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荷)伊恩·布鲁玛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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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年：1945现代世界诞生的时刻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零年：1945
作者：（荷）伊恩·布鲁玛
排版：JINAN ENPUTDATA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01-01
ISBN：9787549562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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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父亲S·L·布鲁玛（左一）和同学在乌得勒支
苏联军人在柏林载歌载舞
荷兰姑娘和加拿大士兵一同庆祝解放
伦敦，英国水兵和女友庆祝欧战胜利日
美国大兵在东京的公园里和日本女孩谈情说爱
1945年5月，荷兰人为轰炸机空投食品欢呼雀跃。
荷兰暴民戏弄“横向通敌者”。
希腊人接受盟军援助
阿姆斯特丹，一名女性通敌者被人浇沥青
为贝尔森集中营的囚犯除虱
马来亚日军战俘营，战俘饿得皮包骨头
英军放火烧毁贝尔森集中营最后一间牢房
柏林，趁清理废墟的间隙，人们稍作休息
柏林的难民儿童
横滨，家园被毁的日本人
希腊妇女为死者哀悼
意大利，一名德国将军被绑在柱子上，等候行刑
诺曼底的奥马哈海滩附近，两名德国战俘在打理阵亡美军墓地
德国孩子走进位于亚琛的学校
山下奉文将军在接受审判时宣誓
戴高乐将军在法国洛里昂，原纳粹海军U型潜艇基地。基地遭盟军空袭，面目全非
巴黎，拉瓦尔在审判贝当元帅时作证（右后方为贝当）
海牙，荷兰抵抗主义者逮捕荷兰国家社会党领袖安东·米塞特
日军向西贡的英国皇家空军投降
印尼自由战士
温斯顿·丘吉尔寻求连任
克莱门特·艾德礼胜选后导读历史的暧昧角落
许知远一
大约十一年前，在香港的一家书店，我随手捡起一本《传教士与浪荡子》，它归属于“亚洲兴趣”（Asian Interest）一栏。
彼时的香港，殖民地的气息正在散去，但仍能轻易感受得到。在湾仔的六国酒店、在银行家穿梭的中环、还有旧中国银行上的“中国俱乐部”，你能感受到那个吉卜林、奥登与大班们眼中的香港。它是西方与东方交融的产物，前者是征服者，后者是承受者，充满了殖民地的异域风情。连Asian Interest这个书分类名称都带有明显的这种痕迹，Asia是欧洲人创造的概念。
这本书是这种视角的延续吗？至少看起来，标题正是如此，封面也是如此，一个裸露双肩的东方女人显露出惊恐的表情。“如今，比任何时刻，香港都感觉像一座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的城市，它只有一个狂热的现在”，翻到其中《香港最后岁月》一章时，正读到这句话。文章写于1990年，他敏锐地捕捉到了香港的不安情绪，旧秩序正在退隐，但新秩序是什么？
我也被作者的叙述吸引，个人游记、新闻报道、文学批评、历史叙述、政治分析，毫无缝隙地交融在一起。他不仅捕捉住这稍纵即逝的时代情绪，还给予了这情绪以更大的历史框架。
更重要的是，你可以感受到作者对陈词滥调的逆反，他用追问、质询、嘲讽来对待所有程式化的判断，他既质疑西方眼中的东方主义，也怀疑所谓的“亚洲价值观”。比如对于香港，他显然不同意这是一座纯粹的经济城市，他看到了这座城市更深的渴望：“去发展一个政治身份，人们必须有连续感，共同分享一个过去，更重要的是，分享一个他们可以为之负责的未来，他们作为公民、而非臣民。”
我买下了这本书，记住了作者的名字——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一个曾长期在亚洲生活的荷兰人，通晓包括日语与中文在内的六种文字。未曾料到，这本书也随即成为一种隐喻、一个指南，它开始缓慢却有力地塑造我的思考、写作与生活方式。
马尼拉、加尔各答、东京、首尔、台北……我去了他去过的地方，试图像他一样观察、交谈与书写。我也寻找到他的其他作品，从20世纪80年代的《面具背后》、《亚洲的尘土》，到90年代的《罪行的报应》、《伏尔泰的椰子》，再到《坏分子》与《西方主义》，还有那本迷人的小说《中国情人》……
在某种意义上，他与奈保尔（V．S．Naipaul）、保罗·塞罗克斯（Paul Theroux）、珍·莫里斯（Jan Morris）一样，变成了我过去十年中反复阅读与模仿的对象。他们来自不同区域，年龄、性别不同，所关注的题材也不尽重合，却分享着相似的特质——都因个人身份的焦虑而获得了对外部更敏锐的观察，有某种局外人才有的洞见，都在极度个人视角与庞杂知识世界之间达成了微妙的平衡。
在他们中，布鲁玛或许是游历的地理与涉猎的知识最广的一位，在很多方面，他与16世纪的人文主义者或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更相似。他继承了他们对他人的文化与生活的广泛兴趣，除了知识、思想，更有对历史中模糊、暧昧、灰色的地带的兴趣。在他的很多作品中，情欲常占据着显著的位置，他也常把目光投向边缘人，这种诚实正是理解、接受、庆祝人类情感与思想的多样性的基本态度。
但在这多样性中，思想的清晰性与道德的严肃性，从未消失。印象深刻的是他在追溯德国与日本的战争罪责与社会记忆的著作《罪行的报应》中的陈述：“没有危险的人民，只有危险的情境，它不是自然、历史规律或民族性格的结果，而是政治安排的结果。”
一些时候，1951年出生于荷兰海牙的伊恩·布鲁玛让我想起他的先辈伊拉斯谟。后者在16世纪开创了人文主义传统，倡导一种宽容、多元的价值观，他也是世界主义者的先驱，从不受困于具体的地域、语言与文化。布鲁玛不具这种开创性，却是冷战结束后涌现出的新的全球经验书写浪潮中的重要一员。2008年，他获颁伊拉斯谟奖，被认定是“新世界主义”的代表人物，“将知识与超越距离的担当结合在一起，以反映全世界的社会发展”。二
