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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斌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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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传试读：

文前插图

引言

至少现在提到张爱玲，我们不必像十几年前那样，从最起码的ABC的介绍开始了。那时一般的读者固然不知张爱玲何许人也，即使研究现代文学的人，对这位作家也多半是知其名，而未见其书。如今说张爱玲在祖国大陆家喻户晓，肯定是夸张，但若说她在今天的读者中是最有号召力的现代作家之一，则不算过分。知名度可以来自学术界的肯定，更可来自传媒的作用，张爱玲于二者都沾点边，同时沾光沾得都不算大：与许多新文学作家相比，她在文学史上被给予的地位不算高，得到评价介绍的机会也不算多。此外，她的作品甚少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之类，即或有改作，也影响甚微。所以她的名声日高，靠的还是一种“原始积累”——她的小说散文渐渐俘虏越来越多的读者，多半还是仗着三五人的谈论，口口相传的推荐、介绍。也许这样慢慢建立起来的名声比起传媒造成的轰动效应是更靠得住的。

喜欢张爱玲的读者对她的书真是喜欢，阅读的本身即能给他们莫大的快感。乐趣还可以来自其他，是关于张爱玲的一切，那就是非同一般地喜欢，可以为这“非同一般地喜欢”作证的是，由港台那边传过来的“张迷”一词，在祖国大陆是越来越有市场了。怎么个“迷”法？寻觅她的书是一端，市面上换了各种名目出版的张氏作品多相重复，只要有一篇未见过，必要不避多数地重复买了来；搜罗有关张爱玲其人的种种又是一端，张爱玲的一言一动，不管是现在的还是过去的，再扩大一点，但凡与张有关系的人的情形，都想知道，知道并不满足，还要各就自己对张的判断，说长道短一番。而大多数人此类举动，并无功利的目的，既无当作家的宏愿，也无做研究的打算，这就是“迷”的境界了。祖国大陆的“张迷”资历尚浅，还可看看海峡的那一边。几年前台湾《联合文学》曾举办过一个活动——“谁最像张爱玲？”一是看长相，参加者将自己的照片寄了去；一是看文章，谁人所作最像出自张的手笔。此举是有组织的“迷张”，由一家纯文学杂志搞这样的活动，极是少见，从中也可看出张在港台的号召力，足以使她被当做——至少是在一个不算小的圈子里——一个明星式的公众人物来对待。

近年来张爱玲风靡祖国大陆的原委，可以有多种解释。现代文学史得到修正，一些一度不见“经传”，未云禁毁而形同禁毁的作家——如周作人、钱锺书、张爱玲、林语堂、梁实秋等人，其作品重新得到与祖国大陆读者见面的机缘，一读之下喜出望外，这是其一；意识形态的喧嚣平息下来，张爱玲入世近俗的态度，她执著于饮食男女、吃穿用度、身边琐事等人生之常的内容令读者油然生出返璞归真的亲切感，这是其二。此外更有属于她而别的作家没有的独特韵味，等等。不管怎么说，在祖国大陆，“张迷”的队伍是日渐壮大了。

然则许多人崇拜鲁迅，并不称做“鲁迷”；不少人服膺周作人，并不称做“周迷”，何以嗜张的人称做“张迷”？以文学而论，我们知道有“金庸迷”、“琼瑶迷”，却很少听说有人以之称呼喜欢严肃作家的人。张爱玲的作品恰好有通俗的一面。有一类作家，为人为文极富英雄气概和悲剧的崇高感，在读者心中激起的，更多是高山仰止的崇敬之情，像鲁迅；有一类作家，学识渊博，所作出经入史，旁征博引，普通读者难入堂奥，知者亦唯有叹服，像周作人、钱锺书；有些作家所写虽是身边事，然而游戏三昧，生活被过于经意地“艺术”化，如林语堂、梁实秋，也还是雅人深致。不论为斗士，为隐士，为名士，为饱学之士，有一共同点——那不是常人或曰“俗人”的境界。张爱玲之“通”俗，不仅在于她写过《十八春》这样的通俗小说，亦不仅在于她的某些小说的可读性、趣味性，更在于她对人生的关怀是近于常人的，由此而在阅读中无形产生的亲近感无疑是众多读者可以对其人其书入“迷”的重要原因。

另一个解释是，张爱玲是个女作家。尽管她对将女作家“特别分作一栏加以评论”心有不甘，可是一般读者对女作家另眼相看，更怀有普遍的好奇心，看来却是不可免的事实。而且，阅读女作家的作品，读者更容易做人、文合一之观，迅速越过其作品而寻求对作者本人的了解，甚至往往对本人的兴趣超过了作品，这也是“迷”之为“迷”的一端。翻翻现代文学史，女作家的生平经历、个人生活显然要比男作家更能挑起普通读者张看的欲望，也更容易被涂染上传奇色彩。有的作家，像白薇，其作品时过境迁，不大有人读了，其传记倒不乏读者，即如丁玲、萧红，读者对其传记的兴趣也绝不在其作品之下。

对于读者大众，女作家似乎天生就带着神秘感和传奇性。张爱玲其人在“张迷”眼中是更带传奇色彩的。她的几篇自传性散文道出了她早年生活中的不幸与她内心的孤独，她与汪伪政府高官、长她十五岁的胡兰成的一段没有结果的婚恋更是一段不寻常的经历。假如说她的生平与萧红、丁玲、白薇诸人的经历相比尚不够浪漫或富于戏剧性的话，那她奇特的出身背景，她的衡之以常理常情可称冷漠怪僻的性情，对读者的好“奇”心是一种大大的补偿。她的性格中聚集了一大堆矛盾：她是一个善于将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的享乐主义者，又是一个对人生充满悲剧感的人；她是名门之后，贵府千金，却骄傲地宣称自己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她悲天悯人，时时洞见芸芸众生“可笑”后面的“可怜”，但在实际生活中却显得冷漠寡情；她通达人情世故，但她自己行来却是从衣着打扮到待人接物，均是我行我素，独标孤高；她在文章里同读者套近乎、拉家常，但始终保持着距离，不让外人窥测她的内心；她在40年代的上海大红大紫，风头出尽，几乎得到电影明星般的风光，然而几十年后，她在美国又深居简出，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以致有人说：“只有张爱玲才可以同时承受灿烂夺目的喧闹及极度的孤寂。”凡此种种，均使张爱玲成为一个谜一样的人物，而谜，往往更使人入“迷”。

然而，如果要在传奇上做文章，我们最好还是去寻思张爱玲作为一个作家的传奇——她的有异于众的创作历程。张爱玲名作《传奇》、《流言》中的全部作品均写于二十五岁以前，那时她对人性已有独到的、稳定的把握，技巧已相当圆熟，文字则更臻于化境，这样的早熟早慧，求诸现代文学史，再无第二人；现代女作家中有以机智聪慧见长者，有以抒发情感著称者，但是能将才与情打成一片，在作品中既深深进入又保持超脱的，张爱玲之外，再无第二人；张爱玲既写纯文艺作品，也写言情小说，《金锁记》、《秧歌》等令行家击节称赏，《十八春》、《不了情》则能让读者大众如醉如痴，这样身跨两界、亦雅亦俗的作家，一时无两；她的中学、大学教育均在西式学堂里完成，但她却钟情于中国的小说艺术，在创作中自觉地师承《红楼梦》、《金瓶梅》的传统，新文学作家中，走这条路子的人，少而又少。

