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欧阳敏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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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起襄阳试读：
前言
二战结束以来，自然科学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科学技术新成果高速增长，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数量大约每l0年翻一番。仅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30年中，科技新成果就比前2000多年的总和还多。科技新成果从发现、发明到实际应用的周期越来越短，开发速度不断加快。蒸汽机从发明到应用花了80年的时间，而原子核裂变从发现到原子弹制成并投入使用只用了6年；红宝石激光器则不到1年。1945年，计算机问世，从发明到现在，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经历了电子管、半导体、集成电路、大规模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5代的发展，性能提高了100万倍。目前研制的光学计算机，其信息处理速度又将提高上万倍。
科技并非虚浮于空中的海市蜃楼，它深深地根植于我们的生产生活，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从吃、穿、用、住、行乃至社会发展至方方面面，无不与科学技术的进步发展相关联。随着科研人才队伍的不断壮大，科研资金的大量投入，科研手段的不断发展，海量信息充斥着世界的每个角落，新技术及其产品以令人目不暇接的速度进入我们的生活，推动我们的社会滚滚向前。
与传统的生产技术相比，在当今社会，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产品具有更高的产量，更优的质量，更好的服务，更节能环保，能创造更多更高的使用价值和社会价值，我们将这“四新”统称为现代科技。做个形象的比较，要打野兽又不能让野兽伤着，原始人只能扔石块；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开始使用弓箭；再发展到可以在远离猎物的地方使用枪支；再发展到可以在看不见猎物的地方发射导弹，这就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力量。现代科技是一个庞大综合系统的总称，它包含不同门类不同体系的各种系统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掌握这些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人被称为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相比较未能掌握各种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人或较少掌握专业知识或专业技能的人，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对解决生产中的困难与问题具有超出常人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知识分子和科技人才群体对推动生产力发展和促进社会进步具有重大的作用，邓小平同志著名的论断：“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就是对此而言。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起，因为发展经济所需，湖北省襄樊市的领导人决定大规模引进知识分子和科技人才，这些引进的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将自己的专业知识用于解决生产中的困难和问题，极大地促进了襄樊市经济发展，襄樊人形象地称之为“生产出题目，科技做文章”，科技人员成为襄樊生产力发展的“倍增器”。短短三年的时间，襄樊便实现了工业产值翻一番，名列上世纪八十年代全国十大明星城市之首，受到了时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肯定与赞扬。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正处于“文革”的中后期，“阶级斗争”、“批林、批孔”还是全社会的主旋律，襄樊市的领导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到北京、上海、天津、西安等大城市大批引进科技人才呢？在引进人才的过程中，襄樊市经历了怎样的坎坷经历？引进人才在襄樊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襄樊大规模引进知识分子和科技人才对解放思想，打破人才单位和部门所有制有何重大意义？党和国家领导人和社会舆论对此又是怎样评论的呢？本书在采访了大量当事人的基础上，真实地记录了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引子
上世纪70年代初，中国还在“文革”的泥沼里挣扎，“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斗、批、改”、“批林、批孔”是当时的“时代最强音”，是全国党政军民的中心工作。在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洪流”中，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知识分子群体被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在三六九等的职业划分中，他们划为最底层，被蔑称为“老九”，还要加一个“臭”字。全国城乡，从高校到乡村小学；从科研机构到基层企业，成千上万的大小知识分子因各种原因遭受到批判、嘲笑、侮辱、打击；有的人无端受到批判，科研教学无法进行；有的人工作权利被剥夺，生活陷入困境；有的人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被关押甚至被迫害致死。那段时间，广大的知识分子如同荒原上的衰草，在滚滚寒流侵袭下，瑟瑟发抖。就在这万马齐喑的时候，位于中国中部的历史文化名城襄樊却逆潮流而动，时任市委书记曹野做出极富远见的决策：大批引进知识分子和科技人才，促进襄樊地方工业发展；时任襄樊市科委主任鄂万友成为这项工作的主要操作者，襄樊市组成人才引进小组，在北京、天津、上海、西安等知识分子聚集的高校和科研机构，积极地宣传，热情地动员，将大批知识分子和科技人才接到襄樊，为他们解决家属“农转非”、商品粮户口、夫妻分居、孩子上学等最为急迫的生活难题；“生产出题目，科技做文章”，让他们在发展经济的舞台上大显身手。
在吸引人才时，襄樊市求贤若渴，不问出身，不分贵贱，只要是科技人才都热烈欢迎，甚至包括一些戴着这样那样“帽子”的人，在那个时候敢于这样做，需要有极大政治勇气和担当精神。
