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17日，我人生第二次体会到人生无常。尽管我们总以为常态就是常态，但是，我们很少意识到，常态其实不是固态，总有些无常的力量在时刻不停地破坏常态。有些无常的力量是正能量的，有些无常的力量是负能量的，所有无常的力量都是破坏的力量。
2014年7月29日，我来到美国湾区，人生第一次体会到人生无聊。在一个巨大的租的院子里，朝云暮雨，草木肥美，我看云彩在天空上变化。天空是个巨大的宽银幕，云彩似乎是在厮杀，也似乎只是在变化，我想，人类看电视或者看手机和我此时看云也没本质的区别吧。租的房子所在的区域是一个废弃的海军修船基地，一些闲散的黑人在院子前后街走过，偶尔哼一些英文歌曲，我无法判断他们有多快乐或者有多不快乐。一只没有目的的黑猫从前排房子的屋梁上走过，中途瞪我一眼，一言不发，接着继续没有目的地走了。
我在山西太原郊区的晋祠看到尉迟敬德的院子，巨大，荒芜，院子里的建筑似乎都是近代私搭乱建的，但是进门的左手有个横躺的枯树，具体树种已经很难辨认，巨大，荒芜，一个小牌牌上写着：“尉迟敬德挂甲处。”我想了想尉迟敬德挂甲的那些瞬间，以及他挂甲时的那些小心思，残月当头，剑不在手，累极，不洗也睡了。我又想了想，如果他没有了李世民及其团伙，没有了明天再披甲上阵的目的，没了必胜的幻想，他睡前的心情会是什么？
我在租的院子里开始翻译泰戈尔的《飞鸟集》，披甲上阵的目的是：我想掂掂第一个亚裔诺贝尔奖得主的见识有多高；我想通过翻译英文拓展一下现代汉语的词汇；我想平复一下心情。
三个月，一百天，我翻译了三百二十六首短诗，喝了三百瓶葡萄酒，度过了一段从中学毕业后从没有过的挂甲时光。翻译完那天，喝了顿大酒，我觉得，我的目的达到了。
2015年7月30日冯唐译《飞鸟集》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出版，波澜不惊，慢慢在卖，慢慢在被阅读。
2015年11月24日开始，对于冯唐译《飞鸟集》的骂声忽然响起，从一个报纸到另一个报纸，从一个杂志到另一个杂志，从一天到一周，从一个人到很多人类，终于到似乎中文纸媒全覆盖，终于到骂声一片。
2016年初的某个周末，我接到电话，说，出版社受到众多老翻译家们的巨大压力，说，是可忍孰不可忍，说，他们要告到底。出版社说，要下架这本翻译诗集，通知你一下。我说，收到了。
2016年初的那个周末之后，冯唐译《飞鸟集》就下架了。再之后，有一些文章出来，说，翻译得好；更多的文章出来，说，翻译的自由尽管渺小，但是也是一种自由。然后，从一个报纸到另一个报纸，从一个杂志到另一个杂志，又是一遍似乎全中文媒体的骂声。我也被迫取消了原定在印度参加的书展，听说，有印度读者威胁要绞死我，立刻，马上，现在。
一时，我被骂蒙了，我能理解无常，但是我一时无法理解这种骂的常态。
如果说我没资格翻译，我苦学英文多年，学霸多年，托福满分，没见过周围的活人英文原文小说和诗歌读得比我多很多的。我修炼汉语多年，学霸多年，司马迁之后，《世说新语》之后，张岱之后，没见过太多的比我更好的汉语修为。
如果说翻译必须“信达雅”，“信”必须在“达”和“雅”之前，我想问，这是谁规定的？这个规定为什么和凭什么需要全人类在全时间内遵守？就算“信”在翻译中是第一原则，谁能评判什么翻译是最“信”？
如果说郑振铎翻译的《飞鸟集》成为“经典”之后，其他人就不能翻译，我想问，为什么没有权威告诉我不可以翻译？而且，郑振铎在二十几岁的时候用形成中的早期现代汉语翻译泰戈尔五十几岁写的《飞鸟集》，为什么就没有任何可改进之处了，哪怕郑译已经成为了“经典”？
我不是社会学家，我不是心理学家，我也不愿意以恶意度人，我不理解为什么人类会害怕冯唐翻译的《飞鸟集》。我开了一瓶红酒，喝到一半，发信息问我的一个学心理学的朋友，他发回的信息是：
自君翻译，举国谩骂，人生荣耀，莫过于此。
人在群体中正常生活，总要遵从一些基本原则，或者法律规定或者江湖道义。我细查所有现代法律规定，我细审我所知的江湖道义，我没觉得我做错了什么。如果连翻译诗歌的自由都没有，人生还有什么好眷恋。
无论法律规定和江湖道义是什么，我坚信，破坏是艺术家最重要的责任，没有之一。
于是，再次出版这本书，就成了我的责任。原汁原味，一字不删。
谢谢天地图书。
(本文为香港版冯唐译《飞鸟集》序言，即将于明年初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