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V.S.奈保尔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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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保尔：模仿者试读：
第一部
——1
我战后不久初到伦敦。过了几日，我在肯辛顿高街找到一处寄宿公寓，人们管它叫私人旅店。房子是夏洛克先生的，他自己不常住，只把阁楼留作自用。马耳他籍的女管家列安妮告诉我，夏洛克先生有时会在阁楼和一位年轻姑娘共度良宵。“这些英国姑娘！”列安妮不屑地说。她自己有个私生子，是战事刚结束时一场冒险的产物。她带着孩子住在地下室。在阁楼和地下室之间，在纵欲无忧及其沉重代价之间，我们房客过着逼仄的生活。
我一周付夏洛克先生三几尼的房租。我的房间细长，像本立着的书，衣橱活像口棺材，房里有好几面镜子。夏洛克先生有十五个房客，每人每周收三几尼；他有一个情妇；他西装的布料细软得都能吃下嘴。我对他充满了钦慕之情。我既不通达伦敦社会的人情世故，也不习惯北方人的面相和肤色。夏洛克先生在我眼里气度不凡，不是律师商人就是个政客。他喜欢摸着耳垂探着头听人说话，我觉得这样充满了魅力，便模仿起来。我知道欧洲最近发生的事，并为此深感痛苦。尽管我每周仅靠七镑勉强过活，却向夏洛克先生倾注了全身心的、无声的同情。
冬天，夏洛克先生死了。我原本毫不知情，直到从列安妮口中听到他被火化的消息。夏洛克太太没有亲口把死讯告诉列安妮，这让后者颇受冒犯，并有点担心未来。死亡在伦敦是如此迅速而悄无声息，这个事实让我不安。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来伦敦之后从未想到过死亡，也从未见过送葬的队伍。在我的故乡加勒比伊萨贝拉岛，无论晴雨，午后的气氛总会被送葬的队伍闹得活跃起来。而夏洛克先生就这么死了。好在列安妮担心的情况没有发生，寄宿公寓的运作照旧。夏洛克太太始终没有露面。列安妮依旧住在地下室。两周后，她邀请我去参加她孩子的受洗仪式。
我们要在下午三点前赶到教堂。午饭后，我回到狭小的房间等待。天很冷。屋里暗了下来，我留意到屋外光线诡异，死气沉沉，却又似蕴含一股铁青的怒气。然后天空飘起了雨，颇不寻常的毛毛雨：雨滴颗颗分明，我能听见它们敲打窗户的节奏。
急促的女性脚步声在台阶上响起。我房间的门被推开。列安妮有半张脸洗过了，洁白光净。她手握着沾染化妆品的棉球，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想你一定想知道，外面下雪了。”
雪！
她挤着眼，压着唇，用棉球扑着脸颊——宽大的手掌，粗长的手指，小小的棉球——又跑了出去。
下雪了。属于我的元素终于来了。雪花，轻盈无比的碎冰，细碎而棱角分明。但最迷人的还是光。我出门来到黑暗的走道，在窗前站了一会儿，然后开始爬楼，朝向天窗走去，在每层楼都停下来张望街道。地毯铺到了尽头，楼梯在一个狭窄的走道处结束。我头顶是天窗，脚下是没入黑暗的楼梯。阁楼门半掩着，我走了进去。空荡荡的房间里有一盏颇不自然、毫无生气的荧光灯。废弃的房间阴冷萧瑟，无遮无盖。地面光秃秃的，让人觉得凄凉。布满灰尘的报纸上搁着一张床垫，此外还有一面破旧的蓝绒布被单、一张摇晃的书桌，仅此而已。
我站在窗前。窗框扭曲，墙面剥落，这里脆弱的结构让楼下的房间显得那么坚实。我感觉到自己的脸上映着死气沉沉的光亮。雪花飘浮着，打着旋儿。它们触到玻璃，变成一层融化的冰。窗外铅灰色的天空映着一块块白色和闪亮的黑色屋顶。被轰炸的废墟一片洁白，灌木、丢弃的瓶罐和盒子的线条都被雪勾勒出来。我看到了这幅景象。然而这一片静美和我有什么关系？从这间房望出去，丑陋的烟囱里冒出细细的褐色的烟，紧挨废墟的灰泥墙被紧紧支撑加固。从这间地上摆着床垫的空荡的房间向外看去，我觉得这座城市的魔力消失了，眼前的景象仿佛暗示着这座城市及其居民的凄凉无助。
床垫一张，书桌一台。夏洛克先生生前会不会有更多的家具？这么个地位显赫的人，衣着讲究，这间房见证了他的享乐时光。我打开书桌抽屉，看到一张磨毛了边的身份证，上面有夏洛克先生工整的笔迹。抽屉里还躺着一张皱巴巴的照片，上面是一个穿着毛衣和羊毛裙的丰满女孩。摄影师颤抖的手让照片显得很不寻常，就像某篇杂志文章中有关重大事件的相片，仿佛这是照片中的人留下的唯一影像。女孩一脸单纯，面孔并不醒目，尚未被堕落之行和“情妇”这个词必将赋予她的神色所染。她站在后院，身后的房子像是邻居家的。我在脑海重现当时的场景：照片是在她熟悉的家中拍的，或许是某个初夏周日的午后，就在午餐前。拍照的一定不是夏洛克先生，或许是女孩的父亲或者兄弟姐妹？但不管怎样，在这个房间，照片中那爱意冲动的一瞬间已烟消云散。身处这个位于许多烟囱之间的废弃房间，后花园的女孩必定觉得身处异国。
我觉得自己应该保留这张相片，转念一想还是放回了原处。我暗自思忖：这事儿可不要发生在我身上。我想避开的是死亡吗？但这是所有人都将面临的结局。那就让我在身后留下更多的痕迹吧，让我的遗物得到尊敬，不要让我死后被人耻笑。然而在当时，即便我努力寻找字词表达我心中所想，却早已明白，我尚未启程的旅途已在我一生都避之不及的海难中终结。
这是一个黯淡的开头。但它不可能是别的样子。这不是我在从政时偶尔想象自己在功成名就后的晚年从容撰写的那种政治回忆录。这不仅仅是一部自传，我想用个人经历展示我们时代的弊病，展示只有接近权力才能把握的事态发展。但这不是一本我现在能让自己全心投入的书。没错，我此刻也在从容撰写。但这不是由我选择的从容，因为现在并非我功成名就后的晚年。我才四十岁；我的政治生涯已经终结。
我明白回到我的岛继续从政是不可能的。殖民地的事态发展迅速，政权更迭频繁。我早已被遗忘，而那些取代我的人也即将被别人取代，我的政治生涯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它落入窠臼。殖民地的政治生涯通常短暂，且结局残酷。我们缺乏秩序。更致命的是我们缺乏实权，而且对此浑然不知。我们误把口号和叫嚣当作实权，一旦有人让我们亮出底牌，我们就溃不成军。政治对我们来说，是个你死我活、孤注一掷的买卖。一旦投身其中，就不仅仅是政治斗争，我们经常是在为活命而战。我们处于过渡期的社会无法为我们提供缓冲。在激烈的战斗过后，没有大学或者市议会可以让我们重整旗鼓或者收容我们。我们的政治斗争中，几乎所有人到最后都会失势。失败者只有一条路：逃亡。我们逃向更严重的无序，逃向最终的虚无：伦敦和周边各郡。
