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培芳
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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挽在一起的手——协同互利新经济哲学试读：
前言
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新思想又能够产生新思想，需要新理论又能够产生新理论的时代。现代经济学已经失灵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遭遇到前所未有的难题：经济下滑、环境污染、危机频发，贫富差距明显拉大。面对这些难题，源于工业时代的经济学只能在自由市场和政府干预之间“面多加水、水多加面”，完全开不出有效的药方。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布坎南说，现代经济学“已经迷失了救世的激情和公平的梦想”；斯蒂格利茨则明确提出，新古典经济学试图证明经济个人主义是有效率的，但是“如果引入不完备市场和不完全信息更接近现实的假设，帕累托效率的论点就站不住脚了”。
两个半世纪以来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从李嘉图到凯恩斯，从马歇尔到科斯，无不源于亚当·斯密。首先是“看不见的手”，这是亚当·斯密最主要的贡献。为了摆脱中世纪 “神创论”的统治理念，亚当·斯密旗帜鲜明地为个人利益正名，这在那个年代无疑是积极的、进步的、有重要意义的。然而，这个理论鼓励无节制的自私和贪婪，这就为后来的社会发展留下了祸根，借用印度前总理甘地的话说：“地球可以满足人类的需求，但是满足不了人类的贪婪！”张五常先生最近在名为《经济学为何失败？》的讲演中也提出：“自私可以使人类发展，也可以使人类毁灭！”
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亚当·斯密的后继者们，不但没有进一步解决他留下来的议题，而且用简单化、绝对化的方式把原本留有巨大缺陷的理论推向极端和荒谬。最经典的评价来自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萨缪尔森，他明确提出：“经济学的研究往往在于寻找在一定条件下经济事物的变化最终趋于相对静止之点的均衡状态。”然而我们都知道，任何事物的静止状态都是偶然和相对的，只有流变状态才是必然和绝对的。从而不难理解，为什么西方经济学会走到如此脱离实际的地步。
针对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凯恩斯突破了只考虑“看不见的手”的理念，承认和重视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对经济的干预，为罗斯福新政提供了理论依据。他在反驳自由市场可在长期内实现自动均衡时说：“在长期中我们都死了！”
然而，凯恩斯并没有触及亚当·斯密最根本的理论缺陷，也没有预料到他提出的“看得见的手”带给经济的负面影响。正因为这样，到了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大幅度回潮。如朱特的《沉疴遍地》所描述的：“在这三十多年里，西方世界危机频发、贫富差距急剧扩大，社会矛盾加深。”
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被西方认为是现代产权理论的创始人，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他一生所致力考察的不是经济运行过程本身，而是经济运行背后的财产权利结构，即运行的制度基础。他的产权理论发端于对私有制度涵义的界定,通过对私人产权的定义,对由此产生的成本及收益的论述，从法律和经济的双重角度阐明了私有产权理论的合规性。
科斯认为，产权不明晰的社会是一个效率绝对低下、资源配置绝对无效的社会。另一位诺贝尔奖经济学家G．斯蒂格勒将科斯的上述思想概括为科斯定理，这一概括虽不是科斯本人做出的，却被许多经济学家所承认，并将其与19世纪的萨伊定理相提并论。
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假定还是“在经济交往中存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的人”,还是运用了占据西方经济学主流的个人主义方法论。由此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他们的理论还是与现实经济生活相去甚远。新经济学派正在兴起
20世纪70年代以来，更多的社会学者和经济学者对现代经济理论提出了质疑。哈佛大学教授丹尼尔·贝尔发现，社会的经济形态正在从商品生产向信息服务演变。由于人们无法用市场条件来衡量信息服务的价值，这很可能成为后工业社会难以解决的一个问题。他又说：“另一个严重问题是，人们需要做出的是一种社会决策，它不等于个人决策的简单总和。正如一辆辆汽车聚在一起会造成交通阻塞一样，个人决策加到一起肯定是一场噩梦。”
斯蒂格利茨认为：“始自亚当·斯密，经过两百多年发展的经济学的核心标准竞争模型并不能很好地反映市场经济，其中很多结论都是错误的。”他还表示：“凯恩斯主义和达尔文主义都难以保证市场经济的长期活力，我们正在接近一种处于两者之间的哲学，它将为未来指引方向。”
斯蒂格利茨曾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团主席，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不认同科斯的产权理论，认为科斯的关键错误是忽略了信息成本和交易费用。根据科斯的理论，只要产权关系明晰，个人就会主动地去创造有效的经济安排。但是科斯及其追随者“忽略了在信息不完全情况下交易费用会妨碍双方产生有效结果的可能性，即交易结果经常是非效率性的”。他认为，多数大型公司都不是所有者在经营，所有权的性质对经营结果的影响差异很小，“然而承诺和激励问题却造成了非常重要的差异”。
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研究激励规制的法国经济学家梯诺尔。20世纪80年代，世界各地在电信、电力、铁路、燃气、自来水等自然垄断行业掀起了“管制改革”的浪潮，取消规制、完全竞争和产权私有化成为世界各地自然垄断产业市场化改革的主要趋势。但是，20年的实践证明，除了引入适度竞争之外，旨在完全自由化、市场化的改革都是失败的，人们开始将眼光放在新规制理论上。
规制改革的实践迫切需要理论的出现，梯诺尔和拉丰开始探索将信息经济学与激励理论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应用于垄断行业规制的理论道路。他们创建了一个关于激励性规制的一般框架，结合公共经济学与产业组织理论的基本思想以及信息经济学与机制设计理论的基本方法，成功地解决了不对称信息下的规制问题。
