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静 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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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共产党(毛主义者)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试读：
序言一于无声处待惊雷
[1]李慎明2006年12月，我到印度访问。几天下来，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新德里郊区尘土飞扬的公路上，高级轿车、公共汽车、马车、人骑毛驴与行人齐头并进，而公路两旁，临时搭建而又永久住人的铁皮甚至是纸壳房相互连接，沿绵不断。三五成群的穷人或沿途乞讨，或拿点手工艺品出售。他们的目光几乎全都是呆滞中又有几分无奈。印度国内一些媒体不断做出这样的“深度”报道：在印度，由于文化传统、宗教和种姓制度的影响，穷人与富人可以平安和谐相处。
12月4日我们到达加尔各答的当晚即被告知：因郊区农民的土地被开发商以低廉价格所占，明天将有几十万农民进城游行。为了代表团的安全，原定翌日上午去加尔各答社科理事会访问并举行座谈的活动改为在自己所住宾馆里进行。我们在加尔各答活动期间，接待方没有安排我们走出宾馆大门。当然，我们也完全理解对方的好意。12月5日晚，我们到达孟买。按照正常时间计算，从机场到我们所住宾馆，只需四十分钟左右，但我们却走了两个小时五十分钟。这是因为，12月6日将有近百万名印度“贱民”在孟买集会，以纪念印度“贱民”领袖安倍德卡博士逝世50周年，而5日晚就有不少“贱民”进城。目前在印度10多亿人口中，“贱民”总数约占1/4，但他们只拥有不到1%的工作岗位。12月6日的“贱民”集会，在印度引起了广泛关注，《印度时报》等主流媒体纷纷进行了报道。有媒体分析，这次集会虽为纪念安倍德卡逝世50周年而举行，但实际上也是“贱民”争取平等权利，宣泄心中不满的一种举动。看来，哪里有压迫有剥削，哪里就有反抗有斗争的规律在印度照样起作用。
访问前，在国内就听说印度的马克思主义分为几派，一是印共，二是印共（马），三是印共（马列），四是印共（毛）。代表团在和印度社科理事会东部地区中心以及加尔各答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10多名学者座谈期间，印度的左派政党和一些学者对我党和我国有一定的亲近感，钦佩我国经济改革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印度社科理事会主席以及西部中心主任都认为，苏联垮台与苏共领导阶层腐化堕落和戈尔巴乔夫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密切相关。他们认为我们党一方面实行改革开放，但另一方面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坚持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取得政治、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他们说，印共（马）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有很深的感情。过去该党许多党员都表示：毛泽东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也是印度共产党的领袖。他们中的一位还问到我对毛泽东主席的看法。我说，我个人认为，毛泽东主席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必然属于世界，因为他提出并初步解决了人类两大课题：一是广大第三世界都是落后的农业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他的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必将指引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绝大多数在21世纪获得真正的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二是等到这些国家夺取政权后，他的关于执政党永不变质的理论可以指引这些国家在22世纪巩固自己的政权。没想到，这时的他突然蹲到地上，把我抱了起来，举到了空中。后来在把我送到机场的车上，他还告诉我，他是印共（马）的党员。
这次印度之行，没有接触到印共（马列）和印共（毛）的成员。不过现在好了，可以读到王静同志这本介绍印共（毛）的专著了。
访问印度后，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21世纪，印度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有希望的国家和民族。根本依据就是那里的穷人太多，两极分化太厉害。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这是历史的规律。鲁迅说，于无声处听惊雷。能不能说，当今的印度，是于无声处待惊雷呢？
起初，王静同志致信请像兄长一样的卫建林同志为此书作序。但他有恙住院，嘱我写序。接受此命，我首先想到的是访问印度的那些日子，便借此机会，先行文唠叨如上。
20世纪被一些人称为“极端的年代”。伴随着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共产主义革命运动一度进入史无前例的历史最高潮，而随即又漩入历史最低潮。
国际共运的挫折，主要由脱离、背离特别是背叛科学社会主义所致，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自身的失败。早在中苏大论战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坚持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原则的共产党人，就曾准确地预言赫鲁晓夫主义“为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开辟了道路”。伴随着苏联解体，原来深受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等苏联领导人影响的共产党派别，或一蹶不振，或自行消亡，或改旗易帜。而一些舍生取义的真正的共产党人却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逆风横槊，顽强前行。这其中，坚持武装斗争的印度、尼泊尔、菲律宾等国的毛主义者，在无外部支持、孤立无援的背景下，紧紧依靠本国底层劳动人民来对抗全球垄断资本主义的联合围剿，他们不仅从整体上坚持下来，而且愈来愈展示出一些人不可思议的勃勃生机，成为当前国际共运乃至国际政治领域无法忽视的重要力量和重大存在。
