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邹德浩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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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联合国当首席记者试读：
序言
新闻记者是时代的见证人，又是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和记录者。2003年6月，笔者以《人民日报》常驻联合国首席记者的身份踏上了美国的土地，在随后的4年时间里，笔者目睹了“9·11”事件后联合国发生的重大变化。
2003年至2007年，正是联合国处于比较困难的时期，面对经费不足、联合国改革、“四国联盟”要“入常”、伊朗与朝鲜的核问题、陈水扁图谋制造“一中一台”、新秘书长人选等重大问题，大国和利益团体之间博弈激烈。书中的许多小标题，都可以作为论文题目来进行研究。书中收录了许多珍贵的照片，这些镜头捕捉到的瞬间，以及书中提供的大量数据和资料，包括笔者参加过的一些重大活动记载，都历史性地记录和反映出联合国在这一时期的运作情况。特别是从记者的观察力和视角切入，更能让读者从宏观上理解为什么联合国的作用不可替代。只有通过各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在新世纪建立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才有可能共建一个和谐美好的世界。（注：书中有部分报道是与《人民日报》驻联合国记者何洪泽先生合写的，在此特表谢意。）
1 走进联合国
各会员国的国旗飘扬在联合国总部前1.初到联合国
在人们的印象中，联合国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国际组织，但由于其权威在历史上屡屡受到挑战，其作用、影响和效率又似乎在不断下降。但以笔者在联合国工作4年时间的感受来说，其工作人员的素质，热情和高效率地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的工作态度，以及在实现男女平等、关心妇女与儿童权益等方面所作出的努力，还是给笔者留下了良好深刻的印象。
在联合国新闻与出版司办理出入证件时，笔者发现办公室内7名工作人员是清一色的女性，其中2人负责接待，另外5人负责照相和制作证件，从进门填表、排队照相到把印有联合国国徽的通行证制作出来，前后只用了半个小时。而在联合国总部4楼办理银行开户手续，从交验护照到办理支票、信用卡等，也只用了半个小时。为笔者开户的是个黑人，名叫穆比，他为笔者详细介绍了大通银行的服务范围，并说该银行自1946年起就在联合国设立了分行，时间虽然过去了57年，但银行的服务质量却从未发生变化。穆比和蔼可亲的态度和优美的英语书法，都让笔者倍感舒心。
联合国总部东楼3层，是秘书长发言人的办公室，办公室附近走廊摆放的20多个架子上，数百个小格里陈列着用多种文字印刷的新闻材料，有的材料有数百页之多，格子里放不下，就成堆地放在桌子上。这些新闻材料都按不同日期有序陈列，168名常驻记者在经过当日的“要闻”架子时，都会随手取一份日程安排，以了解当天的重要活动和发生的重大新闻。《人民日报》的办公室在C-322房间，同在一起办公的新闻单位还有国内的《经济日报》、《文汇报》、《科技日报》，以及美国、墨西哥、阿根廷、科威特等国的新闻界同行，不过平日大家见面只是打声招呼，工作起来则是各为其主，各自关心涉及本国利益的重大新闻。C-322房间与安理会大厅和新闻发布中心近在咫尺，有重要活动时打开办公桌上的电视，不去会场也能看到现场发生的事情。每天中午12点，安南秘书长的华裔女发言人江华，还会把重大新闻宣布一遍，记者和前来参观的游客，都有权利向发言人提出问题。
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总部位于纽约曼哈顿岛东边的一块“国际领土”上，占地18英亩，由联合国大会大厦、联合国会议大厦、联合国秘书处大楼、哈马舍尔德图书馆等在内的11处建筑组成。其中联合国秘书处大楼最具特色，它的外形酷似一个火柴盒。“火柴盒”高165.8米，共有39层，东西两面为蓝绿色的玻璃幕墙。面对曼哈顿繁华地段五个街区的广场前面，一长列的旗杆上以字母为序从北到南飘扬着192个会员国的国旗，在大楼内的墙壁、窗户、办公室的门上和各种文件资料上，联合国的国徽则比比皆是，随处可见。
联合国属下现有工作人员3万多人，其中总部约有1.6万人，每年总预算为10多亿美元。不过，因为各种原因，常有会员国拖欠会费，最多的时候，曾有117个国家拖欠会费10.08亿美元。半个多世纪以来，联合国总部一直是纽约的地标，也是联合国的代名词。“火柴盒”虽历经50多年的沧桑，却丝毫阻挡不了人们对她的关爱和期待。联合国总部内的布置朴素、大气、简洁、明快，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都会被她外表的宏伟和内部的威严所折服。笔者在联合国安理会北门入口处
联合国作为世界上各种政治、民族、宗教、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代表交汇的场所，历来受到各主权国家政府的高度重视。有人说，联合国集中了世界上最优秀的外交官、各界代表和媒介精英，这话一点也不过分。因为每当世界上发生重大事件时，这里就是各种决议、条约、会谈进行紧张酝酿、谈判、磋商的场所，同时也是各种力量进行较量的战场。
有人说，联合国作用不大，有时甚至形同虚设，但全世界仅此一家。尽管联合国在20世纪50年代曾处在美国控制之下，但60年代后，新独立国家的相继加入联合国，使这个组织发生了重要变化。如今的联合国已成为发展中国家维护民族独立、主权，进行反霸斗争的主要讲坛和斗争场所，绝大多数国家都希望联合国在世界事务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在联合国总部内可随处可见的联合国标记
联合国坐落在纽约，每年都为美国带来10多亿美元的收入，但与东道主美国的关系却一直都不那么融洽。在联合国大会以数量决胜负的20世纪70年代，美国要“退出联合国”的呼声曾一度高涨，但美国最终没有退出，也是因为美国离不开联合国。尽管联合国的权威在历史上屡屡受到挑战，但联合国的作用仍是其他国际组织所不能替代的。
笔者在纽约发现，“9·11”事件后，美国重要的建筑物，包括高层公寓在内，都加强了安检和登记措施，但唯独出入联合国，感到盘查的气氛不那么紧张，排队等候参观联合国的游客表情也十分轻松。在东门的游客入口处，两个身高近2米的警察如铁塔般站立在门口，让游客心生一种安全感，可疑分子见了也不敢轻举妄动。在警察的严密守卫下，联合国仍在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运作着，联合国的作用虽然有限，但世人还没有别的更好方式代替它。用英国前驻联合国大使理查德的话来说，“联合国虽然不能消除罪恶，但能使罪犯比较难以得逞”。
2.联合国的发展历程
联合国成立于1945年10月24日，同一天《联合国宪章》开始生效，这一天也被定为“联合国日”。联合国的成立是经过了许多代人长期努力、试验、不断探索的结果。早年的国联是国际组织发展史上的一大里程碑，是世界第一个以维护和平与安全为宗旨的普遍性国际组织，虽然它的实践以失败告终，但国联的出现为联合国的诞生铺平了道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全人类的生命和财产带来了惊人的毁灭性破坏，建立新的维护和平与安全的国际组织，就是免使“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成立联合国的设想正是在各国人民这种广泛的思想基础上产生的，因此，中、美、苏、英、法等反法西斯盟国吸取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性教训，共同筹建了联合国。早在1942年1月1日，正在对轴心国作战的26个同盟国的代表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宣言中首次使用了罗斯福总统建议的“联合国家”这一名词。安理会外的这个位置，是各国大使经常发表讲话的地方
可以说，联合国的诞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成果，是反法西斯联盟合作的结晶。作为世界性的历史进步，其意义非常重大，影响非常深远。由于中国全民族浴血参加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侵略，中国当之无愧地获得大国地位，也正是这种大国地位，才能在日后创建新国际组织中承担特殊的责任并履行与之相应的国际义务。