我们中的多数人都在审慎地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住在郊外小小的半独立住宅。我们周六上午挤在熙熙攘攘的森宝利商店买日用品。我们比周边那些最大的理想不过是中足球彩票的邻居见过更大的世面，却被包围在中下阶层之中，被视为移民。和平社会自有其残酷之处。当一个人的尊严被剥夺，他被要求的不是死去或者逃亡，而是找准自己的等级。我偶尔会在《泰晤士报》上读到一封讨论重大主题的读者来信，通信地址是一个贫寒地区。我认出了作者的名字，看到某个被束缚的绝望灵魂的挣扎，感到巨大的同情。某天我去西区一家百货公司的地下，那里的售货员都别着塑料胸牌。我在未上漆的厨房家具间徘徊，想买个木制的折叠晾衣架放在住所的浴室里。一位售货员背对着我，我走上前去，她转过身。这是一张熟悉的脸，胸牌上的名字验证了我的猜测。我和她最后一次碰面是在一次不结盟国家的会议上，她的丈夫是一名煽动者。我们在衣香鬓影、觥筹交错中见过彼此。当时她穿着她的“民族服饰”，显得颇为诱人，丝绸衣料的颜色衬出她那亚洲人的浓郁肤色。如今商店的制服把她的胸和臀挤成皱巴巴的一团。记得我们在机场告别的时候，大使馆的三等秘书违反规定抱着一束花跑向她。这是一份私人礼物，一个走投无路的男人急切地想保住自己在外交部的工作，害怕被送回自己单调乏味的出生环境中。如今她这样站在未上漆的家具中间。我无法面对她。我没买东西，并转开脸希望她没看到我。
后来，我坐在车厢里，盯着窗外被烟熏的高耸的房子、摇摇欲坠的棚屋，以及维多利亚时期的工人阶级廉价公寓，公寓花园无人打理，有些花园干脆成了杂乱的加勒比式后院。我想着那位煽动者的归宿：他是驯服地在办公室上班，还是因落差太大而无法接受一份普通的工作，只好住在郊区，靠着一份微薄的津贴终日闲荡？我们这些流亡的人大多在贫困线上挣扎。报纸的财经版偶尔报道某个名不见经传的瑞士银行倒闭的消息。然而没必要太当回事。毕竟我们多数人不是没胆就是没脑，不可能变得腰缠万贯。我们用从前无足轻重的梦想，来衡量机遇和需求。
人们讨论年轻人的悲观，就像是谈论无神论和叛乱，认为这种心情过一阵就会消失。然而在夏洛克先生过世近二十年后，我觉得这是自己最后一次去伦敦、给种种经历和活动画上句号时，我的心绪越过了这些年以及其间对这座城市的多次拜访，跳过了老爷车、宾馆、热心帮忙的官员和马尔伯勒大楼里的乔治三世画像，跳过了我的婚姻和生意，最终连接到我第一次踏进夏洛克先生家阁楼的心绪。其间发生的事仿佛都被括号包裹着。什么是现实？是情绪，还是夹在情绪间的行动，这些行动由以往的情绪衍生，继而再次引发同一种情绪？
我最后一次见到夏洛克先生的房子是几年前。我不是有意寻找它；与我共进晚餐的部长住在附近。从前镶着玻璃和铜钉的厚重木门换成了浅紫色的齐边拉门和花体的门牌号。前门标示这是一家女士内衣商店的入口。当时我完全不为所动：那段生活早已结束，终得其所。我不知道现在的我是否还能保持这般冷静。但肯辛顿地区既非我的住地，也不是我想探访的地方。它变得有点过分拥挤，而且我觉得这里相当昂贵。这里也成了一处种族骚动的中心，而我如今已经没兴趣置身于与己无关的冲突之中。我不再想分担不幸；我已丧失了这种才能。除了写下的这些文字，我不再有倾诉的需要，而在这些文字中，我将尽量压抑自己作为兜售奋斗目标的政客的身份。这不是难事，我早写够了政治文章。我当前所想不过是在强加于我的无所作为中，维持最后的虚空。
我见过很多场雪，它们总是让我沉醉。但我不再觉得雪是属于我的元素了。我不再幻想理想的景色，不再试图把自己置身其中。所有的风景最后都会变成贫瘠之地，所有金色的幻想都将止于铅灰色的现实。我无法像其他流亡者一样住在郊区的半独立住宅里；我无法假装生根安家，成为社区的一员。我连自己都骗不过。我更喜欢远郊旅店的自由，全无责任的牵绊；喜欢居无定所的感觉。我被我在夏洛克先生阁楼里端详过的照片上的那种房子包围，之前那种突如其来的多愁善感如今让我汗颜。我现在很少去看这种房子，也不会细想屋里住的人的生活。我放弃了从贫困和受压迫的人的生活中寻找美感的尝试。我憎恨压迫，恐惧被压迫的人。
受洗仪式在下午三点。两点五十五我去了列安妮的房间。她的房间比平时更凌乱：壁炉上堆着各种杂货、账单、日历和空烟盒；衣服随意地搭在床、油地毡和婴儿床上；地板上堆着旧报纸；积着灰的缝纫机上搭着破破烂烂的布。透过地下室的格栅窗能看到小小的后花园，平时黑乎乎的花园现在变成了白色。雪覆盖在野草、裸露的树枝和高高的砖墙上。雪让房间里变得潮湿，似乎也加剧了混乱的状态。婴儿被收拾妥当，列安妮站在华丽的镜子前磨指甲，她全身焕然一新，就快准备好了。她形象的巨大转变总是让我觉得有趣。列安妮喜欢谈论“时髦的伦敦姑娘”。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是她与那个法西斯主义者和其他人说起一个英国姑娘嫁给了一个非洲部落的酋长，口气里满是鄙夷。列安妮自认为是个时髦的伦敦姑娘，无论何时和我们（有时还带着那个和她约会的印度工程师）一起出门，无论是去街角便宜的意大利餐馆，还是稍远处的电影院，她都要摆出那副派头，仿佛这是她对这座城市负有的责任，而不是对自己的。
参加受洗仪式的客人聚到地下室房间门口。过了三点，客人们开始进出列安妮的卧房提醒她时间。她让大家别着急，并在房间里和大家闲聊。我认识其中一对从乡下来的夫妇，妻子是意大利人，对战争和贪婪的神父心有余悸，丈夫是英国人，是他的种族里我所见过身材最矮小的。两人战时的罗曼史以及爱情的结晶为他增长了不少自信，但他幽深的眼中满是苦难的折痕。拜他新近收获的安全感所赐，他把自己视为列安妮的“支持者”，事实上他是孩子的教父。另一位纤瘦的意大利中年女人我以前从未见过。她四方下巴，眼里写满疲倦，动作缓慢。列安妮说她是个女伯爵，活跃于那不勒斯的“上流社会”，她还在马耳他的皇室舞会上见过伊丽莎白公主。“女伯爵正在考虑买下这座寒酸房子。”列安妮说，美式俚语与她的意大利口音很相称。我对女伯爵笑笑，她报以疲倦的一笑。
大家终于准备就绪。矮小的英国人出门叫出租车。过了一会儿，列安妮开始不耐烦，领着大伙儿在门廊等。街道被人踩成了脏兮兮的褐色，走起来又湿又软，门柱上的雪依旧洁白，挡住了旅店的招牌。出租车到了，小个子英国人坐在前面的翻椅上，他穿着大衣，可笑地显得更加瘦小了，却依然敏捷好动。教堂离得不远，我们三点二十到达，时间正好，因为相关人员还没准备好。教堂已经被炸毁了，受洗仪式只能在附楼里举行。我们坐在候见室等，周围还有其他母亲和孩子。时髦的伦敦姑娘列安妮一直在帽子下展示着微笑。有个婴儿发出尖细的哭声。桌上有一盒蜡烛，上面的卡片写着“蜡烛两便士”。两个小姑娘在盒里丢下硬币，点亮蜡烛，然后插在烛台上。小姑娘的妈妈环顾四周的我们，微笑着，邀请我们见证并嘉许。