在今天，各地各单位为吸引人才所出台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与措施已极为普遍，司空见惯，但在四十多年前那个特殊的时空环境下，襄樊的做法如同寒冬里和煦的春风，如同黑夜里的一缕光亮，让困境下无所适从的知识分子感受到了希望。短短几年时间，竟然有多达2000多名知识分子和科技人才以及专业技术骨干从北京、上海、天津、西安等地汇聚到了历史文化名城襄樊，这比上世纪八十年代人才汇流广东深圳的“孔雀东南飞”早了整整10年。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中国终于摒弃“左”的做法，将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发展上来。经济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需要资金、技术、项目，但核心是人才，只有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经济才能快速发展。就在全国众多地区开始为发展经济而竭尽全力的时候，由于前段时期在人才上的投资，襄樊已经开始迎来金色的收获季节。
掌握着先进科技知识的人才源源不断的汇聚，给襄樊市的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通过科技知识与生产实践相结合，原来名不见经传的襄樊经济突然发力并导致数年后井喷，襄樊电子工业、建材工业、机械工业、轻纺工业、化学工业成果累累，一批“国内首创”或具有国内外先进水平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产品不断涌现：
襄樊卷烟厂的新型烟机、襄樊电视机厂的黑白、彩色电视机、全国首创电子提花织物新工艺，50瓦磁盘电阻、国内首创数字线性切割机、数控铣床、500瓦级二氧化碳激光机，KB系列可控硅调速柜、电子几张及、激光点钞机；JBB——2型海鸥牌工业缝纫机、国内首台20针宽行汉字打印机、新型陶瓷、炻质彩釉墙地砖等新型建材、JGQ——B型G02激光治疗仪、JCQ——3型C02激光手术器、激光针疗仪、激光切割机、国内首创高分子黏结剂、国内首台“大哥大（自动拨号单信道公安专用移动通信机）、国内首台“液体电阻启动器”……领先全国的产品和工艺多达80余种。
一件一件自主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产品不断涌现并形成批量化生产，襄樊市的经济快速发展，经济总量三年翻了一番，位列全国十大明星城市之首。人才成了推动襄樊经济发展的动力，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在他们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1982年10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一份批示上热情称赞襄樊是“第二个常州”；
1982年10月5日，“全国中小城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在襄樊召开，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对襄樊在全国率先引进重用知识分子和科技人才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给以高度评价。
1982年10月23日，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全国科学技术奖励大会”的讲话中，表彰襄樊“在1979年到1981年的三年内，主要依靠科学技术，工业总产值已经翻了一番，上交给国家的利税翻了一番多。”
显赫的成绩和中央主要领导的称赞将名不见经传的襄樊推倒了聚光灯下，从1982年起，襄樊连续10年被评为“全国十大工业明星城市”并位列第一；襄樊市的领导连年被邀请出席全国经济工作会议；全国100多个城市的领导和专家排着队到襄樊来考察和取经；全国20多个经济科学研究部门的专家学者轮番来到襄樊调查，探索襄樊经济在全国率先起飞的奥秘；全球26个国家和地区上百批经贸人士来到襄樊洽谈贸易，交流技术。
襄樊引进和重用科技人才促进经济高速发展引起国内主流媒体的高度关注，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科技日报、工人日报、北京日报、湖北日报等媒体都连篇累牍地发出消息和报道。其中人民日报著名记者艾丰（后任经济日报总编）关于襄樊依靠科技人才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长篇调查报告《现代化觉悟》，在全国引起轰动。
时间大潮滚滚向前，一转眼，40年过去了，重视人才重视科技依靠科技推动经济发展已经成为国策。但回首40年前那段历史，襄樊人为什么会在“文革”的社会环境下，在全国率引进人才，重视科技？在引进人才的过程中，襄樊人遇到了哪些坎坷与波折？襄樊人当年的做法对今天又有什么启迪？让我们走进襄樊，穿过时光隧道，仔细观察认真思考反复琢磨细细品味那段波澜壮阔却又曲折坎坷的历史过程。
动机篇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全国正处在文革的旋涡中，“阶级斗争为纲”，“斗、批、改”、“批林、批孔”是当时一切工作的中心，襄樊市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到北京、上海、天津、西安等大城市引进知识分子和科技人才？
历史文化名城襄樊
襄樊市位于湖北省西北部，是汉江南岸古城襄阳和汉江北岸古埠樊城的合称，长江最大的支流汉江从襄樊穿城而过，将襄樊分成襄阳和樊城两部分。《汉书·地理志》谓：“襄阳位于襄水之阳，故名。”战国时楚置北津戌，始为军政重邑。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刘表为荆州刺史，将州治从汉寿迁至襄阳，襄阳城由县级治所一跃升为州的首府，地辖今湖北、湖南两省及河南、广东、广西、贵州等省的一部分，成为当时中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自西晋直到清，虽然地域大小有所变化，但襄阳一直为历代为州、郡、府治所。明末李自成攻占襄阳城后，曾在此建立国家政权，自称“新顺王”，改襄阳为襄京。樊城与襄阳隔江相对，汉江南岸的襄阳，城高池深，汉江北岸的樊城，一马平川。樊城因公元前827年周宣王封仲山甫于樊而得名，至今已有2800多年的历史。民国时期，襄阳先后为第八和第五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1950年5月，襄阳、樊城两镇合并设置襄樊市，隶属襄阳专员公署，1979年10月襄樊市升为省辖市。1983年9月襄樊市与襄阳地区合并，实行市带县体制。将原襄阳地区的襄阳、枣阳、宜城、南漳、保康、谷城6县划归襄樊市管辖；随州、老河口市仍为省辖县级市，由襄樊市代管。合并后的襄樊市总面积26726平方公里，总人口592万人。虽然今日的襄樊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繁华的街道上，人群熙熙攘攘，挥汗成雨，举袂成巾，一派现代化的景象，但襄樊人仍旧怀念历史上辉煌的襄阳，经多次争取，2010年12月2日，国务院批复同意，湖北省襄樊市更名为襄阳市，原襄樊市襄阳区更名为襄阳市襄州区。“天赐襄阳地灵秀，人绘史卷名风流”。襄阳有着悠久的人文历史，这里是中华民族的始祖炎帝神农氏和东汉光武帝的诞生地，有造型奇特的国家重点保护文物多宝佛塔，有全国最宽的护城河，号称“华夏第一城池”。襄阳既是烽烟四起，群雄逐鹿的古战场，也是历史上文人墨客荟萃之地，这里孕育了楚国诗人宋玉、战国时期政治家伍子胥，唐代诗人杜审言、孟浩然、张继和宋代书画家米芾等文人名士，留下了诗仙李白、诗圣杜甫等历史贤达雅士的足迹和传颂千古的诗句。