这些基本实践的本身也证明了，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在当今时代并没有过时，依然是有力地反对垄断资本和帝国主义的全球霸权、维护世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复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唯一科学理论。然而，由于国际垄断资本对全球媒体、学术和教育机构史无前例的控制和渗透，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尤其是关于各国毛主义共产党的客观中立的新闻报道和学术研究少之又少。毫无疑问，我们任何时候都必须毫不动摇地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但是也坚决反对把各国人民反抗残酷的阶级剥削与压迫的正义斗争污为恐怖主义并施以武力上的围剿。南亚毛主义共产党除了被国际垄断资本进行武力围剿之外，还被它们掌控及受其影响的媒体和学术机构制造谣言，将其污蔑和妖魔化为“恐怖主义”进行道义上的围剿。中国的相关媒体在传播这些观点时可能没有想过，国际垄断资本也是用同样的妖魔化视角看待中国革命的。而当前印度、尼泊尔、菲律宾等国的毛主义共产党人在本国推行的土地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正是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经验的借鉴。正是基于上述种种原因，加强对各国毛主义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是当前国际共运领域的重大课题。王静同志的这本专著所聚焦的，正是世界上最强大也最有代表性的毛主义共产党——印度共产党（毛主义者）。
难能可贵的是，王静同志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以印度和印共（毛）为切口和案例，对当今时代诸多重大问题进行了较为独特和深入的思考。
比如，关于时代性质的问题，这是当今争论较多的重大问题之一。如果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我们必须要承认，当今时代是金融帝国主义时代，这是时代性质的主导方面。从一定意义上讲，资本帝国主义时代，就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导甚至统治全球的时代。尽管这一趋势在减弱，但没有质的改变，金融帝国主义时代还可能会持续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当然，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一时代的长短，取决于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代表其根本利益的共产党人对这一时代的认识和与金融帝国主义的合作、竞争、博弈，取决于共产党人在国际上与之较量时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王静同志这本专著在介绍印共（毛）的相关理论的时候，有针对性地指出：“帝国主义今天之所以没有灭亡并有可能继续存在，主要原因是它没有被摧毁，而并非它还具有新的生命力和发展前景……（帝国主义）‘是不会自我毁灭的’。……实际上，苏联从赫鲁晓夫时代开始，便放弃了与美帝国主义针锋相对的斗争，直到出现了戈尔巴乔夫那样的全面投降派。因此帝国主义在腐朽不堪中继续‘张牙舞爪’，而原本在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时代欣欣向荣的共产主义运动却极大地衰落了。”
针对某些人污蔑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的论调，作者指出：“冷战结束后，资本主义科技的继续发展，并不能证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还能适应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正如封建社会末期的科技也在不断发展一样。”的确，只要帝国主义没有被摧毁，它的科技就会以某种方式继续向前发展，但这并不能证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能够像资本主义黄金时代那样能够最大程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正如作者指出的：“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转化成帝国主义国家后，如列宁的判断一样，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一直就是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从此资本主义再未回到高速发展的黄金时代。比如，从1913年至1945年，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处于历史低谷，生产处于停滞状态，垄断资本财团为了确保自己的利润不得不拼命地争夺殖民地，并因此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差一点完全摧毁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众所周知，即便是在这个时期，资本主义的科技也是在向前发展的。
二战后的历史，同样论证了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科学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崛起，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和科技达到了远比资本主义更快的发展速度。而资本主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到了穷途末路，但其科技仍然在生产关系这一桎梏的阻碍下继续发展。面对社会主义阵营及内部共产主义运动的空前压力，垄断资产阶级不得不调整国内政策，如提高工人福利等，从而获得了苟延残喘的时机，在1950年至1970年的二十年里得以站稳脚跟。但是从1971年开始，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又陷入滞胀和体系性危机，1991年冷战胜利的巨大红利也并未从根本上缓解其危机，只是给帝国主义打了一针兴奋剂而已，随后便遭遇了2000年开始的持续性严重经济危机。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危机已经走向顶点，仅仅依靠IT泡沫、房地产泡沫、金融泡沫苟延残喘，而美国这个帝国主义国家也已经蜕变为主要依靠美元霸权、军事霸权对其他国家进行金融和武力讹诈的寄生性国家。”在这种宏观和系统的分析框架下，那些以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科技还在发展等局部现象来论证资本主义的合法性、正义性、进步性的观点，就显得十分单薄。
