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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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丛(2014年第4辑/总第13辑)试读：
本辑特稿
学好哲学用好哲学——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论述[1]杨春贵2013年12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习近平同志在学习中指出，“学哲学、用哲学，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现在，我们依然要推动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12月1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部发出《关于认真组织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十讲（党员干部读本）〉的通知》，要求全党把学习哲学同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结合起来，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结合起来，作为推进学习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创建的基本内容。我们应当按照中央的要求，把这项学习活动认真、扎实地开展起来，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更好认识国情、认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势，更加能动地推进各项工作的发展。一 重视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
我们党的实践活动和理论活动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重视并且善于从哲学高度总结经验、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重视对党员、干部和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教育。这个传统是毛泽东为我们开创的。
早在1921年筹备建党的时候，毛泽东就明确提出：“唯物史观是[2]吾党哲学的根据。”1930年，他写下《反对本本主义》一文，第一次提出“思想路线”问题，强调“必须作实际调查”“洗刷唯心精神”，指出：“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鉴于党内长期存在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绝对化、把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而使革命遭受严重挫折的历史教训，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经验进行了系统的哲学思考和总结，他读了大量的哲学著作并结合实际写下许多哲学笔记，指出，“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辩证唯物论不但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部分”，“而且是一个基础”，“只学个别科学，不学基础科学（唯物辩[3]证法）是不对的”。他又说：“辩证法唯物论对于指导革命运动的干[4]部人员，尤属必修的科目。”为了扫清党内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1937年7月和8月，毛泽东到抗大做《实践论》《矛盾论》演讲，为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奠定了哲学基础。1938年9月，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延安成立研究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团体延安新哲学会，组织翻译哲学著作，编选哲学教材，举办哲学报告会、讨论会。1941年8月和9月，为了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中央决定成立中央研究组和高级研究组。毛泽东在给研究组各同志的一封信中提出，总结历史经验，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实际方面的材料看六大以来的文件，理论方面“暂时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要求大家读艾思奇等翻译的苏联米定等所著《新哲学大纲》和李达等翻译的苏联西洛可夫等所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等。[5]1942年全党开展以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延安整风运动，在全党确立起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从而为党的七大确立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为中国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历史经验表明，中国民主革命的命运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紧密相联的，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中国民主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胜利。
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样是紧密相联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党中央和毛泽东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从我国实际出发，成功开创了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在我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但是，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我们走了一条曲折的道路，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集中体现在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也有遭受挫折的教训，犯了许多重大错误特别是像“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的、长达十年之久的“左”的错误。这些错误的产生，固然有经验不足的客观原因，但也有偏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主观原因，如误用革命战争时期抓阶级斗争的经验，在阶级矛盾不是主要矛盾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片面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犯了“大跃进”“浮夸风”“共产风”的错误；权力过分集中的领导体制造成严重的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使许多重大错误不仅没能避免，而且难以纠正，以致最终造成“文革”期间唯心主义横行、形而上学猖獗。“文革”结束后又出现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在历史转折关头，造成两年徘徊局面。为了纠正“文革”及其以前的“左”的错误，开创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我们党把端正思想路线提到首位，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关于什么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主要标志，我们党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进而推进了指导思想和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邓小平的报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成为开创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新理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哲学变革推进了政治和社会变革。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对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第一次做了完整的表述：“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
