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先生在《我与父辈》中叙述了他与父亲、大伯、四叔一代人之间深沉而无声的爱。作者深情讴歌了中原农村的质朴人情，更客观陈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人民生活的困苦与抗争。在那个高喊革命口号的年代，中原大地上的百姓以其善良、本真、坚韧的品质养儿育女，被时代抛弃，被命运捉弄，被贫瘠与荒芜蚕食得毫无尊严。阎连科以其冷峻的笔锋写出了那个时代的快乐与无奈，情深之处令我几度潸然泪下。
纵观全书，作者除了告诉我们他与父辈之情外，更将一个沉重的词汇抛给了我们：断裂。
我与父亲：爱之断裂。
中国有句古话：养儿防老。但苦难贫瘠的中原大地教给少年阎连科的除了多病的父亲的朴素，兄弟姐妹的真情，更多的是一份信念，一份想要及早逃离家乡，逃离父母与多病的姐姐，逃离广袤贫穷的土地的信念。
一个农家子弟，在目睹了城市知青们的跋扈与朝气，目睹了城乡不公之后，有信念并且有能力逃离农村，是一件值得称赞的事。但作者却因此而疏离了对父母的照顾，错过了许多在双亲膝下尽孝的机会，这对一个长期在外的人来说是一种残酷的煎熬，尤其是在他记错了父亲的祭日，身为文字工作者却从未为父亲写下过只言片语的文章时，一种深深的罪孽之感便袭击了他。“养儿防老”对于他的父亲来说，仅仅是一个梦想而已。
一个孩子从出生到走向社会，必先依附于家庭而存在，家庭是孩子的氧气，它的氛围直接决定了孩子的秉性、品格，甚至前程。幼年时期的孩子是依恋家，依恋父母的；成年之后的孩子则必须要从父母的家庭里走出来，与毫无血缘关系的人们相处，建立起自己的关系网，并从那些毫无血缘关系的异性中挑选出一个人来建立一个新的家庭。这是轻松而明快，崭新而温暖的家庭，人们往往把时间与精力投注在了这个由自己做主的家庭里，投注在了自己怀中这个崭新的白纸一样的孩子身上。转头才发觉那个远在故乡的沉重的家，那对给予了自己人生养分的、也曾百般疼爱过自己的爹娘，就那么苍老地伫在回忆里，伫在村落里，伫在自己新建的小家庭的影子里。那么真实，那么不合时宜。
当一个人还有父母亲时，无论他们多么苍老，他们的孩子仍愿把他们当作三十多岁的样子来依靠。然而当他们阖然长逝，孩子才意识到心中那座山倒了。作者在书中作了深深的忏悔，虽然这些忏悔都是一些无所谓对错的小问题，但作者却将它们无尽放大，直至将自己贬斥得无以复加。
剖析自己的过程就是赎罪的过程，更是自我认识，自我解脱的过程。作者将这种负罪感背了几十年而不忍碰触，可见他是多么不敢面对与父亲之间那道深深的裂痕。父亲劳作的背影，动怒时甩过来的巴掌，咳嗽时痛苦的神色，被河水浸得发青的双腿，病榻上简短的语言，都变成了阎连科温暖而又痛苦的回忆。这种回忆折磨着他，让他为自己长期的缺席而懊恼，为自己一个瞬间的罪恶念头而异常不安，为父亲给了自己许多而自己却无以回报而羞愧。
爱的断裂是每个家庭都要面对的尴尬，是每个渐入中年的人都不可回避的现实。普天之下的父母们都在尽心竭力地把孩子教育成优秀于自己的人，但越是优秀的孩子就越缺少爱父母的机会和能力。就像阎连科的父亲在后院踩出的那道浅浅的脚印，多少焦灼隐于其中，唯天可鉴罢了。
我与大伯：取与舍的断裂。
大伯是个极善良的人，他的一生都在与命运作最残酷的斗争。他克服贫困而走街串巷地织袜换粮，他克服严寒而奋力拉石头为儿子们积蓄结婚的资本，他克服疾病而顽强地独立生活，他甚至克服儿女惨死的痛苦而不去给别人添一点麻烦。他的一生都在与生死、得失周旋，虽难辨胜负，却仍活的悲怆而乐观。
大伯疼爱所有子侄，他的所有悲苦都来源于六个儿子与两个女儿的压力，但他仍用一个农民的全部智慧养大了他们。他无尽的付出是该得到应有的回报的，但命运却并不眷顾可怜的大伯，儿女的相继离世给了他莫大的打击，以至于在他无处排解时找到了自己的侄子阎连科，一碗蛋炒饭、一夜长谈就解了大伯的所有心病。善良的大伯向命运索取的东西太少了，少到无形的一夜长谈，无声的一碗蛋炒饭。