政治民主问题，也是当今中国争论较多的问题。在西方话语霸权之下，民主自由被等同于“竞争性的选举”。印度由于借鉴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便被一些人吹捧为“最大的民主国家”，而中国则被攻击为“最大的独裁国家”。然而，科学社会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制约上层建筑。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民主化程度，主要取决于它是否体现和维护最大多数人的阶级意志和利益。作者在论述印共（毛）产生的社会土壤时，通过将中国、印度土地改革进行对比，雄辩地澄清了这一问题。比如，作者比较具体地指出，印度土改的立法工作深受地主阶级的影响：“印度独立后的各届政府本质上都代表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利益，地主阶级的代表在各级政府中都大有人在。在广大农村，把持政权的基本上是地主。在印度实行土地改革的过程中，许多土地改革立法都是在地主阶级参与的情况下制定的。国大党特别是在邦一级，是受地主阶级所控制的，而制定和贯彻土地法的又恰恰就是在邦一级。印度独立后，许多邦的政治权力转移给了农村土地所有者阶级，且大土地所有者变成了有效的农村选民经纪人。在卡纳塔克邦，当年邦立法团体和议会的成员几乎都来自土地既得利益者，许多执行土地改革的官员本人就是地主。”
作者比较深入地分析了三权分立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在印度土改中的表现：“由这样的政权及人员执行的土地改革，自然会败坏土地改革。事实上不仅立法部门站在地主阶级的一边，司法部门往往也偏向实力雄厚的地主阶级。印度名义上是实行三权分立的民主、自由的制度。在阶级力量极不平衡的情况下，地主阶级比雇农，甚至比政府，能享受更多的权利。在土改的过程中，地主们往往通过诉讼阻止政府征收土地。例如，在全印推行土改最为积极的西孟加拉邦……法庭使得西孟加拉邦政府无法征收17.1万英亩已经被确认的‘剩余’土地。”
由此可见，脱离了社会阶级分析和结构分析，脱离了重大的具体的经济利益分配现实，单单以“竞争性选举”作为判断民主制度的唯一标准，是多么的荒谬。作者的分析没有局限于此，而是进一步指出：“中印的历史雄辩地证明，只有依靠先进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政党，广大工农大众才能团结起来，形成可以跟地主阶级和资本家阶级相抗衡的政治、文化、经济及军事力量。只有工农大众拥有了这种力量，才能最终消灭剥削压迫，实现工农大众的解放，实现工农大众的民主、自由及人权。当工农大众没有组织起来时，当他们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代表其利益时，当工农阶级的政治、文化、经济及军事力量都远未具备时，工农大众无法在西方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下获得解放。”这些依据深入分析重大历史事实而得出的结论，是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的，与那些从形式到形式、从概念到概念的普世价值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作者在分析印度政府围剿印共（毛）的“绿色狩猎行动”时，指出它深刻地打上了美国“低烈度战争”的烙印。作者指出，美国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失败后，开始越来越重视如何“赢得人心和控制人民的思想”：“美国的相关研究机构和智库认为，要想赢得第三世界的战争，必须改变越战及之前的战略战术，从单纯的军事作战转变成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多维度的全频谱作战。在此背景下，‘低烈度战争’理论应运而生。”作者引用1988年里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及美国著名的圣菲委员会《第二个圣菲文件》揭露了“低烈度战争”的实质：“‘低烈度冲突’，典型地表现为常规战争水平以下的政治军事对抗，常常意味着相互对抗的原则和思想之间的长期斗争，其方式从颠覆活动到直接使用武力无所不包。”所谓低烈度战争，“这个用得越来越多的术语，是用来表达包括心理战、混淆视听、恐怖主义、文化和宗教颠覆在内的一种斗争形式”。心理战、政治战、影响战、意识形态战争等软战争（用邓小平的话说是“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二战后尤其是冷战结束后国际斗争的主要方式，作者的这些研究，比较精准地把握了当今时代的脉搏。
总而言之，本书以印共（毛）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为主题，对当今世界众多重大问题都做了较为精彩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剖析，这对一位80后的年轻学者来说，是难能可贵的。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这本著作是穿透新自由主义话语阴霾的一缕阳光。[1]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党组副书记。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
序言二“毛主义运动”的幽灵
[1]汪晖幽灵是一个神秘的、难以捉摸的东西，但马克思用它描述正在生成的、现实的运动。幽灵无处不在，但同时也被“光明”所压抑。在南亚，“毛泽东主义运动”就是这样一个无处不在却很少被言说的幽灵，它的力量时时突破媒体的封锁，在一些边角的消息中裸露出令人不安的形象。在后革命的氛围中，“毛主义者”是谁？
王静的《印度共产党（毛主义者）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一书就是对这一问题的系统回答。作者深入透视历史脉络，纵观世界变化，对印度和南亚持续不断的、在“毛泽东主义”旗帜下展开的、现实的（而不是理念的）共产主义运动进行多面探究，将历史探讨、理论分析和对运动的战略得失的评估融为一体。迄今为止，这是我在中文世界所见到的有关这一运动最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这是一部十分难得的书。金融化资本主义时代的“毛主义运动”