归根结底，张爱玲是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杰出作家，而不是作为一个怪人、异人而存在的。也许她将不仅仅属于现代文学史。遥想几十年、几百年后，她会像她欣赏的李清照一样，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占据一个稳定的位置也说不定，而我们知道，那时候今天为我们所熟知的许多现代作家肯定都将被忽略不计了。还可以肯定的是，那时候的人们如被张吸引，重要的将不是她的传奇经历，而是她的作品散发的独特的芬芳。假如张爱玲真像她在《天才梦》中戏称的那样，“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有的只是天才的怪僻缺点”，那我们不必如此认真地对待她，虽然仔细想来，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作为个案都有分析的必要，但也只是“必要”，不大可能。另一方面，即使是一个天才，他的怪僻、逸闻之类，也只配充当茶余饭后的谈资，单纯的称奇足以造谜而无助于解惑。如果我们追求的是一种理解，是对张爱玲的完整的认识，那么我们对待这位作家，最好还是采取她本人看人看世的态度：“在传奇中寻找普通人”——将“传奇”归于不奇，倾听她所乐道的“通常的人生的回响”。

上编（1920—1943）

从前

1945年4月某一天的傍晚，张爱玲独自一人在黄昏的阳台上，还未从与苏青的交谈中回过神来，她们方才正说到上进心，说到未来的世界。苏青道：“……你想，将来到底是不是要有一个理想的国家呢？”她答道：“我想是有的。可是最快也要许多年。即使我们看得见的话，也享受不到了，是下一代的世界了。”苏青叹息道：“那有什么好呢？到那时候已经老了。太平的世界里，我们变得寄人篱下了嘛！”

此时她骤然看到远处高楼边缘上附着一大块胭脂红，以为那是玻璃窗上落日的反光，再一看却是元宵的月亮，正自红红地升起。月亮在往上升，她的心却是往下沉，她想道：“这是乱世。”“晚烟里，上海的边疆微微起伏，虽没有山也像是层峦叠嶂。我想到许多人的命运，连我在内的；有一种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身世之感’普通总是自伤、自怜的意思罢，但我想是可以有更大的解释的。”——如果我们想要一个带些象征意味的画面，我们也许可能选中这一幕来定格：她最爱与之相伴，也最能撩她思绪的月亮；渐起渐浓的暮色于暧昧不明中布下意兴阑珊的氛围；高楼上有凭栏独自沉吟的人。你尽可以说它是一幅现代的仕女图。

张爱玲此时尚不满二十五岁，但似乎已是饱经忧患。她肯定不止一次回首前尘，油然生出难以明言的沧桑感。向来是“登临意，无人会”，谁也无从体验那惘然中蕴蓄的复杂况味。也许她会想起这些年来经历的悲喜浮沉，也许她会想到她的同学，她有过交往的那些人。也许她想到了她家人：她那位身在海外、眼下不知落脚何处的母亲，那位吸鸦片、娶姨太、曾经声言要打死她、现已断了来往的父亲，她的不得志的郁郁而终的祖父，她那个漂亮然而不争气的弟弟。甚至她也许还会想到更远，想到没有见过面，而常在亲戚口中听到的外曾祖父或是“相府老太太”。

我们确凿无疑知道的只是一点，她所沉吟的“乱世”从她外曾祖父那一辈就开始了。

岁月如流，人生如寄。个人在历史中如同微尘一粒，然而一脉相沿，繁衍不息，他又是生命长链中的一环，方生之时就已经有了他的从前——他的家谱让他的生命同遥远的过去相连。每个人的生命都隐含着一本厚厚的家谱，只是当我们翻看张爱玲的家谱时，也许会更多地想到历史。

她的祖父张佩纶（1848—1903，字幼樵、篑斋）是清末同光“清流派”的中坚人物，同治辛未翰林，官至侍讲，署左副都御史。外曾祖父李鸿章则更是大名鼎鼎，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过不寻常的角色。这两人是古老中国走向没落的见证人，他们各有抱负，均思振作，而都回天无力。张佩纶马尾一战中看着中国的水师土崩瓦解，或许会感到大清的江山就要沉没；李鸿章则在同那些深目高鼻的谈判对手的交锋中一次又一次无奈地后退、让步，可以说他们是眼睁睁地目睹了“乱世”的到来。

张、李二人不仅是正史上的人物，同时也是野史中的要角。张佩纶宦海沉浮、大起大落的命运经众口纷传、文人渲染，变得尤其富于传奇色彩，这里面最经典的也流传最广的版本当数清末“四大谴责小说”之一的《孽海花》中的有关描述。他的发迹在曾朴的笔下就很有戏剧色彩：庄仑樵（即张佩纶）虽科场得意，考中进士第一名，授了翰林院的侍讲学士，但这位才子却是地道的穷京官，没有多少油水，又兼妻子亡故，自己不善理财，弄到有时一连三天吃白粥的地步。一日正吃着白粥，想到京里京外的官员毫无才学，就凭心黑手长、贪赃枉法，一个个居然都是鲜衣美食、驷马高车，不由心下愤然。曾朴以极世故老到的口吻半揶揄地忖度他的心理：“胸中一团饥火，夹着一股愤气，直冲上喉咙里来；就想趁着现在官阶可以上折子的当儿，把这些事情统一做一个折子，着实参他们一本，出出恶气，又显得我不畏强御的胆力；就算因此革了官，那直声震天下，就不怕没人送饭来吃了，强如现在庸庸碌碌地干瘪死。”一本奏上去，“上头”嘉许，庄仑樵愈发得意，参了抚督参藩臬，参了六部参九卿，“半年间那一个笔头上，不知被他拔掉了多少红顶儿。满朝人人侧目，个个心惊，他所到之处谁屁也不敢放一个”。自此他“米也不愁没了，钱也不愁少了，房屋也换了高大的了，车马衣服也华丽了，正是堂上一呼，堂下百喏”。总之他靠一本本的奏折骤然间飞黄腾达了。

野史不免夸张，但张佩纶的确是因为“直声”而成为朝廷的红人。“清流党”之所以为清流，不光是因为弹劾贪官污吏，更兼评议朝政，对西方列强持强硬态度。适逢法国侵略越南，觊觎我南疆，张佩纶连上奏章十数篇，力主抗法，当时与吴大澂、宝廷、陈宝琛、张之洞等人一道，有“四谏”、“十朋”之称。这正是“清流党”的鼎盛时期，几个中坚人物都以文学侍从之臣而得重用，成为手握重权的钦差。张佩纶1884年被派赴福建会办海疆事宜。他战前慷慨陈词，心雄万夫，其实全凭书生意气，纸上谈兵，到任后并无用兵方略。这一年7月，法军统领孤拔于大风雨中率战舰掩袭，清军全无防范，又兼兵器陈旧，遂大败亏输。洋务派苦心经营的马尾船厂也毁于一旦，此即近代史上著名的“马江之战”。张佩纶身为统帅，不仅指挥无方，贻误战机，而且临阵脱逃，故而立时遭到朝野上下的齐声谴责，很快被朝廷问罪，革职流放到黑龙江热河，一番建功立业的雄心终成话柄。

