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选国著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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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同深处的北京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胡同深处的北京／刘选国著．—北京：中华书局，2019.5
ISBN 978-7-101-13036-2
Ⅰ. 胡… Ⅱ. 刘… Ⅲ.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00515号书 名 胡同深处的北京著 者 刘选国责任编辑 朱 玲 董邦冠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http://www.zhbc.com.cnE-mail:zhbc@zhbc.com.cn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版 次 2019年5月北京第1版2019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规 格 开本／850×1168毫米 1/32印张7 1/4 插页2 字数200千字印 数 1-6000册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3036-2定 价 26.00元
刘选国 湖北罗田人，先后毕业于黄冈师范学院、华中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长江商学院EMBA，工商管理硕士，高级经济师。当过中学教师、公务员、企业高管。1999年到北京工作，现任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副理事长。
在《新华每日电讯》和《公益时报》开设有“胡同深处”专栏和公益时评专栏，著有《中国公益的修炼》。序 一个胡同行走者的思与行“沈家本离世已经一百多年了，回想这一百多年中国法治建设的曲折进程，我们应当更加珍视沈家本的法律遗产，象征着中国法律进步的沈家本故居和枕碧楼理应得到更多的呵护。”“胡同行走者”选国兄写下这段文字时，北京宣武门外上斜街，沦为大杂院已多年的沈家本故居和他的藏书楼“枕碧楼”，仍然“沦陷”在一片凌乱的棚屋之中。两年后，随着46户居民腾退完毕和修缮工作的推进，沈家本故居终于露出真容，人们很快就可以前往寻访，“睹屋思人”，追怀这位中国法制史和法学史上划时代的先贤了。
说来惭愧，我若步行上下班，沈家本故居是必经之地。由于对晚清勇敢开眼看世界、真诚取经救中国的那一辈人深怀景仰，几次路过斑驳院墙上“沈家本故居”牌匾时，也曾想过进去寻访，但大杂院的破败景象让人不忍直视，总是匆匆而过。后来，我建议选国兄能不能为沈家本故居写点什么，很快，他的文章以《主导废除凌迟等酷刑的沈家本与摇晃的“枕碧楼”》为题，在我供职的报纸上刊发。不知这篇文章对沈家本故居的抢救重整起过多大作用，但可以肯定，选国兄应该是最感欣慰者之一。“走过路过，不要错过”——这句很多人听得耳朵起茧的吆喝，用在选国兄行走胡同这件事上，还真是贴切。只不过，他没有错过的，是对吾国文化珍爱的情怀。钱穆先生说过，对中国的历史应有温情和敬意。怀有温情，因看到前人伤痛之处；保持敬意，因懂得前人艰辛之处，也就是跨时空的设身处地。选国兄对胡同深处的北京，对中华先人在胡同，在这世上独一无二的生活空间中上演的悲喜剧、留下的思与行，无疑也充满了温情和敬意。为此，他放弃了不知多少个周末节假日，用双脚丈量繁华京城背面的杂院陋巷，敲开一扇扇或友好或疑惧或排斥的“破宅门”，为我们记述着胡同深处的北京往事。
世界上的东西，一旦稀缺就开始有了价值，如果既稀缺又美好，那就具有更大价值，如大熊猫，一下子就成了国宝、全世界的宠物。如果既稀缺又美好，还不能再生，那就成文物了。北京古城，瑞典的喜仁龙称赞为“举世无双的壮美”，梁思成则评价是“世界上罕见的瑰宝”，但已经无可挽回地都拆了，只留下几座城门楼和崇文门东大街至东便门那么一段城墙，成了凭吊古城的遗址公园；北京的胡同，也被誉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城市小巷，曾经多达六千多条，现在拆得只剩一千多条，今人以稀为贵，锣鼓巷一带的胡同，常年游人如织，在节假日甚至要限流。
保护北京古城和胡同，一直是关于北京文化的热点话题，媒体为此花了不少篇幅，出版的专著也数不清，这种文化的守卫终究还是起到了一些作用。2017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复最新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明确强调老城不能再拆。一些强制性的规定，虽然有点姗姗来迟，但或许，北京人民对胡同和四合院的保卫战就此可以告一段落了！《新华每日电讯》“草地周刊”所载，有人的思考，有思考中的人；有人的故事，有故事中的人；有人的历史，有历史中的人；有人的话题，有话题中的人；有人的成长，有成长中的人。正是基于这样的办刊理念和格调，我们刊发了选国兄的这组胡同文章。
选国兄是一个职业公益人，长期工作在干面胡同，因此，常常行走胡同，关注胡同的变化并探究其中的人文历史。看到他微信发布的胡同照片及简单文字，很多人点赞，便鼓励他写成文章，在《新华每日电讯》“草地周刊”开辟“胡同深处”专栏。从2013年到2016年，连续刊发了40多篇胡同文章。纵观他的系列文章，他并不只是一个胡同的热爱者、探究者和保卫者，更是一个行走胡同的思想者，关注的是北京胡同中的人、历史、故事、建筑，透过胡同影像往往引发深刻的思考。这个专栏赢得了众多读者的关注和好评，虽告一段落快两年了，仍有读者打来电话称赞，发来邮件予以商榷，询问何时再出续篇。有的文章还推动了一些故居的保护，除沈家本故居，还有余三胜故居等。
选国兄胡同行走的所见及所思，传达的是他对于中国传统建筑、历史文化、教育、宗教信仰、经济政治等诸多方面的思考。在《北京城池记忆》、《土儿胡同何处寻》、《北总布胡同的祭缅》等文章里，有他对传统建筑样式和文化毁灭的叹息；《胡同里湮灭的大学》、《灯市口遗留的教育记忆》、《国子监里“点”状元》等文章表达的则是对中国教育的忧思；《探寻陈独秀的足迹》、《菜市口寻谭嗣同足迹》、《鲁迅的寂寥和白塔寺的再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被淡忘的挂虑；通过对教堂和寺庙的探访，在《雍和宫的缥缈香火》和《北京教堂的兴衰》里，他思索的是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变迁和归宿；《当胡同遭遇高楼》、《皇城根下胡同的涅槃》、《胡同商业化复兴的样本》思考的则是何种模式才能真正有效保护胡同和传统建筑。这些夹叙夹议的文字，配上他手机拍下的真实而不加修饰的场景照片，引发的是远超过对胡同保护的众多文化话题的思考，现在结集出版，让更多人来阅读分享，也很有价值。
