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历代名人传记丛书·刘禹锡(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卞敏,卞宁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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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历代名人传记丛书·刘禹锡试读：

导论

史学家一般将唐代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刘禹锡(772—842),字梦得,一生经历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八朝,亲身体验中唐由盛转衰的政治危机,积极参与“永贞革新”,是唐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哲学家。

刘禹锡系匈奴族后裔,七世祖刘亮随魏孝文帝迁至洛阳,始改汉姓。父刘绪因避安史之乱,举族东迁,寓居苏州属县嘉兴。刘禹锡出生于嘉兴,青少年时代在江南度过18个春秋。江南水乡的秀丽风光和文化氛围,以及“家本儒素,业在艺文”(《夔州谢上表》)的家庭环境,陶冶了刘禹锡的情操,哺育着他的成长。他自幼诵读儒家经典,曾从诗僧灵澈、皎然学诗。他对江南一直怀有美好的印象,晚年仍以“江南客”(《金陵五题》引言)自称。19岁赴长安应试,唐德宗贞元九年(793)登进士第,又登博学宏词科。贞元十一年(795)授太子校书。此后历官徐泗濠节度使掌书记、淮南节度使掌书记、京兆府渭南县主簿、监察御史等职。刘禹锡政治上反对墨守陈规,主张革新除弊,是唐顺宗时期“永贞革新”的核心人物之一。他忧国忧民,体恤民生,具有“风物清远目,功名怀寸阴”,“感时江海思,报国松筠心”(《和武中丞秋日寄怀简诸僚故》)的高尚情操。他对权贵一身正气,特立独行,因而屡遭贬谪。“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是他大半生坎坷命运的真实写照。诗人在面对贬谪厄运时尽管有过失落和彷徨,但在诗文中更多倾诉的是对人生困境的顽强抗争,是对生命价值的执著追求。在被贬的各地方官任上,他关注国家命运,同情人民疾苦,因地制宜,兴利除弊,政绩卓著。他倡导“功利存乎人民”(《连州刺史厅壁记》),守政不阿,重土爱民,兴教重学,深得人民爱戴。在担任苏州刺史三年期间,他带领百姓战胜水灾,开仓赈饥,免赋减役。苏州百姓对刘禹锡充满景仰,将先后担任苏州刺史的韦应物、白居易和刘禹锡合称“三杰”,修建“三贤堂”以示纪念。

刘禹锡能诗善文,才华横溢。作为唐代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他的《天论》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天论》论证“天”的物质性,提出“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的哲学命题,否定“天”对人事的干预,肯定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可知性,阐述法行国治对于改造自然的作用,驳斥“因果报应”说和“天人感应”说。《因论》七篇考察客观事物中广泛存在着的祸福、大小、利钝、声实等互相对立的矛盾因素及其变化,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在中唐诗坛,刘禹锡的诗歌独具一格,共留下诗文800多篇。在诗歌创作上,刘禹锡诗歌题材广阔,取境优美,词藻瑰丽,精炼含蓄,思出常格,韵律自然。刘禹锡前期与柳宗元相知,诗文互递,时称“刘柳”;后期与白居易诗文唱和,时称“刘白”。白居易推崇刘禹锡为“诗豪”,以“四海齐名白与刘”(白居易《哭刘尚书梦得二首》)誉满天下。刘禹锡的《金陵怀古》、《金陵五题》、《姑苏台》等咏史怀古诗写得韵味悠长,其中《乌衣巷》对历史变迁的深刻理解,使朱雀桥、乌衣巷等南京的老地名深刻植入人们的记忆中。《金陵怀古》通过景物描写,显示“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金陵怀古》)的历史感。刘禹锡关于南京、苏州人文景观的诗作,为这两座历史文化名城增添了人文色彩。

