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彼得•梅尔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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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梅尔：永远的普罗旺斯(一把椅子，一缕时光，一颗摆脱焦灼的心，跟随梅尔在普罗旺斯留驻安宁。朱一龙推荐。)试读：
普罗旺斯入侵战亲历记
一辆豪华尊贵的劳斯莱斯缓缓驶来，这一幕异乎寻常，或许也在梅纳村历史上绝无仅有。
多数人不禁会多看两眼，因为梅纳村的某些街道还没有劳斯莱斯宽呢，有趣的事情便发生了，仅仅一辆车就堵塞了交通。而对其他人来说，劳斯莱斯的到来意味着浓重的灰暗。他们内心里的排斥，无异于发现黑死病重现，听说肝硬化会传染。当地一位外籍居民用一句绝望的话为《星期日泰晤士报》提炼总结：“吕贝隆的末日到了。”
一位定居艾克斯的著名女士认为，情况很糟，未来还会更糟，并断言一车又一车的英国暴徒将入侵普罗旺斯。很快，这话就变成一个精确、骇人的数据：由于媒体的强大魔力，一夜之间几车人激增至五十万，甚至更多，来这儿寻欢作乐，不到英超联赛开始不会离开。艾克斯的这位著名女士还说，英国侨民，甚至包括那些正派的英国人，有可能被统统驱逐出境，以示对目前无法指明但铁定极端恶劣的暴徒行径的惩戒。她的这篇访谈，带着疏离口吻，刊登在《纽约时报》上。
与此同时，一位半吊子的普罗旺斯乡绅嘀咕什么“加大拉的猪
[1]群”和地域精神的毁灭；还有无数篇文章描述成群结队的疯狂游客如何破坏了吕贝隆的恬静生活，大多都是专家从英国沃平和原籍国的角度来撰写的。
整个初夏，这类耸人听闻的消息反反复复见诸报端，而我就身处现场，身处风暴之中，位置之佳甚至无须走出“进步”咖啡馆就能目睹恐怖的入侵。
我在那里待了一上午，惴惴不安的同时又带着几分期待，希望能亲眼见证损毁公物、行凶抢劫、强奸未遂、聚众酗酒、暴徒先遣队大声呵斥着要鱼要薯片的暴乱行为。结果，最戏剧化的一幕，却不过是一位荷兰人为了躲闪一只猫摔下了自行车。
我深入战场，跑到高特村、毕武村、卡布雷尔村和博尼约村。那儿的朋友，其中有些还是对旅游业颇有专业兴趣的大厨，也提供不了有关入侵的一手信息。相反，他们还认为今年的旅游业有所下滑，当然是因为经济衰退。
暴徒们到底在哪儿呢？每天早晨我上上下下张望屋外的马路，每天早晨路上都空空荡荡，只是偶尔有辆卡车和一辆小货车停在瓜地边上。连一辆满载小混混的旅游大巴都看不到。难道他们迷了路，抑或陷入了巴黎环城公路的怪圈之中？那他们肯定会绕来绕去，连带来的啤酒都喝得精光。
八月来了，我已经放弃寻找暴徒，不过更为勤恳的媒体仍在坚持。一天，CBS电视台的摄制组大驾光临，满腔热情却遭遇困窘。他们是来拍摄游客热潮的，结果却只在梅纳村待了两个小时。“一向都这样吗？”有人问道。“哪样？”“空空荡荡。”
他们喝了点啤酒，就前往圣特罗佩拍摄报上所说的违禁天体露营去了。一九九一年，于梅纳村
[1]《马太福音》里的故事，耶稣赶鬼入猪群，结果猪群闯下山崖落海而死。
向X先生买松露
整桩偷偷摸摸的交易起因于从伦敦打来的一个电话。打电话的是我朋友弗兰克，他一度被时尚杂志奉为遁世大亨。依我对他的了解，倒更应该称他是顶级美食家，一个视餐食和政治同等重要的人。厨房里的弗兰克就像一只寻味而至的猎犬，伸着鼻子四处嗅闻，直勾勾地盯着咕嘟翻滚的汤锅，馋得浑身颤抖。一锅喷香的白豆焖肉就能把他迷得神魂颠倒。我妻子说，弗兰克是她款待过的最令人有成就感的食客之一。
他解释为什么给我打电话时，声音里透出一丝焦灼。“现在是三月了，”他说，“松露的事儿真让我忧心。还买得到吗？”
三月松露季节已经结束，周边市集上的松露摊贩都不见踪影，虽然我们就住在盛产松露的冯杜山山脚。我对弗兰克如实相告：这事儿太晚了。
一阵可怕的沉默，他显然是在思量痛失美食后马上要面对的惨境：没有松露煎蛋饼，没有松露馅饼，没有松露粉末滚烤猪肉。一时间，电话线担着这份失落变得沉重起来。“有一个人，”我说，“或许有点存货，我去问问。”
弗兰克高兴地咕噜一声。“太棒了，太棒了！两公斤就好。我装在保鲜蛋盒里，放进冰箱冷藏起来，春天吃，夏天也吃。两公斤就好！”
两公斤新鲜松露，以眼下巴黎的市价来算，得花掉一千多英镑。即便在普罗旺斯，绕开中间商，直接从穿着沾满泥巴的靴子、戴着皮手套的松露猎人手里买，也所费不菲。于是我跟他确认是否真打算买两公斤的松露。“这样才能时常有的吃啊。”他说，“不管怎么着，能弄多少就弄多少吧。”
我跟那松露生意人的联系，仅仅是一个写在账单背面的电话号码，由本地一家餐馆的大厨所透露。据他说，这人算是松露买卖行当里罕见的正经人，论诚实本分无可挑剔，在阴暗的松露交易行业里实属难得，因为据传这一行坑蒙拐骗的事儿就像艾克斯的晴天一样寻常，大家都见怪不怪了。我听说的欺诈花样就有：在松露里面塞铅弹、在松露外面糊泥巴以增加重量，从意大利偷运劣质品种冒充法国本地货色出售。没有可靠的供应商，买松露很可能吃大亏。
我拨通了大厨留给我的电话号码，向对方报上大厨的名字。“哦，是这样。”中介人的信誉起作用了。他能帮上忙吗？
还有松露吗？大概两公斤？“哎呀，”对方说，“你是开餐馆的吗？”
不是，我说，并解释是要帮一个英国朋友买。“英国人？我的天哪！”
这位X先生（先且这么称呼他吧）一阵咂嘴，说这个季节弄到这么多松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不过他还是答应牵着猎狗进山看看。他说一有收获就会通知我，只是这事儿怕要费些时候，我得耐心等他的电话。
一周过去了，第二周又快过完了，终于，电话在一天傍晚响起。
一个声音传来：“我手里有货了。明天晚上我们碰个头如何？”
他告诉我，六点钟在卡庞特拉路边的电话亭旁等他，又问清楚我的车是什么牌子、什么颜色的，并且强调一点：不收支票。他说他只收现金。（后来我才发现：这是松露买卖的行规，松露供货商可不相信纸上写的数字，也不会开具收据，对所得税这一说法更是觉得荒唐可笑。）