早在20世纪40年代末，联合国用从美国借来的6700万美元无息贷款，在约翰·小洛克菲勒所赠的地皮上兴建联合国总部。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国际组织，其总部就坐落在曼哈顿东河之滨的第一大道，距离后来的世贸中心约两公里。联合国主体建筑为11名世界知名的建筑师所设计，鲜为人知的是其中有一名中国人，他就是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在设计过程中，专家组采纳了梁的建议，那就是让主体大楼沿着东河的南北走向，最大限度地利用土地和阳光，提高采光效率，节约能源。
联合国工程于1947年动工，1952年秘书处大厦、大会会场、图书馆及有关会议厅、广场、草坪等正式建成。这块“国际领土”占地18英亩。联合国的整体建筑呈“S”型，由三幢建筑物组成。主体建筑是39层的联合国秘书处大厦，东西两面是宽敞明亮的钢窗结构。大会会场主席台两侧上方挂着表决结果显示器，在各国代表席位上有绿、红、黄的按钮，用来表示赞成、反对或弃权。大楼南侧的联合国图书馆，专供联合国工作人员使用，采用计算机系统管理全部资料。联合国大厦面对曼哈顿繁华地段五个街区的正前方，悬挂着参加联合国组织的各个国家的国旗，五颜六色，十分瑰丽、壮观。大厦底层供游人参观，而更值得一看的则是周围广场上有许多来自各国的雕塑。其中的“铸剑为犁”和“枪”的雕塑尤有深意：杀人的武器被打造成耕地的犁，长长的枪管被扭曲，打成一个“结”，都代表着全世界人民的意愿：“要和平，不要战争！”联合国广场上的“铸剑为犁”雕塑游客在枪管折弯的“手枪”雕塑前留影在联合国一楼大厅内，游客可看到历任秘书长的油画像联合国总部主楼前的广场喷泉
到联合国参观的游客每年都在50万人以上。在各会议厅和各层走廊上，可以看到各成员国赠送的珍贵纪念品。如中国赠送的富有东方特色的天津产壁毯“万里长城”、著名牙雕“成昆铁路”，还有钟表王国瑞士赠送的世界钟，阿拉伯国家赠送的大金币、古董等，这些都是不可多见的艺术珍品。然而游客们最喜欢拍照的地方，还是站在历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巨幅画像前留影，不过，细心的游客会发现，并排挂在墙上的7任联合国秘书长，面部表情没有一个带有笑容，赖伊、哈马舍尔德、吴丹和德奎利雅尔的表情显得忧郁，瓦尔德海姆、加利和安南的表情则略显愤怒又无可奈何。安理会会场外挂有各成员会国旗的走廊
新闻中心的一些同行告诉笔者，世界上最风光的职位是联合国秘书长，最难当的官也是联合国秘书长。有人形容这一职务是“世界总理”或地球村的“村长”，但村里的事情太多、太复杂，不管不行，管了效果也不一定理想，真是“一人难称百人心”。联合国总部大厅内的问讯服务台联合国总部一楼可用五种语言出售参观票的服务台联合国总部内的图书与纪念品商店每有重大活动，警方都要在联合国总部前增设各种路障总部走廊上挂的成员国赠送的壁毯笔者在中国政府赠送的“万里长城壁毯”前游客在联合国广场的雕塑艺术品前留影二楼走廊展出的成员国赠送的金制礼品
3.联合国里面会议多
联合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上一切反法西斯国家的联合，是这些国家战胜德、日、意侵略者后，在集体安全原则基础上建立的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组织。联合国的宗旨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国际间以尊重各国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基础的友好关系；进行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经济、社会、文化和人道主义性质的问题，并促进对全体人类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为实现上述宗旨，联合国各成员国长期以来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笔者与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王光亚大使（现已离任）合影
联合国作为最具普遍性、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是实践多边主义最重要的舞台。自成立以来，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推动国际合作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联合国由六大机构组成：大会、安全理事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托管理事会、国际法院和秘书处。在联合国总部从事新闻报道工作，每天都会收到新闻处散发的会议安排通知，通知多的时候往往有几十页。在一般情况下，总部大楼内每天都会有上百场，甚至数百场大大小小的会议。
这些会议中既有决定诸如是否派兵攻打伊拉克等战争与和平的大问题，也有事关妇女、儿童、粮食、医疗卫生、饮用水、气候等具体问题的讨论与磋商。因此，人们常说“联合国是个最出新闻的地方”、“联合国是世界上会议最多的地方”。
面对如此多的会议和活动，参加什么会议，到哪一个楼层采访，或是在安理会的会场外，紧张地等候常任理事国代表在会议结束后出来“吹风”，全凭记者的职业敏感、新闻内容的涉我性，或事件的重要程度与影响大小来决定。比如，当年朝鲜试射导弹就曾震动联合国。又比如，2006年6月黑山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尽管这个国家不大，但增加新成员，也算是当时的一个大新闻。笔者在安理会走廊找到了中国国旗
4.联合国大厅展览多
联合国总部的一楼大厅内，常年有各种展览。各成员国想到联合国大厅办展览，至少要提前半年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使用联合国大厅是免费的，但能在这里办展览的影响却是巨大的。这些展览的内容都是与人类的进步与发展有密切关系的，或是联合国倡导或反对的，有些展览的名称就非常有吸引力，比如防治艾滋病的“希望的标志，变化的步伐”、鼓励残疾人自强的“敢于想象”、关注饥饿意识的“生命需要粮食”、保护环境的“聚集自然”、旨在反对种族歧视的“纪念卢旺达种族灭绝事件十周年图片展”等。
笔者每天到联合国三楼新闻中心的路上，都要途经大厅，脚步时常被展览的图片内容所吸引，有时就停下来细细观看，有时被内容感动，萌生了报道的愿望，就会索取资料，做进一步的研究。在联合国工作期间，笔者在大厅曾参加过许多展览的揭幕仪式，包括中国政府或各省市的展品送到联合国的展览。《中国与联合国照片展》2006年4月18日，由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主办的《中国与联合国照片展》在联合国总部隆重开幕。联合国时任副秘书长塔鲁、陈健等高级官员，意大利、土耳其、巴基斯坦、阿尔及利亚等30多个国家的常驻联合国代表或副代表，以及驻联合国的中外媒体记者共约200多名来宾出席了开幕式。《中国与联合国照片展》是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为纪念联合国成立60周年特别举办的。展览共展出60多张照片，这些照片不仅重现了中国共产党代表签署《联合国宪章》、第26届联大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中国国家领导人出席联合国会议、联合国历任秘书长访华等诸多珍贵的历史镜头，也以丰富翔实的照片资料，展现了中国对联合国政治、维和、裁军、经济、发展、社会、人权等各领域工作的广泛参与和积极支持。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塔鲁和王光亚大使在开幕式上交谈
当时的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王光亚大使主持开幕仪式并致词。他说，“60年来，联合国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推动各国交流与合作，促进世界进步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组织对世界产生如此重大和深远的影响。作为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始终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积极支持和参与联合国各领域的工作，为加强联合国的作用，实现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崇高目标作出了不懈的努力”。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塔鲁代表安南前秘书长在开幕仪式上发表了致词。他高度评价中国对联合国的贡献，表示期待着中国在联合国和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加积极和广泛的作用。《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照片展》为迎接邓小平百年诞辰，由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主办的《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照片展》于2006年8月19日在联合国总部隆重开幕。包括塔鲁、贝蒂尼、阿部、陈健四位联合国副秘书长在内的联合国高级官员，以及俄罗斯、日本、巴基斯坦、越南、英国、德国、意大利、罗马尼亚、西班牙、朝鲜、印度等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或副代表和驻联合国的各国记者300多人出席了开幕式并参观了展览。
