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体制的政治 (制度经济学译丛)(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美]塔洛克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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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体制的政治 (制度经济学译丛)试读：

尽管有这类大声警告的存在（有些这类警告听起来就好像是赞扬的呼喊，令人感到奇怪），在上个世纪，出于若干原因，政界人士还是将越来越多的有组织的社会活动负担加之于政治过程和政府运作过程。由于要求由政府来做的重要事情越来越多，大众对于单独的公共决策或政府决策的民主控制程度已经被逐渐削弱。实际上，西方社会只是在大众民主已经消失之后才获得了普选权。选民，即最高领导，必须在民主哲学家未曾梦想到的程度上，仅仅满足于选择自己的领导人。政府的日常决策出自官僚体制中不断增加的维度。非政府和准政府的官僚体制一直与政府官僚体制相伴成长。现代大公司的行政管理等级制与联邦官僚体制之间的差异，比这种等级制与亚当·斯密所设想的自由订约商人的差异还要小。“公共的”和“私人的”政府都在不断向大发展。这种历史趋势已经使许多懦夫学者陷入绝望，躲进一个虚无缥缈的虚幻世界寻求逃避。这种趋势也使许多“知难而退的（downstream）”学者对人的、个人的表面死亡高兴地窃笑。与他们不同的是，塔洛克却坚定地迎难而上，在本书中大胆地抓住了由现代官僚国家提出的棘手问题。实际上，他是这么说的：“要是我们必须得有大型官僚体制，至少我们应该让自己睁开眼睛，看看它的内部运行机制。人不能轻易停止存在，因为他身陷行政管理的等级制中。他仍然是一个个人，有着个人的动机、脉搏和意愿。”看来，这种对待事物的看法颇有道理。不过，令人惊讶的是，我们发现，没有几个官僚体制的理论家是从这个基础上开始研究的。许多的行政管理理论，不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都基于相反的观点，即人一旦置身于等级制中，他就变得像一部机器，一部忠心耿耿执行上级命令的机器，而上级的行为就是要让整个组织实现政策决定。塔洛克却把我们带回到亚当·斯密的说法，并重新措词，表述为如下话语：“我们所需的研究经费或福利支票，并非得自官员的恩惠，而是得自他对自己利益而非公众利益的算计。”

亚当·斯密和经济学家们一直都受到指责，塔洛克也将受到这样的指责，说他们谈论的世界中只有恶人和不道德的人。人“不应该”要么“挣钱花钱”，要么“玩权术（politicking）”。这样的指责从未停止过，可也差不多毫无意义。有些社会批评人士根本就不喜欢这个世界本来的样子，而且还拒绝让那些可能也不喜欢这个世界的社会科学家去分析现实。对于科学家来说，分析当然必须先于开处方，而开处方必须先于着手改善。通往乌托邦之路必须从这里开始，在这里没有处置妥当之前，这条路就无法破土动工，不管对远处的描述有多美。塔洛克的分析就是尝试着处置现实中的“这里”——现存的现代官僚体制。他对在这种体制中行为的假设是从经验出发的，不是从道德出发的。他很愿意把他的模型交给读者和未来的学者去检验。事实上，如果现代官僚体制中的人，从他们自己职位晋升的意义上说，在遇到相应的选择时不是求“多”而是求“少”的话，塔洛克随时都准备承认，他的模型说明不了问题，不过是某种纯粹的同义反复。

如果人们承认，正如所有诚实的人所说，即便是处于官僚体制的等级制中，个人也还是个人，那么塔洛克的分析就是有意义的。这种分析提供了一个基础，以便认真讨论改进这些官僚结构“效率”的前景，完成分配给它们的任务。对任何等级制组织的效率进行评估都要分两步走，这与对市场组织效率的讨论是一样的。首先，必须有对个别单位（individual units）行为的一番描述，一段解释，一种理论，以建立起结构。这种理论，也同在市场理论那里一样，可用于两个目的，而且，由于这一点，方法论上的混乱也会加重。这样一种解释性的、描述个人行为的理论可用于规范的目的，可以为接受了分析模型中假定目的或目标的个别单位的行为提供一份指南。然而，在一种完全不同的意义上，这种理论能以实证的方式发挥描述和解释的功能，描述一般的或有代表性的单位的行为，而对任何类型的行为没有规范意义。这里需要对这个重要的区别予以着重强调。这种区别在经济学理论中还从未被充分阐明过，尽管同塔洛克和其他几位学者目前正在尝试发展的新生的政治理论相比，在经济理论中，这种区别要鲜明得多。

与企业理论的相似之处在这里值得做一些细致的讨论。这种企业理论，也就是有组织的市场经济中的个别单位的理论，可用于两个目的。如果运用得当，它可以指导一个企业进一步寻求模型中具体规定的目标。这样，这种企业理论就完全走出了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而进入了企业管理或管理科学。然而，从本质上说，同样的分析也可以被经济学家使用，作为一种描述理论，帮助研究市场组织的学者理解这种制度的运行，因为这种制度必然是由个别单位组成的。

塔洛克关于官僚体制中“政治人”个人行为的理论，能够也应该得到同样的解释。因为这样的单位，也就是“政治人”，接受了假定的目标——在这个例子中就是在行政管理等级制中得到晋级提升，因此塔洛克的分析可以成为有抱负的官员们的“指南”。但是，若主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塔洛克的分析，在我看来，那就大错特错了。相反，对政治人个人行为的分析应该被看作是描述性的和解释性的，而且应当看到，这一分析能够帮助我们有效地理解官僚体制的普遍运行机制。

一旦这个关于个别单位行为的基本理论得以建构，就有可能开始建立一种包括所有制度在内的理论，其中也包含了个别单位之间的互动模式。从塔洛克研究的这种制度，也就是行政管理等级制的性质来看，他的“组织理论”相对于类似的“市场理论”还没有充分开发。在这里有可能出现一种较为成熟的理论，如果能这样，无论是谁决心来精心阐述它，塔洛克的分析都会是重要的帮手。

最后，从实证分析到规范性陈述是重要的一步。这么做不是为了直接改进个别单位带有战略意义的行为，而是要改进描述组织的一套工作准则。这一步——它肯定也是所有社会科学的终极目标——只有在上述理论已经使观察者有能力对不同选项进行某些比较之后才能进行。这本书的后半部分主要用于开发这种规范，以“改善”等级制组织的运作。