然而大伯心里的苦，谁人又知？大伯没有文化，却有高贵的品质，他不追求大而浮华，只要一块红薯，一台彩电的实实在在的幸福。这便是一个最朴实的农民的最本色的幸福。
赌，是大伯一生的污点，也是大伯一生的写照。在我看来，愿赌之人必是对命运有所不满，才渴望通过这种捷径来获得回报。大伯的赌，便是他对抗贫苦和饥寒的一种无声的方式。几次三番，他的不安分让他险些搭上一条性命，更令他彻底臣服在了命运之神的威严之下。大伯终于明白：原来我是敌不过命的。故而他毅然收手，转战商场，一次次投入金钱和精力，一次次盈利与亏本，就如同命运投射在大伯一生当中的一张赌桌，任你如何调换战略，终难翻牌。
再伟大的人物，也难逃时代与命运的轨迹，更何况是目不识丁的贫之又贫的善良的大伯。用自己的生命去温暖别人，直到油尽灯枯。这是父辈给阎连科的精神财富，一笔于卑微之中痛苦领悟的沉重财富。
我与四叔：城与乡的断裂。
四叔是一个矿工，他的工作是在矿山上永无休止的劳作，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民工。四叔担负着“一头沉”的家，顶住最辛苦的工作，把毕生的血泪都洒在矿山上，却仍被城里人视为农民。农忙的季节，四叔要回家干农活，穿的光彩时髦，在村民艳羡的目光后暗洒闲抛，将苦泪吞进肚里。妻儿不解、侄子央告，直到阎连科亲历了四叔的苦，才懂得四叔那份衣锦还乡背后的辛酸与沉痛，体会到城乡之差给矿工们心理上带来的巨大痛苦。
四叔从不怨天尤人，反而很是自得其乐。一杯白酒，就着城乡夜幕的苦泪一起入肚，矿工的无奈是不为那些风光下的城市人，田头耕耘的农村人知晓的。尴尬，是四叔一生的写照。脱离农村却又受其滋养，一家老小全靠广袤的田野哺育；依附城市却并没有真正融入过它，他总是要忍受他人的防范与不解，只因他有个“一头沉”的尾巴。四叔活的不如农民安逸，因为矿山上没有农闲与农忙之分；四叔同样享受不到城里人的潇洒，他没有权利像别人一样打牌逛荡，他的良心与那远在农村劳作的妻儿不允许他这样。
四叔的一生都被城与乡撕扯着，他就像一块磁铁，一生都奔走在城与乡的两极。当他终于退休了，回归乡村，原以为可以颐养天年的四叔却陷入了更深的迷茫和恐慌之中。熟悉的乡村却再也没有那些熟悉的人、熟悉的故事、熟悉的味道。 世事的变迁又一次冲击着四叔，就像年轻时在外务工被城市冲击一样。四叔的精神世界彻底崩塌了。“我究竟属于哪里？”四叔的心里一定发出过这样的诘问。一个为城市奉献了一生的农民，却无法将自己的黄昏安放在城乡的任意一极上，他又一次被城乡折磨，命运与他开了一个太大的玩笑，他崩溃了。一杯酒，一桌赌局，成了四叔晚年的桎梏，更是他自投罗网的麻药。他宁愿沉在昔日奔波劳碌时所做的那个梦里，迟迟不肯醒来。
《我与父辈》中所述的问题是每个人、每个家庭都会感受到的问题，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社会问题。优秀的作家宁愿袒露自己心灵上的创伤，任读者一次又一次用泪水浸渍它们，以此来警醒他人，呼吁当下国人重视两代之间、命与争、城与乡的断裂，可谓赤诚。在我们追求城市化进程的今天，有谁关心过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善良的劳动人民的情与爱、得与失、精神与荒芜？
《我与父辈》是一本写满了血泪的书，是一本关于成长与领悟，背弃与回归的书。见微知著，感人至深。它令每一个读过的人反省，反省自己作为子女的疏漏与虚无，反省自己作为人的汲汲与伪善，反省自己作为父母的急切与过错。
土地是承载了一切伟岸、深邃、丰饶、贫瘠的强大母体，人类所有疑虑都可以在广袤无垠的土地上寻得答案。朴素、坚韧、善良、正义，便是土地留给我们的取之不尽的财富。
感谢作者，让我领悟，给我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