最近，美国社会学家杰里米·里夫金直接从信息技术革命的视角批判了科斯的产权私有化理论。他在《零边际成本社会》一书中写道，科斯的非凡成就就是关于频谱私有化的论文。主张将公共资源私有化是基于频谱是稀缺资源的假设，“但是这种假设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开始崩溃，因为新技术可以将频谱从稀缺资源转变为过剩资源。即便频谱资源不会成为无限资源，那也无疑是一种可再生资源，它的使用成本几乎为零”。
里夫金说：“许多新一代学者都不认同科斯的观点，他们认为，如果将频谱资源出售给私营企业，电信巨头将囤积大量频谱，从而形成垄断。这就增加了电信巨头对全国通信渠道的控制力度，剥夺了数百万消费者和数十万企业低价通信的权利。他们支持第三种方案，也就是使国家通信脱离政府和市场的控制，实施被称为协同网络（网络中立）的新管理模式，该网络化的共有权将成为全新协同经济时代的管理机构。”
里夫金还提出了一个产权之问：谁是互联网的所有者？他说：“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资金，来自富裕资本家和公司股东的并不多，大部分资金来自数百万消费者和纳税人。谁是互联网的所有者？实际上可以说每个人都拥有互联网，也可以说互联网不属于任何人。尽管互联网在物理上由一些大公司铺设电缆、提供有线和无线连接，但是此外还存在大量非营利网络组织提供内容服务。在那里，访问和发送各种形式的信息边际成本都接近于零。”
除了国外的新经济学者之外,国内也有许多研究工作正在进行之中。以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为主要代表的中国新经济学派，自2010年发表《新商业模式宣言》以来，先后出版了《新商务系列丛书》和《中国经济向何处去？》，认为现代经济学的三大假设理论基石已经动摇：资源稀缺假设被共享经济所动摇；理性经济人假设被网络社会人所动摇；完全信息假设被信息价值论所动摇；并提出了信息生产力的概念，主张在信息生产力基础上变革传统生产关系，构建互联网时代以社会协同、公共理性和互利主义为核心的新经济哲学体系。
如果说西方思维偏向机械的、精确的终极概念，在机器生产力时代取得了重大成功，那么东方思维则更关注变化的、模糊的、不确定性的事态，也因此失去了主推工业社会发展的机会。然而在人类从硬梆梆的工业社会向充满流变的信息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新理论体系很可能在东方大国的土壤里萌生！时代之变必将跨越中西之别
农耕时代，中国靠丝绸文明雄踞世界东方；机器时代，西方国家快速积累了雄厚的工业生产力基础，使得丝绸文明黯然失色。近年来，学术界对于东方权威主义与西方自由主义一直争论不休，然而互联网正在超越这两种文明、两种主义，打造新经济时代的哲学框架和理论基石。
社会生产力是不断进步的，生产关系和经济理论也必须与时俱进。耕牛生产力的时代特征是分散封闭，机器生产力的时代特征是集中垄断，信息生产力的时代特征是分布关联。互联网兼容共享的开放精神、扁平关联的平等精神以及互利共赢的普惠精神，正在解构工业时代和农耕时代的经济伦理，催生着“小农经营”、“官僚支配”和“自由市场”之后的新经济制度。
进入佛教寺庙的主殿，你会发现那里大都供奉着三世佛，即西方阿弥陀佛、中央释迦摩尼佛和东方药师佛，也称作往世佛、现世佛、来世佛。几千年前，菩萨问佛：“修行的彼岸是什么？”佛言：“自此向东，穿过十个恒河沙子那样多的一个一个的世界，就到达一个叫做‘净琉璃’的国度。那里是一片光明，晶莹剔透，每个人的身体内外都干干净净，每个人的眼睛都能够看清楚3000个世界之内的万象。这里的众生都没有贫穷，也没有痛苦和烦恼，而且非常有智慧，随便他们想做什么事情都可以获得成功。”这就是佛所追求的一种境界。
但是人类在耕牛和机器生产力阶段，这个净琉璃世界只存在于善良之人的愿望和幻想之中。在那些时代，信息严重不对称，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的盲目性很强，使得人类生产总量与破坏总量相向俱增，幸福总量并没有明显增长。
1966年，英籍华人高锟博士（200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从理论上证明，用玻璃纤维传递语音、数据和图像信息，可以比铜线传输速率提高几百万倍。1970年，世界第一根光导玻璃纤维由美国康宁公司制造成功。1972年，硅系大规模集成电路又在美国贝尔实验室问世，使信息技术迅速普及并朝智能化、光网络方向发展。现在人类完全可以借助河里的沙子，提炼出硅系集成电路和光导纤维，通过无边界的知识生产和传播体系，使人类变得越来越智慧，与此同时，社会也将越来越透明。
尤其是在近30年，中国利用后发优势，跨越发展，建起了世界第一大信息基础设施，在IT技术领域也进入了世界第一方阵。通过开发多种互联网应用，电子商务、移动物联快速渗透到全国城乡，普及到相当广泛的大众人群。这主要得益于13亿人口的巨大市场和一系列新经济规律的作用，比如摩尔定律、吉尔德定律、梅特卡夫定律、达维多定律、新泰尔定律。这些定律正在从根本上颠覆传统的嫌贫爱富经济伦理和权贵主义、两极分化的经济制度，打造崭新的协同互利的新经济哲学。
著名社会学家里杰里米·里夫金指出：“资本主义时代正在离我们远去，新经济体制将应运而生，它就是协同共享（Collaborative Commons）。”他还预测到2050年，协同共享很可能在全球范围成为主导性的经济体制。但是，里夫金并没有给出实现协同共享制度的微观机理和路线图，反而陷入“免费经济”的误区。其实早在2000年，本人就在《网络协同经济学——第三只手的凸现》一书中系统论述了经济制度从干预主义、自由主义到社会协同的必然趋势，2011年又提出“从政府理性、个人理性到公共理性”的新市场经济机制和互利主义伦理，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源起于工业时代的经济伦理及其规则有碍于信息生产力发展和理论体系的形成。
有人说互联网再先进，也只是一种信息传播工具，如果人们利用互联网制造信息不对称，那么我们的世界就仍然会因信息垄断而造成更严重的经济失衡和两极分化。比如互联网在给我们带来生活方便的同时，也带来了网络诈骗、木马病毒、黑客攻击等社会危害。然而，这些危害的根源并不在网络，而在于传统社会遗传下来的自私贪婪、弱肉强食、二元对立的基因，以及伪善、奸诈、诡异等糟粕成分。
随着信息生产力的发展，互联网正在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迈进，网络实名制、透明化将成为常态，它让讲诚信、负责任的人不再吃亏，让互利主义成为主流社会价值。用不了多久，人们将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无边界融合、大规模协同生产的新经济时代。
