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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岳南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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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先生试读：

岳南先生描写抗战期间知识分子流亡四川南溪县李庄镇的长篇纪实文学即将付梓，约我写一篇简短的序文。我对文学没有研究，但由于这部描写科学界、教育界知识分子生活与精神追求的作品，是以纪实的手法描述真人真事，书中记载的人和事我略知一二，作为在抗战中流亡祖国后方并在李庄生活了六年的我，觉得有必要说几句话，以示对逝者的缅怀与对中华民族抗战胜利的纪念。

九一八事变后，尤其是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平津科学界、教育界人士纷纷南迁。随着淞沪抗战炮声响起，坐落在上海、南京的国立同济大学、国立中央研究院、国立中央大学等科学机关、教育机构，也相继开始了西迁历程。当时家父李济服务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与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两个重要学术机关，也在炮火硝烟中踏上了流亡之路。

那时我是一个少年学童，对时局并没有多少认识，但从长辈们严肃紧张的表情以及忙碌的身影，还有与平时大不同的言谈举止中，明显感觉到战争的恐怖和即将到来的灾难。就我所看到的情形，在日本强寇压境，血与火的战事即将在南京拉开大幕的前夜，国立中央研究院所属的史语所以及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等机构所进行的搬家是匆忙的，经过众多人手不分昼夜的努力，史语所尤其是考古组多年积攒的重要出土文物及全部原始记录都装箱运走，实在运不走的大件物品，就封箱留存在城中或掩埋入土。在敌机呼啸、炸弹纷飞中，南京下关码头人山人海，一船又一船从上海与南京运载的机械设备与珍稀物品，争相向西南大后方运送。记得我们全家老少三代在长江码头登船启程时，回首眺望居住了三年多的石头城，百感交集，默念着何时才能重归家园。

随着上海和南京沦陷，日军步步进逼，西迁的机构在长沙只停留了三个多月，中央研究院几个研究所与中博筹备处，连同由北大、清华、南开组成的临时大学，以及梁思成主持的中国营造学社等又开始向桂林、昆明一带迁徙。此时，中央研究院代总干事兼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因院务羁绊，把史语所事务委托李济负责。这次搬迁可谓是极其艰巨的工作，但总算安全抵达目的地。1940年冬，迫于日本飞机对昆明狂轰滥炸的巨大压力和威胁，加之滇越线吃紧，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和社会所、中博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同济大学等机构不得不再次撤离昆明，迁往四川南溪县李庄镇。我们全家随所一同入川，在扬子江尽头的李庄镇羊街一个院落住下来，想不到这一住就是六年，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回京。

遥想当年烽火连天、书剑飘零的岁月，处在民族危难中的“下江人”，一批又一批迁入四川，当地人民给予了大力支持与协助，而李庄人的慨然相邀与热情相助，使流亡中的学者和莘莘学子得以安置一张平静的书桌。原本籍籍无名的李庄镇，迅速成为抗战期间大批知识分子的集中地与中国后方四大文化中心之一（另三处是重庆、成都、昆明），中国的人文学术与新式教育在西南部这个乡村古镇得以薪传火播，绵延发展。

迁入李庄不久，我得天时、地利之便，有幸于1942年进入同济大学附中读书，两年后又考入同济大学医学院就读，继续我的学业。

听说早先李庄镇在川南一带是个很繁荣的地方，是川南物资集散地，过往商贾络绎不绝。或许由于这些条件，镇内镇外的“九宫十八庙”和几个规模庞大的庄园式建筑应运而生。也因了这些便利条件，才有了战时一万多“下江人”云集而来的机缘。不过当我们到来的时候，由于连年的战乱，古镇已趋于衰落，往日的繁荣不再，应该说是比较偏僻和闭塞了，特别是医疗条件很差，当地缺医少药，许多人得了病却得不到及时治疗。中国营造学社的林徽因、中研院社会所所长陶孟和夫人沈性仁、史语所考古组的梁思永都相继患了严重的肺结核，因得不到有效治疗，林梁二人长期卧床无法工作，而沈性仁——这位民国初年的一代名媛，抗战未结束就病逝了。当时在李庄的同济大学虽有医学院并有高明的医学教授，但终因没有药物为病人治疗，医术再高明也无力回天，有些病人的生命还是未能挽回而消逝了，同济大学工学院的教授也有在贫病交加中去世的。我的两个姐姐，分别于1940年和1942年在昆明与李庄病逝。她们患的并非疑难重症，只是在那样的环境里得不到相应的药物治疗，致使她们过早离开了人世。此事的影响远超出个人感情上所受的打击。前几年我回了一趟李庄，有几位青年朋友和我谈起当年迁来的学术大师，说如果陈寅恪大师也来李庄的史语所住上几年，那这个文化中心的分量就更重了。其实说者不知，陈寅恪原本是要奔李庄来的，据陈先生的长女流求女士在一封信中告诉我，抗战时期寅恪先生全家由香港逃出返回内地时，原打算由桂林入川到史语所工作，并做好了去李庄的准备。后因得知李济两个爱女不幸夭折，说明当地医疗条件很差，当时身体条件极坏的陈先生担心自己和家人无法适应，乃应燕京大学之聘，入川后直接从重庆过内江去了成都。自此，李庄与这位学术大师失之交臂。

岁月如梭，一晃六七十年过去了，当年迁往李庄的许多人已经不在人世。今天读这部作品，我感触良多。此前，我与岳南有过一些交往，知道他在二十几年中一直联合志同道合的朋友研究和撰写中国考古界的人和事，并有十几部纪实文学作品问世。与他以前的作品不同的是，这部作品明显是以李庄的人文历史为主轴，对相关人物命运多侧面地加以铺排和描述，这样的一个变化，就需要作者对当地风土人情与相关人物背景、生活情形有相当的了解，否则，要写出接近历史事件和人物原貌的作品是不可能的。值得庆幸的是，岳南通过实地采访和体验生活，对李庄当地人文历史有了一定把握，加上在大陆和台湾两地查阅大量相关的历史资料，在相互校对考证之后再加以书写，这样写出的历史事件与逝去的人物就与向壁虚构的完全不同了。我在读完初稿后深为感动，尤其看到那些历尽劫难、九死一生、我熟识或不相识但闻其名的老一代学人，在走出李庄后于政治风云变幻中大起大落的生活境况与悲怆命运，当然还有李庄本土一些值得纪念的人物所遭受的人生际遇，禁不住唏嘘叹息，为之扼腕。或许，这部作品向人们提供的文化精髓就隐化于这难言的、如同林徽因诗中所述的“万千国人像已忘掉”的历史记忆之中吧！

谨抄录宋人陈与义词《临江仙》一阕，以结此序：

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

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

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

闲登小阁看新晴，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李光谟，1926—2013，李济之子，已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翻译家。）序章

1941年6月27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常委梅贻琦、总务长郑天挺、中文系主任罗常培，自四川泸州码头乘船，溯江而上，往万里长江第一古镇——李庄进发。