由此,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刘禹锡波澜壮阔的人生轨迹:在儒学家风熏陶下,他早年苦读诗书,志存高远,注重道德修养;青年时期意气风发,三登文科,享誉京华,“忧国不谋身”(《学阮公体三首》之三),期望辅时济世;中年时期参与“永贞革新”,施道展志,叱咤风云,表现出卓越的政治才能;革新失败后,仕途受挫,贬谪边州,遇挫不馁,坚毅不屈,积极进取;衰老之年不甘老暮,对生活、老病持乐观豁达的态度。刘禹锡才华横溢,不甘心当一名文士,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以利国计民生。他仕途坎坷不平,一生颠沛流离。在长期的贬谪生活中,他始终以自强不息的精神激励自己。他秉性刚毅,意志坚定,襟怀豁达,热爱生活,具有不屈的斗争精神。他奋斗一生,壮志难酬,安贫乐道,洁身自好,具有独特的人格魅力。他清风傲骨,雅致澹泊,文如其人,其诗其文,其行其德,可垂范后世,楷模千秋。序

江苏历史悠久,钟灵毓秀,人文荟萃。历代名人的奋斗业绩已经载入史册,动人的传奇故事已经广为流传。他们是江苏人的代表与骄傲,是中华民族连绵不断的历史文化长河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他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也留下了不少遗憾和期盼。

江苏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六朝以来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重镇的独特地位,为杰出人才的涌现创造了条件,为他们施展自己的才华提供了广阔天地。早在唐代,大诗人韦应物就已这样赞许:“吴地盛文史,群彦今汪洋。”到了明代,国人更是公认“苏郡为士之渊薮”,人才灿若群星。据有关统计,在我国古代、近代著名作家中,江苏籍作家占27. 5%;在明清时期则高达37. 5%,如清代文学家1741人中有599位是江苏人。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作者施耐庵、《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红楼梦》作者曹雪芹,都是江苏人。明清两朝状元人数、当代两院院士人数,江苏均为全国第一。

江苏历代名人或立德,或立功,或立言,在政治、军事、思想、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文学、艺术、教育、实业、宗教等各行各业卓有建树。他们中间有农家子弟、因参加秦末起义而创立了西汉王朝的刘邦,精通佛教律宗学说、“何惜生命”而东渡的文化使者鉴真,徒步跋涉考察祖国地貌地质并且写下山水风光游记的作者徐霞客,鸦片战争中视死如归抗击外国入侵者的民族英雄关天培,可歌可泣的抗倭、抗日军民群英谱,近代民族工业的先行者、教育家张謇,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瞿秋白,留下《背影》、《荷塘月色》、《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散文名篇的现代作家朱自清,新中国总理周恩来,画家徐悲鸿、刘海粟,戏剧家梅兰芳、赵丹,数学家华罗庚,等等。

江苏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以他们的思想光芒和人格力量为我们提供了多方面的榜样。充分开掘这座蕴藏丰富的精神矿藏,可以进一步激发我们建设美好江苏的热情和斗志,也可以进一步激活我们构建理想未来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诗画书法均佳的“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以诗言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以及关注百姓的真情真趣:“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同时,也以他们的智慧给了我们丰富的启迪。刘禹锡不仅写过“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那样相信新生事物的名句,还留下了阅尽沧桑变化之后的沉思:“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是现实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思想资源和精神动力。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实践告诉我们,经济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对优秀文化传统的开掘和弘扬。江苏在经济社会各方面的较快发展,是与江苏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密切相关的,层出不穷的人才群体为江苏的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坚强的智力支持。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已经成为江苏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成为江苏全面建设更高水平小康社会、率先推进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支撑。

弘扬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是江苏建设文化强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内容。在为江苏和民族作出重要贡献的杰出人才身上,凝聚着许多宝贵的品质,那种敢于承担历史重任的坚韧风骨,那种百折不挠的顽强气概,那种为民族文明进步甘于奉献的高尚人格,是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思想家顾炎武主张学术经世致用,倡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史学家赵翼发出“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的感慨。对他们的思想和精神追求进行系统整理和大力阐发,既可以满足江苏人民对文化生活的精神需求,也可以提升江苏人民的文明素质、道德风尚、精神境界。从而激励人们建设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增进对伟大祖国的文化认同。