翌日傍晚，我赶在六点以前到达电话亭那儿。路上空寂无人，我口袋里装着大卷钞票，很不自在。报纸上尽是些发生在沃克吕兹省偏僻街巷的抢劫一类事件，《普罗旺斯日报》的犯罪报道就警告说：本地区时有流氓强盗出没，居民出门要谨慎，没事最好待在家中。
我这是在做什么呢？黑糊糊的夜里，怀揣一叠卷成腊肠一般的五百法郎大钞，岂不正是一只坐以待毙的大肥鸭？我赶紧在车里找防身武器以防不测，结果只找到一只购物篮和一本旧的《米其林美食指南》。
无比漫长的十分钟过去后，我终于看到一组车灯。一辆布满瘪痕的雪铁龙小货车呼哧呼哧开过来，停在电话亭的另一边。我和小货车司机隔着安全距离互相暗暗打量。他是独自一人，于是我走下车。
我原以为会见到一个老农民，满口黑牙，脚穿帆布靴，目光斜睨，表情歹恶。没想到，X先生是个年轻人，剪短的黑发，整洁的胡须，看上去清爽舒服。跟我握手的时候，他还咧嘴笑了笑。“天这么黑，你肯定找不到我家，”他说，“跟我走吧。”
我们一前一后开车下了主干道，驶上一条弯弯曲曲的石子路，进入越发幽深的山谷。X先生仿佛在平坦的高速路上驾驶，我则一路颠簸，跌跌撞撞跟在后面。终于，他拐进一个狭窄的入口，停在一幢围绕着胭脂栎、黢黑无亮的房子前。我打开车门，一只健硕的阿尔萨斯狼犬从树影中窜过来，围着我的腿打转，仔仔细细探测一遍。我暗暗祈祷它已经被喂饱了。
一走进前门，我就闻到了松露的味道——浓郁中稍带一点腐味，穿透力强，只有装在玻璃和锡制容器里的东西能避免沾上。甚至鸡蛋，和松露存放一处的话吃起来也有松露的味道。
就在那里，在厨房的餐桌上，它们装在一个破旧的篮子里，乌突突，疙疙瘩瘩，样子难看，却美味又昂贵。“你看，”X先生将篮子凑近我的鼻子，“泥巴都刷干净了，吃之前再洗洗就行。”
他走到厨柜前，拿出一副老式盘秤，挂在桌子上方从横梁垂下的钩子上。每颗松露都用手指挤压一下，确定结实之后便放进发黑的秤盘，然后边称边跟我聊他的最新实验。他买了一只迷你越南猪，打算把它训练成松露搜寻专家。他说，猪的嗅觉比狗要灵敏得多，只是普通的猪论体形堪比小型拖拉机，带到冯杜山下的松露产地实在不方便。
盘秤的指针左右摆动一阵，然后在两公斤处停下来。X先生将松露分装在两个亚麻袋子里，随后舔舔大拇指，点数我给他的钞票。“正好。”他拿出一瓶白兰地和两个杯子，于是我们干杯，预祝他的驯猪实验大获成功。他说，明年的松露季节我一定要抽空来找他，看看猪的实战表现。这将会成为探测技术的一项重大进展——超级“猎猪”。我起身告辞时，他又抓了一把小松露给我，还连带赠送他的煎蛋食谱，并祝我伦敦之行一路顺风。
回家的一路上，我浸染在满车的松露气息之中。第二天，我的随身行李也散发出松露味。等到飞机降落在希思罗机场，我准备从头顶的行李箱里拿出行李过海关的安检时，一股强烈而难闻的气味飘散开来。周围的乘客惊奇地看看我，随即侧身躲开，好像我有严重的口臭。
当时埃德温娜·柯里正发布沙门杆菌警告，我不禁想象着自己被警犬围困，然后被关进检疫隔离室，原因是携带有害国民健康的异国物质。因此过海关的时候，我小心翼翼。海关人员连鼻孔都没抽动一下，就放我过去了。倒是出租车司机满脸狐疑。“啊呀！”他说，“你带了什么东西？”“松露。”“哦，好吧，松露。早就不新鲜了，对吧？”
他拉上隔离挡板，我也省得听出租车司机常有的絮絮叨叨了。他在弗兰克家门口把我放下，然后还特地下车打开后车窗。
遁世大亨弗兰克亲迎出门，迫不及待地扑向松露。他把其中一袋拿给参加晚宴的客人传看——有些客人不明所以，搞不懂他们闻的是什么——然后从厨房里请出自家主厨，一个苏格兰人，仪容举止庄严大度，总让我想起多莫将军。“沃恩，我看得赶紧处理这些东西。”弗兰克说。
沃恩先生眉毛一扬，优雅地闻了闻。他闻出来了。“啊，”他说，“迷人的松露，明天配鹅肝正好。”
X先生也肯定会赞同。
两年后重返伦敦，感觉很奇妙。我仿佛置身异国他乡，有些格格不入，也诧异于自己居然改变了这么多。或许这就是伦敦吧。人们喋喋不休谈论的话题永远都是钱、房价、股市以及公司里这样那样的刺激事儿。曾经常常招人抱怨的天气没人再提，虽然它还是那么糟糕。至少这一点没有改变，日子在灰蒙蒙的细雨中一天天过去，行人弓肩缩背走在没完没了飘下的雨丝里。车流几乎停滞不前，但是大部分司机对此似乎视而不见，他们在忙着打电话，八成是在谈钱、房价。我开始想念普罗旺斯的阳光、旷野和一望无际的天空，也意识到自己再也不会回归都市生活。
出城前往机场时，司机问我要去哪里，我告诉了他，他会意地点点头。“我去过那里，”他说，“弗雷瑞斯，当时是拖车旅行。贵得要命。”
司机收下二十五英镑车费，祝我旅途愉快，同时不忘提醒我要小心弗雷瑞斯的饮用水，他可是遭了点儿罪的，整整三天在卫生间跑进跑出，不过他妻子玩得很开心。
我飞离冬天，重返春天，抵达马里尼亚纳后轻轻松松出了机场。我一直对此感到困惑。马赛是出了名的毒品交易中心，欧洲有一半的毒品都在这里交易，可是那些用手提箱拎着大麻、可卡因、海洛因、英国切达干酪或其他违禁品的旅客还能不必通过海关，径直走出机场。这就好比这里的天气，完全迥异于希思罗机场。加夏大夫的家布面油画 46.0×38.0cm1873年前后 巴黎：印象派美术馆
X先生得知那两公斤松露大受欢迎，非常高兴。“你朋友是个松露迷？”
是啊，我说，不过他的一些朋友不太能接受那味道。
我几乎能听到他在电话那端耸肩。的确有点怪，不是人人都能享受，不过喜欢的人就认为是至尊美味。他说完哈哈大笑，随即声音变得神秘起来。“我有样东西给你看，我自己拍摄的录像。”他说，“你要是感兴趣，我们可以边喝酒边看。”
我一路摸索着来到他家，那只阿尔萨斯犬迎接我的样子，就好像我是一根久违的肉骨头。X先生嘘嘘几声喝退了它，那是猎人在树林里常用的方式。“它在闹着玩儿。”他说。这话也听着耳熟。
我跟着他走进充满松露味的凉爽厨房，他倒了两大杯白兰地。你就喊我艾伦吧，他说。“艾伦”从他嘴里吐出来时带有地道的普罗旺斯鼻音，听起来像“阿郎”。我们走进客厅，百叶窗早早放了下来，挡住亮光。艾伦蹲在电视机前，将录像带塞进录放机。“瞧瞧吧，”艾伦说，“比不上弗朗索瓦·特吕弗的大片，我朋友帮忙拍摄的，他有台摄像机。我想再拍一部，专业一点的。”《恋恋山城》的主题曲响起，随后屏幕上出现一个身影，是艾伦的背影；两只狗陪伴一侧，正往崎岖的山上走去；远处是冯杜山和它的雪色山顶。标题显现出来，Rabasses de Ma Colline（山间的松露），艾伦解释说rabasses在普罗旺斯语中就是松露的意思。