2013年出版的《零年：1945》，既是布鲁玛一贯风格的延续，他为被不断论述的二战胜利带来了新视角，探索了那些常被忽略的角落；在结构上，还从他惯常的松散文集，变成了一本更有系统性的专著。
在西方读者熟知的叙事中，1945年是一个英雄主义、充满胜利感的年份——自由世界战胜了法西斯的挑战，是罗斯福、丘吉尔的光辉岁月，战后的世界新秩序由此建立起来。
布鲁玛却描绘了历史的另一些面貌。
他描述女人们——她们是法国的、德国的、日本的——对于到来的盟军士兵的强烈情欲，胜利者不仅意味着正义与力量，更是强烈的性感。而胜利不仅意味着旧秩序的崩溃，更是被压抑欲望的巨大释放。一位法国女小说家伯努瓦特·格鲁曾这样描述她与美国大兵情人的关系：“四年的敌占期和守了二十三年的贞操让我胃口大开……我狼吞虎咽地吃下两天前在华盛顿下的鸡蛋，嚼着在芝加哥罐装的午餐肉和四千英里以外成熟收割的玉米……战争可真是好东西。”这些来到欧洲的士兵也像是历史性的隐喻，作为解放力量与历史新动力的美国不可阻挡的诱惑，格鲁感慨被美国大兵压在身下就像跟整片大陆同床共寝，而你“无法拒绝一片大陆”。
被释放的不仅是情欲，也有饥饿感、报复欲。它们都带来了道德上的混乱。所有人都成为极度自私者，如德国作家波尔所说的：“每个人掌握的只是属于自己的生活，以及任何落到他们手上的东西：煤炭、木头、书籍、建材。所有人都能理直气壮地指责别人偷窃。”
报复行为也随着这失序到来，那些昔日关押在集中营里的人们成了残酷的报复者。报复也常是盲目的，克拉科夫的犹太人即使在德国人的压力下幸存，却又遭遇了本地人新的攻击，而在马来西亚与印度尼西亚，华人而不是入侵者日本人，常成为攻击对象。
让我尤其难忘的是大町的命运。1945年秋天，她是安东市七万多日本侨民中一员。对于这些带着希望与憧憬来到伪满洲国的日本人来说，这是个失败与惶恐的时刻。日本天皇已宣布战败，涌来的苏联红军则让他们忧惧不已——自1905年日俄战争以来，俄国人的残酷印象就根植于日本人心中。为了应对可能发生的大规模的强暴与混乱，日本侨民领袖决定成立一个“卡巴莱舞团”，它以歌舞表演的名义提供妓院式服务。
大町四十岁出头，是个昔日的艺伎，她成为这个歌舞团的管理者。她招募一批日本女性，说服她们要为日本献身，牺牲自己来保持更大的群体的安全与尊严。据说，因为秉承“不问政治”的立场，对于所有客人一视同仁，使得歌舞团驻守的安宁饭店很快成为安东的避风港。光临的不仅有苏联人，还有日本退伍军官、新来的国民党军官、中共党员、昔日的汉奸……他们在此或寻欢作乐、或寻找情报。对于这个中朝边界的小城来说，一切都暧昧不明，日本人失败了，接下来的掌权者将是谁，它将给这群日本人带来什么样的命运？
这个例证恰好说明了这本书的迷人之处，它既是历史事实，又引人充分遐想。它探究了历史中的暧昧之地，也显示作者着力要从昔日的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中摆脱出来。
除去中日关系，他也写出印尼的苏加诺对于日本的暧昧态度，日本是入侵者，但也是某种解放者——它至少驱逐了上一个殖民者。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缅甸与越南，这些国家年轻的民族主义者都想在这混乱中重获对命运的自主权。1945年是一个高度复杂的图景，很多被压抑的故事值得重新去书写。三“这个世界是如何从废墟中站起来的？当数以百万计的人饿着肚子，一心只想报仇雪恨、血债血偿，又会发生什么？人类社会或‘文明’将何去何从？”布鲁玛在序言中写道。
对他来说，1945年代表着父辈的世界，“欧洲福利国家、联合国、美式民主、日本和平主义、欧盟”，都是父辈理想的产物。理解1945年，不仅是出于对于上一代人的天然兴趣，也是对此刻的回应。战后的世界秩序正在瓦解，而在过去几年中，他“见惯了寄托着推翻独裁者、建立新民主国家这一宏愿的各类革命战争”，他很希望父辈的故事能为此刻提供某种参照，因为“我们都生活在过去长长的阴影中”。
塑造我父母与我的生活的不是1945年结束的二战，而是1947年开始的冷战。1945年不是一个胜利时刻，更是一个通向新的混乱的前奏，是真正胜利的一个必要过渡。
在我成长岁月的历史叙述中，1945年的意义被有意低估，1949年才意味着一种新秩序的形成，被赋予了解放的意义。加入苏联阵营的中国开始了一段崭新的历史轨迹，也创造了一种封闭、特定的历史叙述。在这种意义上，1945年的意义被双重忽略了。因为意识形态的问题，它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中被忽略，因为中国的自我封闭，中国的角色在全球叙述中被忽略。
如今，重估历史潮流已经开始。在中国国内，一股民族主义的倾向将强化1945年代表的胜利意义，而在国际舞台上，伴随21世纪的中国成为世界舞台的中心性角色，其被忽略的历史作用将被再度挖掘，它不再是1945年旧金山会议上最容易被忽略的五大国之一了。
这意味着伊恩·布鲁玛对中国读者的双重意义，它提醒我们被压抑、被遗忘的历史，同样重要的是，你要学会用更敏感、富有同情的态度理解他人，理解历史中的暧昧含混之处，防止自身滑入新的、僵化的陈词滥调。当中国愈来愈成为新世纪的主要角色时，这种视角变得更加迫切。献给我的父亲S．L．Bruma以及Brian Urquhart
保罗·克利的《新天使》（Angelus Novus）画的是一个天使，看样子正要从他聚精会神注视的事物旁抽身离去。他凝视前方，嘴巴微张，翅膀打开。这就是人们心目中历史天使的形象。他的脸面向过去。在我们认为是一连串事件的地方，他看到的是一场单一的灾难。这场灾难不断堆起尸骸，并将它们抛在他面前。天使想停下来，唤醒死者，将破碎的一切修补完整。可是从天堂吹来一场风暴，猛烈吹打他的翅膀，令他再也无法将它们收拢。风暴无可抗拒地将他推向背对着的未来，而面前的残骸越堆越高，直至天际。这场风暴，正是我们所谓的进步。
——瓦尔特·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九》序
长久以来，父亲的故事总有让我困惑不解之处。对于跟他年龄、背景相仿的人来讲，他在二战期间的经历谈不上有什么特殊之处。事实上惨绝人寰的故事多了去了，但他的经历着实也够凄惨的。
