就备了一些纸笔和邮票，来写信的人只需提供地址和内容就可以了。但邮票钱他们自己要出的，这算什么，免得他们自己跑一趟邮局了。仅此一宗讲，父亲在村里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后来我已经发表作品了，村里人来求父亲写信，父亲为了显示青出于蓝的功效，就让我写。我也是卖力地写，但过不了关口，那些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来的乡亲们对父亲说，这娃写的是娃娃腔，洋气是洋气得很，不实用哪，还是你写得实在，再麻烦一下吧。父亲偷懒不成，炫耀儿子不成，只好拉开架式自己再写一通。

若了解这些，对父亲猛可地考取民办教师，就不会很意外了。

但父亲考上民办教师后，还是狠下了一番工夫。语文尚可，拼音却是个弱项，没到手的那二分就是丢在拼音上了。倩、o、e、i、u，父亲天天鸭子一样呱呱地念着这些。自然最用力的还是算术。我当时已经是小学五年级了，可以给父亲一些辅导，那时候我家里无形中聚了不少半大的孩子，同了父亲学算术，出一道题，大家一起做，看谁做得又快又准确。趴在炕上的；俯身在案板上的；蹲在墙根儿里的；坐在门槛上的……笔下演来算去，口里念念有词，学习热闹到那个样子，此生没有再见过。记得父亲和我们对演算的答案时，完全不像个父亲的样子了。要是答案一致，父亲就像地下党员对上了暗号那样欣悦地笑笑，一切都在不言中似的，那笑那么淳厚那么持久，像一份庄稼熟透了那样。要是对不上，他自己先是一愣神，似乎认定是自己错了，不说什么，返回去重做。终而证明如果是我错了，他竟一下子肃然起来，指着我说，不要紧，下一次一定能做对。不知演算过了多少本子，父亲终于会解繁分式了。在父亲的概念里，繁分式该是数学中最尖端的东西了。父亲觉得他学到繁分式便可以止步了，因为不完全小学里还不学繁分式。父亲最快乐的事情莫过于把一个几层楼似的繁分式弄来弄去弄成了只余一个数，如果最后只落得是一个“0”，父亲的喜悦真是无法形容，似乎那“0”也是一个哈哈大笑的嘴巴了。父亲像看着巨大的战利品那样看着那个“0”字，幸福和喜悦从脸上身上不住地溢出来，他不断地摇着头，似乎这样一个结果是很令人困惑和感慨似的。他有时会指着巍然高耸的一个繁分式，用手划拉一下，说看着这么多，这么复杂，谁能想到它实际上是个“0”啊。父亲那时对算术的兴趣几乎是超过了语文，他说没想到算术会这么有意思，像钻地道。我想不明白父亲的钻地道之说是什么意思。

于是只上了半年学的父亲就堂而皇之的任村小学教师了。

在父亲任教期间，入学率是最高的。最多的时候，学生有五十人之多，那间小教室里实在是盛不下了。父亲的讲桌就被逼到前墙根里去，紧挨着墙。备教案改作业时，父亲就侧面坐着。分班上犹可，集体上课的时候，连窄短的门槛上也挤坐了几个学生，扯长了脖子念着。莫说晃动身子，连晃动头也不能的。从另一方面说，学生多也是父亲能胜任教职的一个证明。父亲教学，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扎实，我觉得他的教学正如母亲用面疙瘩喂鸡似的，一疙瘩接一疙瘩照实地喂入去，噎得鸡直打嗝，直扑棱翅膀。

对学习不用功的学生父亲的惩罚也是很严厉的，会使坐在他面前的学生在他的咆哮声里发抖。而那些学习好的学生，他们的名字从父亲口里出来，简直不再是一个名字，而是一个极为稀罕的舍不得出口的什么。这样子每年会考的时候，父亲领着他的几个得意门生，总是稳步走在整个学区的前面。