虽然摄像师的手有点抖，剪辑稍显生硬，片子还是拍得引人入胜。先是两只猎狗东嗅嗅西闻闻，然后使劲刨挖，直到艾伦用手肘把它们拨到一旁，接着艾伦小心翼翼地在刨松的土下探摸。每找到一颗松露，他就奖赏狗儿们一块饼干或一片香肠，此时镜头会猛烈晃动着拉近距离，来个特写：一只沾满泥巴的手托着一团沾满泥巴的东西。片子没有解说词，只有艾伦对着镜头说话。“她表现不错，小的那只。”屏幕上出现一只体态娇小、模样平常的狗，它正在仔细研究松露藏身的橡树根部。“但是她已经上了年纪。”狗儿开始刨土，艾伦来到镜头里面。又是一个特写：沾满泥土的狗鼻子，接着艾伦的手把狗的脑袋推开。他在泥土里探摸，拣出石块，耐心掏挖，直到挖出一个大约六英寸深的洞。
突然，影像中断，转换成一只雪貂警觉的尖脸。艾伦站起身，按下快进按钮。“这一段拍的是抓兔子。”他说，“我这儿还有点好东西给你看，如今不太常见，很快就要成历史喽。”
他放慢影像，屏幕上那只雪貂很不情愿地被塞进了帆布背包。片子又跳断一次，这回画面转换成一簇橡树林。一辆雪铁龙2CV小货车晃荡着开进镜头，停下。从车上下来的是一位高龄老先生，头戴布帽，身穿走形的蓝色外套。他冲着镜头莞尔一笑，不紧不慢地绕到车子后面，打开车门拿出一块粗糙的木板当作坡梯。老先生看看镜头又是一笑，然后身子探入后车厢，站直身的时候手里握着一段绳子，再抿嘴一笑，并且开始拽绳子。
小货车抖动起来，绳子则一点一点向外拽，然后，一个脏乎乎的粉红色猪脑袋探了出来。老先生手上又加了点劲儿，这个庞然大物便颤颤巍巍地走下木板，抖抖耳朵，眨巴眼睛。我原本有些期待它像主人一样，冲着镜头抛个飞眼，未料它只是站在太阳底下，安静平和，没有一丝演员的造作。“去年，”艾伦说，“这家伙找到将近三百公斤的松露，满满一大袋！”
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我眼前的这只动物，去年赚取的收益怕是比伦敦大部分公司高管都多，而且它根本用不着车载电话。
老先生带着他的猪走进树林，两个矮胖的身影浮漾着冬日的阳光，就像是在漫无目的地闲逛。画面突然一暗，镜头猛地拉近：一双靴子，一片泥地。一只粗如排水管的泥污猪鼻子插入特写镜头。猪开始忙活了，鼻子有节奏地前后来回拱动，耳朵呼扇着遮住眼睛，心无旁骛的样子如同一台推土机。
猪头猝然一颤，随即镜头往后拉，只见老先生正使劲拽绳子。显然，猪嗅到了某种极痴迷的香味，却心不甘情不愿地被生生拽开了。“对猪来说，松露的味道就像性诱惑，”艾伦说，“所以把它扯开真要费点劲儿。”
老先生拽着绳子没能拉开那家伙，便弯下腰去用肩膀顶其侧腹，双方较劲好一会儿，然后猪才勉强放弃。他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块东西喂进猪的嘴里。那当然不是松露，不然一口就吃掉五十法郎呢！“是橡果。”艾伦说，“现在看仔细了。”
一直跪在地上的身影站起来，转向摄像机，一只手伸向镜头，掌心托着一颗比高尔夫球略大的松露。背景是老先生心满意足的笑脸，金牙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松露落进污迹斑斑的帆布口袋，一人一猪转向下一棵树。片子结尾的画面是老先生伸出双手，捧着一堆沾满泥巴的松露。真是一个大有收获的早晨。
我原指望着能见识猪被牵回货车的情景，估计得用点技巧和手法，且得奉上更多橡果才行。结果却只有《恋恋山城》的音乐再次响起，冯杜山的远景占满屏幕。“你看明白普通的猪有什么问题了吧。”艾伦说。是啊，我的确开眼了。“真希望我的猪能有那样的鼻子，同时又没有……”他张开手臂，比画着猪的笨重身形，“走吧，去瞧瞧她。她有个英文名字，叫佩吉。”
佩吉住在一个围栏里，与两只家犬比邻而居。她几乎和肥硕一点的威尔士矮脚狗差不多大，黑黢黢的，腰身圆溜溜，样子羞答答。我们倚在圈栏上看着她，她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然后转过身，缩在角落里一动不动。艾伦说她很友善，打算开始训练她，因为松露季节已过，他有大把的空闲时间。我问他怎么训练。“拿出耐心。”他说，“我已经把阿尔萨斯犬训练成松露猎犬，可它原本是没有这种天赋的。我想驯猪也一样可以。”
我说我很想看看实际的训练，艾伦便邀我入冬后找个日子和他一道进山去找松露。他和传闻中掌控了沃克吕兹地区松露交易的那些山民不同，他们唯恐泄露机密，总是躲躲闪闪的，艾伦则大方热情，也乐意与人分享心得。
我告别离开时，艾伦给了我一张海报，上面预告的是松露史上的一件盛事。世上最大的松露煎蛋，将在冯杜山脚下的贝多村横空出世，被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统计数字十分惊人：七万个鸡蛋，一百公斤松露，一百升油，十一公斤盐，六公斤胡椒粉。届时，精选出来的一群普罗旺斯大力士会在直径达十米的平底煎锅里合力翻动煎蛋。这场盛事的全部收入将捐给慈善机构。艾伦说，那肯定是个值得记住的日子。眼下，大家正在商量购买全新的水泥搅拌器的事儿，到时候它们会在沃克吕兹省最负盛名的一些主厨的监控下，把食料搅拌均匀。
我说，看来这不是那种通常让人联想到松露交易的事情。活动是公开的，和传言中暗街窄巷里的阴暗买卖完全是两回事。“哦，那些事啊。”艾伦说，“某些人的确有点……”他伸出手臂做出蜿蜒蛇行状，“……鬼鬼祟祟。”他看着我咧嘴一笑，“下次吧，我再讲点事情给你听。”
艾伦挥手送别我，我开车返家，一路上都在考虑要不要说动弗兰克从伦敦赶来，亲历松露煎蛋冲击世界纪录的盛事。他肯定喜欢美食界的这种新鲜事，当然，多莫将军沃恩也准会一同前来。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一幅画面：沃恩穿着松露制服完美亮相，在搅拌器翻搅食浆时指挥操作，“嗨，小伙子，再倒一桶胡椒进去！”或许我还能找到一顶厨师帽给他，搭配他的苏格兰紧身格子呢裤。想到最后，我觉得下午真不应该喝白兰地，不然哪会满脑子不着边际的疯狂想法。
圣潘塔雷昂的唱歌蟾蜍