这套书的编写工作是从十卷本《江苏通史》出版前夕开始启动的,由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江苏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江苏省文史馆及高校有关学者参加。计划在2020年前完成“江苏历代名人传记丛书”100本的编写与出版任务。通过历史名人这个特定的视角,揭示江苏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弘扬江苏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增强江苏人民的凝聚力、创造力和对家乡的热爱,也让中国、让世界对江苏有更多的了解。《江苏历代名人传记丛书》的编纂出版,从一个侧面系统整理了江苏历史文化发展脉络,展现了江苏悠久、深厚、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和文明成就。这有益于了解与弘扬江苏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知省情,有利于提升江苏人民的文明素质和精神境界。介绍、宣传江苏历代名人,不仅是对历史的梳理和传统的厘清,更有展示江苏文化大省的形象,提升江苏在全国的地位、影响以及国际知名度的重要意义。

江苏历代名人值得我们纪念和怀念。今天,我们重温这一令人骄傲的历史记忆,将增强江苏人民的自豪感、自信心和凝聚力,激励江苏人民更好地开拓进取、争先创优,更好地规划与建设家乡。先贤的辉煌属于历史,现实的奋斗还期待着我们。我们要在江苏杰出的历史人才身上汲取智慧和力量,在建设美好江苏的大业中,涌现出更多的杰出人才、顶尖人才与领军人才,铸就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的辉煌!宋林飞2013年5月

第一章 “少为江南客”

唐敬宗宝历元年(825),刘禹锡在和州刺史任上。此时,他虽未曾踏访过离和州不远的金陵,仅凭意中虚景写下情景交融的《金陵五题》,并在诗前引语中自称“余少为江南客”。寥寥几字间,儿时的江南嬉戏、无忧无虑的童年记忆,一齐涌上诗人的心头。然而,《旧唐书·刘禹锡传》却说刘禹锡是彭城(今江苏徐州市)人;他有时还在诗文后以“中山刘某”落款,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就需要首先对刘禹锡的氏族、籍贯、出生地、家世等问题作出必要的考证,才能对这一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

一、匈奴族后裔

刘禹锡在71岁临终前几个月,写下一篇800多字的《子刘子自传》,开篇就说自己的先祖是汉景帝的儿子中山靖王刘胜,后人由此认为刘禹锡是中山人。早在战国时,中山国在定州(今河北定州市)定都。汉高帝始置中山郡,景帝又改为中山国。因此,中山治所历来是河北定州,并非现今的广东地名。

刘禹锡在《子刘子自传》中自述,北朝时他的七代祖刘亮做过冀州刺史、散骑常侍。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由平城(今山西大同市)迁都洛阳时,刘禹锡七代祖刘亮也随同南迁至洛阳,定居在洛阳北部的都昌里。刘禹锡“七代祖亮”原为胡姓,迁洛阳后随“拓跋刘”始改汉姓。从孝文帝迁都洛阳到刘禹锡降生,170多年7代人,刘禹锡的自述是可信的。刘禹锡家族世代为儒做官,曾祖父刘凯做过唐代博州(治所在今山东省聊城市)刺史;祖父刘锽先任洛阳主簿,后升任殿中侍御史,死后封尚书祠部郎中。父亲刘绪是天宝末年的进士,因避安史之乱,跟着整个家族向东迁移,在浙西观察使幕府中做从事等职,最后在苏州寓居下来。刘禹锡晚年自叙的家世,《新唐书·刘禹锡传》概括为“自言系出中山”。正史如果用“自言”字样,多少有点耐人寻味,有自称的、缺少证据的弦外之音。东汉末年,那位著名的“刘皇叔”刘备也自称是中山靖王之后,已没有多少人相信。这其中的原因,得从他们共同认定的先祖刘胜说起。