襄阳最负盛名也让襄阳人最为自豪的是隆中，外地人来襄樊，哪怕你跑遍全城，如果你没去隆中，就不能算到过襄阳。隆中位于襄阳城西13公里处的群山中，因为诸葛亮故居而名扬天下。隆中三面环山，一面正对过去的襄阳古道，一条小河静静地从山前流过。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对古隆中是这样描述的“山不高而秀雅，水不深而澄清，地不广而平坦，林不大而茂盛。”由于这里深邃神秘，景色秀雅清净，被称为藏龙卧虎之地。著名诗人杜甫对诸葛亮极为崇敬，寓居成都时，写下著名的《蜀相》：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隆中的大门口是一座始建于晋朝的高大三门石坊，正中雕刻着“古隆中”三个大字，背面刻着着“三代下一人”，意谓诸葛亮是夏、商、周以后的千古一人。石坊两边廊柱上镌刻着杜甫“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的诗句，对诸葛亮一生作了高度概括的评价。两边横额上则镌刻着诸葛亮《诫子书》中的“澹泊明志，宁静致远”八个大字。历经风雨的侵蚀，石牌匾上斑斑驳驳，但牌匾上镌刻的诗句依然清晰。
隆中面积约10多平方公里，景区内有隆中山、乐山、大旗山、小旗山及其所属的谷地。主峰隆中山海拔306米，起伏盘旋，势若蟠龙；隔谷相望的大旗山，一头高昂，一头缓缓下垂，型如卧虎；山上茂林修竹，郁郁葱葱；山下泉水池塘、或流或聚，潺潺若琴。走进石牌坊，夹道林木，蓊郁蔽日。林荫深处一座小屋，门前一石碑矗立，上书“草庐”两字，这里便是诸葛亮隐居的草堂。草堂门口悬挂一副对联“一对足千秋，两表酬三顾”，称颂诸葛亮的“隆中对”和“前出师表”、“后出师表”的历史功绩。草堂对面有一小亭，被称为“抱膝亭”，相传是诸葛亮观察思考天下大事的地方。庭院深处一株四人合围的古桂树，枝叶伸展如盖，每当8月，满树金花，芬芳沁人。
三国志记载，诸葛亮十七岁随叔父诸葛玄到襄阳，隐居隆中，躬耕苦读，留意世事，被称为“卧龙”。脍炙人口的刘备“三顾茅庐”和诸葛亮“隆中对”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由于中国人最推崇的忠、信、诚、贤汇聚于一身，诸葛亮成了智慧、忠诚、贤良的化身。因为诸葛亮辅佐的刘备是汉室宗亲，属于正统，所以诸葛亮得到了历代统治者和普通百姓的尊敬，享有崇高的地位。最早在隆中立碑纪念诸葛亮的是西晋镇南将军刘季和，以后，陆续修建了武侯祠、三顾门、三顾堂、古柏亭、抱膝亭、六角井等纪念建筑。但由于年代久远，西晋的建筑早已损毁，今人能看到隆中的建筑，归功于清末的湖北提督程文炳。
清朝末年，清政府将湖北提督署迁至襄阳，光绪九年(1883年)，新任湖北提督程文炳“奉朝命提戎襄阳”。程文炳，安徽阜阳人。程文炳到襄阳后即去参拜诸葛亮，看到隆中一派残破凋零，遂决定重新修建。光绪十三年(1887年)春开始动工，武侯祠是历代官民祭祀、缅怀诸葛亮的重要场所，是隆中最重要的建筑，第一项工程就是武侯祠的修缮。程文炳令其副将丁斌负责工程，“首葺祠宇，以严祀事，瞻拜肃穆，礼有其容”，“重修正殿、三义殿与客房住宅等处”。在修复武侯祠的同时，还对三顾堂、野云庵、古柏亭等景点进行了修缮，再现了明代形成的躬耕田、小虹桥、六角井、抱膝石、梁父岩、半月溪、观星台、琴台等“隆中十景”。光绪十三年秋，武侯祠维修工程结束，“祠宇巍焕，顿改旧观”。程文炳亲自撰写《抱膝亭跋》记载了抱膝亭的选址过程与规模形制：
武侯祠东南百余步，有阜隆起，纵横十余丈，自后山逶逦而下，至此而气为之聚，盖隆中旁著之堆也。郡志谓山中有抱膝亭久圮，今旧址不可复睹。余修武侯祠既竣，与宾僚纵览形势，想当年长吟远瞩，惟此间足以当之。乃构亭于其上，高四丈有奇，周七丈余尺。
春水方生，凭栏兀坐，慨然思巾扇之度，虽在小隐，未尝须臾忘天下事焉……
1932年11月，为部署追剿红四方面军，蒋介石亲临襄阳。出于对诸葛亮的敬仰，蒋介石到隆中作了短暂的游历，在隆中题写了匾额、楹联，举行了祭祀仪式。看到隆中多年失修的破败景象，蒋介石嘘唏不已。陪同左右的湖北省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保安司令兼襄阳县县长刘骥乘势向蒋介石请拨五千元(银元)以修复隆中，刘骥所请得到蒋介石的首肯，蒋还令驻湖北省的军政大员募款修复隆中。刘骥利用拨款和捐款维修了武侯祠等古迹，新建了淡泊亭、中正堂，重修荷花池、铜鼓台等，并立《重修隆中武侯祠记》。这次修复和1954年、1957年、1967年的几次维修，都保持了清光绪年间的式样。
1947年，面对人民解放军的凌厉攻势，焦头烂额的蒋介石再度到襄樊处理军务，这次他专门到诸葛亮的“草庐”住了一夜，希望能在梦中与这位先贤对话，得治国真经。
因为诸葛亮的名声之大，从古至今为人们推崇，由此引出历史公案。诸葛亮《出师表》中有“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河南南阳人理所当然地认为诸葛亮是南阳人；湖北襄阳则推出诸葛亮隐居的隆中，信誓旦旦地声称诸葛亮是“我们襄阳人”，两地由此打起笔墨官司，自古至今从未曾中断。清咸丰年间，湖北人顾嘉蘅任河南南阳知府，面对诸葛亮的“归属”，南阳名流士绅逼他表态，顾嘉蘅不敢开罪当地，又怕承当出卖桑梓之名，便撰下一对联：
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
此妙联既赞诸葛亮，又抹平两省争执。联语措词文雅，意境很高，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那场旷日持久的争论。但诸葛亮“归属”问题已成历史一直未能解决，到了近现代，两地之间的“口水仗”打得更凶。1956年10月13日上午，时任国家副主席董必武从钟祥驱车来到隆中视察，这天雨后初晴，隆中松柏参天，浓荫蔽日、绿树翠竹，苍翠欲滴，山林中氤氲着一层薄薄的雾气。面对秀美景物，睹物思人，董必武诗兴大发，题下一著名对联：
诸葛大名垂宇宙，隆中胜迹永清幽。
董老的题联为襄阳加了分，南阳则颇有幽怨之情。1990年邮政部发行《三国演义》特种邮票，其中有一张是“三顾茅庐”。为了造声势，邮政部要举行特种邮票首发仪式，在襄阳南阳两地的官员和百姓看来，首发式在哪里举行，无疑就是对诸葛亮是哪里人的认可，两地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大力公关，争夺首发仪式举办权，双方势均力敌，无奈之下，这场首发仪式只得不了了之。
争夺诸葛亮的“归属权”，除了精神层面外，更多的是彰显城市形象以利于发展经济。襄阳流传着一个小故事：几年前，一名本地政府官员前往日本招商引资。他向一家日本企介绍了半天襄樊，结果说得口干舌燥，对方却表示“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城市”。此时，日本正风行网络游戏“三国”，这位官员灵机一动说：“襄樊就是以前的襄阳，三国中诸葛亮读书学习的地方”。日本深受汉文化浸润，对诸葛亮极为尊敬，一听说是诸葛亮故地，日方立即兴趣大增，表示希望来朝拜诸葛亮，一来二去，双方最终达成了合作协议。