此前的6月5日，梅贻琦一行从重庆乘船至泸州，欲转陆路到西南联大叙永分校视察后再转赴李庄。[1]那时，江水开始上涨，尚未形成滔天之势，但行程并不顺利，战争阴影笼罩下的“天府之国”，文化衰微，经济凋敝，社会混乱不堪。一条陈旧的轮船，原定4点钟由重庆嘉陵江磨儿石码头起航，因机器故障一直拖到9时才成行。又因临时安插了几十名持枪士兵，船舱内外拥挤不堪，所有乘客与逃难者无异，各自于愤懑中又夹杂了几分叹息。梅贻琦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房门外兵士坐卧满地，出入几无插足之处，且多显病态、瘦弱之外，十九有疥疮，四肢头颈皆可见到，坐立之时遍身搔抓，对此情景，殊觉国家待此辈亦太轻忽，故不敢有憎厌之心，转为怜惜矣！[2]

民族衰败，山河破碎，这些为家国存亡提着脑袋奔走于硝烟战场的热血男儿，并未引起社会与政府的普遍重视和特别关照，肉体的伤病得不到医治，精神上的苦痛更是难以解脱。梅贻琦等人发现，“兵士早九点米饭一顿（自煮）后，至晚始再吃”，下午时分，“门外有二兵以水冲辣椒末饮之，至天夕又各食万金油少许，用水送下，岂因肚中饿得慌而误以为发痧耶！”[3]望之顿感悲凉。

叙永分校在泸州下辖的长江南部叙永（古称永宁）县城几座寺庙内，梅贻琦等到来后就学校生活、学习条件等做了详细视察，并与师生就分校是否重返昆明等问题进行交谈。视察结束，梅贻琦率郑罗二人于6月17日至蓝田坝等船返泸州，而后再乘船赴李庄与乐山一线考察访问。

此时，江水已成狂暴之势，6月19日，梅贻琦日记写道：“天夕与郑、罗至江边散步，看江水滚滚奔流，不禁惊叹。”[4]第二天，决定午前渡江到泸州码头等船，因忽有敌机空袭警报，避之午饭后方收拾过江。时“江水继长增高。昨晚所见江边沙滩一片，今已没入水中矣。江边有种高粱瓜豆者，一二日内即有湮没之虞，水势之浩大，殊堪惊叹”[5]。

除了心中一连串的“惊叹”，更多的是被困泸州馆舍内不能旅行的焦躁不安。

按原定计划，梅贻琦与同人沿江上行的目的有二：一是赴乐山、成都一带参观、考察抗战中内迁的学术机关；再是由昆明迁往李庄镇的北大文科研究所青年学子的论文需要毕业答辩，作为该所兼职副所长的郑天挺和导师罗常培，需完成各自应负的责任。李庄古镇在泸州上溯乐山一线的南溪县境长江南岸，此行可谓一举两得。当然，除却两项公务，三人还有一个共同愿望，顺便看望战时流亡到李庄的老同事、老朋友。

泸州到南溪县李庄镇50多公里，因遭逢战乱，又赶上夏季暴雨期来临，既没有车，也没有船，何时成行，无人能说得清楚。梅贻琦连呼是上帝在“倒霉（梅）”，只好在这个江边古城踯躅，望江兴叹。想不到这一“倒”就是一个礼拜，26日傍晚才等到有船上行的消息。

27日天色微明时分，几乎一夜未眠的梅贻琦叫起郑罗二人，洗漱后提着行李匆忙离开旅馆，紧随乱哄哄、闹嚷嚷、破衣烂履、背篓挑担、呼儿唤女的人流步行到江边码头，搭上了拥挤吵闹的“长丰”轮，迎着狂奔暴涨的川江水，一摇三晃地溯江而上。因江水汹涌，轮船载重过量，几次过滩差点触礁，吓得旅客特别是舱门外坐卧的士兵惊叫连连，所幸没发生意外。当天下午3点40分在南溪上游李庄镇码头停靠，梅贻琦等三人急不可耐地收拾行李，钻出几乎令人窒息的船舱，由“地漂”（趸船）辅助登岸，在魁星阁附近临江的“君子居”茶楼稍事休息，于4点35分随两名挑夫向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与国立北大文科研究所办事处租赁的板栗坳（栗峰山庄）走去。

板栗坳在李庄郊外一个临江的山坳里，离镇5公里，按梅贻琦旅行记录，出得李庄古镇，沿小道“先经田间二里许，继行山道曲折，又约三里，始至板栗坳，时已5：30矣。途中在山半一老黄果树下休息，坐石磴上俯瞰江景，小风吹来，神志为之一爽。盖此时已汗透衣衫矣”[6]。

梅、郑、罗三人到来，受到战时流亡李庄的学术机关、高校及当地官僚士绅热情接待。梅贻琦在日记中说：“中研院史语所在此租用张家房舍三大所，分为三院，余等寄住于中院宿舍，郑、罗在花厅，余在李方桂家。所中现由董彦堂君代理，招待极周到。晚住处完妥后在‘忠义堂’大厅上饮茶闲谈，晤所中同人十余位。十点归房就寝。”[7]◎魁星阁前的长江。李庄镇魁星阁建于清光绪初年，为全木结构通高三层建筑，建于长江边上江岸凸出部位。抗战时到李庄的梁思成先生评价魁星阁是从上海到宜宾长江2000多公里江岸边建造得最好的亭阁。雄踞长江之滨的魁星阁与近在咫尺的李庄南华宫构成一幅有山有水的和谐壮观画面

自第二天起，国立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史语所民族学研究组）、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国立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办事处、国立同济大学、私立中国营造学社、国立宜宾师范专科学校等流亡李庄古镇的科研机构和高校，分别派人前来邀请三位名震学界的远方客人到自己驻地、办公场所、课堂甚或宿舍进行考察、座谈、演讲。其间，避居李庄的国立同济大学校长周均时，国立中央研究院及其他科研机构的李济、董作宾、梁思永、李方桂、吴定良、凌纯声、芮逸夫、劳榦、石璋如、陶孟和、汤象龙、梁方仲、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郭宝钧、吴金鼎、夏鼐、曾昭燏等著名学者，以及当地官僚士绅张官周、张访琴、罗南陔、罗伯希、李清泉等，先后与梅氏一行有不同形式的会面并予以力所能及的食宿招待。分散在李庄镇郊外板栗坳张家大院的马学良、刘念和、汪篯、阎文儒、杨志玖、逯钦立、张政烺、任继愈、李孝定、王叔岷、邓广铭、傅乐焕等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在读或北大历史系刚“出炉”的青年学子，他乡遇恩师，大有喜从天降之感，尤其在兵荒马乱的战时岁月，与相距千里的恩师相逢，自是倍感亲切兼兴奋。处于沉闷酷暑中的川南江边古镇，似乎因梅贻琦等几位客人的到来而增添了一丝清凉与干爽。

