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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卡伦·克利夫兰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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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需知密试读：

我站在双胞胎的房间门口，看着他们睡着，安详而天真，但是婴儿床的木板条使我想到了监狱的铁窗。

夜光温柔橙黄，洒满屋子。家具太多，挤满了小小的房间。两张婴儿床，一旧，一新。可调桌上成垛地摆着还没开封的尿布。多年前马特和我一起组装的书架，如今因为摆了太多的书，已经有些松垮。那些书，我给两个大些的孩子读过，几乎都能背下来，我还多次发誓要多给双胞胎读，可惜却一直没有时间。

我听到马特上楼梯的脚步声，不由得紧紧握住U盘，就好像足够用力，它就会消失一样。一切就可以回到过去，过去的两天都将像噩梦一样被抹掉。但U盘还在那儿，坚硬、硌手、真实。走廊的门还如以前一般吱呀作响。我没有转身。马特来到我身后，靠得很近，我能闻到他身上肥皂和洗发水的味道，那味道过去总能让人莫名舒心，此刻却有说不出的陌生感。我能感觉到他有一丝犹豫。“我们聊一聊，好吗？”他说。

他声音轻柔，但还是吵到了蔡斯。蔡斯在睡梦中哼了一声，又安静下来，身子蜷成一团，好似要保护自己。我一直觉得他非常像他的父亲，深邃的双眼，能洞悉一切。现在我却犹疑了，不知到底还有没有机会真正了解他，如果他一直这样神秘下去，任何亲近他的人都会崩溃。“有什么好说的？”

马特又走近一步，一只手搭到我的胳膊上。我躲了一下，不让他碰我。他的手在空中僵了一会儿，而后落到身侧。“你打算怎么办？”他问。

我看了看另一张婴儿床，床上的凯莱布穿着包脚睡裤，仰面躺着，有着可爱的金色鬈发，四仰八叉像个海星。他双手摊开，粉色的嘴唇张着。他不知道自己有多脆弱，也不知道世界有多残酷。我一直都说会保护他。我会给他缺少的力量，保证他享受各种机会，尽可能使他过上正常的生活。可是如果我不在他身边，又怎能做到这些呢？

为孩子做任何事情我都愿意。任何事情。我张开手，看了看U盘，小小的长方体，普普通通。那么小，却有那么强的力量。修复的力量，破坏的力量。

想想整件事情，好似一个谎言。“你知道我别无选择。”我说道，迫使自己看向他，我的丈夫，这个我了解得如此深却又如此陌生的男人。第1章“坏消息，薇薇。”

我听到马特的声音，这些话任何人听到都会不安，但他的语气却让人安心——轻柔中带着歉意。发生的当然并非好事，但仍然可控。如果发生了真正糟糕的事情，他的语气会更重一些。他会用完整的句子，并且会叫我的全名。我有一个坏消息，薇薇安。

我抬高一侧的肩膀，把电话夹在耳边，转动座椅来到L形办公桌的另一侧，来到灰色头顶柜正下方的电脑前。我把光标移动到屏幕上一个猫头鹰形状的图标上，双击。如果恰如我所料——我知道一定是的——那么我在办公桌前的时间就没多久了。“埃拉？”我问道，同时瞥向隔间壁上用图钉固定的一幅蜡笔画，在一片灰色的大海中迸射出一丝亮色。“38.2度。”

我闭上眼，深吸了一口气。我们早有准备，半个班的孩子都生病了，好似多米诺骨牌，一个接一个倒下，所以轮到她也只是时间问题。四岁的孩子都不怎么讲卫生。可是今天？为什么偏偏是今天？“还有别的吗？”“就是体温。”他顿了顿，“抱歉，薇薇。早晨下车的时候她还好好的。”

我咽了一口唾沫，舒缓了一下收紧的喉咙，点了点头，虽然他看不见我。换作其他任何一天，马特都会去接她——他可以在家里工作，至少理论上可以。我不能，双胞胎出生时，我已经用光了所有的假期。但是他带着凯莱布去了城里，做最新一轮预约检查。我已经因为要错过这次检查而愧疚了好几周。现在我既错过了这次检查，还要用上根本不存在的假期。“我一小时后到。”我说。按学校规定我们接到电话后一小时内必须赶到。算上车程和走到停车位的时间——在兰利庞乱无章的停车场外圈——我只剩下大约十五分钟来完成今天的工作。我的赤字假期又减少了十五分钟。

我瞥了一眼屏幕一角的时钟——十点过七分——而后眼神转向右肘旁的星巴克杯子，塑料盖子上的孔里飘出了蒸汽。这是我犒劳自己的，为庆祝这盼望已久的日子而放纵了一把，为接下来沉闷枯燥的几个小时加油。浪费在排队上的宝贵时间本可以用来搜查电子档案。我应该像平时一样，用那个噼啪作响的咖啡机，咖啡渣随之会漂浮在马克杯上。“我也是这么和学校讲的。”马特说。“学校”其实是我们的托儿所，我们三个较小的孩子白天都在那里度过。但是自从卢克三个月大起，我们就开始叫它学校。我读过文章说这样有助于缓解过渡期的焦虑，减轻因每天离弃孩子八小时、十小时而产生的内疚感。其实并没有减轻，但是可能是老习惯难改了吧。

电话另一边的马特又顿了一会儿，我听到凯莱布咿咿呀呀的声音。我听着，知道马特也在听。每当这个时候我们都条件反射般地倾听。但依然只能听到一些元音，没有辅音。“我知道今天本该是个大日子……”马特终于说话了，声音却越来越弱。我已经习惯了他的声音这样渐渐变弱，他在开放线路电话里经常闪烁其词。因而我总假想有人在窃听。俄罗斯人？或是中国人？出现问题时，学校首先给马特打电话也有一些这方面的原因。我宁愿让他先过滤一些孩子的个人信息，以免被“敌人”听到。

可以说我是有些妄想症，或许也正是中情局（CIA）反情报分析员的职业病。

但是其实，马特了解的大概也就这么多。他不知道我一直都在尝试查获一个俄罗斯潜伏特工网络，但尚未取得任何成果，也不知道我设计了一种算法，来识别机密项目组成员。他只知道为这一天我已经等了好几个月了。他知道我就要揭晓最近两年的辛苦工作能否得到回报，还有我到底有没有机会得到晋升，我们一家人都迫切需要这次晋升。“是的，唉。”我说着，前后挪动着鼠标，盯着“雅典娜”加载，光标变成了计时器的形状。“今天凯莱布的预约检查才是重要的事情。”

我的目光又落到工位隔间墙上的那幅明亮的蜡笔画上。埃拉画的我们一家人，火柴棍一样的胳膊和腿直直地戳在六张圆圆的笑脸上。卢克的画稍微复杂一些，画的是一个人，头发、衣服和鞋子上都胡乱地涂着厚厚的颜色。上面还有加粗的大写字母，妈咪。在他还处于迷恋超级英雄的阶段，画里的我，穿着披风，双手扶在臀部，衬衫上有个“S”（super）。超级妈咪。