两百年前，大批法国贵族被送上断头台，由此产生许多稀奇古怪的纪念活动，其中一项最为奇特，却一直鲜少宣传报道。就算我们本地的小报也不例外，虽然它连考斯特拉集市的货车窃案、村办球赛这类芝麻蒜皮的小事都时常登作头条新闻；甚至消息灵通的《普罗旺斯日报》也不够机敏，没有报道。这称得上是世界独有的活动了。
我也是冬天快过去的时候才听说这事儿。当时，两个男人正在卢米叶镇面包店对面的咖啡馆里争执不休，争执的问题是我从未想过的：蟾蜍会唱歌吗？
块头较大的那位，从瘢痕累累的有力双手和覆满尘灰的蓝色工作服来看应该是个石匠，他显然持否定态度。“蟾蜍都能唱歌的话，”他说，“我做法国总统也没问题！”然后从酒杯中喝下大口葡萄酒。“呃，小妞，”他冲着吧台后面的女侍者大声喊道，“你说是不是？”
正在扫地的女侍者闻言抬起头来，双手拄着扫把，以此表示关注。“你当不成法国总统是肯定的，”她说，“至于蟾蜍嘛……”她耸耸肩，“我不懂蟾蜍，但蟾蜍唱歌也有可能啊。生活中尽是些说不准的事儿，我以前有只暹罗猫，它会用马桶。我还拍了彩色照片呢。”
小个子的老兄俨然一副问题已被论证的态度，往后朝椅背一靠。“听到没有？凡事皆有可能。我姐夫告诉我，圣潘塔雷昂有个人养了很多蟾蜍，正在训练它们为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庆献礼呢。”“真的吗？”大块头男人说，“它们要干什么，摇旗呐喊？翩翩起舞？”“唱歌。”小个子男人喝掉杯中的酒，一把推开椅子，“我敢打包票，到七月十四日的时候，它们准能唱响《马赛进行曲》！”
两人你一句我一句争论着离开了咖啡馆。我想象着音域有限的蟾蜍怎么能再现那种激越的气氛，让所有法国爱国人士想起贵族的人头如何落入断头台下的篮子，热血澎湃，豪情满怀？这事儿说不定真能办到！我只听过夏夜的蛙鸣四起，未经训练的嗓门呱呱乱唱。大一点的，或者更有天赋的蟾蜍，也许能扩展音域，发出长音。可是训练蟾蜍是怎么一回事儿呢？什么人肯把时间花在这项挑战上呢？我很好奇。
我打算去圣潘塔雷昂走上一趟，不过去之前要听听别人的看法。我的老邻居马索应该懂蟾蜍，他时常在我面前声称自己无所不知，自然万物啦，天气变化啦，普罗旺斯地上走的天上飞的生物啦。他对政治问题或房产价格说不出个因因果果，但若是论及野生动物，谁人敢跟他叫板呢？
我沿着林边的小路走进那处湿黏的山谷，马索的房子就缩在山谷里的陡崖一侧。他那三只凶犬朝我冲过来，拴系后腿的铁链霎时绷紧。我站在它们的攻击范围之外，吹了声口哨。屋里传来东西倒地的声响，随即是一句“该死”的咒骂，然后马索出现在门口，手上的橙色涂料滴滴答答。
马索走上车道，朝他的狗踢了几脚，示意它们安静，然后伸出手肘跟我打招呼。他说他在粉刷房子，好在明年开春出售时更能激起买者动心。他还问我，橙色是不是很明快。
我对他的艺术品位赞赏一番，然后请他跟我聊聊蟾蜍。他拉拉胡子，马上意识到手上还沾有涂料，可是一半的胡须已经橙黄一片。“妈的！”他拿块破布擦胡子，便弄得满脸都是涂料，而那张粗杂的脸早就被严风和低劣葡萄酒“染成”了砖块色。
马索沉思片刻，然后摇摇头。“我没吃过蟾蜍，”他说，“倒是尝过青蛙。蟾蜍，从没吃过。这肯定是道英国菜吧？”
我不打算向他描述“洞中蟾蜍”这道菜。“我不是要吃蟾蜍，只是想知道它们能不能唱歌。”
马索瞪着眼睛看了我好一会儿，想弄清楚我是不是在开玩笑。“狗会唱歌。”他说，“你只要踢一下它们那玩意儿，然后……”他昂起头学狗叫，“蟾蜍没准也能唱歌，谁知道呢？这说到底是训练的问题。我在福卡尔基耶的叔叔有一头羊，它一听到手风琴声就会跳舞。真是滑稽，在我看来那头羊还没有我以前在吉卜赛人那儿见过的一只猪优雅，现在倒成了舞蹈家。非常讲究，除了体形不太理想。”
我把在咖啡馆听到的事情告诉马索，问他是否碰巧认识那个训练蟾蜍的人。“没听说过，他应该不是本地人。”其实，圣潘塔雷昂距离此地只有几公里远，就在一〇〇号公路另一侧，却被当作异域。
马索开始给我讲驯养蜥蜴的故事，听起来不太可能。他讲着讲着，忽然又想起房子的粉刷，于是伸出手肘碰碰我，回屋继续去给墙面刷橙色涂料了。回家的路上，我想清楚了：再去向别的邻居打探发生在那么远的地方的事情根本毫无意义，倒不如跑一趟圣潘塔雷昂村，在那里继续探究。
圣潘塔雷昂村并不算大，即使以乡村的标准来看也过于小巧。全村大概有一百来个居民，一间小旅馆，一座十二世纪的教堂，一片岩石墓地。坟墓空穴多年，徒留外在形状，有的非常小。那天天气阴霾寒冷，西北风吹得光秃秃的树枝咯咯作响。
一位老农妇正在打扫门前台阶，北风从她背后吹来，倒是帮了她大忙，把灰尘和空烟盒都刮到了邻居门前。我向她打听驯养蟾蜍唱歌的那位先生住在哪里。农妇转转眼珠，返回屋里，砰地一声关紧大门。我离开的时候，发现她家的窗帘在颤动。我猜她准会在午餐桌上告诉她丈夫，有个疯狂的外国人在满街乱逛。
在通往奥德先生的铁艺工场的路上，快要转弯的地方，有个男人正趴在他的轻便摩托车上拧着螺丝。我走过去向他打探。“你可问对人啦！”他说，“是沙尔克先生。听人说他是个蟾蜍迷，不过我没见过。他住在村外。”自缢者的房屋布面油画 55.5×66.5cm1873年 巴黎：印象派美术馆
我依照他的指引一路寻去，最后来到路旁的一栋小石屋前。车道以沙砾铺面，平整得如同用梳子梳过；邮箱刚刚上过漆，粘着塑封的铜版印刷名片：受人尊敬的沙尔克先生，从事多项研究。看起来，研究范围无所不包？我也很好奇，他在训练蟾蜍唱歌的间隙都会忙些什么呢？
我走上车道，他打开门，探出脑袋打量我，金边眼镜后面的眼睛炯炯有神。这人浑身透出整洁的气息，黑色的分头一丝不苟，脚上的皮鞋纤尘不染，裤管熨得笔直，领带也系得毫不含糊。隐约地，横笛的乐声从屋内传来。“可把你等来了！”他说，“电话坏了三天。真是丢脸。”接着他探头凑向我，“你怎么没带工具呢？”
我连忙解释说我不是来修电话的，而是来了解他那有趣的蟾蜍研究。他闻言便整了整装，伸出白净的手理理本已伏贴的领带。“看得出来，你是英国人。真是高兴，我这小小庆典的消息都传到英国了。”
我真是不忍心告诉他，就连邻近的卢米叶镇人也很不相信蟾蜍唱歌的奇闻。见他心情不错，我便问他能不能让我见识一下这个合唱团。
他喉间一阵轻轻咯响，伸出一根手指在我鼻子下面晃了晃。“显而易见，你根本不了解蟾蜍，它们要到春天才会出来活动。不过你感兴趣的话，我就带你去看看。你先在这儿等一下。”
