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益的源泉：捕捉生活中的经济学身影(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熊秉元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效益的源泉：捕捉生活中的经济学身影试读：

※人是环境的动物，因为人是成本效益的动物。

※我们处理过去，是为了未来。

※道德不是来自圣人哲王的提携教诲，而是来自市井小民的自求多福。

国※道理最好浅中求，因为真佛只讲家常话。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改变政权如此，改变思维亦然。

※信念最好立基于事实，而非想象；公共政策最好立基于事实，而非信念或想象。

……序　为经济学的普及请命

我曾应邀到台湾的一所小学去演讲，对象是中高年级资优班的一群小朋友。他们的老师很用心，自己设计了一套“经济学”的教材，而因为看了我的书，所以请我去和小朋友谈一谈。

小朋友们聪明可爱，问了许多有趣的问题。他们把问题写在小纸条上，我在档案柜里还存了其中的几张。演讲完后，几位老师表示，过去他们把经济学界定在对于商品劳务的探讨上，经过我的阐释，他们发现经济学不只是探讨“价格”的问题，而且也处理更一般性的“价值”问题。

他们还送我一套录像带，是美国小学里经济学的教材。后来在看经济学的文献时，发现美国一般高中里也有经济学的选修课。美国经济学学会还曾经组成项目委员会，评估高中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效果，而且公布评估的结果。显然，在美国从小就有经济学的教育，循序渐进，而且这是对一般学校的学生，而不是只针对商业学校。

我想，美国教育体系对经济学的重视，主要是体会到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社会密不可分。在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经济活动已经成为主导的力量，人的衣食住行乃至于工作家庭，都和经济活动息息相关。因此，一个现代公民，必须具备基本的经济学知识。有了基本的了解之后，消极的，可以在经济起伏里自保；积极的，可以通过参与经济活动，追求自己的福祉。

对于一个以资本主义（精神）为主的社会而言，经济学显然很重要。相形之下，对于一个以伦常道德教化为主的东方社会，经济活动似乎不是关键所在。可是，这事实上是一种错觉，而且是很令人惋惜遗憾的错觉……

在社会科学里，政治、法律、社会、经济是公认的主要学科，而且每个学科都有自己悠久辉煌的历史，也都累积出非常可观的智慧结晶。在人类摸索前进的过程里，也都曾经在某些转折点上，发挥关键性的影响。不过，自1960年起，经济学的发展，已经使这些学科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而渐渐有一枝独秀的趋势。主要的原因是经济学者带着他们的分析工具，大举进入其他的社会科学领域，而且已经有非常璀璨的成果。

在社会学方面，盖瑞·史丹利·贝克（Gary Stanley Becker）是众所周知的人物。利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他深入地探讨了家庭里父母子女的互动、人力资本、教育等传统上属于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当他在199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他同时是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和社会学系的教授。

在政治学方面，詹姆斯·麦吉尔·布坎南（James McGill Buchanan）和戈登·塔洛克（Gordon Tullock）联手，开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公共选择（public choice）。利用经济学来分析政治现象，从根本上改变了政治学者和经济学者对政治过程的看法。现在，“公共选择”已经是经济学里不可或缺，并且是最有活力的研究领域之一，不但在“经济学原理”的教科书里有专章讨论，“公共选择”的专有名词也往往成为“政治学”教科书中的用语。布坎南在198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可以说是实至名归。

在法学方面，罗纳德·哈里·科斯（Ronald Harry Coase）的故事更是脍炙人口。他在1960年发表的论文《社会成本的问题》不但是经济学里被引用次数最多的论文，也是所有法学期刊里被引用次数最多的论文！这篇论文引发了“法律经济学”这个新的领域，对传统法学造成革命性的冲击。当科斯在199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不但经济学界额手称庆，法学界也多认为是迟来的正义！

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互动，基本上是单方向的。当经济学的版图逐渐扩充时，其他的社会科学并没有反方向的举动。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和学科的性质有关。经过对人类活动长时间的观察和淬炼，经济学已经发展出一套基础扎实的行为理论——人不只是在市场里会趋吉避凶，在其他的活动上显然也是如此。相形之下，社会学的理论往往是一家之说（韦伯、杜尔凯姆等），而不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一套理论架构。在政治学和法学里，情况也很类似。因此，理论上的优势，使经济学者可以带着自己的分析工具（好像是一把万能钥匙），去探索其他领域的奥妙。相反，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却没有能够相抗衡的理论。

不过，理论上的优越性只是故事的一半，另外半个故事和这些社会科学所研究的问题有关。在经济学里，大致分成“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探讨的主题，主要是个人、家庭、厂商、市场结构；宏观经济学所探讨的主题，主要是整个经济的物价水平、就业情况、经济增长等。可是，在微观和宏观之间，事实上还有一些“中层问题”（middle range issues）。当个别消费者的偏好相加，会成为一群消费者。这些消费者群的偏好不再是个人的偏好，但也不算是整个社会的偏好，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现象。同样，产业和产业之间的消长，也不是微观和宏观层次上的问题，而是处在两个层次之间。就目前经济学的发展而言，最强的是微观经济学的部分，因为研究主题明确、焦点集中。在宏观经济学部分，虽然有各式各样的模型，也有强调微观基础的宏观架构，但是因为处理的层次过高、涵盖面过广，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众议佥同的理论。对于“中层问题”而言，以现有经济学的分析工具，事实上还不太能有效地处理。

由研究主题上的划分，就比较能体会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互动的差异。以社会学而言，虽然个人和家庭也是研究重点，可是整个学科的关键，与小区、社会化、宗教等“中层问题”有关。同样，政治学所探讨的，主要是政党、选举、政治文化这些“中层问题”。对于中层问题的分析，经济学并没有好的分析架构，社会学和政治学也没有，所以，虽然经济学和社会学以及政治学的互动已经有相当的成果，可是大部分是集中在“微观经济学”的领域里。

相形之下，法学分析的重点，就是几千年来原告被告之间的纷争，而这正是微观经济学的专长（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对峙）。因此，在经济学往外扩充势力的发展上，“法律经济学”的成果最为丰硕。法律经济学的专业期刊已经有不下十种，而且还在持续地增加，这都不是“经济社会学”和“经济政治学”（公共选择）所能望其项背的。因此，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结合之后的果实，主要和两个学科所处理问题的性质有关。