我的胸中翻腾起一种熟悉的感觉，那种压迫感，极度想哭的冲动。深呼吸，薇薇。深呼吸。“马尔代夫？”马特说道，我能感觉到自己的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丝微笑。他总能这样，在我最需要的时候想办法逗我笑。我瞥了一眼桌角上我们的合照，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张婚礼照片。已经过去快十年了。那时我们两个都那么开心，那么年轻。我们一直商量着结婚十周年纪念日要去个有异域风情的地方。显然，现在已经不可能了。虽然梦想一番还是很有趣的，但它既有趣又令人沮丧。“博拉博拉岛。”我说。“我可以凑合一下。”他犹豫了一下，在这当口我又听到了凯莱布的声音。又是一些元音，啊——啊——啊。我默默地计算着蔡斯发出辅音声的时间。我知道不应该这样——医生都说我不应该——但我还是忍不住。“博拉博拉岛？”我背后传来一个声音，刻意透出不可置信的语气。我一手挡住电话话筒，转过头。原来说话的是奥马尔，我在联邦调查局的联络人，此时他一脸愉快的表情。“这就很难解释了，中情局也难。”他咧嘴一笑，极具感染力，我脸上也不禁露出笑容。“你在这里做什么？”我说，手还捂着话筒。我能听到凯莱布又咿呀起来。这一次发的“O”音。哦——哦——哦。“和彼得有个会。”他又走近了一步，坐到我的桌沿上。透过衬衫，我能看到他臀部挂着的枪套的形状。“不知道是不是刻意安排在这个时间。”他瞥了一眼我的电脑屏幕，略微严肃了一点儿。“就是今天，对吧？上午十点？”

我看了看屏幕，一片黑，光标还是计时器的形状。“是今天。”我耳边的咿呀声已经消失了。我轻轻地推了推椅子，转回身，躲开奥马尔，把手从话筒上挪开。“亲爱的，我得挂了。奥马尔来了。”“向他问好。”马特说。“好的。”“爱你。”“我也爱你。”我放下电话，又转向奥马尔，他还坐在我的桌子上，穿着牛仔裤的双腿伸出去，交叉着双脚。“马特问你好。”我对他说。“啊，这么说来他就是博拉博拉岛的线人了。准备度假？”他又露出了满满的笑脸。“理论上是吧。”我无奈地笑了笑。心中凄然，突然脸也红了。

他又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终于低下头看腕表了。谢天谢地。“好吧，已经十点十分了。”他换了个方向叉起了脚。而后身子前倾，脸色明显兴奋了起来。“你发现了什么？”

奥马尔做这一行比我时间长。至少有十年。他是真的在寻找潜伏在美国的间谍，而我则负责寻找那些管理潜伏间谍的人。我们都收效甚微。我很好奇他为什么一直能保持如此的热情。“暂时什么都没有发现。我还没来得及看呢。”我冲着屏幕扬了扬头，程序还在加载，又瞥了一眼工位隔间墙上钉着的一张黑白照片，孩子的画作在它旁边。那是尤里·雅科夫——肥胖的脸，凶狠的表情。再点击几次鼠标，我就能黑进他的电脑了，就能看到他看到的一切，掌握他的动态，研究他的文件。如果运气好，就能证明他是俄罗斯间谍。“说吧，你到底是谁，你把我的朋友薇薇安怎么着了？”奥马尔笑着问我。

他说得没错。要不是在星巴克排队买咖啡，我在十点整就会登录上程序，而且至少已经浏览了几分钟。我耸了耸肩，指了指屏幕。“我正在努力。”之后我又点头指了指电话。“但是不管怎样，都得等等了。埃拉生病了，我得去接她。”

他夸张地呼了一口气。“孩子。总是最会找时候。”

电脑屏幕上的变化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滑动椅子靠近了些。“雅典娜”终于加载好了。满屏都是红旗和长串的字符，每一个都象征不同的控件和不同的隔层。文本字符越长，情报就越机密。这次这个相当长。

我点击翻过一屏，又翻过一屏。每一次点击就是一次确认。是的，我知道自己在访问机密隔离情报。是的，我知道自己不能披露这些信息，否则就要遭受长久的牢狱之灾。好，好，好。赶紧把情报给我吧。“就在这里了。”奥马尔说。我记得他在旁边，我用眼角余光扫了他一眼。他有意看向别处，躲开屏幕，不看我的隐私。“我能感觉到。”“希望吧。”我嘟哝着。我确实是这样希望的，但是内心很紧张。这种方法是一场赌博。一场豪赌。我建立了一个间谍管理者档案：受教育机构、专业和学历、银行信息以及在俄罗斯国内外的旅行记录。根据这些总结出一种算法，找出五个最接近这种模型的个体，即潜在的嫌疑人。

结果前四个都是错的，现在这个程序已成砧板上的鱼肉了。一切都押在尤里身上。他的电脑，五号，是最难潜入的，也是我认为最有机会的一个。“即使不是，”奥马尔说，“你所做的也是谁都没做过的。你接近真相了。”

将潜伏间谍管理者作为目标是一种新做法。多年来，中情局一直试图直接搜寻潜伏间谍，但是这些间谍潜伏得很好，几乎不可能找到。这个组织的设计就是要避免潜伏间谍与其管理者之外的人联络，即便是与管理者的联络也极少。中情局一直将关注点放在间谍首脑身上，他们负责监管间谍管理者，他们身在莫斯科，直接与俄罗斯情报部门对外情报局对接。“光接近是没用的。”我轻声说，“这你比谁都清楚。”

大概在我启动这个项目的时候，奥马尔还是个很有干劲儿的新探员。他提出一项新倡议，邀请盘踞已久的潜伏间谍“摆脱孤苦的境况”来自首，换取赦免的机会。他的理由呢？至少会有一些潜伏间谍希望将做掩护的身份变成现实，这样我们就有可能从被策反的潜伏间谍那里了解足够多的情报，进而渗透整个情报网。

这项计划在暗中展开，不到一周就有一个叫德米特雷的男人不期而至。他说自己是中层间谍管理者，并提供了一些关于组织的情报，这恰好印证了我们已经了解的信息——像他这样的间谍管理者每人负责管理五名潜伏间谍；每个首脑手下有五名间谍管理者，他归一名间谍首脑领导。这是一个自成体系的组织。这一点当然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之后他又给了一些惊人的情报——与我们已知的信息大相径庭——然后人就消失了。这之后我们将他称作双面间谍德米特雷。

这个项目自此结束。要公开承认美国本土有潜伏间谍，而我们却找不出他们，单这一点联邦调查局领导就不爱听。鉴于上述原因，又考虑到存在俄罗斯人故意为之的可能——摇摆不定的双面间谍提供误导情报——奥马尔的计划遭到全方位的批判，之后就被否决了。他们说：“我们要被各种德米特雷淹没了。”这件事过后，奥马尔原本前途无量的事业就止步不前了。他只能默默无闻地埋头苦干，一天又一天地做着一项吃力不讨好、令人挫败的、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电脑屏幕画面切换了，一个有尤里名字的小图标出现在屏幕上。每次看到目标人的名字这样出现，我都会一阵激动，因为我知道打开了一扇窗子，可以看到他们的数字生活，窥视他们认为保密的信息。恰好在这个时候，奥马尔站起了身。他知道我们以尤里为目标的行动。他是联邦调查局里少数几个深入了解过这个项目的探员之一——而且是最坚定的支持者，他比任何人都更相信这个算法，相信我。即便如此，他还是不能直接接触这个项目。“明天给我电话，好吗？”他说。“没问题。”我应道。他刚准备转过身走开，我就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屏幕上。我双击图标，出现了一个红边的内页，显示出尤里笔记本电脑里的内容，可供我梳理的镜像。虽然我只剩几分钟就要走了，但已经足够窥视一番。