刘胜是汉景帝和贾夫人的儿子,在公元前154年被其父封为中山靖王,在位43年。刘胜身为皇子,又天高皇帝远,在自己的封地上自然是锦衣玉食,况且他没什么自制力,整天想着法子寻刺激,《汉书·景十三王传》中写到刘胜时说他“乐酒好内”。“好内”的刘胜生子120多人,其后代的人丁茂盛之状可以想见。蹊跷的是120个儿子却没能让中山靖王的香火延续太久,到五世孙中山怀王就绝后了。这一支刘姓大族中的后代,著名的人物有三国时期刘备、东晋名将刘琨、北魏豫州刺史刘桃符、唐代诗人刘禹锡等。刘备自称中山靖王之后,已经缺乏证据,更别说在刘备之后500多年的刘禹锡了。但是,刘胜有120多个儿子,谁也弄不清他的子孙脉络,自称中山靖王之后人的不在个别,他们并不用担心被别人寻根究底,很容易搪塞过去。据此,刘禹锡大概是在追怀先祖时“自言系出中山”,意即出自中山靖王一脉,并没有把本家族的籍贯定为定州。刘胜的籍贯是江苏沛县,中山只是他的任职地。如果800多年后的刘禹锡果真是刘胜后代,“自言系出沛郡”似乎更为妥当些。其实,刘禹锡一生未曾在中山之地生活过,甚至他的先祖也与此地无涉。

唐代门第观念相当严重,以贵族出身为荣。文人间喝酒吟诗唱和,喜欢互相吹捧家世显赫与门第高贵,刘禹锡对此也未能免俗。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刘禹锡在与友人唱和时,时而流露出羡慕别人门第高的赞叹之语。例如,他在《送国子令狐博士赴兴元觐亲》中,就有“相门才子高阳族,学省清资五品官”一类的诗句。而在刘禹锡的家族中,从曾祖父开始就没当过职位太大的官,并非贵族富户。刘禹锡只好自己找个好祖宗,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找个历史上的帝王作始祖。他在《连州刺史厅壁记》、《夔州刺史厅壁记》等文中,都以“中山刘某”落款,即以“中山靖王刘胜”之后自居。刘禹锡在编辑他与令狐楚的唱和文集《彭阳唱和集》时,为此书写的《述言》,落款用了“中山刘禹锡述”。他在编辑自己搜集的医学验方汇集《传信方》时,为此书写的序言最后落款也是“中山刘禹锡述”。由于刘禹锡有这样的“自述”,他的朋友如柳宗元称他为“中山人”,韩愈称他为“中山刘梦得”,很给他“门第高贵”的面子。其实,他们都是根据刘禹锡的自述来称呼他的。

然而,刘禹锡自己的说法有时也并不一致,他还认过刘向为远祖。刘禹锡在《口兵戒》中,称“中垒校尉”刘向为“吾祖”。据《史记·楚元王世家》记载:高祖六年(前200),刘邦封同父异母的弟弟刘交为楚王,“都彭城”。这个刘向是刘交之后,等于刘禹锡也说过自己是楚王之后。楚王刘交的封地在彭城,从汉代起,彭城就成为刘姓的郡望。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刘氏定著七房:一曰彭城,二曰尉氏,三曰临淮,四曰南阳,五曰广平,六曰丹阳,七曰南华。尉氏刘氏出自汉章帝子河间孝王开,世居乐城,十世孙通徙居尉氏;临淮刘氏出自汉世祖光武皇帝子广陵思王荆;南阳刘氏出自长沙定王;广平刘氏出自汉景帝子赵敬肃王彭祖;丹阳刘氏,世居句容;曹州南华刘氏出自汉楚元王交之后,自彭城避地徙南华,筑堌以居,世号‘刘堌’。”此七房刘氏郡望皆归彭城,楚元王之后,当时人们都视刘姓为彭城人。