邓小平说：“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6]实际出发。”这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一个根本性的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正确，之所以富有生机和活力，就在于它始终坚持和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集中体现在一系列的“破除”和“坚持”上，诸如破除“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破除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观念，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破除“超阶段”的“左”的思想框框，坚持一切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破除从概念出发抽象谈论姓“社”姓“资”的思维定式，坚持“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破除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思想倾向，坚持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正是这一系列的“破除”和“坚持”，推动我们的理论与实践不断地与时俱进而充满生机和活力。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我们适应新形势、认识新事物、完成新任务的根本思想武器”。二 当前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现在我们正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这是一项极其艰巨的历史任务，我们既面临难得的机遇，又面临严峻的挑战。当前，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出现一系列新的矛盾和问题；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综合国力竞争和各种力量的较量更趋激烈，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艰巨的历史任务和复杂的国内外形势，要求我们切实提高处理复杂问题、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切实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这就要求我们更要重视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习近平同志说：“现在的领导干部不少人受过专业训练，不缺乏专门知识，但其中的很多人不懂哲学，不善于辩证思考，很需要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一）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坚定理想信念的需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是我们党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经受住各种风险考验的伟大精神力量，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可靠保证。习近平同志说：“革命理想高于天。没有远大理想，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也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在我们党90多年的历史中，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为了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不惜流血牺牲，靠的就是一种信仰，为的就是一个理想。”这种理想信念，不是简单的一句誓言，更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基于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所做出的一种理性抉择。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基础的东西是哲学。有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主义历史观，才有了剩余价值学说，进而才有了科学社会主义，才有了“两个必然”的历史结论。习近平同志说：“我们一些同志之所以理想渺茫、信仰动摇，根本的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牢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只有打好哲学这个“根底”，掌握世界观这个“总开关”，才能深刻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牢牢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在任何情况下始终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任尔东西南北风，咬定青山不放松。在今天，我们要能经受住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和外部环境的考验，而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二）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推进科学发展的需要。发展是当代中国的头等大事，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我们必须深入贯彻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这一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7]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所谓集中体现，一是体现为以人为本的唯物史观，即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二是体现为统筹兼顾的辩证方法，即正确处理发展中一系列事关全局的各种重大关系。习近平同志说：“科学发展观是充分贯彻和体现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它所强调的发展，是正确处理局部与全局、数量与质量、速度与效益关系的又好又快发展，是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发展，是正确处理城市与农村、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关系的统筹发展，是正确处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及生态等各方面关系的全面发展，是正确处理当前与长远、现在与未来关系的可持续发展。”这里一连讲了“五个发展”“十二个关系”，体现了生动的发展的辩证法。不懂得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就不能深刻理解科学发展观，更谈不上自觉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三）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我们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步伐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习近平同志说，从事这样一项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在不断实践探索中推进”。今天，我国的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各种矛盾错综复杂，许多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尤其需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加强宏观思考、战略思维，正确处理改革中各种事关全局的重大关系，全面深化改革。习近平同志指出，必须加强宏观思考和顶层设计，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即加强对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的统筹设计，加强对各项改革的关联性研判，努力做到全面和局部相配套、治本和治标相结合、渐进和突破相促进。习近平同志又指出，要正确处理改革中的各种重大关系，“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胆子要大与步子要稳以及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在理解和执行各项改革政策时，要讲辩证法，防止片面性。他说：“要弄清楚整体政策安排与某一具体政策的关系、系统政策链条与某一政策环节的关系、政策顶层设计与政策分层对接的关系、政策统一性与政策差异性的关系、长期性政策与阶段性政策的关系，既不能以局部代替整体、又不能以整体代替局部，既不能以灵活性损害原则性、又不能以原则性束缚灵活性。”这些重要论述，生动地体现了辩证法的全面性。