当时的中国代理常驻联合国代表张义山大使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他回顾了邓小平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中国现代化事业所建立的不朽功勋。张义山说，“邓小平是世界公认的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曾于1974年亲自率团出席联大第六次特别会议，阐述了有关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思想。他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深刻揭示了当今时代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需要解决的主要课题。他还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使香港和澳门顺利回归祖国。邓小平的光辉业绩将永远为中国各族人民铭记”。张义山大使正向各国外交官讲述邓小平的生平
当时的俄罗斯新任驻联合国代表杰尼索夫大使对笔者表示：“我第一次去中国是在1959年，后来又多次去中国访问，我对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政策有非常深刻的印象，对中国在他的领导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感到吃惊。”他认为，邓小平为中国的现代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邓小平的经济思想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有重要贡献，邓小平在现代史中的地位在世界范围内都有重大影响。“苦难深重的阿富汗儿童”摄影展在总部大厅举行大厅内宣传“把宣言变成行动”的防治艾滋病展览在一楼大厅举办的“世界新闻图片展”安南夫妇与中国画家在联合国一楼大厅合影当时的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王民大使在开幕式上发言（中新社记者孙宇挺摄）《中国汶川大地震灾后重建情况图片展图片展》2010年10月31日在联合国总部举行。这次图片展共展出了反映中国政府和人民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情况的100多幅珍贵图片。当时的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王民大使在开幕式上说，“我们希望通过展览，重温中国政府坚强有力的救灾努力和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抗灾精神，感谢联合国系统和国际社会为救灾提供的有力援助，与各国分享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的经验。我们也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在应对自然灾害领域的合作，充分发挥联合国在协调和指导国际救援方面的领导作用”。
图片展中的“灾情”、“救灾”、“重建”、“示范作用”和国际社会及海外华侨援助，将观众带回到2008年5月12日那个惊心动魄的瞬间，回顾了两年多来四川人民加快建设灾后美好新家园的壮阔历程，展现了真实的灾区新貌和重建成就。赤坂清隆前副秘书长说，展出的这些珍贵照片真实记录了汶川大地震后的灾难场景、中国政府和人民迅速有效的救灾努力，以及灾后重建所取得的卓越进展，同时展示了人类面对重大自然灾害的坚韧不屈和慷慨博爱的人道精神。联合国官员参加“反恐摄影展”揭幕仪式
近年来，中国参加联合国多边外交活动异常活跃，且充满自信，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扬。如中国虽是发展中国家，但根据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2015年将世界贫困人口减少一半的要求，对最不发达国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援助，并进一步减免其债务。“小武器的危害不容忽视”图片展告诉世人，世界上每年都有成千上万人死于小型武器，还有更多的人因此而伤残，失去劳动能力来访者在联合国总部参观《人民日报》常驻记者站工作间
5.联合国外面抗议多
国际上发生重大事件时，反映到联合国总部大楼内就是会议多、决议多、声明多、报告多、材料多、展览多、新闻多；反映到总部大楼外，就是对面广场上的示威多、抗议多、游行多、媒体多、新闻记者报道多。各国媒体在联合国总部前准备报道工作各国学生在联合国前抗议美国出兵占领伊拉克
作为全球最大、最有影响力的国际组织，联合国所做的每一个重大决定都与人类的命运休戚相关。联合国是个国际性的政治组织，世界上的各类问题，大到维护世界和平，决定是否动用武力，小到环境、粮食、卫生、妇女、儿童与饮用水安全等，无不在联合国的议事日程上有所反映。与此同时，各种政治力量和数万个非政府组织，或在联合国注册登记，或在纽约安营扎寨，以便随时表达各自利益集团的立场或诉求。这些活动的参加者多时有成千上万人，少的时候只有数人甚至1个人。但只要按程序提出申请，并得到纽约警方的批准，在严格的范围和有限时间内，活动都能正常、如期、顺利举行。联合国前反战、反暴力组织的抗议活动
面对联合国总部大楼，第一大道西边的小广场几乎天天都有各种类型的示威和抗议活动。如在2005年至2006年期间，亚洲各国人民和非政府组织，以及世界各地华人华侨反对日本“入常”的抗议活动声势浩大。这期间，由美国上百个亚裔社团发起的全球签名和网上签名运动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发展，参加人数在短期内就突破2200多万人，不但引起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也引起联合国广大会员国的关注。在联合国安理会外执勤的纽约警察
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纽约分会、对日本索赔中华同胞会、美东联成公所、中华总商会、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同学会、美国上海经济交流协会、国民党美东支部等社会团体代表在纽约表示，日本法西斯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屠杀亚洲无辜人民、虐待受害国战俘和妇女。更令人心寒的是至今日本政府仍不承认战争罪行，并借遭受过原子弹攻击而宣扬自己是受害者，甚至篡改历史，湮没南京大屠杀等罪行。联合国不是商业团体的董事会，日本连自己的侵略历史都不愿意承认，如何有资格担任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又如何能维护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
时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陈健曾对笔者表示，联合国改革计划中的增设常任理事国问题，引发了亚洲国家和中国民众、广大网民和海外华人联合会等组织的反对，一直就日本“入常”问题联署签名，并将联合签名寄送给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据我所知安南已经收到了这份联合签名”。
陈健透露，其实不只是这份书面签名，2004年日本申请“入常”期间，在联合国对面的广场上，就经常站满了抗议的人群，反对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些声音使所有联合国外交官都知道了在日本“入常”问题上，亚洲民众表示强烈反对。最终，日本“争常”未果。