不过，即使在不同的社会科学里，经济学者努力的成果有程度之分，经济学的基础性和重要性已经显露无遗。学习经济学，不只是了解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经济活动，更重要的是掌握一套分析社会现象（而不只是“经济”现象）的工具。对于一个强调伦常道德和风俗习惯的传统社会而言，更值得以经济学的分析工具了解和掌握伦常道德和风俗习惯的意义，并且与时俱进、日新月异。譬如，在农业社会里，因为要一起耕田除草收割储藏，天灾人祸时还要互通有无，所以兄弟之间必须有浓厚的“手足之情”。在工商业社会里，兄弟之间不需要在生产消费保险上彼此支持，手足之情的内涵自然有所不同。

关于“经济学教育”这个问题，我觉得在高中、初中的课程里，值得加入经济学的科目。对于人的思维和行为，经济学的世界观会有非常深远的影响。

当然，我也知道，如果要把经济学当作像数学、物理、化学一样的基本课程，一定会引起社会学者、政治学者、法律学者的异议。相信他们也能为自己的学科讲出一番道理，也都会希望自己的学科是基本课程的一部分。对于这个问题，我似乎也想不出什么好主意。不过，在大处着眼之外，可以采取小处着手的方式：希望借着一般性的文章，借着每一个人日常生活里都会遇到的事物，阐明经济学对这些社会现象的解释。因为，看经济学的专业论文的人少，而看一般性的文章的人多，影响力也大。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约瑟夫·施蒂格勒（George Joseph Stigler）曾经说，经济学者总是带着一种传教士的情怀（the economist as preacher），念兹在兹地希望能宣扬经济学的教义。对于他高瞻远瞩的视野，我心有戚戚焉，也希望对经济学教育的期望能早日实现！

2016年5月于杭州第一章　华人性格中的菊花与刀

小事实际，大事抽象；小处讲利害，大处论道德。由历史和文化的角度琢磨华人社会的特质，饶有兴味。由现实转向历史文化，虽可能是一种逃避，也可能真正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花样的年华，草般的岁月

1936年的一天，在上海一家豪华酒楼里，有个奇特的聚会。十余位来宾，都是七十开外的耄耋长者。他们有几位穿西装，但多半穿的是中式长袍或马褂，还有好几位头上戴着传统的小圆帽。在外观上，他们举止从容优雅，看得出是受过良好教育，经过大风大浪，是华人社会里不折不扣的长者尊者。但是，虽然他们浑身上下都散发出浓浓的中国气息，他们彼此之间却以流利的英语交谈，而且是地道的新英格兰口音。更令人讶异的是，他们虽然已经年逾古稀，彼此却都还谑称“囡仔”（boy）。

他们确实很特别，因为他们有极其特殊的身份和头衔——他们是硕果仅存的“大清留美幼童”！

在1872年到1875年之间，大清帝国前后选派了120位幼童，送到美国留学，他们的年龄，在9到15岁之间。按照计划，他们将住在美国家庭里，在美国读中学，进军事院校或大学理工科系，然后回国服务。虽然后来计划因故终止，但是在美国近十年的熏陶，已经让他们与众不同。他们之中最著名的，一位是修建中国自主设计的第一条铁路的詹天佑，另一位是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

在中外历史上，大清幼童的际遇，都是很奇特的一页。在这个过程里，有几位关键性的人物。首先，容闳是这一切的推手。他因缘际会，由香港到美国求学，从常青藤名校耶鲁大学毕业。眼见西方文明之盛，再回头看大清社会的腐败落后，他觉得唯有师法西方，而且从根救起，才可能振衰起弊。他所想到的，就是大量选派幼童，到美国接受完整的教育，再回国一展所长。

容闳的抱负，如果没有曾国藩的鼎力支持，当然不可能实现。晚清时期，曾国藩在朝廷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即使位极人臣，曾国藩还是要小心翼翼。环伺左右的，多的是怀旧排新、仇洋恨外的势力。稍一不慎，不但幼童留洋的计划功亏一篑，他自己的地位都可能受到影响。

与容闳和曾国藩相比，吴子登算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然而，留美幼童整个计划的转折，却是由他而起。幼童到美国之后，集中在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的首府哈特福德（Hartford）。为了就近照顾，也为了督导幼童，清廷在当地设了“留学事务局”，还派了督导人员。吴子登，就是事务局的第四任主管。他到任之后，在周末按惯例召集幼童，教授四书五经。可是他发现，在美国家庭待上一段时日之后，这些幼童已经沾染当地自由开放的习气。他要求幼童行跪拜礼、背诵古籍、态度驯服谦抑，幼童们不服，更受不了他的鞭笞和呵斥，于是冲突日益严重。

吴子登禀报清廷，长此以往，这些幼童将与西人无异，不再以圣人教化为依归。一连串的奏折，再加上国内外政治情势的风吹草动，清廷终于下令，终止留美计划，全体幼童分批返国。幼童们等于犯错被遣返，所以千里迢迢回到故土之后，受到监视拘禁，类似犯人的待遇。

1884年，中法海战，法国军舰（铁壳船）和清廷的军舰（木壳船），在闽江口马尾附近交战。一阵炮声隆隆、硝烟散去之后，半个时辰不到，清廷的福建水师全军覆没。被分派到福建水师的几位留美幼童，花样的年华就此画下急促的句点。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在黄海海面，清廷的北洋海军受到重创，又有好几位留美幼童壮烈牺牲。

其他幼童的际遇，没有这么悲壮。不过，这些在美国土壤上迎接阳光、日益茁壮的精英，就在清朝倾颓、民国肇始的动乱岁月里，像草芥一般随风飘舞、自求多福。

对于容闳、曾国藩、吴子登而言，他们的所作所为，可以说都是合情合理的。容闳，基于自己的信念，推动幼童留美，数十年而不悔。曾国藩，考虑到朝廷情势、自己的政治处境，也只能顺势而为。吴子登，对美国风土人情陌生隔阂，坚持“中学为主、西学为末”，他认为幼童应该尽速回国，避免持续受污染，也是出于一片善意。

当然，幼童留美政策中途而废，可以有诸多揣测。如果幼童的年龄再大一些，会不会好一些？如果就近照料监督的不是吴子登，政策是不是会持续？如果一切照计划进行，幼童源源不断地送到美国，学成之后也持续地回国投入社会，清廷的命运乃至于中国近代史，会不会就此改写？这些假设性的问题，令人好奇、引人遐思。不过，更重要的问题是，由历史、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大清幼童留美的做法，到底意味着什么？又透露出哪些问题？在一个正常稳定的社会，同样年龄的小朋友可能会出国旅游，到异地去接触不同的风土人情，但是，他们不会被移植到万里之外，在截然不同的土壤里成长，肩上还背负着救亡图存的重责大任！