据文化学者考据，北京胡同已有七百多年历史，据称“胡同”一词来源于元朝蒙古语“井”的音译。明朝迁都北京后，胡同数量大增，清末胡同更增至两千多个。民国时期，随着北京人口增长，城市扩张，胡同增加到四千多；新中国成立初期统计，胡同总数更是达到六千多。但2007年出版的《北京胡同志》，收录到2004年止北京老城的胡同只有1928条。而最新颁布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提出“保护1000余条现存胡同及胡同名称。实施胡同微空间改善计划，提供更多可休憩、可交往、有文化内涵的公共空间”，这的确是英明之举。传承历史文脉，要精心保护好胡同这张金名片，才能凸显北京历史文化的整体价值。
走过悠远宁静的胡同，迈进高大敞亮的红门，进入长着高大的果木、爬满青藤的四合院，看到的当然是诗意的栖居。但曾经一个大户人家的居所，今天挤住十几户人家，院落都被乱搭建的棚屋和杂物挤占，连侧身都困难，今天大多数四合院的蜗居生活已无任何诗意和情调。因此，如何既保护传承传统建筑文化，又满足胡同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是一个至今还未找到理想解决路径的难题。在北京的这个最新规划里提到“推动完善房屋产权制度，鼓励居民按保护规划实施自我改造更新。完善鼓励居民外迁、房屋交易等相关政策”，这才是制度性保护的根本。这些理念与选国兄文章中的一些思路不谋而合。
台湾学者王汎森说：“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即便生活一地鸡毛，但如果有了审美，还有思想，就会让生活充满情趣和价值。选国兄是个思想者，他的工作和生活总是充满思想的发现。他的微信号是“文刀若水”，个性签名是“操练思想，格致情调”，他的系列文章，犀利批评背后是如水的柔软，是对社会责任的担当，还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对人类未来的关怀。方立新胡同深处的名人旧居HUTONGSHENCHUDEMINGRENJIUJU伟人出没的景山胡同
北京紫禁城北门后有一座景山。明成祖朱棣当年大规模修筑城池和宫殿，用挖紫禁城筒子河和南海的泥土堆成了这座小山，称“万岁山”，清代改称“景山”，属皇室独享的风景。民国时期，冯玉祥将末代皇帝溥仪赶走，北洋政府将景山辟为公园，向大众开放。景山最高处不过四十多米，在景山公园中北京中轴线上的万春亭里南眺紫禁城，只见红墙黄瓦，金碧辉煌；西边是北海公园，琼岛白塔，碧水画舫；向北，目光越过景山后街，可以看到钟楼和鼓楼；东望，能看到北大红楼及沙滩后街一片古老的胡同街区。这里是北京风景的最佳看台。
在景山北边和东边有一大片保护较好的胡同，虽然现在看起来街巷弯曲狭窄，布局完全没有章法，院落破败凋敝，但在近现代史上，一代伟人和文化人曾在此出没。1918年，毛泽东初来北京，在北京大学当图书管理员，曾与人合住在景山后的三眼井胡同和吉安所左巷。从北大红楼到三眼井胡同，距离不超过一公里，当年毛泽东就是穿过这些弯曲的巷道，在图书馆和住所间往返。景山东街的京师大学堂，后改称北京大学二院，梁启超、严复、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李四光、华罗庚、钱玄同、刘半农、鲁迅等文化名人都曾在此工作。而景山后街的米粮库胡同5号，则是邓小平从1977年到去世，居住近20年的住所，当年很多事关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稳定的重大决策都是在这个院落里酝酿的。20世纪后期的一个时段，这里曾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心脏，是酝酿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大脑。从景山俯瞰北海从景山万春亭俯瞰紫禁城，红墙黄瓦，金碧辉煌景山东侧沙滩后街的“京师大学堂建筑遗存”，原为清代的和嘉公主府
为追寻伟人的足迹，我曾三次探访景山后的这片街巷。从嵩祝院北巷经西巷，到三眼井胡同，从五四大街北沙滩的北大红楼，经中老胡同、西老胡同插到沙滩后街，在一个挂有红灯笼的破旧中式大门旁，能看到两块白色大理石的文物保护牌，标明为“京师大学堂建筑遗存”。大门内有一个书有“福”字的照墙，右手一块牌子写有“中宣部宿舍物业管理部”字样。进入院内，是一排建筑年代久远的平房，这里曾是清代和嘉公主的府第。出院往东走几十米，经过一个住宅小区后，看到的是华育宾馆的大门，但挂有“中国韬奋基金会”和“人教书苑”的牌子，进入院子才发觉这才是真正的“京师大学堂建筑遗存”。正对着大门的一栋灰色两层楼的墙面上，挂有“京师大学堂建筑遗存”的白色铭牌和简介。左拐几步，进入一个内院，西边是宾馆高楼，北边是一个灰砖灰瓦的院落，东边的小楼就是当年京师大学堂的数学系楼。这是一座四方形的中西合璧式两层建筑，灰砖红门红窗，四周有拱柱回廊，饰以红色的雕栏，陈旧的砖瓦和门窗记录着一段厚重而辉煌的历史。院子的西北侧有一座中式大殿，挂有“原和嘉公主府大殿”的牌子，这就是当年众多大师名家做过演讲的北京大学的大讲堂，但在新建的六层宾馆高楼的挤压下，已看不出大殿当年的气势。这个院子是京师大学堂的校址，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1918年北京大学本部迁到沙滩红楼，这里成为“北大二院”即理学院的校址。1952年，北京大学全部迁往原燕京大学旧址后，这里划拨给人民教育出版社和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使用，但不知何时这里又变成了华育宾馆。
沿着华育宾馆东侧大学夹道窄小的巷子向北穿行二百多米，就到了三眼井胡同。胡同西口的牌子上介绍说，61号院是毛泽东早年在北京工作时住过的地方，但从东走到西，又从西走到东，就是找不到挂有61号门牌的院子。与其相连的吉安所左巷，介绍铭牌上也写着8号曾是毛主席旧居，但逐一寻找也没有找到8号门牌。7号门牌南侧有一个灰砖砌就的小门脸，西向的院子紧锁着灰色的铁皮大门，两旁贴有红对联和福字，没有门牌。一会儿一辆三轮拉着游客过来，骑三轮的人介绍说这里就是毛主席故居。看来，这个院子就是当年毛泽东的住所，但并不是文物保护单位。华育宾馆内的京师大学堂建筑遗存：数学系楼