习近平同志还强调，全面深化改革要十分重视抓落实。他说，“制定出一个好文件，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关键还在于落实文件”，“要防止徒陈空文”，“必须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意识和夙夜在公的责任意识抓实、再抓实”，“一分部署，九分落实”。一定要把中央精神同本部门、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结合起来，使之具体化、项目化、责任化，真正落实到实践、落实到基层、落实到群众、落实到增进人民福祉。以上这些关于加强顶层设计、处理好重大关系和认真抓落实的重要论述，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创造性运用，对于全面深化改革具有重大现实指导意义。（四）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需要。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历史观，就有什么样的人生观、价值观。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体现的是这个社会的根本价值追求和判断是非得失的根本价值标准。党的十八大提出“三个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即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三个层面、24个字的价值观，系统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基本要求，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在思想和精神层面的质的规定性，凝结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价值表达。习近平同志说：“我们要从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战略高度，持续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作为一项根本任务，切实抓紧抓好。”在这一过程中，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正确处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认知与价值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知与行的关系等，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三 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在掌握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上下功夫
习近平同志说：“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有机统一的。学习和掌握正确的世界观和正确的方法论，始终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建设的重大任务。”我们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定要在掌握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上下功夫。（一）学习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正确发挥主体能动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物主义哲学，在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上，同旧唯物主义在方向上是一致的，即都主张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但是，旧唯物主义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不了解实践在历史和认识中的作用，是直观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实践的观点引入唯物主义，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它认为，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认识发生和发展的基础，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们的任务不仅是说明世界，更重要的是改变世界，而且只有在改变世界中才能正确地说明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观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任务，就是研究实践活动的一般规律，推动实践的科学发展，达到改造世界的实践目的，最终实现人类解放。
实践活动能否成功，关键在于正确处理实践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在二者关系中，主体居于主导地位，客体居于基础地位；主体是能动方面，客体是受动方面。主体能动地改造、认识、评价客体，而这种能动的主体活动又是以客体的存在和状况为基础的。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对主体的能动性做了经典表述。他说：“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持久战和最后胜利没有人做就不会出现。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8]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这里实际上把主体能动性归结为三个方面。第一，从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确定事物“是什么”“不是什么”，即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我们称为“认识理性”。认识理性的形成是主体能动活动的结果——首先它是在能动地改造世界的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其次它是主体对信息进行选择后形成的；最后它是对选择来的信息进行思维加工后形成的。第二，根据认识理性和主体的价值追求，决定主体对待客体的态度，确定主体“应当做什么”和“应当怎样做”，即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等，我们称为“实践理性”。实践理性更加充分地表明了主体的能动性——预见性和创造性。第三，“使主观见之于客观”，即做或行动。通过做或行动，把实践理性变为现实，达到改造世界的预期目的。以上三个方面：认识理性、实践理性、实践活动，是主体能动性三个相互联系、缺一不可的重要环节。
正因为主体具有能动性，所以主体状况如何，对于人们正确认识客体和改造客体，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例如，政治立场是否正确、思维方式是否科学、实践经验是否丰富、知识结构是否合理等，都制约着人们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我们强调，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要自觉地改造主观世界，道理就在于此。
主体能动性有正确与错误之分，界限在于它是否符合客体的实际状况和发展规律。毛泽东说：“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于正确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我们必[9]须发扬这样的思想和行动，必须发扬这种自觉的能动性。”而一切违背客观实际的思想和行动，都是错误的能动性或者叫主观盲目性。这种能动性发挥得越充分、越彻底，在实践中所遭受的挫折和失败也就越严重。忽视主体能动性，在困难和问题面前无所作为，认为这也不可能、那也办不到，是错误的；无视客观规律和客观条件，主观蛮干，片面夸大主观意志的作用，也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反对这两种错误倾向，尊重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尊重自然规律、经济规律、社会规律，正确发挥主体能动性。（二）学习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提高辩证思维、创新思维和战略思维能力。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是辩证的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融为一体、不可分割。世界是物质的，这是唯物主义；世界又是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这是辩证法。二者的统一，才是对世界本来面目的正确反映。正确发挥主体能动性，不仅要尊重唯物论，而且要尊重辩证法，不断提高辩证思维、创新思维和战略思维能力。
1945年2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做报告时说：“邓小平同志讲：事情怎样办？照辩证法办事。我赞成他的话。”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又一次提到邓小平这句话。他说：“要照辩证法办事。这是邓小平同志讲的。我看，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可见，毛泽东对邓小平这句话印象之深，在他的心里，这句话分量之重。