父亲只看重语文、算术，自然、地理等只是照本宣科而已，至于音乐、美术、体育一类，对不起，在父亲的教学日程里是没有的。

我上初中期间，偶尔代父亲给学生上课，趁机教他们学做操。学生就暗地里说我上课比父亲有意思，父亲说，那当然，你们是娃娃哄娃娃嘛。

父亲任教十五年来，教出三个中专生。一九八五年，月工资只拿三十多块钱的父亲迫于生计，离开了他站了十几个春秋的讲坛，去做生意了。

他常说要是一直教书到现在，那么莫说二元一次方程，便是三元二次方程，他一定也会有办法弄个水落石出的。

月夜

父亲虎背熊腰，赤红脸膛，看起来正好与我相反，是有些威猛之势的。在我的记忆里，父亲的脾气也是很暴躁的，常常打母亲，一次竟一锹砍在母亲的额边，几十年过去，如今还有明显一个伤痕留在母亲脸上。我还记得父亲和母亲淘了气（生气），父亲在黑乎乎的屋内睡着，我们娘仨立在窗外的角落里饮泣的情景。那时爷爷不在，家里的掌柜的就是父亲，除过母亲，还有两个姑姑和我叔叔都遭过父亲的打。连妹妹也打过。妹妹记得父亲打过她两次，一次父亲让时方七八岁的妹妹去糜地里看麻雀。妹妹贪玩，和一个姑娘玩得忘乎所以，父亲来时，麻雀落了一糜地，父亲就掀翻妹妹，在她屁股上结结实实一顿铲板子。但父亲却没有打过我。这一点在我与父亲之间似乎愈来愈显出一种特别的意味来。我也想学父亲，终生不打我的儿子一巴掌，但真的当上父亲后，才发现做到这一点是很不易的，儿子还不到十岁，我极力忍耐着也打过几遭了。

父亲脾气不好，完全是生活的原因。爷爷被捕时，父亲才12岁，他不足18岁就成了一家的掌柜的。据母亲说，她家当时也实在是可怜父亲一家，才有了她和父亲的婚姻，当时的聘礼只要了50块钱，连结婚那天穿的裤子都是借别人的。后来我的三个姑姑里，有两个是父亲做主嫁出去的，从她们一生的情状看，父亲当时并没有选错人。这是爷爷自劳改队回来后，于种种辛酸里唯一极感安慰的一点。

父亲那时候上午犁地，下午给饲养院的牲口拔草，晚上偶尔还去守麦场，可以说一天没有个闲的时候，还得操心一家人的柴米油盐，针头线脑。还得一年两次骑自行车，去近千里外的银川劳改队看爷爷。一个二十啷当的年轻人，这么重的担子，脾气是难得好的。那时候却想不到这一点，那时候只是觉得父亲不可理喻，可怕，残暴。

记得父亲似乎总没有吃饱过肚子。

我外奶奶在本村，她家那时光阴好过些，成分好，劳力多，家里时常有黄米饭吃的。母亲劳动回来，为了减省口粮，就带我和妹妹去外奶奶家蹭饭。几乎是常去。外奶奶家似乎也没有过什么闲话或厌恶情绪。毕竟是她的亲女儿和两个亲外孙嘛。我和妹妹觉得在外奶奶家不仅是吃得饱，还吃得好，我家是不大容易吃到一顿黄米饭的。

母亲总是要帮外奶奶刷了锅才回来。那时已是星斗满天了，巷子里黑洞洞的，妹妹趴在我或者母亲的背上。我家的院子里一片寂静。但伙房的小窗上，总还是昏黄地亮着一块，知道是父亲把灯捻拨得最小了在等我们。进门去，见父亲躺在炕上，果然是还没有睡。见我们进来，立即偏头警觉又指望地看着，看母亲从外奶奶家给他带一点吃的来没有，要有，便立即爬起来，把油灯弄得亮一些，披着被子坐了吃，若没有，就沮丧得很，眼神黯淡并厌恶，似乎进来了三个不受欢迎的人，一下子就倒头睡去，似乎这半天他被谁耽搁和哄骗了似的。

爷爷刚回来的那几年，日子依然艰难，父亲脾气依然不好，但因为爷爷的存在，不再那样打母亲了。

一天夜里，不知为个啥事，他和母亲又吵起来。我和妹妹吓醒了，不敢出声，悄悄地听着。吓了我们一大跳的是，父亲突然呜呜地哭起来，这可是从来没有的事。父亲的哭声使人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他哭着说过不下去了，他要走了，走得远远的，再也不回来了，哭着爬上炕来，摸我的脸，我装作睡着了，父亲在我头边留了一块钱，就出门去了。