当然，塔洛克的“政治人（politician）”类似于“经济”人。然而，这并不是说，这个人，这个政治人，就是对现实世界不折不扣的表述。塔洛克比较谦虚地说（如果他还没说，也应该这么说），参照政治人是一个理想模型，我们必须认识到，尽管这个参照政治人恐怕并没有霸占现存的官僚结构而排斥所有其他人，但他常常是现实中的一个部分。塔洛克的主要贡献之一，或者说是我看到的他的主要贡献，在于他有能力赋予这个官僚人物鲜活血肉，让他运用自己的权力去决策、去行动。据我所知，迄今为止官僚体制的理论家们，在用人物来说明其等级制方面，尚未取得真正的成功。在现代管理理论中，什么是激发官员们行动的动机？我猜想，人们得花费很长时间才能找到一个像塔洛克说得这么清楚明白的答案。由于有了明确的动机，就可以建立起有预见价值的模型，有些预言可以引用事实从概念上加以否定。从任何有意义的角度说，很难想象，研究官僚体制的“理论”，怎能不以这种方式开始。

我对这点的评论，其隐含的意思可以解释为，塔洛克研究行政管理理论的方法是一种“经济”的方法；而这本书最准确的简略表达方式或许可以说它代表了“经济学家”研究官僚体制的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应该是正确的；但是同时，这样一种表达方式也会遮盖和降低塔洛克的第二大贡献。这个贡献存在于他对人们中间“经济”和“政治”关系敏锐的两分法中。由于这本书几乎是专门考察“政治”关系的，因此书中内容极少涉及“经济”关系。这是一位经济学家研究个人之间政治关系的方法。这是一种更为恰当的概括，但是这也会让不熟悉塔洛克特殊用语的预期读者，不能很好地领会这种分析的适当范围。在上述讨论中，我已经在尽力澄清这种“经济学家方法”的意义。在“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之间仍然存在着重要区别。

这种区别，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这本书的中心主题。在一篇前言中不便就作者某个词的用法进行争辩，但是有时候换个同义词可以帮助清除模棱两可的含糊之处。总的来说，塔洛克区分了交换关系和奴隶关系，他把前者称为经济关系，而把后者称为政治关系。我在这里使用了一些粗体字，但我是故意这么做的。在纯粹或理想的形式上，上下级关系是主人和奴隶的关系。如果下级除了取悦上级没有其他选择来改善自己的待遇，事实上，他就是个“奴隶”，绝对的。即使有某些可以抑制或无法抑制上级行为的特殊的制度条件限制，这一点也是成立的，无法改变。至于上级是否能把下级的人格变为资本，并把他作为一种资产推销出去，这并不重要。足够有趣的是，“奴隶制”这个词的通常用法是指一种制度结构，而交换是在这种制度结构中占主导地位的关系。换言之，至少对社会科学家来说，一提到“奴隶制”，心中想到的就是交换过程，被交换的东西是“奴隶”。这个词本身一点儿也没有使主人与奴隶的关系变得有什么特别。因此，当遇到塔洛克书中那么多的例子时，我找不出适当的词来表述他所讨论的那些关系。然而，例子可用来澄清问题。假若你是主人，不能拿我去交换，只能让我没有其他可选择的收入来源，我是不是就算不上是个“奴隶”了呢？我的收入只能唯一地通过取悦你，我的主人，才能得到，尽管事实上，你可能也被锁定在这种关系里了。区别于“奴隶制”的“农奴制”，可能是更能说明这种情况的术语；在塔洛克从封建制度中为自己的分析找出许多例子的情况下，尤其如此。

解释“政治”关系的困难本身证明了塔洛克分析的重要性。而且，也正如他所说，这整本书可以被看作是这种关系的一个定义。困难的根源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人们通常遇到的“政治”关系，并不是它的纯粹形式，如上所说的那种卑劣的奴隶制的形式。相形之下，其对应关系——经济关系或交换关系——却是，至少在概念上，是可以看得见其纯粹形式的。而且，在某些例子中，这种关系也确实存在。这导致了那种说法：我们还没太意识到自己在做些什么，就把自己当作是生活在一个自由社会中的自由人了。经济关系多少是自然而然地来到我们身边的适当组织状态，通过这种状态，个人之间的合作共事得以在一个社会体制内进行。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是，我们在一种奴隶或农奴文化中背叛了自己的主张，而且我们，也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拒绝面对现实——事实上，我们与同事之间的许多关系是塔洛克意义上的“政治”关系。只有这种闭目塞听拒绝事实，能够解释现代学者的失败——他们没能形成一种比较令人满意的有关等级制结构中个人行为的理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塔洛克认为有必要深入东方的文献资料，并利用较早历史时期的讨论进行比较分析的原因。

传统的经济分析能够帮助说明这种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之间的根本区别。一个卖东西的人遇到许多要买他东西的人，这时，他与这些买主就处于一种纯粹的经济关系中，任何一个买主都准备用已确定的市场价格购买他的商品或服务。卖东西的人不是哪个买主的奴隶，也不必“讨好”谁，他要做的只是按约定完成任务——“发货”。相形之下，想想吧，如果这位卖东西的人只遇到一个买主，不存在其他的买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关系就完全变成了“政治”关系。这时的价格变成了“一口价”，即经济学家所说的“纯粹租（pure rent）”，因为，根据假设，这位卖主没有卖掉其商品或服务的其他选择。这样，他就处于单个买主的绝对优势之下。事实上，他成了这个买主的“奴隶”，为了获取优惠条件，为了提高自己的待遇，他必须“讨好”。这里请注意，签约去“取悦”购买其服务的一位买主的家庭佣工，如果有足够数量想购买其服务的其他买主可供选择的话，仍然有可能主要处于一种经济关系中；而监管大量人员的公司行政管理人员与他自己的顶头上司，有可能主要处于一种政治关系中。对经济学家，塔洛克提供了对经济租起源的讨论，还提供了关于经济租的捐赠者与受让者之间关系的一种理论。

