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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张岱《西湖七月半》节选
朗读：叶觅
音乐：华夏民族乐团-渔舟唱晚
（明代杭州城，图片来自网络）
编者按：著名学者胡晓真认为，关于城市回忆的古典作品有两种系列，一种以《东京梦华录》为代表，以不同形式围绕着皇室和仪典，处处表明这是一个有关“京城”的记录。从政治上至高无上的帝后之尊，到庶民市场上最贱价的一块饼，都被放在同一个文本平台上打量。《杭俗遗风》虽然缺乏对政教历史的兴趣，是属于《东京梦华录》一系。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城市回忆录的典范，张岱的《陶庵梦忆》便是最好的例子。
张岱在明亡以前，可说享尽江南繁华的好处，他晚年自称早岁是纨绔子弟，“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这里所列的享受，多半同时牵涉文化与物质的条件。令人好奇的是，这些享受的项目，哪些需要城市条件的支持呢？
曾有学者指出，张岱的回忆录受到晚明刘侗与于奕正所合著之《帝京景物略》的影响。这部城市志详细描写晚明北京城及近郊的风景、园林、风俗，并且大量带入相关的历史与文学典故。张岱的回忆录同样文风优雅，不同的是，叙述主体更为彰显。
例如，要列举食品，张岱在《陶庵梦忆》中便不以形式上客观的饭馆食肆为依归，而是宣示：“越中清馋无过余者，喜啖方物。”然后便如数家珍地举出从各地——北京、山东、福建、江西、山西、嘉兴、南京、杭州、萧山、诸暨、临海、台州、东阳、山阴——运到他餐桌上的珍馐美食。他说：“远则岁致之，近则月致之、日致之。耽耽逐逐，日为口腹谋。”透过这样的个人化叙述，作者的自我声音突出，形象更是鲜明。虽然稍后张岱对自己沉溺美食的追求表示愧悔，但难掩当年品味精致且“传食四方”的自豪感。我们可注意到，张岱列出的多是食材，例如水果类的苹婆果、秋白梨、福橘、樱桃，水产类的河蟹、屯蛏、白蛤、江鱼、鲥鱼，鲜蔬类的笋子等，可见他的美食倚赖家厨自制，不像《东京梦华录》系列写食物，都是城市里食肆与市场中现成之物。
（线装本《陶庵梦忆》，图片来自网络）
由食物的例子即可知，如张岱这等文人，他的城市经验最好的部分，其实正是他可以与之维持一个美感距离。换句话说，《陶庵梦忆》谈美食，其实讲的是地位与品位，与《东京梦华录》系列的庶民市肆完全不同。《东京梦华录》的作者孟元老追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的东京，作为北宋都城的居民，他对其中的仪式、酒楼、食店、技艺、民俗等一切都无条件地认同，而一旦遭遇兵火，虽然只能在“情绪牢落”“回首怅然”中默默以终，但是他热烈地期望透过文字，将东京的繁华整体传达给后辈乃至后代。这便使得孟元老与他设想的读者形成一个紧密的分享团体。
张岱在南明灭亡后，于穷愁残败中写《陶庵梦忆》。他在《序》中几度强调果报与忏悔，对往日享有的繁华靡丽，似有无尽愧憾；然而观其内容，张岱对明末江南种种精致文化，分明仍是风月无边地一往情深，他更坚持自己清逸的品位，不能与城市庶俗混杂等同。因此，张岱对江南城市的态度是分殊阶级与品位的，这使得他即使在大劫后，仍然既不能包容城市凡俗的那一面，也无法与众人共感。如是，同样是写在动乱与破坏之后，两种私人城市志不论呈现的画面，或作者劫余的心理，都非常不同。
就此而论，《杭俗遗风》虽然缺乏对政教历史的兴趣，还是属于《东京梦华录》一系，对城市的凡俗细节特别认同。在讨论食物的一章，范祖述讲的都是杭州著名的饭馆以及吃食，而且特别留意食物的价钱，这在其他私人城市志中是未见的。范祖述表现的是市井之民的经验与品位，他觉得重要而值得记录的“遗风”包括节庆、慈善机构、大众娱乐、结婚、寿庆、丧葬、职业、饮食、地方物产等。相反的，其他杭州书写所津津乐道的岳王庙、于谦祠等英雄陵墓，或白居易、苏东坡这些历史文化人物，却完全缺席。
（现代制作的范祖述线装书《杭俗遗风》，图片来自网络）
他表现的话题，有些或者可说与传统儒家价值相关，例如婚丧仪式，但其他的话题则是作者对城市的个人性关怀。以“俦品类”为例，范祖述列出了十三种类型，以为可以代表杭州的特色。第一种是“大先生”，指的是挥金如土以遂己意的人。评论者洪岳指出，这个词原来专指晚清大商人胡雪岩。第二类是“二先生”，指的是追逐流行的浮浪子弟。与前两个类型相对的是“土户儿”，范祖述描述为与官员文士没有接触的殷实地主。在“排场”类，范祖述则写了特殊职业，例如为人备办宴席的专业“厨司”与“茶司”，婚礼时陪伴新人的“搀伴”，以及专门为人安排各种仪式典礼的“彩结”。这些类型显示城市里各种行业的专业化，而正如“排场”一词所暗示，这些人犹如在城市舞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场，热闹声喧，代表居民集体共有的虚华感，也是观看与自我展示的欲望。
部分继承城市回忆录的传统，范祖述也写娱乐，书里举出一连串说唱与戏剧表演的形式。不过更为有趣的还是因为时代变迁而出现的新事物，例如杭州在十九世纪中叶的女性职工。范祖述提出了八种女性的职业，包括担任闺塾师，或在尼庵供职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毫不犹豫地把女子接受闺塾教育，视为对未来以教书为业的准备，而教师也是范祖述口中女性职业的首选。这与传统女子教育的德性与文艺取向非常不同。更何况，根据范祖述的说法，闺塾师的薪资甚至比男性塾师更高，因为愿意为女儿聘请闺塾师的，一定是家境较为优渥而且对女儿期望较高的家庭。范祖述的描述，固然脱去了明清女子教育教导“才女”的美丽外衣，但也指出了女性在社会中扮演新角色的可能性，这与晚清以后的发展有清楚的联系。
（明代蓝瑛《西湖十景》，图片来自网络）
《杭俗遗风》所列的八种职业，都是女性可以借以谋生的，作者甚至明确地标明每种行业的所得。这锱铢必较的态度也显示范祖述对城市生活的实际要求（而非美感层次）的认知。这种生活感，比《东京梦华录》系列所有作品都更进一步，显示了十九世纪中叶城市的近代化轨迹。如果我们观察二十世纪初期对于女性职业的讨论（例如《妇女杂志》之类刊物中大量的相关文章），便可发现《杭俗遗风》对女性职工的态度，表现了十九世纪中期以后社会实况与观念发生改变，即将过渡到现代的情境。
（本文节选自丁帆、王尧主编“大家读大家”丛书第二辑——《明清叙事文学中的城市与生活》，胡晓真著。译林出版社出版，江苏明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策划出品。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公众号“大家读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