1989～1991年苏东社会主义体系的瓦解标志着19世纪以降逐渐形成的、以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为标志的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日渐式微。在西方和中国，这一转折也被冠以“历史的终结”的名号。与之相匹配或呼应的，则是“文明冲突论”的到来，后者将历史变迁的范式从意识形态的对峙修订为“文明”之间的冲突。这两个判断从不同的方面宣布了20世纪政治的终结——民族解放、国家与革命、土地改革、阶级斗争及社会主义道路等从此成为不合时宜的命题。伴随这一“终结”的进程，资本的力量突破了主要由社会主义运动构成的屏障，进而对所有社会形式和政治形式进行重组和支配。在当前的金融化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的最为突出的形态是突破一切政治形式的差异，实现其重构新型等级制的全球主义大业：对于21世纪的资本主义而言，一党、多党、议会政治，以及在冷战时代尖锐对立的“社会主义体制”与“资本主义体制”，已经不再是难以调和的政治形式，它们全部可以被驯服为同质性资本主义的多样化形态。在国际范围内，伴随冷战的“终结”和国际主义政治的退潮，“三个世界”的范畴日渐失去其政治含义，人们更习惯于在南北关系的范畴内将不同世界之间的政治对立解释为贫富差距。以“占领华尔街”运动为标志的反资本主义运动声势浩大，但力量微弱；由于“三个世界”之间的政治差异的蜕变，这些发源于中心地区的反抗运动在其他地区的衍生产品的政治面目非常模糊，它们常在不知不觉间被引入旧的冲突结构之中。在“历史终结”的氛围中，这些反抗运动对于上个世纪激烈的政治斗争不屑一顾，在主流媒体的包围和渲染中，一些擅长各种最为进步的说辞的领袖人物经常沦为虚假的“反抗者”。他们不过是为金融化资本主义扫清上个世纪残留的最后障碍物。在这个意义上，这部著作可谓逆流而上，将焦点对准了与上述宣称和运动截然相反的历史实践。
也正是在上述意义上，20世纪90年代以降“毛主义运动”在南美、西亚、东南亚和南亚的重新崛起，以及其分别打出的“21世纪社会主义”旗帜，的确是一个“奇观”。称其为“奇观”包含两层意义：第一，1989～1991年的剧变以20世纪共产主义运动的挫败为标志，各国共产党或者瓦解、更名，或者蜕变为弱小的政治力量。在一些国家，由共产主义运动所催生的政治形态与资本的各种形态相处融洽，甚至成为资本主义自我更新、跨越难以克服的危机的主要动力和制度保障。当代“毛主义运动”是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直接回应，但与发达国家的反抗运动不同，“毛主义运动”毫不迟疑地宣布了它们与20世纪革命运动（尤其是中国革命）的继承关系；如同王静所说，“毛主义运动”致力于“解决第三世界的农民土地问题、民族解放问题、民主革命问题和经济发展问题”。对于“毛主义运动”而言，不但种姓制度、土地关系、民族独立等问题仍然构成斗争的中心问题，而且反帝反封建等20世纪的基本命题依旧是有效的政治语汇。秘鲁、哥伦比亚、菲律宾、土耳其，以及整个南亚地区的“毛主义政党”相继领导和推动“持久人民战争”，让人闻之色变的暴力革命，如同在上个世纪一样，仍然是上述运动的主要特征之一。
第二，这些地区，尤其是南亚地区的“毛主义运动”之所以构成了“奇观”，也恰恰由于当代思想和学术研究集中于观察全球化、中国崛起、金融危机及其应对策略等，即便是批判性的思想也相信20世纪已经终结，不再存在以革命的方式战胜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因此，从阶级到民族，从独立自主到国际主义，无不成为反思和解构的对象。我们在当代思想的脉络中，几乎找不到“毛主义运动”的痕迹。在西方，如果没有阿兰达蒂·罗伊（Arundhati Roy）的文章，“毛主义运动”几乎就是恐怖主义的代名词。称“毛主义运动”为“奇观”，并非由于其罕见或规模弱小，而是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于在“历史终结论”的视野中观察我们置身的世界——即便对于许多明确拒绝“历史终结论”的人而言也是如此。事实上，“毛主义运动”的规模、持久程度、斗争的激烈性，都远在各种“占领运动”之上，其政治创新及其成功与失败均值得认真总结。“毛主义运动”与发生在中心地区和边缘区域的各种“占领运动”之间的差异显示了当今全球化时代不同地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的高度不平衡，但对于这种不平衡，不能简单地从时间性的关系中加以把握，而应在一种共时性的全球局势中加以分析。正像20世纪的革命运动一样，“毛主义运动”经历了和平抗争、武装斗争、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通过实践与理论辩论展开路线斗争，在分裂与整合的过程中形成政治团结。与工农相结合，意味着不同社会阶层和阶级之间在革命运动中的相互转化，无论是出身底层的被压迫者，还是出身上层的精英人物（毛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多半出身婆罗门但又是本阶级的反叛者），都在这一运动中经历了阵痛与转化。分裂、团结、再分裂、再团结，意味着这是一个结合实际进行自我转化的痛苦过程，一个需要淬炼出新的政治主体性的过程。所有这一切都很难在当代各种以城市中产阶级为核心的社会运动中找到对应物——这些运动通常短暂、碎裂，基于直观的利益和主流的价值，由于缺乏重造主体的过程（一种通过自己反对自己进而形成新的自我的过程），故而不可能形成持久的社会斗争。因此，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毛主义运动”从未像各种“占领运动”一样，成为媒体关注的话题，以致这些地区的生死斗争从未成为我们思考自己置身的世界的必要参照？为什么甚至对于留心和关注这场运动的人们而言，这些真实存在的运动也仍然让我们有一种“奇观”之感？
我对南亚毛主义运动的关注源于我的一些印度朋友的经历。他们大多是一些著名的学者，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经历过各自的“毛派”时期，但在我认识他们的时候，这段经历已经很少被提及了。2002年，我第一次访问印度，在班加罗尔开完会后，应老朋友帕瑟·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的邀请，去加尔各答社会科学研究所（Center for Studies in Social Sciences，简称CSSS）访问。CSSS是著名的“庶民研究”（Subaltern Studies）的大本营，查特吉本人则是继古哈（Ranajit Guha）之后这一学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第一代的“庶民研究”集中探讨印度农民运动，开创了一种不同于甘地主义的左翼思想脉络，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也是其主要思想资源；但伴随着第二代的崛起，典型的问题已经是有关“庶民能否发声”的反思，而不再是有关农民运动的研究和战略性分析。第二代“庶民研究”与美国学院在90年代兴起的后殖民主义潮流桴鼓相应，以农民和原住民为主要成员的当代毛主义运动已经很难进入他们的研究视野。有一天，我正在CSSS的办公室看书，CSSS的一位长者邀请我去他的办公室聊天，我们聊起了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与印度的关系。他从书柜中取出一摞白皮小册子，其开本和版式很接近于中国六七十年代发行的那些白皮书，但纸质更黄一些。他说这些都是他保存的六七十年代围绕中苏论战而在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者）内部展开政治辩论的文献。这场论战也导致了印共的分裂和印共毛派的崛起。事实上，包括查特吉在内的一些庶民研究成员，年轻时就是带有毛派色彩的知识分子，但经历了八九十年代的大转变，在我访问加尔各答的时期，绝大部分已经对自己的毛派思想进行了自我清算。我面对的这位长者显然对于庶民研究的这一转向有所批评，在一种落寞和怀旧的心境中，他慷慨地将这些小册子全部送给了我。