诸葛亮也促进了襄阳的旅游经济，襄阳的旅游景点，到处可见贩卖旅游纪念品的小店，在这里，诸葛连弩、孔明灯和鹅毛羽扇都摆在最显眼的位置，更有趣的是，有的店主将襄樊著名的“玫瑰香”大头菜切成细丝装袋推销，美其名曰：“孔明菜”。
除了隆中外，“习家祠”也是襄阳人颇为自豪的历史遗址。
习家祠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私家园林。习家祠位于湖北襄阳城南约五公里的凤凰山南麓，这里山不高而幽深，水不长而回环，林深竹茂，溪流潺潺，鸟语花香，景色宜人。据史书记载，东汉建武年间（公元25—56年），襄阳侯习郁效仿春秋越国大夫范蠡养鱼的方法，在在风景优美的白马山下筑堤，拦截山脚下溪流建池养鱼，并在池塘边广植林木，搭建庐舍为居。习郁后裔、东晋史学家习凿齿曾隐居于此，读史诵经，写下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汉晋春秋》。汉晋以后，天下文人墨客追崇习凿齿的大名，纷纷前来咏诗作赋，法古思幽。由于历史久远，习姓人都把这里认做最早的祖籍所在，襄阳人则更喜欢把这里与某位国家领导人联系起来而引以为荣。
千古悠悠俱往矣，今天，习家祠仅存六角亭、荷花池、溅珠池、半规池等景点，但仍值得一游。六角亭建在荷花池中一方形亭台上，六角亭不大，高6.5米，宽4米，重檐六角攒尖顶，方石柱为檐，坚固厚实，斗拱挑梁，古朴大方。挑檐和额枋上遍饰象征吉祥的天宫赐福、万事如意、蝙蝠双至、犀牛望月、凤凰展翅等福祥图案。历经岁月打磨，六角亭已经斑斑驳驳，惟荷花池水依旧清澈，年年岁岁荷花荷叶依旧芬芳。荷花池边一株粗大的古槐相伴，每当夏至，古槐枝叶婆娑，为六角亭遮风挡雨。闲暇之时，步园临池，观亭赏荷，怀古思幽，别有情趣。
襄阳人文历史底蕴深厚，从古至今，大量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人才都在襄阳留下过历史的足迹，宋玉、刘秀、诸葛亮、刘备、关羽、张飞、习凿齿、羊祜、岳飞、张宪、李自成、张献忠、米芾、张继、孟浩然等历史人物灿若星辰；李宗仁、张自忠在此率部抗击日寇；李先念、王近山、陶铸、张廷发、赵紫阳等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在襄阳战斗生活过。
在农业经济的古代社会，襄阳有汉江舟楫之利，又有南北通道之便，“南船北马”带来大量的物流与人流。《荆州记》载：东汉时襄阳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城南一带号称“冠盖里”，古文中，“冠盖”本为官员的冠服和车乘，泛指城市繁荣，有“冠盖满京华”的诗句，取名“冠盖里”，足见城市繁荣。襄阳老龙堤是汉江边上著名的码头，走上大堤，但见樯帆相连，不见首尾。大堤后面便是“排楼巷”，巷子里旅店、饭店、茶馆、酒楼、说书的、卖唱的、摆摊的、挑担的、酿酒的、腌菜的、裁缝铺、当铺、杂货铺从早到晚，熙熙攘攘，车水马龙。当年，唐代大诗人李白在这里被热闹的景象所迷，才在《襄阳曲》中写道：“襄阳行乐处，歌舞白铜堤。江城回绿水，花月使人迷。”
南船北马，五省通衢，全国各地商旅云集襄阳，商人们在这里建起大大小小的会馆，毁于历代兵燹战火的不算，仅明清两代建在这里的就有山陕、中州、黄州、抚州等近20余家，以及数不清的大小店铺和手工作坊。襄阳市区内有一条老街区名为“九街十八巷”，这里街道细长狭窄，青石铺就路面，晴不扬灰，雨不沾泥；房屋青砖黑瓦，更多的是“鼓皮（木板墙）蒙面”店铺相连。南来北往的行商坐贾在这里展开店面，铺陈商品，南甜北咸、东辣西酸，南腔北调的叫卖声此起彼伏。历史的岁月将这里的一砖一瓦刻蚀得斑斑驳驳，穿行在这些巷子里，机纺街、油坊街、皮坊街、瓷器街、炮铺街、麻鞋湾、铜鞮巷等等带有行业色彩的名字如同珠串，古老的名字向今人展示着当年的繁华。
自南宋以后，全国性的政治中心逐渐东移，紧靠长江和大海的东部沿海一带经济地位日渐凸显，尤其是近代资本主义通过海路进入中国，东部沿海的江浙一带享有地利之便，外来的商品和内地的农产品交流形成新的江海经济，汉江的漕运地位一落千丈，京广铁路的通车使得南船北马的襄阳交通优势不再，襄阳的人流物流日渐减少，曾经繁荣的襄阳不可避免地没落了。
明清之际的顾祖禹说：“夫襄阳者，天下腰脐也”。襄阳地处南北交通中轴线上，“东瞰吴越，西控川陕，南跨汉沔、北接京洛”，战略交通地位极为重要，宋代陈亮称襄樊“东通吴会。西联巴蜀，南极湖湘，北控关洛，左右伸缩，皆足以为进取之机”，占有襄阳，就是占有了东南西北战略通道，正因为如此，襄阳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
三国时期，长沙太守著名的破虏将军孙坚（孙权之父）攻打襄阳，刘表派部将黄祖迎战，孙坚在襄阳被黄祖射杀殒命。《三国志·吴书·孙破虏讨逆传》记载：
初平三年(公元192年)，(袁)术使(孙)坚征荆州，击刘表。表遣黄祖逆于樊、邓之间。坚击破之，追渡汉水，遂围襄阳，单马行岘山，为(黄祖)祖军士所射杀。
宋代裴松之为此文作注时引《典略》曰：
坚悉其众攻表，表闭门，夜遣将黄祖潜出发兵。祖将兵欲还，坚逆与战。祖败走，窜岘山中。坚乘胜夜追祖，祖部兵从竹木间暗射坚，杀之。
这场战争以孙坚殒命、刘表取胜告终，从此，孙策、孙权与刘表、黄祖结下了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
宋元襄阳之战是宋元朝代更替的关键一战。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南宋降将刘整向忽必烈进献攻灭南宋策略：“先攻襄阳，撤其捍蔽”，“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唾手可下也”，故“攻宋方略，宜先从事襄阳”。刘整的建议为忽必烈所采纳。咸淳四年（1268年），蒙将阿术在襄樊东南鹿门堡和东北白河城修筑堡垒，切断了援襄宋军之路。咸淳六年（1270年），蒙将史天泽在襄樊西部的万山、南面的岘山、虎头山筑城设堡，完全切断了襄阳与西北、东南的联系，襄阳成为一座孤城。宋元两军在襄阳外围进行了长达3年的争夺战，因元军包围之势已成，南宋援襄之战未果，襄阳城中宋军反包围的战斗也失利，宋军只好困守襄阳。元军围城五年后，宋军张顺、张贵率军增援襄阳，但兵少将寡，无力回天，张顺兵败战死。咸淳八年（1272年）秋，元军攻破樊城，南宋守将牛富率军巷战，最终寡不敌众，牛富与偏将王福投火殉职，樊城陷落。夺取樊城后，元军不断炮轰襄阳城楼，城中军民人心动摇，将领纷纷出城投降。眼看守城无望，援兵不至，襄阳守将吕文焕遂举城投降元朝，咸淳九年（1273年）2月，襄樊战役宣告结束。襄阳丢失，元军从汉水顺流直下，直捣鄂州，南宋政权不保。
到了现代，襄阳一带战火频仍。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突围西进，从黄陂、安陆、随州、枣阳、襄阳一路向西，过河南新野经淅川进入郧阳秦巴山区。蒋介石指挥十几万大军前堵后追，两军在枣阳、随州一路恶战。多少红军先烈血洒襄阳。抗日战争时期，襄阳一带数次成为战场。
1938年10月25日，日寇攻占武汉，参加武汉会战的李宗仁率领以桂系军队为主的第五战区部队沿随枣公路向西，退守襄阳老河口，负责扼守川陕通道。1939年5月，中日两国军队在随州、枣阳会战。5月4日，日机33架对樊城狂轰滥炸，平民百姓死伤千余人，炸毁房屋300多间。5月16日，著名的抗日名将张自忠将军在枣阳南瓜店壮烈殉国。5月30日，日军进攻襄樊，6月1日，日军第十一军攻占襄阳、宜城、南漳，直逼宜昌。1945年3月，日寇已全面显现败象，为扭转战场颓势，阻止中美联合空军对日军后方发起的猛烈空袭，日军集结数万兵力对豫西、鄂北发起进攻，欲攻占中美联合空军老河口前线机场，切断四川、陕西连接中原的咽喉要道“老白公路”。3月27日，日军一部攻占襄阳，当晚陷樊城。5月8日，日军攻占老河口。中国军队从荆门、宜昌、郧阳等地集结重兵发起反击，中日两军在襄阳老河口一代血战旬日，中国军队大败日军。