照辩证法办事，最根本的是照对立统一规律办事。对立统一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是辩证法的根本规律，不懂得它就不懂得辩证法、不懂得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基本范畴都是对立统一规律的具体展开；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历史观、认识论、价值论都体现着对立统一规律。对立统一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我们应当学会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又在统一中把握对立，反对肯定一切、否定一切、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总结经验、观察形势、制定政策、处理问题、看人看事，都要讲两句话，反对片面性。例如，既要讲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要讲发展马克思主义，少了哪一句都不是马克思主义；既要讲反对平均主义，又要讲反对两极分化，少了哪一句都不是社会主义；既要讲金山银山，又要讲绿水青山，少了哪一句都不是科学发展观。在习近平同志的系列重要讲话中，处处体现了“两点论”的辩证法：在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上，他强调，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观察形势问题上，他强调，既要看到我国经济发展基本面长期趋好的态势，也要看到国际国内各种不利因素存在的长期性、复杂性、曲折性，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在工作指导上，他强调，要善用“底线思维”，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工作的主动权。在谈到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时候，他强调，既要讲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要讲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要讲分好蛋糕，又要讲做大蛋糕；既要讲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又要讲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既要讲允许农村集体土地有序流转，又要讲长期稳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如此等等。
照辩证法办事，要有发展的观点，不断提高创新能力。事物不但作为矛盾而存在，而且作为过程而存在。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新陈代谢是宇宙的普遍规律。人们总得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我们要在实践创新的基础上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和各方面创新。习近平同志说，要用发展的观点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今天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把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这一点不容置疑；同时应清醒地看到，中国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还面临很多没有弄清楚的问题和待解决的难题，对许多重大问题的认识和处理还在不断深化的过程中，这一点也不容置疑。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对它的认识和把握是比较有限的，必须重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习近平同志又说，国际经济竞争乃至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创新能力的竞争。谁能在创新上下先手棋，谁就能掌握主动。我们要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加快完善创新机制，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企业创新、产品创新、市场创新、品牌创新。
照辩证法办事，要有全局观点，不断提高战略思维能力。事物不但作为矛盾而存在、作为过程而存在，而且作为系统而存在。作为系统，它包含诸多要素；作为过程，它包含诸多阶段。事物的全局，就是由诸多要素和诸多阶段所构成的有机整体。相对于全局来说，各个要素、各个阶段都是局部。战略思维就是关于实践活动的全局性思维，它的任务就是通过正确处理各种要素、各个阶段之间的关系，达到实践整体和长远谋划的最佳效果。所以，我们在实践活动中，必须高瞻远瞩、总揽全局，抓住重点又统筹兼顾，立足当前又放眼长远，熟悉国情又了解世界。心胸要非常开阔，眼界要非常开阔，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能急功近利、鼠目寸光。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要提高战略思维能力，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全面深化改革要有“统筹谋划”，“提出改革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优先顺序、主攻方向、工作机制、推进方式，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要善于观大势、谋大事”；“宣传思想工作一定要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基本职责，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找准工作切入点和着力点，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国家安全工作“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各级干部要放眼全球、放眼全国，不断提高战略思维、战略把握、战略运作能力，谋发展、创业绩不仅争国内一流，而且敢于到国际上去比较、去竞争”；“每位同志都要从做好整体工作出发，找准本职工作在全局中的位置，增强工作合力，做到全党一盘棋、全国一盘棋”。（三）学习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即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认识发展的动力、检验认识是否正确的标准和认识的最终目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后的内容，都比较之前达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运用于指导实际工作，毛泽东为我们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强调，坚持实事求是必须解放思想。党的十四大报告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所谓精髓，就是贯穿一切的东西，它贯穿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方面，又贯穿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过程，是我们必须永远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路线。
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这就要重视调查研究。习近平同志说：“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指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这样一项前无古人的复杂、艰巨事业，闭门造车不行，刻舟求剑不行，异想天开不行，必须进行周密系统的调查研究，了解国情、党情、世情，了解人民的需要、经验和创造，了解实际生活中的矛盾和问题，从中引出必要的结论，做出符合实际和人民需要的决策。“实际”十分复杂，要分清现象和本质，透过现象抓住本质；分清支流和主流，抓住主流不忘支流；分清偶然和必然，透过偶然抓住必然。列宁说，要坚持“观察的客观性”，但“客观性”不是实例、不是枝节之论，而是“自在之物”本身。