三点半，一个没刮胡子、领子也脏兮兮地没洗过的男人冲进来问：“来受洗的？”“是的是的。”母亲们回答。那人走出去，片刻后又回来问：“几个人？几个人？”自己数过婴儿后，他说：“三个。”然后再次消失又再次迅速出现。他打开门让我们紧随其后。我们跟着他上了楼，一路上布满了烛台和两便士一支的蜡烛，直到来到一间土黄色墙壁的房间。他从钩子上取下一件白袍，硬把自己塞了进去。一位牧师微笑着静静地走进屋来，从架子上取下一条绣着金色十字的紫色围巾。那个没刮脸的男人匆忙地跑来跑去，寻找三位教父，把装在透明而光滑的护套里的小卡片交给他们。受洗仪式开始了。最后才轮到列安妮的孩子。“约翰·赛德里克，汝向教堂祈求什么？说：信仰。”
教父不乐意受人指挥，自己从卡片上找回答。然后说：“信仰。”“信仰给汝什么？说：永生。”“我知道，牧师。是永生。”
牧师用他的唾液、拇指和其他手指为婴儿祈福，用他的鼻子在婴儿身上画了个十字。仪式的细节在我脑海里迷蒙一片，我大概记得在某个阶段他把一撮盐放进了婴儿嘴里。约翰·赛德里克做了个苦脸，开始说话。婴儿通过教父宣布自己与魔鬼斩断了一切关联，接受了上帝。受洗仪式结束。列安妮的脸色越来越严肃，她向牧师奉上捐赠（被拒绝了，我相信）的时候泪光闪闪。这让我在那天下午第一次记起列安妮是个未婚妈妈，而不是一个时髦的伦敦姑娘。矮小的教父在出租车里挑起了带动大家兴致的重担，就连他敌视神职人员的妻子艾尔莎都说经历了一场美好的宽恕仪式。
列安妮在受洗的庆祝聚会上邀请了所有朋友。六点左右大家陆续到达，有些人刚下班。列安妮在厨房忙前忙后，她的妆容被布满污渍的旧围裙侵蚀得所剩无几。教父在门前充当主人。几个穿着湿漉漉雨衣的马耳他人聚在一起，闷闷不乐地用英语和马耳他语交谈。我觉得他们在谈论钱和工作，还有伦敦社会的歧视，觉得所有马耳他人都是卖良为娼者。女伯爵对大家投以微笑，寡言少语。法西斯主义者约翰尼偕妻子一同前来。他穿着黑衬衫，暗示着他在“动员”某些地区。他的妻子像往常一样醉醺醺的。所有马耳他人向他热情问好。“哎哟，约翰尼小子！今晚在哪儿忙呢？”“诺丁山门。”约翰尼小子说，“人不太多。”“天气不好。”一个马耳他人说。“太太在那家马车和马的酒馆里喝醉了。”约翰尼小子回答着，仿佛这是更好的解释。他带着一贯的耐心忍耐着怒气。约翰尼的妻子听到有人谈论自己，眨了眨眼努力坐得更稳。其他的房客闻声下楼：一个肯尼亚女孩和她的金发醉鬼男友，后者用僵硬的微笑和文明的举止来弥补无法长时间谈话的空虚脑袋；一直微笑默不作声的缅甸学生；高个子的犹太学生，穿着黑衣，仿佛带着先知的神气；戴着眼镜的年轻伦敦佬，据列安妮说，他和两个意大利情妇闹得不可开交，和警察之间也有麻烦；从摩洛哥来的法国人，用石蜡炉把房间保持在摩洛哥温度，飞速翻译完整的美国惊悚小说，每月翻译一两部。能见到他们总是件好事，在未知的城市里拥有熟悉的人。但他们总以二维的形态出现，展现的是个简略的形态。除了那一群马耳他人，我们彼此间的交谈都不容易。我们坐着等列安妮，听着她在厨房里的动静。
列安妮的弟弟来了，他在西区的一家餐馆做侍应，请假过来。他面孔苍白，长相英俊，一脸倦容。他不太会说英语。列安妮带着一筐煤走进来。傍晚时房间很冷，现在又变得太热。列安妮一边新加了一些煤，降低了火炉的温度，一边对弟弟说：“鲁道夫，干吗不给大伙儿讲讲那次我让你买纸的事。”鲁道夫吸了口气，表现出不耐烦的样子，让他重复这个故事不是第一次了。这个动作本身就惹得大家大笑。鲁道夫开始讲述：他才到伦敦的时候不懂英语，被列安妮派去买一卷写信的纸，好把一封紧急的信寄出去。他去史密斯书店买“一卷纸”，结果被一名泰然自若的店员指引到博姿药店，气呼呼地带回了一卷厕纸。
醉酒的妻子在椅子上摇晃着，不吭一声地摔倒在地。约翰尼小子对此习以为常，起身整好她的衣服，然后扶起她，带她出了房间。“嗨！约翰尼小子！”
说话的是保罗，他正好在约翰尼小子和妻子离开时进了屋。我们听到他的脚步踩碎台阶上的冰和煤渣的声音。保罗矮小壮实，头发所剩无几，戴着眼镜。他为人温和，英音浓重，是个同性恋。在列安妮的房间里，这是他的“个性”。他喜欢系上围裙做家务，喜欢清扫灰尘，把它们聚成一堆，丢掉之前得意扬扬地欣赏灰尘的规模，喜欢熨平桌布和床单。他一进屋就对杂乱的房屋感到大惊小怪，摆出打扫的架势。他翻出扫帚系好围裙，列安妮跟在他身后提着一桶煤。房间里现在已经热得快要待不住人了。“可怜的约翰尼小子。”保罗说。“保罗，给大伙儿讲讲。”列安妮说。
保罗做了个鬼脸。“说啊保罗，和大家说说一个乳头朝这边，还——”
阴郁的马耳他人笑出声来。“我有天去找约翰尼小子，他正和他老婆睡在一起，他老婆光着身子。就是这么回事。”保罗操起他的口音。“废话，”列安妮说，“继续讲，告诉大家啊。”“她睡着，光溜溜的，一只奶子朝这边，一只朝那边。”他皱起鼻子做出厌恶的样子。
火把大伙儿熏得头昏脑涨。酗酒的年轻人机械地递起了香烟。法国人穿着件美军外套，面无表情地直挺挺坐着。艾尔莎和丈夫在厨房进进出出。女伯爵在房间里坐下，对着大家微笑。不知列安妮在准备什么晚饭，但她坚决让大家要留着胃口。她没什么新鲜的故事可说了，每次提着一桶煤进屋的时候就让大家唱歌跳舞做游戏。我们听她的指挥群魔乱舞。大家都热得满身大汗，只好贴着潮湿的墙壁降温。
地下室的门铃响了，列安妮跑去走廊应门。对话声传进来，我们猜测那低沉的男声来自与列安妮约会的工程师。我们等列安妮带他进来。他是个不太会说英语的羞怯男人，但是这样的场合和他也有关联。大家耐着性子等，却听到卧室门摔响的声音，接着门上了锁。走廊里传来脚步声，地下室的门被轻轻打开又关上，脚步声蔓延到门外，走上台阶，积雪和煤渣发出枯叶被踩碎般的声响。列安妮没有回房间来。
艾尔莎告诉我们事情的经过。工程师带来了让列安妮洗的衣服，这是他的习惯。有一次列安妮的生日，他一声不吭地在白外套口袋里放了件首饰。这次列安妮掏口袋的时候摸到一封来自工程师印度老家的信。原来他是个有家室的人，老婆孩子都在印度。这也许是故意的残忍，或者说勇敢；也可能是无意的过失；反正工程师没有否认，既不自我辩护也不安慰列安妮。列安妮伤心地把自己锁在房间里，而他就拿着自己的衣服离开了。