光绪十四年（1888），张佩纶刑满释归，一位大人物将他这个落魄之人收归帐下。这个大人物就是镇压太平军起家的“中兴名臣”李鸿章。张佩纶过去参过他骄奢罔上之罪，而且李是主和派的领袖，而今居然不计前嫌，肯于提拔昔日的对头，自然被人称道，一时传为美谈。更妙的是李鸿章又将自己的女儿李菊耦许配张佩纶，（张的妻子流配期间亡故）张由入幕之宾变成了东床之婿。此事哄传士林，人人皆道张又交好运，到了《孽海花》中，则更演为才子佳人式的佳话。

据说中堂大人的这位千金“貌比威、施，才同班、左，贤如鲍、孟，巧夺灵、芸”，且在闺中对张已生仰慕之心，又同情他的时运不济。戏剧性的“惊艳”一幕发生在威毅伯（即李鸿章）卧房里，庄仑樵有事前来参拜，见床前立着一个美貌的小姑娘，一时不及回避，却被威毅伯望见，唤道：“贤弟进来不妨事，这是小女呀——你来见见庄世兄。”小姑娘红了脸，道个万福，飞身逃进里屋。更巧的是庄仑樵瞥见桌上一卷署着“祖玄女史弄笔”的诗稿，翻过数页，就见两首议论中法战争的七律，起首两句便写道：“基隆南望泪潸潸，闻道元戎匹马还！”这个“元戎”除了他还能是谁？两首诗一气读完，末一句是“千秋功罪付史评”，对他竟是有责备更有谅解。庄仑樵当下“不觉两股热泪骨碌碌地落了下来”。威毅伯笑嘻嘻告他这是“小女涂鸦之作”，庄仑樵听后立起身来“正色”赞美。威毅伯又笑托他替女儿物色配偶，且规定“要和贤弟一样”，还“忽然很注意地看了他几眼”。庄仑樵心下明白，出来就托人去求婚，威毅伯自然是“一口应承了”。

曾朴像一切名士派的文人一样醉心于制造佳话，也一样地容易弄巧成拙，因为上面那个戏剧性的场面中威毅伯父女俩心照不宣，配合默契，听上去简直像是威毅伯精心安排了这次会面来赚庄入局。但是佳话总是为人乐道的，人们对这段姻缘，对其中的人际关系，似乎比对张、李二人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更感兴趣。多少年以后的人谈到张爱玲时，也免不了要把祖上的这桩传奇婚姻拉来凑趣，仿佛如此一来，“张爱玲传奇”便更添传奇色彩。事实上，真正值得注意的倒是张爱玲本人的态度，有一次她对人说起，她祖母其实不大会作诗，外间传的两首诗（即《孽海花》中的两首七律）也是张佩纶改过的。既是改作，说不定诗还写在两人婚后，果真如此，曾朴笔下的佳话便彻底“解构”了。推论出此事的真相无关本书宏旨，关键是张爱玲的“透底”让我们识得张爱玲其人：她不要传奇，不要佳话。

李鸿章显然器重张佩纶的才干，这才将他引为心腹，他住在天津时，张也一直随他在幕中。但是二人虽成了翁婿关系，张佩纶“清流党”慷慨言事的书生意气似乎并未全部收敛。1900年他协助李鸿章与八国联军各国代表谈判，因在对俄国的态度上与李鸿章的意见不合，拂袖而去，回到南京，从此称病不出，绝足官场。同辈中张之洞做了两湖总督，吴大澂是江苏巡抚，盛宣怀是邮传大臣，他们偶或路过南京，故人相逢，把酒言欢，张佩纶曾慷慨悲歌，泣下数行。

他是“学而优则仕”，由科考的“正途”做的官，也像古来挂冠归隐的文人一样，过起学者生涯。他在流放期间著有《管子注》二十四卷、《庄子古义》十卷，此际又写有《涧于集》、《涧于日记》等。（所以胡兰成化名张鼎仪在温州潜逃时冒称张佩纶后人，温州宿儒刘景晨听了要说，那是有家学渊源的了。）张爱玲小时听长辈影影绰绰谈些祖辈的事，有时也想把未听明白处向大人问个明白，大人敷衍她，说全在爷爷的书里写着，她便抱了一大堆来，半懂不懂地看。她看的也许就是《涧于日记》之类。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张爱玲的祖母

张家在南京的宅第是张佩纶为了与李家千金的婚事购下的，此处原为清靖逆侯张勇的府园，有三幢三十六间房屋，张以重金买下后又大加修饰，府园中的一处冠名为“绣花楼”，专供其妻李氏居住使用。[1]民国以后此宅园几经易手。1928年10月国民政府立法院成立，立法院院长胡汉民慕名选它做了立法院的办公用房。谁知等着他的是一声虚惊。据说胡汉民高高兴兴搬进来以后，这楼房一反常态，没有一天安宁过，每到夜晚边房上下门扉在无任何外力作用的情况下竟倏忽无声地自动打开，令人毛骨悚然。更奇的是胡的一位胆大心细、臂力过人的贴身警卫不明不白在楼内开枪自杀。此事传开后，军政要员及立法院的全体职员都为之惊愕，胡汉民居然为此搬到了别处去定居。

张家的后人若听到此事不知会作何感想，想他们的先人壮志未酬，郁郁而终，死难瞑目，阴魂不散？不管怎么说，张佩纶1903年确是在这里谢世的，而张爱玲的父亲也是在这里娶了南京黄军门（军门相当于如今的省军区司令员）的小姐。大概因为父母生长在南京，又有祖籍安徽的口音，张爱玲后来说她的母语是“被北边话与安徽话的影响冲淡了的南京话”。她们家后来搬到南又搬到北，有些用人也是从南京带出去的，《私语》中写到的令她感到亲切的“毛物”一家便是，她也因他们而“对南京的小户人家一直有一种与事实不符的明丽丰足的感觉”。张家、黄家在南京肯定有不少亲朋故旧，张爱玲也去过南京，所以才有机会纠正她幼时的想象，而在《十八春》中，她写到沈世均在南京的家，写到顾曼桢的南京之行，对南京的风俗习惯、景物、建筑虽着墨不多，却能写得相当准确传神。

张家的人对张佩纶似乎大多都无好感，张的姑姑、母亲都不喜欢他，说他的相貌与漂亮的祖母不般配。这似乎是老太君态度的遗留。当年李鸿章的夫人初不允这门亲事，除了嫌张佩纶偌大年纪，又是“囚犯”之外，也嫌他其貌不扬。李鸿章在外威风八面，在家却是惧内，夫人哭闹着不依要拼老命，他也束手无策，后来还是小姐本人“巨眼识英豪”，决意要嫁，这才成了好事。张爱玲似乎是继承了祖母的立场，她根本没见过祖母的面，却说祖父好。她不见得同祖母一样，倾慕祖父的才，那么她是从亲戚的言谈议论中，从祖父的手稿中感到了他是一个“真人”，还是祖父大起大落、坎坷颠沛的际遇更能让她听到“人生的回声”，更给她一种寥廓浩茫的“身世之感”？