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脱离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脱离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马克思主义为我们的实践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基本原则、基本方法，因而十分重要，但它没有给我们提供解决各种具体问题的具体方案。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必须同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符合本国实际的具体理论。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说：“这些原理的实际[10]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列宁说，马克思的理论“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11]。在中国，情况既不同于欧美，也不同于俄国，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特殊的国情、特殊的历史课题和历史命运，决定中国无论搞革命还是搞建设，都只能走自己的道路。习近平同志说，“过去不能搞全盘苏化，现在也不能搞全盘西化或者其他什么化”，“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必须坚持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就是实事求是，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我们尊重本本，但决不搞本本主义；我们尊重别人的经验，但决不照搬别人的经验；我们尊重自己的经验，但决不固执己见。对一切都要加以分析，都要根据实践标准、人民利益标准去加以检验，看其是否真有道理、有几分道理，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习近平同志说：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解放思想是首要的。他特别强调，在当前全国深化改革的实践中，一些思想观念的障碍往往不是来自体制外，而是来自体制内。思想不解放，我们就很难看清各种利益固化的症结所在，很难找准突破的方向和着力点，很难做出创造性的改革举措。因此，一定要有自我革新的勇气和胸怀，跳出条条框框的限制，克服部门利益掣肘，以积极主动精神研究和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具体措施。搞改革，现有的工作格局和体制运行不可能一点都不打破，不可能都是四平八稳，没有任何风险。只要经过充分论证和评估，只要符合实际，必须做的就要大胆去做，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四）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增强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群众路线的自觉性。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创立是人类哲学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它破天荒地指出，不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研究社会历史必须研究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并从这些物质生活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法律、美学、宗教、哲学等观点。这样，唯心主义就从它最后的避难所——社会历史领域中驱逐出去了。如同达尔文发现了有机界的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历史观的这种深刻革命，为社会历史研究和社会历史活动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唯一科学的”说明历史的方法。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必须深刻认识中国国情，牢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讲社会存在，当代中国最大的社会存在就是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基本国情。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我国的国情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说，我们要牢牢把握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这个最大实际。不仅在经济建设中要始终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中也要始终牢记初级阶段；不仅在经济总量低时要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经济总量提高后仍然要牢记初级阶段；不仅在谋划长远发展时要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要牢记初级阶段。他强调，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我们在实践中要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动摇，既不偏离“一个中心”，也不偏废“两个基本点”，把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统一起来，坚决抵制抛弃社会主义的各种错误主张，自觉纠正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措施。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扎扎实实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必须深刻理解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牢牢把握“五位一体”的建设布局和改革布局。习近平同志在2013年12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说：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相互制约，支配着整个社会发展过程。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状况，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状况，它们的共同作用构成整个社会的矛盾运动。只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结合起来观察，把社会基本矛盾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才能全面把握整个社会的基本面貌和发展方向。由此出发，我们的建设和改革都必然涉及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三个领域。我们的建设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全面建设；我们的改革也必然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包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体制“五位一体”的全面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都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要求。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必须牢固树立群众观点，自觉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群众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它同“英雄史观”是根本对立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创造性地运用于领导工作，形成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集中体现了我们党的历史观、价值观和领导工作认识论。习近平同志说：“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一切为了群众，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执政的根本理念、发展的根本目的、改革的根本原则；一切依靠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之源、胜利之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们党领导群众的根本方法，也是领导工作的认识论。离开了人民群众，我们的一切奋斗都变得毫无意义；离开了人民群众，我们就将“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我们就将一事无成。我们说，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就是要求把人民当作主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人民真正当作英雄，全心全意依靠人民；把人民真正当作老师，全心全意向人民学习。党的作风建设必须紧紧抓住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这个核心和根本。十八大以来，在全党开展的以执政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目标十分明确，就是反对脱离群众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其实质是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是历史观的问题。只有从这样的高度认识问题，我们才能真正解决作风问题。