中国历史上，一旦社会面对重大变故，特别是瘟疫虫害水患等天灾，朝廷就昭告天下，皇上下诏罪己。然后，选个黄道吉日，皇上斋戒沐浴，登坛向上天祈福，并且恳切承诺，以后会更克己复礼、崇道修德。千百年来，同样的戏码一再上演。

18世纪工业革命，带来了蒸汽机、火车、轮船等。西方列强的势力，活生生血淋淋地闯进自居为中土的古老帝国。一连串的挫败和羞辱，不仅是有识之士，连老大的朝廷都意识到，下诏罪己、祷告祈福的举止，已经无济于事。继之而起的，是呼吁船坚炮利、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乃至于全盘西化。留美幼童，就是这种时代背景之下的产物。

和斋戒沐浴、下诏罪己相比，选派幼童留美的做法当然要踏实得多。然而，考虑当时的主客观条件，这毕竟只是一种出于善意、想当然的企图而已。希望以一小群受过现代教育的幼童，就能扭转一个庞大无比的古老体系，不但清廷无从配合，社会其他部分更是鞭长莫及。毕竟，社会要能长治久安，需要的不仅仅是一套能正常运作的典章制度，还需要在面对考验时，有适当的机制，能因应、调整、自我更新。幼童留美计划的波折乃至于中辍，并不是偶然，而几乎是必然。

历史学者黄仁宇曾经写道：“新中国成立（1949年）之后，已具备数字管理的能力。”如果他有机会接触大清留美幼童的史料，再想想中国历史上面对变局和考验时的做法，可能不会有如此天真、乐观、简单的判断吧！华人性格中的菊花与刀

第二次世界大战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和日本是交战双方，为了更了解对手，美国政府的“战争情报办公室”（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请人类学家鲁思·贝内迪克特（Ruth Benedict）出马，研究日本人的性格。她的研究成果，后来出版为一本书，名为《菊与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她认为，日本人的性格，是一种奇怪的组合：既有菊花般的雅致、内敛，又有刀剑般的坚韧、刚烈。两种特性，彼此矛盾，又是极端的对比。然而，在地理、历史、自然条件的雕塑之下，大和民族就形成了这种令人又困惑又着迷的性格。《菊与刀》出版之后，广受好评，连日本人都觉得贝内迪克特观察入微。这本书已经成为经典，是了解日本文化和日本人的必读之作。那么，如果要勾勒华人性格，又会得到什么图像呢？

华人社会，地广人众，华人历史，上下五千年。以简单的概念囊括十数亿人口的特性，自然是捉襟见肘、挂一漏万。不过，以闲情逸致、无伤大雅、治大国如烹小鲜的心情，揣测华人的性格特质，也饶有兴味。仔细琢磨，华人的性格，似乎也是一种对立而矛盾的组合：小事实际、大事抽象；小处讲利害，大处论道德。

华人性格上的特质，可以从小处开始揣摩。传统文化里，忠和孝这两种特质都很重要。但是，和日本人相比，取舍却刚好不同。日本的文化里，“忠”比“孝”来得重要；华人文化里，“孝”却比“忠”来得重要——强调“忠孝不能两全，移孝作忠”，可见一斑。这种对比，当然和两个社会的历史经验有关。

日本的海岛地形崎岖，分散各地的小区域，逐渐形成类似藩镇割据的结构。农民和武士，都隶属于各地的藩主。藩主提供保障，农民和武士则贡献劳力和服务，彼此唇齿相依。要维系这种关系，“忠”显然比“孝”重要。华人社会的历史经验，主要是绵延数千年的农业活动。绝大多数民众，以农耕自给自足，地域辽阔，帝力于我何有哉？然而，朝廷皇上也许远在天边，虫旱水灾和瘟疫却常在左右。而且，农事耕作上需要人手，生老病死、婚丧嫁娶，最好能互通有无。因此，大家庭、数代同堂、妯娌宗亲等，目的都在发挥保险互助的功能。在这种环境之下，“孝”的功能显然要大过于“忠”，表面上是伦理道德，实质上是成本效益。

华人文化里重视伦常关系，正是有力的佐证。人际交往时，血缘关系固然重要无比，对于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也会试着纳入伦常的体系，成为“近似”（pseudo）的血缘关系。年龄比父亲大的长辈就是“伯伯”，年龄小的就是“叔叔”。和自己年龄相似的同侪，不是“兄”就是“弟”。一旦纳入伦常体系，彼此在举止应对上要容易得多，而且循着伦常关系，就能发挥彼此与援的功能。因此，抽象来看，华人性格中重“实际”的特质，可以说是环境使然。在主观和客观条件的雕塑之下，重实际可以自求多福、趋吉避凶。一旦把范围扩大，华人性格里“抽象”（也就是不实际）的特色，同样是环境使然。

地理上，“中原”是面积辽阔、平坦完整的一大片土地。南方的寮越、高棉等，有丘陵峡谷高原等相隔，历史上从来没有因“北侵”造成困扰过。左边有沙漠阻绝，形成天然的屏障，零星的商旅僧人，可能往返跋涉，但是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却鞭长莫及。右边是大海，船坚炮利之前，不成问题。剩下的，只有北方来的强敌。因此，只要能挡得住北方的威胁，中原大地自成体系，唯我独尊。

在这种特殊的地理条件下，历代朝廷无不自视为“中土”，皇上自居为“天子”，大一统的思维应运而生。英国和印度，都曾是独霸一方的强权。然而历史上，英国始终和欧洲大陆的德法等国交流竞争，印度和中东伊斯兰教文明的互动往返，也无日无之。两相对照，华人的历史经验，和英国以及印度大不相同，因为地理上的特殊结构，华人文化自成一格，而且定于一尊。

然而，要统治幅员辽阔的帝国，毕竟不容易。交通不便、人口众多、各地民情风俗迥异，在中央集权之下，要用同一套具体明确的规则，操作上很困难。最好的办法，是发展出一种抽象的规律——简单易懂，但是在解释和运用上有很大的弹性，可以因地制宜。仁义道德，正好具有这些特质。四书五经成为圣人教化，朝廷再以这些道德理念操作官僚体系，官僚体系以同样的道德理念治理政事。

形式上，由中央到地方，似乎有一以贯之的游戏规则。实质上，道德理念有太大的阐释空间，好恶系于一念之间。更重要的是，道德理念只是花拳绣腿，挥舞起来虎虎生风，令人目眩神摇，然而虚有其表，用来党争倾轧可以，碰上天灾、异族入侵或洋枪大炮，可就无济于事。