6.在联合国工作的女性
联合国一向重视妇女问题。《联合国宪章》在第一页上，就开宗明义声明男女平等。1977年，安理会通过决议，确立每年的三月八日为国际妇女节。2000年各国领导人一致通过的、要在2015年实现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八大目标中，有两个直接关系到妇女。那就是第三大目标：促进性别平等，提高妇女地位；以及第五大目标：促进孕、产妇健康。其他如减少婴幼儿死亡率、普及小学教育、消除贫困等目标，也都间接涉及对妇女权益和福祉的促进。
联合国提倡男女平等和尊重妇女，并在许多方面起了带头作用。在很多情况下，联合国各部门招聘人员都要考虑到男女比例。在有些部门，女职工的比例甚至超过男职工。目前在联合国纽约总部的4000多名工作人员当中，女性占了40%多，她们当中除了少数人在环境艰苦的国家和地区开展工作外，大多数都在总部或一些国际组织中从事新闻、秘书、翻译、资料管理等服务性工作，但也有不少女性在外地执行任务。有一年，一名37岁的联合国女工作人员在乍得东部遇袭，她是西班牙人，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在此之前，联合国派往世界各地的维和人员、人道主义工作者等在执行任务时也常遇到袭击，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2003年8月19日，联合国驻巴格达总部遭受野蛮恐怖袭击，22名联合国工作人员遇难，包括菲奥娜、玛莎等4名女性工作人员。
不过，在联合国总部工作的女性安全还是有保障的，虽然她们的日常生活与普通女性没有多大差别，但她们的工作压力之大却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笔者在联合国工作期间，接触到许多女性工作人员，她们得体的着装、温和而又礼貌的话语、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都会给对方留下非常愉悦的印象。在这里，有几位非常杰出的华裔工作人员，不可不提。
江华的形象让人难忘谈起华裔女性中的佼佼者，在联合国总部工作的外交官和工作人员，都不约而同地称赞联合国历史上首位女性秘书长发言人江华。江华接受联合国电台记者采访。（联合国电台中文部）
秘书长发言人办公室的珍妮介绍说，江华是联合国从世界各地的竞选人中脱颖而出的，经过反复的笔试、试镜和七八个人的面试，她才得到这个“非常有荣誉的位置”。江华的出现，让联合国女性工作人员感到骄傲，也让华裔雇员备受鼓舞。一般说来，秘书长发言人每天工作12小时是很正常的事情，有的时候周末也要搭上，很多情况下24小时都要听候召唤，所以“个人的爱好和兴趣都要放一放了”。
珍妮说，作为秘书长的新闻发言人，江华早晨7点到办公室，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为安南前秘书长以及联合国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准备当天的新闻简报，她要看许多国家的报纸、新闻稿，然后把其中比较重要的摘录出来，9点半之前把这些新闻简报发出去。然后就是参加政治部、维和部等部门的会议，把这些会议的内容分头整理出来，准备在中午12点的新闻发布会上发布。
但这些工作还都不是挑战，最大的压力是在新闻发布会上，有时候记者会提出发言人想不到的问题。但当过记者、做过编辑、有在英国BBC工作经历的江华走南闯北，到过60多个国家，见过大世面，因此她从不怯场，应变能力非常强，总能从容应对各种问题。对于自己的出色工作，江华总觉得自己“是一个普通人，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之所以能够成功，每一步靠的都是天时、地利、人和”，她没有追求什么职位、名气、名誉这些东西，她只“希望自己快乐、幸福，就这么一点要求”。
江华透露，“我之所以决定要到联合国工作，很大的一个因素，就是我对安南秘书长非常敬佩。我觉得他为人非常诚恳，他不是一个政客，他确实是发自内心地想为世界做点事情”。她认为，作为一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能够为联合国工作感到非常自豪，能让联合国追求和平的声音传遍世界，并全心全意帮助受战争摧残的贫穷地区人民建立美好的生活，这就是他们的责任和义务。江华后来虽然调到科索沃工作了，但她端庄的举止、脱俗的气质和清新淡雅的风格，至今仍给人们留有非常深刻的印象。
大胆争取中国人身份在联合国工作的华裔女性中，还有一位杰出的“高级官员”，她就是负责联合国总部人员招聘的司长翁盈盈。作为联合国征聘司这个重要部门的一把手，翁盈盈的故事值得讲一讲。这倒不是因为她现在身居要职，而是她的“中国人”身份是她自己大胆争取来的。
出生在越南西贡的翁盈盈，懂得越语、中文、法文、英文，后来到法国读书时，她自己跑到中国的领事馆，通过自我介绍，领取了中国护照。在法国取得文学硕士学位后，中国总领馆的一位领事告诉她，联合国正在招考中文翻译，并建议翁盈盈去试一试。出乎她的意料，她考上了翻译。先在翻译岗位上干了4年，后来又调到联合国征聘司。
至于如何晋升到司长的位置，翁盈盈的看法是：“在联合国很多人都有晋升机会，只要把工作做好，机会到了，如果争取，就有晋升的可能。”她以为一个人的成功与否，不在于职位高低，通常情况下，尽量多帮助别人的人，就有成功和快乐的机会。翁盈盈的成功秘诀在于：一个人的一生，一是要做一个快乐的人，二是要助人为乐。看得宽，看得高，很多小事就不会去计较，这样一来，一个人就会比较快乐，也许成功的几率就比较高。不过，话要说回来，翁盈盈感觉在联合国报名参加应聘的中国人非常谦虚，她认为在谦虚之余，还应当把你做事的能力，客观如实地写出来。只有让人了解你，你才会争取到来之不易的机会。
在平凡的岗位上迎接挑战联合国有300多名警察，其中女性警察30人，杜小婷是唯一一位来自中国的女警察。祖籍辽宁的杜小婷在内蒙古长大，在联合国值勤已6年多了。在这个挑战性极强、需要有很强应对突发事件能力的岗位上，杜小婷是怎么生活和工作的呢？
至今爱人和孩子仍在中国的杜小婷，想起他们心中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但为了祖国的荣誉，展示中国女性的良好形象，她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每天工作8小时，坚持体育锻炼，保持应对突发事件时有充沛的体力。杜小婷说：“作为女警官，首先要自强、自尊、自重，才会得到别人的尊重。”已经有硕士学位的杜小婷说，为了跟上工作节奏，自己仍在业余时间参加学习，争取拿到更高的学位。由于自己的优异表现，杜小婷不仅与同行相处融洽，还享有很高的威望，她的工作表现得到上级认可，她的良好形象也得到联合国工作人员、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官员和各地游客的赞许。在联合国总部值勤的杜小婷
警察是个危险性很高的职业，但与纽约的警察相比，在联合国当警察危险性小多了。这主要是在联合国工作的人员，绝大多数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外交官、政府官员和新闻工作者。来联合国参观的人虽然来自世界各地，但他们大多抱着一种尊敬、好奇的心理来参观，能服从导游的安排，很少出现安全方面的问题。但在联合国警察心里，安全观念和应对突发事件的弦，从来没有松过。
顾菊珍女士的中国情结提起年过九旬的顾菊珍女士，连联合国总部餐厅的工作人员都会尊称她是“元老”，如果再提起她的父亲顾维钧，不少人更会肃然起敬。因为顾维钧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杰出的外交家之一，他所处的年代是世界多灾多难、中国军阀连年混战又遭受外敌入侵，局势大动荡、大变化、民不聊生的困难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1919年巴黎和会，顾维钧就山东主权问题据理力争，以出色的辩论才能阐述中国对山东有不容争辩的主权。
1945年6月26日，50国代表在美国旧金山战事纪念歌剧院举行签署《联合国宪章》典礼。联合国成立于1945年10月24日，同一天《联合国宪章》开始生效，这一天也被定为“联合国日”。参加这次联合国制宪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由宋子文带领，成员包括顾维钧、杜建时等10多人，中共也派代表董必武出席了这次盛会。顾维钧出席旧金山会议，参加了《联合国宪章》的起草工作，并代表中国政府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为中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维护中华民族的权益作出了重要贡献。