背景是深蓝色的，点缀着大小不同的蓝色阴影气泡。屏幕一侧有整齐的四排图标，一半是文件夹。文件名都是斯拉夫字母，我认识这些字母但是不会读——至少读得不好。几年前我上过一点儿俄文课；之后卢克出生，我就再也没去上过课。我知道一些基本的词组，认识一些单词，但也就这么多了。其余的我都要靠语言学家或翻译软件帮忙。

我打开几个文件夹，浏览了里面的文档。一页又一页密密麻麻的斯拉夫文字。我感到一阵失望，但心里本来也有这样的预测。俄罗斯人又不会在莫斯科的电脑前用英语敲字，用英语记录潜伏在美国的特工人员清单。我知道自己寻找的内容是加密的，只是希望找到某种线索，某种受保护的文档，某种明显加密过的东西。

通过多年的高层渗透工作，我们了解到只有间谍管理者知道潜伏间谍的身份，间谍名字会在潜伏地以电子文档的形式保存，不会存在莫斯科，因为SVR——俄罗斯强大的对外情报局，害怕组织里有内鬼。他们极为恐惧，所以宁愿冒着潜伏间谍失联的风险，也不会将他们的名字保存在俄罗斯。我们还知道如果间谍管理者出了问题，间谍首脑就会获取这些电子档案，然后联系莫斯科申请解密密钥，这也是多层加密程序的一部分。我们从莫斯科拿到了密钥，但从来没有找到任何东西来解密。

这项计划几乎无懈可击，没法破解。我们甚至都不知道其真实目的，连是否有这样的计划都不确定。或许他们只是为了被动搜集信息，或许有其他更阴险的意图。但是我们知道这项计划的头目直接向普金汇报，所以更倾向于后者——因此我才会熬夜加班。

我继续浏览着，扫过每一个文档，虽然并不能完全理解看到的内容。这时突然出现一个我认识的斯拉夫单词。друзья。朋友。最后一行最后一个图标，一个马尼拉文件夹。我双击了文件夹，里面有五张JPEG格式的图片，别的什么都没有。我的心跳加快了。五个。每个间谍管理者负责五个潜伏间谍，我们从各个渠道都得到过这样的情报。而且文件夹的名字。朋友。

我点开第一张图，是一个戴圆框眼镜的普通中年男子的大头照。一阵兴奋之意涌起。这说明潜伏间谍很好地融入了当地社会。很不起眼。这个人显然符合这样的特征。

我心里理性的一面告诫自己不要太过兴奋；我们的情报人员都说潜伏间谍的文档是加密的。但是直觉告诉我这可能是个大发现。

我打开第二张图。是一个女人，红色的头发，明亮的蓝眼睛，大大的微笑。又是一张大头照，又是一个潜伏间谍。我盯着她。脑中有个想法挥之不去。这里只有照片，没有任何可供间谍管理者联系的身份信息。

尽管如此。朋友。照片。或许尤里不是我希望揪出来的绝密间谍管理者，不是中情局投入大量资源寻找的人，但是他有没有可能是负责招募间谍的？而这五个人：一定是重要的人。或许是招募目标。

我双击第三张照片，一张脸出现在屏幕上。这是一张头部特写照。它如此熟悉，完全在意料之中——但又完全在意料之外，因为它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我眨了眨眼，一次、两次，惊愕地看着这张照片，大脑拼命地想将眼前看到的与现实联系起来，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我感觉时间都停止了，好像冰冷的手指抓住我的心脏在揉捏。我头晕耳鸣。

第三张照片上是我丈夫的脸。第2章

脚步声越来越近。虽然耳中有轰鸣声，但我还是听到了脚步声。我那混乱的头脑突然间清醒过来，发出一条明确的指令：把它藏起来。我把光标挪到照片右上角的×符号上，点了下去，马特的脸就这样从我的眼前消失了。

我循着声音转过身，背对着自己的工位隔间。向我走来的是彼得。他看到了吗？我又回头瞥了一眼电脑屏幕。没有照片，只有打开的文件夹，有五个文件。我关得及时吗？

我脑中有个细微的声音质问这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要把它藏起来。这是马特。我的丈夫。难道我不应该跑到安保部门，质问为什么俄罗斯人会有他的照片吗？我的胃里一阵翻腾恶心。“开会？”彼得说，一侧的眉毛透过厚厚的眼镜框翘起。他站在我面前，穿着休闲鞋，紧身卡其裤，纽扣衬衫系到最顶部的一个扣子。彼得是团队中的高级分析员，苏联时期就开始干这一行，过去八年一直是我的导师。没有人比他更了解俄罗斯的反情报工作。他沉稳老练，很难让人不尊敬。

此时他的脸上没有异色。只有一点疑问——我要不要参加晨会？我觉得他没有看到。“不能。”我说，声音尖锐，很不自然。我使劲儿压低音调，尽量不颤音。“埃拉病了。我得去接她。”

他点了点头，只是稍微歪了一下脑袋，没有任何别的动作。他的表情正常，没有疑惑。“希望她好起来。”他说着转身走向会议室——一个有玻璃墙的房间，看起来不应该是中央情报局总部的会议室，反而更像个创业公司的。我盯了他很久，确信他没有回头看我。

我转过椅子来到电脑前，看着已经空白的屏幕。我的腿已经酸软，呼吸急促。马特的脸。在尤里的电脑里。我的第一反应是把它藏起来。为什么？

我听到团队其他成员慢步走向会议室。我的工位离会议室最近，去会议室的人都要经过。这里在一片小隔间的最远端，平时都很安静，除非有人去会议室或再往里走的限制区域——分析员可以躲到这里，调阅最机密敏感的档案，这些信息极具价值，很难获取，如果俄罗斯人知道我们得到了这些情报，一定会追踪泄露情报的人，并干掉他。

我颤抖着吸了一口气，又吸了一口。听到他们的脚步声越来越近，我转过了身。最先过来的是玛尔塔。特雷和海伦并肩走过，轻声聊着。然后是拉斐尔和伯特，伯特是我们的团队主管，他的工作无非是编辑一下文件。彼得是真正的头儿，所有人都知道。

我们的潜伏间谍组共有七个人。其实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团队，因为我们与俄罗斯反情报中心的其他团队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他们的情报很多，多到不知该如何处理。而我们几乎什么情报都没有。“你来开会吗？”玛尔塔在我的工位前停了下来，一手搭在一面高高的隔墙上。她说话时嘴里飘出一股薄荷和漱口水的味道。她有很重的眼袋，涂了非常厚的眼影，一看就是昨晚喝了太多。玛尔塔以前是一线探员，喜欢威士忌，也喜欢回味在前线工作时的荣光。她以前教我用信用卡和深藏在公文包底部的波比大头针开门锁，那个大头针还是上芭蕾舞课的埃拉落在我包里的。

我摇了摇头。“孩子病了。”“好吧，你去吧，去吧。”

她拿开手，继续向会议室走去。其他人走过的时候，我都微微一笑——这里一切都很正常。他们都走进玻璃屋子，伯特关上了门，我又转身面向屏幕。那些文档，那些混乱的斯拉夫文字，让我的身子颤抖。我低头看了看屏幕一角的时钟。还有三分钟就得离开。

我的胃绞成一团。我现在不能离开吧？但是又别无选择。如果没有按时接埃拉，就是二振了。三振我们就出局了。学校里每个班都有长长的候补名单，根本就不会犹豫。而且，我留在这里又该做什么呢？