聚会就此宣告结束，客人们三三两两离开。鲁道夫回到餐馆，约翰尼小子在厨房试图让妻子醒酒；他做到了；她吵闹起来。艾尔莎和丈夫准备赶火车回乡下。列安妮这个时髦的伦敦姑娘把自己关在房间，远离自己几小时前带来的混乱。女伯爵依旧坐着，目光游移。保罗系着围裙，收拾好房间，做好了晚饭。
我去了达维斯路的英国文化委员会跳舞。我和一个闲逛的法国女孩调情打趣。和法国女人聊天总让我疲惫不堪，尽管如此，我还是按着对方的期待进行下去。我问：“愿意跳舞吗？”她立刻起身。我突然不知从哪里冒出一股残酷的冲动，说“我不愿意”，然后扬长而去。我穿过公园往回走，积雪透过鞋底传来凉意。我觉得奇怪，虽然天这么冷，我还是觉得口渴。
那晚我躺在床上，听到有人在我门口啜泣。列安妮两眼通红地站在冰冷的走廊。我让她进屋。我坐在床沿，她坐在我腿上。她不是个身材轻巧的女人，我的注意力从她的不幸转移到她的骨头压在我身上的重量。我知道她的眼泪渴望着什么，但那非我所愿。我摇了摇抽筋的双腿，她抱紧了我的脖子。我站起身，她滑到了地上。她坐到椅子上开始哭，粗胖的手指拍打着椅子的软扶手。我让她小声点，她哭得更响了。我只能让她离开。而她竟然站起来一言不发地离开了。我觉得自己愚不可及又尴尬得无地自容。她有一次告诉我列安妮在马耳他语里是“美女海伦”的意思，还加上句：“你见过这么胖的海伦吗？”其实她没有那么胖。白天发生的事似乎遥不可及。我觉得应该去安慰她，于是走下漆黑的楼梯，穿过冰冷发霉的一楼，那里是空无一人的公共房间，然后走向充满食物味、焦味和婴儿味道的地下室。列安妮房间的小夜灯亮着，透过门上的毛玻璃可以隐约看到屋里挂着的衣服。我拧动门把手，门开了。衣服、报纸、盒子、洗手盆、婴儿床、缝纫机和衣柜在微光下投出深深的阴影，一片混沌。列安妮躺在床上，睡得很香。
这是我的第一场雪。
2
我们雅利安人的祖先创造了神明，这真是正确无比。我们追求肉欲，结果只是两具独立的肉躯纠缠在污迹斑斑的床上。更大的情欲之梦，神明，离开了我们。每当我们从自身中走出，寻找自己的延伸时，神明都会躲避我们。这种情结无论放在情欲还是城市上都是一样。我们找寻一座可触可感的城市，却只能找到一个个独立小房间的集合体。城市格外让我们意识到，自己是个体，是单个部件。然而城市的概念还保留着；我们仍徒劳地追求着城市之神。
伦敦很快就令我失望了。这座伟大的城市，世界的中心，我曾因为逃避混乱，而希望在此找到秩序的开端。城市在物质方面提供了太多承诺。奇迹般的光线，柔和，不带阴影，总带着保护的感觉。人们讨论热带和西班牙南部的光线，但温带的光线是独一无二的。这样的光线给万物稳定感，并且从事物的中心提取色彩。来自热带的我见惯了夜取代日的迅猛，黄昏对我来说新鲜而迷人。我坐在列安妮的地下室，在混乱中研习光，生怕错过变化的过程。光亮缓缓隐去，一抹蓝色依依不舍，由淡转浓，华灯初上前，整个世界如在水中一般，我们仿佛浸在深沉的海底。夜间天空低垂，人们仿佛在天篷下漫步，城市的灯光犹如困兽般猛烈地燃烧，有时阴湿的街道上洒着星星点点的光。
这是城市，是世界。我等待着花开满城的时候。泰晤士河堤边的电车闪着蓝光。河面被红黄蓝的灯光割裂。令人激动！激动之心一定埋藏在某处。但是城市之神深居简出。电车上载满了人，每人都即将回到自己的囚笼。工厂与仓库外墙的彩灯装饰了河面，掩盖了自身的空落。我走过空寂的街区，站在桥上，琢磨着那些笼罩着光环的名字。但是名字的魔力很快褪去。河流与大桥就在脚下，那座著名的建筑就在那边。然而神明隐而不见。我咒语里的名字没有被应验。这座伟大的城市，在灯光中如此坚实，那光线甚至为没抹灰的混凝土墙增添了色彩——光秃秃的混凝土建筑在我眼中如同腐烂的木头栅栏和新做的铁皮波浪屋顶一样黯淡无光。在这座坚实的城市里，生活是二维的。
讲堂里有个缺乏安全感的年轻英国学生，主动和我这个局外人搭话。他把自己包裹在印着学院徽章的围巾里，我认定他日后成不了大事。不过我还是听他讲述。他的理想多变。有一周他想当诗人。他说，他有一种有关自然和英国乡村的独到见地，他不指望我能理解。我记得“草之苍翠难蔓”是他的诗句。下周他又想做哲人。“告诉我，我看上去像基督徒吗？像？哈！大家都这么说。”再下一周问题变成，“瞧瞧我，你觉得我能成首相吗？”他和我的相似之处在于，都需要从旁人的看法中获得指导。
我从讲堂走到学校食堂，然后回到住所。法国人对着打字机敲敲打打，列安妮在地下室喋喋不休，从马耳他来的多米尼库则总在讨论逃脱之道。多米尼库矮而肥，在百货公司工作，懂得储蓄。他一周去看一场电影，剩下的时间只穿着背心和短裤躲在房间里看报纸杂志，做填字游戏。他晚饭吃罐头肉或罐头鱼，用一把刀从罐头里挑出来就吃。他说他们家在马耳他有些地位，他和列安妮相处不快是因为她的社会阶层低。他受不了在伦敦被这样一个低下的人指使。不过他也没处可去。他靠偷窃来弥补被侮辱的伤痕。他经常在商店小偷小摸，总是有战利品向人展示。他说：“我才不像某些人花了五先令吹牛说花了五百先令。我是诚实的，这东西是偷来的。”
我从住所游荡到英国文化委员会的礼堂。我用法语和一些做女佣的姑娘和女人绞尽脑汁地进行无关紧要的谈话，我并非每次都明白她们有何所求。这些姑娘自称来自不错的家庭，她们很可能所言不虚。我滑稽地和挪威姑娘练着ø音，和瑞典姑娘练着j音。这些前奏过后，我们一起去电影院，在我狭小的房间过夜，笨拙地宽衣解带，她的嘴唇欲拒还迎，带着年轻姑娘准备接受求爱时的热切神情。
在伦敦我没有向导，无人能把我的现在和过去相连，无人会注意我是否前后一致。我可以随意选择角色。我决定呈现出随意而迷人的性格。我是个花花公子，是个从殖民地来的有钱人，对奖学金毫不在意。事实上我收入微薄，给自己规定的生活费更只有其中一半，挥霍让我心生愧疚。我夸耀我的家族在加勒比的岛上掌控着可口可乐的灌装生意，结果大家却并不在意。同样来自加勒比的青年听说后倒是很把我当一回事，列安妮也非常配合地顺水推舟。我曾说我没有向导，的确如此，但住在地下室的列安妮与我抬头不见低头见。我以为她只不过是接受了我那些精心选择过的特质，然后拔高它们。但现在看来如此明显，正是她的暗示和奉承塑造出我这个殖民地有钱人的形象。我成了别人眼中的自己。她假装我比现实更富有，让我注意自己的形象，我以前从未意识到这点，觉得自己不是个怪物就心满意足了。是列安妮说我的眼睛让人意乱情迷，我柔顺黑亮的头发让人心旌荡漾。是这个女人领着我在柜台间挑选衣服，建议我买那条红色的宽腰带。战火连天的浪漫背景随着和平的延续开始褪色，她心中那段时期的魅力渐渐凝聚于一段与一位驻意大利的印度军官有过的风流韵事。她说这是她对我有意的原因。这令我忐忑不安，却有一种古怪的满足感：成为被人珍视的替代品，还用不着承担责任。我成了她的聪明学生。