笔者曾多次和顾女士接触，交谈中感觉，她不愧是著名外交家的后代、“联合国的巾帼英雄”，在她的身上继承了父亲爱国家、爱民族、自强不息的好品德。顾菊珍女士是联合国资深公务员，是顾维钧唯一的女儿。1940年，顾菊珍在英国完成学业后，毅然回国投入抗战。抗战胜利后，顾菊珍进入联合国托管及非自治领土部任研究员。在这里，她凭着自己的努力工作、显著的业绩，很快就升为联合国秘书处政治托管非殖民部非洲司司长，负责调查研究当时仍然处于殖民状态下的安哥拉、莫桑比克、纳米比亚等葡萄牙殖民地的政治形势，及时向联合国报告。同时，她还兼管联合国退休基金委员会工作。
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正在联合国工作的顾菊珍女士自然十分高兴。她曾多次出面，为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顺利开展工作进行协调和沟通。唐明照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后，还将顾女士视为自己的得力助手，并对顾菊珍的出色工作倍加赞赏。可能人们会想到，顾菊珍能进入联合国工作，一定是仰仗着父亲顾维钧在国际外交界的声望才获得的。其实不然，顾维钧是一个从不借助自己的众多关系为女儿安排工作的人。
顾菊珍能进入联合国工作，全靠自己的才干，当然也有一位英国朋友的大力帮助。那时，这位英国朋友见到年轻貌美的顾菊珍才华出众，办事利落，便主动帮她找到联合国秘书处负责托管部工作的负责人，向他们推荐了顾菊珍。当联合国秘书处的工作人员对顾菊珍进行考核后，二话没说就接受了她。进入托管部的顾菊珍，十分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在这里，她施展出了自己的全部才华，终于在国际外交界赢得了一席之地，成为联合国中一位难得的“巾帼英雄”。对此，也许她的父亲顾维钧也不曾料到。在联合国工作了近40年的顾菊珍女士（左）与《环球时报》记者合影
晚年的顾维钧身居海外多年，可他一直没有入美国籍，这是由于他一直心系中国大陆。女儿顾菊珍对父亲的这一份不绝如缕的故土深情看在眼里，为了了却父亲的这份心愿，顾菊珍每次回大陆时，都要代替父亲回到嘉定故园去看看家乡的亲人，转达父亲对家乡父老的深切问候，然后再把家乡的深刻变化一五一十地告诉父亲，以宽缓父亲对故乡的思念。
顾菊珍退休后，作为联合国退休雇员联谊会主席、退休国际公务员联合会董事，还经常回到她工作过多年、非常熟悉又非常有感情的联合国总部，或看望老朋友，或参加一些会议。每次与顾菊珍女士接触，笔者都会从她回忆亲历联合国成立后的许多重大事件中，感受到她目睹了中国在联合国内地位的提高和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而发自内心的欣慰和骄傲。
笔者在采访过程中，看到许多在联合国工作的女性工作人员，每天都在忙忙碌碌地从事着一些繁琐而平凡的事务性工作。她们收入比较稳定，但因为曼哈顿岛上房租奇贵，她们大多都居住在远离联合国总部的皇后区、布鲁克林或新泽西州等地。她们白天赶来上班，晚上回家做饭、洗衣、照看孩子，生活一点也不轻松。谈起她们在联合国工作的感受，一位在联合国电台工作了20多年的女编辑告诉笔者：“联合国大楼在外人眼里是个很神圣的地方，我们是在这个地方从事平凡的工作，只要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过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就无怨无悔了。”
正是这些女性的出色工作表现，让我们看到当今女性地位的提高。时任国际议会联盟秘书长的约翰逊曾表示，妇女为争取男女平等的努力已经见到成效。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各国妇女参政的比例在逐年增加。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塔鲁曾表示，1995年北京世界妇女大会提出的《行动纲领》，使妇女的寿命和生育率都得到了提高，更多的女孩有了读书的机会，得到了工作的女性人数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不过与此同时，当今世界的妇女，仍然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比如贩卖妇女儿童这种罪恶现象愈演愈烈，战乱地区的妇女已成为各种攻击的目标，还有艾滋病毒的蔓延使越来越多的年轻女子成为受害者等。全球军事开支一年超过9000亿美元，但发达国家用于援助发展中国家的开支不到700亿美元，其中只有30亿美元被用于促进男女平等的项目。哪一项费用更能够促进世界和平呢？是9000亿美元的军事开支，还是30亿美元的男女平等开支？
除了加强妇女参与决策问题外，联合国还关注如何加强妇女在教育、卫生和工作领域的参与。当今世界还没有可能铸剑为犁，把所有的军事开支都转用于和平发展及妇女事业。但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塔鲁曾指出，北京《行动纲领》实施的经验，让国际社会看到了新的希望：妇女面临的挑战，不是无法解决的问题。因此必须让所有的人都认识到，妇女问题关系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解决妇女问题，不仅要靠妇女，更要靠所有人的共同努力。
7.联合国的薪金和福利
有人批评联合国，说它给予工作人员的薪金和福利过高。这些人还断言，联合国雇员可以免税，而且均享有诸如租房补贴、学费补助金和免费停车等“额外津贴”。因此，人们越来越多地对联合国薪金和福利提出疑问。
那么，真实情况又是如何呢？一般说来，专业人员的薪金是在与美国联邦公务员的薪金净额直接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再就纽约市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之间生活费的差价进行调整而确定的。这个收入水平在纽约市，只能算是中等，或上中等的水平。
联合国在征聘最优秀、最合资格的工作人员方面，一直面临艰难的竞争。因为联合国工作人员的薪金和福利，比不上其他大型多边组织，甚至更比不上一些私营的企业部门。联合国专业人员的薪金大大低于欧洲联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世界银行，有的甚至低了一半。
联合国专业人员的薪金平均比美国私营部门类似工作的薪金低30%。而且，联合国雇员的薪金并不免税，所有雇员必须支付薪金税，这要占他们实际工资的28%～34%，只有在联合国工作的各外交官是免税的。属于美国公民的联合国雇员同任何其他美国公民一样，都需缴纳美国所得税，这些税款是从工作人员的薪金税中支付。为联合国工作的美国公民还需缴纳社会保障税。
工作人员的薪金税比许多类型的所得税更加高额，因为不允许有任何减免。例如美国纳税人的税款可以有各种扣减额，而联合国雇员，包括那些属于美国公民的雇员则不享受这些扣减。
联合国工作人员的薪金是由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管理，该委员会是由代表世界各区域的15名专家组成的一个独立的委员会。委员会向联合国大会负责。
联合国从国际征聘的雇员如在本国之外的地点工作，则可以享有教育补助金，用来支付子女的一部分教育开支。相比之下，美国在国外工作的联邦政府公务员则可完全报销他们子女的教育费用一直到高中毕业。
联合国征聘的工作人员如需搬迁工作地点，就可以获得部分房租补贴。搬迁到发达国家的工作人员，补贴会逐渐减少，并在七年后停止。相比之下，美国联邦公务员在国外工作的整个期间，都可以报销全部的住房开支。笔者认识一位在总部第23层当翻译的朋友，今年43岁，月薪有6000多美元，但仍租不起曼哈顿岛上的房子。他在唐人街贷款买了房，每天上下班都乘地铁，与在国内工作节奏并无多大区别。用他的话说，这些钱如果在国内花，那就舒服多了。
据工作人员条例规定，联合国雇员不得接受本国政府给予的补充薪金或补贴，以免损害他们作为国际公务员的独立性。会员国不能向联合国雇用的本国国民提供补充薪金的做法，是秘书长提交大会审议的联合国工作人员行为守则草案所涉及的若干问题之一。
联合国工作人员、包括最高级别的官员，在任内私人车辆不享有免费停车。联合国停车场空间有限，停车必须付费。而联合国附近的存车场，一天的存车费至少要30美元～50美元。
联合国雇员必须将其薪金的一部分用于缴付养老基金。联合国的退休工作人员每年的养老金数额取决于三个因素：任职最后几年的年薪、向联合国缴纳养老基金的时间长度，以及退休时的年龄，但至少要有五年的缴款纪录。
8.大使馆不一定大
纽约是联合国总部所在地，世界各国都有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有代表团就有大使级别的大使馆。大国的大使馆如美国，干脆就建在联合国的对面，其气派和所在位置，其他国家无可攀比。大国的代表团小则六七十人，多则上百人。那么小国的大使馆又是什么样子呢？