我第一次听父亲讲起他的战争岁月时年龄尚小。跟一些人不同，他并不忌讳重提旧事，即便有些陈年往事再回忆起来只会勾起痛苦。他讲的故事我很爱听，与之相配的还有一些勉强算得上是插图的黑白照片，尺寸很小，夹在一本相册里。我从他书房的一个抽屉里拿到了这本相册，闲来翻翻聊以自乐。照片拍得中规中矩，但在我看来却足够奇特，不禁好奇地打量了一番：有张照片拍摄的是东柏林一座条件原始的劳工营；另一张里，我父亲龇牙咧嘴地扮着鬼脸，毁了本来挺正式的照片；还有一张里有几个文官模样的德国人，身上穿着带纳粹徽章的西装；此外有几张是周日去湖边郊游的留念；最后一张里，一群满头金发的乌克兰女孩笑容可掬地看着镜头。
照片记录的还算是比较好的光景。那时跟乌克兰人来往估计是被禁止的，但每每回忆起这些女子，父亲眼里还是会闪动着一丝怀念的神情。他曾经险些死于饥饿和体力透支，饱受害虫摧残的他不得不在一个浸满水的弹坑里解决内急，与此同时，这个“公共厕所”还兼具唯一澡盆的功能。这段苦难史都没有相片为证，但让我困惑的并不是这点，而是后来他返乡后发生的事。
父亲的家在荷兰东部小镇奈梅亨（Nijmegen），镇上居民大多笃信天主教，那里是1944年阿纳姆（Arnhem）战役爆发的地方。经过一番激战，盟军攻占了奈梅亨，阿纳姆则正是那座“遥远的桥”。我祖父1920年代曾作为新教牧师被派驻到那里，负责照顾一小拨门诺派教徒。奈梅亨是个边陲小镇，从父亲家出发，步行就能到达德国。由于德国物价相对便宜，全家人常常会选择去那儿度假，这种习惯到了1937年前后不得不画上句号。纳粹在当地的势力已经发展到了即使游客也已不堪忍受的地步。有一天，父亲一家在途经“希特勒青年团”的一片训练营时，亲眼目睹了几个小伙子遭到穿制服的青年团的毒打。还有一次，一家人乘船游览莱茵河，我祖父吟诵了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赞美莱茵河女神“罗蕾莱”（Lorelei）的一首诗（海涅是犹太人），让同船的德国乘客很是尴尬（他也许是故意为之）。我祖母最终决定，德国是去不成了。三年后，德军大举越过了边境。
即使处于德占期，人们的生活一切照旧。这说来有些奇怪，但对于大多数荷兰人，只要他们不是犹太人，日子还是照常过，起码最初一两年都是如此。1941年，我父亲进入乌得勒支（Utrecht）大学攻读法律。如果将来想做律师，有一件事在当时势在必行（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现在依旧如此）——加入联谊会这个所谓的学生团体。这是个排他性组织，而且会费很高。尽管我祖父在社会上备受尊重，但单靠他那点做牧师赚来的微薄薪水远不足以支付我父亲的开销，于是一位有钱的舅舅决定出资赞助他的社交活动。
然而，父亲入会那年，学生联谊会已经被德国当局取缔了，理由是担心这是个窝藏抵抗力量的大本营。就在这前不久，凡是有犹太血统的教授都被荷兰的大学开除了。为抗议此举，莱顿大学法学院的院长鲁道夫·克莱夫林格（Rudolph Cleveringa）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说。演讲前，他在包里备好了牙刷和换洗衣物，以防有人来抓他，他后来也的确被捕了。学生罢课游行，大多数参与者曾是学生联谊会的成员。莱顿大学（Leyden）关门停课。在阿姆斯特丹，德国人出台禁止招募犹太人的规定后，那儿的联谊会就已经被自己人解散了。
但是乌得勒支的大门依旧对外敞开，联谊会也照常活动，只是由地上转到了地下，这意味着欺侮新会员的入会仪式也得在暗中进行。那些在社团里被叫做“胚胎”的大一新生再也不用被强行剃头了，因为这么做会向德国人暴露他们的身份。但是惯例终究是绕不开的，“胚胎们”被人勒令像青蛙一样跳来跳去，不让睡觉，被人当奴隶使唤，在各种满足学长施虐欲和想象力的游戏里受尽羞辱。我父亲跟有同样出身和教养的人一样，没有奋起反抗，而是默默屈从于这种折磨。规矩历来如此（现在也不例外），用施暴者喜欢卖弄的拉丁文说，这是“惯例”（mos）。
到了1943年，年轻人面临一项更加严峻的考验。德国占领军逼迫所有学生在一份效忠宣言上签名，发誓自己绝不会参与任何同第三帝国作对的活动。拒绝签字的后果是被遣送至德国，被迫为纳粹的战争工业效力。同85％的学生一样，父亲拒绝签字，之后便开始了东躲西藏的日子。
那年晚些时候，他收到了一封乌得勒支学生抵抗组织寄来的信，号召他返回家乡。这么做的动机至今不甚明朗，写信人要么处于惶恐之中，一时糊涂作出了错误决定，要么本来就是无能透顶。毕竟，这些人只是学生，不是什么久经沙场的游击队战士。于是父亲就跟着祖父来到了火车站，不幸的是，纳粹守株待兔，选在这个时候围捕送去德国做苦工的青壮年。月台两边都被德国警察堵住了去路，家长受到威胁，说如有人胆敢逃跑，账就记在他们头上。因为担心连累自己的父母，父亲只得签了名。这个决定经过了深思熟虑，但算不上什么英雄事迹，直到今天他依然时不时为此感到困扰。就这样，他和别的小伙子一起被装上车，运到一个脏兮兮的小型集中营。看管他们的荷兰喽啰在党卫队的培训下，学会了一整套野蛮的管理手段。父亲在那儿没待多久，后来辗转至柏林，在一座工厂制造火车使用的制动设备，一直干到战争结束。
这是一段复杂的经历，至少一开始是这样。只要不主动跟德国人对着干，荷兰学生工人就不必被关进集中营。纵然工厂的工作单调乏味，给敌人干活有失国格，供人睡觉的营房又冷如冰窖，害虫到处乱爬，十分不舒服，但未成想这些不幸遭遇竟然也换来了补偿。父亲记得，当初听过几次柏林爱乐乐团的音乐会，担任指挥的是威廉·富特文格勒（Wilhelm Furtwängler）。
另外，克诺尔（Knorr）制动设备厂也并非表面看上去那样铁板一块。厂里有个叫埃里松（Elisohn）先生的人，长着一头黑发，为人沉默寡言，一看到荷兰学生工人朝他走来，转身就溜。另外一些工人也不太愿意跟人接触，他们有的名叫罗森塔尔（Rosenthal）。过了很久，父亲猜测这家工厂也许在藏匿犹太人。
1943年11月，情势急转直下。英国皇家空军开始对德国首都展开绵延不断的轰炸。到了1944年，英军的兰开斯特轰炸机迎来了新搭档：美国B-17s型轰炸机。但是，真正针对柏林和其居民无休止的地毯式轰炸始于1945年初那几个月，轰炸和随之燃起的熊熊烈焰几乎成了家常便饭。美国人和英国人分昼夜轮流出击发动空袭，到了4月，东线苏军的“斯大林管风琴”（Stalin Organs）开始炮击这座城市。