这里，塔洛克的区分在讨论一个古老的哲学难题时也是有用的。人在什么时候能面对一种自由选择？公路劫匪可以让旅游者在要钱包还是要命之间做出选择，可实际上那根本就不是选择。然而，哲学家们还是发现，要在自愿与不自愿或者被强迫的几种选择之间划出明确的界线来区分这几种情况是很难的。这里有一种可用的分类方法，根据外部观察者可以预测出来的个人对明显的选择情况做出的反应程度进行分类。事实上，如果个人在遇到明显的选择时，由于可选范围狭窄有限，他的具体行动可以预测出来，有效的选择或决定过程就不会发生了。相比之下，如果个人的反应不可能以很高的准确率得到预测，那么他的选择就可以说是自主有效的。塔洛克的分析隐含了这样的意思：个人在政治关系中的行为要比个人在经济关系中的行为容易预测一些。这是由于一个简单的事实：在经济关系中，存在着多种选择。如果这个隐含意思得到正确引导，发展出一种有预见性的“政治科学”的可能性，原本会比发展出一种经济科学的可能性大。然而，我们当然观察到，经济理论已经获得了确立的与合法的地位，成为了唯一具有真正预见价值的社会科学。这个明显的悖论可用一种普遍性来解释，即：经济学家能把他的准则普遍用于评估个人选择的结果。由于经济学家有能力用“金钱尺度（measuring rod of money）”衡量许多结果，他就能对“一般的”或“有代表性的”人的行为做出比较准确的预测；这种行为，对于许多个人，都是出于自由的或自主的选择。只有通过这种对有代表性的个人做出预见的可能性，经济学才能成为一种有预见性的科学；除了极罕见的情况，一个一个可以识别出来的人的行为显然是不可预见的。相比之下，正因为官僚等级制中政治人个人的选择不那么自由，对其行为的预见才可能更准确一些，远比预见市场中个人行为的准确性高。但是，还没有能让外部观察者用来检验政治行为假说的一般量化测度标准；也没有相当于经济学家的“金钱尺度”那样的尺度可用于官员的晋级提升。由于这些原因，关于个人行为的假说在塔洛克的分析中就更加重要，而可用于量化计算的外部变量的缺失，也使反驳实证假说极为困难。为了提供帮助，塔洛克在此引入了一种简单的但被人忽视了的方法。他问读者，读者自己的经历是不是会引导他去接受或拒绝这种有关官僚体制中政治人行为的假说。

塔洛克并不打算隐瞒他的这一看法：大型等级制结构是不必要的恶，是与好社会不相称的部分，尽管有些明显的例外。然而，这本书的独到之处在于，事实上，这已不只是主张，不只是个人价值判断的表达；而恰恰是重点强调了更多科学分析的必要性。我担心，社会科学家在分析还不该终止之前，就已经过于经常地引荐了一些明确的价值判断。当然，讨论最终必定要归结到价值观念。但是，当讨论进行到这一步时，讨论也就完成了。如果哪位懒汉学者从一开始就求助于价值观念，那么几乎可以肯定，他在诚恳的讨论中也就没有什么作用了。

塔洛克为我们描绘的这个官僚体制的世界，并不是一个吸引人的世界；即便这个世界中的抽象人物已得到公认，即便这位参照政治人在现实生活中不是起主要作用的人物，也是一样。我们当中接受了自由社会基本道德规范的人们感到，这个世界难以想象，更不要说进行批评性的讨论和评估了。然而，外部事件迫使我们意识到，在很大程度上，这就是我们现在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由自由订约的“同等地位的人”组成的理想社会一向是一部辞藻华丽的虚构小说。从所有实际意义上说，在这个政治、经济和哲学具有日益增多的集体化特性的时代，这种理想社会即便作为一种规范也已经消失不见了。

面对如此现实，自由论者不必灰心丧气。20世纪的技术已经使小型组织在许多方面失去了效率，而杰斐逊心目中的自由社会也永远不可能实现。然而，正如自由放任经济秩序的批评者曾经成功地破除了公众对看不见的手的运行机制的信任那样，新兴官僚秩序的新的批评者也能成功地破除对政府官僚体制的仁慈同样天真的信任。塔洛克的分析，尤其会唤醒读者意识到大型等级结构的无效率，不管人们认为这些组织有着怎样的目的或目标。现在似乎还存在于许多人心中的政府的仁慈专制君主形象，实际上已经被打碎了。

当人们认识到，事物的理想秩序既不是赫伯特·斯宾塞的自由放任梦想，也不是民主制度研究中心的W. H. 费里先生鼓吹的仁慈专制主义的“法制下的经济”时，真正的社会制度改革的过程就有可能开始了。西方的人们，还有东方的人们，必须明白，政府，即使是民治的政府，都有可能把许多事情办糟，甚至根本办不了许多事情。如果大多数民众（从长期来看，他们是所有社会的最高领导）能广泛认识到这个非常简单的事实，一个由个人和团体组成的真正自由的社会，就可能再次成为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从而更好地组织人类活动。我们还不知道这个社会的结构，我们可能还要花费数十年时间摸索我们的道路。然而，确定无疑的是，人们必须坚信近代史中那个极为重要的发现——人，作为个体的人。如果我们抛弃或是忘记了这个发现，任由自己被巫婆神汉（false gods）拉上诸多通向奴役的道路中的任何一条，我们就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詹姆斯·M. 布坎南第一篇导论第一章　本书是讲什么的“政治”绝对是一个好词，它具有非常宽泛的意义。我们谈到“国家政治”、“官僚政治”、“军队政治”、“公司政治”；我们也知道“政治人”这个词是指在这些组织的环境中，具有一些特定特征的个人。关于政治的任何一般理论都应该涉及每个这类组织的结构。传统上，国家政治——包括总统、国会和最高法院的活动——要比上述任何一种其他类型的政治，譬如说，军队政治，吸引了人们更为广泛得多的兴趣。就政治活动本身而言，发生在几乎任何具有大型组织特征的重要等级结构中的数量，肯定要比任何时候发生在受到严格限制的从事国家政治的人群之中的数量多得多。从某种相对的意义上说，传统的政治理论似乎忽略了这种非常重要的“官僚政治”，或者“低层政治（politics at the lower level）”。本书则打算纠正这种偏颇。“政治”也被用来指集体决策过程中贯彻执行的“政策”。本书不会用很多篇幅对这方面的讨论多下笔墨。实质性的政策问题将被用于说明各种各样的原则，但是，这里主要关注的是组织方面和行政管理方面。实际上，从本书的分析中所能得出的对政策本身有意义的东西是，行政管理和组织所受的约束对政策选择所施加的固有限制。没有哪个政府应该承担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会看到，有些可以想到的政策，从行政管理的角度上说，是不可能实施的，因此，也是必须加以避免的。