互联网绝不只是一种信息传播工具，而是继蒸汽机、电力革命之后，刚刚开始的一场更广泛、更深入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退一万步讲，有些工具也曾至关重要，人类文明的起源恰恰有赖于石头工具的创造，人类社会又因动力机器的发明产生巨大改变。“人猿相揖别，只几块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里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毛泽东，《贺新郎—读史》）。
总之，面对今天这场伟大变革，最重要的是创新而不是守成，是增量而不是存量。目前人们还在把中西方制度冲突、文化差异当作一块心病，但是过不了多久，时代之变必将跨越中西之别！第一章信息生产力时代电话时代花落去
人类经过了四次信息技术革命，目前正在经历第五次信息技术革命。第一次是形成语言，第二次是出现文字，第三次是发明印刷术，第四次是普及电话，第五次是互联网的迅速扩张。
如果说第一至第四次信息技术革命的成果都依赖于物质和能量存在的话，那么第五次信息技术革命正在为人类构建信息文明提供重要基石。
1992年，国际电信联盟顾问委员会就推出“后电话时代”的概念，认为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计算机和通信技术的日益融合，多数国家的主要通信方式开始由简单的普通电话向更广泛的数据、图象、移动通信、智能网络服务方向发展。
早在1977年，日本电气公司（NEC）董事长小林宏治在一个国际通信展会上发表了题为“将计算机与通信相结合的发展方向”的演讲。后来，国际社会迅速形成“C&C构成未来世界”的重要概念。1978年，法国学者西蒙·诺拉创造了一个新词：Telematics，意为远程信息处理。几乎同时，美国哈佛大学的安东尼·奥廷格创造了另一个新词： Compunication，这些都说明通信与计算机越来越不可分割。
其实，计算机在发明阶段就与通信技术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早在1938年，贝尔电话实验室在试制新式自动电话交换机的过程中，就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继电器式的数字计算机，并使用了布尔逻辑代数。直到1946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试制成功电子数字积分计算机，除了将继电器换成电子管外，基本采用了贝尔实验室的数字电路逻辑原理。这种电子管计算机的特点是体积大、造价高。美国总共生产了1000台，日本共生产了3台。
1948年，第一只半导体三极管在贝尔电话实验室问世；1955年，该实验室科研人员又研制成功硅系集成电路，为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与普及开辟了道路。目前的计算机几乎都与通信网络相联，由此诞生出越来越多的信息通信服务方式，延续了100多年的传统电话通信已经被挤到边缘和附属的位置。互联网的兴起
互联网自1986年面世以来，以近乎神奇的魔力快速发展起来，这主要得益于它的独特的互组织方式和近似免费的运营方式。它能够做到费用低廉，主要缘于精巧地利用现有通信资源，一个理想的适应信息社会高性能需求的信息基础设施至少应该具备三层结构，即物理网络层、信息业务层和用户接入层。物理网络层主要由光纤传输和宽带交换或高速路由器构成。信息业务层包括利用物理网的传输交换能力向用户提供端到端的透明的信息传递的基本服务，也包括各种信息内容和各类应用聚合服务。用户接入层则包括所有的用户终端设备通过有线、无线、固定、移动方式连接到任意通信业务交换平台的接口。接入的可以是最终用户，也可以是终端业务的转售经营者。目前多数行业的内部专用网络正在被公共网络取代，就像运输服务业最终取代企业单位的内部车队一样。所以各国都开始控制内部专用信息网络的发展，一是要在十分必要时再建，二是尽量在公用网络基础上采用虚拟专网方式。
中国的互联网建设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经过一段坎坷路程，终于在2000年之后走上了飞速发展的快车道。到2015年，我国互联网上网人数接近7亿，远超美国全国人口数，成为世界第一大互联网市场。现在互联网服务模式正在快速侵蚀各传统领域，除了宽带传输和接入之外，“任何信息服务都统由互联网承载”。光电技术几经突破
推动互联网发展的力量有两个技术基础，一是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二是光纤带宽技术。20 世纪70年代，英特尔公司的总裁摩尔发现芯片的集成度以每18个月翻一番的速度增长，这一发现被称做摩尔定律。摩尔是半导体管发明人肖克利的学生，肖克利在贝尔实验室发明晶体管并获诺贝尔奖以后，到美国西海岸创建了自己的公司，摩尔从肖克利的公司辞职后，几经辗转，创立了英特尔公司，最后成为计算机芯片的垄断提供商和硅谷创新的策源地。
20世纪90年代，乔治·吉尔德发现光纤维的带宽正以每6个月翻一番的速度增长，这一发现，被称做超摩尔定率。从理论上讲，一根光导纤维的带宽可以供给几亿对人同时通话，但是由于受到电子器件时延特性的影响，一套光纤通信系统最多只能携带250万路电话。到20世纪90年代，人们用时间分隔技术把一束光电信号的载荷能力扩展到15万路电话，再沿着这个技术方向发展，已经得不偿失，于是科学家们把注意力转移到光纤的波分复用（WDM）上来。起初是几个光束、十几个光束，后来在美国贝尔实验室工作的一个华人青年科学家突破了1022光束的密集光波分隔技术（DWDM）。这一技术的突破，使制约互联网的带宽迎刃而解，通信距离和带宽的成本因素也大大降低，使整个网络产业的利益结构开始重新配置。
一个芯片集成度的大小取决于光刻的精度，以前人们认为芯片上的线间距离不能小于可见光的波长，因此硅系集成电路的线间距离存在极限。但是不久，科学家们一次又一次突破极限。现在，用超紫外光（EUV）技术实现了0.01微米的线间密度。这一技术的突破，将使信息通信设备再次大大浓缩，使许多网络终端可以植入人体，真正的奇迹不久就可能出现。也许再过十几年，信息网络只剩下透明光纤连接遍布城乡的移动信息通信基站，智能终端将与某些人体功能融为一体，机器人和半机器人就会游走在我们的身边。
许多学者（包括摩尔本人）预测摩尔定律的有效期还剩10年，其主要还是指硅系芯片的加工精度极限。但是即使这个极限到来之后，人类肯定会开发出更先进的加工技术或者有机生物芯片。总之，信息科技不会停滞，很可能以超摩尔定律的速度发展。人工智能技术解读人类大脑
以往，人们认为只有生物工程普及以后，才能真正实现人机融合。然而令人吃惊的是硅系集成电路芯片已经可以植入人脑。将芯片植入人脑的人机融合可理解为广义的思维解读技术、这种介入性的思维解读技术、支撑人机融合的神经网络技术和智能计算技术在近来备受关注，科学家也为此投入了巨大的研究热情。智能计算的核心问题是关于人脑的模拟问题；其中，神经网络系统理论以人脑的智能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与人脑的智能信息处理能力相关的信息处理理论与方法。