屋里一时间那么怪异，似乎缸啊罐啊的都嗡嗡地近于幽玄的响起来，似乎我们住在一个塌朽了的院子里。母亲黑乎乎地坐在窗前，一动不动，我和妹妹爬起来哭着。

这时候爷爷闻讯过来了。

爷爷领了我去追父亲。那天晚上有月亮，月亮的清辉那么寒凉而又使人觉得无助。我和爷爷沿公路追着，边追边哭喊。一直追到一个叫下蓼儿沟的地方，才把父亲追上。父亲远远地在清冷的月光里站着，身上像裹了一层薄冰。在我们快走到他跟前时，他突然蹲下来，把头埋在耸起来的双腿上。

父亲还是回来了。父亲把我的手捏在他的手里。一路上，爷爷似乎对父亲说了许多许多，似乎爷爷把几辈子的话都在这月夜下的路上对父亲说了。似乎这么一说，就把他作为一个父亲，应该说与儿子的话，都在这吹着寒风的月夜里说光了。我的手被父亲捏着，一手里拿着父亲留给我的那一块钱，心情是那么的异样。我在这里要说，不知道父亲那天是不是也一同摸了妹妹的脸，但确实是只给我一人留了钱。

这是我心里的一块隐痛和难以磨灭的记忆，后来的日子里总是很容易就想起来。

父亲回来就背对着母亲不声响地睡了，母亲那天夜里在窗前就那样坐了整整一夜。直到鸡叫，窗子又亮起来，她和往常一样，下去开始扫地生火，默默地忙碌起来，像不曾发生过什么似的。

我那时已是一个学生了。正在村小学读书。我记得很清楚，那天，一想起头天晚上的事情，我总是忍不住落下泪来。长得像毛泽东的那个老师频频走下来，立在我身边关切地问我怎么了，我咬牙含着泪水说不出什么来，实际上是什么也不愿说的。

那天的一切都记得清楚。队里在一块地里转粪。放学回家，见父母还没有收工，我心里空落落的，立在屋内的地上，抹了一阵子眼泪，心里奇怪地不得安宁，像要亲眼看见个真相才能放心似的。于是就背着书包到塬上的地里去了。吹刮着黄风，人们在风里闷闷地劳动着，像一些动着的土块似的。

我找到父母亲。

母亲用围巾严严地围罩了脸，只露出两只睫毛上带着灰尘的眼睛来，父亲和其他男人们一样，像从土里挖出来似的。母亲用背篼背，父亲用铁锹上。我看见母亲到父亲身边侧身站了，父亲就得到了一个允许那样开始上粪。因为知道昨夜那一幕，我忽然发现我的父母之间有着些微的一点不自然和羞涩，像是一对刚刚结婚不久的男女似的。我心里的一个紧紧的疙瘩一下子化开了，我觉得泪水像喜悦本身那样热热地流出眼睛来。

现在的父亲慈和了许多，上了岁数，他再也不会动手脚了，而且像是要给一个补偿似的，他现在对我的叔叔迁就到了一个令人不能容忍的程度，叔叔的推土机把我家的果院墙推倒了，叔叔装电话时嫌电线杆子太黑不好看，竟不问一声就把杆子栽在我家，再把线接过他家去等等等等，使我们觉得备受侮辱和有失尊严的事情，父亲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过去。我甚至设想，要是叔叔起意报仇，突然地打父亲一顿，父亲也会闭上眼让他打的。

父亲变得脆弱和容易伤感起来，常常给我在银川上学的一对儿女写信来，竟不加掩饰地表达思念之情。一天，他和妹妹的一岁多的女儿在院子里一呼一答着，乐在其中，不知疲倦似的，竟呼答了几乎一个上午。

今天早晨，父亲偶然说起，爷爷过世的时候，他才三十八岁。我听了心里一震，我还记得遭了车祸的爷爷孩子那样睡在父亲的臂弯里时，父亲那一副强硬支撑、顶天立地的样子，似乎远不止三十八岁。