以道德理念处理国家大事，而不是诉诸公共政策的利弊得失，显然无稽。没有敌国外患时，好坏差别不大，一旦真的碰上问题，当然就荒腔走板。朝廷可能就此寿终正寝，一切重新来过。然而，即使改朝换代，大环境的基本结构，依然健在。因此，数十百年之后，改朝换代的事就再度上演。长此以往，以中央集权治理百姓，以道德信念处理公共事务，当然对一般民众产生影响。老百姓不能在公领域里表达意见，只好在私领域里自求多福。小事实际大事抽象，小处讲利害大处论道德，华人性格中矛盾的组合，真是有以致之。

然而，人类历史毕竟不是一再重复的戏码。工业革命之后，经济活动像滚雪球般地膨胀扩大。古老的帝国，已不再是离世索居的中土。国际间的交往愈益频仍，文化间的竞争也日益激烈。因缘际会，华人世界里，香港和台湾又已经发展出独特的法治和民主。长远来看，这些经验想必对华人性格有滴水穿石般的影响。

千百年之后，日本人是否还是“菊花与刀”，而华人是否还是“小事实际，大事抽象”，确实令人好奇！私利与公益的起承转合

华人社会，公私之间的微妙关系，已经有许多论述。譬如，缺乏公德心，公认是华人社会的通病。不过，另外两种常见的现象，却较少见诸文字。

一方面，传统教育里反复强调：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就是要齐家治国平天下！君子之道，公而忘私。忠孝不能双全时，要移孝作忠。因此，抑私而崇公，私利要让位给公益。另一方面，许多官署的文书，以关防用印，却不见负责人的名姓。民众所面对的，是冷冰冰、空洞抽象的公务机关名号。还有，许多读者来信，没有署名，似乎不敢让自己名字曝光，有点见不得人的忸怩。

这些奇怪甚至彼此矛盾共存的现象，反映了华人文化里，对于公私的处理，以及相对之间的关系，似乎一直缺乏一种健康正面的认知。经济学强调，人是理性（能思索）而自利（追求自己认定的福祉）的，对于和公益/私利相关的问题，也许能稍稍野人献曝！

有几个常见的误解，值得先作澄清。首先，私利和公益之间，是彼此冲突，彼此不兼容的。对于这种直觉，让证据来说话：牛奶一瓶成本30元，卖50元。消费者买了之后，（假设）得到80元的快乐，因此，卖方和买方各逐其利。可是通过交易，双方互蒙其利，两人的福祉“同时”增加，两人的权益“都”受到照顾，因此私利和公益同时上升。

其次，公益没有大小，因为不能量化。这种误解，一般人不会有，但却偶尔见诸读死书的饱学之士。公益当然有大小之分，就像利益也有大小之分一样。小学生的利益（公益的一种）、中小学生的利益、全体学生的利益和所有师生的利益，当然是范围不同、由小而大。而且，大小美丑善恶对错等价值，都是排序（ordering）的观念，1、2、3、4等数字是数列（numerical）的观念。公益的大小和排序有关，却和量化没有直接的关联。事实上，民主代议的程序，就是在大小不同的公益/私利之间，处理如何取舍的问题。

再次，一旦面临公益，私利必须让位。这种错觉，值得小心斟酌。当公益和私利竞争冲突时，就如同处在天平两边，两边的轻重如何，要看其他相关的条件。日本成田机场兴建，引发附近居民激烈的抗争。最后，机场更改设计，跑道缩短，并且调整方向。飞机起降和机场运作吞吐，每年不知要增加多少成本。而且，以后世世代代，只要机场营运一天，就要多承担这些成本一天。

然而，在私利和公益冲突时，私利（民众的产权）超过公益（机场营运、旅客权益等），公益让步。当然，在抽象的层次上，尊重私有财产本身就是一种公益。长远来看，私有产权的稳定，超越一个机场的得失！

这种转折，事实上就触及了公益和私利的核心问题，两者之间的关联，到底是什么？追根究底，答案其实很简单：公益，是由许许多多的私利所组成，私利交集的部分，就是公益。因此，单身汉的利益是私利，结婚后夫妻共同的利益，就是两人之间的公益；两人和孩子及亲戚的共同利益，就是这个家庭的公益，等等。

诺贝尔奖得主科斯，以两篇传世论文得奖，其中之一名为“社会成本的问题”（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全文主旨一言以蔽之：只有私人成本，没有所谓的社会成本。

对于私利和公益，也可以作如是观。虽然这是较极端的描述，却一针见血、直指鹄的！琢磨

我曾应邀到位于宜兰礁溪的玄奘大学演讲。主人是行文时自称“台史公”的许介麟教授，曾任台湾大学法学院院长。他是日本东京大学科班出身的博士，对日本了解很深。在细雨蒙蒙的北回铁路上，我们聊起日本人的性格。他仔细解释，对日本人而言，“忠”比“孝”来得重要。这是他的观察体会，我不敢掠美。

这几篇文章，都是希望提升视野，由历史和文化的角度琢磨华人社会的特质。由现实转向历史文化，可能是一种逃避，也可能真正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第二章　经济学和人性之辩

有“社会科学之后”美称的经济学，在历来学者的努力下，已经累积出很可观的智慧。经济分析，以人的特性——理性自利——为起点，处理的问题，包括价格和价值。第一堂星期五的课

前些年，我在研究所开了一门“法律经济学”。修课的，大都是法律研究所的学生。在联考里，法律系的分数一直是名列前茅。学生们的资质，当然不在话下。可是，我却觉得，经过四年的法学熏陶，这些英才似乎都被磨成了思维僵化、只会考试的中等之资。

我希望，有机会能教法律系大学部的课程，能“从根救起”。2004学年开始前，系里排课，教法律系大一经济学的老师刚好休假，没有人接手。我自告奋勇，愿意从城中区回到总校区（半小时的车程）教这门课。法律系分成三组，其中财经组必修经济学，另外两组（法学和司法），经济学是选修。每组学生有50位，所以我猜修课同学大概会有80位到100位。上课的规模并不理想，但是差强人意。

处理稀少性资源的运用

某学期开学，我接到选课名单，吓了一跳。系上开了十几个班的经济学，供经济系和其他科系的同学选修。人数最少的一班，有23位，人数最多的一班，有400位，也就是我教的那一班。即使是星期五下午的最后两堂课，也竟然还有这么多人想修。