有李鸿章、张佩纶这样的先人，出身这样的显赫门第，张家的后人是难做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祖上的余荫令后人得享锦衣玉食的生活，但先人打下江山，攒下家业，后人再要想光宗耀祖，逾越先人，也就难了。于是显赫的过去成为无形重压，令后人感到难有作为（且境况也允许他无所作为），掮不动这重压者即得软骨病，成遗少，成无用之人，张爱玲的父亲、弟弟都是如此。张家上上下下似乎都是一半生活在现在，一半生活在过去，生活在先人的阴影里。张爱玲小时候常听到父亲与客人亲戚高谈“我们老太爷”，亲戚甚至男女仆人也常是口不离“老太太”、“相府老太太”之类。大约议论昔日繁华是他们最风光得意的时候。

张爱玲出名后，也有人说她念念不忘自己的贵族出身：“张爱玲在发表文章之余，对于她自己的身怀‘贵族血液’，却是‘引为殊[2]荣’，一再加以提及，俾众周知。”此说不知是否属实，即使果真如此，我们也还可以找到一些反证，证明她不想沾祖上的光。《古今》编辑周黎庵某次见到她，曾向她问起与张家的关系，她含糊其辞，顾[3]左右而言他。倒不是她想隐瞒她的出身，或是不愿提及她们家的“从前”。她自小就有几分矜持，是多长了个心眼的人。她想弄明白《孽海花》中的故事，抱了爷爷的集子一个人看，“典故既多，人名无数，书信又都是些家常话。几套线装书看得头昏脑涨”，但是她不好意思问先生，因为问起这些就“仿佛喜欢讲家世似的”。

这种心态也保持到她成年以后。《流言》中有好几篇自传性的散文，对其家世从未正面交代一句，说明她不愿借祖上的光来让读者增加对她的兴趣。当时关于《孽海花》人物世家的“考据”很是热闹过一阵，她则从不凑趣，有意识地与遗少及名士派的文人保持距离。她的这种态度有时甚至给人清高自恃的印象。从她的文章看，似乎只是在她晚年以后，她才能够做到不撇清高亦不自得自恃，心平气和地面对她们家的不寻常的“从前”。

随着时间的推移，张爱玲尽可不必去多那份心了，知道“张爱玲”这个名字的人越来越多，张佩纶的宦海浮沉、风流佳话则随了老一辈的逝去渐渐成为一段模糊不清的记忆。遥想几十年、几百年之后，张佩纶，甚至李鸿章也许都已成为只是在历史学家书斋中出没的历史剪影，而张爱玲则会像她喜欢的李清照一样，与后世的中国读者相觑相亲。到那时，张家的后人打开他们的家谱，值得他们炫耀的也许不是那位显赫一时、在政坛上叱咤风云的祖先，而是写出了《传奇》、《流言》、《秧歌》的张爱玲。[1] 张府所在地即在现今南京市白下路273号南京远洋航运学校校园内，冠名为“绣花楼”的三幢古式楼房有两幢已毁，仅东侧的一幢十二间仍存，被南京市政府列为文物保护单位。[2] 潘柳黛：《记上海几位女作家》，引自杨翼（编撰）：《奇女子张爱玲》，香港，奔马出版社，24页。[3] 参看《古今》总第50期（1944年10月）周黎庵为忏庵的《李鸿章与张佩纶》加的编后语。

家庭生活场景

张爱玲1920年9月在坐落于上海公共租界的张家公馆里出生，以后她在祖国大陆生活的大部分时间也是在租界的地面上度过的。租界在中国的土地上，而又是外国人管辖的地盘，与中国人的生活有一种不即不离、若即若离的关系。喜欢寻绎巧合与象征性事件的人或许愿意从中生出丰富的联想：张爱玲对中国人的生活也有一种既入乎其中，又出乎其外的复杂情结；对应于租界三不管的边缘位置，她也是个永远立于一切潮流之外的边际人。

这是“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经过一场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古老的文化与那种安稳、舒缓、妥帖的传统生活方式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从鸦片战争开始的那个乱世到这时似乎是愈发乱了。南边在北伐，中国的最后一位皇帝就要被逐出有天下一统气象的紫禁城，象征着王纲礼乐的彻底崩溃；这边，也就是在法国租界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要举行……天下大乱，大乱。但是这一切都在张公馆的门外，张公馆仍是“重门深掩，帘幕低垂”。

封建士大夫的黄金时代无可挽回地过去了。事实上，在张佩纶还活着的时候，张家已走上了下坡路，到了张爱玲父亲这一辈，更只是仰赖着先人的余荫。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一些旧世家望族表面上仍旧可以维持往昔的生活格局，旧制度的崩坏一时还没有打破家庭日常生活的平静。张爱玲的幼年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的。优裕的物质生活、阔绰的排场，假如说这下面潜藏着未激化的矛盾和危机的话，它们也非童稚的心灵所能觉察。张爱玲还记得她摇摇摆摆立在一个满清遗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眼看着他的眼泪珠滚下来”，但是她当然不会同情他的“亡国恨”，或是有什么异样的感触，她能领略的是生活中令她感到惬意的那一面，对于她，幼年的生活是温暖朦胧的、橙红色的岁月。

这样的印象多半是她在天津的那个家给她留下的。在她两岁时她的家搬到了天津。这时的张爱玲生活于成群的仆佣中间，常由用人抱着走亲做客，开始熟悉节日庆吊、亲友往还这些旧式生活中的日常内容。稍稍长大一点，家里专门为她和弟弟请来先生，是私塾制度，一天念到晚，这是她受教育的开始。塾师教学法的秘诀是背书，张爱玲因此记得那时天天在傍晚的窗前摇摆着身子，并且有一段时间常为了背不出书而烦恼，为此甚至到了除夕夜还用功背书，以致保姆怕她熬夜辛苦，没有照她的嘱咐早早喊她起来迎新年，第二天她醒来时鞭炮已经放过了：“我觉得一切的繁华都已经成了过去，我没有份了，躺在床上哭了又哭，不肯起来，最后被拉了起来，坐在小藤椅上，人家替我穿上新鞋的时候，还是哭——即使穿上新鞋也赶不上了。”

不过这样的“不快”遮不住童年的快乐。在院子里看她唤做“疤丫丫”的丫头在秋千架上荡秋千，听“毛物”讲《三国演义》，听一肚子“孟丽君女扮男装中状元”的“毛物新娘子”说故事，夏天穿了白地小红桃子纱短衫、红裤子在天井里唱谜语，这些都令她开心。我们还得感谢她在《私语》中记下了许多细微的印象，使我们可以感受到她的“橙红色的岁月”的质地：

我记得每天早上女佣把我抱到母亲床上去，是铜床，我爬在方格子青锦被上，跟着她不知所云地背唐诗……

……姨奶奶搬了进来。家里很热闹，时常有宴会，叫条子。我躲在帘子背后偷看，尤其注意同坐在一张沙发椅上的十六七岁的两姊妹，批着前刘海，穿着一样的玉色袄裤，雪白地偎依着，像生在一起似的。

……（姨奶奶）每天带我到起士林去看跳舞。我坐在桌子边，面前的蛋糕上的白奶油高齐眉毛，然而我把那一块全吃了，在那微红的黄昏里渐渐盹着，照例到三四点钟，背在佣人身上背回家。