有一种方法肯定能找到马特的照片在这里的原因，而浏览更多的文档肯定是不行的。我咽了一口唾沫，感觉有些恶心，挪动光标关上了“雅典娜”，然后关上电脑，抓起提包和外套，向门外走去。

他被设为目标。

我来到车旁时，手指已经冻成了冰柱，在寒冷中急促地呼吸着，现在我敢断定了。

他不是第一个。在过去一年里，俄罗斯比以往更活跃。最开始是玛尔塔。一个东欧口音的女人在健身房里和她搭上了朋友，陪她在奥尼尔酒吧喝了些酒。接触过几次之后，那个女人就直截了当地问玛尔塔要不要聊聊工作，以此保持“友谊”。玛尔塔拒绝了她，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她。

随后是特雷。当时他还住在一间小屋里，“室友”塞巴斯蒂安经常陪他上班。有一天我看到他脸色惨白，浑身颤抖，走向安保部门。后来听小道消息说他收到一封勒索邮件——两人行不轨之事的照片，有人以此威胁他。如果他不出来会面就把照片发给他的父母。

所以不用想，俄罗斯人肯定知道我的身份。如果他们知道我的身份，那么弄清马特的身份就易如反掌了。找出我们的弱点也同样简单。

我扭动钥匙发动汽车，卡罗拉汽车像平常一样发出哽咽般的声音。“快点儿。”我嘟哝着又转动了一次钥匙，听到引擎喘息着发动起来。几秒钟之后，通风口喷出一阵冰冷的空气。我转动按钮盘把空调温度调到最高，又搓了搓双手，挂倒挡从车位里开了出来。我应该先热一下车，但是没时间了。时间总是不够。

这辆卡罗拉是马特的车，在我们相遇之前他就已经有这辆车了。毫不夸张地说，这辆车快报废了。我怀上双胞胎的时候换掉了我那部旧车，换了一辆商务车，二手的。马特开那辆家用车，因为大多数时候都是他接送孩子。

我机械地开着车，精神有些恍惚。开得越久，胃里绞得就越厉害。我并不担心他们把马特设为目标，真正令我担忧的反倒是那个词。朋友。是不是说明马特在某种程度上是共谋？

马特是软件工程师。他根本不知道俄罗斯人有多狡猾，不知道他们有多冷酷，不知道他们会以最小的点为突破口。即使只有一丝与他们合作的意愿，他们也会加以利用，不断开发，扭曲初衷，迫使他做更多的事情。

我到学校时只剩下两分钟。走进教学楼，迎面一阵暖流袭来。教导主任是个女人，特点鲜明，总是皱着眉头，她下意识地瞥了一眼钟，冲我瞪了一眼。我也不敢肯定她这一瞪是什么意思，是“怎么花了这么长时间？”还是“你这么早就下班过来了，显然早上送孩子来的时候她就已经病了。”我从她身旁走过，敷衍地露出歉意的微笑，内心却在嘶吼——老天啊，不知道埃拉得了什么病，但肯定是在这里染上的。

我走过教学楼走廊，两边挂着孩子的艺术作品——手印北极熊、亮闪闪的雪花和水彩棒球手套——思绪却飞到了别处。朋友。是不是马特做了什么，让他们认为愿意合作？他们只需要一点点迹象。某个迹象，任何迹象都可加以利用。

我找到了埃拉的教室，小椅子、小房子和玩具箱，红黄蓝色彩斑斓。她在教室的一个小角落里，独自一人坐在亮红色的儿童沙发上，腿上打开着一本硬皮的图画书。看来是和其他孩子隔离了。她穿了一件我毫无印象的紫色打底裤。我隐约记得马特说过要带她去购物，一定是他带着她买的。她长得很快，衣服都不合身了。

我走过去，伸开双臂，露出夸张的笑容。她抬起头，警惕地看着我：“爸爸呢？”

我有些难堪，但还是硬挤出笑容：“爸爸带凯莱布去看医生。今天我来接你。”

她合上书，放回书架，说：“好吧。”“我能抱抱你吗？”我的胳膊张开着，虽然耷拉了下来。她盯着我的胳膊看了一会儿，然后走过来抱住我。我紧紧地抱着她，脸埋进她那柔软的头发里。“亲爱的，抱歉让你觉得不舒服了。”“我还好，妈妈。”

妈妈？我如鲠在喉。今天早上还叫我妈咪呢。千万别再也不叫我妈咪啊，我还没准备好。尤其是今天。

我正对着她，又挤出一丝笑容。“我们去接弟弟。”

埃拉坐到了婴儿房外的长凳上，我则走进房里接蔡斯。这个房间很压抑，就像它七年前给我的感受一样——换尿布台，成排的婴儿床和成排的高脚椅。那是我第一次来这里——为了生卢克。

我走进婴儿房的时候，蔡斯坐在地上。没等我来到蔡斯身边其中一位年轻的老师就抱起了他，将他抱得紧紧的，还在他脸颊上亲了亲。“真是个乖巧的孩子。”她说着朝我笑了笑。我看着他们，突然有些嫉妒。这个女人能看到他迈出第一步，能在他蹒跚学步的时候伸出双臂扶住他，而我却只能待在办公室。她和蔡斯在一起的时候那么自然，那么惬意。这也难怪，她整天都和蔡斯在一起。“是啊，可不是嘛。”我说，声音却有些奇怪。

我给两个孩子都穿上宽大的外套，戴上了帽子——已经是三月，天却冷得出奇——然后将他们放进安全座椅，那种坚硬、狭小的安全座椅在卡罗拉的车子后排勉强能放下三个。它们质量好且能安全地放在商务车里。“亲爱的，早上过得怎么样？”我从停车位里倒车出来，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埃拉。

她开始没出声，过了一会儿才说：“我是唯一一个没去做瑜伽的女孩。”“真抱歉。”我说，但话一出口我就知道说错了，我本该说些别的。接下来的沉默使人压抑。我按下音响键，放了儿童音乐。

我朝后视镜瞥了一眼，埃拉正安静地看着窗外。我应该再问一个问题，吸引她讲讲今天过得怎么样，但是我什么都没有说。那张照片在我脑中挥之不去。马特的脸。我想这应该是最近的照片，大概一年内照的。他们监视他、监视我们到底多久了？

从学校开回家的路程并不长，车蜿蜒地穿过一个差异显著的社区：新建的麦氏豪宅旁边是我们家的老房子。六个人住这样的房子实在太挤，而且房子很老，老到了说我的父母是在这里长大的都有人相信。谁都知道华盛顿郊区的房子很贵，而贝塞斯达是其中最贵的区域。但这里有全国最好的学校。

我把车停进家里的车库，齐整的车库像个箱子，能停两辆车。车库前有一小块前廊，是原来的房主加建的，与房子的整体风格并不搭。我们开始以为会常用，但其实却并没有。我怀卢克的时候，我们买下了这座房子，这里学校很好，所以当时我们觉得这笔巨额房款很值。

我看了看正门旁悬挂的美国国旗。这面旗子是马特挂的，他换掉了褪色的那面旗。他不会与我们的国家为敌的，我知道他不会。但是他是不是做过某些事，使那些俄罗斯人觉得他会背叛美国？

有一件事可以确定。他是因为我才被设为目标的。因为我的工作。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藏起了照片，是吧？如果他陷入麻烦，那就是我的错。我要尽全力帮他摆脱麻烦。