唐代朋友之间一般都喜欢以郡望称呼人,以表示尊重对方。刘禹锡父亲的朋友权德舆在《送刘秀才登科后侍从赴京觐省序》中称他为“彭城刘禹锡”;刘禹锡的好友白居易《醉吟先生传》称他为“彭城人”,都是以刘姓郡望彭城来称呼刘禹锡的。这种为抬高门第而乱攀郡望的现象,在当时并不奇怪。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史通》卷五《内篇·邑里第十九》对此作过论述:“自世重高门,人轻寒族,竟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爰及近古,其言多伪,至于碑颂所勒,茅土定名,虚引他邦,冒为己邑……姓卯金者咸曰彭城。”《旧唐书·刘禹锡传》的作者后晋刘昫,沿袭刘禹锡的同时代人权德舆、白居易等人的说法,也说刘禹锡是“彭城”人,以讹传讹下来。不过,北宋欧阳修等人撰写《新唐书·刘禹锡传》时则较为严谨,不采用《旧唐书·刘禹锡传》“彭城人”的说法,而是根据《子刘子自传》中所述,记载为“自言系出中山”。《新唐书》作者强调“自言”,显然对此持怀疑态度。这说明《旧唐书》认定刘禹锡是彭城人,并不比《新唐书》认定中山人靠谱。唐人郡望与其家族居住所在地并无必然联系。从文献记载看,刘禹锡一生未在彭城做过官,甚至他连彭城都未去过。

中山人与彭城人这两种说法都靠不住,刘禹锡其实是匈奴血统,祖籍洛阳。匈奴原是我国北方的游牧民族。西汉初期,匈奴族在冒顿单于的统领下,部族势力空前强大,给刚建立的西汉王朝以极大的威胁。汉初由于国力较弱,难以抵抗匈奴南下的侵扰,不得不采取和亲政策。汉高祖刘邦忌惮于匈奴的武力威慑,曾以宗室女子为公主嫁给冒顿单于。据《晋书·刘元海载记》:“初,汉高祖以宗女为公主,以妻冒顿,约为兄弟,故其子孙遂冒姓刘氏。”这是冒顿后裔姓刘的起因。公元308年,自称冒顿后人的匈奴“屠各”部落头领刘渊于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北)称帝,国号汉。自此,匈奴刘氏冒充西汉皇室刘氏之后的谱系就一直沿袭下来。北魏时,孝文帝将国都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至洛阳,跟随拓跋氏南迁洛阳的匈奴族后裔都自称河南洛阳人。

河南刘氏本出匈奴之族,这在史书上有诸多记载可以证实。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河南刘氏》载,“河南刘氏,宰相一人”,即刘崇望。“河南刘氏本出匈奴之族。汉高祖以宗友女妻冒顿,其俗贵者皆从母姓,因改为刘氏。”《旧唐书·刘崇望传》说:“刘崇望字希徒。其先代郡人,随元魏孝文帝徙洛阳,遂为河南人。”刘禹锡《自传》自述他在北朝做官的七世祖刘亮率家族迁洛阳,与此段历史正相吻合。可见,刘禹锡就是南迁的匈奴刘氏之后。《元和姓纂》卷五记载:“河南———代为部落大人。魏有河间公提。生丰……孙感……感生孝则。孝则曾孙济公,工部尚书。”刘禹锡诗《许给事见示哭工部刘尚书诗,因命同作》,“刘尚书”就是“代为部落大人”的后裔刘公济。诗开头曰:“汉室贤王后(从叔望在河间),孔门高弟人。济时成国器,乐道任天真。”刘禹锡把刘公济看作“汉室贤王后”,从诗中描写的“护塞无南牧,驰心拱北辰”来看,也是冒充汉室的匈奴族刘氏后裔。而刘禹锡又称刘公济为“从叔”,说明他们是同出匈奴族一源,刘禹锡也是匈奴族刘氏后裔。