继续向西，胡同向南拐了一个弯，拐角处有一所米粮库小学，再直行向北拐弯西行，就插到了恭俭胡同。明朝时因内宫监署设在此，故称内宫监胡同，据称当年郑和曾在此办公，清时也有太监住此，民国后去“内”，将“宫监”改为谐音“恭俭”，因此有了这么一个名称。这一带曾是著名文化人的聚居地，胡适曾在米粮库胡同4号居住过（据说还住过40号），徐悲鸿、徐志摩、丁文江等友人曾寄住在他家，但今天没有看到4号院门牌。原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和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住过米粮库胡同1号，梁思成、林徽因也短时间住过3号。恭俭胡同北口路东，有我的黄冈老乡作家叶君健的住所。南端，则有另一个黄冈老乡、命运多舛的作家胡风的住宅。国民党著名将领张治中也曾住过恭俭胡同北段。今天，这个胡同显得狭窄弯曲，胡同内宅院陈旧，墙皮斑驳，很有一点岁月的沧桑。
当紫禁城还是整个中国的统治中心的时候，景山地区的街巷是为皇室服务的后勤中心，所以这片街区有米粮库、帘子库、织染局、大取灯、蜡库、吉安所、火药局等地名。京师大学堂在此设立，让这一带成为中国新文化的中心，并培养了一大批封建帝制的掘墓人。辛亥革命的炮声，将中国权力中心逼出了紫禁城，后来冯玉祥的军队在景山架设大炮，将末代皇帝溥仪逐出，于是紫禁城变成了故宫，景山变成了景山公园，景山后面的胡同变成文人和学者出没的街区。
在北京城不断被拆毁的过程中，庆幸老北京的城区保护计划，让这片胡同还保存着一点历史的风貌，这里虽然有些残破，但却保存了很多北京千年古都的文化积淀。梁实秋的老宅
内务部胡同是东四南大街一个甚无特色的胡同，因北洋政府时内务部设在此，因此得到内务部胡同这个名称。明代时，这里被称为勾栏胡同，即艺人和妓女生活的胡同，清末宣统时叫过民政部街。新中国成立后也曾设内务部，其职能就相当于现在的民政部，但从未在此胡同办过公。
该胡同离我上班地也就隔两个胡同，由于北京二中在此，开学时这条胡同人来车往，熙熙攘攘，并不适合闲逛。整个胡同，北京二中占去了一大截。胡同东头的11号院曾是清一等诚嘉毅勇公明瑞的府第，算是这个胡同比较知名的四合院。去年一次偶然的穿行，发现胡同中段一个不起眼的门脸上标着“梁实秋旧居”字样，于是勾起了我探访的兴趣，前后三次造访了这个“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老宅。内务部胡同北京市二中校址就是当年北洋政府内务部旧址
位于内务部胡同39号的梁实秋故居，是一个保存还算完好的院落。路北是一个不甚宽敞的红门脸，两边立着一对已有些岁月沧桑的门墩，门楼的青瓦上杂草丛生。跨过凌乱摆放着自行车的门廊，沿着狭窄破落的过道，要有足够的耐心，才能抵达前院。再越过随意搭建的居民小屋，才能找到中院和后院。到了院内，你会惊讶光鲜的北京竟然还有如此拥挤不堪的居宅。随意搭建的一间间顽强挤占空间的简陋小房，有的是人家的厨房，有的是人家的卧室，有的是人家的卫生间，把整个院子分割殆尽。院落之间的过道也被挤压得仅可单人通行，仅有后院的正房还能看得出曾经的大户人家的模样。但窗台下、走廊里、房门前胡乱堆放的煤堆、痰盂、拖把、枯死的绿植、晾晒的衣物，让这个传统的四合院面目全非。
梁实秋之女梁文茜在文章中回忆，老宅建筑格局分前院、后院、正院以及左右跨院等5个院落，是一个三进四合院，共有房屋63间，建筑面积一千来平方米。问及一位在此居住四十多年的老者，他说梁氏后裔早没有人在此居住，房屋产权属房管所，现住了二十多户居民，都是缴纳低房租的房客。内务部胡同39号是梁实秋故居
梁实秋这个名字，很多人最早都是通过中学语文课本里鲁迅的文章知道的。因为鲁迅刻骨的讽刺和批判，让我们记住了“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梁实秋的名字。20世纪80年代，随着梁实秋作品的解禁出版，人们对他才有了新的认识和评价。实际上，梁实秋是现代著名的散文家、学者、翻译家，曾任教于东南大学、暨南大学、山东大学、北京大学，主编过《新月》等文学期刊和多家报纸副刊。他最有成就的领域是文学批评和翻译。他提出的文学根于人性，文学家要保持自由人格，否认文学有阶级性，不主张把文学当作政治工具等理论，今天看来似乎更符合文学的本质。他是中国研究莎士比亚的权威，翻译过《莎士比亚全集》。主要著作有散文集《雅舍小品》等，其中的一些名篇今天还广为传诵。
内务部街这个院落是梁实秋的出生地，他前后三次在这里共住了二十多年。可以说，这个院子是他十分眷恋的故园。他的女儿梁文茜回忆说，1982年她从这个院子的枣树上摘下一颗青枣，还带着几片绿叶，送到已在台湾定居多年的父亲手中。梁实秋爱抚良久，写道：“长途携来仍是青绿，并未褪色，浸在水中数日之后才渐渐干萎。这个枣子现在虽然只是一个普通干皱的红枣的样子，却是我惟一的和我故居之物质上的联系。”年老未能归根，但心已归，读到此处，让人觉得几分酸楚。探寻陈独秀的足迹
暮春时节，春花烂漫，绿叶初绽。一个午后，我第三次走进箭杆胡同，为的是继续探寻陈独秀的足迹。
箭杆胡同位于东城区北池子大街，去年冬天第一次探访，用百度地图导航居然没有找到。去年底我开始了第二次寻找，提前在网络上做了功课，问了几个人，才找到了大门紧闭的陈独秀故居，并在冷落的胡同口逗留拍照。后来读了唐宝林的《陈独秀全传》和钟法权的《陈独秀江津晚歌：一个人和一家人》，又看到报道说陈独秀故居已纳入北京市维修计划，有了第三次造访的计划，但遗憾的是故居依然大门紧锁。
现在的箭杆胡同全长只有二三十米，是一个死胡同，要找到它，得从北池子大街北行，从北池子头条拐进骑河楼南巷，再往北行一段距离才可找到路牌。现在胡同里仅存的一个门牌就是箭杆胡同20号，也就是陈独秀故居。该院门口立有“陈独秀旧居”文保石碑，属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一个铝牌简要介绍了陈独秀的生平以及《新青年》杂志。陈独秀在这个院子里断断续续住了3年，这个时期正是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的阶段，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前夜。就是在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院子里，陈独秀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在华夏大地掀起了革命的浪潮。位于箭杆胡同20号的陈独秀故居