我让埃拉坐在沙发上看卡通片，一集又一集。通常我们只准她看一集，算是饭后奖励，但是今天她生病了，而且我一直想着那张照片的事，无暇顾及其他。蔡斯打盹了，埃拉在电视前有些迷糊，我则开始清理厨房，擦干净蓝色操作台，如果有钱我们早就换掉了。我用力擦掉灶台上的污迹，只剩下三个灶头还能用。然后收拾装满各种塑料容器的碗柜，盖子对号盖到容器上，将盖好的瓶子堆起来。

下午我给孩子穿上暖和的衣服，走路到公共汽车站接卢克。他打招呼的话和埃拉一样。“爸爸呢？”“爸爸带凯莱布看医生了。”

我给他做了一点儿简餐，开始陪他做作业。一张数学卷子，是两位数加法。我都不知道他们已经学到两位数了。平时都是马特陪他写作业。

在我听到马特的钥匙在锁眼里转动的声音之前，埃拉已如箭一样地从沙发上跳起来，冲向正门。“爸爸！”马特一开门她就高喊。他一只手抱着凯莱布，一只手拿着杂货，竟然还能蹲下来给埃拉一个拥抱，问她感觉怎么样，甚至还帮凯莱布脱了外套。他脸上的笑容看起来很真切，很真切。

马特站起身，慢慢向我走来，他轻轻地吻我的嘴唇，说：“嘿，亲爱的。”他穿着牛仔裤和去年圣诞节我给他买的羊毛衫，棕色的，衣领处有拉链的那一件，外面套了一件夹克。他把一袋子杂货放到操作台上，调整了一下凯莱布的姿势，搂着屁股抱住他。埃拉紧紧拉住他的一条腿，他空闲的一只手放到埃拉头上，抚摸着她的头发。“怎么样？”我伸手去抱凯莱布，很惊讶他竟然乐意投入我的怀抱。我捏了捏他，又亲了他的额头，闻到儿童洗发露的香甜味道。“很好，真的。”马特说着脱下夹克，放到操作台上。他走到卢克身旁，拨乱了他的头发。“嘿，小伙子。”

卢克抬头看着他，一脸的喜悦。我能看到他第一颗掉的牙的缺口，那颗牙在我下班回家之前就已经放到了他的枕头下。“嘿，爸。我们能玩一会儿传球游戏吗？”“稍等一会儿。我得先和妈妈说两句。你做完科学项目了吗？”“还有科学项目？”“是的。”说着卢克将目光投向我，好像之前忘记我在他身旁。“说实话。”我说，声音比本意要尖锐得多。我看向马特，看到他眉头略微扬起，稍有一点点的异样，但并没有说什么。“我已经想过该怎么做科学项目了。”我听到卢克嘟哝。

马特转身走过来，靠到操作台上。“米萨拉特医生对进展很满意。超声和心电图看起来都很好。她希望我们三个月之后再去检查一次。”

我又捏了捏凯莱布。终于有了些好消息。马特开始把杂货袋里的东西往外拿。3.8升（1加仑）的牛奶。一包鸡胸肉，一袋冻蔬菜。面包房里买的饼干——我一直不让他买这种饼干，因为我们只用买饼干的钱的零头就能做出同样的饼干。他独自哼着小曲，是我听不出的曲调。他很开心，他开心时才会哼唱。

他弯下腰，从最底层的抽屉里掏出一个蒸锅和平底锅，分别放到炉灶上。我看着他，又亲了一下凯莱布。他怎么会擅长烹饪呢？他怎么能如此游刃有余？

我转头看着坐回到沙发上的埃拉。“亲爱的，你在屋里还好吗？”“还好，妈妈。”

我能听见马特停下手中的活儿，僵在那里。“妈妈？”他轻声说。我转过身，看到他满脸的关切。

我耸了耸肩，但我敢肯定他看到了我眼中的伤痛。“看来今天到日子了。”

他放下手中的米箱，抱住我，突然之间我在心底筑起的情感墙似乎要顷刻崩塌。我能听到他的心跳，能感觉到他的温暖。“发生了什么？”我想问。“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咽了口唾沫，吸了口气，挣脱开。“我帮你一起做晚饭吧。”“我一个人就行。”他转过身，调整了烤炉的控制盘，又侧身从操作台的金属架子里抓起一瓶红酒。我看着他打开红酒，然后从碗柜里拿出一个红酒杯。他小心地倒了半杯酒，递给我：“喝杯酒吧。”

但愿你知道我内心多么需要一杯酒。我向他微微一笑，呷了一口酒。

我给孩子洗了手，把他们放进儿童高脚椅里，每个孩子各占桌子一角。马特把炒好的菜盛到碗里，放到我们的桌上。他和卢克聊着，我装出在听的样子，好像自己也参与到交谈中。但其实我的思绪早已飘到了别处。他今天看起来非常开心。最近他一直都比往常更开心，是不是？

我脑中又浮现出那张照片。文件夹的名字。朋友。他不会答应做任何事情的吧？但是对手可是俄罗斯人啊。他只要给对方一点儿理由，哪怕一丝暗示，他们就会猛扑上去。

突然一阵肾上腺素从我身体里涌起，我似乎感觉到自己不忠。我根本就不该有这样的想法。但现实如此，我们也的确需要一笔钱。万一他觉得是自己为家庭做了一件好事，找到一个赚钱的路子呢？我试着回忆上一次两人因为钱的事情吵架。他回家时手里拿着一张第二天开奖的强力球彩票，把它贴到冰箱磁力擦写板下面。在板上写了“我很抱歉”，又在旁边画了一张笑脸。

如果他们策反了他，而他却感觉像中了彩票怎么办？如果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被策反了该怎么办？如果他们耍花招哄骗他，让他以为自己只是在做一份合法的兼职，帮助家里增加收入呢？

天啊，归根结底还是钱的问题。我真恼恨，一切都归结到钱上。

如果我早知道，就会告诉他要耐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虽然我们现在入不敷出，但是埃拉很快就上幼儿园了，双胞胎也很快就可以离开婴儿房了，这上面能省不少钱。明年我们就会好过一些，好很多。今年恰好是难过的一年，我们本来就知道今年不会好过。

马特现在正和埃拉聊着，她那甜美细小的声音穿透了我脑中的迷雾。“我是唯一一个没去做瑜伽的女孩。”她说。和在车上对我说的话一样。

马特咬了一口食物，认真地嚼着，眼睛一直盯着她。我屏住呼吸，等着听他的回应。终于他吞下了食物。“那你有什么想法？”

她稍微歪了歪头说：“我觉得还好吧。讲故事的时候我坐到了前排。”

我盯着她，手中的叉子停在半空中。她根本不在意。她不需要别人的道歉。为什么马特总能找到恰当的词，总能知道该怎么说？

蔡斯正用沾满食物的小胖手往地上拨弄吃剩的晚饭，凯莱布则大笑起来，双手猛烈敲打着自己的饭盘，把饭菜的汤汁扬到了天上。马特和我同时向后推了推椅子，起身去拿纸巾，将他们沾满酱汁和饭渣的手脸擦干净，这个活儿我们已经驾轻就熟——双人清理工作。