学校里最大的教室，也只有250个座位。400个人上课，有不少人要站着或坐在地上。可是，即使有更大的教室或动用礼堂，我还是不愿意修课人数这么多。我觉得对学生和对我，教学的效果都不会好。我查了一下修课名单，法律系有135人选，其余265人，来自中文、外文、历史、电机、动物、医学、物理等系，不一而足。经过斟酌，我把修课人数定为200人，只能少不能多。

因此，问题来了，要采取什么方式由265位里筛选出65位？同事告诉我，最好事先定下修课人数的上限，学生计算机选课时，先选先得，额满自动停止。可是，这是我第一次回总校区开课，没有先见之明、预为之计。

我认为比较好的做法，是能让真正想修的人，得到修课的机会，让真正的需求，能和有限的供给相会。当然，处理稀少性资源的运用，是经济学者的专长之一。处理选课人数过多的做法，我心里也慢慢有了底。最简单的，当然是抽签。可是，虽然抽签的成本最低，结果却并不合理。抽中的人，未必真心想修，没有抽中的人，可能反而志在必得。以“愿付价格”（willingness-to-pay）来筛选，可能更理直气壮。价格，当然不一定是金钱上的价格，而可以是其他的指标。

以愿付价格投标修读

以愿付价格为原则，第一种方式是一位研究生的建议。每位想修课的同学，在纸条上写下自己愿意牺牲的分数，然后来“投标”。如果愿意牺牲的分数是10，而学期考的成绩是90分，就表示由90分里扣掉10分，成为80分。愿意牺牲的分数愈多，表示修课的意愿愈强。可是，这种方法的缺点，是每个人对分数的期许不同，有些同学希望认真修课，有好成绩，对就业或出国进修都有帮助。扣分数的做法，可能反而过滤掉一些真心想修的好学生。

第二种方式，是先交一份心得报告，1000字上下，说明想修课的原因，或分析社会现象等。内容不特别重要，重要的是要花心思和时间动笔。据同事表示，这种方式很有效。可是，缺点之一，是老师或助教要花很多时间，一一过滤。

第三种方式，是我自己琢磨出来的，而且曾经小试牛刀。愿付价格，就是为修这门课，愿意从口袋里掏出多少钱！（或者，愿意为一封介绍信，付多少钱。）愿付价格高的学生，就有优先修课的权利。操作的方式，是由高往低喊价。譬如，为修这门课，愿意付200美金的举手，这时候，可能有两个人举手——如果由低往高喊，低价时举手的人会太多。然后，把价格降到180美元，再举手表示意愿。价格一路降，手也一路举，等到降到某一个价格（如30美元），累积了65位同学，喊价就停止。

这65位同学，比其他同学愿意付更高的价格，所以有选课的权利。他们每个人到邮局去，把30美金汇给任何他们想捐助的慈善团体（消费者文教基金会、慈济功德会等），然后拿着汇款收据来选课。

这种做法的好处，是明快，程序成本低，而且在实质上，和写报告的性质相去不远。写份报告，可能要花3个小时，交30美金，可能要在便利商店打工七八个小时。写了报告还不一定能修课，但是交了钱之后一定能修课。

当然，这种做法可能不见容于一般人。如果我坚持采取这种做法，我猜学生在网络上一定吵骂成一团，学生家长也可能打电话抗议。媒体知道之后，说不定来个现场联机报道。一个星期之内，我就会成为媒体追逐的对象。如果我想出来竞选民意代表、提高知名度，就应该采取这个做法。可惜，我不想。“交钱修课”附和者稀

星期五第一次上课时，教室里果然挤了满坑满谷的人。我先表明只接受200人选修的立场，然后介绍各种筛选的方式。对于写报告的做法，台下没有异议，可是扣分和交钱的做法，却引起台下一片骚动。针对“交钱修课”的做法，我先请反对的同学举手，台下有70位左右的同学举手。我再请赞成的人举手，整个教室大概有10个人赞成。为了避免争议和反弹，我采取了交报告的方式。旁边的两位助教一脸无奈，眼神有点哀怨，而且其中有一位已经有辞意。有趣的是，下课之后有位同学过来问我：自己可不可以去捐钱，不要写报告？我一直觉得，我想出的办法，在理论和实务上都有凭有据。也许，经过倡导和论对之后，明年我真的会采取“交钱修课”的做法！经济学的使命

最近坊间出现了一本爱情小说，名为《爱上经济》（The Invisible Heart：An Economic Romance）。一位高中教经济学的老师，爱上女同事，在曲折的故事里，男女主角有过一场又一场的对话。核电厂、外籍劳工、动物保育、女性主义等议题，都是他们谈心时的内容！

承蒙出版社厚爱，寄了一本给我。大概不是希望我享受这个唯智（非唯美）的爱情故事，而是希望我能为文推荐。我耐着性子看了几十页，然后决定投降。理由很简单，如果我想看爱情故事，我会去找缠绵悱恻、扣人心弦的言情小说来看；如果我想看关于公共政策的讨论，我会去找专业期刊或政论杂志来看。在爱情故事里夹杂公共政策的讨论，就像在看足球赛转播时，听解说分析足球运动和生理健康的关系；或者去听音乐会时，中场插播一段“音乐与人生”的演讲。分开来看，两者都有意义，也都很重要，可是合在一起，要多不对味就有多不对味。毕竟，约翰·福布斯·纳什（John Forbes Nash）的爱情故事赚人热泪，是因为他的人生起伏，而不是因为他的赛局论！

有这么一段联想，我自觉理直气壮、直道而言。可是，没过多久，我又开始反问自己：让爱情的归爱情、经济的归经济，这不也就是绝大多数一般人的心情和取舍吗！如果连专业的经济学者，好尚都和一般人无分轩轾；那么，我们又怎么能希望，社会大众可以有“像经济学家般的思维”（thinking like an economist）？

经济学（家）的长处所在，不就是有一套特殊却简单明确的思维方式吗？不就是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可以改善决策质量，因而增进一般人的福祉吗？对于这种明显的扞格矛盾，经济学者能自圆其说吗？

的确，经济学虽然贵为“社会科学之后”，可是似乎只是象牙塔里的益智游戏。经济学家可以在黑板上画出漂亮的曲线图表，写出令人生畏的方程式，可是，一旦碰上现实社会，马上成了理论一大套、实际不对号的“说书人”。这和股市里凭直觉、小道消息而杀进杀出的菜篮族，又有什么差别？

具体而言，在生活里，一般人面对的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不同价值间的冲突和取舍。譬如，到底让自己的小朋友读私立学校还是公立学校，住在市区还是郊区，看日报还是晚报，听音乐还是新闻？由生活里的琐碎杂事到国家社会存亡绝续的大事，在本质上都是价值之间的冲突和取舍。那么，经济分析能如何指点迷津呢？