1917年初，陈独秀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教授兼文科学长，由他创办的《新青年》杂志亦随之由上海迁到北京，编辑部就在箭杆胡同20号，因此，这胡同一度是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心。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陈独秀不仅发挥了领导作用，而且身先士卒，与李大钊合作起草了著名的《北京市民宣言》，亲自到街头散发，结果当场被捕，经社会各界营救才获释。1920年2月，为躲避军警的追捕，在李大钊的掩护下，他逃离北京。1920年8月，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早期组织在上海成立，陈独秀任书记。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陈独秀虽然身在广州但仍被选为中央局书记。此后，他先后被选为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中央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主持中央工作。1927年3月，陈独秀指挥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7月，陈独秀因与共产国际的矛盾被免除总书记职务。1929年，又因为他猛烈抨击六大以来的路线，企图以托派路线代替六大路线，被开除党籍。北大红楼现在成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设有陈独秀的展室
陈独秀有句名言：“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他一生四次入狱，以亲身经历实践了他的主张。他晚年在重庆江津度过，虽贫寒寂寞，但他的思考成果仍带给今人启迪。
从箭杆胡同到五四大街的北大红楼，只有十多分钟路程。北大红楼一楼现在成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一进门右手就是陈独秀展室，展出了很多当年陈独秀领导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珍贵史料，突显了其领袖地位。
当年陈独秀在箭杆胡同到北大红楼间穿行，意气风发，激情四射。他领导的《新青年》以及与李大钊一起创办的《每周评论》，狂飙突进，摧枯拉朽，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掀起思想解放运动，传播民主和科学，唤醒沉睡的国民。他的思想，他的行动，正像是从箭杆胡同射出来的一支利箭。走在胡同里，回想当年，不由得让人感慨，敬慕。赵堂子胡同：中华营造学社的悲哀
学建筑的一定要参观一个胡同：赵堂子胡同，这里有中华营造学社的发起人朱启钤的故居，也曾经是中华营造学社的办公室。但是看到朱启钤故居的保存现状，你会为朱启钤悲哀，为中华营造学社悲哀。老北京的胡同在现代商业力量的挤压下，正在快速地消亡，营造学社发起人的故居也将保不住了。
从朝阳门南小街过金宝街十字路口，由第一个向东的胡同进入，就到了赵堂子胡同。距离胡同口不到百米就是朱启钤的故居。院子挂了文物保护的牌子，门楼保护得挺好，显示出大宅院的气派，门边写着“单位宿舍，谢绝参观”的字样。倒没有门卫把守，但走进后会被里面的混乱冲击得大吃一惊：这里已完全是一个贫民窟，密密麻麻蜗居着数十户人家，把一个一进几重的宅院挤得满满当当。中间的甬道，东西两边的院落，搭建了许多乱七八糟的平房，使整个院子变得不堪入目。据说，这里是社科院的宿舍。如朱启钤及中华营造学社的梁思成在天有知，一定会悲伤至极。中华营造学社搜集整理了那么多的中国古建筑史料，中华营造学社的旧址却没有了呼吸的空间。朱启钤故居曾是中华营造学社旧址朱启钤故居所在的赵堂子胡同朱启钤故居院内住进了几十户人家
朱启钤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奇人，他是清末举人，当过北洋政府的交通总长、内务总长，代理过国务总理，还兼任过京都市政督办，主持了中山公园、正阳门等地的改造工程。由于他支持袁世凯复辟，被国民政府通缉，后转身兴办实业，经办了中兴煤矿、中兴轮船公司。1925年以后，朱启钤将主要精力用于创办中华营造学社，邀约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等学者加盟，搜集整理编印了大量的中国古建筑文献史料，组织了大量的勘考工作，为中国古建筑文化传承做出了巨大贡献。
朱启钤的难得之处，一是日本占领北平期间，保持了民族的气节；二是新中国成立后他的公司参与公私合营，并捐出大量家财。他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于1964年病逝。
从朱启钤故居往东走几步，就是被称为五路通祥的胡同枢纽，有五条胡同在此交汇，赵堂子胡同外，其他四条胡同分别是阳照胡同、宝珠子胡同、宝盖胡同、赵家楼胡同。几个胡同都很短，建筑无特色，地面脏兮兮。再往东，有一个著名的地名赵家楼，北洋政府时期是曹汝霖的宅邸，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事件就发生在这里。当年的赵家楼早已无存，现在这里只有一个赵家楼饭店，它的前门脸上挂着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牌子，还在诉说着那段历史。寻找京剧祖师爷余三胜“戏子”在旧社会与娼妓同为下九流，因此，他们常常混居在一起。北京大栅栏西南著名的八大胡同，是明清至民国时期的红灯区，也是北京艺人的聚集区，当年四大徽班就扎堆在此。
我在老家写《罗田县志》的时候，就知晓著名的“京剧三余”是我同乡，三余的老家罗田县九资河镇七娘山村上余湾距我老家不到20里路。余三胜是京剧创始人之一，清道光初年入京，是四大徽班之一春台班的台柱，也是道光时期的“老生三杰”之一。他的儿子余紫云是同光时期的“名伶十三杰”之一，孙子余叔岩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京剧“四大须生”之一，“余派”艺术的创始人，弟子满天下。
出于对家乡名人的敬仰，来京后我一直有寻找余三胜故居的念头。感谢APEC会议，多了个小长假，一个午后，我开启了八大胡同京剧探源之旅。
老北京人所说的八大胡同，是指前门外大栅栏西南一带的八个胡同。坐地铁二号线从前门站出来，进入大栅栏商业街，从煤市街向南，再向西穿过大栅栏西街的人流，就步入了所谓的八大胡同。八大胡同指百顺胡同、胭脂胡同、韩家胡同、陕西巷、石头胡同、王广福斜街、朱家胡同、李纱帽胡同。八大胡同今天已没了灯红酒绿、风花雪月，与几步之遥大栅栏的繁华、琉璃厂的文雅比起来，这里似是贫民窟，巷子内门窗残破，墙皮剥落，瓦楞上长满杂草，老院落里挤满了住户，人口多为老人和外地务工人员。