几天的欢乐时光转瞬即逝，马学良等研究生们的毕业论文答辩完毕。7月5日，梅贻琦和郑天挺、罗常培商定，清早下山，下午赶往叙府（宜宾），再沿岷江转赴乐山。辞别诸友后，三人走出板栗坳大院，下山往李庄镇走去。中研院史语所研究员、“非汉语语言学之父”李方桂偕夫人徐樱（民国名将徐树铮之女），连同十几位旧朋新友，恋恋不舍地送出一里多路。众人来到一个山坡，李庄镇内房舍在望，梅贻琦等再三辞谢，送者方止住脚步。大家略带伤感地不停抱拳遥祝，梅贻琦触景生情，不禁慨叹道：“乱离之世会聚为难，惜别之意，彼此共之也。”[8]

下得山来，梅贻琦一行再次来到位于李庄镇郊外上坝月亮田——中国营造学社租住的小院，专程看望一直萦绕心头、最为挂念的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

此时林徽因肺结核病复发，正发低烧，几乎失去了工作、生活能力。只见她斜卧在一张行军床上，面容瘦削苍白，说话困难，再没有了当年“太太客厅”时代谈锋甚健、豪情满怀的风采了。此前的6月30日，梅、郑、罗三人被同济大学邀请下山时曾专程前来探望，其情形是“徽因尚卧病未起床，在其病室谈约半时，未敢久留，恐其太伤神也”[9]。

今天，尽管梅贻琦与同人心中颇为踌躇，恐再令这位病中才女因别离神伤，但心中挂怀又不能不前来做最后辞别。既然无法解除其身体痛苦，尽可能给其多一点抚慰，亦使二者心安。交谈中，梅贻琦得知，由于李庄相对闭塞，生活条件极其艰苦，学术研究遭遇的困难要比想象的大得多。林徽因刚到此地时，主要整理几年前在山西五台山佛光寺考察所做报告和其他一些古建筑材料，欲撰写一部古建筑史书，现重病在身已无法工作。五台山佛光寺的考察报告由梁思成一人整理，迟迟未能定稿，二人甚感苦恼与无奈。林徽因得知国立西南联大叙永分校即将回迁昆明时，悲从中来，说自己不适应李庄的气候和水土，病情复发，想随分校师生一起重返气候温和的昆明，与联大教授朋友们在一起过几天快乐的日子，身体或许会有好转，在学术上也能做一点事。身为前辈的梅贻琦听闻此语，不禁凄然，未置可否，原因是“余深虑其不能速愈也”[10]。

下午3时，“长丰”轮在李庄镇码头停泊，梅贻琦一行三人作别送行的陶孟和、李济、董作宾等好友，即行登船。时年40岁的梁思成坚持独自一人踏“地漂”把客人送到轮上，此举令52岁的梅贻琦深为感动，心中生出“余对此小夫妇更为系念也”[11]的牵挂怜爱之情。“想不到离开北平才四年光景，徽因的身体竟糟糕至此，真是不堪回首呵！”梅贻琦望着梁思成同样羸弱的身子和疲惫神情唏嘘不已。梁听罢，表情凝重，默不作声，梅贻琦想再叮嘱几句宽慰的话，但又不知从何说起，遂侧身望了一眼大江对面气势磅礴的桂轮山和山中白云深处若隐若现的一座古庙（当地称雷峰塔），轻轻说道：“思成呵，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四年前的今天，你们小夫妻正蹲在五台山佛光寺梁柱上放声歌唱吧？”

一句话触动了梁思成敏感的神经，他稍感意外地愣了片刻，随着一声低沉沙哑的“梅校长……”眸子已经湿润。他咬紧嘴唇点了下头，抬手想遮掩那双发烫的眼睛，随着一阵风浪袭过，泪水却溢出眼眶……“长丰”轮鸣笛启程。岸上的梁思成望着浩浩长江中渐行渐远的船影，耳边回响着梅贻琦这位尊敬的长者离别的话语，转身返回。四年前那个令人心潮荡漾、颇具传奇色彩的场景又在眼前晃动起来——

1937年6月下旬的晚些时候，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以中国营造学社研究人员的身份，踏上了赴山西省辖境考察的旅途。

这是他们从事中国古建筑考察以来，第三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山西之行。梁氏夫妇在学术上的成就，有相当一部分得力于山西的古建筑，正因这次旅行，他们迎来了考察生涯中最为辉煌的巅峰时刻。

此前，作为受过中西文化教育与专业学术训练且成名甚早的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通过对古建筑学领域绝世之作《营造法式》的研究[12]，认识到框架式木结构是中国古代建筑的基本形式，而中国唐代建筑风格不但具有自身独到的特色，同时承载着中华民族建筑文化承上启下的关键使命，因此，能目睹唐代建筑遗存，是每一个近现代建筑学家梦寐以求的幸事。于是，寻找一座留存于今的唐代木框架建筑，就成为这对年轻夫妇久萦于心一个遥远而辉煌的梦。

自1932年始，服务于私立中国营造学社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以及莫宗江、刘致平等研究人员，几乎考察了华北、中原、华南等地所有古建筑可能遗存的地区并获得了丰硕成果，但其中年代最古老的建筑就是辽宋时代的蓟县独乐寺与应县木塔[13]，唐代建筑踪影绝无。难道偌大的中国真的没有一座唐代木构建筑物遗存了？

就在他们怀揣梦想与疑问，风餐露宿，四处奔波，所得结果又迟迟冲不破辽、宋这段狭窄历史隧道时，几位号称对中国文化颇有研究的日本学者得意地宣称：中国大陆已不可能找到唐代的木构遗存，要想一睹唐制木构建筑的风采，只有到大日本帝国的奈良或京都去开开眼界，那里有着世界上独有的完美唐代作品。[14]这个狂妄的臆断竟得到当时世界范围内许多古建筑学权威的认同。大唐王朝近三百年的辉煌建筑，在它曾兴盛发达的本土似乎随风飘逝，一点痕迹都不复存在了。

然而，正一步一个脚印在北国大地上行走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凭着科学训练的理性以及实地考察磨炼出的敏锐直觉，坚定地认为在中国辽阔凝重的大地上，在某个不被人重视的角落，在山野草莽之中，一定还有唐代木构建筑孤独而寂寞地屹立，伴着斗转星移，云起云落，耐心等待着有缘人前来相会。只是，正如佛家偈语：千载一时，一时千载。如此重大的因缘，需要探索者的真诚、智慧、勇气、时间，外加一点运气。

正当梁氏夫妇踏破铁鞋无觅处，于崇山峻岭的峭崖绝壁间为心中的那个陈年大梦“拔剑四顾心茫然”之际，因一个偶然的机会，从“山有小孔，仿佛若有光”的小隧道，一下望见了藏在深山人未识的桃花源——幸运之神悄然降临到他们的身上。