为英国文化委员会的某项活动精心着装成了一件乐事，举着双臂旋转着系上宽腰带充满了乐趣。周围有观众时，我会故意夸张地跳舞。所谓的观众不过是几个从加勒比来的穷学者，过来抱怨，希望以此结交同伴。我能看出，我的轻浮举止让他们更加绝望。列安妮建议我应该每周有两三次多花半克朗坐出租车去学校，而前大半段路程还是乘坐公共交通。列安妮教我穿衣，给我信心，送我踏上征服之路。我高兴地发现自己的举止得到了从伊萨贝拉岛来的男孩的仰慕，他们容忍着我的荒诞举止，但由于我演得够好，他们觉得我时髦，对我点头哈腰。我夸张地扮演自己在他们眼中的角色。有一回我见到一个男孩从一家流行的连锁茶室走出来，戴着学院围巾。我说：“年轻人，千万千万别让我看见你再从那种地方出来，并且记住，你学院围巾的唯一用途就是用来擦鞋。”这当然不是我记忆里发生的情形，我当时很可能不过是轻率地责备了几句。多年之后，当我开始小有名气，这个故事在伊萨贝拉岛流传开来。不得不承认，我很满意列安妮为我塑造的传奇形象。
列安妮带着她有限的见解鼓励我出去招蜂引蝶。她渴望分享或见证我的猎物，她希望我能把女人带回家让她瞧个究竟。我照办了。英国文化委员会有不少等着被搭讪的女人，带一个回家绝非难事。礼堂并不舒适，里面充斥了带着浓重非洲口音的人们，他们戴着金边眼镜，领子笔挺洁白，像培育美德似的培养对自身种族劣势的委屈，理直气壮地从天真的女人身上获取性的回报。尽管这样，英国文化委员会的礼堂还是比学校的礼堂好。那些读书的女孩身上充满了家庭传承的苦涩和野心，几乎分不出她们自身和她们处心积虑的家庭，我太理解她们的言外之意。我更适合和语言不同的女子寻欢作乐。我从礼堂闲逛到艺术馆，那里有适合交流的宽敞空间，赏画时还能随时前后左右移动，为寻找目标提供了便利。可惜我不是唯一发现这个窍门的人。不过我敢说，借乘火车游览其他郡的文化中心之机搭讪完全是我的独创。
比如周三有班去牛津的游览列车，十一点四十五分从伦敦帕丁顿车站出发，十二点五十七分就到牛津，双程票价是七先令六便士。欧洲大陆的姑娘很容易认出，四十年代末，她们追求苍白无血色的肤色，穿着棕黄色的平底鞋和浅黄色的雨衣，我仔细地挑车厢，最后还是凭运气随遇而安，在这类事情上，运气往往是不错的向导。我不会立刻发起话题，而是等到检票员来之后。游览列车的车票是浅黄色，普通票是绿色。如果女孩出示浅黄色的车票，我就估计她也是一名游客。我用心地带着一本杂志，一般是一份周三出版的《笨拙》，问女孩有没有兴趣看，她们往往不拒绝。接着我开始越来越熟练地展开话题，无非是法语、挪威语ø和瑞典语j的发音，水到渠成地建议一起探索牛津。在这三四个阶段里随时都可能功亏一篑。但法国人说得好，只要尽心，成事易如反掌。不知道有没有人相信我连续四个周三都交了好运？一个挪威姑娘（在我看来挪威的声誉被它粗俗的邻居瑞典的夸张声名影响了），一个法国女孩，一个法国女人，一个德裔瑞士女孩。最后这次历险过后，我对火车上的艳遇失去了兴趣。
那次经历让人心烦。我们没有顺着放假的牛津大学各学院的木头台阶拾级而上，没有去探索本科生宽敞的公共休息室和狭小的卧室。我们只是不停地走，偶尔停下吃点心。晚上回到伦敦的圣约翰伍德，已是午夜一点，我们仍在走着，喝了无数杯摊子上的热茶，不过那天，我体会到了一种在伦敦从未体验过的激动，已经足以让我精力充沛。当时的街道无比静谧，与现在深夜两点仍喧嚣的街道相比，足可见时代的变迁。静谧的街道上，贝雅特丽丝说了句话，让我不由自主地动容。她说她决定让我做她的朋友。她解释说“朋友”一词意义重大，我担心她希望受邀去我的书形房间。然而我们只是绕着她在圣约翰伍德暂住的房子一圈圈地走。我们最后停下在门口道别，她没有提出要求，这让我如释重负。她轻轻地在我的唇上印下一吻——注意看，我的全部意志都已投降——轻轻地用手捧住我的脸，仿佛在了解它的形状。她说这是个美好的开始。
我带着极度的苦恼回到住所。我怀疑自己根本不记得她的容貌。我完全沉浸在她的情绪中，她主导，我跟从。她表达看法，我随之响应。我小心地不发伪誓。在艳遇中这从来不是我的行事方式。但我还是从钱包里抽出一张伊萨贝拉的纸币，这是我以前谈话的有用道具，用在好玩的瑞典语发音的话题冷却后。当时，给她这张纸币似乎意义非凡，在浓烈的情绪包裹中，我们行事何等错乱。而此刻，只剩下烦恼和胁迫的感觉。“一个好的开始”是一种胁迫，她频繁说起她父亲两周后将从巴塞尔来，他是个“文化人”，这也是一种胁迫，贝雅特丽丝热情地想向她父亲介绍我，因为我们有太多的共同点。
运气出手干预。那一天完整无瑕。然而那真是好运吗？如果我追求了如此感动自己的事情，我会不会就此发现自己正在寻找的秩序，秩序会不会随着与过去的决裂而到来？但是我那时有疑虑；我不知道哪天我会不会仅仅成了她希望我成为的人。我至今仍然好奇：要是我见了她父亲，一个文化人——这些欧洲词语变成英语时是多么奇怪——要是我跟了那个女孩走，我们在群山和白雪间牧牛挤奶，把做好的奶酪滚到山间，会不会更好，或者某种程度上更有趣？
但是我的运气——让我继续用这个词——干预了。第二天下午我收到一封信：我把纸币还给你，请收下。除此之外再无只言片语，没有“亲爱的”，没有“爱你”。这看得清楚的瑞士人！我身上的谜团是她不可承受的，她选择躲开。她不仅体察到我们感情的荒谬之处，还体察到了它的错误。或许她明白，我们的感情缺乏美德的存在。
让我细细解释。“美德”。哪个在伊萨贝拉帝国学校上学，随格兰特少校学过拉丁语的人不明白这个词的意思呢？让我带你去那个书形房间；让我们关门的时候景象不要消失，而那个女孩的脸，已经变得严肃而空白，转了过去，静默不动。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时刻。但也是我畏惧的时刻。我们两人都漂泊在伦敦，在这座伟大的城市。我带着我的过去和阴暗，她无疑也背负着包袱。总是在这些时刻，我想听她们谈论往事、风景，她们熟悉的背景，接着又害怕听到。我甚至都不愿在想象中走进她们的诺曼农舍，或是她们在奈舍的公寓，或是出现在地理书中岩石峡湾顶端的房子。我从来不想听她们在那些地方的情感关系，那些已经禁锢了她们的琐碎。我从来不想让我们的阴暗或气氛彼此纠缠不清。请理解我使用的语言。我在形容一个失败的人、一种先天不足；这些都是如此私密。我一生都混迹于女人中，无法设想离开她们和她们的影响生活。也许我和列安妮的关系就已足够；也许其余种种都是错误。亲密：这个词包含着恐惧。我原本可以永远在一个女人的胸脯上停留，如果它们饱满，有点重量，需要支撑。但是还有皮肤，有皮肤的味道。有疙瘩和伤痕。有十几件这样的小事能让我愤怒。我有能力完成要做的事，但那经常是在醉酒或是吃了两顿晚餐的情况下。亲密：这是侵犯和自我侵犯。在书形房间里的故事不总是有好结局。它们有时在泪水中结束，有时在愤怒中结束，胸脯在扣子扣上后变得无用，一间仿佛需要立刻洁净的房间的房门被关上。