在唐代,有匈奴血统的刘禹锡成为汉族文化名人并非孤证。自南北朝以来的民族大融合中,出现了少数民族被汉族同化,汉族也接纳少数民族血统的趋向。有少数民族血统的汉族文人,不在少数。例如,白居易是龟兹人后裔,元稹是鲜卑人后裔,李白是匈奴人后裔,甚至李唐皇帝也有鲜卑血统。这些经过历史学家们的考证已得到公认。这是唐代多民族交融的一个缩影。

二、祖籍洛阳

所谓“祖籍”,通俗的说法就是指祖宗的籍贯。当然,祖宗很难确定应当从哪一代人算起,但一般指具体所知的相距较远的那一代。刘禹锡《子刘子自传》中说:“七代祖亮,事北朝为冀州刺史散骑常侍,遇迁都洛阳,为北部都昌里人。”据刘禹锡自己所知,他祖宗较远的一代是七世祖。七世祖刘亮随匈奴族拓跋氏迁都洛阳,举家南下迁徙至洛阳。刘家祖坟先建在洛阳北山,后族人觉得北山地方狭小坟地不够用,又把祖坟搬迁至荥阳(今河南荥阳)檀山原。据此可以推断,随着祖坟地的迁移,刘禹锡的家族居住地也可能从洛阳搬至向东近百公里的荥阳。荥阳位于郑州西面15公里,是象棋棋盘上所谓“楚河汉界”的发源地。由于刘禹锡的七代祖刘亮已从冀州迁居至洛阳,因此认定洛阳是刘禹锡的祖籍,还是比较适宜的说法。

认定洛阳是刘禹锡的祖籍,并非孤证。刘禹锡在写《自传》之前,也在其他诗文中多次提到过自己的祖籍问题。例如,在《汝州上后谢宰相状》中,刘禹锡自言祖籍洛阳:“家本荥上,籍占洛阳。”所谓“籍占洛阳”是入籍洛阳之意,因为七世祖刘亮是从北方南迁至洛阳的外来户。在《刑部白侍郎谢病长告,改宾客分司,以诗赠别》中说:“洛阳旧有衡茅在,亦拟抽身伴地仙”,诗中表达出对祖籍洛阳的眷念。《上杜司徒书》中说:“小人祖先壤树在京(荥阳京襄城)、索(荥阳老城)间,瘠田可耕,陋室未毁”,也对祖辈居住地作出较为明确的描述。刘禹锡62岁时曾任汝州(今河南汝州)刺史,汝州在郑州东面,离荥阳较近。他在《汝州谢上表》中答谢皇上说:“忽降新恩,近乡为贵。”唐代汝州治所在今河南临汝县,从临汝到洛阳仅百十里远。他说“臣久居远服,恋阙常深”,其意思是说长期在偏远地区任职,他常常思念家乡,这次调任离家乡洛阳不远的汝州,禁不住流露出喜悦之情。从这些分别写于不同时期的诗文看,刘禹锡一直把洛阳视为自己的祖籍,家族居住地后来可能迁至荥阳。或者说,刘禹锡家祖宅在洛阳,祖坟在荥阳。