之所以有这样的感觉，是因为我今年也快三十八岁了。

比较起来，三十八岁的父亲和三十八岁的我是多么的不一样啊。我真是希望到我五十岁的时候，也能像父亲那样铜墙铁壁似的立一立。

屈辱

爷爷是喜欢交朋友的。父亲也还可以。到叔叔和我，就有点每况愈下了。一个感觉是，只能交得了阶段性的朋友，而难得终生之交。我无兄无弟，孤介一人，从心里是想交两三个朋友做兄弟的，但殊觉朋友的难交，见解不一啊，是非误解啊，有时交了十余年的一个朋友，三五日不见，便生悬念，总要寻去一同坐坐，寻君也无事，不来忽念君，这样的心情实在是有的，但突然地为着一样鸡毛蒜皮的事情，真令人想不到，铁板一块的关系，竟生出裂缝来了。暗暗地有些委屈、怨愤甚至憎恶了。那样的时候，心里悲凉得很，觉得人与人之间啊，朋友与朋友之间啊，是足可嗟叹和感喟的。觉到人的难持久与不可靠。我们这里有一句话是“黑头虫儿无情义”，这“黑头虫儿”，所指便是人。还有一句，虽粗鄙，却也是一句大实话，道是“狗亲球出来，人亲仇出来”。这就是劝谏人与人之间不可太亲。是朋友不亲算什么？不亲便要疏，疏阔得不相问闻，不知冷暖，还算什么朋友。失掉朋友是痛心的，反检自己，便惊心地发现自己身上有那么多恶俗的东西，都是碍于交友和即使交了朋友也难得持久的。一个经验是，一个不适合给别人做朋友的人便不会有朋友。曾子把交友之道列于一日三省之一：“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可见朋友之义亦大。欧阳修写过一篇《朋党论》，说得很干脆，认为小人之所欲在利，利在情在，利尽人散，因此小人是无朋友的，只有君子才可能有真朋友，因为他们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掂量欧阳先生的话，真是很有道理的。

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只是想归结到一句，想说爷爷就可算是一个君子，因此才有了那么多相守终生的朋友。

爷爷和干爷的关系就不用说了，那是可做刎颈之交的。干爷归真后，爷爷紧随着的那一场大病，几乎要同着干爷去了。干爷的一个儿子自修中医，开着一个中药铺的，见爷爷因他父亲的去世悲痛到那个程度，很是感动，将爷爷接到他家里去，亲自调养侍奉，寻医问药，就这样一个多月，爷爷的病才渐渐好起来。这件事给我们两家很大的震动，真是有一种血浓于水的感觉。虽然从血缘方面讲，我们连亲戚也不是，但亲弟兄好到爷爷和干爷那样的，也几乎百不见一。我知道父亲一定有和干爷的后人世代交好的愿望和决心，但实际证明却不能。羊角哀左伯桃似的友谊，随着两个老人的入土，也是一并风消云散，像一个王朝覆灭不再那样，说来令人嗟叹。

除了干爷，县城的老钟表匠马宗义，也和爷爷交好了一辈子。爷爷刚回来那几年，家里困难，他常常叫爷爷到他家去，让他的女人炒一碗肉给爷爷吃，在旁边看着爷爷吃完他才能释然。钟表匠马宗义是很有钱的人。我的经验是，朋友交往，也需门当户对，穷人和富人是交往不得的，建立友谊就更为不易。想不到爷爷凭什么和马宗义交往着。马宗义常到我家来，戴着很考究的眼镜，因爷爷是皮匠，家里总是有一种熟皮子的味道，城里人是闻不惯的，但马宗义似乎丝毫不以为意，像个土百姓那样脱鞋上炕，盘腿坐着，家常得叫人看着舒坦。他带了些鸡蛋来给爷爷，爷爷就用他的鸡蛋招待他，让母亲揪两碗鸡蛋面片端上来。

还有一个叫包玉财的人，也是爷爷的终生之交，他家底不错，是地主，上世纪三十年代，他就带爷爷跑上海做生意，把不足十岁的父亲也带去了。他们三人在上海有一合影，气宇轩昂，完全不像是种地为生的人。爷爷归真后，他还常到我家里来，前不久来时，说到爷爷，说世上见不到，梦里头也不容易见到了，说着突然痛哭失声，长泪流入白胡须里去。

爷爷在劳改队交有一个朋友，汉族，平反后当了县工商局局长，叫曹邦博，是一个具有领袖气质的人，父亲叫他曹家爸爸，我们叫他曹家爷爷，叫了几十年，爷爷归真后，他来送葬，一直跟到坟院里去，看着爷爷的埋体下到坟坑里，手蒙住脸蹲下来哭。爷爷归真十周年，我们做了纪想仪式，我和父亲去给他送一份油香，他打开钱包，只见透明的塑料膜下夹着崭新的一元钱。原来这是爷爷归真那天，我家作乜贴散给他的，他一直珍藏着，舍不得用，舍不得放在别的地方，就装在钱夹里时时可以看到。