有了这个限制，一般来说，本书中对于“政治”一词的使用将与人们日常言谈中的使用一致。我们不会把它绝对地等同于这个词的通常意义，因为我们将用一种稍微有些不同的方式来看政治关系和政治行为。任何一位作家，在用一种新的方式或以不同的意义使用某个词的时候，哪怕只是略有不同，都应该给他使用这个词的意义下一个全面的定义。可惜的是，我自己使用“政治”这个词的时候却无法遵从这个非常令人想往的原则。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书本身就是我给这个词下的定义。然而，对这个词涵盖的关系或行为的一般差异性特征，还是可以简要描述如下：一般说来，“政治”讲的是由上下级关系在其中占主导地位或居于主要关系的社会情形。政治与经济“政治”一词的这种一般含义，在与“经济”进行比较对照时，可能会说得更清楚。后者作为一门学科，讲的是人与人之间作为自由签约的平等双方相互交往的社会情形。或者，更谨慎的表述为：它讲的是这种关系在其中占主导地位或居于主要关系的情形。纯粹的情况可能难找，但它们无疑是存在的——有组织的商品市场和股票市场就是例子。大多数的经济交换发生都在多少接近于理想的状况下，至少理想的程度足以保证根据纯粹交易类型分析建立的模型有效。举个例子，这个例子可能比其他例子都更有争议。美国的普通劳动者，尽管他的收入可能比他的技术熟练的同伴低得多，却可以在看到合适的机会时随意跳槽；而且在正常情况下，他的雇主也同样可以随意解雇他。但是，在就业机会的替代选择受到限制，而且不论换工作还是换雇员都要付出成本的情况下，就连这里也会出现次要的或说“政治的”关系。然而，只要还有可以选择的机会，主要关系就肯定仍然得说是经济的，而不是政治的。

相比之下，在高级管理层内，政治则变得重要得多。提供给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组织得很差。从一家公司的某个职位上辞职的人，可能得花费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在另一家公司就业，而且即使有了工作，恐怕也不得不安心于一个令人不大满意的职位。人们不必因为这样的事实而为高级管理人员感到特别难过，但是应该认识到，面对他们的劳务市场，他们的处境比起级别和收入都比他们差得远的普通劳动者有很大不同。这种差异最明显的经验证明，就是他们对上级的顺从程度。根据合同规定，普通工人必须服从工头或监管人员的命令。然而，即使不考虑工会的存在（美国的大部分工人没有参加工会组织），工头也会严格克制自己，少对工人颐指气使，因为他懂得，他的工人随时都可以辞工走人，更换雇主。如果哪家公司对待工人专横苛刻，人们就会料到，这家公司支付的工资肯定比它的竞争对手高。然而，当一个人在管理金字塔中向上移动时，雇员的这种相对独立性就变得越来越不明显了。管理政治花样繁多，但是许多大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都会利用这一事实：紧挨着他们的下一级管理人员都会指望他们提拔自己（或是保证自己不降级），而这些下一级管理人员要换个职位也难。结果，人们就会从这些拿高薪的管理人员身上看到一定程度的个人奴性；而这是工头们从来不敢妄想从普通工人身上得到的。

政府职业是上下级关系最具特色的一个领域。对于某些政府雇员，转换到非政府职业是相对容易的，但是对于大多数政府雇员而言，这样的转换要付出重大的个人牺牲。处于严格“政治”关系中的典型政府雇员，只能寄希望于通过取悦上级得到提升。如果他使上级不悦，或者上级本来就很讨厌他，他的升迁机会就十分渺茫了。他不能轻易更换雇主。换个部门或处室也会难以安排。因此，大多数公务员，特别是处于高层的公务员，都把投上级所好当作分内的工作（常常还不是件容易办的差事），而且抱着希望这么做，期盼上级以后会用晋级来奖励这类行为。在美国的文职官员中，职业雇员个人已经普遍不被认为还会通过任由上级“摆布”得到提升了，因为他有可能在某个大公司的高层中得到职位，继续自己的仕途。为了斟酌去留，他也会愿意接受较低的薪水；他大概还会发现，要他去执行的命令不如私人行业中的那么合理。

再说一遍，我们不必同情这个官僚等级制中的个人。他愿意留在目前所在的工作中，只是因为他不愿意接受离开这个工作所必须付出的个人金钱方面的牺牲。在有些政府部门，特别是武装部队，雇员要离职是极其困难的，有时候（在战时）是根本不可能的。在这类情况下，经济因素根本不在考虑之中。选择机会对于行为的影响就不重要了。

要找到纯粹的或理想的、不掺杂任何经济因素的政治关系，我们就得离开美国。“多元社会”是历史的特异。在历史的大部分时期中，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都从属于“大一统”的政权。在这类政权统治下，〔1〕

不是有许多个多少是独立的（尽管也有相互影响）组织，而是只存在一个控制或者试图控制社会生活所有方面的单独的庞大组织结构。这种结构的统一性，与其说存在于现实中，还不如说存在于理论中。苏联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不可能完全控制苏联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同样，中国的皇帝也不可能控制人口众多的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尽管如此，这些体制在理论上是完全统一的，而且为了某些目的，〔2〕也必须这样来分析它们。

几乎在所有现实世界的情形中，都存在着一些既是经济关系也是政治关系的因素。在20世纪的美国得到了极大发展的推销术，就是主要把政治关系用于基本上是经济交换关系的一种做法。推销员对顾客使用的计谋，同古代的侍臣对统治者使用的计谋是一样的（在零售企业中，顾客常常被当作“上帝”对待）。然而，在日常的经济交换中，尽管从外表行为推断，卖方显得有些低三下四，但买卖之间的关系却是平等的。反之，即便是在中华帝国，厌倦了官场生活的高级文官，常常也能逃脱，要么“退休”，要么在极端的情况下，自杀了事（有许多人这么做）。但是，这类选择的存在，几乎不可能使这种体制变为可以说存在着个人之间自由签约关系的另一种制度。

总之，我们可以说，经济理论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之上，要进行分析的主要行为关系是可以自由签约的个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被认为是接近于现实的，但不是精确的表述，在所有情况下都如是，仅有少数极端的情况是例外。经济理论抽象掉了人际关系中的其他方面，只研究它自己限定的现实部分。