余三胜的故居位于石头胡同61号，尽管用手机导航，但是走入那些七弯八拐、蜿蜒曲折的胡同，一会儿就迷失了方向。好在胡同里可以随意游走，不时发现的京剧大师故居和曾经的风月楼堂，带来很多意外的惊喜。一个下午的时间，我先后穿越了杨梅竹斜街、铁树斜街、取灯胡同、延寿街、桐梓胡同、培英胡同、石头胡同、百顺胡同、胭脂胡同、韩家胡同、陕西巷、樱桃斜街等十多个胡同，看过云吉班的院子、庆元春的两层小洋楼、王瑶卿的故居、程长庚的老宅，还参观了住过赛金花、小凤仙的上林仙馆。走完看看计步器，一万六千多步，十一公里多。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寻找，我终于在石头胡同的南端看到了余三胜故居的61号门牌。一个低矮逼仄的小院门，门脸两侧挂着电力和有线电视的大铁盒子，没有任何保护院落或名人故居类的标识。门南侧的墙外是一个长长的社区宣传栏，北侧是大栅栏街道社区服务中心的小楼。从外门进去一米多深，有个同样窄小的二门，门前有一边残缺的门墩。再走过两米多深的堆着几辆破旧自行车的黑暗过道，对着门的是一个水泥照墙，写着有点搞笑的内容：“求求老少爷们，门道严禁吐痰，谢谢。”左拐进院子，一眼望见一株脸盆粗细的槐树，巍然屹立，北侧还有一株稍小的槐树，叶子已经掉光。环视这个曾经居住过京剧大师的四合院，凌乱、拥挤而破败。北侧正房及东西侧厢房均看不见原来的模样，乱搭建的坯房野蛮挤占了院子的大部分空间，挡住了原房子的墙体，只有南房还看得见旧屋的门窗。仅留下的二米多宽的院落，又被晾满衣被的绳子分割，被破旧自行车和电动车挤占，已完全不像一个四合院。一个妇女从南屋门里探出身子，不太友好地询问：你看什么？我问：这是京剧创始人余三胜的故居吗？她回答：没有听说过。我问：这是文化局的大院吗？她回答：是的。石头胡同61号是京剧祖师爷余三胜的故居
我怏怏离开这个衰败的院子，想象当年余三胜的辉煌岁月：一个最初唱东腔戏的罗田艺人，走汉口，闯直隶，最后来到北京，并唱红京城。他拖着罗田上堡的乡音，唱着糅合了大别山畈腔、汉调皮簧和徽调皮簧的二黄反调，说着将汉调语音与京、徽语音结合的杂糅念白，开创了将南北戏曲结合的京剧。他不仅在戏院受到热捧，还时常进宫为皇家演出，嘉庆皇帝看了他的戏后龙颜大悦，封他为“戏状元”。他与程长庚、张二奎并称“老生三杰”、“梨园三鼎甲”，是京剧艺术的祖师爷之一，在京剧发展史上有重要的地位。百顺胡同京剧艺术浮雕墙上的介绍，记载了余三胜的功绩。但其故居破败，没有纳为文物保护单位。而与其同时期并齐名的程长庚故居，比他更晚一些的京剧艺术家王瑶卿的故居，其徒弟、“汉派”重要继承人谭鑫培的故居，其孙余叔岩的岳父陈德霖的故居，都被列为名人故居，有文物保护的牌子。余三胜故居现在凌乱而破败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艺术，一种艺术样式从诞生到发展、从高峰再到衰落，有其生命周期，我不认为在互联网时代京剧还能再现辉煌，但在世界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大背景下，我们应该珍视和保护京剧这一国粹艺术。京剧从徽班进京，到发展成为盛行近200年的国剧，产生了一大批表演大家，而“三余”作为京剧艺术三个不同时代的重要领军人物，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但遗憾的是，余三胜故居（也是余紫云故居）破烂至此，其孙余叔岩在椿树上头条的故居也被拆除。近年来，北京开始重视并打造京剧旅游文化，八大胡同开始添建有关京剧的路牌、浮雕、故居铭牌，余三胜故居没纳入重建和保护规划当中，不得不说是一个重大的遗憾。护国寺的小吃和梅兰芳的戏迷
旅游爱好者里吃货多，到北京找地方特色小吃，免不了都要到护国寺，特别是地铁开通以后，让护国寺周边更是熙熙攘攘，拥挤不堪。这里挤着的有首次来京的旅游者，也有地道的土著，人们在这里品尝豆汁、卤煮火烧、灌肠、爆肚、茶汤，感受最正宗的北京味道。
从地铁四号线平安里站东北口出来即是护国寺街的西口，街北口是护国寺宾馆，一个蓝底金字的“护国寺街”的大牌子挂在四层的灰砖楼墙面上。挤过人流和车流，街道两旁次第呈现的都是北京的特色小吃店，除了著名的护国寺小吃店总店外，有老北京炸酱面、老爆肚满、褡裢火烧、合义斋老汤酱肉等老北京品牌店。更多的是外地开到北京的餐饮店，像钢镚儿火锅店、周黑鸭、巫山烤鱼、兰州拉面、桂林米粉、陕西凉皮、山西刀削面、湖南臭豆腐等都聚集在此。街上人来人往，一派热闹景象。护国寺街9号是梅兰芳故居
护国寺街长不过一里地。在王胖子驴肉火烧店吃了两个驴肉火烧后，再往东，走过几个小店铺、几个貌似有些历史的院子、几棵古树，就到了与德内大街相接的东口。街东口北侧有一个精致的四合院，仔细端详，原来这就是著名京剧大师梅兰芳的故居，白墙黑瓦朱红大门，门头上悬挂着邓小平同志亲笔书写的“梅兰芳纪念馆”匾额。大门右侧挂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牌子，左侧是护国寺街9号的路牌和一个镶嵌在墙上的梅兰芳故居的铭牌，透过大门看得见院内的青砖灰瓦影壁和梅兰芳的汉白玉半身塑像。护国寺街是北京著名的小吃一条街护国寺街的护国寺小吃店
花十元钱从毫无表情的冷面孔大婶手里购得门票，进到院内，从翠竹掩映的梅兰芳雕像前走过，进入外院展览室，可以看到展示梅兰芳一生艺术生活的图片介绍。跨过一个院门，步入后院，可以看到均原状陈列的会客厅、书房、卧室和起居室。这是一个静谧而雅致的居所，院里的海棠、柿子树长得枝繁叶茂，整个院子仅有三两个中老年人在参观、拍照，与刚才有很多人排队的护国寺小吃店比起来，颇有些寂寥。
护国寺街是北京颇有些名气的街道，但也是一个名不副实的街区，因护国寺已难觅踪迹。据社科院邸永君《护国寺与护国寺街古今谈》一文的考证，寺与街已有八百多年历史。此寺元代名崇国寺，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加护国名，称大隆善护国寺。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曾对寺庙大加修缮，正式敕名为护国寺。民国以降，护国寺逐渐荒废，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因年久失修，殿宇大多坍塌损毁。20世纪50年代，原建筑大多被拆除，改建楼房，仅有金刚殿以及西配殿等十处建筑遗存。2004年，护国寺西配殿又不慎失火被毁，仅有金刚殿三间保护尚好。为寻找护国寺，我绕着护国新天地美食城转了一圈，询问保安，才在大楼背后的胡同里，透过一个紧锁的大铁门，看到了金刚殿的侧影。梅兰芳纪念馆里仅有三两个游客
明清两朝，北京内城有护国寺、隆福寺、白塔寺、土地庙、花市等五大庙会，而西城护国寺与东城隆福寺号称“东西两庙”，所以《京都竹枝词》有“东西两庙货真全，一日能消百万钱”的描述，可以想见当年庙会人流的密集和商业的繁荣。据称，20世纪30年代护国寺庙会还十分热闹，各式京味小吃在此争奇斗艳。但新中国成立后，寺庙被一些单位侵占，因此没了逛庙人流，也就没有了小吃的昌盛。1956年，政府将庙会上颇具名气的十多家小吃摊商组织起来，开办了护国寺小吃店，总算留下了这些特色小吃的精华。改革开放后，随着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增强，才有了护国寺小吃一条街。而护国寺小吃店也将其品牌店开遍了全北京，甚至还走向了世界。