张爱玲的印象、感受为华丽的色彩、温暖的色调涂染覆盖，从中她体味到这种生活方式特有的舒适、悠闲与慵懒。这是一个感官乐于沉溺的物质世界，而与外界隔绝造成的静谧、迟缓的生活节奏也有助于一种纤巧精致的趣味的养成——它允许并鼓励你将时间花在对身边物象、细节的鉴赏之上，迟滞，逗留，反复地玩味，从中获得愉悦的享受。一般地说，旧式生活就在这样的享受中证明自己的品位、身价，而人们也在这样的享受中达到与环境的和谐。所以并非偶然的，张爱玲在回忆中总是对一些看来微不足道的物象和细节保持着鲜明生动的印象：“松子糖装在金耳的小花瓷罐里。旁边有黄红的蟠桃式瓷缸，里面是痱子粉。下午的阳光照到磨白了的旧梳妆台上”；“……梦见吃云片糕。吃着吃着，薄薄的糕变成了纸，除了涩，还感到一种难堪的怅惘”；“一直喜欢吃牛奶的泡沫，喝牛奶的时候设法先把碗边的小白珠子吞下去”——这些对于微妙感受的追述都是纤细的，有工笔画的风致。夏志清曾赞赏《传奇》中关于闺阁所下的写实功夫，张之能够提供有关房屋、室内陈设、服饰等的大量的细节描绘，与她[1]的生活环境以及在这环境中养成的精致纤巧的趣味有直接关系。

八岁以前，张爱玲领略到的真正有点严重性的不快似乎来自她的弟弟，虽然她弟弟是无辜的。旧式家庭中男孩子地位的尊贵是不言而喻的，她的弟弟比她小不了多少，而且长得漂亮，幼时自然是得宠的人物。不过纵使弟弟夺了她的宠，由她父母那里表现出来的偏爱想必也并非她一眼就能看出来，男尊女卑意识最重，最让她受气也最让她不能忍受的倒是底下的用人：领她弟弟的女佣唤做张干，伶俐要强，处处占先，领她的女佣因为带的是女孩，自觉心虚，凡事都让着张干，张爱玲不服，常与张干争起来，张干常常就要说：“你这个脾气只好住独家村！希望你将来嫁得远远的——弟弟也不要你回来！”——因为这个家将来是她弟弟的。张爱玲常被她气得说不出话来。她后来半真半假地称：“张干使我很早地想到男女平等的问题。”张干也使我们联想到张爱玲小说中一些处处揣摩主人心事、狐假虎威看其眼色行事，又满脑子可笑旧意识的用人形象，比如《多少恨》中夏家的女仆。张爱玲的父亲（左二）、母亲（右二）和姑姑（右一）童年的张爱玲与弟弟

从用人那儿受的气使张爱玲发愿要“锐意图强”，务必要胜过弟弟。但是除了不能变成男孩子以外，要胜过弟弟也太容易了。她弟弟身体没她好，没她聪明，没她会说话，读书也没她强，张爱玲说她“能够想象他心理上感受的压迫”。家中并无别的小孩，弟弟也常是她的玩伴，一同玩的时候，总是她出主意，她的主意经常得自用人给她说的故事，或是看《隋唐》一类说部得来的印象。她喜欢将两人设想成金家庄上两员“能征惯战的骁将”，一个使剑，一个使锤，还有许许多多虚拟的伙伴，趁着月色翻过山头去攻打蛮人。这种时候她是喜欢弟弟的，喜欢他的秀美可爱，常忍不住要在他腮上吻一下，把他当个小玩意。也许她认真地感到愤愤不平的时候并不多。

不管怎么说，幼年在天津度过的岁月还是愉快的，她在回忆中不无留恋地提到这段生活，形容那个家里有一种“春日迟迟”的空气。

八岁的时候，他们家又搬回到上海。是坐船走海路，第一次见到大海，张爱玲很兴奋，到了上海也还是沉浸在稚童式的对于搬家、换新环境的莫名兴奋中。这个家要比天津那个家闷气多了，是中等人家常住的那种很小的石库门房子，红油壁板。但张爱玲的兴致并不因此稍减，她称对于她，“那也是有一种紧紧的朱红的快乐”。

只是一团高兴很快就蒙上了阴影——她父亲嗜毒成瘾，打了过度的吗啡针，离死不远了。这事给她很深的印象：“……他独自坐在阳台上，颈上搭着一块湿毛巾，两眼直视，檐前挂下了牛筋绳索那样的粗而白的雨。哗哗下着雨，听不清他嘴里喃喃说些什么，我很害怕了。”

张的父亲是一个典型的遗少式人物，有旧式的文化教养，会吟诗作赋。他早先对张爱玲还是喜欢的，对张很小时就显露出写作才能也有几分得意，曾替张的少时戏作《摩登红楼梦》拟过颇为像样的回目：“沧桑变幻宝黛住层楼，鸡犬升仙贾琏膺景命”、“弭讼端覆雨翻云，赛时装嗔莺叱燕”、“收放心浪子别闺闱，假虔诚情郎参教典”、“萍梗天涯有情成眷属，凄凉泉路同命作鸳鸯”、“音问浮沉良朋空洒泪，波光骀荡情侣共嬉春”、“陷阱设康衢娇娃蹈险，骊歌惊别梦游子伤怀”。他在寂寞的时候也喜欢同女儿谈谈亲朋间的笑话、琐事。但他有一切遗少的恶习，挥霍祖产、坐吃山空、吸鸦片、养姨太、逛堂子、对子女缺少责任心。张爱玲和弟弟受到的待遇在更多情况下取决于他的兴致，张从他那里领略到的封建家长式的专断、粗暴、虐待多于父爱。

就在父亲命将不保之际，张爱玲的母亲从海外归来。她是个西洋化的美夫人，头发不大黑，肤色不白，像拉丁人，张从小一直听人说她像外国人，也一直对母亲的血缘感到好奇。多年以后，这种好奇心促使她去大看人种学书，搜寻白种人史前在远东的踪迹。她母亲当然不是因为长相上的原因而天生对西洋有一种向往。这位黄家小姐是被迫与张家少爷结的婚，尽管古来不知有多少捆绑夫妻，但毕竟是新文化运动以后了，旧家庭里的气氛也有所松动，她甚至可以在结婚以后选择出国这条路，离开丈夫、儿女，跨洲越洋去留学——当然也可借此暂时避开不幸的婚姻带来的烦恼。张爱玲两岁时她就同张的姑姑一道赴法国学美术。她决然丢下儿女，而又能够成行的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张的父亲此时已在外面娶了姨太太，她或许更觉不堪忍受，而那位遗少因为方结新欢，心神不属，甚至会觉她碍事也说不定，所以也不加阻拦。事实上她前脚走那位姨太太后脚就搬进了张家。

母亲似乎随身把另一种生活方式也带了回来。大约是人之将死，其行也善，张的父亲这时痛悔前非，被送进了医院。她母亲按照她的一套来改造这个家。他们搬到一所花园洋房里，有狗，有花，有童话书，家里陡然添了许多“蕴藉华美”的亲戚朋友。张爱玲常坐在地上看她母亲与一个胖伯母并坐在钢琴凳上模仿电影里的恋爱表演，看得大笑着在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总之，“一切都不同了”。