经济学家的假设对有些重要领域显然不适用，政府的官僚体制就值得注意。在遍及世界历史大都由一统天下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里，市场分析相对来说没有什么用。这里占主导地位的关系是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本书要讨论的正是这种类型的社会关系，这种类型的社会情形。同在经济理论中一样，这里的分析也将抽象掉现实中的其他方面。在差不多任何现实世界的情形中，上级都应意识到，他并不能完全主宰下属。确实存在一些下属可以进行的选择。如果上级夸大自己的作用，下属就可能从这种关系中退出。然而，对于退出的惩罚可能很大，以至于几乎没有人愿意招致这样的惩罚。方法论

在社会研究领域，从方法论开始讨论是时尚的做法。我要遵循这种做法，但并不是因为我的方法特别复杂；相反，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本书的方法相当简单。我一直在尝试使用这种在我看来适合从每个特例中了解事实的方法。可惜的是，这会导致许多现代社会科学家对这种频繁使用的方法皱起眉头。为此，我要简要地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认为这种特殊方法是个值得尊重的工具，可以在适当情形下了解事实真相。

我们探究事物真相主要有三种途径。第一种是数学方法，或者说是纯粹抽象的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利用人脑的逻辑范畴。第二种是观察我们的环境，这包括在实验室里进行的“非常科学的”实验和研究过程。第三种探究事物真相的方法，我想和马克斯·韦伯一样，称之为“理解”。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和数学一样的内省方法。我们能理解他人如何感受和行动，是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在同样的环境下会怎样感受和行动。这种我们大家每天都在生活中实际运用的方法，出于明显的原因，并不适用于自然科学。在研究某种化学物质的特性时，你对自己说：“假如我是氧化纳，我会做什么？”这不会取得任何进展。这种方法可以用于动物学，但范围非常有限，专门用于研究与人有密切关系的动物。但是这种方法最主要的应用范围显然在于人的研究。近年来，研究人类现象的学者有时候已经在避免使用这种工具。这显然是出于误解。自然科学家，特别是物理学家，在当今的学术界已经奠定了具有巨大声望的地位；但是由于上面给出的原因，他们在工作中几乎根本不用“理解”的方法。大量急于建功立业以便声称自己是真正的科学家的“社会科学家”，由此得出结论说，理解的方法是“不科学的”，是应该避免使用的。

然而，除了在大学之内获取社会声望这一成问题的目的之外，似乎没有什么正当理由故意拒绝使用这种研究人类行为的方法。社会科学家可以使用这个工具，而自然科学家不可以，这个事实应该被看作是一个长处。这也并不是说要放弃其他方法。人类行为方面的问题都是难题，丢弃任何有助于解决问题的工具都是不明智的。

然而，使用这个方法或办法，有一种奇怪的、甚至是矛盾的后果——对于本书将要得出的大量论断，必须从读者的心目中去找出支持性证据。这就是说，我没有拿出实实在在的证据，而是试图让心存疑问的读者用他自己的本能和经验去说服自己。我会提供一些行为类型的事例（精选出的），但不是为了证明特定观点，只是为了更好地向读者解释那些观点，从而使读者能够自己判断，人类是否普遍是按我所说的方式说话办事的。如果读者的“理解”引导他在某个特例上得出了与我得出的同样的结论，那么，他就会接受我对原理的阐述，认为那是事实。第二章　预备知识

广义地说，“社会流动”这个词应该能够解释一种社会制度中个人状态的所有变化。然而，在通常情况下，这个词只用于表明纵向的变化，其概念的典型例子是，一个人社会地位的改善或恶化，可以通过一个纵向标尺的上下移动来表示。在人们已知的社会中，还没有哪个社会能完全禁止这样的变化，尽管有些社会对“流动性”是严加限制的。印度就是典型的例子。可即便是在印度，也不过是设置了一个上限和一个（不大可靠的）下限，在这个上下限之间的空间内，某个人还是能在社会结构中移动。与这类“封闭”社会相反的一端是“开放社会”。从理论上说，开放社会对个人上升和下降的幅度是没有限制的。当前的美国是个很好的例子，尽管就连那里当然也存在着真正的限制——在很近的未来，大概还没有黑人能当选美国总统。大多数社会都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某个地方，个人在社会结构中升降的自由少于美国而多于传统的印度。

有为数众多的作家用各自不同的观点对社会流动性进行过分析。人们或许会料到，美国学生认为“开放”社会是可取的，而有些习惯了封闭制度的学者会觉得，太多的流动性也并不可取。我不会关注这个问题本身，倒是会关注在一个大型组织中出现了纵向流动时，某些可以料到会出现的后果。优选制

从历史上看，大量官员以世袭制为基础选出而且终身任职的政府体制是罕见的。通常情况下，政府机器是由可以在等级制中上下移动的人构成的。高层官员就是特别成功的人士。在大多数官僚体制中的流动性正常的历史情况中，晋级就是某人根据人们认为合意的一些特征进行有意识选拔的结果。我们将把这种有意识选择的晋升称为“优选”。我们所说的“优”具有非常广泛的意义。官员的民主选举就是一个例子，因为这是某人根据人们认为合意的一些标准进行的选拔。在美国国务院这样的一个官僚体制中，平常的晋级程序也会是这样的。举个极端的例子：堕落的国王根据陪酒能力来选择他的大臣，也是在实行我们意义上的优选。因此，在我们的意义上，“优”没有道德内涵。然而，一种优选制总会以某些方式起作用，不论把什么当作晋升或贬谪的标准。

我们来看看一个与优选制的运行类似的例子——位于美国田纳西州橡树岭的气体扩散厂（gaseous diffusion plant）。直到最近，该厂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个工业装置。这个厂是为从铀237中分离出铀235而建立的，利用的是这一事实：如果让两种比重不同的气体通过一个多孔膜（porous barrier）扩散，比重轻的气体会通过得快些。这个机械装置由一个接一个的用多孔膜隔开的气室组成。铀，以六氟化铀气体的形式，被导入这些气室中的一个，部分气体就会通过多孔膜进入下个气室，而这部分气体中的铀235会比原来气体中稍多一些。同样，没有通过膜的那部分气体中的铀237也稍多一些。由于铀235与铀237的比重接近，也由于这种气体从氟中获得了部分重量，因此，每次通过多孔膜，气体的浓度变化非常小。因此，分离气室是呈“多级层叠（cascades）”排列的，这样的气室一个接一个排成长串。每个下一级气室中，铀235的浓度略有增加。到了这个过程的终点，差不多是纯的铀235（六氟化铀）就生产出来了。