在曼哈顿第二大道交接第42街800号的大楼，从外表看，与其他摩天大楼相比没有什么特别，但进入楼内的第四层，就会发现这里别有洞天。走出电梯门，就会发现墙上的指示牌上，全都写着国家的名字：瑙鲁，向右，400A房间；多米尼加，向左，400H房间。原来，这里是英联邦10个在太平洋、加勒比海和非洲国家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联合办公地点，号称“小小联合国”。
有一天早晨，“小小联合国”突然爆发了一场危机，不过不是外交危机，而是他们那一层楼的电话忽然打不通了。外交部门的通讯不畅通，误了大事怎么办？人口只有17万人的南太平实岛国摩萨亚的大使秘书在走廊里高呼：“我们已经打电话询问了。”另一个国土面积600多平方公里、人口有15万人的圣卢西亚的官员说：“我刚才打电话给瑙鲁（面积21平方公里、人口1万人），他们的电话也不通。”整个气氛就像是居民楼内的电闸出了问题，各户人家都很关心，纷纷出门探寻原因，一团和气中透着相互的关心。“小小联合国”成立于26年前，约有10个小国参加。对于其中一些小国来说，它们的办公地点，还兼作驻美国和加拿大的大使馆。用联合国的专业术语来解释，就是SIDS（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译成中文就是“由岛屿发展而来的小国”。
纽约的土地贵如金。以前各国为了荣誉与尊严，都把自己的大使馆搞得小而全，经济上负担非常重。“小小联合国”根据格林纳达的建议联合起来后，各国合用的办公室房租由英联邦成员国中的大施主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来支付，余下的日常开销，各国自行承担。这样，各国共用的不仅是桌椅板凳、一个楼面的接待员、一个会议室，甚至还共用一部传真机，行政成本大大降低，许多方面还可互助，好处真是数不胜数。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办公大楼里，这些小国家的成员利用共有的平台抱团取暖，在联合国重大活动中协调立场，互相声援，力求最大限度地扩大自身的影响，维护各自国家的利益。“小小联合国”成员之间，有时还互相借抄联合国的会议记录，就像学生缺课，要向同寝室的同学借笔记抄一样。更重要的是，每当遇到风暴、海啸之类的灾难时，各国大使在走廊内就能及时互相关心和安慰，虽然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但能使人感觉到温暖，与大国之间的“相忘于江湖”不可同日而语。“小小联合国”成员间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在这里，我们在道义上互相支持。我们是小国，除了道义上的支持，我们不能提供别的什么了。”
9.美国人如何看联合国
联合国总部设在美国，在外人眼里这是荣誉和利益的完美结合，美国独享种种说不完的好处，令人羡慕不已。但有些美国人不这么看，少数人得了便宜，还时时流露不满之意，个别人甚至认为联合国“侵蚀”了美国的主权。
美国长期以来能目空一切，对联合国屡屡阳奉阴违，把联合国当做其外交政策的工具，就是因为无数次标榜自己是联合国的“最大输血者”，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自联合国成立以来，美国一直都是提供经费最多的国家。以2004年为例，美国向维和行动提供了11亿美元，为支持卢旺达等提供7200万美元，为世界粮食计划署预算总额提供48%的费用，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提供17%的费用，为难民事务公署提供31%的预算等。美国“埋单”很多，而联合国又成为“反美主义的传播舞台”，各国领导人常在联合国谴责美国，这让美国人心理很不平衡。反之，美国有时故意拖欠联合国会费，这又让世界各国对美国心生不满。
美国人对联合国的实际看法究竟如何？笔者通过多年的观察发现，每当联合国作出的一些决议或决定不符合美国口味时，美国人就会抱怨、发难或是刁难联合国。在联合国成立初期，联合国主要是被西方国家所操控的，那时候美国人很少抱怨联合国，但随着新兴国家的不断出现和力量壮大，美国人不能随心所欲了，美国拖欠联合国会费和批评联合国的声音就开始多了起来。不过，即使有些美国人再不满意，美国还是离不开联合国，大多数的美国人还是理解、支持和尊重联合国的。
联合国是由世界各国成员组成的，联合国组织一直在不断地进行反思和总结。多年来的许多调查显示，联合国继续在世界各地享有广泛的支持，目前更是如此。美国通常被认为是一贯批评联合国的大本营，即使在该国，接受民意调查的大多数美国人表示支持和尊重联合国。以下的一些数据很能说明问题：
一是根据沃思林世界集团的民意调查，1998年8月美国人有60%认为联合国干得出色。这是自1959年以来联合国得到的最高支持率，最近的其他调查显示的得分更高。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民意调查，1997年64%的美国人给予联合国好评，在后来的几年里，该数字一直处在62%～76%。
二是在接受民意调查的美国人中，72%认为美国作为联合国积极的会员国非常重要，比仅仅三年前的54%有所升高，另有21%的人认为这一点“相当重要”。
三是美国经常因为各种原因拖欠联合国会费，对此，75%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应当缴付对联合国的欠款，大多数人认为付款不应附带任何条件。然而，美国国会议员有82%认为，美国人通常对缴付美国欠联合国的款项持消极看法。
四是接受调查的美国人大多数（53%）认为美国应当无条件缴付欠款，42%则认为美国应当可以扣缴欠款作为就其他优先事项讨价还价的手段。
五是民意调查显示，57%至76%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应该扣缴欠款的理由非常可信或相当可信：为迫使联合国“提高效率”；因为自愿支持维持和平行动实际上是联合国欠美国钱；因为联合国在“侵蚀”美国的主权。但另一方面，78%至85%的人认为美国应该缴付欠款的理由非常可信或相当可信：这是法律义务；因为美国得益于联合国分担负担；支持联合国的人道主义救济工作。
六是接受民意调查的美国人绝大多数（85%）非常相信或相当相信，即据《联合国宪章》每个国家都有法律义务和条约责任缴付摊派款。大多数人（80%）反对像美国国会目前提出的法案那样，把缴付联合国摊派款同限制提供经费，与在外国宣传放宽堕胎政策的组织的规定联系起来。
七是几次民意调查表明，80%以上的美国民众要求加强联合国，而不是削弱联合国。然而，美国决策者却认为只有14%的民众赞成加强联合国。
八是两名美国众议员曾共同提出一项比较极端的法案，提出美国退出联合国。但是在这两名众议员的选区，却有75%以上的民众反对这项法案，不支持他们的行动。
看来，美国人对联合国表现的评价会随着他们对联合国重大维持和平行动成败的看法而上下波动。1993年6月，当联合国在索马里的行动初步取得成功时，61%的美国人认为联合国表现出色。即使在1995年6月，当联合国在波斯尼亚的行动遇到挫折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镜报集团均发现，仍有42%的美国人认为联合国“表现出色”。
2 联合国的作用
1.联合国创始国的使命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刚刚散去，为了保护人类免于新的战争和灾难，联合国庄严宣告成立。当时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的中国代表团成员杜建时的堂弟、原中共天津南开区委统战部部长杜铭，曾接受过联合国电台记者的采访，回忆了当年的情况。
1945年的春天，在欧洲战场的苏联军队正以破竹之势进入德国，4月25日，苏军与英美联军在德国易北河岸会师，攻取柏林指日可待。同一天，来自中国、美国、英国、苏联等50个反法西斯国家的代表，在美国华盛顿举行联合国制宪会议。参加这次联合国制宪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由当时的中国政府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带领，成员包括顾维钧、杜建时等10多人，中共也派代表董必武出席了这次盛会。
宋子文在制宪大会发言时指出，自从1931年日本开始侵略中国之后，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生命代价，中国因此可能比任何一个国家更能认识到这次会议取得成功的重要性。宋子文说：“在1931年开始的这场残酷的战争中，中国经受住了日本这个攻击成性的国家所造成的痛苦。我们深刻地体会到，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集体安全体系，任何国家若想得到彻底的安全丝毫没有希望。”