从护国寺街西口走到东口，人流逐渐稀疏。想当年，京剧四大名旦之首的梅兰芳所到之处万人空巷，戏迷的疯狂程度丝毫不亚于今天的明星粉丝。梅兰芳在北京的故居有多个，护国寺街9号只是其最后十年的居所。梅兰芳祖籍江苏泰州，1894年出生在北京前门外李铁拐斜街，他还住过百顺胡同、鞭子巷头条，成名后住过红星胡同61号（旧门牌为无量大人胡同24号）。1932年迁居上海，抗日战争后他一度居留香港。新中国成立后，他被任命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才从上海迁回北京。此后，他先后担任过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京剧院院长、中国戏曲学院院长。国家对梅兰芳特别看重，将清末庆亲王奕劻王府的院子修缮后安排他居住。1961年梅兰芳逝世后，周总理提议建立一座梅兰芳纪念馆，直到1986年，该纪念馆才隆重对外开展。
梅兰芳被誉为伟大的演员和美的化身，可以称作是中国京剧艺术最杰出的代表。他曾多次到日本、美国、苏联等国访问演出，获得了国际盛誉，也使京剧艺术跻身世界戏剧之林。但在现代科技进步和新媒体的冲击下，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艺术欣赏习惯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很多传统的艺术形式都受到挑战并经受危机，京剧也莫能例外。今天，来梅兰芳纪念馆参观的更多的是外国人，梅兰芳的戏迷大多是一些退休老人，在青少年当中，京剧已无可挽回地失去知音了。
护国寺北边还有个胡同，名字最富诗情画意：百花深处。在老舍、顾城的笔下和陈凯歌的电影里，都有描绘。百花录音棚曾是现代音乐人特别留恋的地方，但今天再走一圈，看不到百花，也没有音乐飘过，看到的只是一个弯曲、破败而无趣的胡同。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流行艺术，似乎没有任何一种艺术形式是不朽而永恒的。怎样把即将消失的传统艺术传承下去，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课题。菜市口寻谭嗣同足迹
菜市口，早没了菜市，也没了刑场，也找不到可以讨刀伤药的鹤年堂，只有鳞次栉比的高楼，还有马路上的车来车往。一百多年前谭嗣同在此坦然面对死亡，留下了脍炙人口的壮语：“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让这块街区总留着一些豪侠气。菜市口早没了菜市，骡马市大街也早没了骡马
从地铁四号线菜市口西北口出站，向南望，是宽阔的菜市口大街，西南有中国移动大厦、福地广场、开元大酒店；东南则是一片圈起来正在拆迁的胡同，即著名的“大吉片儿”胡同区，也是宣南“士子文化”核心区、78家同乡会馆的聚集地，其南边一片十几层的高楼已建起来了。迎着夕阳西望，是广安门内大街，宽阔的马路上挤满车辆。西南是枫桦豪景大厦；西北角是圈起来了的拆迁改造区，房子已拆得差不多了；向东看，骡马市大街也早没了骡马，挤满的还是车辆，东北角北侧是国家版权局大厦。车流碾过的地方，或许就是当年“戊戌变法”六君子断头喋血处。岁月早已洗刷了血痕，湮灭了悲壮，今天的日子就这样平静流逝。
为找寻谭嗣同的足迹，跨过十字路口向南，在开元大酒店的南侧，北半截胡同41号，一个立于小土坡上的矮小院落前，我找到了浏阳会馆石碑，还有墙上刻着的“谭嗣同故居”字样。走进窄小破落的红院门，左拐几步，才看得出这里曾是个院落。里面是一间间恣意搭建的凌乱、歪斜的小房子。废弃的家具、拖把、花盆、砖瓦、煤球堆，还有破旧的自行车、电动车挤满院落，人只能从中间侧身而过。房顶搭着旧毡，上面压着石块和短砖，间生着杂草，门窗房梁腐朽倾斜，只有那粗壮但锯短了的大树还记着年岁的沧桑。穿行在七弯八拐的小弄，询问已住此二十多年的女住户，已经完全不知哪间房曾是谭嗣同的住所。院子里现在至少寄居了几十户居民和租户，除了门口石碑，完全看不出这里曾是浏阳会馆，更找不到谭嗣同“莽苍苍斋”曾经的气概。
想当年，谭嗣同得知戊戌变法失败，面临清廷的搜捕，他镇定自若，在此静候被捕。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真乃一代英豪！维新变法虽然失败，但维新志士洒下的鲜血，滋养了变革的种子。谭嗣同死后十多年，清政府就走向了覆灭，随后开启的是20世纪中国革命的时代。菜市口北半截胡同41号浏阳会馆旧址烂缦胡同的湖南会馆，毛泽东当年进京曾经住过
谭嗣同是湖南浏阳人，但生于北京，自小仰慕侠士，与北京当时著名的“通臂猿”胡七、“大刀”王五学剑习武，二十岁左右开始策马佩剑，游历天下，走遍了黄河上下，大江南北。他的著作《仁学》是近代中国最早宣扬自由平等的启蒙著作之一，他认为“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主张“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并认为“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赋税之取于民，所以为办民事之资也”。这些民本、民权、平等思想到今天仍有积极意义。他公开主张废科举、兴学校、开矿藏、修铁路、办工厂、改官制。他不仅是激进的思想家，还是行动者，1898年他被光绪诏授四品军机章京，积极参与新政改革。变法只维持了103天，慈禧就软禁光绪帝。在此之前，谭嗣同密会袁世凯，希望其带兵入京除掉保守派。被出卖后，他不像康有为、梁启超一样潜逃，而是以死来殉变法事业：“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
今天的谭嗣同故居，在高楼的挤压下，更显矮小破败。浏阳会馆西边胡同里有鲁迅曾住过七年的绍兴会馆，鲁迅在此写出了《孔乙己》、《狂人日记》等著名小说。再往西一个胡同里有湖南会馆，这条胡同虽破败但有个诗意的名字：烂缦胡同，保护较好。这片会馆集中的街区，即将湮灭不存了。我2015年年初再次探访，已看到贴在南半截胡同的拆迁公告。西城区的戊戌维新纪念馆保护利用工程，不知建成后模样如何，但愿能留存谭嗣同的豪侠之气和些许胡同记忆。沈家本故居和摇晃的“枕碧楼”
在中国法制现代化、建设法治国家的历史进程中，绕不过一个达古通今、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他就是被誉为中国法制“冰人”的沈家本。
百度介绍，沈家本的故居在金井胡同，还称故居内有一座中西合璧风格，砖木结构，藏书五万余卷的“枕碧楼”。怀着对中国法制现代化做出巨大功绩的前辈的尊敬，我开始了对沈家本故居的探访。