但这是我的“个性”。我从到书形房间过夜的女孩那儿保留战利品：长筒袜，各式内衣，甚至还有一个考虑留下来过夜的女孩的一双鞋。我没有恋物癖。我保证！虽然到现在我也不明白自己的动机。我相信我曾读到或听说，有些男人一想到女孩回到自己的房间或者乘地铁的时候少了几件衣服就会兴奋。我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开始写性爱日记。我记得，一开始是为了排遣空虚和无聊。但是很快，写日记成了一件让我激动的事。我分析的是自己最细微的反应。荒谬！低俗！甚至在当时，我也这么觉得。然而我还是坚持写下去，直到我发现列安妮鼓励我出去征服异性是为了读我的日记，我才停了下来。我没有生她的气。这是我和她的一种关系：我觉得她偶尔来我房间或是阅读我的信件不是入侵。我欢迎这种参与。但是我不再写日记。有天晚上，她在地下室门口把我的故事讲给某些房客听；这被当作一个很好的笑话，和我的“个性”相称。法国人说：“你真该去法国娶个法国妞。”但是他当时一定在想着别的事情，也许是他刚吃的列安妮做的晚餐，因为他接着说：“她用一点面包和奶酪就能给你做出最美味的菜。”从此以后，列安妮变得肆无忌惮，她开始对着其他房客背诵日记中的某些段落。她用她嬉戏的马耳他方式捉过我的裤裆，威胁着要把“它”咬掉。在特别兴致高涨的时候，她甚至试图解开我的扣子。我在房客眼里的个性从此添上了这么滑稽的一笔。
警告的信号那么清楚。然而当时我只觉得是在玩，觉得保留战利品和写日记是在表达自己不存在的一面。仿佛我们真的可以玩。仿佛我的性格，它所有的旁门左道、任性偏离、所有看上去的不一致，都没有相连在一起。在压力大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地沉入某些特定的状态。只有当我们重新向上攀爬时，才能看到我们一度持续的完整而清醒的意识被扭曲到何种程度。来到伦敦，这座伟大的城市，寻找秩序，寻求盛名，寻求在这座光线奇妙的城市里的自我延伸，我努力加速看似难以实现的过程。我试图给自己一种个性。这是我以前不止一次尝试并且等待别人回应的事情。但是现在我不再知道我是什么；雄心被迷惑，接着淡去；我还发现自己渴望在伊萨贝拉岛上的确定性，我曾经像海难一样把它抛弃。
海难：我以前用过这个词。在岛屿长大的经历让这个词总闪现在我脑海。而我在这座伟大的城市里再度遇到这种感觉：身不由己地飘零，只有小房间里的一点印象，也许会被任何相遇短暂地改变。我和列安妮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是她的儿子，她的情人，她的弟弟，是在公共房间里玩私人游戏的人，是个和像贝雅特丽丝一样的女孩在一起的敏感的年轻人。我是个残忍的人，被那赤裸女孩的粗糙后背惹恼，而她对我的厌恶的反应竟是泪眼迷蒙地给我看一幅她家诺曼农舍的照片。人们在极端情绪下的行为多么莫名其妙。这最后一段经历一度成为耻辱的记忆，因为我居然真的对这个女孩叫嚷。我人生中犯过三四次纯粹残忍的罪行，没有更多。现在我已记下了其中两桩；它们的发生时间很近，都在同一段压力大的时期。
在这伟大的城市里——如此立体，如此根植于土壤，从如此深处汲取色彩——只有城市是真实的。来到这里的我们则失去了一些坚实性；我们被困在固定而扁平的姿势中。我们和城市日渐分离，我们在其中行走，与很多不同的人相遇，甚至我们自己也不会把这些相遇关联在一起，我们成了感知者：每个人被相互简化成一系列这样的会面，于是先是体验，然后是人格，分成了令人眼花缭乱的隔间。每个人都隐藏起自己的黑暗。列安妮；戴围巾的英国学生；多米尼库，在我想象中永远穿着背心和短裤，坐在污迹斑斑的窄床的紫红色床单上，从罐头里叉火腿，胡子在嘴上方活动着，在满嘴食物的时候说他即将逃离；还有我自己。我也已经有了小小的惶恐，不是畏惧迷失或者孤独，而是畏惧不再觉得自己是个完整的人。我向往广阔。在城市怎么能得到广阔？我如何在这些无关的探险和际遇中组织秩序？我自己一直在变化，甚至连串联这些事情的线索都在变化。它们从黑暗中无尽地涌现，无法安置或固定。夜晚的尽头，在这书形的房间，高高的窗户下，我独自坐着，对着灯光，或者对着镜子。
迹象都在那儿。崩塌将至，但是我只能在崩塌到来时，以及寻找秩序被更迫切和更安慰人心的事情替代时，才能看清。对安慰的需求是恒定的。我开始，像传言所说的那样，经常召妓。这不仅仅是本能导致，也是受读过的书影响。我开始对这些女人所提供的东西上瘾，不是快感，不止快感：是对恐惧的迅速刺激，接着立即耗尽。但这是荒诞的生意，同样荒诞的是词汇。个人服务；纠正；支配；穿衣三十先令，脱光两几尼。第一次失败了；是一次未平息的恐惧。我记得在一个非常温暖的前厅，生着煤气火，墙上贴着花朵和乡间小屋图案的墙纸，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仆吸着烟，伴着天花板上昏暗的灯光，坐在带软垫的扶手椅上读晚报。在房间后谈价钱，还给女仆一些额外的钱；接着就是羞辱。过了一些时间，那身体把我甩开，重新整理它僵硬难闻的头发。但是我后来发现的残酷和欺骗是非同寻常的。我再没有经历过它们。随后的几次一片模糊：不像是和独立的身躯相遇，更像是无名的肉体。每一次都把我深深压入空虚，持久的震惊感让我每天每刻都需要忍受。我还是戴着宽腰带，还是精心梳理头发：在那些日子里，它们是我唯一的英雄举动。
我写得让列安妮看起来像是该怪罪的人，这绝非我本意。列安妮甚至可能救了我。当崩塌来临时，她不在。我离开了那栋楼，搬家的时候让人极度心慌意乱。楼卖给了女伯爵，我们和列安妮都被告知要搬走。于是我们散落各方。我没有去找列安妮。现在我自己心绪混乱，觉得无法面对她。十二年后，我坐在出租车里看见了她。在相同的地区，周日的下午，阳光灿烂，街面散落着纸片。她在一群穿着雨衣的马耳他人中，或许是我认识的那群人：矮小、苍白、忧虑、浑身上下带着童年饥贫的痕迹。她的风格几乎没有改变，鞋跟依旧高耸，宽嘴唇上的口红依旧过于鲜亮。但她不再是那个时髦的伦敦女孩，而是个丰满成熟、可以被一眼认出的移民，来自马耳他、意大利或者塞浦路斯。