经过为期两个月的谈判与会商，50国代表于1945年6月26日在美国旧金山战事纪念歌剧院举行签署《联合国宪章》典礼。大会指导委员会考虑到中国参战时间最长，特意安排中国作为第一签字国签署这份人类历史上极为重要的文件。从此，中国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的大国地位被确立。杜铭回忆说，他的堂兄杜建时回国之后，向家人讲起签字的情况，激动不已。“杜建时回来以后精神上很振奋，逢人就非常高兴地说，我们中国人在国际上也有地位了，不再是像以前那样被人看不起的那种状态了。以前别人说中国人是东亚病夫，说话没人听，现在中国是常任理事国了，有否决权了，不同意的可以投反对票。而且也已让日本投降了，中国跟以前是大不一样了。”
宪章签署的第二年，也就是1946年，联合国正式开始工作。中国代表顾维钧出席了那一年的第一届联合国大会。9年前，正是顾维钧，在联合国的前身国际联盟会议上表达了中国将抗战到底的决心，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和尊重，如今和平已经到来，他却深知联合国未来仍然任重道远。顾维钧曾表示：“世界人民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已经经历了两次大杀戮、大破坏，他们对联合国寄予期望，联合国的任务就是保卫和平，以及促进人类的福利。”
在之后的历史岁月中，作为联合国创始国和重要成员之一的中国，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在为维持国际和平以及促进其他领域的发展中不断作出积极贡献，中国无愧于联合国创始国的光荣称号。
2.联合国的组成
从联合国的组成来看，它倒更像个小政府。“政府内阁”的最高行政长官是秘书长。秘书长由联合国大会任命，任期5年，一般连任不能超过两届，由5大洲轮流坐庄。秘书长在世人面前，是联合国的象征，更是极重要的国际调停者及和平缔造者。依不成文规定，秘书长不能来自常任理事国，但拥有实权的副秘书长位置，却少不了来自5个常任理事国的人选，其中常务副秘书长的位置更是由美国人把持着。
秘书处负责着联合国的日常工作。其一般工作人员是在世界各国通过公开考试的方式选聘而来的，是国际公务员。他们不寻求或接受任何政府或本组织以外的当局指示。秘书处下设的工作班子包括负责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的总监办公室，还有秘书长办公室若干，有负责监督工作的内部监督事务厅、负责人事工作的人力资源厅、负责维和经费筹措的维和经费筹措司，以及负责政治和安全理事会事务司和裁军事务司等若干司级组织。笔者在联合国工作期间，打交道最多的部门是位于二楼的秘书长发言人办公室。
此外，联合国有自己的法院——国际法院。国际法院由15名不同国籍的法官组成，法官由大会和安理会提名并经选举产生。法官任期为9年，法院自行选举正副院长，任期3年。国际法院的主要职责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联合国有自己的“蓝盔”部队，也有自己的警察。“蓝盔”部队的人数多达7万。联合国警察则不受驻在国政府警察的约束和管辖，可以独立行使自己的职权。
联合国还有邮局，可以发行自己的邮票。联合国邮票通常是聘请世界各国著名美术家设计的。无论是联合国的工作人员，还是外交官，或是到联合国参观的游客，都会挑选一些自己喜欢的联合国邮票，请联合国邮局邮寄给自己的亲友。此外，联合国还有自己的学校、自己选定的官方语言以及自己的国旗和国歌。总之，联合国几乎具备了一个政府组织的所有要素，其权威性、代表性和普遍性得到了世人的广泛认同和尊重。
在事关战争与和平问题上，联合国的维持和平行动和人道主义援助工作几乎家喻户晓。但联合国影响我们大家生活的许多其他方面则鲜为人知。人类面临各种问题的挑战，而联合国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中心。联合国及其系统内各组织日复一日地为促进尊重人权、保护环境、防治疾病、促进发展、减轻贫穷做出着努力。联合国各机构还为安全有效的空中和海上交通运输制定标准，帮助改进电信，加强对消费者的保护，努力确保知识产权得到尊重；协调无线电频率的分配；领导国际社会同非法毒品贩运和恐怖主义作斗争，拟订排雷计划；在世界各地援助难民；帮助改进饮用水的质量，扩大粮食生产，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并帮助稳定金融市场。
3.五大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
2002年7月，美国再次动用否决权，不支持联合国驻波黑维和部队延长任期，理由是7月1日正式成立的国际刑事法庭没有给予美国维和士兵豁免权。美国把两个不相干的问题硬扯到一起，曾再度引起了全世界对美国滥用安理会否决权的关注。
所谓“否决权”，是指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使用反对票阻止安理会通过某项决议。根据宪章，所有安理会理事国，无论大小，均有投票权。关于程序性事项的决议，需要9个理事国的赞成票方可通过；关于非程序性事项的决议，需要9个理事国的赞成票，其中包括5个常任理事国的赞成票。根据约定俗成的规定，常任理事国投的弃权票不被视为否决票，所以投弃权票成为常任理事国为防止事态恶化而经常采用的一种战术。尽管提案有程序性与非程序性之分，5大国也只能否决非程序性事项，但实际上，5大国几乎可以对任何一项提案行使否决权。
联合国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产物。美、苏、英等国领袖在1945年4月战争还在进行时，就已经勾画出战后世界的蓝图。他们达成共识：大国必须对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担负起主要责任，必须让它们在安理会享有一票否决权，从而促进“大国一致”，防止“大国不一致给世界带来最危险的后果”。根据《联合国宪章》规定，美国、苏联（苏联解体后由俄罗斯继承席位）、英国、法国、中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拥有否决权。
从联合国1945年成立至今，安理会的5个常任理事国一共动用了300余次否决权，对170多个决议进行了否决，平均每年至少动用5次。在5个常任理事国中，苏联（包括俄罗斯）动用否决权的次数最多，达130余次，约占总数的40%；美国共使用否决权近百次，占总数的30%左右；英国使用否决权近40次，占总数的12%左右；法国共使用否决权24次，约占总数的8%。苏联（包括俄罗斯）否决的决议达80多个，美国共否决决议60余个，英国否决决议20余个，法国否决决议10个以上，中国使用否决权的次数最少，其中真正导致决议草案流产的仅有5个。
综观安理会否决权的使用纪录，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和80年代初各有一个较多使用否决权的国家，前者是苏联，后者是美国。以往的事实表明，当常任理事国的综合国力越强的时候，它越倾向并敢于对不赞成的决议草案投否决票。而当它的综合国力超强到能控制其他会员国意志的时候，它并不需要通过否决票就可以主导局势的发展。第二次世界战结束时美国的实力空前膨胀，此时的联合国基本上由美国操纵，许多决议草案来自于美国的精心策划。所以，美国根本不需要动用否决权，就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于是，当时的苏联频频使用否决权，捍卫自身和本集团的利益。1946年2月16日在叙利亚、黎巴嫩控诉英国和法国延误撤军的议案中，苏联投了反对票，成为安理会中第一个使用否决权的国家。
20世纪60年代后，摆脱殖民地统治的国家纷纷加入联合国，联合国成员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世界格局的力量变化，美国的综合国力相对下降，美国人越来越感到联合国不再是它随心所欲的工具。1970年3月17日，美国第一次使用否决权，此时距联合国诞生已整整25年。
后来，否决权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某些常任理事国的一种豁免权。比如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入侵格林纳达和巴拿马等，均因为当事国是常任理事国，安理会根本无法通过谴责的决议。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地位相对衰落，美国在世界上已缺乏有效的牵制力量，美国不再满足于否决权这一特权，而是寻求更大的行动自由，因此它对联合国采取一种“有用则用、无用甩开”的态度。科索沃战争、入侵伊拉克都是典型的例子。由于拥有否决权的中、俄两国当年不赞成对南联盟进行军事打击，于是美国便绕过联合国，对南联盟进行空袭。战争爆发后，中俄及纳米比亚三国向安理会提交决议草案，但由于美、英、法3个常任理事国都是北约成员国，结果安理会以3票赞成，12票反对，未能通过要求北约立即停止非法军事行动的决议草案。