带着这些小册子和在加尔各答期间形成的问题，我在德里的一次聚会中再度谈及中国革命与印度的关系，将毛泽东思想与甘地主义分别作为亚洲回应现代性问题的两条路径加以对比。在交谈中，我惊讶地发现许多印度朋友能够流利地用英文背诵毛主席语录。对于他们而言，这是深藏在记忆深处却又在瞬间被激发的政治激情。触发这些记忆的，并不仅仅是我的演讲，更重要的或许是发生在印度丛林中的斗争、西孟加拉邦因建设经济特区而引起的农民保卫土地的斗争，以及印度政府对于这些农民和原住民运动的暴力镇压。那时我已经读到过一些有关印度毛主义运动的报道，也自然地问及他们的看法。由于印度毛主义运动坚持武装斗争的道路，即便是批评政府暴力的左翼知识分子在如何定位这一运动的问题上，也大多欲言又止。那次我在发展中国家研究中心（CSDS）发表演讲，《微物之神》（The God of Small Things）的作者阿兰达蒂·罗伊（Arundhati Roy）也在场，朋友们介绍说她曾对印度毛主义运动做过近距离观察，但我们没有机会交谈。不久之后，罗伊和我的另一位印度朋友、作家兼记者潘克杰·米西拉（Pankaj Mishra）来北京访问，在万圣书园的咖啡馆里，我们有过一次关于西孟加拉邦农民暴动和印度毛主义运动的长谈。罗伊提到一些军火库的武器已经被农民掌握，对局势十分忧虑。在她看来，当代“毛主义运动”并非统一的、有理论指导的运动，毋宁是那些在新自由主义浪潮中受到伤害的农民和原住民的集聚，他们使得早已式微的“毛主义”成为声势浩大的旗帜。她没有谈到当代“毛主义运动”与20世纪共产主义运动及其内部分裂之间的关系。那是我第一次对当代印度毛主义运动有一个概观式的了解。
在中国媒体中，时不时也能看到一些简短的、转发自外媒的有关毛派袭击警察哨所等的报道，但报道中很少提及印度政府调动军队对毛派游击队进行大规模镇压（至少600万人被杀）。2010年，我重访印度，那时已经读到过两篇罗伊所写的关于毛派游击队的文章，因此计划在访印期间随她一起深入丛林，走访那些反叛的、难以被知识分子的文字所涉及的原住民/农民/游击战士。但就在临行之前，她因卷入克什米尔问题的争论而遭到印度民族主义者的攻击，探访“毛主义者”的计划不得不暂告中止。2012年2月，我去德里参加国际社会学学会（IIS）世界大会，约她见面讨论毛主义运动问题。那次谈话之后，罗伊送了一本她的有关毛主义运动的新书——《与同志们同行》（Walking with Comrades，Penguin Books，2011）给我。这本小书汇集了她历年所写的关于毛主义运动的文章，以生动的笔触，第一次将这些“同志们”及其斗争呈现在读者面前——正是在她的叙述中，而不是在印度学院知识分子的著述中，毛派反叛者不再只是作为主流媒体、印度政府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文件中的“恐怖分子”，而是作为有着自己的情感世界、思想传统和现实关切的反抗者，进入了读者的视角。罗伊对毛主义运动的关注与她对新自由主义的持久斗争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她第一次访华所谈的毛主义运动到她最终发表的这些文章，她自己对于毛主义运动的观察也愈益具体和深入。在印度的语境中，对这场运动的调查和报道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激情才能完成。这本闪烁着思想光芒和文字魅力的著作常常让我反思学院知识分子的貌似周全、实为回避的“审慎”。对话普拉昌达：人民民主是否可能？
在德里谈话中，我提及了我在尼泊尔与毛派的交往。2008年4月，尼泊尔举行制宪会议选举，尼共（毛主义者）成为第一大议会党团；同年8月，尼共（毛）主席普拉昌达当选总理，并成立了以尼共（毛）为首的联合政府，尼共（联合马列）、马德西人民权利论坛等取向极不相同的政党成为联合执政的政党。那年的11月间，我应一家民间学术机构的邀请，访问尼泊尔，得以与尼泊尔各派政治人物见面、交谈，并深入尼共（毛）控制的解放区考察。除了尼共（毛）和尼共（联合马列）的主要领导人，我们也拜访了偏右翼的大会党的资深领袖、前首相柯伊拉腊，以及后来在逼迫普拉昌达下台时扮演核心角色的总统亚达夫。在与罗伊的谈话中，我们谈及普拉昌达的下台和刚刚当选总理的巴特拉伊。我访问尼泊尔时，巴特拉伊担任财政部部长，在他的办公室，我们也有过交谈。在“十年人民战争”中，巴特拉伊曾因其过度亲印的立场而被革职，但议会道路时期又被起用。实际上，巴特拉伊与普拉昌达的路线分歧在我们访问尼泊尔时就是讨论的话题之一。他原是尼泊尔人民阵线（United People’s Front）领导人之一，曾于1994年率领部分成员参加大选，但未能获得任何席位。1996年2月，巴特拉伊向谢尔·德乌帕提出有关“民族主义、民主与民生”的40点要求，但其中关键的一条即废除君主制、建立共和政体被首相办公室拒绝，他转而与普拉昌达结盟，共同宣布发动“持久人民战争”。
罗伊告诉我：巴特拉伊的妻子是她早年的同窗好友。事实上，尼共（毛）的领导人大多在印度接受高等教育，巴特拉伊如此，普拉昌达也是如此，他们与印度知识分子和政治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如王静所说：“尼泊尔毛主义运动是在印度‘纳萨尔巴里运动’的影响下产生的。1971年，受到印度‘纳萨尔巴里运动’的鼓舞，尼泊尔东部特莱平原地区的贾帕县尼泊尔共产党青年党员成立了尼泊尔共产党柯西区域委员会[后改称‘尼泊尔全国革命委员会’（ML）]。1971年5月16日，这些青年激进派在贾帕县的吉米尔噶边村（Jymirgadi）发动武装起义，起义遭到残酷镇压，大批党员牺牲。‘贾帕运动’即尼泊尔毛主义运动的前身。”或许可以略做补充的是：印度共产党在20世纪六十七年代有过两次大分裂，即1964年围绕对国大党的态度而分裂为印度共产党和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者），前者支持，后者反对。1969年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者）再次发生分裂，形成了印共（马）和印度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后者就是领导“纳萨尔巴里运动”的“毛主义者”。印共（马）的分裂与中苏论战和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冲突有明显的联系。2008年11月6日，在会见了普拉昌达之后，我们与尼泊尔人民解放军原副总司令、新政府国防部部长巴德尔在一家中餐馆就餐，他就坐在我的旁边。巴德尔年轻时留学苏联，所学专业是农业技术，中苏之间激烈而持久的论战在留苏学生中间引发了辩论与反思。就是在这场辩论中，巴德尔转向了毛主义，成为“北京派”的一员。在“十年人民战争”中，这位农业专家成为人民解放军的高级指挥员。
尽管当代“毛主义运动”的脉络可以追溯至六七十年代甚至更早时期，但这一运动的再度崛起就主要是90年代的事了，它既是20世纪未竟事业的延续，更是对南亚新自由主义浪潮的回应。当代尼共毛派的运动大致分为两个时期，即以1996年起义为开端的“十年人民战争”阶段和从2006年转入参与多党竞争的议会政治时期。2008年11月6日上午，经过事前安排，我有机会随同几位朋友一道去拜访普拉昌达，原定会见时间是半个小时。在他的官邸坐定后，我首先提问，一连讲了四个问题，普拉昌达非常认真地对每一个问题作详细解释，结果那个上午的讨论持续了三个小时。