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反攻阶段。6月13日，奉刘邓命令，中原野战军二纵、四纵组成西集团，六纵、桐柏军区二十八旅、陕南军区十二旅组成南集团围歼襄阳之敌。6月21日，战斗打响。7月2日，歼灭谷城和老河口守敌，9日攻克樊城，大军兵临襄阳城下。7月15日上午，王近山指挥六纵对襄阳城发起总攻，万炮齐发，襄阳城内烈焰张天。15日20时20分，襄阳城破，经过激烈的巷战，至16日上午，解放军完全控制了襄阳城，十五绥靖区中将司令康泽和副司令郭勋祺被活捉。7月16日18时，襄阳战役胜利结束。整个战役历时14天，人民解放军共歼灭敌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部、一零四旅、一六四旅全部和一六三旅大部，俘获康泽、郭勋祺以下17000余人，毙伤敌3500人。收复襄阳、樊城、老河口、光化、谷城、南漳、宜城等七座城镇。7月17日，毛泽东亲自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邓子恢的祝捷电报：
襄阳攻克，康、郭就俘，胜利极大，甚好甚慰。
将康泽送华北，并派可靠武装，加镣铐妥送。
7月23日，毛泽东又委托周恩来起草并亲自修改了中共中央给中原局和中原野战军负责人的贺电：
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李先念、邓子恢、宋任穷、张际春、王宏坤诸同志及中原人民解放军全体同志们：
庆祝你们在襄樊战役中歼敌两万余人，解放襄樊老河口等七个城市，并活捉蒋匪法西斯特务头子康泽的伟大胜利。这一汉水中游的胜利，紧接着开封睢杞两大胜利之后，对于中原战局的开展，帮助甚大。尤其是活捉康泽，更给全国青年受三青团特务迫害者以极大的兴奋，尚望继续努力，为彻底解放中原而战！
中共中央委员会
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三日
襄阳战役后，中原解放军撤离襄阳。8月初，国民政府军整编二十师杨子才部进驻襄阳。11月，国民政府军十三绥靖区司令王凌云及其所属残部，由南阳逃至樊城。12月20－23日，解放军桐柏军区再次发起樊城战役，歼敌4300余人。1949年元月10日，攻克襄阳城。从那时候起至今，襄阳再无战事，开始进入和平建设时期。
几十年来绵延不断的战火给本来就苟延残喘的襄阳经济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南船北马全部瘫痪。市内通往汉口和沙市两条公路残破不堪，晴通雨阻，时断时续；滚滚汉江，堤岸常年失修，每到汛期，到处决口，原来樯帆相连不见首尾，如今只有孤帆点点，鱼火惨淡。战争使得外地客商全部逃亡，市内建筑大多损毁，襄樊城内到处残垣断壁，5万居民的衣食住行困难重重。战前还算兴旺的铁、木、竹、刻字、皮革、缝纫、白铁、榨油、弹花、卷烟、染布、酱菜、理发、油漆、砖瓦、搬运、首饰、鞭炮等手工作坊也都奄奄一息。1949年，襄樊全市的机械工业仅有两台皮带车床，供电系统只有一台用汽车发动机带动的五千瓦发电机，所发电力只能供给当时的地委、行署、军分区和邮电等几个部门的几十盏白炽灯泡。到了晚上，全城一片漆黑，家家户户油灯闪烁。就是这样，发电机也是三天两头出故障，供应的电压不稳，灯光昏黄，若明若暗。
经过几年的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58年，襄樊市恢复和建设了一批由手工作坊发展起来的小型工厂，如棉纺织厂、卷烟厂、原木社、油厂、食品厂、力车厂、造纸厂、农药厂、肥皂厂、针织内衣厂、水泥厂、软木厂、耐火材料厂等数十家工厂。经过“大跃进”的折腾和以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到1965年，襄樊全市工业企业96个，职工总数7584人，年总产值仅有区区4217万元。以最有代表性的机械工业为例，1966年，襄樊市机械工业局系统仅有五家企业519名职工，生产锄草机、磨粉机、板车配件、2.2千瓦电动机及配套农具等六种产品，工业产值398万元，这就是襄樊市工业起步的底子。这底子也太薄了，离现代意义的成体系的工业相差实在太远了。
始于1966年的“三线建设”给襄樊带来了大规模工业化的机遇。
1964年，美国在越南的侵略战争逐步扩大，战火烧至我国广西中越边界；北面苏联穷兵黩武，百万大军陈列在我国从东北至新疆一线；东面，台湾蒋介石集团蠢蠢欲动，狂妄叫嚣要“反攻大陆”，并连续派遣九股武装特务在东南沿海登陆，企图骚扰破坏内地；西面印度在中印边界持续挑衅，蚕食我国领土。在东南西北四面受敌的背景下，毛泽东决定，在中国中西部地区的13个省、自治区进行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史称“三线建设”。按照地域划分，东南沿海为一线，地域为长城以南，广东韶关以北，甘肃乌鞘岭以东，京广铁路以西，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西部省区及山西、河南、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西北部为三线。襄阳地区位于湖北西北部，在三线的范围内。
西面谷城、保康位于重重叠叠的秦巴山区，是三线工厂建设的理想之地，襄阳自然也成为“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
铁路运输通江达海，“三线建设”首先带来的是铁路建设。1966年1月，穿越襄樊市境的第一条铁路——武汉至丹江口铁路竣工通车。1970年7月，贯穿襄樊市境的第二条铁路——焦柳铁路建成通车。焦柳铁路北起河南焦作，南到广西柳州，横穿中国南北，是与京广铁路并行的又一条南北大动脉。1973年10月，东起襄樊、西至重庆的襄渝铁路全线贯通。襄渝铁路东起襄阳，西达重庆，是一条连同中国中部与西南的钢铁动脉。至此，汉丹、焦柳、襄渝三条铁路在襄樊交会，形成南北东西交汇的铁路交通枢纽。襄阳市内设有113股道的列车特级编组站，使得襄阳成了郑州、徐州之外中国第三个交通枢纽中心。316国道、207国道、312国道以襄阳为交叉点，形成四通八达的国道交通网络。长度和水量足以与欧洲莱茵河媲美的汉江穿过襄阳全境，经疏浚后常年通航500吨级以上的船舶，成为襄阳经济发展的黄金水道，也可以满足大型企业建设的生产生活用水。经济建设使得昔日的“南船北马”重新出现，襄阳重要的战略地位再次得以确认。
中国最大的汽车企业第二汽车制造厂在距离襄阳200多公里外的十堰建设，襄阳市内及周边群山中也相继建设了一大批配套企业如湖北化纤厂、襄阳轴承厂、二汽仪表厂、湖北灯具厂、湖北蓄电池厂、湖北汽车工具厂等。大批国防军工企业如鄂北六六工厂、卫东机械厂、汉丹电器厂、江山机械厂、东方化工厂、风雷器材厂、漳河机械厂、红旗机制厂、汉光电工厂、建昌机器厂、宏伟机械厂、航天609所、610所、航天42所等几乎同时落户襄阳周边山区。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随着国际形势逐渐缓和，国家开始将大批军工企业移出深山，相当部分企业开始走向军转民，襄樊市利用地利之便，拿出大量优惠措施，吸引这些军工企业落户襄阳。1983年，为扩大生产规模，时任二汽党委书记黄正夏力排众议，决定将新建的第三铸造厂以及轻型车厂和号称亚洲第一的试车场全部落户襄阳，二汽落户襄阳导致汽车工业在襄阳全面生根开花，成为国内重要的汽车生产基地。