由于生物神经网络的复杂性，人类大脑工作机理十分复杂，目前人类对自身大脑的认识还很肤浅，揭开大脑思维之谜任重道远。目前计算机的主要应用仍然是信息处理和科学计算，对于智能分析、推理、判断、综合等方面，现代计算机仍然显得能力低下。
虽然技术派科学家为公众勾勒了“电脑与人脑对接技术”的美妙前景，但是要想实现解读或者控制大脑完成复杂动作的愿望，技术上的瓶颈需要突破。因为人脑太复杂了，奥秘也一直没有被参透，比尔·盖茨也不得不承认，想要实现电脑对人脑的解读、控制和“兼容”，至少是两三个世纪以后的事情。
目前人机融合的“机器人”技术，尚处于生物电传送分析阶段。我们可将人机融合的思维解读技术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阶段一，生物芯片植入大脑末梢来解读简单信息，起到连接神经网络的接口作用。这个阶段，总体上可概述为以“人”为主的“机器人”阶段。
阶段二，将记忆存储生物芯片植入大脑，人脑利用芯片进行存储、读写或者思维，即“半机器半人”阶段。该阶段还可以细分为，以“读”脑为主的前期与可“读”可“写”的后期。
阶段三，人工神经系统可以模拟人脑，就是生物芯片系统完全置换大脑，即完全“机器人”阶段。目前人机融合技术刚进入第一阶段前期。
涉及到具体用途的机器人技术产品的开发研究，还需要认真甄别对待。比如用于工业的机器人、用于医疗卫生方面的机器人。机器人技术越进步，智能化程度越高，对社会进步的正面影响越大。但是，如果有人研究开发专门用于控制别人大脑思维的机器人或者受控机器人杀手，那就十分可怕。再比如社会是否允许开发机器人性玩偶、机器人保安、机器人仆从、机器人战士，就需要进一步甄别讨论。
也有科学家利用脑电信号来控制计算机。这是一种持续300毫秒的电脉冲，通常出现在大脑进行决策的时候，有时候也被用于测谎领域。计算机可以“知道”受试者想选择屏幕上显示的哪个字母。尽管利用脑电图实现人脑机器接口相对廉价和容易实现，但是它的缺点也显而易见。脑电图显示的是大脑中1000亿个神经元活动的总体状态，试图从中提取出特定的思维活动信息，就如同在万人大合唱中分辨出单个个人的声音。
有关研究证明了人们不仅可以从大脑中读出简单的运动指令，证实了思维意图贮存在人脑前额叶皮层的一个区域，而意图的执行则发生在另外一个区域。更重要的是，这种非侵入式的接口技术提供了新的希望——机器可以读出人脑抽象意图，比如打开电灯、阅读电子邮件。
目前的工业机器人在自动化程度较高的工厂已经很普遍，有人预测，10年内，能够听懂语言指令的保姆机器人将进入普通市民家庭。毋庸置疑，人工智能技术一旦与信息通信技术相结合，将再次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的生产面貌和生活状态。什么是信息生产力
现在无论学什么，都离不开信息，信息科学、信息技术、信息产业、信息经济、信息消费、信息社会、信息哲学，几乎涵盖了所有领域。那么什么是信息？我国信息论专家，北京邮电大学前副校长钟义信教授认为，“信息就是事物变化的状态与方式”或者“事物变化状态与方式的自我表述”。从更通俗的社会学层面看，我认为“信息就是事物存在的变异性和多样性”。
宇宙大爆炸之初，开始出现夸克、多种基本粒子、各类原子、分子，差异越来越大，信息也就越来越多。人类社会也是这样，开始非常简单，经过长期演化，社会日益多元化。我们也可以说，“信息社会就是多元化、多样性的社会”，它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和社会存在。
现代信息技术有三大突破：光纤、集成电路、互联网。首先是光纤，成本下降非常快，30年前我在国家光导纤维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那时候搞六芯多模光缆，一千米要两万多元的制造成本。现在的光缆，在成本下降几十倍的同时功能提高了上万倍。
其次是集成电路，有个摩尔定律，说的是芯片的集成度每18个月翻一番，成本下降一倍。有人说这个定律已经失效，因为线间密度已经接近理论极限，后来用了量子技术，几次突破理论极限，线间密度可以小于激光的波长。现在可以将手机做到米粒大小，甚至可植入人的皮肤之内，现代医学已经可以将微型芯片植入大脑使部分盲人复明。最近，英特公司创始人摩尔说，摩尔定律至少还可以有效发展10年。但我认为，即使将来摩尔定律失效，也会有更高级的（如蛋白生物）技术取而代之，可能会超越摩尔定律。
第三个突破是互联网，它的组网技术渗透了很多高新技术，未来移动物联网将是永远在线、泛在网络，不存在按时间和流量收费的问题，网络就像人体器官一样存在。
信息化这个词1962年就有人提出来了，但真正形成社会行动是在20世纪70年代，光纤和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商业化都是70年代以后的事。目前世界信息化浪潮大概经历了两个阶段，即1975年到1995年的信息交流阶段，1995年到2010年的信息媒体阶段。而我们正在经历着自2010年开始的以大数据、物联网、宽带、云服务、3D打印为标志的直接为生产服务的第三阶段。
以前有学者把信息生产力定义为采集、处理和生产信息的能力，2012年由我负责的一个课题组认为这个定义偏离了信息生产力的本质，也庸俗了生产力的概念。生产力由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三要素组成，它表征的是人类社会生产的不同阶段，我们不能把生产某类产品的能力定义为这项产品的生产力，何况信息的本质并非产品而是服务。我们认为：“信息生产力是由信息（或知识）劳动者，以信息技术和信息网络作为劳动工具，以信息资源作为劳动对象的协同生产能力。它统领现代能量和机械系统，形成整个信息社会的生产力。”
信息的传输技术现在用光纤，20年前主要还是铜线电缆，中国因为铜线电缆铺得少，后来很快将其拆掉，全部换成光缆了，在网络规模和装备的先进程度上都超过了欧洲和美国，利用后发优势实现了跨越发展。交换平台过去是机械交换机，后来改为程控交换机，现在是云服务器和路由器。接入方式现在主要是光纤到户和智能手机。
1995年，尼葛洛庞蒂提出“天地转换”概念，就是原来的洲际通信用的卫星改为海底光缆，卫星通信则由原来的洲际通信改在短距离难以架设光缆的地形下使用。以前有人提出将大量数据存储功能放到接入终端，以节省传输成本，后来没有实现，只能将大量数据放到“云平台”上让大家实时共享。我国有位院士曾提出“非对称性百姓网”的概念，他设想在传输通道空闲时将数据用广播方式传到胖终端，用户需要时在自己的终端里边寻找信息。我当时就和他讨论说这不符合信息生产力发展的大趋势，胖平台、瘦终端、协同共享才代表发展方向。
工业生产力发展需要以钢铁、石油、水泥、稀有金属作为基础资源，会造成资源稀缺，成本递增和增长极限。信息生产力则不一样，它的主要资源是沙子（硅）和知识，信息生产力发展不会造成资源稀缺，边际成本是递减的甚至可以趋于零，发展是可持续的。从社会学上讲，工业生产力是靠精英垄断、嫌贫爱富的，信息生产力则是靠协同共享、普遍受益的。