学生们有时会想办法挤进防空洞，或钻进地铁站躲避空袭，反观集中营的囚犯是没有这个待遇的。有时候，他们唯一能找到的掩体只是一条匆忙挖就的堑壕。据父亲回忆，面对空袭，学生们是既兴奋又害怕。其最折磨人的地方在于轰炸和炮击几乎从不间断，吵得人根本没法睡觉。耳边不时会响起防空警报、爆炸声、人们的尖叫，以及砖块掉落和玻璃碎裂夹杂在一起的噪音。然而，学生们还是为英美两国的轰炸机欢呼叫好，尽管这些飞机轻易就能要了他们的小命，而且这种事不是没发生过。
1945年4月，劳工营已经不能住人了：狂风掀去了屋顶，大火烧坍了墙壁。通过向熟人求助，父亲或许从不那么亲纳粹的新教教会处获得了帮助，在柏林郊外一座别墅里找到了栖身之所。房东太太叫雷恩哈德（Lehnhard），接纳父亲之前已经收留了从柏林市中心废墟里逃难至此的其他难民。他们中间有一对德国夫妇，男的叫鲁梅林博士（Dr．Rümmelin），是个律师，他妻子是犹太人。丈夫成天担心有人来抓他老婆，于是在屋里藏了把左轮手枪，一旦事情真的发展到那一步，夫妻俩死也要死在一起。雷恩哈德太太喜欢唱德语歌，父亲就弹钢琴为她伴奏。用他的话讲，在柏林最后一战的大破坏中，只有这种时候才“让人感到人类社会尚存一丝文明”。
在他去往东柏林工厂上班的路上，父亲穿过一条条满目疮痍的街道，苏德两军曾在这里的屋舍之间展开巷战。他站在波茨坦广场上，看着身前的“斯大林管风琴”发出尖利的嘶鸣声，对着希特勒的总理府一番狂轰滥炸。自打那时起，父亲余生都对爆炸和焰火充满了恐惧。
4月下旬，抑或是5月上旬，雷恩哈德太太的家里来了一群苏联兵。这些不速之客的到来通常伴随着对妇女的轮奸，且不分老幼。不过这一次暴行没有发生。然而，当苏联士兵从屋内搜出鲁梅林博士的左轮枪后，父亲差点为此丢掉性命。当兵的里面没一个会讲德语或英语的，所以解释手枪由来纯属白费口舌。父亲和鲁梅林博士是屋子里仅有的男丁，苏联人命令他们背靠墙壁，准备枪毙他俩。父亲至今还记得当时那种听天由命的感觉，他那时已见惯了死亡，轮到自己大限将至，居然一点都不感到意外。但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决定生与死的重要关头，命运神奇地站到了他们这边。门外来了个会讲英语的苏联军官，听罢鲁梅林博士的解释后决定相信他。枪决被叫停了。
父亲和另一名苏联军官之间也建立起了某种友谊，军官在战前是列宁格勒的高中教师。由于语言不通，他们只能通过哼唱贝多芬和舒伯特的作品进行沟通。这位名叫瓦伦丁（Valentin）的军官开车载了我父亲一程，把他送到一个接送人的关卡，那里曾是西柏林郊外工薪阶层的居住区，经过战火摧残，现在只剩下一堆瓦砾。父亲得从那儿出发，找到一条通往城东某个战时流离人员收容站的路。在断壁残垣间艰难跋涉的过程中，他遇到一个同行的荷兰人，父亲猜那人要么是勾结纳粹的通敌者，要么是原党卫队军人。因为连续几周没吃过一顿饱饭，没睡过一个安稳觉了，父亲举步维艰。
还没走多远，他就摔倒了。形迹可疑的同伴拖着他走进一栋破损的楼房，跨过几级楼梯，来到一户人家家里。房主是这个男人的相好，是个德国妓女。之后的事情父亲记不太清了；他多数时候大概全无知觉。这个妓女救了他一命，经过她的悉心照料，父亲恢复了精力，成功地抵达了流离人员收容站。那里已经聚集了一千来号人，他们国籍不同，有些还是集中营的幸存者。所有人只能从一个水龙头里取水用。
六个月后，父亲回到了荷兰。因为战时的饥饿，照片里的他依旧显得身材浮肿。他穿着一套不太合身的西装，裤子上还有尿渍，这套行头有可能是美国门诺派慈善组织送给他的，也有可能是他父亲传下来的。总之，尽管体型有些虚胖，肤色苍白，但照片里的他看起来还是神采奕奕，四周是和他年龄相仿的小伙子，大家高举啤酒杯，嘴巴张开，看样子在欢呼，或者高唱学生歌曲。
父亲重返乌得勒支联谊会应该是在1945年9月，他那时22岁。因为战时入会是悄悄进行的，团体元老们决定重启种种整人仪式。父亲记不清是否被迫学过蛙跳，是否曾被撞得东倒西歪。这些待遇更多是用来“招待”初来乍到的新生，一些人也许刚刚脱离集中营，且条件要比我父亲待过的恶劣得多。当中估计也有犹太学生，他们曾躲在别人家的地板下，一躲就是数年。勇敢的异教徒救命恩人挺身而出，不惜冒生命危险庇护他们。然而，我父亲不记得有谁对这些历史感到难堪；没人对生平故事感兴趣，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别的什么人；人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往往都不堪回首。作为迎接新人入会的一个环节，“胚胎们”被人扯着嗓子骂，戏弄，甚至人挤人关进狭小的地窖里（后来的联谊会圈子管这个游戏叫“玩转达豪”）。
好了，这就是让我疑惑的地方。在经历了那么多磨难后，父亲怎么还能忍受如此毛骨悚然的做法呢？再说总该有人觉得这很荒诞不经吧？
没有，父亲连连摇头。不，这很正常，过去都是这么干的，这就是惯例，没人会质疑。他日后为自己的话进行了辩解，说欺负犹太幸存者很可耻，但别人是不是这么想他说了不算。
我对此感到困惑，但渐渐地，我觉得自己想通了。这种“事情很正常”的思路似乎提供了一条帮助理解的线索。人们太想回到纳粹占领前他们熟知的那个旧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没有炸弹，没有集中营，没有杀戮，而整整“胚胎”则稀松平常。这种想法意在重温旧梦，恢复传统，似乎这样，就算回归了本原。
也存在其他的可能性。也许在那些目睹过血腥暴力的人看来，学生之间的游戏相对而言温柔多了，年轻人嘛，就好这口，打打闹闹也无伤大雅。但更有可能的是，那些极其热衷于整人的人，本身并没有怎么受过欺负。面前摆着个充男子汉的大好机会，而且如果受害者吃过的苦头远远不止这点儿的话，那么整人所勾起的快感会更加强烈。* * * * *
父亲的这则故事——如前文所述，不算最惨，但也够辛酸的了——让我对人类历史上一场空前惨烈的战争结束后不久发生的事很是好奇。这个世界是如何从废墟里站起来的？当数以百万计的人饿着肚子，一心只想报仇雪恨，血债血偿，又会发生什么？人类社会或“文明”（当时是个热门词）将何去何从？想要找回一切照旧的感觉，是人类应对灾难的惯有态度，既符合人性，但也不切实际。因为世界可以按照战前状态重建这种想法，就好像以为早在1939年之前就已降临的那个惨绝人寰的十年可以当作失忆被抹掉一样，只能是一种幻想。