在这气氛中她开始学习做西式淑女了。她跟母亲学画图，又学钢琴，学英语。至少这时候她还并不觉得学做一个淑女是困难的，也没有对此感到不耐，相反，她学得兴兴头头，甚且把家里的一切都看做是“美的顶巅”，她后来称她平生只有这一个时期是“具有西洋式淑女的风度的”。作为这风度的一部分，她也充满了忧郁的感伤，看到书里夹的一朵花，听母亲说起它的历史，就要掉下泪来。我们在她的中学作文《迟暮》中还可依稀听到这类感伤的遗响。假如她顺着这条淑女的路成功地走下去，我们是否还有幸得到那位不避俗而又脱俗的作家，也真就难说了。

但这已经是“幸福的家庭”的尾声了。她父亲似乎在把命拣回来的同时也把遗少的脾气找了回来，他不拿出生活费，要她母亲贴钱，想把她的钱逼光了，那时她要走也走不成了。记性好一点的读者会想起，遗少脾气的男人想着法子弄光女人的钱，这是张爱玲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一幕：《金锁记》中小叔想骗来嫂子的钱；《倾城之恋》中哥哥用完了妹妹的钱；《创世纪》里孙子哄祖母的钱；《多少恨》中父亲死皮赖脸榨光女儿身上可怜的几个薪水；《小艾》中五太太的丈夫把她的私房钱用得干干净净。这在没落的大家族中是司空见惯的，张爱玲在她们家的圈子里听到、见到的这类事情肯定加深了她的印象。不过她父亲似乎还不是那样不堪的人，生活上也并非华奢靡费、挥霍无度。照张爱玲的说法，她父亲对于“衣食住”都不讲究，单只注意一个“行”字，在汽车上肯花点钱。他弄光她的钱的动机是要把他那位有点新思想的妻子拴在家里。

她母亲自然明白这层用意，两人为此剧烈地争吵，每逢这时吓慌了的用人便把她和弟弟拉出去，叫他们乖一点，他们也早已吓慌了，提心吊胆地在阳台上骑小脚踏车，静静地不敢出声。这一幕给张爱玲的印象太深了，使她很早就领略到无爱的婚姻的不幸，后来她提到父母的离异时带些幽默地说：“虽然他们没有征求我的意见，我是表示赞成的，心里自然也惆怅，因为那红的蓝的家无法维持下去了。”虽说父母离婚后她的生活充满了不愉快，成名以后她却不止一次地在纸上、口头上坚持提醒人们，父母离了婚的孩子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2]不幸。

她的父母最后是协议离婚的，两个孩子都跟父亲过，但是条约上写明她可以常去看母亲，这给她很大的满足。父母的离异是一个转折，自此家庭生活在张爱玲的印象中开始掉彩褪色。这种感觉逐渐加深，当她有机会找到一个新的支点，从外部打量生活于其中的封闭环境时，她的感受更加强烈。这个支点就是父母离婚后母亲的家。

张爱玲自她母亲回来后，就是母亲带回的那种生活方式的忠实追随者，在母亲的家的衬映下，父亲的家更有一种颓丧的色彩。她这样描述自己的感受：“（父亲与后母结婚之后）我们家搬到一所民初式样的老洋房里去，本是自己的产业，我就是在那房子里生的，房屋里有我们家太多的回忆，像重重叠叠的照片，整个的空气有点模糊。有太阳的地方使人瞌睡，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房屋的青黑的心子里是清醒的，有它自己的一个怪异的世界。而在阴暗交界的边缘，看得见阳光，听得见电车的铃与大减价的布店里一遍又一遍吹打着‘苏三不要哭’，在那阳光里只有昏睡。”“那里什么我都看不起，鸦片、教我弟弟作《汉高祖论》的老先生、章回小说，懒洋洋灰扑扑地活下去……父亲的房间里永远是下午，在那里坐久了便觉得沉下去，沉下去。”

对笼罩着这个家的“昏睡”、“沉下去”以及“懒洋洋灰扑扑”的气氛的真切感受，是张爱玲捕捉到的最重要的信息。当她伏在用人身上从灯红酒绿的起士林回家时，她从瞌睡的朦胧与奶油的回味中品尝到的是懒洋洋的暖意，如同“春日迟迟”的贪睡。同样是懒洋洋的生活，她现在感觉到的是秋天的萧条肃杀，日之将丧，暮气沉沉。前者于朦胧中令人惬意，后者于恍惚中令人沮丧。

父母离婚后不久，母亲又动身到法国去了。张爱玲并不怎样难过，自小到大，她和母亲一起生活的时间极其有限，她喜欢母亲的家是因为羡慕那里的西式的生活气氛和情调，对母亲的依恋倒在其次。母亲走了，姑姑还在，姑姑是同父亲气味不投，与她母亲一起搬走的，母亲的家就是姑姑的家，张爱玲看着就高兴、就觉得安慰的瓷砖浴盆和煤气炉还在那里，那里依然有些她所“不大明白的可爱的人”来来去去。此时她已在学校里住读，平时不大回家，但姑姑这里她是愿意来的。至少有一段短暂的时间，父母离婚后的孩子未必不幸这类话在她身上是适用的，既然“最初家里没有我母亲这个人，也不感到任何缺陷”，现在也不过是回复到原先的状态。虽然这一次母亲的短暂出现让她对家里旧式生活的窒人气息生出一种年轻人的夸张的愤激之情，这个家暂时却还止于“昏睡”，太平无事，直到她有了一位继母。

张爱玲自小便模模糊糊地知道，姨太太、继母这一类的角色是家庭生活中的侵入者。两三岁时她父亲在外面讨了姨太太，有次要领她到小公馆去玩，她便不从，在父亲怀中乱踢乱打地挣扎，最后是打着才去的。姨太太是个年岁比她父亲大的妓女，泼悍粗野，有堂子里的习气，张家被她闹得鸡犬不宁，她甚至掷痰盂砸破了张爱玲父亲的头，弄到族中人看不下去，逼了她走路。仆人们或者受过她的气，或者因她的出身、因为正房偏房的意识而愈加对她的做派看不入眼，那一日都称庆道：“这下子好了！”但是至少在张爱玲的生活中，这位姨太太并没有构成什么威胁。相反，因为毕竟是鹊巢鸠占，名不正，言不顺，为了想在张家站稳脚跟，她倒是肯下功夫去培养感情，敷衍张家的大小姐的。她不喜欢张爱玲的弟弟（大约也有看张爱玲的父亲态度行事的成分），因此一力抬举张爱玲，领她去看跳舞，又为她做最时兴的衣裳。有次替张做了件雪青丝绒的短袄长裙，向张讨好道：“看我待你多好……你喜欢我还是喜欢你母亲？”张很当真地说：“喜欢你。”（多年后她对自己因年幼不懂事说出的这句话仍有“耿耿于心”的内疚，那仿佛是“见利忘义”的举动，是对母亲的某种背叛。）

然而继母与姨太太是不同的，而且她现在已经到了懂事的年纪。当她姑姑在夏夜的小阳台上初次把就要有一位继母的消息告诉她时，她哭了。旧说部和报上连载的鸳蝴派小说中无数关于后母的故事早已让她对后母的形象得出了恶劣恐怖的印象，而今她竟要扮演那类故事中饱受虐待的悲苦角色——她简直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我只有一个迫切的感觉：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件事发生。如果那女人就在眼前，伏在栏杆上，我必定把她从阳台上推下去，一了百了。”