他回到屋内，穿了一件厚厚的保暖毛衣出来，手里多了一个手电筒和一把旧钥匙，钥匙上贴着“工作室”的铜版标签。我跟着他穿过花园，来到一座由干燥、平整的石头砌筑的蜂窝状屋舍，沃克吕兹省一千年前的典型石屋就是如此模样。
沙尔克打开屋门，用手电筒照照屋内。墙脚铺着一片沙土斜滩，伸向屋子中央的塑料充气水池。水池上方，一个麦克风从棚顶悬挂下来，只是不见表演者的踪影。“它们在沙土里面睡觉呢。”沙尔克说着用手电筒指了指，“这里，”光束沿着左边墙脚的沙土扫射，“我养着绿蟾蜍，叫起来很像金丝雀。”他嘬起嘴唇，来了一段啾啾之声。“那边——”光束刷地扫向对面的沙土，“养的是黄条背蟾蜍，音域非常宽广，是这样叫的，叩叩叩，”他沉下下巴，收缩胸部，模仿两声，“听明白了吧，两种叫声完全不同！”
接着，沙尔克先生向我介绍如何让我眼中不可靠的表演者唱出音乐。春季一到，蟾蜍开始发情，这些栖息在沙土岸边的居民就会跳进水池嬉闹，齐声奏响爱的乐章。由于生性拘谨，它们只在夜晚欢唱求爱，不过这不成问题，不管是鸟鸣般的啾啾啼啭，还是雄壮的呱呱歌唱，统统都会传入麦克风，收录在沙尔克先生研究室里的录音机中。然后，录音带经过剪辑、混音和调音，再进行神奇的电子合成，最后就变成了那首耳熟能详的《马赛进行曲》。
不过这还只是个开始！眼见着一九九二年就要来临，沙尔克先生准备打造一首绝对原创的作品——欧共体成员国国歌。他说，你不觉得这想法让人激动吗？
我非但不激动，反而深感失望。我原指望着能看到一场现场表演：大规模的蟾蜍乐队整齐划一地鼓起超大的声囊，沙尔克先生站在舞台上振臂指挥，蟾蜍女低音悲情独唱，听众细细谛听每一个音符。那肯定会是一种弥足珍贵的音乐体验。
但是电子合成的蛙鸣又是怎么回事呢？的确算是独具匠心，可惜缺乏现场表演那份自在不羁的痴狂。至于欧共体国歌，我深感怀疑。布鲁塞尔的官老爷们，就连对护照颜色、酸奶中酵母菌含量这等鸡毛蒜皮的小事都商讨好些年才达成共识，哪还谈得上接受“同一首歌”，更何况是蟾蜍大合唱？撒切尔夫人又会说出什么话来？
我猜，撒切尔夫人准会说：“负责出演的一定得是英国蟾蜍！”我不想将政治和艺术混为一谈，因此只问了一个直白的问题。
为什么偏偏是蟾蜍？
沙尔克先生看着我，觉得我在故作糊涂。“因为——”他说，“从没有人这么做过。”
这是当然。
从春天到初夏，我一直对沙尔克先生和他的蟾蜍念念不忘，想回去看看他们进展如何。不过我还是决定等到七月再说，那时蟾蜍协奏曲应该录制完成；我如果运气好，还能听到那首欧共体国歌呢。
可是当我来到沙尔克先生家时，却不见他的人影。开门的是一个胡桃脸的女人，另一只手抓着吸尘器的手柄。
沙尔克先生在家吗？女人转身回到屋内，关掉吸尘器。
不在，他去巴黎了。她顿了一下，又说：去参加二百周年国庆。
那他带上音乐作品了吗？
我可不知道，我只是管家。
眼见就要白跑一趟，我十分不甘心，就问能不能看看蟾蜍。
不行，它们太累了，沙尔克先生交代过不准打扰它们。
谢谢你，太太。
没关系，先生。
七月十四日转眼就要到了，报纸连篇报道巴黎的国庆筹备活动，花车游行，焰火表演，前来庆贺的外国首脑，凯瑟琳·德纳芙的礼服，唯独不见提及蟾蜍合唱，就算在文化版块也没找到。国庆日来而复去，始终没听到一声蟾蜍的歌唱。我就知道，沙尔克先生本该让蟾蜍现场表演。
流浪儿博伊
我妻子最初是在去往梅纳村的路上看到它的。它跟在一个衣着清爽的男人身边，相比之下尤其显得邋遢，污秽不堪的皮毛像脏毯子一般披挂在瘦骨架上。不过，它虽然毛发蓬乱、脑袋脏污，却一眼就能看出在法国属于甚为珍贵的品种，是学名为格里芬·科萨的粗毛犬。也就是说，那破落模样下隐藏的是高贵的血统。
我们家也养了只科萨犬，这类犬种在普罗旺斯可不大常见。所以，我妻子赶紧停车，跟狗主人搭讪几句。太巧了，她说，她也养了一只这样品种特殊的狗。
那人低头看了看——那家伙正在趁机洗灰尘浴呢——马上退后几步拉开距离，免得碰到在泥沟里滚过的狗脚和狗耳朵。“夫人，”他说，“这不是我的狗。我在路上碰到它，它就一直跟着。我不知道它是谁家的。”
妻子从村里回来后，跟我提起狗儿的事情，我当时就该料到麻烦来了。她喜欢狗，丝毫不亚于别的女人钟爱貂皮大衣，恨不得满屋子都是狗才好。家里进进出出已有两只，我觉得这样正好，她表面同意，但还是有些心思不定。接下来的几天，我发现她总是眼巴巴地朝马路张望，盼望着那个身影仍在附近游荡。
我以为事情也就这样不了了之，恰在这时，一位朋友从村里打来电话，大意是说有只狗很像是我们家的，每天嗅到杂货店里火腿和自制肉酱的香味，就会游逛着不肯离开，夜里却不见踪影。村里没人知道这狗是谁家的，以为这家伙是走丢了。
妻子素有“犬类危机症”，她发现那些走失或者被遗弃的狗被送到动物保护协会后，如果一周之内无人认领，就会遭到“人道灭杀”。我们怎能眼睁睁看着狗儿遭此厄运而不顾，更何况这一只还出身尊贵的名门。
我打电话到动物保护协会，一无所获。妻子则开始以出门买面包为由，每天在村里寻找好几个小时，但是那个流浪儿却玩起了失踪。我说它显然是回家了，妻子便瞪着我，就好像我说的是要把婴儿烤了当晚餐。我只好再打电话给动物保护协会。
两周过去了，狗儿仍然不见踪影。妻子郁郁寡欢，动物保护协会的人也开始厌烦我们每天的电话询问。后来，杂货店的朋友传来可靠的消息：狗儿正游荡在一位顾客家外面的树林里，吃的是残羹冷炙，睡的是露台。
妻子行动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结舌，真是见所未见。不出半小时，她就开车回来了，脸上的笑容在五十码外都看得清楚。在她身边，还赫然坐着那位毛发蓬乱的大脑袋乘客。她下车时，仍然满脸粲然。“它肯定饿坏了，”她说，“一路啃着安全带。你瞧，它多棒！”
狗儿被哄下车，站在那里直摇尾巴。它样子有些骇人：大如阿尔萨斯犬，形如脏毛球，缠结的毛发沾满枝叶，骨架轮廓清晰可见，乱如树丛般的胡须下伸出棕色的大鼻子。它抬起腿搭在车上，又用爪子扒开碎石，然后趴下来，后腿伸直，足有六英寸长的粉色舌头从嘴里懒洋洋地垂下来，上面还沾有安全带的碎屑。“它很棒，是吧。”妻子又说一遍。
我朝它伸出手，它一跃而起，一口咬住我的手腕往院子里拖。我瞬间感觉到了它那锋利的牙齿。“瞧，它喜欢你。”