然而，不光政府抱有这种幻想，作为个体的人也抱有这种幻想。法国和荷兰政府幻想它们能够收复殖民地，生活一切照旧，一如日本入侵东南亚之前的状态。但这只能是幻想，因为世界已经大变样了。发生了太多的事，太多的变化。太多的人、甚至是整个社会丧失了根基。而且，除了许多人以外，多国政府也并不希望世界回到战前的状态。英国工人打仗时愿为国王陛下和祖国粉身碎骨在所不辞，战后却再也不愿苟活在旧的阶级体制下，他们在希特勒倒台仅仅两个月后，就投票把温斯顿·丘吉尔赶下了台。约瑟夫·斯大林也无意让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恢复任何形式的自由民主体制。即便在西欧，共产主义也被包裹在冠冕堂皇的“反法西斯”道德外衣下，使不少知识分子都将其视为比旧秩序更可行的替代选项。
在亚洲，处于萌芽阶段的变革比欧洲来得更加民主。印尼人、越南人、马来人、中国人、缅甸人、印度人和其他民族看到，同样是亚洲国家的日本把西方殖民主义列强羞辱得体无完肤，从此就彻彻底底摒弃了西方无所不能的观念。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会迎来重塑。与此同时，跟德国人一样，日本人在见证了领袖狂妄自大的迷梦化为泡影后，也心甘情愿地接受了战胜一方的盟国占领军软硬兼施塞给他们的变革了。
战争时期，英美两国的女性投身劳动大军，她们再也不甘沦为“贤妻良母”，放弃经济独立。当然了，许多女性依旧在家相夫教子。这和殖民地赢得全面独立是一个道理，都是循序渐进的过程。人们一方面抱有想要回到过去“正常状态”的保守想法，另一方面又期盼变革，从头再来，希望建立不再有毁灭性战争的美好新世界。两种想法不停地作着较量。希冀源于真诚的理想主义。国联未能阻止二战爆发，但这没有打消一些人的理想主义。于是，到了1945年，他们转而寄希望于联合国能维持永久的世界和平。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了这些宏愿如同想要把时钟往回拨一样，只能是人们的幻想。不过，这一事实并未削弱理想主义者的力量，或者一定就矮化他们的目标。
战后1945年的历史从某些方面来讲是个老掉牙的故事。古希腊人清楚地了解人类复仇渴望所潜藏的巨大破坏力，他们的悲剧家浓墨重彩地描绘了血仇如何被法治所消解：靠的是法律审判，而不是冤冤相报。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关于人类东山再起梦想的历史记载均是汗牛充栋。基于崭新理想的社会，将屹立在昔日战争废墟和如今的建筑空地之上。不同于人们所认为的那样，类似观念往往并不新颖。
我本人对战后初期的兴趣部分源于时事。近年来，我们见惯了寄托着推翻独裁者、建立全新民主国家这一宏愿的各类革命性战争，但我主要还是想走进历史，读懂我父亲和他那代人身处的世界。这么想部分是因为对家长经历的好奇是孩子的天性，随着孩子长大，年纪超过同龄时期的家长，这种好奇心便愈发强烈。而如果父辈经受过苦难的考验，后人对此只能凭空猜想的话，好奇心则尤为炙热。
但是原因不止于此。父亲差点在战争中送命，他作为一分子在战争废墟上重建起来的世界是我辈长大成人的世界。我生活的年代是父辈理想所孕育的产物：欧洲福利国家、联合国、美式民主、日本和平主义、欧盟。除了这一面，1945年缔造的世界也有其另一面：共产党在俄国和东欧推行专政，毛泽东在国共内战中异军突起，还有冷战。
我们父辈创造的这个世界大体上已经灰飞烟灭，或正在高速解体，分崩离析。当然了，在最后一次世界大战波及的几乎所有地区，如今的生活在物质条件上都要远远优于1945年。人们最害怕的一些事终究还是没有发生。苏联帝国崩溃了，冷战最后的战场虽说是朝鲜半岛，但差一点就落在了狭窄的台湾海峡。然而，就在我写作本书的时候，世界各地的人都在讨论西方的衰落，西方既包括美国，也包括欧洲。如果人们在战后初期的一些担忧已经减轻，那么同样消逝的还有梦想。如今很少还会有人相信某种形式的世界政府能保障永久和平，甚至也不再相信联合国有能力阻止武装冲突。原先对于社会民主体制和福利国家的种种愿望——这是导致1945年丘吉尔下野的直接原因——如果还没被扼杀殆尽的话，也已经在意识形态和经济约束的夹击下遍体鳞伤。
我对人类能以史为鉴的看法一直将信将疑，至少从认识到过去的愚蠢行为可以防止未来再犯同样错误这点来看，我的质疑不是没有道理。历史归根到底是一门阐释的学问。对过去的错误阐释往往比愚昧无知更危险，对旧伤和仇恨的记忆又会点燃熊熊烈火。话虽如此，但还是有必要搞清楚过去发生了什么，并且试着加以领会。因为不搞清楚的话，我们就无法读懂当下的时代。我想探寻我父亲的经历，这能够帮我了解自己，甚至了解所有人，因为我们都生活在过去长长的阴影中。第一部分解放心态第一章欢腾
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垮台后，盟军从德国集中营、劳工营和战俘营里解救了数以百万计的俘虏。他们本以为这些囚犯肯定很听话，而且对救命恩人感恩戴德，任何形式的要求一概乐意配合。毋庸置疑，事情有时的确如此，但通常情况是，盟军遭遇了后来俗称“解放心态”的问题。拿一个目击者有些官僚口气的话来讲：“这其中包含复仇心理、饥饿和欢欣鼓舞。三种因素结合起来，让刚刚重获自由的战争流离人员在行为和举止上都问题重重，这对他们的安顿、食物供给、杀菌消毒和遣返都构成了挑战。”“解放心态”不光体现在流离人员收容所里的囚徒身上，这个词还可以用来形容刚取得民族解放的国家，有时候战败国亦是如此。
我出生在一个富庶的国家，因为生得晚，所以未曾见识过饥饿的后果，但还是能隐隐约约感受到报复心理和喜庆欢腾的回响。对那些勾结敌人，或者更恶劣的，和敌人上床的人的报复，以一种悄无声息、几乎鬼鬼祟祟的方式依旧在上演，且大都并不激烈。人们从不会在某家店铺购买日用品或香烟，因为“是个人”都知道，那些店的店主在战时“底子不干净”。
另一方面，欢庆光复在荷兰经过制度化后，已然被确立为一年一度的国家仪式：即每年5月5日的光复日。
自打我孩提时代记事时起，5月5日这天必然是艳阳高照，教堂钟声回荡在空中，红、白、蓝三色相间的荷兰国旗在轻柔的春风中迎风飘扬。12月5日的圣尼古拉节本来是个更隆重的家庭节日，但光复日这天是彰显爱国热情的大好契机，至少在我儿时的五六十年代时是这种情况。由于荷兰人不是靠自己摆脱德国占领，而是被美、英、加和波兰军队解放的，因此一年一度的爱国热情大爆发总让人感觉有些怪怪的。话虽如此，由于荷兰人跟英美两国的人一样信奉自由是民族认同的构成要素，所以德国战败在国民意识里被淡化这点就很好理解了，需要加强的是荷兰在十六至十七世纪期间的八十年战争（Eighty Years’ War）中战胜西班牙王国的集体记忆。