这个过程中还有个复杂情况，就是在每一级气体扩散后进入的气室中，铀235的浓度增加了，显然，在气体扩散发生的气室中，铀235浓度也就降低了。由于这第二个气室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铀235，于是设计了一套精细的系统，把这部分气体重新导入到多级分离气室先前的某一点，在那里，这部分气体中铀235的浓度和气体主体中的浓度是一样的。接下来可以这么说，这套系统被向后扩展，以处理扩散后的气体，这部分气体中铀235的浓度比人们在天然铀中发现的浓度已经大大降低。因此，当这套系统在一个终点生产出差不多是纯的铀235时，在另一终点也同时生产出了铀235与铀237的混合物，其中铀237的含量也比天然铀中的含量多得多。

任何一个用我们所说的“优选”制进行晋升人员选拔的政治等级制，在很大程度上都以同样的方式运行。进入优选制的人，要么是随机选拔的，要么是经过一个初选过程选拔的。一旦进入了优选制，他们还会遇到多种情形，他们在其中要么晋升，要么保留原职，要么降级。这些“测试”情形不一定就是这个官僚等级制中的正式晋升。经常还有很多小的步骤，为正式擢升或降级做准备。获得一份好差事，得到上级的信任，在办公室上上下下赢得好名声，所有这些都等同于气体扩散厂中的多孔膜。正像在气体扩散厂一样，某次前进的失败极少是最终的失败；而每前进一步，也就是把这个人放到了一个他将再次被送入进一步分拣过程的位置上。一次降级，一件倒霉的差事，也不过就是把这个人送回到他原来的位置，他还会和其他处于低级职位的人一起，获得新的晋升（或降级）机会。排除极端的例子，他仍然会留在这部机器中，继续接受定期的测试，并依这些测试的结果决定他在目前职位上的升降。

政治等级制中的选拔极少像原子比重那样简单不变，通常要为大量不同的特征选出“多孔膜”，而这些特征又依时间以及依在这部机器中的位置而变。因此，这个过程从来就不像在气体扩散厂中那样“机械”。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部分地产生于在尝试对人做出判断时不可避免地会提出的各种问题，但部分地也产生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政治机器与气体扩散厂不同，通常并不是为选拔人员这个简单目的而设计的，而是做其他事情的一种装置。“成功”的特征

尽管我们的主要兴趣在于政治结构，但是我们对允许社会流动的各种体制所要做的论述，不仅与等级制有关，而且与任何这类体制都有关。例如，这些论述适用于任何一种资本主义经济，因为这种经济允许个人自由升降，也适用于学术界，因为在学术界，个人在某个大学的职位可以升降，在更大社会团体中的名誉也可以升降。实际上，这些体制都根据多种特征对人员进行区分。影响选拔的特征常常是复杂多变的。但我们还是可以对在任何这类体制中都能导致“成功”的特征，做出几点一般性阐述。

任何体制都会选中的最明显的特征是：上升的愿望或抱负。这一点不应被误解；几乎无人不想成功。然而，成功意愿的强弱却因人而异，差别显著。人们持续不断地面对各种做法之间的选择，他们的行动时常受到达到各种目的的意愿的强烈程度的左右；每个目的分别来看都是可取的。某人真的特想赚100万美元，可他却决定去钓鱼，而不是去工作。这个例子再简单不过，却可以形象地说明胸无大志的影响。只去钓一次鱼可能只有轻微的影响，但是任何把自己的大块时间都花在这种消遣上的人，都不会在企业界升到很高的位置。任何体制中的任何个人，都会持续不断地面对不同做法之间的选择，有的做法至少会对他的机遇有某些有利的影响，另一些做法对他的机会可能不利，却另有别样好处。只有经常按照自己的“升迁之道”进行选择的人，才有可能上升到顶层。

在有些体制中，特别是宗教等级体系中，谦逊和守成被看作是位高权重者可取的品德。这无疑为迫切追求成功的人设置了取得成功的障碍。如果按这样的条件选拔人员成为可能，那么，使用这种选拔原则的体制就会让对其显赫职位最没兴趣的人担任它的首脑了。然而，在大多数声称使用这种原则的体制中，比较准确的说法会是，他们是根据谦逊和守成的表面迹象来选拔高位领导的。一个有抱负有头脑的人，若发现自己身处这样一种体制中，通常情况下，他要能够用他的谦逊和守成证明自己，让旁观者心悦诚服才好，而不是做一个真正卑微的人，一点也不去表现自己。

这自然而然把我们带到智力的问题上。几乎任何用优选实现社会流动的体制都会按智力进行选拔。人群中最聪明的成员，或者至少是人们中那些雄心勃勃的人，总能比天赋不那么高的同伴更善于明白什么是上升的必要条件。应该注意的是，我用“智力”这个词，并不意味着“智力测验要测出的东西”（不论那东西是什么），而是指做出“正确”决策的能力。拿主意的能力同准确思考的能力一样重要。哈姆雷特是这样一种人的经典样板，这种人很聪明，但就是拿不定主意。

人们有时说，高智力和对任何困难问题都有透彻的了解，很可能导致的是无所作为。人们还说，决策总是由那些智商不是最高的人做出的。在我看来，决策能力可以和高智力和高洞察力很好地结合起来。根据我们的目的，无论如何，判断一个人聪明不聪明时，唯一重要的是看他做出的决策。如果他老是做错误的决策，或者他经常拿不定主意，他在竞争中就会输给别的做出了正确决策的人。事实上，此人之所以拿不定主意，是因为他成了“精”，看得出每种做法的诸多不利因素，但是他肯定没有另一个能果断决策的人提升得快。

应该指出，在这个上下文中，智力在另一方面也不同于人们的预期：在军队等级制中，做出最明智决策提升也最快的人，不一定是杰出的战术策划人员。在我们所说的意义上，明智的决策不在于这些决策与特定组织宣称的目标一致，而在于它们事实上能促进决策人的职务升迁。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

促进某个组织“目标”的行动，不一定会与促进该组织中某单个成员职务升迁的行动相冲突。可以想象，一个有抱负又有头脑的人，或许永远都不必在以下两种做法中做选择：一种做法能促进组织提出目标的实现；另一种做法能使他自己的个人目标得到进展。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会出现个人面临这种选择的情形。这类情形出现的频率将因要求此人完成的任务和他所在等级制结构的组织效率而发生变化。