以货币为一切价值量尺

最率直粗糙的回答，大概是“一切向钱看”，把所有的价值，都转换成货币。既然货币是以数字来表示，因此经由货币这个共同量尺（common measurement），各种价值都可以分出高下先后。如果听音乐等于5美金，听新闻是6美金，如何取舍就再明白不过了。

当然，即使是最死忠铁卫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者，也不至于这么“唯货币论”。不过，虽然一切“向钱看”有点荒谬无稽，却也有深意。如果不以货币为共同量尺，而以其他价值（譬如快乐）为准，真实世界里的确就有屡见不鲜的例子。享乐主义者、唯美主义者、工作至上论者、家庭至上的人等，不都是以一种特定的单一价值，来衡量其他所有事物的意义吗？对于这些人而言，很容易决定自己的行为举止，对于和这些人交往的人而言，也很容易互动因应。因此，以单一价值衡量一切，不只在观念上有学理支持，在实务上也确实有人奉为圭臬、具体操作。

不过，对绝大多数的人来说，价值体系比较像是一本字典。在中文字典里，先有部首，然后是依笔画顺序排列，这个部首之后，是下一个部首。英文字典的安排，大体上也是如此。

在一般人的生活里，也有类似的结构。“友情”，像是一个部首，进入了这个部首之后，再细分成工作、同学、邻居等组群，每一组群里，再由浓密到淡疏区分成一道小光谱。一旦面临和友情有关的取舍——办公室里的同事请喝满月酒，要不要去？——就可以利用“友情”这个部首下的结构，先做出定位，然后再比较、斟酌、取舍、因应。

字典里有许多部首，价值体系里也同样有许多部首。金木水火，是字典里的部首；友情、亲情、事业、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喜怒哀乐等，是价值体系里的部首。当然，字典里的各部首之间，不至于有冲突，可是价值体系里的部首之间，彼此冲突是常态。“锯齿式”化解冲突

当部首和部首之间发生冲突时，很多人会采取一种“锯齿式”（see-saw approach）的做法。譬如，在家庭和工作这两个部首（价值）之间，先着重家庭。但是，对家庭付出一些心力之后，再投注第二股精神心力到工作上。先家庭，再工作，再家庭，再工作，就像推拉锯子一般地一去一回、一上一下、此起彼落。

有趣的是，虽然部首（价值）之间的冲突从来不曾止歇，但是聪明的人总是能琢磨出自处之道，不仅能兵来将挡地应付裕如，往往还能为自己的抉择自圆其说，找出合理化的说辞。而经济分析的贡献所在，也许就在于阐明价值体系的性质——字典式的结构。而且，还进一步提醒人们，值得多翻字典，多熟习部首（价值）之间冲突的意义，以及揣摩冲突时的取舍之道。

这么看来，借着爱情小说来探讨经济问题，也许真的没有吸引力。但是，如果以爱情小说来阐明恋爱过程里的各种冲突、挣扎、犹豫、徘徊，那可要有趣多了，不是吗？经济学和人性之辩

每年教师节和圣诞节前后，我都会收到许多学生寄来的信或贺卡。他们常会回忆，当年上课时的情景。学生曾不止一次提到课堂上讨论过的概念里，最有说服力的，就是“人是理性自利的！”

人是理性的，而且是自利的，这是经济学开宗明义界定人的两大特质。不过，虽然这两个特质平实无华，但每次介绍时总引起热烈甚至是激烈的讨论。为了说明人是理性而自利的，我总是举很多实例当作辅证。

譬如，前些年佛指舍利由大陆渡海到台湾接受顶礼膜拜。在台北时，是供奉在台湾大学新落成的体育馆里。我也曾和家人去瞻仰过，也感受到信徒们虔敬诚笃的情怀。当时我发现，由三楼的展示场门外开始，一直到一楼的大门口，大概每三两步就有一位僧人，托钵而立。僧人们的服饰打扮不同，大概是来自不同的教派。我的观察很简单，这些僧侣都是慈悲为怀、度己度人的大德，可是对于路过的徒众，他们是希望徒众们把钱放在自己的钵里，还是放进其他僧侣的钵里？

仅遇到两个“反证”

还有，我多半会提到，正因为人是理性自利的，所以在市场里买水果时，人们总是会拣那些漂亮的、大的、甜的水果。不知有没有人看过，有谁在买水果时尽选那些小的、酸的、丑的水果，从而把这些不好的选走，好让其他人能享受较好的水果？十几年来，我在校内校外多次提出这个挑战，以论证“人是理性自利”的立场。说来有趣，在不下几百次的场合里，我只遇到过两个“反证”。

第一个反证，是在警察大学的“警监班”。这是台湾警界最高级的班别，成员都是警界的一时之选和明日之星。我应邀上课，解释完理性自利这两大特质后，有人举手表示意见。他说，自己家附近有一个小的杂货店，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每次他去买饮料时，总是挑有瑕疵的铝罐。

不过，他接着解释，这么做的原因，是希望别的顾客能买到完好无缺的饮料。顾客愿意继续光顾，小杂货店能继续做生意，他也就能继续享受小杂货店的便利！所以，表面上看起来是利他的行为，追根究底之下，还是自利的考虑——理性自利的特性，经得起考验。

第二个反证，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高级企业管理硕士班”（Executive MBA）到台湾参观访问，并且就地上课。我受邀挎刀助阵，讨论经济学的思维。论证完理性自利之后，有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学员发言。

他说，自己曾亲眼观察过一事例：他发现市场里有一位买鸡蛋的顾客，在鸡蛋堆里挑三拣四，尽是拣小的鸡蛋。他很好奇，鸡蛋小，蛋壳重，不是花冤枉钱？后来他忍不住问那个买蛋的人：又不是孔融让梨，何必拣小的买？买蛋的人听了笑笑，说蛋买了不是自己吃，而是要做荷包蛋和茶叶蛋来卖！不以大小而以个数计价，当然要拣小的买！

所以，表面上看起来“不自利”的行为，一明了原委，还是基于理性自利的拿捏，只是经过一点转折而已——理性自利的立场，依然经得起考验。

不过，在这个场合，还有人提出了“人性论”的争议。孟子认为人性本善，荀子认为人性本恶。据一位学员表示，中国大陆还曾经特别举办过研讨会，论证这个历史上有名的争辩。他问我，由经济学来看，人性到底是善还是恶？过去我曾经碰到过这个问题，所以不假思索地答道：性善性恶，是指人出生时就有一定的特性。可是，人出生时，连话都不会讲，只是一堆血肉，怎么判断到底是性善还是性恶？我觉得，这个争议没有意义，徒然耗费时间而已。