搬走后六个月，我在《世界新闻》上读到女伯爵和房子的消息，那栋房子被改造成了一家妓院。我大声告诉房东缪瑞尔太太，很高兴能认出和我有关联的地址。这是缪瑞尔家的报纸，这种新闻是他们一家感兴趣的。但是他们没在乎我和这则新闻的关联。缪瑞尔家处在战后的上升期，他们家是男童子军的温床；他们获得的越多就变得越严肃。有一次缪瑞尔先生在一家有很多分店的公司定做了件西装，那张通知他西装已做好的卡片就在大厅里收信的盘子上躺了一个星期。他特别爱开账单。我小恙的时候，他们不得不照顾我，然后账单来了，开头是：给医生打电话三便士。我什么都没说，付了钱。他折好我的支票，没有把它放到一边，变得友好起来。他告诉我在战时，有一回他见到海尔·塞拉西皇帝。“自己一个人站在斯温顿车站。”可怜的皇帝！缪瑞尔太太小心地照顾着家人，我的定额卡用在了这上面。事实上，我得到的配额很少。我的早餐，有一点配给的黄油和一小碟配给的糖，每天早晨都由一队人送来：缪瑞尔太太；两个女儿，一个五岁，一个七岁；还有一条狗。
有天早晨，大女儿赖在我房间里有话想说。她问：“你想看我的下流画吗？”我觉得有趣。她向我展示了一幅孩子眼里没有穿衣服的娃娃的画。她说：“你喜欢我的画吗？”“伊芳，我喜欢你的画。”“我明天再给你看其他的画，你想不想留着这些？”“还是你自己留着吧，伊芳。”“你可以留着它们，我自己还能画呢。”我成了她勤奋艺术创作的赞助人。当事情败露的时候她多少反映出了我。你不能责怪缪瑞尔一家让英国保持白种人占多数的愿望。
我从一个房间搬到另一个房间，从一个区搬到另一个区，逐渐远离市中心。那些房子！脆弱易逝的红砖墙，建在被践踏的田野上。那些商店！那些售报摊！很快每个地区都被蚕食。我记得夏日周日的百无聊赖。在我的想象中，有个女孩曾经在这样的一天拍下一张照片：纯粹是拟人的感伤。在这样的一天，我在纸上勾勒出窗外所有房子的背面。我坐立不安。我乘车去不同的郡，乘火车只是为了体验它在移动。我用积蓄游历欧洲大陆。所见的美景只能让我回想起过去的波折和不安，结果毁伤了眼前美好的片刻和景物。我的世界变得堕落！我不忍直视它。但是躁动还在。它驱使着我光顾无数污迹斑斑的房间，拉上的帘子和床单暗示着其他温暖的肉体。有一次我看见了妓女的晚餐：粗劣的食物摆在后屋里光秃秃的茶几上，这尤其加剧了我对自己的厌恶。
随着离开列安妮和夏洛克先生的住所，我有秩序的生活一去不复返。秩序说走就走。我没有带着标记。天空没有摄像机记录我的行踪。我不让自己在脑海里对景致有所留恋。普罗旺斯阳光明媚的早晨，铁路卧车咖啡杯里躺着一支分量沉甸甸的汤匙；西班牙北部暴风雪侵袭中的褐色高原；在阿尔卑斯山，火车哐当哐当的颠簸声令我无法入睡，车窗外几英寸就是一片素净的白与黑。我消除了所有无法和自己相关联的风景，我只向往那些我知道的。我想逃离，想逃回我不久前才逃出的地方去。
但是我不能很快离开，我还有学位尚未完成，我想像当初完整地来一般完整离去。我两年后觉得够坚强的时候才有勇气离开，离开的时候我并非独自一人。
我们从埃文茅斯离开，那是一个位于灰绿色荒原的港口。八月的风已带寒意。海鸥在港口的垃圾中像软木塞一样弹出来。我们向南航行了十三天。有一天夜里起风了。我们想着穿件套头衫，但是没有必要：风是暖的。黄油融在盘子里；盐罐里的盐倒不出；船上工作人员的制服从黑色换成白色；甲板上的早餐从牛肉茶换成了冰激凌。浪尖在风的抽打下变成水珠，闪烁着彩虹色。一天早上，我们在风平浪静中醒来，岛屿呈现在眼前。船舱玻璃镶出了一幅幅画：浅蓝的天空，苍翠的山丘，多彩的房子，椰子树摇曳在碧色的海水边。
于是我已在大海和雪景的两幅风景中完成了双重旅程。对每一幅风景，在第一次道别时，我都觉得自己说过了再见，因为我要用自己的方式理解另一幅。现在岛屿在我眼前：《黑天鹅号的覆灭》里五彩斑斓的岛屿，影片里的三桅大帆船和炮舰，在风中漾起波纹的船帆和马克斯·斯坦纳的晨之曲。但是我的欢愉是残缺的，事实上，是被迫的，受恐惧的裹挟。有点像游客试图对受欢迎的景物做出回应，因为它太出名，让他觉得寒冷。伦敦也带给我这样的感觉，即使住在繁华的中心也觉得寒意逼人。六几尼一晚的旅店，热心的门卫，配有司机的亨伯汽车，斯托克威尔勋爵的客厅，斯黛拉小姐的卧室，我刚离开的另一个伦敦仍像个威胁。你知道，威胁从两个地方来。
3
在我随后而来的生活里，那个在准备投身生活和抽身而出之间的阶段，那个生活在括号中、分外活跃、在外人眼里是个活到极致的人的阶段，我并未体会到强烈的情感。我觉得自己已经历过双重失败，正继续活在它们带来的双重威胁之中。我曾说过，正是在这段时间，我想到了写作。我希望传达出躁动不安和深刻的无序。伟大的探索，三块大陆上建立的社会组织被推翻，不自然地把人们聚到一起，这些人只能在自己安全的社会和先人吟唱过的土地下实现成就。我希望能抒发伟大的变革带来的骚动。我们时代的帝国气数短暂，却永远改变了世界；它们的逝去是最不值得一提的特征。我希望可以捕捉一段能让五十年后的历史学家书写的主题。如今没有真正的历史研究，不过是宣言和古籍研究；在帝国的主题上只有刻薄人的小册子。但是我现在不会书写这段历史，我是动荡的受害者，它无法成为我的主题。而且我承认，对我来说，写作的迷人之处不是兢兢业业的劳动，而是其中的平静和秩序感。
正如我所说，我曾设想过另一种人生晚年。生活过，努力过，冒险过。我隐退的地方是一座古老的可可种植园，一个破败的前奴隶种植园，被丛枝病害得枯萎，带来的收入不再能激起任何贪婪的焦虑。我自己住在古旧的木头房子里，灰色的房子，波浪形的屋顶漆成的红和白已经褪色，阳台的屋檐宽而低，悬挂着清凉的蕨类，深色地板被磨得发亮。到处都有旧木料和蜡的气味；视线所及之处都是赏心悦目的木头，门上有木雕的藤蔓，在客厅和餐厅之间有折叠屏风，高高的镶板门。没有比岛上老宅子更精美的房子了。这些房子少有幸存的，我怀疑现在伊萨贝拉还有没有四座这样的房子。
还有可可，我最喜爱的作物，生长在山谷间，那里很凉爽，有些早晨你呼出的气能变成雾。清泉流过布满苔藓的岩石，落成小小的瀑布，再顺着白色的沙径汇成清浅沁凉的涓涓细流。可可树下落满了宽大的树叶，金色棕色相交织。在矮小、黑色树皮、枝干像橡树一样强健有力的可可树之间，咖啡树浅绿色的树丛上结着红色的果。巨大的不凋花树遮盖着其他树，一到时节，便落尽树叶，满山都是橙黄色的形似飞鸟的花，像燃烧的火焰，数日间在森林里飘荡。潺潺水声随处可闻，雨后的溪流汇成汪洋淹没低地。五点时我会在树林里散步。从洞穴走到洞穴；涨起的水泛着泥土的颜色，在泥土的缝隙中吐着水泡。可可树黑色的树干立在水中，豆荚闪着光，从柠绿到深红到绛紫，由短短的茎连在掉光叶子的枝干上。