这束光亮源于法国汉学家保罗·伯希和（Paul Pelliot）在中国西部考察后所著的《敦煌石窟图录》（Les grottes de Touen-houang）。书中披露了敦煌第61号洞窟两张唐代壁画。壁画不仅描绘了中国北方最著名的佛教圣地——五台山全景，还指出了每座庙宇的名字，其中一处名为佛光寺的古刹尤其引人注目。梁氏夫妇对这两幅壁画精心研究后，突然爆发出灵感的火花，随着一道光亮于眼前闪过，如同闪电劈开暗夜的阴风浓雾，掩映于山野草莽的金光灿烂的佛光寺山门轰然洞开，风铃的声响自殿宇飞檐翘角下隐约传来。按照光亮与铃声的指引，梁林二人马上于北平图书馆查阅《清凉山（五台山）志》和《佛祖统计》等相关志书，终于找到了有关佛光寺的记载。据史料披露，佛光寺号称五百里清凉山脉颇负盛名的大寺之一，首创于北魏时期，唐武宗灭佛时该寺被毁。12年后，随着李唐王朝佛教政策回暖，逃亡的该寺僧人愿诚法师卷土重来，再度募资重建并恢复了原有规模。从此，佛光寺作为五台山最具影响的重要宝寺之一，伴着绵延不绝的香火延续了1000多年。

假如这座佛寺尚存，当是一处极其重要和具有非凡价值的唐代木构建筑。根据以往野外调查经验，梁思成、林徽因认为越是号称“名胜”的地方，古建筑越易遭到毁坏，多数建筑则在毁坏、重修、再毁坏、再复建的循环中衰败湮没，侥幸残存者则越来越偏离本来的神韵、特色和风格，沦为一堆泥巴糊成的、死的石材木料或假古董。这也正是中国营造学社诸君对大唐三百年众多名寺古刹，苦苦寻觅五载而始终不得的症结所在。

从史料所示地理位置可知，佛光寺并不在五台山的中心——台怀这一地区，而是地处南台外围的僻野之乡，此处并非世俗的“名胜之地”，或可有原物保存至今。根据这一推断，梁思成夫妇会同中国营造学社莫宗江、纪玉堂两位助手，于这年6月下旬开始了注定要在中国乃至世界建筑史上留下光辉一页的大唐古迹发现之旅。◎梁思成、林徽因率领中国营造学社部分人员在去五台山考察古建筑途中

梁氏夫妇一行四人携带野外考察仪器和生活用品，由北平坐火车至山西太原，于当地政府部门办完考察手续，再由太原北行向五台山进发。第二天黄昏时分到达目的地——五台山南台外豆村东北约5公里的地方。此时，夏日的太阳正于不远处的山巅坠沉，血色的余晖映照着苍山林海。不远处，一座殿宇以恢宏的气度和卓尔不群的英姿，傲然屹立于山坡树丛之中，似在向几位虔诚的造访者频频召唤——梁思成、林徽因眼睛一亮，朝思暮想的佛光寺竟如天尊至圣横空出世般神奇地展现在眼前。

四人跳下毛驴，怀着对古老文化的敬畏仰慕之情，在西天最后一抹晚霞瑰丽的光影里，躬身施步，小心而虔诚地向心中的圣地走去。

寺院只有一位年逾古稀的老僧和一个年幼哑巴弟子守护。待说明来意，那扇厚重斑驳的山门随着“咯吱”的声响开启了。一行四人鱼贯而入，瞻仰左右，只见正殿分为七间，昏暗中显得辉煌壮观而富有气势。在一个偌大平台上，有一尊菩萨坐像，侍者环立，形成了一座众仙之林。平台左端为一个真人大小、身着便装的女子坐像，询问老僧，答曰：“此女子乃大唐篡位的则天武后。”经对塑像面貌特征及相关物件初步观察，梁思成断定应是晚唐时期的作品，假如这群泥塑像是未经毁坏的原物，那么庇荫它的大殿必定也是原来的唐代建构，因为要重修殿宇必定会使里面的一切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坏——这个推论令几位造访者欣然认同并振奋不已。

经过几天的考察研究，得到如下结论：大殿建成于晚唐公元857年，不但比此前发现的最古老木结构建筑——独乐寺早127年，而且是当时中国大地上所见年代最为久远，且是唯一一座唐代木构建筑。为此，惊喜交加的梁思成感慨道：“我们一向所抱着的国内殿宇必有唐构的信念，一旦在此得到一个实证了。”[15]

梁、林及两位助手于佛光寺工作了一个星期，一直处于亢奋状态的梁思成告诉老住持，自己准备写信向太原教育厅报告这一重大发现，并“详细陈述寺之珍罕，敦促计划永久保护办法”[16]云云。最后道别时，梁氏夫妇双双向老僧鞠躬，以表达对这位寺院守护者的敬意与感谢。向来以谈锋锐利著称的林徽因，面对颤颤巍巍的寺院老住持和年轻的哑巴弟子和善的面容与虔诚的举动，情绪激动，几度语塞，眼里汪着深情的泪水，答应明年再来，对寺院进行更加详尽的考察，还要争取带上政府的资助前来进行修缮云云。◎五台山佛光寺

满身透着沧桑、厚道的老僧望着面前这位奇女子真挚的表情，干枯的双手合于胸前，口诵“阿弥陀佛”，躬身施礼，声称自己一定要好好活着，精心照护这座寺院和佛祖神灵，等待与几位大德施主再次相会的日子。

梁思成一行四人走出山门，在北国盛夏灿烂、炽烈的晚霞中离开佛光寺，骑着毛驴，左盘右旋向山下走去。

当他们来到附近豆村一家鸡毛小店安顿下来，身心沉浸在此次神奇发现的梦境之中时，暗夜里，北平郊外卢沟桥畔，枪声骤然响起……第一章沦陷与流亡逃出北平

卢沟桥枪声响起的时候，梁思成等人没有——当然也不会听到。此前他们有一种预感，日本军队迟早要对平津两地乃至整个华北动手，但万万没想到在自己离开佛光寺的这个夜晚，北平郊外已是炮声隆隆，中日双方军队真刀真枪地干了起来。在阵阵喊杀与哀鸣声中，一场血光之灾，以泰山崩塌、大地陆沉之势席卷而来。

第二天，五台山阳光灿烂，空气清新，壮阔的山河越发俊秀雄奇。沉浸在美好憧憬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和两位助手骑上毛驴，离开鸡毛客栈，怀揣发现佛光寺的狂喜，意犹未尽地围绕山中几处名胜古迹继续寻访调查，先后走访了静灵寺、金阁寺、镇海寺、南山寺等庙宇，但没有获得理想的成果。几天之后，一行人来到沙河镇，沿滹沱河经繁峙向西北方向古城代县奔去。抵达县城后，梁思成决定暂住几日，除了恢复已消耗殆尽的体力，也借机好好回顾和整理此前考察搜集的大量资料。