从地铁四号线宣武门站西南口出来，沿着宣外大街向南，走大约三百来米，从第二个胡同即达智桥胡同进入，路过破落的杨椒山祠，再右拐向北几十米就有一个十字胡同口，左拐进去十多米，一个院门墙上挂着蓝边白底金字的牌子，上面写着“沈家本（1840-1913），浙江归安人，清朝光绪年间进士，是清末修订法律的主持人和代表者，对于近代中国法制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书稿《沈寄簃先生遗书》为研究我国古代法律的重要文献。建筑坐北朝南，平面呈矩形，三进院落，沈家本当年所建藏书楼‘枕碧楼’，至今保存完整。1990年12月被西城区人民政府公布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下面还有英文简译，落款是西城区文化委员会。位于金井胡同的沈家本故居
虽然有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但是沈家本故居的残破拥挤程度远超出我的预料。院门两侧都盖成了两层小楼，左侧是灰白色，右侧则是传统的青瓦色，右侧的窗台上又搭出了一片遮阳棚。正门有一个两米多深的门楼，左右两侧都堆满了破旧自行车和砖砌的煤柜，柜子上面又堆放了修自行车的铁柜子和一些杂物，仅留下一人多宽的通行道路，门头上拉扯着大把的电线和网线，院门原来的模样、色泽已完全看不清。进得院内，迎面就是一间私自搭建的棚户小屋，外墙放着一台旧摩托车，斜拉着晾晒衣被的绳子。所谓三进院落，早已没有了院子，全是搭建的小棚屋，中间只剩下刚容一个人行走的通道，透过这些棚户间隙，勉强看得出以前灰砖黑瓦的颜色。
沈家本当年所建藏书楼“枕碧楼”的确还在。一进院门，右手有一个破旧的木质楼梯，走上去，摇摇晃晃。二楼应当就是藏书楼了，似乎这里现在还住着一户人家，木质过道堆满破旧的家具和杂物，还晾晒着毛巾衣物，但关着门，看不出半点藏书楼的味道，也不知当年的五万卷藏书去了哪里。站在摇晃的木楼梯上，透过院里的破房顶，看得见北边的蓝天，还看得见北边潍柴动力的大楼。沈家本故居内部残破不堪沈家本故居的“枕碧楼”，曾藏书五万余卷，现在摇摇欲坠
百度词条“沈家本”，这么介绍：1840年生，浙江归安（今吴兴）人。光绪时的进士。他历任天津、保定知府，刑部右侍郎，法部右侍郎，资政院副总裁等。他搜集并考订整理中国古代法律资料，建议废止凌迟、枭首、戮尸、刺字等酷刑。他曾奉命修改《大清律例》为《大清现行刑律》。后参考资本主义国家刑法，制定《大清新刑律》。沈家本1913年去世，终年74岁。“枕碧楼”是他著述、藏书之所。晚年有诗曰：“与世无争许自由，蠖居安稳阅春秋。小楼得书数千卷，闲里光阴相对酬。”楼内藏书达五万余卷。辑有《枕碧楼丛书》12种。
民国时期法学家杨鸿烈评价说：“沈氏是深入了解中国法系，且明白欧美日本法律的一个近代大法家。中国法系全在他手里承先启后，并且又是媒介东西方几大法系成为眷属的一个冰人。”冰人，即媒人。当代著名法学家李贵连在其《沈家本评传》中评价说：“他固然是一位公认的律学专家，同时又领导了一场针对旧律的翻天覆地的改革。这场改革使得运行了约两千余年的旧律走到了尽头，从此，以亿数计的中国人得以生活在现代法律体系中。”高勇年在其《法学泰斗沈家本》一书中给予沈家本更高评价，称他是“中国传统封建法制的掘墓人，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奠基者”。
学过中国近代史的人，肯定记得教科书里屡屡提及的西方列强与晚清政府签署的不平等条约中有一条是要享有“治外法权”，民国时期“废除治外法权”被看作是中国外交的胜利。所谓“治外法权”，指的是西方国家在中国获得贸易权和租界后，大量外国人进入中国工作和生活，西方国家认为中国原有法律属于“未开化”国家法律，酷刑种类繁多，审判程序缺少制约，因此要求其侨民犯法不能由中国政府审判，只接受自己国家法律的制裁。“治外法权”的确有损中国的国家尊严，是一种屈辱，但有一个好处是让闭关锁国的大清认识到了祖宗传下来的法律的落后，起到了促使中国法律与国际接轨的外因作用。沈家本就是在这种外力推动下，从内部推动中国法律革新的操盘手。
民国时代的沈家本，拒绝担任民国政府司法总长，在“枕碧楼”闭门不出，埋头著述整理法律文献，1913年7月12日在此故居溘然逝世。民国政府继承了其法律思想，高度评价其在法律革新方面的重要地位。当时袁世凯的挽联是：“法学匡时为国重，高名垂后以书传。”
这么一个今天看起来残破的院子，这么一座摇晃的藏书楼，是沈家本生活了十三年的地方。在此地，他写下了最重要的推动中国法律进步的著作，中国历史上存在了数千年的凌迟、枭首、戮尸、刺字等酷刑就在他的倡导下被废除。在他的主持下，《大清新刑律》、《大清商律草案》、《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法院编制法》、《违警律》、《大清监狱律草案》、《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和《大清民律草案》等数十种与国际接轨的新法律拟订出台。据资料介绍，沈家本的后人也有很多成功人士，还有在政法大学当教授的孙子继承其法律事业。但不知道这个老宅如何被转手，为何残破至此。它虽然被纳入文保单位，但没有得到任何维修和保护。
从沈家本故居踱出，沿着北向的一个巷子走出，几十步就到了上斜街。不远处就是高楼大厦，北边的环球财讯中心大楼，觊觎压迫着南侧的胡同小院。
沈家本离世已经一百多年了，回想这一百多年中国法治建设的曲折进程，我们应当更加珍视沈家本的法律遗产，象征着中国法律进步的沈家本故居和枕碧楼理应得到更多的呵护。被遮蔽的黎元洪故居
北京王府井大街北端西侧，华侨大厦的对面，王府井大街27号，有一个十多层的社科博源宾馆。宾馆前有一个水泥影壁挡住正门，楼的北侧也开有一门，挂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牌子，在拐子型楼的连接层中间还奇怪地夹有一个中式小房子，小门脸上挂着一个已褪色的红牌子，上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与大门对望的是著名考古学家夏鼐的雕塑，似乎在用一种忧郁的眼神注视着这一切。
从考古所大门再往西走几步，再过一个院门，又有一栋南北向的九层大楼，再往南拐，发现大楼之间夹有两片中式老房子。一个中式小平房躲在社科博源宾馆和考古研究所的凹形大楼中间，铁栅栏围着；另外一片是坐北朝南的七八间小平房，倚在挂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世界历史研究所”牌子的办公楼前，后墙爬满藤蔓，诉说着历史的风霜。可能大多在此住宿和路过的人都不知道，这片在现代建筑夹缝里残存的小平房，曾经是中华民国开国元勋黎元洪的故居。而深知此段历史的就是在此办公的历史学家们，他们就坐在黎元洪住过的院落里，书写着给我们看的历史读物，却无奈地看着市场力量一点点地侵蚀着这珍贵的历史文物。王府井大街东厂1号曾经是黎元洪故居，其旧址已经盖起了社科博源宾馆