卢克和埃拉都找由头离开了饭桌，进了家庭娱乐房。我们收拾干净双胞胎之后，把他们也放进了家庭娱乐房，开始清理厨房。我把剩饭菜倒进塑料餐盒的间隙，又倒了一杯红酒。马特正在擦餐桌，他朝我看过来，眼神有些疑惑。“今天不顺？”“有点儿。”我应道，一边努力回想昨天会怎样回答这个问题。我是不是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我也不会和马特讲任何机密的事情。或许讲些工作中的见闻。随意聊一些事情，就像今天有好多工作之类的。但这些都是琐碎的事情。俄罗斯人不会真的关心。他们不会为这些信息付钱。

厨房终于干净了，我把手里最后一张纸巾扔进垃圾桶，又瘫坐到餐桌前的椅子里。我看着墙，空荡荡的一面墙。我们搬进这里多少年了，到现在也没有做任何装饰。我听着家庭娱乐室里传出电视的声音，那是一个关于怪物卡车的节目，卢克很喜欢看。还有双胞胎的玩具发出微弱的音乐。

马特走过来，搬出他的椅子，坐了下来。他正看着我，一脸关切，等着我先说话。我得说些什么。我要知道真相。还有一种选择是直接去找彼得，找安保部门，告诉他们我的发现。请他们调查我的丈夫。

一定有一种解释能证明他无辜。他还没有被接触。或者他已经被接触了，但是自己还没有意识到。他没有答应任何事情。他当然不会答应任何事情。我喝完了最后一滴酒，把酒杯放到桌上时手还在颤抖。

我盯着他，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几个小时已经过去，我本应该已经想出该说什么的。

他的表情很坦诚，一定是知道有重大的事情要降临。我敢说他从我的脸上能看出来。但是他看上去并不紧张。没有任何异样。就跟平时一样。“你为俄罗斯人工作多久了？”我说。这些话很直接，没有任何修饰。但话已经说出，我就开始仔细观察他的脸色，因为对我而言，他的表情比话语更重要。会出现真诚？迷惑？愤怒？羞愧？

什么表情都没有。他的脸上没有露出一丝情绪。根本没有变化。这令我感到一阵恐惧。

他平静地看着我。等了很久才回答我的问题，毫无掩饰地回答。“二十二年。”第3章

我感觉天旋地转。就好像掉进了某个空间，飘浮着，悬挂着，看着自己，看着整个事件展开，但是自己却身在其外，因为一切都不真实。我的耳边一阵鸣响，是一种奇怪细小的声音。

我没想到他会承认。我用这些话，用最坏的情形指责他，本想他会承认一些比较轻的问题。“有一次我遇到了一个人，”他也许会说，“但是我发誓，薇薇，我没有为他们工作。”

或是彻底地愤怒：“你怎么会这么想？”

我根本没想到他会直接承认。

二十二年。我抓住这个数字不放，因为它是有形的，实在的。三十七减去二十二。当时他也才十五岁，在西雅图上高中。

这根本讲不通。

十五岁的时候他还在校际联赛里打棒球，在学校乐队里吹小号，课余时间给邻居修草坪赚零花钱。

我想不明白。

二十二年。

我用指尖揉着太阳穴。脑里一直嗡嗡作响。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在那里，它是某种意识。这太可怕，以至于我的头脑无法消化，我不敢相信是真的，因为一旦承认，我的整个世界都会崩塌。

二十二年。

我的算法本应引导我找到在美国管理潜伏间谍的俄罗斯特工。

二十二年。

这时我想起以前读过的一篇内部报告中有一段。一个了解这个项目的对外情报局特工说的。他们会招募十五岁的孩子。

我闭上双眼，更用力地按压着太阳穴。

马特并不是自己嘴里说的那个人。

我的丈夫是潜伏得很深的俄罗斯特工。

上天注定的姻缘。我总这样想我们的相遇，就好像只能出现在电影里的桥段。

一个七月的星期一早晨，我搬到华盛顿。清晨我从夏洛茨维尔开车启程，把所有的家当都塞进了本田雅阁车子里。我打着双闪把车并排停到别人的车旁，眼前是一座砖砌的旧楼，逃生梯摇摇晃晃，国家动物园就在附近，甚至可以闻到那里的味道。这就是我的新公寓。我已经开车搬了三趟东西，彼时正抱着一个大纸箱穿过人行道，突然撞到了什么。

马特。他穿着牛仔裤，浅蓝色的衬衫，袖子卷到胳膊肘处，我这一撞让他洒了一身咖啡。“噢，我的天啊。”我说着，匆忙把箱子放到人行道上。他一手拿着湿淋淋的咖啡杯，塑料的杯盖落在他的脚旁。他甩着另一只手，液滴在空中乱飞。他表情狰狞，似乎有些痛苦，衬衫的正面印了几大片棕色的污渍。“真是太抱歉了。”

我站在那里，很无助，双手伸向他，好像能有什么作用似的。

他又甩了几下手臂，然后抬起头看着我。他微笑着，使人完全放下了戒心，当时我的心真的融化了。那整齐无瑕的白色牙齿，深邃的棕色眼睛好似在闪光。“别放在心上。”“我给你拿几张纸巾。就在这个箱子的某处……”“没事。”“或者一件新衬衫？我这里或许有你穿得下的T恤衫……”

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衬衫，静了一会儿，好像在思考什么。“没事，真的。不过还是谢谢了。”他又冲我笑了笑，就走开了。我站在人行道中间，看着他离开，等着看他是否会转身改变主意，整个过程里我都极度失落，强烈渴望再和他多聊一会儿。

后来我说，那就是一见钟情。

那天早上余下的时间里，我一直都惦记着他。那双眼睛，那抹微笑。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我把东西都安全地搬进了公寓，便打算在周边走走，却又碰见了他。他在一家小书店门口的摊位上看书。同一个人，新衬衫——这次是一件白色的。他完全沉浸在那些书中。很难描述我当时的情绪——兴奋和激动，夹杂着一种难言的慰藉感。我又有了一次机会，于是我深吸一口气，走过去，站到他身旁。“嘿。”我微笑着对他说。

他抬头看着我，最开始一脸茫然，过了一会儿才认出来。他也朝我笑了笑，露出那完美无瑕的洁白牙齿。“嗯，你好。”“这次没搬箱子。”我说道，又感到一丝难堪。就只能想出这样一句话茬儿？

他依旧保持着微笑。我清了清嗓子，以前从来没这么做过。我向着旁边咖啡店的方向点了点头。“可以请你喝杯咖啡吗？我想我应该欠你一杯。”

他看了看咖啡店的遮阳棚，转而又看了看我。脸上有些戒备的神色。“噢，天啊，他有女朋友。”我心想。“我真不该问。多尴尬啊。”“或者一件衬衫？我应该也欠你一件。”我微笑着，语气尽量轻松愉悦。好想法，薇薇。你给了他台阶下。正好可以一笑置之，不接受邀请。

令我惊讶的是，他抬起头又说了一句话，打消了我的疑虑，也给了我希望。他说：“喝杯咖啡不错。”

我们坐到咖啡店里面的一个角落里，一直到暮色降临。我们聊得很尽兴，没有一刻冷场。我们有很多共同点：我们都是独生子，都出生于天主教家庭但并不信教，身处政治中心却都不关心政治，我们都独自穷游过欧洲，母亲都是老师，小时候都养过金毛犬。两个人的相似之处多得有些诡异。好像命运安排我们相见。他风趣又迷人，聪明又礼貌——而且超级帅。