关于时代的讨论，社会上不同的观点很多，有人说现在是计算机时代，有人说是原子时代，有人说是航天时代，也有人说是知识经济、生态经济时代，还有什么注意力经济时代，拇指经济时代。究竟如何划分？我主张还是按照社会核心生产力的阶段来划分，人类社会经过以耕牛镰刀为标志的农业时代，以蒸汽、电力为标志的工业时代，正在进入以互联网为标志的信息生产力时代。马克思说过，“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生产资料生产”，“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那么互联网磨产生的又是什么社会？我想一定是以信息或知识劳动者为首的，公平、和谐的信息社会。制约信息生产力发展的因素
现在的经济制度和法律大多是在工业时代形成的，现在我们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好多旧的规则和制度正在影响甚至阻碍信息生产力的发展，具体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传统思维根深蒂固。现在不少学者认为中国仍处于工业时代的初级阶段，主要任务还是发展制造业和房地产。而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到2020年，“我国工业现代化基本实现，信息化水平大幅提高”，我们许多经济学家却不以为然。他们还是要沿着钢铁、石油、房产的思维模式说北京的房价应该涨到每平方米80万元，甚至认为信息经济是虚拟经济，并不那么重要。我在《经济日报》发表的文章中说，信息经济不是虚拟经济，而是当代最重要的实体经济。华为公司是虚拟经济吗？电商平台是虚拟经济吗？传媒业可能属于虚拟经济，但是它可能比钢铁、房产还要重要。况且互联网已经成为信息时代的核心生产力，不再是信息交流和传播媒体。
第二，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系没有摆正。前几年，有人提出政府应该更多重视信息经济，将工业经济更多地放给市场。但是有人马上反驳说，信息经济对GDP贡献不到10%，工业制造业占到了40%以上，当然应该重视工业。在许多人的心目中，钢铁、机械、重化工业总是排在前面，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业很难排上位置。
我有个基本观点：“工业时代是制造业推动服务业的时代，信息时代是服务业拉动制造业的时代。”美国的农业占GDP比重不到2%，但是大量的拖拉机服务公司、飞机作业公司都属于服务业。美国一个农民经营几千亩土地，都是通过打电话、上网下订单，依靠生产型服务业来实现的。
有人提出“制造业的服务化”命题，提得很好。现在小到水杯，大到汽车、房子都可以通过网上设计，3D打印出来。现在有几个新的缩写词汇：Saas（软件即服务），Iaas（信息即服务），Paas（平台即服务），有了3D打印也可以说Maas（制造即服务）。
第三，宽带基础设施发展滞后。在宽带基础设施方面，包括光纤有线宽带核心网和光纤、移动宽带接入网，我们已经落后于美国甚至日本和韩国。在这方面我国走了个“之”字形发展道路：35年前，我国内地通信网络十分落后，全国电话总数不及香港一个地区。后来在数字时代实现了跨越发展，在某些方面超过了法国和美国，2000年，美国许多城市还在用大哥大模拟手机，我国全部实现数字化。法国许多城市还在用铜线电缆通信，我国已实现县以上城市之间通信光纤化。但是后来，搞三网融合耽误了12年，上不上3G移动通信举棋不定，耽误了8年。后来决定发三个3G牌照，但最好的时间窗口错过去了，致使宽带网络与国外差距拉大。
第四，信息孤岛现象严重。各个大单位（包括政府部门）都搞自己的信息化，把信息资源垄断起来。某地级市医疗信息化搞得很好，但是省里不愿意用，省里要搞自己的信息化，某些省里医疗卫生信息化搞得很好，中央部委又有自己的搞法。你给他们讲信息资源应该共享，他们说：“好哇，你们都拿出来给我共享。”这显然是把信息资源当成了实物商品，搞农业时代的独占或工业时代的垄断。
第五，信息安全问题严重。必须通过技术手段、法律约束和道德自律，实现社会协同治理。许多情况下，“软法律”比“硬法律”更要管用，面对日益严重的信息安全问题，我们既不能无动于衷，更不能因噎废食，必须改变以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高筑墙”哲学思维。打破传统思维的路径依赖
我们现在的法律也好，知识也好，都是基于过去的研究和实践。一旦遇到社会经济问题，许多人喜欢向后看，提出还是回到计划为主，市场为辅的鸟笼经济时代，甚至要在孔孟那里寻找社会和谐的良药。
我国信息通信业发展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30年前打电话还是人工接线的，后来升级自动电话，有人表示不能接受。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发展了很长时间的电报系统，后来有了用户传真机，相关部门就想办法阻碍传真机的使用，制定了每月收350元的资费政策，一旦发现私自用传真机，就要一次罚款2000元。BP寻呼机也是这样，当时全国有2700家BP机公司，眼看要被手机取代，有人就发表文章，说“BP机永远不会消亡”。前几年还有个长途电话的城市序号问题，长沙、深圳、大连等城市的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申请，要026这个长途电话编号，认为可以提高他们所在城市的地位。当时我就告诉媒体说这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当时的城市长途电话编号确实是按照分级汇接宝塔结构考虑的，后来的移动电话区号，就淡化了地域概念。现在互联网的特征是扁平化、去中心化，根本不管你在中心城市还是偏僻山村，大家一视同仁。
我讲过广播和电信都是落后的生产力，只有互联网代表先进生产力。因为广播是中心辐射式信息结构，代表农业时代的集权方式；电信是分级汇接式信息结构，分国家中心、大区中心、省中心、地市中心、县中心，五级汇接，代表工业时代的分级控制体系。而互联网是扁平化结构，没有中心，没有分级，关联互动，人人都可以成为中心。
如何保证这个扁平关联社会体系的安全问题，既不能靠完全自由，更不能回到集中管控的时代，当前最重要的是研究社会协同治理和新规制方式。20世纪80年代世界盛行经济自由主义，国内外学者大都主张“取消一切管制、实现完全自由竞争”，结果许多国家的铁路、电信、电力改革都跟着英美走过了一条取消管制（de-regulation）—重建管制（re-regulation）—回归垄断（re-monopoly）—新型管制（new-regulation）的弯路。