太阳在山谷深处升起很晚。我会在清晨去骑马。劳工们从事着简单重复性的工作，用刀砍着豆荚，手形的砍刀如中世纪骑士的武器。也有劳工坐在阴凉处，剥着一堆五彩的豆荚。他们聊着天，聊工作、家庭和儿子在学校的学习进度。这是旧时代的农场劳工，还不是政治家口中的“人民”！他们早晨回到庄园吃早餐，空气里弥漫着新鲜的可可和木头混合的香味。这是真正的可可，是蒙特祖马国王和宫里人喝的可可；不是滋味榨尽的可可粉，而是用烘焙过的可可豆压成泥，加入香料后在阳光下晒干的，在滚热的牛奶里释放了所有滋味。早餐有可可、番木瓜、炸大蕉、新鲜出炉的面包和牛油果。洁白的桌布一尘不染，熨烫时留下的边还在。光亮的餐具上铺着洁净的餐巾，玻璃器皿接住了从蕨类叶片透过的光，透过纤细绵密的防虫网能看到热带的景致。我会用早晨的时光写作，慢慢地在白纸上铺满黑字。夜晚我仍笔耕不辍，静谧得只能听到不远处发电设备的声音，或是它失灵时，汽灯嗡嗡的鸣响。日子一天天过去，文字和农作物一起生长，“农业”这个词少了岛屿粗犷的特质，多了古典的情怀。
我一遍遍设想如此惬意的景象，因为我当下写作的环境截然不同。我从旅店处理的多余家具中颇费周折地弄回一张窄小粗糙的台子。房间在旅店新建的侧楼，标准图案和尺寸的金属窗，标准订制的齐边拉门，门是由复合材料做成的，轻得已经翘起，除非把它关上，要不就会慢慢地来回摆动。壁脚板缩了，木头也是，这里没有什么是用爱甚至是技艺打造的，因此视线所及没有赏心悦目的地方。窗户外是宾馆的草坪，阳光好的时候，按照吧台侍者的话说，中年妇女扮得“老来俏”，让自己晒黑。远处是一大块浅红色的砖；再远处，呼应了我房间的壁纸上古董车的图案，是车辆无休止的咆哮，污染的空气震动着。没有可可树！没有橙色和黄色的不凋花！没有枯去的金色树叶和新鲜的红花嵌在白色的沙子里，林中清泉从上面淌过！没有晨间骑马！
我每天午饭时离开宾馆，去几百码以外的酒馆。我住的宾馆工作日不提供午餐，两英里之内除了一家难吃的餐馆以外就只有这家酒馆提供食物。走到酒馆需要穿过它巨大的停车场，沥青取代了花园，花园的照片放在幽默广告间以作纪念。我总是点一份奶酪三明治和一杯苹果酒，这是最不会出错的选择。女招待一脸满足地切着火腿或牛肉，在围裙上抹着手。脸上有疙瘩的男孩在脏水里浸着用过的酒杯。大家讨论着拥挤的道路和国外的节日。一个坐在吧台椅上的乡下人坚信“飞机不是适合绅士的交通工具”，他觉得自己说得很有道理，忍不住又重复了一次。顾客对自己的意见坚信不疑，吵吵嚷嚷，用力放下酒杯，餐刀在盘子上划出尖锐的声音。谈话声嘈杂，笑声豪放，衣着粗俗。我不相信这种亲密；我不相信这些人之间能有多少交流，正如我不相信周围的广告能有多少笑料。在那些让人烦的画里，滑稽人的嘴大张着，来表示幽默的话，我背下了那些啤酒垫上环形的文字。谁来这儿？一个士兵。他要什么？一罐啤酒。还有一段是来自查尔斯·狄更斯的：噢，我被杀了！给我一罐啤酒再活回来。
从这里回旅店是解脱。至少这里有礼貌和镇定；没有人坚持要进行不可能的交流。管理不妨碍人却颇具警惕性。虽说没有好看的，一切倒是都正常；一切都因每天使用和清洗得来光亮和温暖。人情味的欠缺被小小的细节软化，比如餐厅桌子上的鲜花。这间房像一座大厅。屋里镶有墙裙，光线昏暗，有一座庞大的装饰壁炉，配着高壁炉架。我们在勋爵和夫人的油画下用餐。勋爵和夫人本人和我们一起吃饭，不是用桌子的高度和我们区分，而是在这个科技的时代，用一扇滑动的玻璃门分隔，既能彼此看到，同时也保持了共同尊重的距离。我们觉得这区别合理；我们感激他们所提供的，我们指望他们提供持续的秩序。
这是一种秩序。但不是我的。这超越了我的梦想。在一个简化成独立小房间的城市，这个秩序是进一步的简化。它没有根基；不和任何事物相关。我们谈论逃进简单的生活。但是我们不把自己说的当真。我们想从这样的简化中逃离，回到更基本的复杂中去。
但是请观察破败的可可庄园之梦的自相矛盾之处。这是一个有关过去的梦，但我梦想它时，我们已经通过制造闹剧和不安全感，将这种过去亲手摧毁。农业协会和商会不是我们的朋友。政治抱负最普通的类型是驱逐和继承。但是殖民地政客继承的秩序不是他的秩序，而是他被迫摧毁的东西；摧毁伴随他的登台而来，是他获得权力的条件。于是对继位的合理欲望被中和；闹剧随即而生。我惧怕闹剧。我有关可可庄园的梦不是驱逐的梦，并且不仅是一个有关秩序的梦。这是来自权利的顶峰对退隐的渴望，是一种惆怅的放弃欲望。这不太是政客的动力。但是那时我绝不是一个政客。我绝没有那种狂热，那种使命感，那种必不可少的伤痛。
政客是信口开河、空手套白狼的一群人，他们无法给人民提供切实的好处。他们不是工程师、艺术家或者手艺人，他们致力于把人操控于股掌。因为无所奉献，他们也不知道所求为何。他们也许会说求的是权势，但权势的定义虚无缥缈。有权势是不是拥有车座上铺着白麻布且配着司机的豪车，忠于职守的门卫或者毕恭毕敬的仆人？这仅仅是奢华铺张，任何人在一流宾馆都能消费到。权势是肆无忌惮地欺负侮辱报复他人吗？这种权力转瞬即逝，来得容易去得快，而真正的政客是想一辈子玩弄权术的人。政客不仅仅是目的性强烈的人，虽然所谓的目的不过是满足私欲。他受过往的小伤痛驱动，受小小的缺失感驱动。他想磨练某种完全不像工程师那样具体的技术，这种技术虚幻到唯有上手的时候才知大概。我们经常见到那些费尽心思向上爬的人，经过多年的挣扎操控终于靠近梦寐以求的职位，甚至得到了，迎接他们的却是惨痛的失败。他们不值得同情，因为从野心家的角度而言他们完整了。他们在别处不同程度地实现了自我。一场世界大战把丘吉尔从政治困局中拯救出来。然而真正的政客只有在成功中实现自己的能力，成为完整的人。天分从天而降，平日刻薄多变而软弱的人突然展现出慷慨温和与机智。权势证明了政客的价值，对意外的失败或者胜利表示惊讶是天真的表现。
我们更多见到的是默默无闻的政客，怀才不遇，内心酸楚。明智慷慨的个性、为民造福的初衷变成了软弱和优柔寡断。他抛弃了原则章法，节节败退让他穷途末路，他不懂得收放和火候，操之过急或贻误时机，沦落到斯文扫地。他纵情美酒美食，阅女无数，不分优劣。他成了小丑，让自己都觉得鄙夷。唯有深夜时分，不再有观众相伴，不离不弃的糟糠之妻看得清他的真人。他不肯妥协放弃的特质成就了他的领导地位。这就是你们真正的政客，有着模糊的技能，付之以权力，他将回复当年的英勇。
我不是在描述自己。政治对我而言不过是场游戏，是对生活的充实拔高，是我回到岛上的激动心情的延续。那些准备充分、关注权力的来源、有更多政治敏感度的人都在斗争中存活下来。离开伦敦后我想延续那种庆祝的心情。权力来得很快，让我措手不及。它让我充满震颤，这种情绪是最不适合我现在职位的。我记得很清楚——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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