与国家大规模三线建设同步，为了改变落后的地方经济面貌，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起，襄樊市历届政府开始投入大量精力致力于城市自身经济发展。自1969年起，掀起电子工业发展高潮，以此为契机，大规模开展改造老旧工业的“双革四新”大会战。新的工业模式需要大批懂技术会管理的现代科技人才，而这正是襄樊的短板，为解决技术人才的困境，以曹野、郝逢武、鄂万友等人为首的襄樊市委市政府一班人顶着空前的压力，从北京、上海、天津、西安、武汉等大城市大规模引进知识分子和科技人才，尊重科技人才，依靠科技发展经济的政策促进了生产力的飞速发展，襄樊逐渐形成化工、机械、电子、医药、建材、轻纺的地方工业体系并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到1982年，襄樊市一举成为全国中小城市经济发展前十名的排头兵，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表扬。历经千年风雨，如今，依靠科技和人才推动，襄阳古城又一次焕发出勃勃生机。
“不在城里吃闲饭”带来的机遇
1968年，甘肃省会宁县出了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一个叫王秀兰的城镇妇女响应地方政府的号召下农村，由此引发影响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上山下乡”运动。
会宁县是甘肃定西地区的贫困县，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为了减轻城镇的压力，早在上世纪50年代，会宁就开始推行城镇居民上山下乡。1968年4月，会宁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不久，县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再次开始动员城镇居民下乡落户。
会宁县城关镇有一位居民名叫王秀兰，50岁，两个儿子在外当工人，就她和儿媳在城关镇居住，动员会召开十余天后，她便与儿媳一起来到当时的会宁河畔公社九二大队安家落户。因为她是自愿走的，当地革委会将其作为典型展开宣传。1968年9月，时任《甘肃日报》军管会组长的顾立清听说这件事后，立即安排《甘肃日报》记者马占海去报道此事。
马占海直奔会宁县找到王秀兰采访，当问到秀兰对离开城镇到农村下乡当农民有何想法时，王秀兰不假思索地说：“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作为老记者的马占海感觉到这句话正好切中采访的关键，他在新闻稿中突出了王秀兰的这句“豪言壮语”。顾立清对这篇稿子很满意，认为突出了“新生事物”，他将“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作为标题，安排在12月8日《甘肃日报》头版上发表。标题的引题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纷纷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线，到农村安家落户，主标题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报道中说，“脱离生产劳动的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参加农业生产，是防修反修的百年大计，是逐步缩小城乡差别的正确途径。”
顾立清和马占海都没想到，这篇报道竟然被毛泽东一眼看中。毛泽东立刻指示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派人到甘肃会宁实地核实这篇文章的真实性。经过一周多的调查后，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以整版的篇幅，原文刊登了这篇消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并加了编者按。“文革”中各种新鲜事物层出不穷，为什么一个城镇妇女下农村这件事引起毛泽东的高度关注呢？这需要从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历史说起。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新中国刚刚成立，城市是工业、手工业、商业集中的地方，也是恢复和发展经的重点。但由于战争的破坏，全中国几乎所有的城市济千疮百孔，绝大多数企业因为能源、资金、原材料和市场问题停工或开工不足，城市出现大量的失业人群。虽然就业水平低，但人们的吃饭穿衣等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却一样不能少，发展和恢复经济，保障城市市民的基本生活成为新中国各级政府沉重的负担。城市人口中，中小学生占有相当的份额。1953年，国民经济建设开始起步，急需各类受过教育的人才。当时国家教育事业的规模、结构不尽合理，城镇中小学生入学率虽较高，但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却滞后，没有那么多的高校和专业满足他们的升学要求，另一方面，随着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农村又需要大批有文化的知识青年。毛泽东因势利导，他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按语中指出：“全国合作化，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哪里去找呢？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的高小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
1955年9月4日，毛泽东在《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上批示：“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在讨论《一九五六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中，毛泽东特别写上了一条：“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
1955年8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必须做好动员组织中、小学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工作》的社论。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大规模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其目的一是为了缓解城市就业和生活物资供应短缺难题，二是改变农村缺少文化的落后面貌，促进农村建设发展。