2015年2月，美国FCC（联邦通信委员会）公布了全新的“网络中立”方案。这份方案将把ISP（信息服务提供商）重新归到公共企业下面，这意味着它们将需要接受跟电话、水、电公司同等的监管政策。如果这套方案通过，那么通信企业将无法再通过提供信息快速通道而谋取利益。可见西方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的改革遇到了完全市场竞争还是回归行政垄断的“鬼打墙”。
改革开放35年来，我国信息基础设施没有完全按照英美模式改革，反而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是由于缺少正确理论指导，也遇到了信息普惠政策缺位，三网融合不给力，信息安全隐患严重、信息孤岛普遍存在和相关政策、法律、观念不适应的诸多矛盾。
马太效应是社会复杂系统中存在的一个普遍现象。就经济现象来说，分工带来的差别总是不平衡的，占据了有利地位的一方，可以凭借其在各种方面（财富、信息、地位等）的优势，得到更大的收益、取得更有力的地位，从而形成“富者愈富、贫者愈贫”。
信息生产力本来提供了消除马太效应的手段和机会，互联网的开放、普惠精神可以为普通群众提供创业机会和话语权，大大降低了人们参与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的门槛，造就了释放蕴藏在群众之中的巨大能量的机遇。然而，传统体制对此还没有做好准备，仍然坚守着高门槛、集中式的工业时代的管理方法和行业格局，使许多政策只有利于强者，不利于草根和广大群众创造性地发挥。
由于互联网的去中心性、跨地域性和高度关联性，给现行的法律带来了极大的挑战。电子商务、网络金融、预约专车、虚拟财产、网络代购、隐私保护等已经引起社会普遍关注。但是我国现有的信息法律法规散见于不同的部门，各法规之间缺乏必要的关联、映射和支持，已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进步引发的全社会经济活动多样化、复杂化的时代要求。
任何生产关系的形成和维系，从根本上说都是靠人，是靠按照相应的价值观念联合起来的人。这里说的观念，是全社会的人所共同认可和遵守的理念和规则，这是任何社会和经济系统得以存在和延续的基础，这种观念应该是管理者和社会成员（至少是大多数成员）的共识。
无论你赞成哪个学派的理论，你都必须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信息经济正在造成政府管控和自由市场这两种模式在更大范围内的失灵。一是经济体制改革打破了许多传统领域的行政垄断，但是基础设施领域的自然垄断仍然存在，新兴市场的垄断更易形成。二是传统理论和经济规则更容易扩大数字鸿沟和城乡差别，造成更严重的机会不平等。三是经济外部性凸显，包括网络效能的正外部性和环境恶化的负外部性。四是贫富分化日趋严重，许多国家的基尼系数突破了警戒线。五是公共物品（public goods）和公共服务快速扩张，传统理论几乎束手无策。六是信息共享与物质产品独占这两种经济模式冲突，理论界对新经济的研究近乎空白。
长期以来，我们很少有“公共空间”这个概念。实际上，互联网正在为人们打开公共空间。信息基础设施和电子商务及各类信息应用服务平台，究竟是靠政府垄断，还是靠市场自发调节？实际上，电子商务已经是一个公共平台，阿里巴巴和越来越多的互联网企业将成为新型的社会化公共企业。信息服务将成为主要经济活动
如果说商品生产这个工业社会肌体中最活跃的细胞将人类带进资本主义社会，那么信息服务这个后现代经济中最活跃的细胞究竟将把人类带进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也许我们这一代人过多地接受了工业社会理念，总是认为不论什么时代，人类都必须以钢铁、粮食、机器等满足人类物质需要的东西为主要生产对象。而满足其他需要的东西不过是物质财富的再分配而已。因此，最重要的永远是农业和工业，服务业永远是附在坚实肌体上的美丽羽毛。
其实马克思早就指出过，“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1]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农业社会人们用镰刀斧头生产，工业社会人们主要用机器生产，进入信息社会，50％以上的劳动者利用信息和知识，通过互联网以服务的形式从事生产。他们既生产粮食、机器等实物产品，也生产日益多样化的精神产品和服务。
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就发现，人类社会的经济形态正在由商品生产向信息服务演变。两种经济形态之间存在的许多原则差异，将会招致许多新的经济问题和社会冲突。最核心的一个经济问题来自某种非市场性经济的发展。人们无法用市场条件来衡量信息服务的价值，又因为越来越多的信息服务是大家共享的，社会尚没有适当的机制去决定信息服务的合理配置。
尽管经济学家尚没有找到衡量信息服务价值的标准方法，但是信息经济依靠某种神奇的力量实现了飞速发展，这使人们直接感受到经济理论和社会科学的日益贫困。在商品生产社会里，机器居于支配地位，并决定着人们的生活节奏。时间被编排得井井有条、平均分布。大规模生产同一种商品是工业社会的象征，能源代替肌肉提供生产动力。在信息服务为核心的社会里，受过教育、掌握专门知识的专业人员是社会的中心人物，包括管理性劳动在内的信息劳动将成为主要劳动方式。
近半个世纪以来，许多国家或地区的服务业劳动者和增加值比重快速增加，并成为主要经济成分。现在我国许多大企业在由产品生产向服务型企业转型，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社会化信息网络的快速发展，对进一步专业分工起到了支撑作用。
然而，美国在实施信息宽带计划的过程中遇到网络分割、经营分散的困难，“信息高速公路上布满了路障”。许多人开始反思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信息经济使人们的相互依赖性正在增强，西方社会制度从根本上可能不适应信息经济，只有某种更先进的社会制度，才能促使人类顺利地进入成熟的信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双重跨越
现代科学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速度越来越快，但是错误的选择也会成为科学向生产力转化的障碍。电话的发明（1876年）到电话公司的兴办（1878年）只用了2年；电视的发明（1925年）到电视台的兴办（1937年）则用了12年；数字计算机的发明（1938年）到正式应用则经过了9年。而毫米波波导通信发明了40年，没有应用，最后被光导纤维通信所代替。现代网络技术的选择更加艰难而厚重，法国20世纪70年代选择了可视图文（专用计算机集中数据库信息检索）网络，最后被互联网技术代替，日本曾选择的模拟高分辨率电视技术最后被数字电视技术代替，美国一家公司曾选择低轨道卫星移动通信（铱星系统），结果因找不到市场定位，公司不得不宣布破产。
在技术的推广应用方面，历史上我国也走过不少弯路。鲁迅先生曾经悲愤地写道：“外国用火药制造枪弹御敌，中国用火药制造爆竹敬神；外国用指南针航海，中国用指南针观风水；外国用鸦片治病，中国人拿来当饭吃！”