作为战后六年出生的一辈，我和同龄人每当看到苏格兰风笛手顶着枪林弹雨在诺曼底海滩上行军奏乐，以及法国民众高唱《马赛曲》的影像时，总是很容易淌下动情的泪水。当然，这些画面并不源自记忆，而是好莱坞大片。不过，我也算亲历过一些欢庆场面，1995年5月5日，为庆祝荷兰光复五十周年，当年加拿大部队进入阿姆斯特丹的场面得以重现。但实际情况是，盟军5月8日才抵达阿姆斯特丹，但这点无关紧要。当时的场面一定是盛况空前，据亲历此事的一名英国战地记者回忆：“荷兰人又是亲我们，又是哭着对我们千恩万谢，我们被人拥抱，捶打，直到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累到不行，耳边尖叫声、喊声一片。荷兰人把自家花园挖了个空，花朵就像下个没完的雨点一样落在盟军车辆上。”
五十年后，上了年纪的加拿大老兵穿着笔挺但褪了色的军装，佩戴军功章，登上老式吉普车和装甲车再次驶入阿姆斯特丹，他们眼含热泪地向人群挥手致意，回忆起自己叱咤风云的峥嵘岁月，尽管这些事迹孙儿们早就听腻了。为期几天的欢庆过后，当年的战斗英雄们在卡尔加里（Calgary）和温尼伯（Winnipeg）解甲归田，有的做了牙医，有的当了会计。
让我感到诧异的，不是这些老先生“好汉重温当年勇”，而是荷兰老妪们的表现。毋庸置疑，她们穿着得体尊贵，但却跟其他人一样陷入了癫狂状态，跟孩子似的上蹿下跳，那股子大喊大叫的劲头活像置身摇滚演唱会的小姑娘。她们中有的还张开双臂去摸吉普车里老兵的军装，嘴里不住地重复“谢谢！谢谢！谢谢！”，激动得不能自已。这些老妇人也在重温曾经的欢乐时光。这是我见过的最奇特的情色场景之一。* * * * *
事实上，之前已经提过，加拿大军队进入阿姆斯特丹的时间并非5月5日，战争也不是在这天正式结束的。没错，就在一天前，纳粹海军上将汉斯——格奥尔格·冯·弗里德堡（Hans-Georg von Friedeburg）和埃伯哈德·汉斯·金泽尔（Eberhard Hans Kinzel）将军来到位于吕讷堡（Lüneburg）野外的军帐内，向人称“蒙蒂”（Monty）的陆军元帅伯纳德·蒙哥马利（Bernard Montgomery）呈上了投降书。自此，德国西北部、荷兰和丹麦境内的所有德军全部缴械投降。这两个德国军官坐着奔驰轿车、沿着乡间小路前往蒙哥马利指挥部，恰好被一位名叫布莱恩·乌尔库哈特（Brian Urquhart）的年轻英国军官看到了。就在前不久，他作为首批盟军军官之一进入了附近的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Bergen-Belsen）。据他称，那里被解救出来的囚犯“就算觉得找到了可以与我们沟通的语言，似乎也无法口齿清晰地讲话”。因为距离稍远，起初被乌尔库哈特误认为是圆木的东西，后来证实其实是堆积成山的尸体，“视线所及之处”，无所不在。几天后，美国报纸发表了一篇记录德国暴行的报道，依旧穿着精美皮质军大衣的海军上将冯·弗里德堡读罢勃然大怒，斥之为对他国家的造谣中伤。
5月6日，瓦赫宁恩（Wageningen）附近一栋残破的乡间小屋里举行了另一场受降仪式。德国将军约翰内斯·布拉斯科维茨（Johannes Blaskowitz）带着他的部队在这里向加拿大中将查尔斯·福克斯（Charles Foulkes）递交了降书。阿纳姆此时已经被破坏得差不多了，经历了1944年9月的炮战后，小城只剩下残砖碎瓦。同月，美、英、加、波联军本计划挺进荷兰，结果遭受了一场滑铁卢，史称“花园广场行动”（Operation Market-Garden）。乌尔库哈特是预见这场军事失利的人之一，他当时在一位行动主要策划人绰号“男孩”（Boy）的布朗宁将军（F．A．M．Browning）手下担任情报官。布朗宁为人风流倜傥，手上血债累累。乌尔库哈特给长官看照片，证明阿纳姆附近埋伏着德军的坦克旅，正等着迎头痛击盟军。但上峰却不听，责令他去休病假。谁都休想搞砸蒙蒂的派对，更别说是一个芝麻绿豆大的情报官了。
但战争此时仍未结束，在荷兰也一样。5月7日，人们聚集到阿姆斯特丹市中心的水坝广场，在荷兰王宫前欢呼雀跃，载歌载舞，挥舞着象征荷兰王室的橙色旗帜，满心欢喜地等着迎接高奏凯歌、即将到来的英国和加拿大部队。透过广场上一所绅士俱乐部的窗户，德国海军军官看着兴奋的人群。因为自尊心受损，他们最后时刻起了杀心，下令在屋顶上架起机枪，向人群扫射。结果导致22人死亡，100多人重伤。
但这起惨案也并非战争暴力的绝唱。5月13日，也就是光复日过去一周后，有两人被德军处决。死者是德国人，因为反对纳粹，他俩开小差当了逃兵，之后藏匿在荷兰人中间，其中一人的母亲还是犹太人。5月5日这天，两人走出藏身之处，向荷兰抵抗运动成员投诚，后者把他们移交给加拿大人。然后，他们就不幸沦为典型战时混乱的牺牲品。5月4日，蒙哥马利接受德国投降后，由于荷兰境内盟军兵力不足，无力解除德国人的武装，或负责战俘的吃喝，德国军官就被暂时允许继续行使指挥权。这两个倒霉的逃兵被分配到阿姆斯特丹郊外一所废弃的福特汽车组装厂里，与其他德国兵为伍。当官的按捺不住最后一次摆官威的冲动，草草设立了一个军事法庭，并判处两个逃兵死刑。为了处决“叛徒”，德国人向加拿大人借枪。对条例认识模棱两可、又不想打乱临时安排的加军还真同意了。两人被迅速处死。类似的厄运也发生在别人身上，加拿大人最终制止了这种乱象，但为时已晚。
官方给出的欧战结束时间，即欧洲胜利日（V-E Day），是在5月8日。虽然早在5月6日晚上，法国兰斯（Rheims）一所学校内就已签署了全体德军无条件投降声明，但庆典还不能开始。听闻艾森豪威尔将军自以为是接受了东西两线德军的投降后，斯大林怒不可遏。在他心里，只有苏联人才有权这么做，而且地点必须是在柏林。斯大林希望把欧洲胜利日延迟至5月9日，但这反过来又惹恼了丘吉尔。
全英国的人已经在忙着烤面包，做三明治庆祝胜利了；国旗和横幅都已准备就绪；教堂的钟声等待人们敲响。让所有人困惑的是，率先在电台里宣布战争结束的居然是德国人。消息发自弗伦斯堡（Flensburg），海军上将德尼茨（Doenitz）坐镇当地，名义上依旧控制着气数已尽的德意志帝国。BBC获悉了这则消息，很快，美、英、法等国家的报纸号外便出现在街头。在伦敦，大批人群涌向皮卡迪利圆环和特拉法加广场，期待首相丘吉尔宣布胜利，并继而拉开史上最大庆典的序幕。在纽约，大街上铺天盖地飘散着电报纸条。然而，盟军首脑们迟迟不发表正式声明，宣告对德战争已经结束。