高效的行政管理显然要把进行这种选择的机会降到最低限度。当等级制中的某个成员选择了一种最利于他自己职务升迁但对实现组织目标并非最佳的做法时，有两大弊病值得引起注意。首先，不管怎么说，组织目标不能最大程度地实现了；其次，集中在等级制顶层附近的、对组织的“功能”并不特别感兴趣的人增多了。回头看看气体扩散厂的相似情况，多孔膜所起的作用就如同按标准进行选拔，但这些标准不仅违背设计者的初衷，甚至还将导致组织绩效和人才选拔的每况愈下。组织的“效率”

我们来看看两个假设的个人，甲和乙。甲一心想的是自己的职务升迁；乙只关心自己所在组织的目标。这两个人对他们各自决策后果的判断都非常明智。在理想的或完善的行政管理结构中，两个人在大致相当的情况下会采取同样的做法。出现这种同一性是因为，甲意识到，如果他的所有决策都能促进组织目标的发展，那就最有利于他的晋升机会。换言之，在这个理想的结构中，甲根本不会遇到要在两种做法——有利于他的职务升迁，还是有利于组织目标——之间做选择的问题。然而，达到这一结果所要求具有的效率程度，必须异乎寻常地高。通常情况下可以期待的最好情况是，“讲究实际的”甲只能比“追求理想的”乙略占到一点小便宜。大多数现存的政府组织能否达到这种最低的效率水平，非常值得怀疑。因此，最终可能出现的结果是，大多数政府机构的高层由这样一些人构成：这些人对组织宣称的目标没有多少兴趣，却热衷于他们自己的个人待遇。

那么，在这个理想的高效组织中，这个一心向上爬的人会发现，他和理想主义者选择了同样的做法，就因为这么做，对于实现他自己追求的个人目标最有效率。在另一个极端，在设计得太差的组织中，理想主义者会发现，他必须采取几乎是完全机会主义的立场，因为只有用这种方式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在这类情况下，这位理想主义者可能会发现，只有选择促进自己职务升迁的做法，他才能留在这个组织里，并进入一个他希望能影响事情发展的职位。这是行政管理组织最坏的状况。

从某种程度上说，行政管理的好与坏，高效或无效，都不在正规结构设计者的掌控之内。有些活动类型适合好的行政管理，另一些则不适合。倘若一位企业家的活动可以使一位好会计对总利润的贡献多少大致接近于每个员工的贡献，那么，他就处于，比如说，比一位殖民地总督好得多的地位，能确保其员工高水平的组织绩效就是给他们晋级的最佳依据，而总督则没有客观方法去判断其下属的组织绩效。组织的道德

人们可能会在这一点上反对我，认为我忽略了道德在指导人的行为方面所起的作用，还会强调说，品行“端正”的人就不会选择不利于等级制目标的做法，即便那样选择会有利于他们自己的职务升迁。这种反对意见可谓一言中的，尽管我们将会看到，这种说法实在是太过单纯了。这里需要指出的后果是，一种组织制度，一旦出现了上面讨论到的那种冲突，就不会按照品行端正的标准选拔人才了。这样，不讲道德的人比起那个愿意牺牲自己的职务升迁目标讲道德的人就占了大便宜。由此，那个偏向于不顾道德因素而选择了专为提升自己个人地位的做法的人，大概就将是在等级制中得到升职的那个人。在这样一个结构中已经达到顶层的那些官员，他们的普遍“道德水准”势〔3〕必相当低。

因此，看似明显矛盾的是，道德因素对于试图在某个等级制中得到提升的人越是重要，那个等级制选拔的高层领导人相对来说就越是可能不在乎道德因素。道德体系依文化不同而变，差异巨大。而且，快速晋级所需具备的条件依等级制不同变化也很大。我们的制度具有两个独立变量，但是，如果某种文化中的道德体系与某个等级制中晋级条件的关系是这样的——不顾及道德的人可能比严守道德的人提升得快；那么，这个等级制中的高层人员在很大程度上就可能是由不顾及道德的人构成的。相反，如果这个道德体系与等级制的关系使严守道德并不构成对想快速升官的人的障碍，那么，高层官员中讲道德与不讲道德的人员构成，与普通人群中这两种人的构成很可能是相同的。

要设计一种制度，根本不选拔道德水准相对低下的人，那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有头脑而不讲道德的人总能找到符合道德的做法，只要这种做法就是事实上最可能取得成功的做法。不讲道德的人可能不是很聪明，他也可能失算。但是这里的困难在于他不够聪明，而不在于他不讲道德。倘若有两个人，都很聪明又都想在某个等级制中升官；但是一个人严守普遍的道德规范，而另一个人却是肆无忌惮；那么这两个人的差异其实就是，第二个人显然具有较宽的选择范围。如果从促进自己个人利益的角度说，“最佳”做法就是一套道德上可以接受的办法，那么不讲道德的人做出的选择不会不同于讲道德的人。只有在普遍的道德标准阻碍“最佳”做法时，不同道德取向的差异才会起作用。这时很显然，那个愿意违规操作的人会占便宜。对道德的偏离

由此可见，任何利用优选原则选拔人才的组织结构，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很可能不按道德标准进行选拔。当然，偏离道德的程度会因组织不同而有很大差异。譬如说，美国商界代表了一种允许实质上的社会流动和择优选拔人才的体制。由于成功在某种程度上依赖推销术——特别是个人的自我推销术——这种体制的选拔往往对刻板的忠厚老实人不利。然而，在商界体制中还有另外一些几乎是完全不受个人感情影响的关系。在这里，成功就只不过是个做出正确决策的问题，不必给任何人“留下好印象”。一般说来，从事与完全竞争模型非常接近的经济活动的人们，其道德水准可能大大超过政府官僚体制中的或是在公司等级制高层任职的那些人。这一点之所以正确，就是因为在以积极竞争为特征的情形中，“耍滑头”于事无补。

必须强调的一点是，我在这里所说的“道德”，用的是客观的、外部的标准，而我也没有去考察政治人的良心状态。如果我的观察正确，许多有雄心壮志的“野心家”并未有意识地违背任何伦理或道德规范。这些人相当诚挚地认为，他们为有利于自己的职业升迁做出的各种决定，对于实现组织的目标也是可取的。正如前述，这两种目标有时并不冲突。即便出现了冲突，而且是外人看来显而易见的冲突，善于见风使舵的“政治人”也可能没有感觉冲突的存在，还会采取有利于他个人的行动，而没意识到这种行动对实现组织的目标是不适当的。