7月12日傍晚，忙碌一天的梁思成接到一捆报纸，这是之前他专门托朋友从太原捎来的，因近来持续暴雨，山路被洪水冲毁，拖延了几天才得以送到。梁思成躺在帐篷中的帆布床上把报纸慢慢摊开，目光刚一接触标题，整个身心如遭电击，血轰地一下冲上脑门。他下意识地起身冲出帐篷，对正在外边乘凉的林徽因和两位助手大声高呼：“不好了，打起来了，北平打起来了！”

众人大惊，急忙围将上来，只见报纸第一版大字号黑色标题耀眼刺目：“日军猛烈进攻我平郊据点，北平危急！”

此时，卢沟桥事变已经爆发五天了。

北平危在旦夕，家中老小在炮火中不知生死，中国营造学社同人也一定乱作一团，必须立即赶回去。但据报纸透露的消息，津浦、平汉两路已被日军截断，只有北出雁门关，经山阴道赴大同，沿平绥铁路转回北平。

次日清晨，梁思成一行从代县出发，徒步来到同蒲路中途的阳明堡。此时，梁思成深恐平绥路一旦断绝，将不知何时能返北平，又恐已获取的珍贵资料有所闪失，决定让纪玉堂带上图录、稿件等测绘资料，暂时返回太原，一面向山西省政府报告考察成果，一面待机返北平。主意已定，几人匆匆分手，各奔南北。梁氏夫妇和莫宗江出雁门关，沿着唯一的回归之路，心急如焚地赶往北平，纪玉堂南下太原。

待梁氏夫妇与莫宗江返回北平后，发现整个北平城已笼罩在战争的恐怖气氛之中。据梁氏夫妇的儿子梁从诫回忆说：“当时谁也不能预料这场战争会打多久，会有多艰苦，甚至中国能不能赢。北总布胡同三号院里的气氛变了，连小孩子也能觉察出来。”又说：“……不久，日军兵临北平城下。宋哲元的部队做出要抵抗的样子，战壕竟挖到了北总布胡同。我还依稀记得我家门口也垒起了沙袋。但没有两天，就成了一条空无一人的破土沟，‘大刀队’们也不见了。日本人进城了。”[17]

7月28日，二十九军军长兼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携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秦德纯及师长冯治安等数位高官大员，率部仓皇南撤。7月29日，北平陷落。◎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驻守宛平城的二十九军官兵被迫应战

7月30日，天津陷落。继之日本军队向华北更广大的地区进击和扫荡。

从卢沟桥事变爆发到平津陷落的20多个日夜，中日军队交战的隆隆炮火与日本轰炸机的呼啸轰鸣，令平津地区人心惶惶，谣言四起，各政府机关及工商界人士于纷乱中开始自寻门路纷纷撤离逃亡。以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私立南开大学、私立燕京大学、私立辅仁大学等著名高校为代表的教育界，同样呈现一派惊恐、慌乱之象，一些人悄然打点行装，拖儿带女，随着滚滚人流，冒着盛夏酷暑和弥漫的烟尘，纷纷向城外涌去。◎被日军轰炸后的南开大学校园惨状

当时正在庐山主持国防会议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闻讯，向宋哲元、秦德纯等接二连三拍发“固守勿退”的电令，同时分别邀请各界人士火速前往庐山牯岭，频频举行谈话会及国防参议会，共商救国图存大计。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私立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等一批平津学界要人也应邀参加会议。

此时，平津两地各高校正逢暑期，被邀请到庐山参加会议的各大学校长以及部分在外地的教职员工，由于远离平津，对战事真相难辨真伪，因此恐怖的谣言随着混乱时局像野火一样在中国大地上四处流窜飞腾。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保护和抢救平津地区教育界、文化界知识分子与民族精英，越来越显得重要和迫在眉睫。由庐山转入南京继续参与国是讨论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蒋、梅、张，以及胡适、傅斯年等学界名流，日夜奔走呼号，与国民政府高层反复商讨如何安全撤退和安置各校师生。一时间，南京与平津高校间密电频传，共同商讨抗敌避乱、弦歌不辍的对策。

8月中旬，国立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兼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副所长傅斯年，在同北大、清华、南开等三所大学校长反复商讨、权衡后，力主将三校师生撤出平津，在相对安全的湖南长沙组建临时大学，这一决议得到国民政府最高教育会议通过。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出命令，宣布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等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三人任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教育部代表杨振声任筹委会主任秘书（代表教育部次长周炳琳）。筹委会成员由每校委派一人，北大为胡适，清华为顾毓琇，南开为何廉；此外成员还有傅斯年、湖南教育厅厅长朱经农、湖南大学校长皮宗石等人。筹委会主任委员由教育部部长王世杰担任。9月13日，筹备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确定租赁长沙市韭菜园一号原美国教会所办圣经书院作为临时校舍，并明确院系设置、组织结构、经费分配等事宜。此时长沙圣经书院已经停办，校内教室、宿舍、家具及办公用具较为齐备，另外还有一个大礼堂的地下室，正好作为临时大学师生的防空洞。9月28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关防正式启用，校务由三校校长及主任秘书所组织的常务委员会负责。[18]

在此之前，由教育部发出的撤退令已在平津三校师生中秘密传达，早已心神焦灼、翘首以盼的教职员工和学生们接到口头通知，纷纷设法出城，尽快逃离沦于敌手的平津两地，辗转赶赴湖南长沙。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命令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天津北洋工学院（原北洋大学）三所院校于9月10日迁至西安，组成西安临时大学继续开课。——中国现代历史上最为悲壮的一次知识分子大撤退开始了。由于这一决定是在时局激变的紧急情况下仓促做出的，因而，此次撤退实际上是一次毫无组织和秩序可言的慌乱大溃退与大逃亡。

平津几所著名高校的师生走了，其他众多知识分子却在沦陷的北平、天津甚至整个华北茫然四顾，不知自己的命运维系何处。按照南京国民政府制定的纲要草案，鉴于时局危殆，政府资金短缺，除天津南开私立大学之外，整个华北地区包括燕京、辅仁在内的著名私立大学、非国立学校、私立文化科研机构，一概弃之不顾。这些学校和机构是存是亡，是死是活，如果自己不设法自谋生路，只有听天由命。此时梁思成、林徽因服务的中国营造学社，正是一所私立机构，自然属于中央政府“弃之不顾”之列。

在内外交困、险象环生的大混乱、大动荡之际，梁思成匆忙来到设在北平中山公园内的中国营造学社总部，找老社长朱启钤和同人商量对策。结论是：在如此混乱的局势下，营造学社已无法正常工作，只好宣布暂时解散，各奔前程，是死是活，各自保重。老社长朱启钤因年老体衰不愿离开北平，学社遗留工作以及未来的希望，都托付给梁思成负责。令同人最放心不下的是，学社工作的成果——大量调查资料、测稿、图版及照相图片等该如何处置？为不让这批珍贵的文化资料落入日本侵略者手中，朱启钤、梁思成、刘敦桢等共同决定暂存入天津英租界英资银行地下仓库一保险柜中，“所定提取手续，由朱启钤、梁思成和一位林行规律师共同签字才行”[19]，否则无法开启。