我建议给它点别的食物吃，好收回我那已被咬出齿印的手腕。它三口两口就消灭掉一大碗狗粮，接着咕嘟咕嘟从桶里响声喝水，随后一头扎进草丛抹干净胡子拉碴的嘴巴。家里的两只母狗见此情形不知所措，我也一样。“可怜的家伙，”妻子说，“得带它去看兽医，毛发也得修剪一下。”
每桩婚姻里都有“反对无效”的时刻。我只得打电话给宠物美容师伊莲娜太太，约好当天下午的时间，因为以这家伙目前的德行，怕是没有哪个可敬的兽医肯碰它。我只希望伊莲娜太太已经习惯乡下狗儿的美容问题。
第一眼的惊吓之后，伊莲娜太太随即表现得十分勇敢。她的另一位顾客，一只杏色的迷你狮子狗，则胆战心惊地哀哀呜咽，直往杂志架后面躲藏。“看来我最好先照顾它。这家伙气味熏人，在哪儿鬼混来着？”“我猜是树林里吧。”“嗯。”伊莲娜太太皱起鼻子，戴上塑胶手套，“你们过一个小时再来吧。”
我买了一条防虱项圈，然后转到罗比恩咖啡馆要了杯啤酒，一边默默说服自己接受三狗之家的生活前景。当然，也总是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狗的前任主人找到了，到时我又只有两只狗了，还有一个抓狂的妻子。但不管怎样，这些都由不得我来决定。如果真的有狗儿守护天使，就让天使作决定好了，只盼他听到了我的心声。
我回去时，狗儿正拴在伊莲娜太太花园里的一棵树下，它见我走进大门，高兴得直扭身子。毛发修剪得很短，头显得更大，骨架也更为突出。唯一没有大肆修剪的是短撅撅的尾巴，呈流苏状，被理成一个绒球。它看上去有点莽撞，也很特别，就像小孩画的那种傻愣愣的狗，不过至少没有异味了。
回到车里，它十分兴奋，在座位上坐得笔直，时不时凑过来想咬我的手腕，还轻轻地哼叫，我猜它可能很高兴。
事实上，那是它饥饿的表现，它一进家门就扑向准备好的美餐，最后还踩住空碗，打算连碗上的珐琅都舔掉。妻子满脸爱意，那是女人对乖巧聪明的小孩才会流露的表情。我硬下心肠，说应该开始寻找它的主人了。
吃晚饭的时候，我们一直都在争论，狗儿却匍匐在桌下，趴在妻子的脚上大声打呼噜。最终，我们达成协议：它今晚就睡在外屋，屋门敞着，这样它想走就可以走；反之，如果明天一早它还在，我们就打电话给本地区唯一一位养着科萨犬的朋友，问问他的意见。
天刚蒙蒙亮，妻子就起床了，过不多久，就有张毛茸茸的脸直往我脸上蹭，把我给弄醒了。狗儿还在。情况很快就明朗了，它决定要留下来，并且十分清楚该如何说服我们：没有它，生活将无法想象。真是个不要脸的马屁精！我们瞄它一眼，它就高兴得整个精瘦的身子直发抖；轻拍它一下，它更是欣喜若狂。两三天过去，我就发现我们快要沦陷。怀着复杂的心情，我打电话给格雷瓜尔先生，我是在艾普镇遇到他和他的科萨犬的。奥维尔的眺望布面油画 65.0×81.0cm1873-1875年 芝加哥：芝加哥美术研究所
翌日，格雷瓜尔先生携太太来访，探望我们家的新住客。他先是检查狗的耳朵，看是否有以防走失而刺上的用以识别血统的号码。他说，谨慎的主人都会这么做。那些号码存在巴黎的电脑系统里，如果有人捡到刺有号码的狗，总部会帮忙联系狗的主人。
格雷瓜尔先生摇摇头。没有号码。“唉，”他叹息一声，“它身上没作标记，也没被好好喂养。我觉得它可能被人抛弃了——没准是件圣诞礼物，谁知道居然长这么大。这事儿很常见，它跟着你们会比较好。”狗儿晃晃耳朵，使劲摇尾巴，似乎没有异议。“好像长得不错啊。”格雷瓜尔太太说，随即提出一个能轻轻松松让我家的狗激增至两位数的建议。她说：你们觉得怎样，让这个弃儿和我们家的小母狗配对？
我清楚我们当中一个是怎么想的，只是那两个女人已经盘算起这件浪漫情事来。“你们一定要到我家来啊，”格雷瓜尔太太说，“到时我们喝点香槟，随那小两口……”她想找个体面点的词儿，“在屋外……”
幸好，格雷瓜尔先生是个比较实际的人。“首先，”他说，“我们得看看两个小家伙是不是投缘，或许……”他用未来岳父的眼光打量着狗儿，那家伙正把肥实的脚掌搭在他的膝盖上，未来的岳母大人则咕咕地逗着它。我眼见过的“既成事实”，就是这样的了。“有件事儿倒忘了，”格雷瓜尔太太嘴里又是一阵逗弄的咕咕声，“小家伙起名字没有？得取个英勇的名字。瞧瞧这头！”她拍拍狗儿的脑袋，它转过眼睛看着她，“维克多，或者阿基里斯，怎么样？”
狗儿四脚朝天躺在地上，瞧它这副模样，不好好想象一下还真难以说它勇猛。不过它倒是颇显男子气，于是我们想好了名字。“我们叫它博伊怎么样，英语中就是活泼的小伙子的意思。”“博伊？对啊，好名字。”格雷瓜尔太太说。就这样，狗儿从此就是博伊了。
我们打算再过两三周，等博伊打了预防针，刺了识别号码，吃好喝好，出落得尽量像个追求者了，再带它去见格雷瓜尔太太所说的未婚妻。除了去看兽医和尽享美餐的时候，博伊全身心地融入家庭生活。每天一大早，它等在院门外，兴奋地汪汪叫着迎接新的一天，并且会趁势咬住它能触及的第一只手腕。不出一周，这家伙待遇升级，不再夜宿于屋外的毯子上，搬至院内的篮筐里；过不了十天，它便登堂入室，占据了餐桌之下的位置。我家的两只母狗也被收编，对它百依百顺。它就像生活在天堂里逍遥自在：啃咬女主人买给它的网球，追逐蜥蜴，坐在游泳池台阶上优哉游哉地纳凉。
格雷瓜尔太太所说的“情人幽会”的日子终于到了。我们载着博伊驶向塞农高处连绵起伏的美丽村落。格雷瓜尔先生把那里的一幢旧石屋改造成了一长排矮屋，俯望山谷，远眺卡斯特隆圣马丁村。
别看博伊长膘了，毛皮厚实了，但还是不懂社交礼仪。它从车里跳出来，窜到一棵小树苗下，抬起腿撒了一泡尿，随后蹬起后爪在新植的草皮上一通扒挠。格雷瓜尔太太饶有兴致地看着它，格雷瓜尔先生似乎有所保留，仍然以略微挑剔的眼光打量它。博伊似乎没有受到未婚妻的青睐，人家正一心左藏右躲，打算向我家的两只母狗发起攻击。博伊攀上屋后的山丘，跃上屋顶。我们走进屋内喝茶，品尝用白兰地腌渍的樱桃。“博伊看起来不错嘛。”格雷瓜尔先生说。“棒极了！”格雷瓜尔太太说。“是啊，不过……”格雷瓜尔先生似乎有所顾虑。他站起身，取来一本杂志。那是法国科萨犬俱乐部官方发行的最新一期杂志，每页最醒目的地方都印着科萨犬的照片，嘴里叼着小鸟的，畅游水中的，驯服地坐在主人身边的，丰姿各异。“你们看，”格雷瓜尔先生说，“这些狗都长着硬短毛，很典型。这是纯正科萨犬的特征。”