爷爷的一些极好的朋友，我的感觉，似乎都可以称为人里面的一些优异者，他们好像都有着一些较高的做人原则和道德水准，虽然爷爷实在不过是一个平头百姓，但他们坐在一起，气氛总是有些特别，像几个自珍自爱自许甚高的人坐在一起，是有一些古风迹象的。

除了这类朋友，爷爷还有着其他档次的一些朋友。爷爷在世时，常有人到我家来，来了也不走，就住下了。有时会住不短的时间，也不知爷爷和他们是什么关系，聚在一处又谈了些什么。一次家里来了一个瘸腿老人，相貌古奇，有一根拐棍，他却不大用，走路时，横在背后，两臂弯过去向前钩住，似乎在以此使自己的腰板直起来。他坐在炕上的样子很古怪，腿会盘几盘，他就坐在自己的腿上，像坐在一个铺垫上那样。他垂着头，几乎不说话，像是整天都在想什么，或者整天都在这样打盹。他吃喝也很少，几乎像是不用吃喝。母亲进屋去扫地抹桌时，他也不抬头看一下。由于他的存在，屋子里似乎比全然空着都更安静。据说他九十多岁了。这个人大约在我家的炕上盘腿坐了有半个月，就不见了，从此也就没有再见过。也有些时候，爷爷会把一些乞丐留宿。总之家里几乎常常有外来人。一些面孔能重复见几次，一些面孔陌生得很，只闪一次就在你的生活里消失了。我还记得，一天深夜，刮着狂风，树叶子被风卷到窗上来，撞得窗纸响。这时候忽然一个人来到了我家里，他惊魂未定，似乎一直带着从狂风里逃出来的神情，他很凶险地说着什么，我们和爷爷听着。母亲半夜里又给他做了一顿饭，他一边大口吃，一边还是惊魂难定地说个不休。我记得他说话时，他下巴上的山羊胡起劲地一抖一抖，似乎正是这点山羊胡子从中作祟，使他的讲述不能停下来。

一次我们得到口信，说一个人在梁顶上等着，让我们去拿个东西。我和叔叔去了，见一个人在路边蹲着，见我和叔叔来，就把一包葡萄干给我们，让我们捎给爷爷。回来后爷爷给了我们每人一把葡萄干，那是我们最难忘记的一次口福。只是不明白，那个人既然路过，为什么不到家里来坐坐，而是待在梁顶上约我们出去。似乎也没有问过这个。但却牢牢地将它记忆住了，成了我一生中一个不可磨灭的记忆。

爷爷众多的朋友里，也有令人不满意的。

一次来了一个叫瘸喜麦的人，他的腿果真瘸着一条的。他来看爷爷，拿着一瓶罐头，一斤红糖。那时候家里来了朋友，不像现在，速来速去，那时候都是要住下来，甚至要住上很久。这个喜麦在我家住了七八天，我们就发现他说话时口齿不清，似乎满嘴的牙齿都松动了似的，其实他年纪并不大，而且一说话时，能听到嘴里有许多口水。我们都希望他少说话才好，但他的话却又说不完似的多。真不知爷爷那样的人，怎么竟有了这样的朋友。终于他声明要走了，却提出要求来，说他浪是浪得很满意，可是回去嘛没路费，好像是一块七角钱的路费。我们这里把走亲戚叫浪亲戚。虽只一块多钱，但爷爷也是没有，就去和人借了来给他，他才道着谢，一瘸一瘸地走了。父亲说这个人其实不算是爷爷的朋友，而是爷爷的朋友的弟弟。

另有一个朋友，河州人，爷爷做皮活，跑了几次河州，就和他成了朋友。这个人有那么几年，常来我家，每一次都能住很久，最长的一次住了有三个月。他到处收羊皮。他收的羊皮占了我家的半个磨坊。