按照约定，中国营造学社同人紧锣密鼓处理各种繁杂事务，这时梁思成突然收到署名“东亚共荣协会”的请柬，邀请他出席会议并发表对“东亚共荣文化圈”的看法。梁思成深知日本人已注意到自己的身份和在北平文化界的影响，要想不做和日本人“共荣”的汉奸，必须尽快离开北平。◎林徽因与女儿梁再冰在北总布胡同家中

事不宜迟，梁思成与爱妻林徽因一面联系可结伴流亡的清华大学教授，一面收拾行李，准备第二天出城。除了必须携带的几箱资料和工作用品外，只带了几个铺盖卷和一些换洗的随身衣服，其他东西包括一辆雪佛兰牌汽车，不管贵重与否，都只好采取国民政府对待自己的政策——“弃之不顾”了。国破家亡，如此狼狈不堪、怆然逃离故园，心中自有说不出的凄楚。

1937年9月5日凌晨，梁思成夫妇携女儿再冰与儿子从诫，连同林徽因的母亲一家五口，与国立清华大学金岳霖等几位教授，匆匆走出北平城内北总布胡同三号家门。临上车的一瞬，多愁善感的林徽因忍不住回头一瞥，脆弱的心像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一阵酸楚袭过，泪水夺眶而出。这一别，不知何时才能回来。此前医生曾警告过，说她的身体难以承受千里奔徙的颠沛流离，但林徽因于无奈中悲壮地答道：“我的寿命是由天的了！”[20]

此前，北平城的东、北、西三面均受日军与汉奸队伍围困，只剩向南的一条通道——平汉铁路尚处于中日争夺之中。当梁、林逃亡之时，这条紧挨卢沟桥的交通大动脉已被日军占领并切断。出城流亡的路，只有从北平乘车到天津，由天津码头转水路绕道南下。

一行人悄然来到前门乘火车赴津，提心吊胆地躲过了日军与汉奸的设卡盘查，总算到达天津。梁思成一家和金岳霖等稍事休整，之后乘“圣经”号轮船到青岛，再经济南、郑州、汉口，最后到达长沙。在天津上船前，梁思成把他此前用英文撰写的几篇关于古建筑发现的学术论文寄给美国朋友费慰梅，请她设法在国外发表，并匆匆附上一张字条说：“发生了这么多事，我们都不知道从何说起。总之我们都平安，一个星期前我们抵达天津，打算坐船到青岛，从那里途经济南，去到换车船不超过五次的任何地方——最好是长沙，而这期间尽可能不要遇上空袭。等到战争打赢了，我们就可以结束逃难生涯。”[21]

轮船拔锚起航，站在“圣经”号甲板上的梁氏夫妇，目送陆地渐渐远去，一定没有想到他们到了长沙之后会再转昆明，最后辗转到一个从未听说过的地方——四川南溪李庄镇郊外一个叫上坝月亮田的野间小院隐居下来。他们或许认为中国会很快打赢这场战争，自己也会很快返回那座留下了温馨记忆的家园。但正如此时同他们一道站在甲板上，眼望浪花翻腾、海鸥飞舞的宝贝儿子梁从诫在许多年后所说：我的父母“也许没有料到，这一走就是九年。此时他们都年轻、健康、漂亮，回来时却都成了苍老、衰弱的病人”[22]。清华园结义

一路颠簸动荡，梁思成一家与朋友们总算到达了长沙。如老金（金岳霖，梁思成夫妇常呼之曰“老金”）致费慰梅信中所说：“一路上没出什么大岔子，不过有些麻烦已经够难应付了。我们绕来转去到了汉口，最后总算到达长沙，这时已是十月一日了。联合大学十一月一日开学。”[23]

到达长沙后，梁思成经几天奔波，总算在火车站旁租到一栋二层楼房上层的三间作为全家栖身之所。

梁家刚刚安顿下来，从北平流亡到此地的清华、北大等高校的教授朋友们纷纷上门，除了寻找一点家庭温暖，更多的是聚在一起谈论日趋酷烈的政治、战争局势，预测着中国未来前景。大约十几天后的一个傍晚，梁思成弟弟梁思永又带一位朋友找上门来，梁氏夫妇一看，大为惊喜。来人是他们的老友李济。

在流亡的路上梁氏夫妇没有想到北平一别就是九年，此时他们同样没有想到，这个傍晚的不期而遇，意味着未来九年的生活，将与面前的两人以及他们所在机关的朋友们紧紧维系在一起。

在战火连绵、危机四伏的异地他乡，兄弟相见，手足之情自不待言。而梁思成夫妇与李济的会面，亦非一般朋友故旧所能体会，双方自是百感交集，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站在面前的李济，与梁氏家族两代人有着非同寻常的渊源。

1896年6月2日生于湖北钟祥县的李济（字济之），1907年随任小京官的父亲李权（号郢客）进入北京五城中学（北师大附中前身）读书，14岁考入清华学堂。1918年，李济毕业并以官费生身份赴美留学。与他同船离开上海码头的中国留学生还有几位，如后来成为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的朱家骅、总干事叶企孙，而其中在坊间名气最大的则是梁启超的得意门生、自费出国留学的徐志摩。

李济与徐志摩结伴到达美国，双双进入马萨诸塞州克拉克大学学习，李攻读心理学，徐攻读财政、银行学专业。一年之后，徐志摩转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李继续留在克拉克大学以研究生身份攻读社会学，并于1920年获硕士学位，同年转入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专业。1923年，李济以题为《中国民族的形成》的论文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旋即踏上归国的途程，时年27岁。正如若干年后李济自己所言：“那时的留学生，没有一个人想在美国长久地呆下去，也根本没有人想做这样的梦。那时的留学生，都是在毕业之后就回国的。他们在回国之后，选择职业的时候，也没有人考虑到赚多少钱和养家糊口的问题。我就是在当年这种留学风气之下，选择了我所喜爱的学科——人类学。”[24]

1925年2月，在曹云祥校长的主持下，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筹备处鸣锣开张，聘请由美国哈佛大学学成归国的一代名士吴宓为研究院筹备处主任。自此，吴宓开始协助校长曹云祥积极物色延聘国内“精博宏通的国学大师”来院执教，而第一个聘请的就是王国维。王氏作为清王朝最后一位皇帝——溥仪的“帝师”（曾任宣统朝南书房行走，正五品），自然属于旧派人物，经过反复权衡，又偷偷跑到天津，私下征得已被赶出紫禁城的逊帝溥仪“恩准”，才答应就任。