1958年至1962年，“大跃进”导致国民经济进入三年困难时期，城镇居民生活供应日益紧张，为了保证最基本需求，城市居民的吃穿用等方方面面进入凭票供应的时代。尽管下了极大力气，但由于产出远远不能满足城市供应所需，不得已的情况下，只能减少城市供养人口。196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并动员和组织知青上山下乡。196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城镇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这是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一个纲领性文件。1964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上山下乡被称为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重要途径。1964年5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知识青年要和工农群众变成一体》的社论。196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发布了通知。从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被列入党和国家重要的工作。1962年至1966年５年内，全国共有129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是中国政府第二次大规模动员和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深层原因仍然是为了缓解城市供给不足问题，其次也是为了加强农业，改变农村人口的文化结构，培养新型农村人才。
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红卫兵运动在全国迅猛兴起，这些尚未成年的青少年学生单纯、无知、好奇、冲动，没有思想束缚，敢想敢干敢闯，成为运动初期的主要力量。到了1968年中期，青年学生身上的幼稚、狂热发展到难以控制的地步，各大中学校造反组织派系林立，武斗不断。“文革”使得正常的教育秩序完全打乱，从1966年到1968年，全国大、中学校停课闹革命，所有的学校都停止招生，至1968年暑期，全国六六、六七、六八三届初、高中毕业生近千万人因不能继续升学而待在家里。文革导致各级政府均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工厂企业大面积停产，国民经济处于半停滞状态。学校不招生，工厂不招工，近千万青年学生待在城里无事可做，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怎样安排好这些青年学生，发挥其正面作用，避免其负面影响，成为毛泽东思考的重要问题。就在此时，《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报道应运而生。
人民日报在在转发《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的报道时加了编者按。同时，在报眼位置的《毛主席语录》栏里，发表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人民日报发稿的第三天，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以及全国各个报刊先后转载。“文革”中，凡毛泽东发表了最新指示，全国各个城市皆半夜三更敲锣打鼓，游行庆祝。那一天，中国各个城市的大街小巷人头攒动，人们敲锣打鼓，欢呼“最新指示”发表。从此，起于会宁的由城市居民到农村去，转化成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这是中国第三次也是最大一次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
促成上山下乡这场运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毛泽东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防止和平演变这样的战略构想，也有解决城市就业问题的实际考虑，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结束了红卫兵运动。笔者作为知青中的一员，现在回顾发生在41年前的这场运动，抛开所谓“反修防修”不谈，从自身角度看，农村艰苦的生活劳动使得我们这一代人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和锻炼，在社会的风雨中，受到了磨炼，增长了才干，体验了民间的疾苦，上山下乡成为我们这一代人最为“宝贵”的经历和精神“财富”。但是，大批风华正茂的青年学生失去了本应在学校接受正规教青的机会，造成人才生长的断层，绐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带来严重的后果，成为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国家也为此付出沉重代价，全国为安置城镇居民和知青所花费的经费超过100亿元，邓小平对此曾评价说：我们花了三百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
就在动员全国知识青年和城镇居民上山下乡的时候，毛泽东又要求广大干部进“五七干校”参加劳动。
1966年5月2日，解放军总后勤部给中央军委发来一份报告，内容是部队开展农副业生产的五个问题。林彪将报告转送给毛泽东。此时，毛泽东对中国政治形势的分析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认为，大批的干部高高在上，脱离了群众，这种现象必须改变。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
林彪同志：
你在5月6日寄来的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作出适当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中共中央在1966年5月15日批转“五七指示”时指出：“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