[1] 杨春贵，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教授，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名誉会长。
[2] 毛泽东：《致蔡和森》（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83，第15页。
[3]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第311～312、361、320页。
[4] 参见《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第343页。
[5] 参见毛泽东《致中央研究组及高级研究组》（1941年9月29日），《毛泽东书信集》，第189页。
[6] 邓小平：《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1985年4月15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118页。
[7]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2007年10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第12页。
[8]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477页。
[9]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7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58页。
[11]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74～275页。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史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史研究[1]吴元梁【内容提要】当前之所以要将形态分析引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一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实际上提出了“哲学形态”的概念并进行了哲学形态分析；二是因为总结和反思改革开放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所发生的学术争论，也使我们走上了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史的研究道路。哲学形态是哲学问题借以解决、哲学思想借以实现的不同层次的形式和方法的总和，是哲学内容和哲学形式的有机统一。哲学形态分析就是要分析哲学内容怎样通过不同层次的形式得到形成、实现和发展的。哲学形态分析比哲学内容分析、哲学体系分析更丰富、更全面。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分析，只从哲学内容上、从理论观点上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变化。只有哲学形态分析，才能在包括理论内容分析、逻辑体系分析的同时，还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形态的分析。同时，形态分析可以让我们不受原有的理论内容、概念范畴、逻辑体系的限制，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当下面临的时代问题、中国问题、群众问题的过程中，形成包括新内容、新概念、新范畴、新体系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的存在形态。【关键词】哲学形态 形态分析 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史一
我们为什么要把形态分析引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
首先，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在谈论或讨论哲学发展时引入了形态分析，哲学形态这个概念实际上是他们提出和使用的。
马克思、恩格斯从事理论写作的时候，生物学有了很大的发展，生物形态学也已经初步形成。恩格斯关于生物学中的形态还做了专门的论述，他说：“整个有机界在不断地证明形式和内容的同一或不可分离。形态学的现象和生理学的现象、形态和机能是互相制约的。形态（细胞）的分化决定物质分化为肌肉、皮肤、骨胳、表皮等等，而[2]物质的分化又决定分化了的形态。”受生物形态学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把“形态”这个概念、“形态分析”这种方法引入社会、历史和精神领域的研究中。他们说：“‘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它或多或少地摆脱了中世纪的杂质，或多或少地由于每个国度的特殊的历史发展而改变了形态，或多或少地[3]发展了。”他们明确提出和使用了“社会形态”和“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他们说：“在商品生产和单个交换以前的一切形式的氏族公社同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只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一定的东西即生产资料由一定的集团共同所有和共同使用。但是单单这—个共同特性并不会使较低的社会形态能够从自己本身产生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后者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最独特的最后产物。每一种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当解决它自己的、从它本身产生的问题；如果要去解决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的问题，那是十分荒谬的。这一点对于俄国的公社，也同对于南方斯拉夫人的扎德鲁加、印度的氏族公社、或者任何其他以生产资料公有为特点的蒙昧时期或野蛮时期的社会形态—[4]样，是完全适用的。”他们还说：“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迹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的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社会经济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5]器。”他们在分析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过程中还使用了原生态、次生态等概念以说明社会形态的发展和演变。他们说：“农业公社既然是原生的社会形态的最后阶段，所以它同时也是向次生的形态过渡的阶段，即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的过渡。不言而喻，次生的形态包括建立在奴隶制上和农奴制上的一系列社会。”[6]他们在进行经济分析过程中还提出和使用了商品形态和价值形态的[7]概念和分析。他们指出，存在商品形态的变化。还说：“一切商品都用金来计量它们的价值，从而使金成为它们的使用形态的想象的对立面，成为它们的价值形态。金能够成为实在的货币，是因为商品通过它们的全面让渡使金成为它们的实际转换或转化的使用形态，从而使金成为它们的实际的价值形态。商品在它的价值形态上蜕掉了它自然形成的使用价值的一切痕迹，蜕掉了创造它的那种特殊有用劳动的[8]一切痕迹，蛹化为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同样的社会化身。”
他们还将形态概念引入政治领域分析，提出了“国家形态”概念，他们说：“雅典人国家的产生乃是一般国家形成的一种非常典型的例子，一方面，因为它的产生非常纯粹，没有受到任何外来的或内部的暴力干涉，——庇西特拉图的篡位为时很短，并未留下任何痕迹，——另一方面，因为在这里，高度发展的国家形态，民主共和国，是直接从氏族社会中产生的；最后，因为我们是充分知道这个国[9]家形成的一切重要详情的。”