与王国维的性格、处事风格大为不同的是，梁启超一见聘书，就极其痛快地接受了。当时北平学界几乎尽人皆知，梁启超与清华学校有着相当深的渊源与感情，其三位公子先后求学于清华学校。长子梁思成1915年入学，1923年毕业，次年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次子梁思永1916年入学，1924年毕业后留学美国哈佛大学；三子梁思忠1918年入学，1926年毕业后同样留学美国，并进了著名的西点军校接受训练。梁启超本人于1914年前后，曾数次来清华学校做“名人演讲”，与清华师生建立了真挚的友谊。对这段历史因缘，梁启超曾直言道：“我与清华学校，因屡次讲演的关系，对于学生及学校情感皆日益深挚。”[25]稍后，梁氏还不时来清华“小住”，著书立说，与清华上下左右的关系更加密切。

时年49岁的王国维和时年53岁的梁启超到任后，由清华教务长张彭春和吴宓分别推荐，相继聘请了另外两位留学欧美的大字号“海龟”。一位是年仅34岁、才情超群、知识广博、号称“汉语言学之父”的赵元任；另一位是号称“三百年仅此一人”（傅斯年语）的史学大师、“教授的教授”、时年37岁的陈寅恪。——这就是当年天下学界为之震动，被后人广为流传并影响深远的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1925年冬，在清华园国学研究院教师合影。前排左起：李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后排左起：章昭煌，陆维钊，梁廷灿。时陈寅恪未到校（引自《清华年刊》1925年26期）

紧随“四大导师”进入国学院的另一位导师，就是后来被誉为“中国人类学和考古学之父”、当时最为年轻的“海龟”李济。时年29岁的李济，以特约讲师的身份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研究生导师。因李氏当时在美国弗利尔艺术馆基金会就职，在清华属兼职，只能聘为讲师衔的导师，以与教授衔的“四大导师”区别。其担任的课程先后有普通人类学、人体测量学、古器物学、考古学等，同时还主持了一个考古学陈列室，重点指导的研究生只有一个半，一个是后来中国龙山文化和南诏文化的发现者、著名考古学家吴金鼎；半个是著名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徐中舒。因徐氏主修课业是跟随王国维游学，故从李济指导的角度而言只算半个。[26]

1926年2月5日，李济走出清华园书斋，与著名地质学家、曾随瑞典著名学者安特生发掘闻名于世的“仰韶文化”的袁复礼同赴山西，沿汾河流域到晋南做考古调查，发现了几处新石器时代的彩陶遗址，取得了一些标本。在初步确定几个可供发掘的地点后，于3月底返回清华园。同年10月，在李济的直接协调洽谈下，由清华国学研究院和美国弗利尔艺术馆共同组织，由美方出部分经费，李济、袁复礼主持，赴山西夏县西阴村进行田野考古发掘——这是中国人自己主持的第一次近代科学考古发掘尝试，也是李济在清华任教的几年间做成的唯一一次考古发掘。对此项中外合作发掘事宜，时任中国考古学会会长的梁启超极感兴趣，给予大力支持与关怀。凭着自己的声名与庞大的人脉背景，梁曾两度亲笔写信给权倾山西的阎锡山，请他对这一新兴科学事业给予官方支持。李济后来曾深情地回忆道：“梁启超教授是非常热心于田野考古的人，他主动地把我推荐给山西省模范省长阎锡山。”[27]因有了阎老西政府的撑腰，这次考古发掘非常顺利。

此时，梁启超次子梁思永正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哈佛大学就读，主攻考古人类学专业。这一专业的选择缘于梁启超的精心策划与安排。具有远大学术眼光和强烈民族责任感的梁任公，眼望世界范围的考古学迅猛发展，而在号称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境内，从事考古工作的人都是以各种名义来华的西洋或东洋学者，如瑞典人安特生（J.G.Andersson），加拿大人步达生（Davidson Black），德国人魏敦瑞（J.F.Weidereich），法国人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日本人鸟居龙藏、水野清一等。梁启超对这种现状颇为不满和不服气，很希望有中国人自己出面来做这一科学的考古工作。对这门学问的前景，他在一次演讲中曾满怀信心地指出，“以中国地方这样大，历史这样久，蕴藏的古物这样丰富，努力往下作去，一定能于全世界的考古学上占有极高的位置”。[28]正是有了如此眼光和信心，这位决心以学术薪火传家立业的“饮冰室主人”，让长子梁思成赴美国学习建筑，次子梁思永学习考古。这一安排，皆是为了让这些当时不受中国学术界重视的冷僻专业，能够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成长、壮大，“为中华民族在这一专业学问领域争一世界性名誉”[29]。他在致子女的信中说：“思成和思永同走一条路，将来互得联络观摩之益，真是最好没有了。”[30]后来事实证明，梁启超的目的达到了，梁思成与梁思永学成归国后，分别成为自己专业学科中领一代风骚的宗师，只是梁启超没能亲眼看到这一天的到来。

1926年12月10日夜，梁启超于清华园斗室给正在哈佛就读的次子梁思永写信，信中多次提到李济的田野发掘：“李济之现在山西乡下（非陕西）正采掘得兴高采烈，我已经写信给他，告诉以你的志愿及条件，大约十日内可有回信。我想他们没有不愿意的，只要能派作实在职务，得有实习机会，盘费、食住费等等都算不了什么大问题。”[31]在梁启超写这封信之前，梁思永于学习期间曾参加了印第安人遗址的发掘，他写信给父亲梁启超，表示想回国实习并搜集一些中国田野考古资料。为此，梁启超除向这个远在异国的儿子提供有关统计资料，还为其回国后的实习机会和条件做了精心安排。从信中看出，梁思永一旦回国，就可跟随李济到田野上一试身手。

李济和袁复礼在山西工作了两个多月，直到12月30日方结束。此次发掘收获颇丰，共采集出土器物76箱，分装9大车，于次年元月初，历尽艰险磨难和几昼夜的风餐露宿，安全无损地押运到北京郊外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的成功发掘，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序幕，标志着现代考古技术已经在远东这块古老大地上生根、发芽。作为人类学家的李济也由这次发掘而转到考古学领域的探索与实践中，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考古学发展史上开一代先河的大师地位。

1927年1月10日，清华国学研究院为庆祝李济、袁复礼考古发掘取得重要成果的茶话会在众人期待中召开。时任清华学校教务长的梅贻琦（后于1931年12月3日就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清华国学院全体导师和学生出席了会议。梁启超听取了李袁二人所做考古发掘的长篇报告，欣喜逾常。当天晚上回到寓所后，以极大兴致给远在大洋彼岸的儿子梁思永写了一封2000余字的长信。信中充满激情地说道：“他（李济）把那七十六箱成绩，平平安安运到本校，陆续打开，陈列在我们新设的考古室了。今天晚上，他和袁复礼（是他同伴学地质学的）在研究院茶话会里头作长篇的报告演说，虽以我们的门外汉听了，也深感兴味。他们演说里头还带着讲他们两个人‘都是半路出家的考古学者（济之是学人类学的），真正专门研究考古学的人还在美国——梁先生的公子’。我听了替你高兴又替你惶恐，你将来如何才能当得起‘中国第一位考古专门学家’这个名誉，总要非常努力才好。”又说：“（李济）所说‘以考古家眼光看中国，遍地皆黄金，可惜没有人会拣’真是不错。”梁启超再次建议儿子回国后“跟着李、袁两人做工作，一定很有益。”又说：“即使因时局动荡而无法外出做田野发掘，在室内跟着李济整理那七十六箱器物，也断不致白费这一年光阴……”[32]按梁启超的打算，他还想让梁思永丰富古文物方面的知识，多参观几个新成立的博物馆，然后再去欧洲深造几年，这样眼界会更加开阔，受益自然更多。