据《新京报》“北京地理”的调查和周昭坎的文章，黎元洪在京城的宅院，是他当了副总统进京后，袁世凯以十万银元买下荣禄的住宅送给他的。此地段曾经是明代的东厂所在地，清代时两广总督瑞麟、直隶总督荣禄先后住过这里，并改建成带有花园的豪华府邸。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由副总统继任总统，仍居此宅院。黎元洪与段祺瑞发生“府院之争”，张勋借调节纷争进京复辟帝制，段祺瑞率军讨伐恢复共和，黎元洪辞职离开此宅赴天津。1922年，直系与奉系军阀争权，总统徐世昌辞职后，黎元洪再度出任总统，仍回此院居住。但第二年即被逼下野，从此离开此宅寓居天津，远离政治。1926年黎元洪将此宅售给日本“东方文化会”，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接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入驻办公，同时西部的四合院成为北大文科研究所，这里曾住过北大校长胡适，还先后住过傅斯年、范文澜、梁思成等大牌学者。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成为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和考古研究所，郭沫若曾在此办公。20世纪70年代末，黎元洪宅院西片被拆除，兴建了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和世界历史研究所大楼，80年代，又修建了六七栋研究所职工宿舍楼。东边的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也在新世纪初被拆掉，盖成了社科博源宾馆和考古研究所大楼。我们看到的夹缝中的中式小房子据说就是黎元洪曾经的花园“紫藤轩”中的建筑，它连同大楼后院的两栋小平房，还有一棵白皮松，就是黎元洪故居的全部遗存了。
黎元洪是我们湖北老乡，黄陂西乡（今属湖北省大悟县彭店乡黎家河）人，史称“黎黄陂”。他是辛亥革命武昌首义推举的湖北军政府都督，因首义之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后被选为副总统。他是一个不同时期褒贬不一、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袁世凯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他为副总统兼任湖北省都督，此后他还两任民国大总统，孙中山称赞他为“民国第一伟人”，去世后国民政府国葬时给予“首举义旗、创造民国”的评价。但在更多的历史书籍里说他是“傀儡总统”，谐称“泥菩萨”，是民国历史进程的过渡性人物。的确，黎元洪是被历史潮流推上前台的风云人物，他是名甲午海战的幸存水兵，后遇清末名臣张之洞提携，赴日本考察军事，在湖北训练新军立下功劳，辛亥革命前官至湖北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时，因其敦厚个性、对革命党的宽容态度和在新军中的影响力，被起义士兵推举为湖北军政府都督。虽然后来在历史叙事里，他被描述为躲在床底下被革命军拖出来勉强上任的都督，但其武昌首义功臣的角色不容置疑。他在北京担任副总统、总统的闪光时刻是反对袁世凯称帝，并对袁的册封坚辞不就。张勋入京复辟帝制，他坚决反对，并支持对手段祺瑞起兵讨伐。黎元洪缺少政治家的铁腕，他的中庸性格决定了他的历史命运。黎氏两次任大总统的任期也都只有一年左右，他自己承认“我虽然三度因缘际会，有两戴总统桂冠的风光，但更多的是交瘁的身心和梦魇般的回忆”。
黎元洪的历史乃至中华民国初年的历史，是中国挣脱封建帝制，学习现代民主共和制度的牙牙学语期。华中师范大学原校长、著名近代史专家章开沅先生曾在接受《南方都市报》的采访中评价说：“长期以来，黎元洪就没有享受过历史的公正。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仅有国民党的正统史观的影响，而且有共产党革命史观的影响，此外还有湖北地区若干首义志士的党同伐异乃至挥之不去的潜在‘反清情结’。这样，就使我们难以对这位重要历史人物及其相关史事作出客观而公正的评述。”学者余世存在一篇文章里，这样评价黎元洪的“人性”：比起孙中山、黄兴等开国之父，黎元洪被矮化、丑化了。如果我们能够客观地考察他的一生，其实可以看到，他虽缺少崇高和壮美的风采，但他的宽柔亲和是更具有“现代性”的国民理性。
晚年黎元洪寓住天津，致力于实业和公益事业，曾任中兴煤矿董事长、黄陂商业银行总董事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等企业的董事。他参与了大量的公益慈善事业，先后捐赠股票或公债参与创办天津的北塘第一所小学和南开大学。他捐资在黄陂老家修建黎氏宗祠，内设孝义小学堂，出资聘请塾师并承担学生学费，还捐款创办黄陂前川中学。他还曾捐赠10万元股票筹备创办江汉大学，后学校未建成，筹款被用来建了武汉大学宋卿体育馆。
走近社科博源宾馆大楼，北侧挂着销售商务茶礼的大绿色的“茶”字招牌，南侧是家常菜、老北京烤鸭的大红招牌，一派灯红酒绿的氛围。显得大楼夹缝里的那片中式灰砖瓦、红门窗的小房子颇有几分孤独。看来，已被历史遮蔽的黎元洪旧居，不再可能恢复成名人故居了。幸好他的湖北老家黎家河已兴建了黎元洪故居纪念馆，他在武昌卓刀泉土公山的陵墓，近年也得到武汉市政府的维修，建设成为了民国大总统陵园。遗憾当年在华师上学时对民国历史还没有兴趣，没有去瞻仰过东南门的黎元洪墓，有机会一定要补上这一礼。黎元洪故居的遗存建筑鲁迅的寂寥与白塔寺的再生
北京有两座著名的白塔，一座在北海公园，一座在阜成门的妙应寺，它们都是北京天际线的独特风景。尤其是在树叶凋零的冬季，看见白塔在雾蒙蒙的空气里闪亮，顿时让人生发怀古的幽思。
看到报道，妙应寺白塔经过长达两年多的维修后再次向民众开放，于是萌生了再访的兴致，打算顺便再参访一下两次因闭馆未能入内的鲁迅博物馆。周六起了个大早，坐地铁赶到了阜成门，先去拜访鲁迅。
雪后的北京早晨，虽然寒风刺骨，但阳光温煦。透过博物馆的大门就能看见鲁迅的汉白玉雕像，先生凝视的表情显得严肃而深沉。鲁迅博物馆不收门票，保安看了一下身份证就让进入。我问人多吗，他回答不多。我问每天大约有多少人参观，他说平均一百多吧。进入陈列厅，阳光从空空的大厅上方照下来，让鲁迅曾支持过的刊物的镂空名字如“文艺”、“前哨”、“北斗”等在那里闪亮。一楼展厅依照鲁迅的生活轨迹，从绍兴到南京、日本，再到南京、北京、厦门、广州、上海，展出了一些珍贵的照片、作品、手稿及生活用品。只要中学以上文化水准的中国人看到这些文物，联想到学过的鲁迅课文，就会很有感触。但是除了一位工作人员外，展厅只有我和另一位老人在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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