就在5月8日午夜前不久，心狠手辣的军事奇才格奥尔吉·朱可夫（Georgy Zhukov）元帅在设于卡尔斯霍斯特（Karlshorst）的苏军指挥部——那里距离我父亲被关押的劳工营不远——接受了德国人的投降。海军上将冯·弗里德堡不得不再次在投降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大名。陆军元帅威廉·凯特尔（Wilhelm Keitel）面无表情，一本正经，举手投足之间透露出普鲁士军人的做派。他告诉俄国人，德国首都遭破坏程度之严重让他触目惊心。话音刚落，一名苏联军官便反问凯特尔，数以千计的苏联村庄和城镇被夷为平地，包括儿童在内的上百万苏联人因此长眠于废墟之下，他凯特尔作为下达侵略命令的人，是不是一样感到触目惊心。凯特尔耸耸肩，没有回话。
受降仪式结束后，朱可夫令德国人离开。接着，俄国人就同美、英、法盟友一起开始庆祝，他们噙着泪花发表演讲，大口大口地灌下红酒、干邑和伏特加。翌日，同一房间里还召开了庆功宴。席间，朱可夫向艾森豪威尔敬酒，称赞他是史上最伟大的将领之一。酒敬了一轮又一轮，包括朱可夫在内的俄国将军都跳起舞来，直到全部醉倒在地。
5月8日，纽约的人们已经欣喜若狂，伦敦大街上一样是万人空巷，但英国民众还是平静得出奇，似乎是在等丘吉尔发话，好宣布庆典的开始。丘吉尔决定不理睬斯大林将欧洲胜利日挪至9日的愿望，计划在下午3点整发表演说。杜鲁门总统已经先他一步了。夏尔·戴高乐将军（Charles de Gaulle）也不甘被丘吉尔抢了风头，坚持要在同一时间向法国民众发表告国民书。
丘吉尔在BBC的讲话通过电波传遍了全世界。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安装了喇叭，外面的国会广场上人山人海，连挪脚的空间都没了。人们叠罗汉似的簇拥在白金汉宫门口。在伦敦西区，马路已经被蜂拥至此的人堵得水泄不通，车辆根本无法通过。接着，大本钟敲了三次，人群安静下来。终于，丘吉尔深沉而洪亮的声音从喇叭里冒了出来：“对德作战就此终结……几乎全世界都联合起来，对抗邪恶势力，他们如今已俯首称服……现在，我们务必集中精力和资源，去完成我国在国内外的使命……”讲到这儿，他的嗓音陡然一变：“前进大不列颠！自由事业万岁！上帝保佑国王！”不多一会儿，他又站在卫生部的阳台上，做出代表胜利的V字手势。“上帝保佑各位，胜利属于你们！”人群高声回答：“不，胜利属于您！”《每日先驱报》（Daily Herald）是这样报道当时情景的：“伦敦市中心陷入了一派狂热庆祝的场面，人们又是欢呼雀跃，又是翩翩起舞，又是开怀大笑，已经无法自已了。他们把公共汽车团团围住，跳上轿车车顶，扒掉了一段临时围墙，在堤道上燃起篝火；他们亲吻警察，还拉后者一块跳舞……司机摁车喇叭，奏响胜利的最强音。河道上航行的拖船和轮船也在夜晚鸣响汽笛，与陆地上的胜利奏鸣曲遥相呼应。”
我母亲那年才18岁，也置身于人群中，寄宿制学校放了假，她也不用再照看弟弟。我的外婆名叫维尼弗雷德·施莱辛格（Winifred Schlesinger），父母分别是德国和犹太移民，这种时候她高兴是理所当然的，她对丘吉尔的崇拜之情更是一发不可收拾。但是一想到自己的孩子可能在“兴冲冲、醉醺醺的人群，特别是美国佬中间”走丢，她就有点紧张。
在纽约，50万人走上街头欢庆胜利。官方解除了宵禁，各大夜总会——科帕卡巴纳、凡尔赛、拉丁区、钻石马蹄铁、摩洛哥——客满为患，通宵达旦地营业。桑给巴尔酒吧请来了莱昂内尔·汉普顿（Lionel Hampton）驻场演出，罗斯福烧烤酒店则由艾迪·斯通（Eddie Stone）撑台面。在杰克·邓普西酒吧，提供的美食“量大得惊人”。
在巴黎的共和国广场上，《解放报》（Libération）的一名记者目睹了“高举盟军旗帜、熙熙攘攘的人流。一名美国大兵尽管长着一对大长腿，但为了拍照还是使劲地踮脚，摇来晃去的样子让人忍俊不禁。他的卡其裤口袋里塞着两瓶干邑酒，一瓶满的，一瓶已经空了”。一位美国轰炸机飞行员驾着米切尔B-25型飞机，飞越了埃菲尔铁塔下的拱门，看得在场人群击节叫好。在巴黎的意大利街上，“一个大块头美国水手和一个帅气的黑鬼”商量着赌一把，他们把每个路过的女人揽入自己“宽阔的胸膛”，然后数谁脸上留下的口红印多。好事者给两人下了注。在凯旋门附近，人群比往日任何时候都要庞大，他们向戴高乐将军致谢。见此情景，平时不苟言笑的戴高乐也难得绽放出一丝笑容。人们齐声高唱《马赛曲》和战时风靡大街小巷的《玛德隆》：
在很远的布列塔尼有家馆子，
疲惫的士兵喜欢去那找乐子。
老板的女儿名叫玛德隆，
在他们欢笑和闲扯时斟上酒……
噢，玛德隆，你就是唯一，
噢，玛德隆，为了你我们不会放弃，
我们没见过女人好久了，
你就行行好亲我们一口吧。
然而在巴黎，一些人却觉得胜利日这天过得有些意兴阑珊。毕竟，法国在1944年就获得了解放。回忆起当晚的情景，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这样写道：“和我记忆中经历过的其他节庆相比，这天的体会格外复杂，也许是因为我的情绪有些五味杂陈。胜利是在距离家门口十万八千里外的地方取得的，我们并没有怀着焦急的心情，像盼着光复一样翘首期盼这一天的到来；很久以前就有人预见到这一天，因此没带来什么新的希望。从某种角度来看，这样的结局跟死亡差不多……”
反观莫斯科市民，9日凌晨听到胜利宣言后则蜂拥至大街上。许多人不顾身上还穿着睡衣睡袍，跳起舞来。“胜利啦！我们胜利啦！”的纵情欢呼响彻夜空。在寄给英国史学家马丁·吉尔伯特（Martin Gilbert）的信中，曾担任斯大林翻译的瓦列金·别列什科夫（Valentin Berezhkov）回忆道：“我们自豪，因为终于战胜了狡猾而邪恶的敌人；我们悲伤，为的是那些战死的英灵（我们那时还不知道苏军在战场上阵亡三千万人）；我们满怀希望，但愿世界永远和平，和战时盟友能继续合作。所有这些情绪交织在一起，汇集成一种既释然又憧憬的别样心情。”
也许5月8日刊发的《解放报》说的没错：胜利日总体上是年轻人的派对。“只有年轻人兴高采烈地跳上盟军的吉普车，似乎跳上的是隆尚（Longchamps）赛马场的观众看台。车子驶过香榭丽舍大街，年轻人的头上绕着国旗，嘴里引吭高歌。当然事情本该这样，对于年轻人来讲，危险过去了。”