这当然只能是她的“狂想”。后母非她所愿地进了门。照她后来[3]的文章判断，这位后母应该是孙宝琦的女儿，应该也是位“大家闺秀”了。但这位闺秀是不带多少闺秀气的，也吸鸦片，而且刻毒阴鸷，有变态心理。张爱玲因为住在学校里，很少回家，所以虽然一直受到冷漠刻薄的对待，暂时却还没有领教到后母的淫威。在家里上演的那一幕“后母故事”中，最初的受害者是她弟弟，张爱玲在家里看到弟弟和小时带她的保姆受后母折磨，非常不平，但是因为实在难得回家，也就客客气气地敷衍过去。直到她母亲第二度从海外归来，她才与后母有了正面的冲突，而且正是那场冲突最终使她离开了父亲的家。

她母亲是她中学毕业那一年从海外归来的。张爱玲对父亲的家早已积下无穷的怨愤，而且她“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母亲的，母亲的归来自然使她欣喜。她在旧家庭中长大，知道其间复杂的人际关系，而且现在她是在后母的治下，也知道父亲的脾气，这份欣喜在家里必不敢流露无遗，甚至有意无意间要加以掩饰也说不定。但是父亲还是察觉了她态度上的变化，多少年来一直跟着他，被养活、被教育，心却向着那一边，这是他不能忍受的，与前妻的芥蒂、积攒下来的怨恨无疑也更加重了他对女儿的愤怒。他甚至觉得她辜负了他，以他的自我中心，他会以为他一向器重这个女儿，待她要算是好的。

张爱玲与父亲的关系立时陷入危机，他看她怎么都不顺眼了。所以当张爱玲向他提出留学的要求时，他马上大发雷霆。张爱玲原先就有模糊的预感，知道此话题极难措辞，然而她的战战兢兢最后反倒让她取了糟糕的“演讲的方式”。她父亲一口咬定她受了别人的挑唆。这个“别人”当然是指她母亲。她后母当场就以泼妇骂街的架势骂了出来，那口吻是我们在张爱玲以旧式大家庭作背景的小说中时常领教的：“你母亲离了婚还要干涉你们家的事。既然放不下这里，为什么不回来？可惜迟了一步，回来也只好做姨太太！”

父亲对她的恼怒以及对她母亲的记恨最后借了她与后母发生冲突之机一股脑地向她发泄出来。事情的起因微不足道：日本人进攻上海，父亲的家在苏州河边，夜间听见炮声难以入睡，她便到母亲处住了两星期。回来那天继母责她不向自己报告，张回说已对父亲说过，继母便道：“噢，对父亲说了！你眼睛里哪儿还有我呢？”说着就打了她一个嘴巴。张爱玲从小到大大约从未受过这样的侮辱，何况打她的是她一向怀恨在心的后母，她本能地要还手，却被两个老妈子赶来拉住。后母早已一路锐叫着“她打我！她打我！”奔上楼去，恶人先告状。喊声在空气里回荡，四下似乎顿时静止凝固，她心里分明地有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张爱玲总是能用她于一瞬间捕捉到的物象来为这一类似真似幻的一刹那作证：“在这一刹那间，一切都变得非常清晰，下着百叶窗的暗沉沉的餐室，饭已经开上桌了，没有金鱼的金鱼缸，白[4]瓷缸上细细描出橙红的鱼藻。”

等着她的是一顿毒打。她父亲冲下楼来，揪住她拳足交加，吼叫着要打死她，她只觉头偏到这一边，又偏到那一边，“无数次，耳朵也震聋了”。直到她挫下身去，躺倒在地，他还揪住她的头发，又是一阵踢，直到被人拉开。这时候的张爱玲没有惧怕，不哀求，也不大哭，而且可以看出，逼急了她是要自卫的，她虽然没想到抵抗（母亲嘱她遇到这种情形万不可还手，“不然，说出去总是你的错”），待父亲走了之后却按照她的“法制观念”立刻要去报巡捕房。得知大门锁着，她又试着撒泼，叫闹踢门，想引起门外岗警的注意，但是她所受的淑女式教育没有教会她如何应付这一类事情。大门里面显然是封建家长的一统天下，最后被拘禁起来的不是她父亲，而是她。她被监禁在一间空房间里，父亲并且扬言要用手枪打死她。这时候，往日仅仅给她颓丧、雾数之感的家露出了另一重面目：“我生在里面的这座房屋突然变成生疏的了，像月光底下的，黑影中现出青白的粉墙，片面的，癫狂的……楼板上的蓝色的月光，那静静的杀机。”

其后她患了严重的痢疾，“差一点死去”。她父亲不请医生，也不给药。一病半年，她常躺在床上出神，这时候，关禁闭时尖锐的恐怖感转化为白日的梦魇：“……躺在床上看着秋冬的淡青的天，对面的门楼上挑起灰石的鹿角，底下累累两排小石菩萨——也不知道现在是哪一朝、哪一代……朦朦胧胧地生在这所房子里，也朦胧地死在这里么？死了就在园子里埋了。”不同于父亲重病时的害怕，这里的恐怖有更深广的内容，她似乎被借助于突发事件窥见的一种真相震慑住了。

由“春日迟迟”的慵懒惬意，到“沉下去，沉下去”的感受，再到梦魇式的恐怖，这是一个逐渐变化的心理感受过程。这个过程构成了张爱玲对“家”，对旧式家庭生活方式的完整经验，它们是她对这种生活的发现——每一种感受都在某种程度上照亮、透视了这种生活的某一侧面。它们是相互补充、浑然一体的。有时令她厌恶、痛恨，有时又让她感伤眷恋。后面的感受并不取消前面的感受，假如那种梦魇式的感觉是真实的，那么幼时领略到的那种温馨也并不虚假。何况就是在那“懒洋洋灰扑扑”的气氛中，也还有她吝惜的东西。她后来承认她有时候也喜欢父亲的家：“我喜欢鸦片的云雾，雾一样的阳光，屋里乱摊着小报，看着小报，和我父亲谈谈亲戚间的笑话……”她也曾带了几分调侃地揶揄自己把母亲家看得什么都好，将父亲家看得一无是处，说她那时像个“拜火教的波斯人”，把世界强行分作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神与魔的两半。

假如张爱玲一直坚持着她那时的立场，我们就无法解释她后来何以没有成为一个愤怒青年式的激进作家。

然而理解、感受的涵容升华是一回事，在现实中她却不能从容取舍，何况她现在是在那样的处境中，她只有一个念头：逃出去，离开这个家。[1] 这一点甚至也反映到她的许多比喻上，她经常以一些带有室内性质的物象去形容她所要把握的对象，比如《金锁记》中“年轻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球，陈旧而迷糊”；《茉莉香片》中“她是绣在屏风上的鸟——悒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金云朵里的一只白鸟”；《沉香屑：第一炉香》中梁太太的园子“仿佛乱山中凭空擎出的一支金漆托盘”，“只看见绿玻璃窗里闪动着灯光，绿幽幽地，一方一方，像薄荷酒里的冰块”……各种类型的都有，举不胜举，《传奇》小说风格的纤巧精致，带有室内的性质，与此不无关系。[2] 《苏青张爱玲对谈记》。[3] 《表姨细姨及其它》中说：“我称我继母的姐妹‘大姨’、‘八姨’、‘九姨’以至于‘十六姨’。她们父亲孙宝琦有八个儿子、十六个女儿。”可知她继母是孙的女儿。[4] 张爱玲小说中的人物似乎也染上她本人的感受方式，在大祸临头或是“心酸眼凉”的一刻往往怔忡着，映入眼帘的物象分外明晰地定格。