我所提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人民民主与议会民主的关系。从20世纪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来看，人民民主与议会民主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政治路径，人民民主虽然也会采用统一战线的斗争方略，但不会改变夺取政治、军事和文化领导权的基本战略。中国革命曾经提出过类似的问题，在中共与法共、意共的政治辩论中也一再触及这个问题。就我所读过的普拉昌达的政治论文来看，他的人民民主理念与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阐发的思想一脉相承，所谓“普拉昌达道路”是尼共（毛）在人民战争时期形成的，其基本宗旨是人民民主。但在2006年到2008年间，也正是在普拉昌达领导下，尼共（毛）转向了“融合理论”和多党竞争的议会政治，不但引发了尼共（毛）的党内分裂，而且也在南亚共产主义运动和毛主义政党之间激起了尖锐的理论辩论。这或多或少接近于1945年国共和谈期间昙花一现的有关“和平民主新阶段”的讨论。我问普拉昌达：基于20世纪的政治经验，人民民主与议会民主之间有着明显的不可调和性，为什么你认为议会政治与人民民主是可以融合的？尼共（毛）的转向是否意味着放弃了人民民主的宗旨？
普拉昌达的回答是从三个方面展开的。首先是人民战争的实际进程，尤其是加德满都围困战的失利，这是转向和谈和议会政治的契机。他同时指出：人民解放军当时已经占据尼泊尔的大部分国土，尤其是乡村地区，军事上并非没有夺取加德满都的可能，但即便如此，依靠武装斗争夺取政权依然十分困难，其根本原因是美国和印度不可能容忍尼共（毛）通过战争取得政权，势必会进行帝国主义干涉。他举出了美国和印度在人民战争期间和加德满都围困战时期对于政府军的支持和直接干涉。一方面是美印霸权，另一方面是中国“作壁上观”，这一严峻的国际局势使得尼共（毛）难以重复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并取得全国政权的“中国道路”。其次是历史条件的变化，即21世纪不同于20世纪，这一时代的民主也具有不同于以往的意义。实际上，早在2003年，尼共（毛）中央全会通过了《全面发展21世纪民主》报告，提出“当所有党派都在反帝反封建框架下，和平的多党竞争是存在的”。对于尼共（毛）而言，多党竞争的前提是“反帝国主义干涉和反封建的特定宪法框架”。但正如印共（毛）在与尼共（毛）辩论时所说：“在两党双边会议中你们党也曾说过，你们所谈及的和平竞争是在后革命时期而不是在此之前出现的。但之后，你们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之前多党竞争是否可行的问题上开始采取规避和模糊的姿态。与七党联盟达成十二点共识之后，你们党对此的态度又转了180°的弯，你们宣称，你们党准备与其他买办封建政党竞争！你们渴望通过与这样的政党和平竞争而发展什么样的民主？这一切都超出了我们理解范畴。”[《印共（毛）写给尼联共（毛）的公开信》，2009年7月20日]普拉昌达在谈话中没有谈及尚未公开的来自印共（毛）的批评，但他显然也在回应南亚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论战。这也是他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中的第三个方面，即人民通过选票选择了我们，我们有权利去推进人民民主的宗旨和方针。换句话说，对他而言，议会民主和选举只是在人民战争无法继续推进的条件下实现人民民主的手段。但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回头来看，我对此都是怀疑的，历史也在继续证明两者之间难以调和。
我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军队改革。尼共（毛）执政后，参与议会政治的其他七个党派提出了军队国家化的议题，其要点是不同意人民解放军与政府军两军合并，而是先解散人民解放军，至于个别战士重新入伍也必须按照相应条例进行。右翼的大会党坚持这一观点，尼共（联合马列）也反对毛派保留人民解放军和革命根据地。在与柯伊拉腊的会谈和与尼共（联合马列）总书记尼帕尔的会谈中，他们分别谈到了这一点，而这也是在混乱的议会政治中左右联手拖垮尼共（毛）执政局面的开端。尼共（毛）面对的问题与1945年国民党针对中共军队和根据地提出的军队国家化的主张几乎完全一样。这也是在议会政治逻辑下必然产生的问题。我问普拉昌达：人民解放军经过了“十年人民战争”，在广阔的乡村进行土地改革，动员和教育农民；人民战争并不仅仅是军事斗争，而且也是“宣言书”；经过人民战争的人民解放军也并不仅仅是一支军队，它是革命的“播种机”、“宣传队”。如果说人民战争是一个政治进程，那么人民解放军就是推动这个进程的有生力量，没有这个力量，革命政党走向衰落几乎是必然的。在接受了议会政治之后，如何面对来自议会各党派关于取消解放区、解散人民解放军的要求？
普拉昌达承认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他否认会解散人民解放军。2006年停战之后，在联合国的监督之下，人民解放军不但停止了军事进攻，而且也将武器就地封存起来。尼共（毛）及其军队的一些领导人相信一旦发生战争，他们仍然可以取回武器，重走人民战争的道路，但事后看这也不过是幻想而已。（1945年日本战败，马来西亚共产党放弃了武装斗争，解散了人民军队，当他们试图重新拿起武器时，局势已经大为不同了。）从普拉昌达对制宪会议的期待及对21世纪民主的理解来看，他并没有重走武装斗争道路的准备和决心。在与他会见之后，由尼共（毛）中央安排，我们前往人民解放军第一师所在的山区根据地访问。尽管放弃了武装，人民解放军仍然坚持军事训练，那些贫苦的农民、妇女和少数民族战士的脸上洋溢着青春的热情，态度庄严，纪律严明。我几乎要相信人民解放军不会解散的断言了，但在回程的途中，我一再地提醒自己：这支军队可能不久将不复存在，而以这支军队为主力的社会解放进程也势必遭遇巨大挫折。这一预感不久之后即被证实：在担任总理的短暂时期内，巴特拉伊迅速地解散了人民解放军，退还人民战争期间“被侵占”的土地。就在那次印度访问期间，在一家报纸的边角上，我读到一则关于巴特拉伊被指控为“印度间谍”的传言。这一传言的真实性不得而知，但正如中国革命时期一样，尼共（毛）的政治路线分歧与地缘政治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我提的第三个问题是农民和土地问题。正如王静在书中反复提醒我们的，南亚问题的核心是极端不平等的、对普通农民形成严酷压制的土地制度和种姓制度，而印度和大多数南亚国家恰恰都没有经历真正的土地改革或土地革命，与这种经济制度联系在一起的种姓制度也没有受到真正的触动。中国革命与南亚独立运动的主要区别恐怕就在这里，毛泽东思想与甘地主义作为两种回应现代性挑战的亚洲路径，其差异也体现在这里。无论在印度乡村还是在尼泊尔乡村，都可以看到许多寄居在地主土地上的无地农民，他们靠出卖劳动勉强生存。占尼泊尔人口65%的贫苦农民仅有全部可耕地的10%，相反，仅占人口10%的地主和富农占有65%的耕地。贫富分化与种姓制度相互支撑，少数民族和妇女处于被压迫地位。对于土地关系和种姓制度提出挑战的，不是大会党的改革，而是尼共（毛）所推动的“十年人民战争”。在根据地，尼共（毛）通过人民战争推进“耕者有其田”及免除农民债务的土地改革，许多世世代代没有土地的农民分得了土地。在土地改革中，尼共（毛）还大力提高妇女和少数民族的地位，我在人民解放军中看到许多女战士、女指挥员和大批的少数民族战士，他们来自底层，饱受种姓制度和土地制度的剥削和压迫，但在人民军队中获得了平等的地位。然而，在尼共（毛）加入议会，参与多党竞争之后，如何处理“十年人民战争”中取得的土地改革成果，遂成为议会斗争的焦点之一。制宪会议是妥协的结果，宪法承认私有产权，而除尼共（毛）之外，其他各党派均不承认尼共（毛）在人民战争中推进的土地改革及其成果，他们通过法律方式和施加政治压力追究尼共（毛）成员在土地改革时期的暴力行为。因此，我向普拉昌达提出的问题是：在转向议会政治之后，尼共（毛）如何处理其他各党派提出的向地主退还土地的要求？尼共（毛）会不会因此失去自己的社会基础？