而安理会使用否决权的典型例子，莫过于1996年的联合国秘书长选举。加利从1991年当选秘书长以来，其5年任期于1996年年底届满。《联合国宪章》对秘书长的职权、职能和任职条件都没有明确的条文，只规定：秘书长由安理会推荐，联合国大会加以任命。各成员国曾就第一任秘书长达成君子协定，即第一任秘书长任期5年，并可连任一次。而对其以后的秘书长连任问题没有做明文规定，经实践和各大国的认同，形成了秘书长两个任期的惯例。各大国又有这样的默契，即秘书长不得来自5个常任理事国，该人选必须会说流利的英语和法语，人选轮流来自各大洲。
冷战期间，联合国长期在大国两极体制的阴影之下，来自中小国家的联合国秘书长不得不学会在夹缝中周旋和寻求平衡。加利、安南等在任职期间，不愿唯美国马首是瞻，与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时常发生冲突。美国对此非常恼火，指责他们“在联合国内削弱美国的大国地位”。
否决权的重要性，也反衬了安理会的重要性。由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同时是世界上的大国，这就决定了常驻联合国的记者总是围着大国转。每当美国及其他主要大国就某一问题发表评论的新闻稿一放到秘书长发言人办公室时，记者们总是蜂拥而至。相反，一些小国的发言稿，即使主动放在文件散发架上，也很少有记者问津。
虽然记者在联合国大楼内的办公室与安理会只有几步之遥，但平日也很少有机会直接坐进安理会大厅的记者旁听席上。此外更多的时候是，记者就坐在办公室内，观看联合国内部的电视直接转播。而观众经常在电视上看到的安理会会议镜头，也是各大电视台从联合国电视台花钱买来的录像带。当然一些大报、大通讯社的记者，有时可以享受特别的待遇，进去几分钟进行专业摄影。
安理会会议厅的圆形坐席按照英文字母排列，每月按顺序位移一次，安理会主席由15个成员国轮流担任。书记员们在每次会议上所做的记录，都将作为联合国的文件载入史册。安理会正式会议往往是走过场，而任何国家的立场其实在私下的会谈和磋商中，已基本上摸得八九不离十。联合国二楼可以说是联合国的灵魂。秘书长发言人吹风室设在二楼，安理会每次重要会议休会期间，都是在二楼发布消息。而且各国代表也是从二楼走入安理会会议厅，而他们往往是记者们追逐的对象。更为重要的是，一些秘密外交也是在二楼的咖啡厅举行。所以每当一个重大事件发生时，联合国咖啡厅的生意便极为火爆。联合国安理会会场全景（联合国新闻中心提供）
笔者的前任——周德武记者曾有过一段难忘的经历：“1997年年初，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在关于危地马拉问题的一项决议中投下一张否决票。那年1月10日中午，我刚从华尔街采访归来，宿舍的电话铃响起，让我速去联合国。我一路小跑到在联合国的办公室，从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新闻发言人那里得知，当天下午联合国将就危地马拉问题举行正式会议，中国可能要采取行动。当时联合国电台反复播送的一则通知说，危地马拉驻美国、加拿大及联合国的3位大使将在安理会会议后举行记者招待会。下午3时30分，安理会正式会议准时开始，摄影和摄像记者们都集中到安理会大厅外可以拍摄到中国代表团全景镜头的位置。安理会此前已就美国、墨西哥等国提出的向危地马拉派遣155名联合国军事观察员的决议草案磋商了好几轮，而且已印成蓝色文本，意味着草案可随时付诸表决。
晚上8时许，当月安理会主席小田和恒要求不同意该决议草案的国家举手时，中国大使秦华孙将手高高举起。于是安理会主席宣布：‘由于投反对票的国家是常任理事国，此决议草案不能通过。’据参加会议的中国官员告诉我：投票结束后好长一段时间，他们都不敢相信这一事实，因为一些年轻的中国外交官们还没有过这样的经历。自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来，仅仅使用过两次否决权，而且都是发生在25年前。1972年8月25日，中国曾否决了孟加拉国加入联合国案；同年9月10日又对英、法等国关于中东问题一项修正草案投了反对票。”
中国代表在解释投反对票理由时强调，中国理解危地马拉的遭遇，但危地马拉的和平不能以损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为代价。危地马拉不顾中方的一再警告，竟邀请台湾所谓的“外交部长”出席其和平协议签字仪式，给台湾那些从事分裂祖国的行动提供了机会和场合，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中国此次行使否决权，让危地马拉哑巴吃黄连，也在联合国内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华盛顿邮报》撰文称：“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开始采取积极反对的立场。”“积极”两字足以反映中国在应用外交艺术、捍卫国家主权方面有了更好的战略和策略。路透社评论说：“长期以来，中国在联合国被视为一条沉睡的巨龙，但台湾问题不同于其他任何问题，它能把中国从沉睡中唤醒。”
正因为否决权如此重要，所以安理会改革的焦点便集中在拥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身上。尽管改革已谈了近20年，但进展不大。个中的因素非常复杂，主要是五大国都不希望既得利益受到损害，不愿意看到既有的否决权被削弱。但改革否决权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过。有的主张废除否决权，有的主张限制否决权，各方莫衷一是。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限制使用否决权将是安理会改革的一大方向，这也将迫使各国把否决权作为一门外交艺术加以灵活应用。
有人说，联合国太软弱。但是，联合国背负“软弱”的骂名的原因大多数情况下是决议常遭到践踏，更多的是沦为大国的“替罪羊”。世人可能没有注意到的真实情况是，如果没有联合国，世界上战火燃烧或波及的地方还会更多，人类遭受的苦难还会更加深重。仅就避免战争来说，自联合国成立以来，前后完成了170多次和平解决区域冲突的谈判，在全球冲突地区共部署了60支维持和平的部队和观察团，从而使冲突方能冷静下来，使紧张局势恢复平静，使和平谈判得以开展，并使千百万平民免遭冲突之害。时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代表王光亚大使在安理会外接受记者采访
一位常驻联合国的资深记者曾深有体会地表示，虽然联合国在处理国际危机时所能发挥的作用有限，但这个世界还是非常需要联合国的，因为它是全球唯一多边性的外交舞台。美国等大国需要联合国的旗帜，以确保自己在介入某些热点冲突时的公信力；而那些弱小的受害国、旁观国，更需要联合国和安理会，借以发出自己的呼声。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联合国有时甚至是唯一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如在解决前南斯拉夫问题；制裁塔利班和伊朗等。但类似情况多出现在各大国利益趋于一致，或某大国出于某种原因保持沉默的时候。究其原因，联合国不是一个政权组织，它没有国家机器，它缺钱，更缺军队。从某种程度上说，联合国的权力建立在成员国对它的尊重上。
正因为有个别成员对联合国不够尊重，联合国才有说不尽的委屈、无奈和尴尬，有时还背负“软弱”的骂名。从远的说，20世纪50年代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一系列决议，对朝鲜发动大规模战争；60年代，美苏开展对世界的争夺，联合国成为两个“超级大国”竞争的场所。从近的看，联合国曾对伊拉克前领导人萨达姆作出过17项决议，但都没有收到效果。对索马里海盗作出过4项决议，但海盗依然横行，有时维和部队也屡屡被内战一方劫为人质，而联合国对此束手无策，无力施救。1999年春，在未获得联合国授权情况下，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部队，对前南斯拉夫进行了长达78天的空袭，中国大使馆“被误炸”，我三名新闻工作者许杏虎、朱颖、邵云环遇难。2003年春，美国又抛开联合国，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有数据显示，仅在巴以问题上，2000年至今，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就遭到美国8次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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