“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

虽然把她带大的保姆再三叮嘱：“千万不可以走出这扇门呀！出去就回不来了。”张爱玲还是在病中就已经谋划着逃出去。她幼时与弟弟游戏出点子，想象力不脱看过的书的支配，现在真是非同儿戏了，她的种种计划也还是书中情节的演绎，《三剑客》、《基度山恩仇记》、《九尾龟》中逃跑脱险的情节一齐到脑子里来了。她想到《九尾龟》中的一个人物用被单结成绳子，从窗户里缒出去，比附着自己目下的景况想，她可以从花园里翻墙头出去，墙边的鹅棚正可踏脚，她甚至把更深人静时会将棚中的两只鹅惊得叫起来这样的细节也想到了。

她在床上“倾全力”听着大门的每一次开关，巡警抽出锈涩门闩的咕滋咖滋声、大门打开时的呛啷啷的巨响、通向大门的那条煤屑路上有人走过时沙子发出的吱吱声，声声入耳，甚至梦中也听到这些声音。一等到可以扶着墙行走，她便设法从保姆口中套出了两个巡警的换班时间，又伏在窗上用望远镜张望门外马路上有无行人，而后挨着墙一步步摸到铁门边，拨出门闩，闪身出去——她成功了。多年后她回想起当时的情景，仍然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喜悦流露笔端：“……当真立在人行道上了！没有风，只是阴历年左近的寂寂的冷，街灯下只看见一片寒灰，但是多么可亲的世界呵！我在街沿急急走着，每一脚踏在地上都是一个响亮的吻。”

她比照着小说悬想出的那些更带惊险味道的计划最后一个也没有用上，不过她的出逃仍然无疑是她一生中最富冒险色彩的经历之一。更重要的是。她在她成长中的关键时刻永远地告别了那个家、那种扼杀青春的生活方式。也许就是这短短的几分钟、短短的几步路，已经彻底地改变了她的命运。

那个家、那种生活会把人变成什么样，她的弟弟是个极好的例子。他小时是秀美可爱的，然而在死气沉沉的家庭生活中，在父亲的喜怒无常、继母的虐待下渐渐销蚀了意志，变得萎靡不振。逃学，忤逆，没志气。关于弟弟的一件小事张爱玲一直铭然在心，那是她偶尔有一次回家碰上的：

……在饭桌上，为了一点小事，我父亲打了他一个嘴巴子。我大大地一震，把饭碗挡住了脸，眼泪往下直淌。我后母笑了起来道：“咦，你哭什么？又不是说你！你瞧，他没哭，你倒哭了！”我丢下碗冲到隔壁的浴室里去，闩上了门，无声地抽噎着，我立在镜子面前，看着眼泪滔滔流下来，像电影里的特写。我咬着牙说：“我要报仇。有一天我要报仇。”

浴室的玻璃窗临着阳台，啪的一声，一只皮球蹦到玻璃上，又弹回去了。他已经忘记了那回事了。这一类的事，他是惯了的。我没有再哭，只感到一阵寒冷的悲哀。

她弟弟已经麻木了，在环境中昏睡下去，她却不能。她的多少带些戏剧性的姿态也许同她看巴金《灭亡》一类小说引起的愤激情绪不[1]无关系。也许我们应该承认她自小要强，与她弟弟原本就是两种性格，以此推断，她即使仍在家里继续待下去，她也未必就会变得像她弟弟那样。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环境的力量也是可怕的，这种生活显然已经改变了她的性情。她小时候并不缺少一般儿童的健康、活泼，可是像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的那样，她上中学时已经变得郁郁寡欢，而且给人萎靡不振的印象。

上面引的这个片段同时也很能说明张爱玲敏感内省的气质和她的早熟。在她“寒冷的悲哀”中沉淀着难以明言的寂寞与孤独感。这几乎是与自我意识俱来的对生活与环境的重大感受。随着年龄的增大，这种感受越发强烈。孤独与寂寞将自尊心琢磨得愈加灵敏纤细，而愈是如此，她就愈是不能放过来自外部的对于心灵的哪怕是极小的伤害；将种种被伤害的感受作了放大的处理之后，她更加意识到环境的不可靠、不安全。张爱玲敏感内省的气质与冷漠的家庭气氛对心灵的窒息，这二者之间相互生发的矛盾运动构成了张爱玲性格成长中的恶性循环。其结果，过分敏感的气质发展为多疑、善疑的倾向，它使得张逐渐习惯于不是以信任的眼光，而是以审慎怀疑的态度注视周围的人与事。反映到创作中，则是一种相当冷静而挑剔的眼光成为张爱玲对人物心理洞察力的主要标志，在这种眼光的照射下，人物言行背后隐秘的心态和动机暴露得格外真切。同时，这种眼光也多少解释了张爱玲在小说散文中描写、议论虚构或真实的人物时，何以笔调往往由俏皮入于尖刻。

她逃到母亲家中，由母亲供给生活与教育费用，她甚至能从母亲的神情态度中觉察到她（母亲）“一直在怀疑我是否值得这些牺牲”。她跨出父亲家大门的那一步果如保姆所料，使她永远回不了那个家了，后母把她的一切东西分着送了人，只当她死了。这并不让她恐惧或是难过，因为她根本没打算回去。问题是，在母亲这里她能得到她所要的一切吗？我们在《私语》中看到的是，逃离父亲那个家带来的短暂兴奋过后，她又被一种新的不安所俘虏，对于她，母亲的家很快就“不复是柔和的了”。她的内省倾向，她的过度敏感都妨碍她毫无顾虑地走入这个她仰慕已久的，对于她应该是明亮、亲切的所在——在母亲家中她不像一个受尽委屈，终于回到温暖母爱中的女儿，倒像是来到贾府中的那个“步步留心，处处在意”的林黛玉。

但是也像林黛玉的情形一样，她的谨慎怀疑除了性格的关系之外，也不是没有缘故的。她曾说她“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我母亲的”，与母亲很少有接触的机会使她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能将这种爱维持不坠。她还记得有两次母亲领她出去，穿过马路时偶尔拉住她的手，她便感到“一种生疏的刺激性”。一旦朝夕相处，转入真实具体的关系，母亲在她心目中的“辽远而神秘”便开始掉彩褪色。她的母亲现在也是在窘境中——大家闺秀而想走职业女性的路总不免有失落感，而她的出现无疑增加了她的母亲的负担，所以她才感到母亲是作出了牺牲。她是在窘境中学习做淑女，而要像她那些家境优裕的同学那样做淑女，保证之一应该是充足的零花钱。她三天两天向母亲伸手要钱，却使母亲渐渐地不耐烦了。小时候她站在父亲的烟炕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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