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从中央各部委到地方各省市县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成立革命委员会精简了大量干部，如何安置这些人？1968年7月11日，人民日报在报道“灵宝县革委会实行领导班子革命化——精兵简政，密切联系群众”时，加了一个按语，按语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建立革命委员会，要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走“精兵简政”的道路。1969年1月，毛泽东再次指示：干部要下放劳动。1970年6月22日，中共中央批准的《关于国务院各部门设立党的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中确定：国务院各部委机构，由原来的90个精简为27个，各部委的干部编制总数压掉82%，中央国家机关干部的精简，直接带动了各省、市、自治区机关及其下属的地、县一级干部的精简。接着，各企业、学校、群众团体的干部也大量精简。精简出来的干部数量，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如何安置这些干部，已经成为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就在这时，远在边陲的黑龙江省，突然冒出了一个柳河“五七”干校。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将大量精简的干部集中安排到农村，办一个农场，让干部在农场里学习落实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在体力劳动中“改造”自己。黑龙江省革委会把办柳河“五七”干校的经验上报中央。看到这个材料后，毛泽东于1970年9月30日写了一则批语：“此件可在人民日报发表。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以上请提到碰头会上讨论决定。”
间隔很短的时间内，几条“最高指示”陆续下发，全国各地城乡顿时行动起来，特别是城市，有的家庭先是送走孩子上山下乡，然后自己两口子或是“不在城里吃闲饭”，或是到了“五七干校”“改造思想”，有的家庭人去屋空，户籍吊销，有的家庭仅剩下没有任何劳动能力的老弱病残。襄樊市工业基础薄弱，基本上属于消费型城市，城市里有大量的城市居民，几个最高指示的下达，也造成了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和城市居民迁出城市上山下乡。据《新中国60年襄阳大事回望》记载：
1979年，襄阳地区行署决定，全区下乡的城镇居民，原则上由县、市全部收回并进行安置，下乡城市居民和知青开始大批返城。至1980年底，全区共安置就业人员46000人。
这一数字说明，当时襄樊市上山下乡的城市居民和知识青年起码不低于5万人。
在落实“最高指示”，动员城市居民上山下乡的过程中，一个新情况摆在襄樊市革委会面前。襄樊市有很多外地驻市单位，如三线建设企业，企业在山里施工建设，山里没有生活设施，只能将生活基地设在城市里，还有一些单位，本身的工作就是在野外，如省地质局第12地质队、冶金部605地质队、国家建委102公司等。每个成年男人后面都有一个家庭，男人整日在野外工作，需要妻子在家里负责操持家务，伺候公婆，抚养孩子，让长年在野外作业的丈夫们安心工作。按照“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标准，她们也被划在“吃闲饭”之列，如此一来，她们也要“上山下乡”。但她们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她们走了，孩子谁来带？老人谁来照顾？她们走了，她们的家也就塌了，家没了，这个单位的工作也没法继续进行。如第十二地质大队就是个典型。怎么办？问题层层上交，但谁也不敢拍板，“最高指示”面前，谁敢说个“不”字？
第12地质队的问题放到了刚刚被“解放”出来，时任襄樊市革委会工交组副组长鄂万友的面前。鄂万友时年三十多岁，1958年中专毕业，从辽宁分配到湖北襄樊，在襄樊通用机械厂等企业工作多年，因为工作成绩优异，1965年被任命为襄樊市城建局副局长，1966年，刚就任副局长不满一年的他被以“走资派”名义打倒，1968年“解放”后复出。从基层一步步干出来的鄂万友对基层劳动群众有着深深的理解。他很清楚，这城市里的大叔大婶，大娘大爷们年纪大，身体不好，家庭困难，如果不加区别地执行“上山下乡”和“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最高指示”，不问青红皂白，把他们统统赶到农村，只会给更多的家庭增添无穷麻烦。但在那种政治环境下，谁又敢违背“最高指示”呢？鄂万友年轻时遇事就爱琢磨，总是能给人一些意想不到的“歪点子”。此刻，他的聪明表现出来了。鄂万友认为，这件事情既简单又复杂，又不能让她们走，但还要能符合“最高指示”要求，解决这个问题，重点放在“吃闲饭”上。她们都有两只手，如果让她们在城里有事情干，就不算是“吃闲饭”，不是“吃闲饭”，就不用离开城市。这意味着，只要给这些家属安排工作，就可以不用下乡。但那个时候，到处都在“停产闹革命”，大量的工厂都停产了，还有谁要招工？谁又愿意招这些大妈大婶呢？节骨眼上，鄂万友接受了一项任务。
1969年正是“三线建设”的高潮时期，襄樊地处秦巴山区的大门口，第二汽车制造厂（以下简称“二汽”）和大量的三线军工企业建在山里，三线企业建设需要电力，国家正在组织架设高压输电塔的大会战，襄樊境内的输电塔架设由襄樊市负责。当时二汽建设已经实行军管体制，军管小组组长是武汉军区副司令孔庆德。孔庆德是军人出身，说话办事都是一股军人作风。他下命令，一定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铁塔架设任务。按照上级要求，市革委会指定工交组副组长鄂万友负责这项工程。架设高压输电塔有一道工序，即要给铁塔刷防锈漆。每个输电塔由数吨角钢组成，成百上千座的输电塔有成千上万吨角钢，这么多角钢要刷防锈漆，需要多少人？为了找到合格的油漆匠，鄂万友没少费心思，在实在无人的情况下，他骑着自行车在襄樊市大街小巷到处窜，将那些在街头敲敲打打做白铁皮的手艺人集中起来，刷防锈漆前先要除锈，这些人算是除锈的师傅，但还需要大批刷油漆的人，他合计，到处找人都找不着，不如把这件工作交给那些驻市单位的家属们，这不就算有工作了吗？有了工作就不算“在城里吃闲饭”，不就可以不用下乡了吗？
当时，鄂万友的住所与12地质队相邻，与地质队的干部也熟识。他把这个想法与12地质队留守的负责人沟通，这位负责人正为几百名家属的去留愁眉不展，一听鄂万友的想法高兴坏了，立即给他找来家属们的“头”刘爱云。刘爱云30多岁，身材高大，精明干练，说起话来快人快语嗓门响亮，做起事来风风火火，脚步带风。她的“职务”算是“妇联主任”，只是这个“主任”属于未入列的干部，只工作没工资。听说要将家属们组织起来成立油漆队，刘爱云也高兴得不得了。这些日子，几乎天天都有姐妹们为下乡的事到她这里讨主意，诸如“婆婆有病”、“孩子还小”之类的话，说着说着就流眼泪，她性情豪爽但也解不开这団乱麻。这下好了，鄂局长给大家找了份工作，有事情干还不用下乡。就这样，家属油漆队成立了，刘爱云牵头负责。支援二汽建设是政治任务，干活没有工资，每人只发几元钱生活补助，每人每餐一大碗面条，最重要的是每人发一枚毛主席像章，这在当时可是最贵重的礼物了。
给角钢刷油漆是件非常累的工作，首先要将角钢除锈，然后再刷防锈漆，再在外面刷一层保护漆。除锈全靠榔头敲，砂纸擦，干起来灰沙飞扬，除锈一定要除干净，否则油漆会鼓包，从里面锈起。铁塔生锈，输电塔就危险了；刷防锈漆时，油漆气味刺鼻，很多妇女不适应，有的头昏眼花，有的身上长疹子，有的人甚至想打退堂鼓。但刘爱云鼓动大家坚持，更何况这件事牵涉到一家人在城里是留还是走的大问题，“大是大非”面前，大家也就坚持下来了。一群婆婆妈妈们整日在室外叮叮当当敲铁锈，刷油漆，一个个搞得灰头土脸，乌眉灶眼，身上到处是油漆，经过几十天的奋战，给高压铁塔刷防锈漆的任务按时圆满完成。事情完成了，12地质队的家属们又该怎么办呢？无巧不成书，又一个机会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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