我们的咖啡早就喝光了，咖啡馆的店员已经开始擦我们周围的桌子。这时他抬头看着我，明显有些紧张，问我愿不愿意一起吃晚饭。

我们去了街角的一家意大利馆子，点了大份私房意面和一瓶红酒。到最后虽然已经吃饱，但还是点了一份甜点，想借此多待一会儿。我们一直都说个不停。

我们一直聊到饭馆打烊，之后他陪我走回了家，拉住了我的手，我从未感到如此温暖，如此轻松，如此幸福。在我公寓外的人行道上，就在我撞到他的那个地方，他吻了我，向我说晚安。那天晚上迷迷糊糊睡去的时候，我知道自己遇到了要嫁的男人。“薇薇。”

我眨了眨眼，记忆就这样溜走。我听到家庭娱乐房中怪兽卡车节目的主题曲，咿呀学语的声音，玩具碰撞的声音和塑料之间的碰撞声。“薇薇，看着我。”

这时我看到了恐惧。他不再是一副毫无表情的样子。他皱起了眉头，他慌张的时候额头就会堆起皱纹，此时那皱纹比以前都要深。

他向前靠过来，越过饭桌，一只手放到我手上。我躲开他，双手紧紧抓住大腿。他看起来非常害怕。“我爱你。”

此刻我不敢看他，因无法承受他眼中的深情。我低头看着饭桌，那里有一个红色的印记，只一点点。我盯着那个红点看，它已经渗进木头里，这是很久之前做某个艺术项目时留下的疤痕。为什么我会注意到它？“这并不会改变我对你的感情。我向上天发誓，薇薇。你和孩子就是我的一切。”

孩子。天啊，还有孩子。我该怎么跟他们讲？我抬起头，看向家庭娱乐房，虽然在这里根本看不到他们。我听到双胞胎玩耍的声音。两个大一些的孩子很安静，一定是在专心看节目。“你是谁？”我低声问道，如同耳语。我本不想低声耳语，但不知怎的地就这样说出了话，就好像声带不听使唤。“是我，薇薇。我发誓，这就是你了解的那个我。”“你是谁？”我又问了一遍，这次嗓音有些破裂。

他看着我，瞪大了眼睛，眉头紧皱。我盯着他，试图读懂他的眼神，但不能确定能否读得懂。不，我有读懂过吗？“我出生在苏联的伏尔加格勒，”他轻声说。他的神色平静，“我叫亚历山大·连科夫。”

亚历山大·连科夫。这不是真的。这一定是个梦，是电影，是小说，而不是我的生活。我又盯着饭桌，桌上有一小簇凹痕，是孩子用叉子敲出来的。“我的父母是米哈伊尔和纳塔利娅。”

米哈伊尔和纳塔利娅。不是加里和巴布。我的公公婆婆，我孩子叫爷爷奶奶的人。我盯着饭桌上的凹痕，它们像一个个小小的火山口。“我十三岁时，他们车祸丧生。我没有其他亲人，被安置在国有福利院里，几个月后我搬到莫斯科。我当时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已经被安排到对外情报局的一个项目里了。”

我想到马特还是个恐慌的男孩的样子，内心涌起一股同情。但很快这股同情就被强烈的背叛感所压制。我的手抓得更紧了。“那是一个全封闭式的英语语言学习项目。十五岁时我被正式招募，从此有了新身份。”“成了马特·米勒。”我又像是在耳语。

他点了点头，身体又靠向前来，满目情深。“我别无选择，薇薇。”

我低头看了看左手上的戒指，回想起两人最初的对话，以为彼此有那么多的共同点。这看起来多么真实，但却都是编造的。他编造了一个根本就不存在的童年。

突然之间一切都成了谎言。我的生活就是一个谎言。“我的身份是假的，但其他一切都是真的，”他好像能读懂我的心思，“我的感情是真的。我发誓。”

左手的那枚戒指上，钻石反射出一缕光。我看着切面，一个一个地看过。我隐约听到家庭娱乐房里传出一些声音。新的声音，比之前的声音要大。卢克和埃拉在争吵。我把目光从戒指上挪开，抬起头，看到马特正盯着我，但头微微侧着，我知道他在听孩子们在吵什么。“你们两个，不要吵了。”他喊了一声，但目光还是没有离开我。

我们看着对方，都听着孩子的声音。争吵越来越激烈，马特离开桌前，走进屋里去调解。我断断续续听到几句对话，两个孩子都向马特说自己的理，马特劝他们和解。我的头有些晕，或许是因为喝了红酒。

马特抱着凯莱布回到饭桌前，坐下来。凯莱布朝我咧着嘴笑，可爱的小拳头塞在嘴里，沾满了口水。我根本笑不出来，只能转头看着马特。“真正的马特·米勒在哪儿？”我问。我想到压在防火保险柜底层的出生证明，还有社保卡和护照。“我不知道。”“那巴布和加里呢？”我问。我想着他们的模样，那个沉稳的家庭主妇，她色彩柔和的上衣总能使我想起我奶奶以前的装束。那个男人，啤酒肚鼓鼓的，撑开了腰带，衬衫总是塞进裤子里，袜子总是白色的。“也和我一样。”他说。

蔡斯哭了起来，这扰人分神的事情在此刻却如救命稻草。我从饭桌前站起身，走进家庭娱乐房。他在卢克和埃拉的沙发旁，趴在地上，我能看到沙发底下有个蓝色球的轮廓。我伸手拿起球，又抱起蔡斯，把他放在我的大腿上。他现在安静了一些，只轻声呜咽着，一手紧紧地抓着那只球。

我的大脑一片混乱。我怎么这么容易上当？特别是巴布和加里那样的。他们一看就是敌营的人。我直到婚礼才见到了他们。我们去过西雅图一次，他们也没有见我们。当然他们有理由。当时看起来合情合理，但现在回想起来根本站不住脚。巴布不敢坐飞机，我们的假期不够，我们生了一个又一个孩子，谁愿意抱着大哭的孩子从东海岸飞到西海岸呢？

我曾因为这件事感到很内疚。因为我们经常看望我的父母，但却几乎没有看望过他的父母。我甚至还因此道过歉。“生活无奈，习惯就好。”他笑着说。他当时的笑容确实有些失落，但这件事似乎并没有令他感到烦恼。我提议过视频聊天，但是他们不喜欢用高科技的东西，就喜欢隔几个周用电话聊聊。马特似乎也不是很在意。

我从不强求。我不强求是因为我暗自欢喜吗？欢喜我们不用轮流在两家过圣诞节，不用因全家人定期飞越美国前去探亲而花光积蓄。也不用和专横的公公婆婆打交道。甚至高兴马特不用分散感情，而全身心地关爱孩子和我。

我走回厨房，坐到饭桌前，蔡斯坐在我的腿上。“我们婚礼上的那些人都是哪里来的？”婚礼上至少有几十个亲戚。叔舅姑姨，堂表兄弟姐妹。“一样的。”

不可能。我摇了摇头，好像这样就能将这些糟乱的事情捋出头绪。能够讲得通道理。我见过超过二十五个潜伏间谍。俄罗斯人到底安插了多少间谍？这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多。

双面间谍德米特雷。突然之间我脑中全是他。他说在美国有数十个潜伏间谍组。他跟我们讲了很多不合情理的事，让我们相信他就是双面间谍。他说潜伏间谍的身份一直由间谍管理者独自掌管，但我们了解这些信息是以电子形式储存的。他说解密密码并非我们从其他渠道得到的那个。还有那离谱的言论。他说潜伏间谍已经渗透到政府里，并逐步爬到了高层。他说在美国隐藏着数十个潜伏间谍组，而我们认为只有几个。