问的人没有再追究，我也就转到下一个问题。不过，事后再想想，倒觉得“性善性恶论”和“理性自利”之间，颇可以作一些对照和比较。

无论是性善或性恶，都是一种主观上的认定，一旦以客观的实际资料来检验，立刻突显出许多问题。除了人出生时无法判断性情之外，其他佐证性善或性恶的证据，都是人成长之后的行为。可是，人成长之后，已经受到环境里诸多因素的影响，有善行也有恶行，因此两种立场都有证据支持。千百年来两派僵持不下，真是有以致之。不过，以人成长之后的行为来论证基本的人性，在逻辑上显然有相当的争议。

相形之下，经济学关于“理性自利”的立场，可以经得起严格的检验。人是大自然里的生物之一，所以也受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个铁律的规范。自利，就是求生存和繁衍的过程里，自然而然演化成的特性。而在这个追求自利的过程里，人慢慢雕塑出思维判断的能力，所谓理性，就是帮助人类追求自利的工具。因此，理性自利，是人在和环境互动的过程里，逐渐发展而成的特质，人“实际上”是如此，而不是人“应该”如此。

行为基于自利考虑

因为客观环境上的差异，再加上人主观条件上的不同，所以人可能会表现出性善或性恶的行迹。可是，无论表象上的行为是如何，行为底层的基本动力都是一样的——都是基于行为当事人本身、理性和自利的考虑！由这个角度来看，性善性恶说和经济分析之间，在性质上可以说是格格不入。不过，荀子曾提过的观点——“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却是以实际现象为基础建构理论。可惜，这种思维方式，似乎敌不过孔孟儒家的道德性论述。

其实，道不远人。拣有瑕疵的饮料买，是性善还是性恶？挑个小的鸡蛋买，又是性善还是性恶？琢磨

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每一个学科都有自己的“智慧结晶”。经过适当的联结，总是能和一般人的生活经验相呼应。经济学号称“社会科学之后”，在历来经济学者的努力之下，已经累积出很可观的智慧。以小朋友的生活经验为基础，也可以稍稍阐明经济分析的趣味和智慧。当然，其他的学科，也可以（值得）作类似的尝试。那么，对其他学科而言，所提供智慧的结晶又是什么呢？

经济分析，以人的特性——理性自利——为起点，而且处理的问题，包括价格和价值。关于这个起点，关于价格和价值，经济学的智能结晶是什么？其他学科或传统智能的体会，又是什么？第三章　敬鬼神

不少人认为，宗教和科学是不相容的两回事。不过，无论是基督教、佛教还是其他宗教，都有长老、牧师等神职人员布道或传教。无论义理的内容如何，显然都诉诸人的理智。敬鬼神之一

几年前有一天，大清早八点不到，一个研究生走进我的研究室。她开门见山，表示想请我当她的指导老师。

我有点意外，因为她不是经济所的研究生。她说：与其向普通的老师学个七八分，不如向功力深厚的老师学个一两分。我觉得她说得很有道理，就毫不矜持忸怩地一口答应。我问她对什么题目有兴趣，她提到因为刚失恋，正在道场修身养性、钻研佛学。我灵机一动，就帮她定下题目：《经济学对〈金刚经〉的阐释》。《金刚经》的内容，是释迦牟尼佛涅槃之前最后的开示，因此虽然全文不过五千余字，但可以说是佛教中最重要的经典之一。我一直想找机会一窥堂奥，现在刚好因缘际会。

她欣然同意，于是我一边指点她，一边自己也阅读相关论述。没想到，几个月之后，她受道场道长的影响，认为不应该从经济学的角度探索佛门经典。而后，她又决定休学，到金融机构任职。论文的事，不了了之。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思索，我自觉对《金刚经》稍有体会，可以发而为文。当时，我刚好要远游，陪儿子和学生到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毕业旅行，就打算边玩边想边写。

临走前，还发生一段插曲。有天坐出租车，看到车里有些印刷品，是某个一贯道道场的课程表。仔细一看，其中竟然有关于《金刚经》的释道。司机看我目不转睛，问我是否有兴趣，我一开口，他说他就是《金刚经》的讲师！他除了在道场讲道之外，还在某个广播电台主持节目。我告诉他自己即将远行，约好回国之后和他联系，当面向他请益。回国之后，手边事忙，一直没能和他联络。没想到，有天看报纸，突然看到他的消息：在“二二八”事件纪念会上，有一场历史戏，他扮演当时台湾的行政首长陈仪。一不小心，他从戏台上摔下来，意外死亡！——不知道他能不能适用“‘二二八’事件死难赔偿办法”？

到新澳之后，白天四处游览，我脑子也没闲过。晚上，学生们都去秀场看表演，或是到赌场试手气，我把儿子哄上床之后，就坐在旅馆的化妆台前，把白天所想的落笔为文。每天写1200～1500字，前后8天，也就完成一篇论文。论文的名称，就是《经济学对〈金刚经〉的阐释》，除了登在中文期刊之外，后来的英文稿也刊载在国际学术期刊。而且，后来还接到一封信，一位佛学丛书的主编表示想把那篇论文收录到他主编的丛书里——希望不是作为反面教材！《金刚经》所蕴含的哲理，绝妙高超。譬如，“若名福德，即非福德，是为福德”，译成白话文，大意是：做善事时，心中不该有“我在做善事”的念头，若有这种念头，就不算真的在做善事。摒弃这种念头，才真正是善事。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也有类似的理念。不过相形之下，《金刚经》的义理多了一个层次，也就是第三个步骤的“是为福德”。当然，老子的支持者会强调，“无名，天地之始”的意境更为超绝！

依我浅见，《金刚经》的核心思想之一，是“离相无住”的概念。以白话文来表述，约略是“抹去自我”。对于这个概念，有位德国哲学家塞尔日-克里斯托夫·科尔姆（Serge-Christophe Kolm）这么譬喻：抹去自我，就像一条大蟒蛇由尾巴开始吞下自己，吞到最后，即使自己没有完全消失，也所剩无几。另外有一位韩国学者韩泰东（Tai Dong Han），是美国普林斯顿神学院（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的哲学博士，他曾在著名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用交集、并集等数学符号，证明《金刚经》和《圣经》里的思维是相通的。而他对“抹去自我”的描述是：先设法忘记，然后再设法忘记“自己已经忘记”这回事！