我外婆人在英国，心里却还惦记着在印度服役的丈夫，无心分享子女的兴高采烈。跟她感同身受的人无疑还有很多。她们思念远在他乡的丈夫和儿子。有些人在战争中失去了太多，已经不爱说笑了。让人颇感意外的是，身为移民的女儿，我外婆的反应却像个典型的英国人。“我是如此想念你，所以无心庆祝胜利，”她在给我外公的信中这样写道，“所以借着这大好时光，我在花园里会多干些零活。”
我父亲甚至都不记得战争是哪天正式结束的，他只依稀记得俄国人曾鸣枪庆祝。朱可夫元帅在回忆录里写道：“我们（在5月9日）走出宴会厅，听到外面各种武器开火的交响曲……枪炮声连绵不绝，响彻柏林部分市区和郊外。”我父亲已经听惯了枪声，所以没怎么在意。
年轻的英国情报官乌尔库哈特当时被困在了德国北部。不久前刚见证贝尔森集中营惨状的他从心底里高兴不起来：“要想再现当时那种大变局下我的心理活动，并非易事。从最初的绝望，到最后的胜利，过去了差不多六年。这六年里，我有好几个朋友死于战争，我目睹了难以置信的荒凉和破败……我会想起战时照片里见过的那些无名氏的脸，他们中有难民、囚犯、遭遇空袭的平民、家园被毁置身冰天雪地的俄国人，还有那些即将沉没的商船上的海员——他们当中又有多少能与家人团聚呢？”
但对于在纽约、巴黎和伦敦寻欢作乐的人，这些想法可不会扫了他们的兴。胜利日既是年轻人的节日，也是灯光的盛宴。这么说一点也不夸张。《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5月9日头版头条的大标题写着“纽约城灯火璀璨！”。5月8日出版的伦敦《每日先驱报》也声称“夜色中的伦敦再度流光溢彩”。在巴黎，歌剧院的景观灯自1939年9月以来第一次点亮，绽放出蓝、白、红三色光芒。在黑灯瞎火多年后，照明灯一盏接着一盏重新亮了起来，将凯旋门、玛德莲教堂和协和广场照得灯火通明。《先驱论坛报》不无骄傲地报道：“景观灯照亮了巴黎贝利街大楼前方的星条旗、米字旗和法国三色旗，巨大的旗帜呈波浪形在风中飘舞。”
纽约市自从1942年颁布灯光管制令以来，灯光一点点地变暗，到了1943年10月后进而发展为“局部断电”，只有自由女神像的火炬还能发出微弱亮光。但根据《纽约每日新闻报》（New York Daily News），到了5月8日晚上8点，“百老汇皇冠上镶嵌的所有珠宝光彩夺目，熙熙攘攘的人流像是在灯光里游泳，灯火温暖人心”。
伦敦特拉法加广场上的纳尔逊纪念柱被探照灯锁定。作为伦敦金融区被轰炸后几乎硕果仅存的一栋建筑，圣保罗大教堂沐浴在景观灯光中。灯火通明的电影院把莱切斯特广场映照得一片妖娆。从伦敦一路北上，直至苏格兰，夜空中无不闪耀着万堆篝火发出的温暖红光。
既然不用再害怕德国人的炸弹和“超级赛车”（即德国V1飞弹），灯光又亮了起来，这让人如释重负。不仅如此，灯光的回归还带有一层感人的象征意义。读着这些当时的文字，我不由想起了一位俄国学者在莫斯科给我讲的一则故事。她醉心于研究法国文学，一辈子都梦想能看一眼法国和其他西欧国家，却只从书本上读到过它们。终于，1990年，柏林墙被推倒后，她美梦成真，获准乘火车赴巴黎旅行。我问她对旅途中哪些见闻感触最深，她回答说，夜车从东柏林到西柏林的一瞬间，四周突然有了灯光，这一刻让她记忆犹新。* * * * *
灯光的盛宴世界各地都有，起源可追溯至人类点亮的第一支火把。这种仪式往往有着神秘的起源，同季节变换和新生命的开始有关联。人们对光复初期的回忆部分带有一种很明显的宗教热忱，这点在女性对盟军士兵的热情接纳上尤其显著。来自海牙的年轻姑娘玛利亚·哈严（Maria Haayen）回忆到，她平生第一次看见加拿大坦克轰隆隆地驶向她时，有个士兵从炮塔口伸出脑袋，向外张望。那一刻，“我浑身的血都像被抽干了，心里默念：我们解放了。坦克驶近时，我无法呼吸，当兵的站起身，他看着就像个圣人”。
这种情绪也许在年轻姑娘中间更为普遍，但也有男人持相同看法。据一名荷兰人回忆：“当时哪怕是摸一摸加拿大军人的衣袖都是件了不得的事，每个加拿大大兵都是基督，是救世主……”
从某种重要维度来看，1945年夏，盟军士兵在被解放国家的经历也许可以同二十年后甲壳虫乐队造访这些国家时的情况相提并论。那时，表达解放的方式很狂热，首当其冲地体现在男欢女爱上。1945年，在诸如荷兰、比利时、法国——战败的德国和日本更是如此——男丁无处可寻。就算有，也是被关着，或者穷困潦倒，营养不良，情绪消沉。异族占领和军事失利多多少少摧毁了本国男性的权威——至少暂时如此。当时某位荷兰史学家有过这么一段描述：“荷兰男人1940年在军事上吃了败仗，1945年又在性事上吃了败仗。”同样的话也适用于法国、比利时或任何曾被异族占领的国家。战争的一大后果是许多女性再也不会百依百顺，逆来顺受。她们出门工作，为抵抗组织效力，或肩负起照料家人的重担。拿当时法语里一句很不客气的话来讲，女人都变得“男性化”（hominisée）了，她们的举手投足开始像男人。
跟瘦骨嶙峋、澡也不洗、衣衫褴褛的荷兰、法国和德国男人相比，加拿大人干干净净，美国人高高大大。他们伙食好，军饷足，穿着征服者军装的模样实在是又性感又帅气，看着肯定跟神仙差不多。不少荷兰女人后来嫁给了加拿大军人，拿她们当中一个人的话来讲：“面对事实吧，我们旱了那么久，加拿大人看着就美味可口。”
没有什么比跟盟军一起到来的音乐更能说明解放的性意味了，纳粹曾取缔这类音乐，其中有摇摆乐，爵士乐，比如格伦·米勒（Glenn Miller）的《情绪正正好》（In the Mood），另外，汤米·道尔西（Tommy Dorsey）、斯坦·肯顿（Stan Kenton）、本尼·古德曼（Benny Goodman）、莱昂内尔·汉普顿等音乐家的作品也在取缔之列，比如那首Hey！Ba-Ba-Re-Bop。巴黎年轻人在俗称“胜利唱片”——发给美军的爵士乐唱片——的音乐中翩翩起舞。而法美混搭的精神也传递到法语香颂（chanson）中。1945年由雅克·皮尔斯（Jacques Pills）唱红的一首热门歌曲歌词如下：
欧拉拉！（Oh！Là là！）
早上好小姐，
欧拉拉！
哈罗，就是这样啦，
欧拉拉！
我觉得你好美，
欧拉拉！
你是帅气的阿兵哥……
1945年，西线盟军依旧被明文禁止跟德国人往来。在荷兰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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