梁思永接受了父亲的建议，于1927年7月回国来到清华园。令人扼腕的是，当他在父亲梁启超带领下，于国学研究院一一拜见各位名师巨匠时，“四大导师”之一的王国维已命赴黄泉了。

梁思永回国前的6月2日上午，王国维阅完了学生最后一份试卷，罕见地向同事借了五元钱，悄无声息地独自走出清华园，乘一辆洋车赶赴几里外的颐和园，花六角钱买了一张门票，匆匆进门，而后来到鱼藻轩前的昆明湖畔，怀揣剩余的四元四角钱和一纸写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等字样的简短遗书，纵身一跃，沉入湖底，至此告别了红尘滚滚、充满苦痛与悲伤的世界，时年51岁。

在水木清华古月堂前漫步沉思的梁思永，当时尚未意识到王国维奇特、诡异、神秘的离去，给这个世界留下一串谜团的同时，也昭示了一个不祥的预兆：清华国学院“四大”支柱轰然断裂一根，另外一根也岌岌可危，马上就要坍崩——这就是他的父亲。

1926年年初，梁启超因尿血症久治不愈，不顾朋友们的反对，毅然住进美国人创办的北京协和医院，并于3月16日做了肾脏切除手术。极其不幸的是，手术中却被协和医院院长刘瑞恒与一位纯种的美国医生，误切掉了健全的“好肾”（右肾），虚弱的生命之泉只靠残留的一只“坏肾”（左肾）来维持。

此时西医在中国立足未稳，大受质疑，为了维护西医的社会声誉，使这门科学在中国落地生根，对于这一“以人命为儿戏”（梁启超语）的医疗事故，作为亲身的受害者，在“协和已自承认了”的情形下，梁启超不但没有状告院方，相反，在他的学生陈源（西滢）、徐志摩等人以“白丢腰子”，通过媒介向协和医院进行口诛笔伐、兴师问罪之时，仍把西医看作科学的代表，认为维护西医的形象就是维护科学、维护人类文明的进步事业。他阻止徐志摩等人上诉法庭，不求任何赔偿，不要任何道歉，并艰难地强撑病体亲自著文为协和医院开脱。1926年6月2日，《晨报副刊》发表了梁启超《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详述了自己此次手术的整个过程，肯定协和的医疗是有效的。梁启超对做了错事的协和医院“带半辩护性质”，文章最后极为诚恳地讲道：“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章的微意。”

梁启超默默承受着身心苦痛与煎熬，维护着他笃信的科学与进步事业，而代价是他的生命。与其说梁启超“白丢腰子”是被他所“笃信的科学”所害，不如说是他为科学所做出的牺牲更具理性和人道。[33]

当梁思永从美国来到清华园的时候，梁启超的人生之旅已是日薄西山，即将走到尽头。

正应了古人“祸不单行”的一句老话，时局变幻纷乱，军阀之间刀兵不息，整个中国战祸连绵，使得李济精心筹划，准备与梁思永一道去山西和西北的两次田野考古发掘皆成泡影。心怀焦虑与惆怅的梁思永，只好以清华国学研究院梁启超助教的名分暂时留了下来，憋在室内整理、研究李济西阴村发掘的陶器。1928年8月，梁思永带着未完成的研究报告和一颗痛苦之心，再度赴美深造。他刚踏出国门，死神就开始“嘭嘭”叩击梁府大门那个怪兽状的铜环，梁任公生命之火已是油干薪尽，回天乏术，父子俩这一别竟成永诀。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与世长辞，享年57岁。六个月后，盛极一时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宣告解体。

1930年夏，梁思永于美国获得硕士学位归国。此时李济已投奔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任考古组主任。感念旧情，李济把梁思永推荐给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分配到考古组工作。

自此，继梁启超之后，命运之神又赋予李济一段奇特的因缘，与梁思成、梁思永兄弟，开始了近20年密切合作与交往的人生之旅。殷墟考古发掘

李济从清华转到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就职，离不开时势造英雄的际遇，但更多的是他自身迸发、闪耀出的学识与人格光辉所铸就的必然结果。

1928年10月底，李济以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的身份去美国商谈继续合作考古发掘事宜，顺便讲学。回国时，路过广州，顺便到刚成立不久的中山大学去转转，谁知一去，便结识了傅斯年。李济回忆说，傅氏像是老朋友一样一定要李济在中山大学住几天，并大谈中央研究院办历史语言研究所之事，“谈了不久，他就要我担任田野考古工作”[34]。正是这次会谈，决定了李济50年的考古学术历程。

李济偶然结识的傅斯年，字孟真，山东聊城人，与自己同庚。1896年，傅斯年生于一个儒学世家兼破落贵族家庭。其先祖傅以渐乃大清开国后顺治朝第一位状元，后晋升为光禄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掌宰相职，权倾一时，威震朝野。傅以渐之后，傅氏一族家业兴旺，历代显赫，故聊城傅宅有“相府”之称。据说傅斯年自幼聪颖好学，熟读儒学经典，号称“黄河流域第一才子”，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后转入国学门。在校期间，与同学好友罗家伦等人以胡适主编的《新青年》为样板，搞起了一个叫作《新潮》的刊物，学着《新青年》的样子鼓吹另类思想与另类文化，且倡言要在文学界革命，大力宣扬“德先生与赛先生”云云。此举甚得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的激赏。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大规模学潮，傅斯年作为北京学生游行队伍总指挥参加了这次爱国主义行动，名声大振。这年夏天，傅斯年毕业离校回到家乡聊城休整。秋季，山东省教育厅招考本省籍官费留学生，傅不失时机赴省会济南应考并以全省第二名的成绩登榜，于同年12月26日由北京动身去上海，乘轮船赴英国留学。抵英后，傅氏先入伦敦大学跟随斯皮尔曼（Spearman）教授攻读实验心理学，后兼及生理学和数学。1923年由英国至德国，入柏林大学哲学院跟随近代德国史学之父、语言考证学派一代宗师兰克攻读比较语言学与史学。其间，与由美至德旅行的赵元任夫妇，以及在柏林大学留学的陈寅恪、俞大维、罗家伦、毛子水、金岳霖、徐志摩等中国学生，成为经常唱和往还的朋友。经历了七个春秋寒暑的面壁苦读，傅斯年于1926年年底学成归国进入中山大学任教。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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