说来这个人是给我留下了隐痛的，刺伤过我的心。

我那个时候已经很有些喜欢钱了。这个人到我家里后，我真是想法设法地讨好着他，给他端饭，给他倒茶，晚上他睡的时候，给他把被子拉开，枕头端端正正摆放好，他下炕的时候，我眼疾手快，把他的鞋及时提到他的脚边。端了饭去时，我一路衡量着，会把显满的那一碗着意递给他。他很喜欢我，向我的家里人一再夸我，说要把我带到河州去玩。

但我的心思不在去不去河州。我的心思那么强烈，但对母亲也没有说过。这是我的一个越来越大的指望和越来越深的秘密，我不会说出来的，我一天一天努力着，丝毫也不敢懈怠和马虎，我悄然又热切地等着它实现的那一天。

如果我一生中有过八次强烈的指望，无疑，那可算是一次。

终于到那一天了，这个河州人要走了，果然如我所料，他的手伸入口袋里去了，我的心都要跃出嗓子来了，我低下头来，不敢看。

如我希望的那样，他给了我钱。他给了我五角钱，软沓沓的，像一小片破布。我费尽心思三个月，我给这人端饭倒茶铺被提鞋三个月，得到了五角钱的酬劳。

我捏着钱出门来，眼泪就不争气地流了一脸。

多少年来一想及这件事，我就觉得心里不是个滋味。

我觉得我很小的时候就沉溺在了一种蛊惑里面，我觉得这实在是我的一个耻辱。

灾难

记得当时读这一章时，心里那种强烈的异样感是难以言述的。似乎读过之后，这样的句子就深印在脑子里了，不时要似闪电那样，在你的脑子里骤亮一下，不时要启动你的舌唇，使你默念它：大难，大难是什么？你怎能知道大难是什么？

主啊，我们确乎不知道大难是什么。

我们只是大难中分散的飞蛾。

觉得大难是针对于全体宇宙和一切生命而言的，一己生命，是当不起大难之说的。一个人一代人甚至数代人都未必遭遇到一次大难，但灾难，任何一个个体生命，在其一生中都要不得其免地经历数遭吧。这世上时时发生的天灾人祸，相对于那些承受者而言，即是他们的灾难。我的所谓灾难就是指，人在生死一线上近乎偶然地捡回了一条生命。

我今年还不足四十岁，但在生死的瞬息捡回一条性命的事，也是有着几遭了。母亲说，我小的时候，像一只还没有足月就生出的鸡娃，总是多病，那时候外太爷还活着，常常把我扣在铁锅下面给我治病。还号个不休，家里都叫我号天兽。父亲常常趁夜摸到公路上去，将事先写就的夜哭郎帖子贴在两边的树上：“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过路君子念一遍，一觉睡到大天亮。”这实际上学的是汉族人的一套。但贴自管贴，哭却依然，瘦弱得连做父母的也不很喜欢。他们那时候喜欢的是我弟弟，据说他生得如何如何的富态啊，脸就像个银盘子啊，重得有些抱不动啊，给他的手臂戴上一串红豆串成的镯子，镯子埋在肉里不见了啊等等，直到今天，家里人还津津乐道于这些。但我这个弟弟只活了一百天就辞世去了，我却一路活下来，活成了一个成年人不说，而且也促成了一个树大分枝，在这世上有了一个以我为主心骨的小家庭。

说来这也并不是什么幸运的事。

就像灾难有时候也并非纯属厄运那样。

来说说我所历经的几次灾难：和爷爷叔叔在涝坝里捞浪沫时，溺于水中，可算是一次吧。我觉得那次溺水，不仅是让我强烈地体会到被淹死的感觉，同时也一并体验到了被活埋的感觉吧，灾难虽异，感觉却可能相通的。

另有一次，那时候我已经十五岁了，骑自行车去贺堡二姑家，车后捎了近百斤重的合绳胚子。一路走得还平顺。快到二姑家时有一座桥，叫鸦涧桥，桥下颇深，深桥下有水长年流经，沽沽滔滔，未到桥边，远远就能听得到水声。二姑她们吃水，就沿桥边一个陡陡的斜坡下去，一桶一桶挑将上来。水略显苦涩，却极清冽，连水里的石子也珍珠玛瑙似的惹人喜爱，禁不住捞出来，但离水片刻，它们就丑得不可看了。

我那天的事情就出在那个桥头，出在桥边的那个陡坡上。那是一个极陡的坡。其实以前骑自行车也下过，那天却是捎了重物。而且绳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