我仔细看，所有的科萨犬都皮毛平整、粗糙。反观博伊——这家伙正将棕色的大鼻子往窗玻璃上挤压——修剪过的短毛里已经长出灰棕夹杂的卷毛，我们还以为这是特色。格雷瓜尔先生可不这么想。“很可惜，”他说，“它越来越像一只绵羊。颈部以上是科萨犬的模样，其他部分完全是只绵羊。真是遗憾，怕是门不当户不对啊。”
正在吃樱桃的妻子差点呛着。格雷瓜尔太太神色沮丧。格雷瓜尔先生满脸歉意。我则暗暗松了口气。两只狗和一只羊，眼下正好。
时至今日，博伊仍是光棍一条。
花园里的拿破仑金币
游泳池的一头堆着一长溜五花八门的东西，那是工匠们留给我们的纪念品：沙砾和碎石板，废旧的电源开关和铰坏的电线，啤酒瓶和破瓷砖。我们还盼着哪天狄第埃和克劳德开辆空卡车过来，把这些残料运走。等到这地方清理干净，我们就能如愿地种上一丛丛玫瑰了。
可是，卡车不知怎么总不得空闲，不然，要么就是克劳德砸伤了脚趾，要么就是狄第埃远在阿尔卑斯山区拆除废旧房屋。后来，这堆纪念品倒渐渐活色生香起来，成了假山布景，覆满茁壮的杂草，点缀着罂粟花。我对妻子说，这真是无心插柳之作，煞是好看呢。她却不以为然：不管怎么说，玫瑰花可比瓦砾和啤酒瓶迷人。我只好动手清理这些垃圾。
说实在的，我喜欢干体力活儿，一方面很享受劳动的节奏和韵律，另一方面看着杂乱的场面变得井然有序时也很有满足感。几个星期的持续劳作之后，我终于清理出地面完美收工，还收获了满手的水泡。妻子自然非常高兴，说道：现在我们只需要挖出两条深沟，再买五十公斤花肥，就可以种玫瑰了。她马上开始查阅玫瑰品种，我则包扎好伤口，并买来一把鹤嘴锄。
我刨松坚硬的地表，刚刚刨了三码远，就发现草根之间有个暗黄的东西一闪。显然，那是个酒瓶盖，应该是多年以前某个农夫在炎热的午后喝完茴香酒随手扔掉的。可是我刨开泥土，却发现不是什么瓶盖，而是一枚硬币！我捡起来，拿到水龙头下冲洗干净，硬币便在阳光下金光闪闪，水珠沿着币面上蓄着胡须的头像往下滑。
这是一枚一八五七年的二十法郎硬币，正面是蓄着山羊胡子的拿破仑三世的头像，他的头衔“皇帝”与名字并排刻着，字体英武气派；反面是月桂花环，冠以更有气派的“法兰西皇帝”字样。金币的边缘，环绕一圈令每个法国人备感欣慰、深信不疑的文字：上帝保佑法兰西。
妻子和我一样激动不已。“可能还有，”她说，“继续挖！”
十分钟后，第二枚金币破土而出，也是二十法郎面值，刻着的发行日期是一八六九年。岁月没有给拿破仑的头像造成任何损害，只在头上长出一圈花环。我站在土坑里，粗略地估算一下：这沟还得再挖二十码，按照目前一码一枚金币的几率，最后我们就能收获满满一袋子的拿破仑金币，够得上在雷堡村的博马奈餐厅大吃一顿了。我奋力挥锄，挖得双手红肿刺痛，挖得土坑越来越深，透过汗水仔细寻找拿破仑金币的光芒。
一天下来，我再无收获，脚下的深坑却足以栽下一棵大树，不过我确信明天能挖到更多。不会有人只埋下两枚，这两枚肯定是散落出来的，另有满满一袋应该就埋在附近，奖赐给我这个辛勤的园丁。
我们特地请教了《普罗旺斯日报》理财版面的专家，以准确估价这笔财富。如果某个国家的国民习惯把财产换成黄金，藏在床垫底下，那就一定有一套现行的黄金兑换比率。结果是介于一号金锭和五十比索墨西哥币之间，二十法郎的拿破仑金币目前值三百九十六法郎，如果币面上的头像完好无损的话或许更值钱。
从来没有人如此热衷挥锄挖地，这不可避免地引起了福斯坦的注意。他正赶往葡萄园，要去灭杀他确信会发起突袭的霉菌，路过我家门前时停下来问我在干什么。我敷衍一句说种玫瑰。“哦？这么深的坑，一定是大棵的玫瑰吧？该不会是玫瑰树吧？英国的？不过玫瑰在这儿很难成活，到处都是黑斑病。”
他摇摇头，看得出来他要将悲观情绪传给我了。他熟知各种自然灾害，也十分愿意跟那些蠢笨到总是往好里想的人分享他那广博的知识。为了逗他开心，我把挖出金币的事儿告诉他。
福斯坦蹲在沟边，把染上防霉喷雾、沾满蓝色斑点的帽子推到脑后，好听个仔细。“正常情况下，”他说，“哪儿埋着一两枚金币，往往意味着附近还有。不过这儿不像藏东西的好地方。”他挥舞着棕色的大手，指了指房子的方向，“水井那边应该更安全，或者烟囱后面也很隐秘啊。”
我说金币有可能是仓促之中埋下的。福斯坦再次摇头，我便明白“仓促”一说不太明智，他没法认同，何况还关乎一袋金币的埋藏。“农夫绝对不会慌乱成那样，至少拿着拿破仑金币的时候不会。只能是运气不好，不小心掉在这里。”
我说这可成了我的好运气。他脑子里仍然装着那个“倒霉”的想法，去葡萄园寻找灾难去了。
又过了几天，我手上的水泡越来越多，土沟也越挖越深、越挖越长，金币却仍是两枚。没有哪个农夫会把金币装在口袋里去田里干活的，我确信宝藏一定就在附近，就在我脚边不远的地下。
我想起一个人，想问问他的意见，此人就是聪明、贪心、生性狡诈的马索，自诩为山林专家，通晓普罗旺斯所有秘密。如果真有什么高人只要闻闻风的气息、往地上吐吐口水，就能猜到狡黠的老农把毕生的积蓄藏在哪里，那一定是马索。
我穿过小树林，来到他家。他的狗嗅到我的气味，压抑不住嗜血的欲望，低吠起来。我想，总有一天，这几个家伙会挣脱铁链，撕裂山谷里所有的生物。我真希望在那之前马索能卖掉他的房子。
马索缓步踱过光秃秃的前院空地，地上这里那里堆着狗粪，长着顽固的杂草，他却喜欢称之为花园。他叼着一根粗大暗黄的烟卷，透过阳光和烟雾眯着眼睛打量我，嘴里咕哝一句问候。“过来随便转转？”
不是，我说，今天我可是专程来向他讨主意的。他又咕哝一声，朝那几只凶犬踢了两脚，让它们安静。我们就隔着那条区分他的私人领地和林间小道的锈铁链说话，我都能清晰地闻到他身上浓烈的大蒜味和黑烟草味。我把那两枚金币的事儿告诉他，他从下唇上取下烟卷，看看口水洇湿的烟屁股。那几只狗扯着铁链前奔后突，压着嗓音咆哮。
他将烟卷安顿在脏胡子一侧的嘴角，向我凑过来。“这事儿你还跟谁说过？”他越过我的肩膀一通张望，以确定此时此地只有我们两个。“我太太，还有福斯坦，没别的人。”“不要再跟任何人讲。”他说着用脏兮兮的手指敲敲鼻子一侧，“可能还有更多的金币，这事儿你知我知。”
我们俩沿着小径往回走，马索要去看看我发现金币的地方，一路上还跟我大讲一通举国上下对金子的狂热。他说这源于法国大革命，始作俑者是那些政客。自那以后又有皇帝、战争、一届接一届的总统——大多都是白痴，只知道耍嘴皮子——还有一夜之间能让一百法郎变成一百生丁的货币贬值。就连头脑简单的农夫，都不再相信巴黎那些浑蛋印的纸钞。不过黄金——马索说着伸出双手，比画出想象中的大大一堆拿破仑金币——黄金永远都靠得住，乱世的时候尤其顶用。话说这最好的黄金，就是死人留下的，因为死人不会和你争。马索说，这是多好的事儿啊，让咱们俩碰上了，得来全不费功夫。看来，我有了一个合伙人。