要区分“对我好的事”和“好事”总是很困难。普适的好从来就不易辨认。那个“政治人”，那个并不特别努力去区分这两类“好”的官僚，能够相当真诚地认为，在外人看来是冷酷无情和偷奸耍滑的做法，在他的职责范围内都是正当的。

大多数人在面对能改善自己运气的计划时，都会得一种所谓的“无意抵制推销症（low sales resistance）”。他们要么认为正在讨论的计划对大家也普遍都好；要么就根本没往这个方面想过。这种人主观上老实，而客观上看则是耍滑头。看起来，大多数“政治人”，至〔4〕少是偶尔，可能都有在主客观意识上均耍滑头的情况。

由于意识到自己多半会在这种情况下面对进退两难的困境，许多非常有见地又讲道德的人便故意避免在这种等级制中任职。这类人意识到，在遇到真正的冲突时，出于本性，他们不可能完全装聋作哑，因为想要保住主观上的诚实；同时在道德层面上，他们也不愿意有意识地采取耍滑头的姿态。无论如何，几乎没有人指望，职业公务员会〔5〕做不符合他们自己利益的事。抵消对道德的偏离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任何组织的负责人都有强烈的意愿，去惩罚而不是鼓励那些不道德的下属，他们使用各种耍滑头的权宜之计，想方设法快速向上爬。然而，这些方法之所以不道德，常用的理由是，这些方法涉及的行为是组织的负责人不想要，而下属觉得——实际上也是——对自己有利的。再说，上级也不想让一群靠不住的人高度集中，直接处于他手下。然而，上级没有办法能够从根本上消灭耍滑头的人。这种人意识到，在某种情形下，装扮成个老实人是取得成功的最佳途径。至多可能做到的，是限制耍滑头的人可占到的便宜。

要做到这一点，办法不难概括出来，但是常常很难执行。看似矛盾的是，适当的规则就是永远也不要信任下属。下属能够蒙骗上级，只因上级听取下属的报告而不调查下属的活动就相信下属告知他的情况。这个建议或许听起来冷酷无情，但是深思一下就可知，这个建议确实提供了唯一能有效减少耍滑头的人比老实人多得好处的做法。通过上级的不断严查，假如耍滑头的下属被迫意识到，他再也不能靠不道德的行为捞到好处，他也就占不到老实员工的便宜了。他能占到便宜只因老实员工受自己良心制约不肯去做那些不道德的事。使用这种明显不信任下属的方式，上级就能给值得信任的人提供最佳机会，同时对那些可能靠不住的人加以制约。

这个看似简单的解决办法立刻就引出了一些重大问题。人们经常认为，组织成员之间相互信任的情感是可取的。上级不断去检查下属的行为将不会导致这样一种相互信任的情感。因此，出现了两个直接冲突的目标。在每种情况下，上级都要用保持“幸福之舟”的理想状态去抵消这种危险——因上当受骗而奖励了某个行为不利于组织目标的人。大多数员工都认为某个得到快速提升的人是耍滑头的人，这当然不会使士气高昂，但这在任何组织得稍好的等级制组织中都不大可能成为主要的顾虑。如果这个组织中的大多数成员都“看透了”某个有抱负但缺乏道德的人，该组织的主管很可能会听信。因此，除了在最坏的组织混乱不堪的情况下，这个耍滑头却有悟性的人就会隐藏起他的图谋，不仅要瞒过上级，也要瞒过同级和他的（大多数）下属。

在组织活动的另一个领域，也出现了一个极其相似的问题。同钱打交道的人完全都能料到，他们会处于细心的会计和审计监控之下。启用这些监控措施主要是因为担心员工会偷钱或挪用资金。对于每个能想到这种事的人（假设绝大部分员工都会想到），这个简单的事实是清楚的。假如有一天，管理层宣布，他们打算信任自己的员工，取消这些防范措施；那么，这大概会真的提高士气。然而，即使没有这样激进的创新举措，金融组织中的士气也并没有低到不负责任的程度；而管理层在其他领域的不信任，一旦作为日常的工作秩序被接受，好像对士气也没有什么大妨碍。

事实上，这里提倡的做法，可能除了措词以外，没有什么新东西。任何在等级制中工作过的人都会认识到，上级并不完全信任他们的下属。他们要求看日常的文件，他们同别的人谈某个事件，他们也交叉考察员工。他们偶尔也会竭尽全力，以大大减少他们对下属诚实的依赖。我在这里提出的建议是：要对几乎所有成功行政管理人员的这一行为进行直接的讨论和描述，而不要含糊其辞，遮遮掩掩。政治人

经济学家依赖于人的假设行为，即：在经济环境中，人们要尽力将自己的效用最大化。在本书中，我打算研究的则是，一个想把政治环境中效用最大化的人的行为。在这些效用最大化者中，有些人会达到等级制的顶层。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优选制将用晋级来奖励那些既有头脑又有雄心壮志的人。优选制也有一种倾向，会选拔出相对来说缺乏道德的人；但是这种倾向的强度会依组织的效率不同而变化。在等级制中晋升的人是最重要的。因此，我提议，对等级制组织中有头脑、有抱负，也有点缺乏道德的人给予特别关注。根据本书的研究目的，这种人将是典型的“政治人”。我将从分析他的行为入手，尝试着概括出组织运行的一般规则或原则，勾画出可能改进组织效率的方法，并指出等级制组织可以完成的社会任务类型所受到的限制。

对这种研究方法可以举出若干个不赞成的理由。我所假设的“有头脑”似乎意味着“理性”，但有些人会否认人是理性的。“自利”的假设可能也会受到质疑，而我对公仆们道德上完全正直的怀疑也可能受到批判。从严格的科学观点看，这类不赞成的理由都与本题无关。一种理论所假设的前提，其表面的现实性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它有没有用处，能否帮助我们探究现实世界。不过，用几页篇幅来讨论一下这些反对意见还是值得的。理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坚持认为“人没有理性”的人们是自相矛盾的。假如人没有理性，那就没有什么可讨论的了，或者说，失去了争论的可能性。也有人会固执地认为，人只是偶尔有理性，或者只是有些人有理性（一定得包括说这种话的人和他的听众）。如果只是某些人有理性，他们就会是被优选型社会流动体制选拔到高位的那些人。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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