他们还把形态概念和形态分析引入意识、思想、文化领域。马克思说：“意识的改革只在于使世界认清本身的意识，使它从对于自身的迷梦中惊醒过来，向它说明它自己的行动。我们的全部意图只能是使宗教问题和政治问题具有自觉的人的形态，像费尔巴哈在批判宗教[10]时所做的那样。”他们用形态概念谈论过基督教，“这篇作品给我们描绘出形态最不发展时的基督教，这种形态的基督教对于4世纪时[11]有着完备的教条和神话的国教的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哲学发展时也明确地使用了形态概念和形态分析。他们在分析辩证法发展史时认为辩证哲学经历了不同形态的演变。他们指出，“如果理论自然科学家愿意从历史地存在的形态中仔细研究辩证哲学，那末这一过程就可以大大地缩短。在这些形态中，有两种对近代自然科学特别能收到效果”，“第一种是希腊哲学。在这里辩证的思维还以天然的纯朴的形式出现，还没有被这样一些迷人的障碍所困扰，这些障碍是十七和十八世纪的形而上学——英国的培根和洛克、德国的沃尔弗——自己给自己造成的，而形而上学就是以这些障碍堵塞了自己从了解部分到了解整体、到洞察普遍联系的道路”，“辩证法的第二个形态，恰好和德国自然科学家特别接近，[12]这就是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他们还将辩证法分为神秘形态和合理形态：“辩证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国的时髦东西，因为它似乎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13]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他们同样认为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也经历着形态的演变：“像唯心主义一样，唯物主义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阶段。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而自从历史也被唯物主义地解释的时候起，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也在这里开辟出来[14]了。”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完全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实际上提出了“哲学形态”的概念并进行了哲学形态分析。这就是我们提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进行形态分析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根据。
其次，总结和反思改革开放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所发生的学术争论，也使我们走上了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史的研究道路。
改革开放之后，在解放思想社会潮流的推动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也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进行哲学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反思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哲学根源和哲学表现，进而反思了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中所建构起来的哲学模式（后来被称为斯大林哲学模式）。随着对斯大林哲学模式的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界出现了分化，形成了实践唯物主义学派和辩证唯物主义学派，两派进行了长期激烈的争论。两派都认为自己的观点和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指责对方为非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学派指责辩证唯物主义所讲的唯物主义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之前的旧唯物主义、敌视人的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学派指责实践唯物主义所讲的实践实际上是唯心主义的实践观。这场争论到今天，很难说哪一方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似乎争论还将继续下去。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种争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事业起了巨大的积极的推动作用。这种争论推动了学者们去思考、去研究、去创新。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理解上，除了上述两大学派之外，还有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哲学人本主义，是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哲学等各种不同的甚至彼此对立的理解。这在改革开放之前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过去，无论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前还是苏联斯大林时期，“唯我独马”，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在党的领导人手里，在党内路线斗争中获取胜利的领导人手里，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斯大林，到毛泽东，被称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在这个正统之外的，或者被称为非马克思主义，或者被称为反马克思主义。毫无疑问，这种一源单传的观点既禁锢了学者的思想，也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因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多元化理解是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新现象，是学术界思想解放的结果和成果。当我们从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多元化理解的现实出发去回顾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和传播史的时候，就发现原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之后就出现了多元化的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传播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是“一源多流”的过程，而过去传统的“一源一流”的观点被历史证明是站不住脚的，是错误的。从“一源一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到“一源多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的转变，也推动我们发现和选择了形态分析这个角度，认识到用形态的演变来解释“多流”现象比较贴切。
最后，是为了将学术界已经开始的事业坚持做下去，通过形态研究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的形成和构建。
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演变》一书的序言中已经说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研究是在1995年学科调查过程中形成和提出的。但当我们着手了解学术界相关研究时发现，在我们之前，已有学者开始了这种研究。“广东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界一些同志在1988年7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发展经历了原生形态、次生形态、再次生形态的观点等。这些观点内涵还表述了这样的基本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无产阶级解放与人类解放的立场和视角，去研究、总结社会实践和为社会实践服务，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而以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实践为中心的社会实践具有鲜明的社会历史性，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社会实践具有不同的特点。因而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面临的具体任务、研究的基本课题、确定的理论内容都必然具有自己的特色，由此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多样化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多样化形态，从纵向顺序来看，先有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新唯物主义（或称实践的唯物主义）作为原生形态的主体，接着有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新唯物主义为直接的理论来源的次生形态，然后有以某个次生形态为主要的理论来源的再次生形态，等等；从横向排列来看，由于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条件和个体的条件的不同，原生形态、次生形态、再次生形态等又包含各有特色的若干具体形态。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多样化形态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差异主要在于各自不同的侧重点及其体系。坚持一般性和特殊性的统一，是科学地理解马[15]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多样性的关键。”