现在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蒸汽机革命的主要贡献不在于欧洲纺织工业作坊用大烟囱取代大批人力岗位，而在于分化出独立的能源、交通产业。因为集中供能比烟囱林立的工业模式具有高得多的生产效率，社会化交通比专用运输工具更能发挥运输力。信息技术革命也不在于用计算机取代人的工作岗位，而在于分化出一个现代服务产业，为社会生产和生活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
计算机的使用方式就是人类工具从“单机”到“系统”再到“网络”的一个缩影。20世纪中后期，人们只能在计算站操作计算机，完成少量的科学运算；到20世纪末期，人们可以通过专用通信系统完成更多的运算和控制功能；进入21世纪以后，人们可以在家或者在自己的办公室操作网络终端，甚至用智能手机上网，实现更大范围的信息资源共享。
大概是在20世纪80年代，有位美国专家主张中国不需要高新技术，而需要适用技术。理由是当时的中国是一条又大又破的船，上面挤满了人，而且每个人都在用手划水，现在需要改为用木桨划水。如果安装一台发动机，这条大船就会沉掉。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国电信部门廉价购买过国外拆下来二手模拟微波通信设备，还有人家淘汰掉的纵横制电话交换设备，后来又阴错阳差发展了一亿小灵通电话用户。我国技术人员很快发现这是个很大的陷阱，及时调整技术政策，从“适用技术、小步快跑”，及早调整为“新技术、高起点，跨越式发展战略”。在数字化、光缆化网络建设领域，先进程度超过欧洲甚至美国。
但是在行业管理和产业政策领域，我国远没有跟上网络技术跨越的步伐，以至于延误了先进技术发展和普及的时机。
我国有几千年的东方文明和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系统思维方式应该更适应信息生产力的发展，当前在网络融合、信息共享方面急需要做出深入的而不是肤浅的、科学的而不是功利的、客观公正的而不是团体主义的系统研究，尽快建立一种多元协同的新经济运营模式，实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双重跨越。
[1].《马克思全集》（23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204页。第二章新旧经济的冲突现代经济的四个基本矛盾
1.物质消耗与可持续发展的矛盾
几个世纪的工业社会使人们养成了过分追求物质财富的习惯，一方面，如果人们不去努力追求物质财富，今天的生活肯定还是像工业革命以前那样困苦；但另一方面，无限制地追求物质财富，也会形成一个无意义的经济体系。一个人占有过多的物质财富，就像喝了过量的啤酒还要再喝一样有害健康，一个国家拼命生产了大量钢铁和水泥还要扩大产量，这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也要患病。虽然早就有人提出过生产的根本目的不是为占有更多的物质财富，而是为了提高人的生存质量。但是直到20世纪末，资源问题、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才使人们真正意识到过去的康庄大道已经到了尽头。
工业时代形成了衡量社会总产出的两大经济核算体系。一是计划经济国家的以工农业总产值为主要指标的核算体系；二是市场化国家的以国民生产总值为主要指标的核算体系。工农业总产值指标体系排斥服务作为独立的经济部门存在，是反社会分工的一种过时的经济核算方法。国民生产总值指标体系则承认独立的服务产业存在，而且只统计各部门在购买别人劳动基础上附加劳动的增加值。显然国民生产总值指标体系比工农业总产值指标体系更为先进。
但是，国民生产总值衡量的仍然是在市场上买卖的商品和服务的价值。而且这种度量本身仅仅是加法性的，它不能把计算上的增加与实际产出的负面影响，以及计算上的减少与实际产出对总效用的倍乘作用区分开来。比如我们的烟草业为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或者国家财政做出了很大贡献，但同时又引起疾病，危害健康，增加了社会成本。但是在统计中不论是财政贡献还是因治理污染、消除疾病增加的社会成本，都表现为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
再比如，一项新技术可以大大延长某项设施的使用寿命，由于该技术的大量推广可以减少这项设施作为工业产品的产量，国民生产总值不但没有增加，可能引起大幅度下降。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大量投入，很可能因节约能源、物质消耗，直接提高人们的生存质量而使国民生产总值下降，所以我们没有必要过分迷恋国民生产总值。
工农业总产值也好，国民生产总值也好，它们仍然是以投入资金、获取利润为主线的经济理论的体现，作为社会总产出的衡量，必须补充若干其他指标。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许多国际性组织建议采用综合国力或人类发展指数体系。新的核算体系将把环境，教育、安全、健康和居民生活质量等指标放在更重要的位置。
总之，未来社会不会是物欲无限膨胀的社会，人类也不会进入相互残杀时代。那是因为人们的理性迟早会认识到，社会更加需要的不是物质意义上的经济学，而是站在劳动和人的立场上的经济学。而工业经济的病根恰恰在于金融资本急功近利、盲目投资生产大量物质产品，反过来遭受资源耗尽、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双双恶化的严重报复。人类理性几经周折之后，最终还是会把发达的生产力主要用于高科技、高教育水平、高生活质量和高国民保障体系上来。遗憾的是，传统厂商理论和制度安排都不具备这样一种机制。
2.产品经济和信息服务的矛盾
哈佛大学教授丹尼尔·贝尔早就发现，社会的经济形态正在从商品生产向信息服务演变。而信息服务业大多具有一定的公共社会化属性，人们无法用市场条件来衡量信息服务的价值，因此财政问题很可能是后工业社会难以解决的一个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只重视发展农业、工业，不重视服务业的发展。有一种传统理论认为，只有工业、农业创造价值，服务业只转移价值，不创造价值。直到今天，一些传统学者仍然看不到交通、通信、物流、环保、科研、设计等现代服务业对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巨大贡献，认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和主要任务永远是工业制造业。最近两年，有两个重要数字人们必须引起大家注意，一个是我国服务业的增加值已经超过工业，达到GDP的51%；另一个是信息服务业的增加值超过GDP的25%。