这条信息并不是太离谱，对吧？此时，我又猛然想到另一件事。“你是间谍。”我轻声说。我过分纠结于那个谎言，纠结于他并非自己所说的那个人，却没有完全体会到这一层事实。“我也不想。我只想安安静静地做来自西雅图的马特·米勒，摆脱他们的控制。”

我的胸口如中重拳，几乎喘不上气。“但是我已经被困住了。”他看起来很真诚，值得同情。他当然是困于其中。他也不可能说退出就退出。他们在他身上投入了太多。

蔡斯在我的腿上扭动，想从我身上挣脱。我把他放在地上，他就四肢并用往远处爬去，留下一串欢快的叫声。“你欺骗了我。”“我别无选择。别人不懂，你也应该理解——”“你敢。”我说道，因为我知道他准备说什么。

我回想起很久以前我们在一起的画面，咖啡馆角落的一张小桌上，超大号的咖啡杯摆在我们面前。“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他问。“我刚研究生毕业。”我说，希望这样就能敷衍过去，但心里清楚只说这些还不够。“接下来没有工作打算？”

我点了点头，呷了一口咖啡，并不回答。“做什么呢？”他紧跟着问。

我低头看着马克杯，从杯里飘出一些蒸汽。“咨询。一家小公司。”我说，谎言的味道有些苦涩。但他就是个陌生人，我不可能告诉陌生人自己为中情局工作。“你呢？”我问。谢天谢地话题转移到软件工程上去了。“根本不是一回事。”此时的我说，“你有十年的时间。十年。”“我知道。”他似在悔悟。

这时凯莱布也扭动了起来。一边扭动着一边朝我笑，他肯定在好奇为什么我没有对他笑。他向我伸出胳膊，马特抱起他，从桌子上递过来，送到我伸出的双臂里。他坐到我的腿上，安安静静。“你也做类似的事情吗？假装别人的亲戚。”我问道，但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问。有那么多疑团，为什么我会想知道这一件。

他摇了摇头。“他们不想让我冒这样的险。”

他们当然不会。他的价值更高，不是吗？因为他娶了我。而我在中情局工作。

天啊，俄罗斯人真在他身上押了很重的筹码。他们一定很兴奋。多么幸运啊，一个潜伏间谍娶了中情局反情报分析员。

想到这里，一阵寒意如电流般穿过我的身体。

我又回想起相遇几周之后我们俩坐在我的公寓里。我们面对面坐在开间一角的折叠桌前，桌上的一次性纸餐盘里放着比萨。“我没有完全对你讲实话。”我说着，揉搓着双手，忧心自己承认说谎之后他的反应，但又为可以消除误会感到如释重负。再也不用对这个男人撒谎了。“我在中情局工作。”我还清晰地记得他当时的表情，最开始毫无变化，好像一点儿也不吃惊。随后他的眼中有亮光闪烁，我当时还以为是这个信息需要一段时间消化。

但并不是这样，对吧？他从一开始就知道。

我的胸口有些闷。闭上眼睛，看到自己坐在研究生学校的礼堂里，中情局招聘人员正在做展示。我意识到自己可以做这一行，并以此改变世界，服务国家，为家庭带来荣光。时间飞速推进，我通过了申请流程、背景调查和一整套的评估。直到一年之后，我都已经要放弃时，我收到一封信，一封普通的政府答复函。普通的白纸，没有信头。只有入职日期、薪水和须知，还有我被安排的部门：反情报中心。

那是我搬去华盛顿前的两周。我遇见了马特。

此时我的呼吸急促。在我的脑中我回到了那间咖啡馆，坐在角落里，重温了一遍我们的对话，就是我们发现彼此有那么多共同点的那一次。他不单单是在附和我，编造出一个假身份。他从一开始就说自己出生在天主教家庭，说他的母亲是一位老师，说他养过一条金毛。他这样说是因为早就了解过我。

我伸手捂住嘴，恍惚中感觉手在颤抖。

俄罗斯人不是靠运气，他们很周密。一切都是计划好的。那根本不是上天注定的缘分。

我就是他的目标。第4章

马特又靠向前，额头的皱纹更深了，两只眼睁得更大了。我确信他能读懂我的心思，他知道我刚了解到的真相。“我发誓对你和孩子的感情都是真的。我向上天发誓，薇薇。”

我上过甄别骗术的课程，隐约感觉他没有任何欺骗的迹象。他说的是实话。

但我转念又想到，他是否也受过同样的培训？或许更多的培训。他是否知道如何说出令人信服的谎言？

他不是已经这样做了二十二年了吗？

凯莱布啃着我的手指，细小的尖牙刺入我的皮肤。虽然痛，但此时却是很好的刺激，我没有拦住他，因为对我而言，这是当下唯一真实的感受。“我们相遇的那一天……”我说到一半就说不下去了。我的思绪断断续续，无法问出我想知道的，也无法说出早已知道的事情。一切太突然，令我难以承受。

他顿了一会儿才回答我。“整个早上我都在观察你。当我看到你抱着箱子时，就故意走过来。”他说的时候露出愧疚的神情。至少看起来是愧疚的。

我回想起自己曾多次提及我们初次相遇的事。他也讲过很多次。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都会适时放声大笑，并加入自己的看法。

全都是谎言。“你是我的目标。”他说。我喘不上气来。事实正如他所说——这证明他很坦诚。作为妻子，我不得不承认他很坦诚，不是吗？但作为反情报分析员，他正在交代的不过是我已掌握的信息。他努力表现得比实际更诚恳，这不过是教科书上的老把戏。“但后来我爱上了你。”他说，“我深深地、深深地爱上了你。”

他看起来很诚恳。他当然是爱我的。你不可能不爱一个人却和他维持十年的婚姻。我摇了摇头。我不知道还能再相信什么。而且我也无法接受“他可能不再爱我”的想法。“最开始我因自己的幸运而欣喜若狂。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我们的关系建立在谎言之上，这是多么令人痛苦。我不敢与人倾诉这个谎言，因为一旦我说出去，一切都将崩塌——”

他突然停了下来，注意力完全落在我身后的某个地方。我转过身，看到卢克默默地站在门口。我也不知道他在那里站了多久，听到了什么。他看了看马特，又看了看我，眼神严肃，和他的父亲那么像。“你们在吵架吗？”他怯生生地问。“没有，亲爱的。”我说。我为他感到心痛，虽然我并不知道为什么会心痛。“我们只不过在聊大人的事。”

他什么都没有说，只是看着我们。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读不懂他的表情，看不出他在想什么。他是马特的儿子，永远都是马特的儿子。或许我永远也弄不清他在想什么，他到底有没有告诉我实情。我有些不安，好像我的全部的生命都从指尖滑过，我却无法抓住。“爸爸，我们能玩接球游戏吗？”他问。“现在不行。我和妈妈说话呢。”“可是你答应过。”“伙计，我——”“去吧。”我打断了他。这正是我此刻想要的。要他离开，给我点儿时间思考。我平静地看着他，又小声说了一句：“你不能对他也撒谎。”

他露出受伤的神情。这不正是我想要的吗？比起我受的伤害，这根本不算什么。

我平静地看着他，突然对他满腔怒火。他辜负了我的信任，欺骗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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