普拉昌达显然理解这一问题对于他所领导的革命运动的意义。他在谈话中明确地拒绝了大会党、尼共（联合马列）关于退还土地的要求。在他的安排下，我们与恢复重建委员会的三位领导人见面讨论，他们都是人民解放军的副总司令或高级指挥员。在他们看来，土地改革的成果不但不能退还，而且还应该在尼泊尔全境推广土地改革。但随着政治路线的变化和人民解放军的解散，土地改革的成果也不可能得到保障。这一点甚至不用等到尼共（毛）下台就已经很清楚了。
我提出的第四个问题是宪法与联邦制问题。2006年“十年人民战争”结束，2007年1月，临时宪法颁布，临时议会组建。临时议会首先剥夺了国王的行政权力，确定由首相暂代国家元首职务，执掌行政权。两个月后，临时议会通过临时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通过制宪会议选举在尼泊尔实行联邦民主制。12月通过的第三修正案宣布尼泊尔为联邦民主共和国，由制宪会议首次会议正式核准。如今的尼泊尔共划分了东部、西部、中西部、中部、远西部等5个经济发展区，下辖14个专区。2008年毛派执政后，面临如何组建联邦的抉择。尼泊尔经过民族识别，起初认定了62个民族，此后降低至58个。人民战争时期，许多深受压迫的少数民族成员加入人民解放军，尼共（毛）倾向于给予少数民族更多的自治权。与此同时，尼泊尔社会围绕与印度接壤的马德西地区的地位问题存在巨大争议。印度独立后，在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方面，继承了英国殖民主义的一些做法，例如通过《印尼友好条约》，确认尼印边界开放，大量印度人可定居尼泊尔境内。马德西地区就是印度裔和印度人聚居的地区，土地富饶。马德西人民权利论坛是议会八大党派之一，他们坚持要求马德西地区作为整体加入联邦。我向普拉昌达提出的第四个问题就是：联邦制是否适应尼泊尔的国情，如何实行联邦制（以地区还是族群为主要依据），各邦规模如何，以及马德西地区的地位怎样确定（是作为整体，还是划分为几个不同的区域）？
普拉昌达说，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并强调尼泊尔不是采取单一制，而是采取联邦制，是有历史与现实原因的。他解释了尼泊尔的民族状况，尤其是少数民族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的角色及地理区域的条件，最后集中地回答了马德西地区的问题。马德西地区是尼泊尔最富饶的平原地区，集中了大量印度裔居民和印度人，由于开放边界，印度的影响通过这一地区直接渗入整个国家。马德西人民权利论坛坚持将马德西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加入联邦，这对尼泊尔的独立、完整和稳定都构成了潜在威胁。至少在当时，尼共（毛）希望探索其他方式处理马德西地区的问题。事实上，这一问题直接涉及印度对尼泊尔的影响和渗透。毛派渴望得到中国的支持，以平衡印度的干涉，但在尼泊尔，这是一个极为敏感、随时可能触动印度神经的问题。或许就是这个原因，在后来外交学会举办的活动中，普拉昌达的助理特别安排了电视台对我做专访，其中第一个问题就是：尼泊尔面临霸权国家的干涉，中国是否支持尼泊尔的自主发展？
在会见结束时，普拉昌达意犹未尽，他说这些问题触及了尼共（毛）所面临的几个关键性问题，并诧异地问道：“你怎么会对尼泊尔的问题如此熟悉？”实际上，我对尼泊尔的了解十分有限，所提的问题全部基于我对中国革命中的一些类似环节的理解。我因此想到：从印度、尼泊尔和南美国家的社会斗争和转型的视野中回望20世纪中国（尤其是中国革命）的历史，也是一个有待开掘的课题。世界各地的“毛主义运动”在“毛主义”的旗帜下展开，但其不可避免地面临中国的转型和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挫败所产生的结果。在离开普拉昌达办公室的时候，我已经预感到毛派执政的不明朗的前景。但我同时相信，不管我们是否同意尼共（毛）的抉择，他们对于时代变迁及其对运动的影响的感受是真实的，简单地重复过去的道路的确没有前途，问题是如何在变动的条件下，坚持基本价值，探索可行的战略和战术。例如，南亚毛主义运动中对“议会道路”和“武装斗争道路”的辩论固然是20世纪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理论和政治路线辩论的延续，但当代资本主义及其霸权形态的力量也是催生这一辩论的不可忽略的外部条件。因此，需要探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亦属于21世纪的）、能够维护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的政治形式。这一探索对于尼泊尔或南亚地区甚至对于处于普遍政治危机中的当代世界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低烈度战争”条件下的政治探索
王静在书中详细地介绍了印度扩张主义和各国统治阶级对于毛主义运动的残酷镇压。1986年7月，由20多名专家组成的美国军事智囊团在巴拿马秘密研究并实施的“低烈度战争”，“在日后剿灭第三世界国家‘游击战’和‘持久人民战争’中发挥重大作用，并且在施行的过程中不断得到完善，该战略大体具有如下几个特征：一是军事、社会、政治、经济和心理手段综合并用的全面战争、长期战争和消耗战争；二是以‘信息心理战’为战略的关键，目标是‘控制人民的思想’；三是进行经济上的封锁，切断革命运动的经济来源和战争供给；四是以‘情报’为重要的战略武器；五是针对革命运动领导人发动‘斩首行动’，迫使革命运动陷入群龙无首和四分五裂的混乱之中”。就思想控制而言，这场“低烈度战争”并未局限于南美或南亚，甚至可以说是一场遍及全球的思想改造运动，其中对于媒体和舆论的控制就是重要的一环。在这方面，王静所提及的“垄断资产阶级的信息技术挑战”更加深了这场“低烈度战争”的严峻性。“在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过程中，垄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及劳动人民之间的技术差距都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通过各种方式，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武装力量所拥有的军事技术实力，在战争过程中可以和敌对阶级在一定程度上相抗衡。在21世纪的今天，两大阶级间的技术鸿沟进一步扩大了。信息技术的特征是投资规模巨大、集成化程度高，尤其是需要庞大的技术阶层来支撑。例如，在‘绿色狩猎行动’中，印度政府在美国的帮助下可以利用信息技术优势对印共（毛）领导层的通信信号进行监控并采取斩首行动。在整个信息产业和整个互联网核心技术都被美国控制的背景下，连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大国都面临着美国的网络战争和信息战争的不对称威胁。南亚各国的毛主义政党要想摆脱当前的不利局面，困难程度是很大的。”换言之，席卷当今世界的信息技术革命的浪潮，并未改变压迫和剥夺的基础结构，对于无法占据技术革新前沿的边缘区域而言，霸权国家和统治阶级进行技术操控的能力反而因此进一步增强了。