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形态探微》总序的上述思想，广东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会组织策划和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专著系列”，而高齐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形态探微》就是这个专著系列的一部重要著作。高齐云在第一编绪论中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发展的多样化形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形态的方法论问题。第二编论述了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形态的基本逻辑体系。第三编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形态若干主要范畴、理论的演进。第四编论述了捍卫、完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形态。广东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会策划的上述专著系列及高齐云的这本专著开启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形态研究的先河。他们的成果成了我们的起点，又激励着我们要在他们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新的研究和探索。
相关研究成果还应提到苏州大学教授王金福著的《马克思的哲学在理解中的命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解释学考察》一书。他写道：“解释学为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在这种视野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也可以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史，马克思哲学的命运，就是在理解中的命运。马克思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经过理解，才能得到传播、发展并为现实生活服务。”他还写道：“现代哲学解释学正确地揭示，理解总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理解，必然具有相对的、历史的、有限的、开放的性质；只要理解，理解总是不同，不仅理解和理解的对象会有所不同，而且不同理解者之间的理解也会有所不同。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一个半世纪以来，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会有各种不同的理解，没有一种理解能够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完全正确的理[16]解。”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的这部专著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写成了理解史。他依次论述了马克思哲学的自我理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唯物主义”理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超越”的“实践哲学”的理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道主义”理解。该著作关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的论述很精彩独到，既有新的说法，又能做到实事求是。作者写道，作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理解方式，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总体上仍然是“辩证唯物主义”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他不仅在名称上仍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叫作“辩证唯物论”或“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而且在一系列重要问题上，和恩格斯以来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解是一致的，从文本依据来说，也主要是依据恩格斯和列宁的经典著作。但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有自己的特色，就是十分重视实践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虽然他并没有对马克思的有关文本做出专门解释，但是他的实际思想，在不少方面非常接近马克思。可以说，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是在“辩证唯物主义”理解方式内向马克思的以科学实践观为核心的新唯物主义的一次返回、接近。他设立的节标题就是“在‘辩证唯物主义’理解框架内向马克思[17]‘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回归”。可以看到，王金福通过理解的具体性、多样性、相对性、开放性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自产生之后“一源多流”的历史过程，这实际上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后所经历的形态演变。
实际上，改革开放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界拨乱反正也好，返本开新也好，对传统认为正统的辩证唯物主义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模式的反思、争论也好，都表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界渴望跟随改革开放的实践大潮，通过研究新问题，提出新观点，形成新理论，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有一个新的发展、有一个全新的面貌。这股解放思想、开拓创新的思潮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使理论界提出了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体系和新形态的要求和主张。我国改革开放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发展过程，就是解放思想、开拓创新的过程，就是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过程。我们之所以开展形态研究，就是为了推进这种探索和建构的过程。二
怎样才能正确有效地进行形态分析？这还得从形态概念和形态学说起。
形态概念和形态分析，首先起源于生物学。作为生物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生物形态学把生物有机体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其形态的形成及发展的规律性。后来这种形态分析被引入诗歌、文学和语言的研究，形成了“文艺形态学”和“语言形态学”。再后来它又被引入数学研究领域，形成了“数学形态学”，这是一门建立在格论和拓扑学基础之上的图像分析学科，是数学形态学图像处理的基本理论。
在《辞源》中，“形态”一词被定义为：形状神态；形状姿态。以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唐朝上》为例：“冯绍正开元中任少府监，八年为户部侍郎。尤善鹰鹘鸡雉，尽其形态，觜眼脚爪毛彩俱妙。”[18]在后来的词典中，“形态”被定义为事物在一定条件下的表现形[19]式、事物的形状或表现。
形状也好，表现形式也好，都是事物存在的外在方面。哲学上有内容和形式、本质和现象之分，我们可以直观地将形态归属于形式、现象的系列和层次，是事物的外在的具体的存在方式。所以，马克思、[20]恩格斯说：“现在，形态已经变化了，不过本质依然是一样的。”这就是说，本质是事物存在的内在规定性，形态则是事物存在的外在表现，即形态是事物内在本质的外在表现。本质的内在规定性规定了事物存在的质的界限，具有相同的内在规定性，就属于同一类事物。但同一类事物在外在的存在形态上是不同的。这样，就可以根据形态的不同在事物存在的亚层次上对事物进行再划分。从形态是事物的具体的现实的存在来看，形态就是内容和形式、本质和现象、内在规定性和外在表现性的统一，就是内容、本质、内在规定性通过形式、现象、外在表现而获得具体的现实的存在。这样理解下的形态就比形式、现象、表现显得更为具体、更为现实。在这个意义上的形态是与规定相对而言，也许我们可以把事物规定和形态存在看作一对哲学范畴。随着对形态的认识的深入，人们发现事物的存在形态往往是由一系列要素及要素之间的结构决定和制约的，要素及要素结构的变化导致了形态的变化。在许多学科中，人们通过要素及要素结构变化的分析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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