我们站在深沟里，马索手捻胡须放眼四周。平整的地表，有些地方种着薰衣草，有些地方覆满草皮，都不像是藏金纳银之所，不过马索倒认为这是个好迹象。试想啊，假如藏宝之地显而易见，早在五十年前就会被人挖开，哪儿还有“我们”的黄金。他爬上沟岸，朝水井一步一步测量距离，最后一屁股坐到石墙上。“每个地方都有可能。”马索挥手划拉一下五十码见方的院子，“当然，范围这么大，你挖起来不容易。”显然，合伙关系中不包含劳力合作。“我们得弄来一个金属探测器，”他抬手演示金属探测器扫过草皮的样子，嘴里还咔咔有声地配合，“对，这样就能找到了。”“那么，这个怎么办？”马索将手指撮到一起捻捻，做出尽人皆知的数钱动作。看来，现在该谈谈生意了。
我们达成的协议是：我挖完土沟，马索负责租赁高科技的金属探测器。决定分工之后，剩下的就是商定效益分成了。我提出，使用金属探测器这活儿不难，拿走百分之十的分成很合理。但马索觉得百分之五十才说得过去，因为他得先开车到卡维隆取机器，探测到金子之后他也得参与挖掘，尤其重要的是，作为合伙人他完全值得信赖，绝不会在邻里之间四处传扬我们找到了新财富。马索说，一切都必须守口如瓶。
看他又是微笑又是点头，我想只怕在马赛监狱的铁栏之内都很难找出一个比他更没信用的老恶棍。我又出价百分之二十。他有所让步，叹气指责我是个吝啬鬼，还价百分之二十五。我们握手成交，然后他便走了，走时还朝沟里啐上一口以求好运。
接下来的几天我都没有见到马索。我一镐一镐挖好土沟，施好花肥，并订购了玫瑰花。送花上门的人搞不懂我为什么挖这么深的沟，我没吐露原因，真的是守口如瓶。
普罗旺斯人对有计划的社交活动普遍感到厌恶。他们常常不约而至，给你来个措手不及，从来就不习惯事先打个电话问问你是否有空。进屋之后，他们觉得你肯定时间充裕，可以跟他快意地小酌一番，天南地北地神侃一顿，最后他才会不紧不慢地表明来访目的。你如果说有事必须外出，他们就会很不理解：干吗这么着急？才迟去半小时，晚到一会儿嘛，很正常。大丽花布面油画 73.0×54.0cm1875年 巴黎：印象派美术馆
天近黄昏，该是家人围坐休息的时候了，我们听到有辆小货车停在屋外。我和妻子已经和朋友们约好在高特村共进晚餐，所以我连忙出门去阻拦来客，免得他走向吧台，请都请不走。
小货车的后门敞开着，车身左右摇晃。砰的一声闷响，好像有什么东西砸在地上，随即是一声咒骂：妈的！是我的合伙人马索，他正跟卡在驾驶座后拦住狗儿的金属格栅里的鹤嘴锄搏斗。随着一声震响，鹤嘴锄被拉出来了，马索也猛地一个倒退，出来的速度比他料想的要快。
他身穿迷彩裤、褐色毛衣，头戴着草绿色军帽，从头到脚都是旧装备，看上去像个待遇糟糕的雇佣兵。他把工具从卡车上卸下来，放在地上：一把鹤嘴锄，一把泥水匠用的长柄铲，一个用破口袋包着的东西。他看看四周，见没人偷看，便拿掉袋子，取出金属探测器。“瞧，最先进的，顶级的。功能强大，可以探测到地下三米。”
他启动开关，对着一堆工具挥舞探测器。这家伙“揪出”了铁铲和鹤嘴锄，咔哒咔哒震颤，犹如咯咯磕碰的假牙。马索非常得意：“瞧见了吧，只要探测到金属，它就会响，比我们乱挖一气强多了！”
我说真是让人惊叹，并表示今晚会把它稳妥地锁在屋里，直到明天让它发挥威力。“明天？”马索说，“我们现在必须动工！”
我说再过半个小时天就黑了，马索耐心地点点头，似乎觉得我弄懂了一个高深的理论。“你说得太对了！”他放下探测器，一把抓住我的手臂，“这事儿可不能让满世界的人都知道，对吧？夜晚行事最好，不会惹人注意。快去！拿工具来！”
我回应说还有一个麻烦，我和太太正要出门。
马索顿时呆住，无比震惊地直瞪着我，双眉高挑，几乎飞出额头。“出门？今晚？现在？”
妻子从屋里喊了声“已经迟到了”，马索耸耸肩，意思是我们如此守时真是古怪。不过，他觉得今晚正适合开工，哀怨地说要把活儿干完，就他自己一个人，还向我借手电筒。我教他如何打开水井后面的照明灯，他调好灯光照亮玫瑰花床那一带，一边还气呼呼地咕哝他被丢下了。
开出车道一段距离后，我们停车往回看了看，明晃晃的灯光里，马索拉长的身影正在被照亮的树丛里晃动。金属探测器的滴答声在夜空里清晰可闻，我有些担心这项合伙事业的机密性。我们还不如在车道尽头竖块牌子，上面干脆写上“此处有人掘金”。
晚餐席间，我们向朋友说起多少借了几分夜幕的遮掩、此刻正在进行的寻宝行动。土生土长于吕贝隆山区的男主人对此并不乐观。他说金属探测器刚刚流行的时候，比猎狗更受农夫们追捧。确实，有人借助探测器找到了黄金。可是现在，当地人已经把这个地区翻了个遍，马索能找出一个旧马蹄就算走运了。
话虽这么说，他也没法否认两枚拿破仑金币存在的事实。金币此刻就在他面前，躺在餐桌上。他拿起来，抓在手里叮当作响。谁知道呢，或许我们就是运气好。说不准马索运气也好得很，我们却永远不得而知。他靠得住吗？我和妻子对视一眼，决定起身回家。
赶回家时午夜刚过，马索的小货车不在门口，水井后面的照明灯也关闭了。不过月色清朗，我们能清楚看见准备铺草皮的地方胡乱堆着大土堆。我们打算明天早上再处理这乱七八糟的场面。
这副图景，活像是一只巨大的土拨鼠被幽闭恐惧症折磨得发疯，钻到地面透透空气，还吐出了满嘴的金属。地上有若干铁钉、几片马车轮子的碎片、一把旧式改锥、半把镰刀、一枚大钥匙、一颗铜制步枪子弹，一些螺丝钉，还有瓶盖、锄头碎片、刀片、筛网、电线团，看不出名堂的锈疙瘩。唯独没有金子。
新种下的玫瑰花丛大部分幸免于难，薰衣草花圃也完好无损。马索肯定累得精疲力竭了。
我打算给足时间让他睡到中午，再上门去听他讲昨晚的战况。离他家还隔着一段远远的距离，我就听到金属探测器的声音。我大喊两声，他才从小山丘的灌木丛中抬起头来，手上正忙着探测。他咧嘴一笑，露出一口烂牙，算是问候。见他满脸雀跃的表情，我很惊讶，难道这家伙真的发现了什么宝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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