如果说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统治阶级的“低烈度战争”构成了毛主义运动的外部挑战，那么，能否形成一个成熟的领导力量则构成了毛主义运动的内部挑战。从19世纪共产主义运动诞生开始，理论斗争、路线斗争和政治分裂就始终是这一运动的主要特征之一。中国革命同样如此。在20世纪，许多革命领袖和革命政党也正是经过理论斗争和路线斗争逐渐走向成熟。革命运动的内部分裂常常是与外部条件的恶化相呼应的，中国革命中发生的内部清洗和分裂就是如此，其造成了许多难以挽回的悲剧。南亚毛主义运动本身就是中苏论战或者说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分化的产物，其积极的方面是理论斗争和路线分歧促进了政治的发展，消极的方面就是理论斗争和路线分歧的持久化形成了一波又一波政治分裂。整合与分裂由此成为毛主义运动的一个伴生现象：尼共（毛）本身就是一系列政治分离的产物，它本身也不断经受分离与整合。该党是由尼共（Mashal）的几个不同派别整合而成，而尼共（Mashal）则是从尼共（Masal）分离出来的。1989年普拉昌达担任尼共（Mashal）总书记后，该党又分离出三个派别。1991年，以尼共（Mashal-CC）为核心，其联合其他三个毛派政治团体，建立了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实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尼共（团结中心）。1992年，在以大罢工为主轴的城市群众运动失败后，在普拉昌达领导下，尼共（团结中心）决定转向乡村，推进以农村包围城市为基本战略的人民战争，也因此与尼共（联合马列）形成了不同道路之间的长久的政治竞争。尼共（联合马列）成立于1991年，与成立于1995年的尼共（毛）各有渊源，两者都是各自母党一系列分化的产物。这一左翼党派之间的分歧同时伴随着尼共（团结中心）内部围绕“非暴力不合作”的和平道路与人民战争的暴力斗争而展开的两条路线的斗争，结果是和平主义的派别（即“四大”派）被清除出党。在经过一段时期的准备之后，从1996年开始，人民战争终于展开。
真正的政治整合必须建立在经过实践检验的对于现实的理论分析之上，这种理论分析为成熟的战略战术提供支持。在中国革命中，最为经典的例子便是《论持久战》、《矛盾论》和《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论著的发表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的诞生。尼共（毛）在“十年人民战争”中有过激烈的理论辩论和政治斗争，最终形成了以普拉昌达为核心的领导集体，政党-军队-群众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政治力量，但在走向议会政治的过程中，理论斗争和路线斗争伴随着政治失败的到来，政治整合不但未能有效形成，而且每一步政治变迁都伴随新的政治分裂。尼共（毛）是一个经过人民战争和土地革命的政党，其成熟程度是南亚和南美其他毛主义运动难以企及的。尼共（毛）的政治挫折或多或少应该归咎于缺乏一个真正具有战略眼光的政治领袖或领导集体。
在访问尼泊尔的数月之后，我赴委内瑞拉参加会议，也因此有机会深入乡村做些调查。在旅途中，我不由得对这两个由左翼执政的国家及其政治运动进行对比：尼共（毛）拥有十年人民战争的经验和相对成熟的政党，这是查韦斯所没有的。他的政党只是为了适应选举而匆忙组织的机器，其中混杂着各种各样的人物，也包括前政府中为保留官位而加入新政党的投机家；但相对于他的政党，查韦斯却是一个有理论视野和战略战术的政治家和魅力领袖，他通过与民众的直接互动，越过官僚政党的藩篱，力图在石油国有化和土地改革方面维持其政治的激进性。查韦斯的政治脆弱性源于其政党及其文化领导权的脆弱，而政党及其文化领导权的脆弱直接产生了对于魅力领袖的过度依赖。与之相比，进入议会斗争时期的尼共（毛）是经过“十年人民战争”锻炼的政治组织，拥有雄厚的民众基础、干部队伍、组织结构和军事力量，但这一较为成熟的政党却未能涌现出富有远见、立场坚定、战术灵活的领袖人物，也没有发展出成熟的关于当今世界和尼泊尔现实的理论和战略。在议会政治的框架下，激进政党逐渐失去了群众基础，其领导人无力通过与民众的互动重构人民政治，而这必然导致政治斗争的失败。尼泊尔和委内瑞拉的历史条件不同，前者地处南亚，深受印度教影响，种姓制度和地主土地制度限制着整个国家的发展，后者地处南美，深受殖民地经济及其遗产的制约，石油产业控制在买办阶级的手中，地主庄园拥有大部分土地，种植业单调地集中在咖啡生产上，几乎没有真正的农业。我在这里不能展开对于这两个左翼政府的政治-经济纲领的比较，只是以一种比较视野，观察成熟的政治领导权的形成条件。透过尼泊尔与委内瑞拉的不同经验，我似乎从领袖、政党、人民的三者关系中也看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政治危机的某些症候。
在本书的第七章“南亚毛主义运动：现实图景、理论焦点及未来挑战”的末尾，王静出乎意料地提及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一带一路’战略要在南亚得到顺利实施，必须在战略框架设计中考虑如何使南亚底层贫困人口直接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代表——包括南亚毛主义政党在内的共产主义政党——成为这一战略的动力而不是阻力。”中国与亚非拉的关系面临多重挑战：一是美国在不同区域对中国进行遏制并试图在亚洲地区重构冷战的框架，二是在美欧鼓动下渐成气候的有关“中国新殖民主义”的舆论氛围，三是中国的发展路径与西方发展路径的某些重叠所唤起的历史记忆。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中国革命的历史遗产不但是珍贵的记忆，也是中国在迈上新的征程时需要参照的政治价值。这些政治价值不但对于当代实践具有参考意义，而且对反思20世纪中国革命中的悲剧也具有关键的意义——对于革命的思考和批判需要一种内在于革命的视野。“一带一路”的成功实施需要一种能够将不同区域的底层贫困人口及其政治运动置于思考的内部的理论视野和战略，但这样一种国际战略的前提是重新调整和确定国内发展模式。中国明确地拒绝欧美殖民主义的路径，唯有走一条不同于历史资本主义的道路才能获得各国人民的普遍认同和支持。中国也只有获得各国人民的普遍认同和支持，才能摆脱霸权国家的政治、军事和经济遏制，为突破以重构等级制为使命的金融化资本主义的宿命作出积极的贡献。这是全球和平的必要条件之一。[1] 作者系清华大学中文系、历史系教授，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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