服务业又分为物质服务业和信息服务业，而物质服务的总体规模大都停留在国民经济的20%左右，多数发达国家的信息服务业的增加值超过GDP的50%。
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到2020年，“我国工业现代化基本实现，信息化水平将大幅提高”。可惜许多主流经济学者并没有认识到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甚至十分抵制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认为重视现代服务业就会抽空重化工业，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
此外，在现代服务业的运营和管理方面，长期以来都是借用传统工业理论和规则，这在物质服务领域（比如餐饮、物流、运输领域）也许能勉强适用。但是，随着信息服务业的日益扩张，传统经济理论和规则严重扭曲了信息服务业的根本性质，必然造成更突出的矛盾。
3.经济个人主义与网络社会化的矛盾
市场经济的鼻祖亚当·斯密在200年前就提出一个悖论：人们在追求私人目标时，会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操纵下，实现社会资源最优配置和增进社会福利。也就是他相信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但市场规律又天然具有一种平衡约束力，使每个利己的经营者和消费者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情况下，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这一理论后被西方经济学称作帕累托最优状态。
但是，帕累托最优状态在整个西方经济实践中并不存在，现实的市场经济在多数情况下不能导致资源的最优配置，这是因为垄断、外部性、公共物品、信息不对称的广泛存在，某些产品和服务的规模经营必然会造成垄断。现代产业的经济规模出现了跨国联合扩张趋势，市场对于垄断企业形不成约束力，完全依靠市场肯定会使经济失衡。有些生产者的生产结果会对他人产生有利影响或者有害影响，消费者的消费结果也会对他人造成有利或者不利影响，尤其是某些生产和经营活动可能产生严重的环境污染、危害公众健康和社会安全，这些问题不可能由市场本身自行解决。
国防、环保、绿化、道路、桥梁、广播等公共设施或公共物品，属于不付钱的消费或者非营利投资领域。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扩张，传统产业的许多生产环节将被分离出来，形成各行业的新型生产服务公共平台，比如今天的电子商务平台，电子政务平台，社交媒体平台，交通运输管理平台，智慧城市管理平台，网络医疗和教育平台。还将出现精准农业服务平台，柔性工业设计或3D打印服务平台等。这些新型平台企业大都具备准公共品性质，它们比一般企业负有更大的社会责任。完全按照经济个人主义规则，这类企业也不可能正常运行。
大家知道，利己主义假设是传统市场经济的前提，这对于早期经济学冲出封建教会的利他主义牢笼是非常了不起的贡献。但是工业时代的标准化、同质化必然引发对抗竞争，信息时代的个性化、差异化必然促进多元协同，只有平等互利才能适应信息社会。在网络多元博弈环境中，利他主义者自甘衰落，自私自利者也会遭受报复，只有平等合作者才会得到合理回报。
4.资本与知识的矛盾
工业生产力产生的是以资本家阶层为首的社会，信息生产力产生的是以知识阶层为首的社会。有人提出“知本家”的概念，我们姑且避开这个概念的歧义性，仅从社会本质看，知本的社会属性与资本完全不同。因为在工业生产力时代，经济理论是以“原子稀缺性”和“占有性”矛盾而存在和发展的；而信息时代的新经济理论将以“网络泛在性”和“共享性”而存在和发展。
再从人格化上看，资本家的本性就是占有物质财富；而知识阶层的本性则是体验创新价值。随着社会的日益透明，利润摊薄、社会扁平的趋势将不可逆转，从总体上看，知本家不会变成资本家，他们中的多数将维持中产水平，是追求自我价值的社会中坚力量。如果说工业社会是资本雇用劳动的社会，那么随着社会轴心由资本到知识的转移，雇佣关系也将发生倒置，那就是劳动雇用资本，这一点已经在许多软件公司和设计创意企业有所体现。互联网时代的经济悖论
1.企业规模越大越好还是越小越好
20世纪80年代，西方经济界倡导“凡是小的就是好的”社会理念，极力主张把大企业化整为零，认为船小好调头，只有小企业才能适应信息社会多样性、非标准化的需要。进入90年代以后，面对企业利润摊薄，企业界联合合并风潮不断，由于距离因素趋于消失，收益递增使做得最好的企业能够获得无边界扩张的机会。西方又有人提出企业只有做大才能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和抵御风险。按照传统逻辑关系，未来社会充满不确定性，只有小企业特有的灵活性才能与之适应并获得迅速创新与发展的机会，但是又只有发展扩张成为大企业以后才能适应未来社会日益摊薄的利润，所以企业规模陷入了两难选择的悖论。那么未来社会究竟是众多灵活小型企业的自由乐园还是少数大型企业才能进入的游戏场？抑或正在萌生一种前所未有的崭新的企业组织形态？
2.企业应该追求短期回报还是长期回报
传统经济学教科书开篇明义，都会告诉你一个重要概念，叫做“时间贴现原理”，就是教人们如何追求短期获利，实现低投资高回报。互联网企业的投资者按照这种理论，也期望短期获得高额回报，但是二十几年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告诉人们，互联网企业靠高回报根本聚不起人气，只能采用低价甚至“羊毛出在猪身上”的交叉补贴策略。工业时代的企业成长周期较长，先进入者总有一个高回报期，互联网技术和服务模式的快速更新使这个高回报期不复存在，企业必须采用低回报率换取高市场占有率，才能最后实现“剩”者为王。
3.高度专业化还是高度综合化
一方面，技术进步使许多企业成功地走上多元化、综合化经营道路，鸡蛋要放在多个篮子里才能平抑风险。另一方面，互联网又使距离因素趋于消失，只有专业化无边界扩张才能在越来越细化的社会分工中坐上头把交椅，鸡蛋放在多个篮子里会因精力分散带来更大风险。
4.自由竞争还是回归垄断
20世纪80年代开始，英美为了促进市场竞争活力，将垄断企业进行拆分，90年代又开始了一场并购风潮，于是有人喊出重建垄断辉煌。为了保护竞争而打破垄断，但自由竞争的结果又促进少数赢家垄断市场。20世纪末，有学者认为自然垄断行业已经不复存在。理由之一是技术进步降低了竞争者进入的门槛，理由之二是垄断性企业规模已经大到成本曲线开始上升的阶段，继续扩大规模，效率就会急剧。不久又有学者发现，互联网企业的经济规模与企业效率的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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