我记得，在迪士尼的卡通里，有一集是兔宝宝在粉刷房间，刷子把墙壁漆成白色之后，再把地板也漆成白色。然后，刷子再把兔宝宝抹去，最后画面上只剩下一个刷子。这个画面，也和“抹去自我”有异曲同工之妙。我自己的譬喻，是想象吃西式自助餐时，餐台上有各式各样的餐点食物。如果一个人能经由思维的训练说服自己：所有的餐点都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差别，那么这等于在智识上不再有“分别心”。

无论是哪一种譬喻，都是希望烘托出“离相无住”（抹去自我）的精髓。每一个人只要静坐几分钟，在脑海里琢磨一阵，就知道要放下自我很不容易。更何况，在放下自我之后，还要再把“放下自我”这个概念也放下！对于《金刚经》深邃的思维，我非常敬服。不过，由这一趟智识之旅的过程里，我也体会到“教义”和“宗教”的差别。教义，是一套思维、一种世界观；宗教，是通过组织而进行的某些活动。因此，教义可以去尘绝俗，不食人间烟火，可是宗教是社会正常活动的一部分，也就不可避免地牵涉喜怒哀乐、功名利禄、生老病死、利弊得失。

我很好奇，常参加宗教活动的人，主要是折服于宗教的义理，还是因为精神和心理上能得到师兄师姐、道友教友们的支持？敬鬼神之二

到底有没有神呢，不论是耶稣、释迦牟尼、安拉或其他的神祇？

对于这个问题，也许可以先找到一个参考点。在讨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权威地位时，知名学者理查德·艾伦·波斯纳（Richard Allen Posner）法官曾经表示：“联邦最高法院之所以至高无上，不是因为它的判决都是对的，而是因为它的判决是终极（final）的！”那么，神祇们的存在，是因为它们确实存在，还是因为人们相信它们存在？

根据目前的研究，答案是：它们确实存在，因为人们相信它们存在！——这种说法似乎不合逻辑，但其实却是最合乎实情、最精确的描述。当然，这种说法的来龙去脉，值得交代清楚……

李嗣涔教授，是杰出的电机博士，后在台湾大学任教。1988年起，他因缘际会，开始研究传统文化里的气功。他以科学仪器检测“气”，发现一个人道行的深浅，确实会在数据上显现出来。

因为研究气功，他开始接触各式各样的特异功能。1999年8月26日下午，十余位物理和心理学者群贤毕至，到他的研究室向他请益（“请益”是婉转的说法，直接的说法是“踢馆”）。

当时，他已经做过几百次关于“手指识字”的实验，累积了许多资料，也把实验结果写成论文，发表在国际性的学术期刊。手指识字，就是某些小朋友似乎保有与生俱来的、还没有被蒙蔽退化的特殊能力。他们可以用手指在漆黑的袋子里，“看”到折起来的纸条上的字。

当天，在场的一位物理学家，有意无意地在纸条上写了个“佛”字，然后折起来交给小朋友们。没想到，不知情的小朋友们不再能够辨认出这个字，而是在他们大脑的“屏幕”上看到影像：“有个人的影像在屏幕上，很亮。”“看到有个光头的人，手上拿着一串珠子。”“远远的有一间寺庙，门口站着一个人，闪一下，闪一下，闪出一间寺庙。”

而后，又交给他们仔细用两层粉红色的纸包好的，里面有一张写着“菩萨”的纸条。小朋友的“屏幕”上显现的影像是：“粉红色的花……”“有人站在莲花上，亮的。”“有点像女生，穿白衣，像我最喜欢的那尊观音菩萨。”“消失了，只有亮光。”

这几位有特殊能力的小朋友，清清楚楚地用心灵之眼看到了佛和菩萨，神祇们不但存在，而且还在它们的世界里观照着芸芸众生。

对于这种无意间所揭露的神奇，李嗣涔的解释是：在人类所处的四度空间（长宽高和时间）之外，似乎还存在着一个“信息场”。探究这个信息场的物理和人文性质，显然是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极大的挑战。李嗣涔的探索之旅才刚开始，没有人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不过，以人类有限的经验和智慧来揣测，也许神祇们本身的创世纪有如是的轮廓……

耶稣和释迦牟尼等神祇，原来都是人，但是本身都具有特异功能，因此它们可以让盲人重见光明，可以让瘸子站起来行走。这些神迹使他们的徒众愈来愈多（太平天国的洪秀全是另一个例子），徒众们的信心也使它们的能力愈来愈强。良性循环的结果，是这几位极其特殊的人，晋身为另外一个层次的神。

当它们过世之后，因为后世信徒持续膜拜，信徒们所投射托付的“能量”，就支持了神祇们在另外一个世界里继续发光发热。一旦没有信徒的支持（譬如彗星撞地球，人类灭绝），经过一段时间之后，神祇们也可能逐渐消逝。因此，当各个宗教都还香火鼎盛时，神祇们确实存在，而这也是因为人们相信他们存在！

据李嗣涔说，他家里有各个教派的好几尊神祇，而他都虔诚敬谨以对……科斯定理和两岸冲突

在鲁宾孙的世界里，没有人际之间的钩心斗角或尔虞我诈。可惜，鲁宾孙的世界，是小说里的情节。自有人类历史以来，就有无止境的纷争。当然，化解或处理纷争，也有诸多文明与野蛮的方式。

在经济学里，以文明的手段来解决纷争，有两种著名的方式：一种是由诺贝尔奖得主约翰·C.豪尔沙尼（John C.Harsanyi）所提出，无知之幕的概念——一般人讹传，以为是由哲学家约翰·博德利·罗尔斯（John Bordley Rawls）所提出。每个人可以设想，在自己眼前有层薄纱，因此不知道自己未来的身份地位、聪明才智如何。在这种情形下，每个人都会同意：设计出一套合情合理的制度，以处理未来必然出现的争议。

第二种处理纷争的方式，是由另外一位诺贝尔奖得主科斯所引发。当两人之间发生冲突时，就可以设想：如果两人相爱结婚，利益一致，会如何处理原先的争议？也就是说，当双方发生冲突时，可以借着“单一主人”（single-owner）的概念来思索。如果争讼双方结婚，或者由同一位主人同时拥有权益冲突方的资产，那么就可以重新检验整体的权益。譬如，上下游的工厂，由同一主人所拥有；或者，机场附近的居民，同时也是航空公司的股东；或者，在暴风雨中的货轮，船长可以假设自己就是船主和所有货物的货主。

事实上，无论是哪一种方式，解决纷争的关键，追根究底显然还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