南迁到洛阳、东迁到荥阳之后,刘氏家族还有第三次大迁移,即中唐安史之乱时的避难,继续南迁至苏州。这不仅是河南刘氏,当时北方人移居江南避难的不在少数。中原士族在动乱之时迁徙的主要方向是由北向南,即从黄河中下游地区向长江流域迁移,这与西晋时永嘉南渡相类似。唐代苏州经济文化发达,是北方移民的一个重要聚居地。安史之乱后的北方南迁人口,当时占苏州治所吴县编户的三分之一。中晚唐时期的浙西辖润、常、苏、湖、杭、睦六州,是全国经济最发达地区。与浙西相比,以“江淮”并称的淮南道各州县,除首府扬州外,经济发展水平不如浙西。但是,攸关国家安危的盐铁、转运等使都驻扎在扬州。这里处于长江与运河交汇点,独具交通枢纽的地理优势。中唐的财政来源,大多出自浙江东、西两道,朝廷用度经过扬州才能运抵关中。润州(今江苏镇江市)与扬州隔江相望,也是南方粮食等各类物资北运的重要集散地。润州地处“东口要枢,丹徒望邑,昔时江外,徒号神州,今日寰中,独称列岳”(《唐代墓志汇编》),是“三吴之会,有盐井铜山,有豪门大贾,利之所聚”(《文苑英华·授李栖筠浙西观察使制》)的优势。中唐润州作为浙西观察使的治所,凭借长江和江南运河的条件,经济发展较快。刘禹锡曾描绘润州的繁荣说:“江北万人看玉节,江南千骑引金饶”;“碧鸡白马回翔久,却忆朱方是乐郊”(《重送浙西李相公》)。

刘禹锡在《自传》中说,父亲刘绪“后为浙西从事,本府就加盐铁副使,遂转殿中,主务于埇桥”。刘绪一生官阶都不高,晚年在浙西观察使王纬手下任从事,因王纬被任命诸道盐铁转运使,他也升任为盐铁副使、殿中侍御史,在埇桥主管盐铁转运业务。埇桥在安徽宿州城南古汴水上,是由淮河通往泗、汴二水泄通的枢纽。埇桥处于交通要道,私盐贩卖活动猖獗,朝廷一般选拔勤廉干练的官员在此地负责管理盐铁转运业务。由此可见,刘绪晚年“主务于埇桥”,是一个精于盐务又通于理财的官员。刘绪自避难江南后就一直没有回洛阳祖籍,而是辗转于李栖筠、韩滉、王纬等几个浙西观察使幕府中做事。后刘绪因病去职,病故于扬州,那年刘禹锡25岁。

刘禹锡父亲长期居官江淮,而据《子刘子自传》所说母“不乐江、淮间”。刘母卢氏是范阳(今河北省涿州市)人,安史之乱后随夫刘绪一同移居南方。由于北方人不服江淮一带的南方水土,刘母在南方虽生活多年,但一直想回洛阳老宅居住,中原地区干爽宜居的气候或许更适合她的身体。贞元六年(790),当刘禹锡“弱冠咸游京”(《谒枉山会禅师》)时,母亲也随儿子由江、淮北上。在秋风乍起的时节,母子一同抵达洛阳。刘禹锡将母亲和女仆安置在洛阳都昌里旧宅中,他自己只身赴京城长安,开始交游和备考的日子。

三、生于苏州

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刘绪夫人卢氏大约40岁左右生下儿子刘禹锡,这是他们的独子。刘禹锡在诗文中多次说到自己伶仃乏恃的状况,“同生无手足之助,终岁有病贫之厄”(《上杜司徒书》),“内无手足之助,外乏强劲之亲”(《上中书李相公启》),“一身主祀”(《上门下武相公启》),“眇然一身,奉尊夫人不敢殒灭”(《子刘子自传》)。范阳卢氏是名门望族,史家有“望出范阳,北州冠族”之说。范阳卢氏士族在汉、魏、晋都做过大官,到唐初还自视甚高,与太原王氏、荥阳郑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陇西李氏、赵郡李氏六大家族一起,耻于与外姓通婚。到中唐时,这种情况有所改变,卢氏才得以“下嫁”刘绪。母系家族的高贵出身带来的人脉关系,这对刘禹锡日后的人生经历有过积极的影响。据《子刘子自传》说,刘禹锡父亲主务于埇桥时,母亲被封为彭城县太君,后赠至范阳郡太夫人。刘禹锡一生仕途坎坷,屡遭贬谪边荒之地。刘母随儿播迁,刘禹锡未能给母亲一个安宁的晚年。他在《上中书李相公启》中说“为学苦心,本求荣养,得罪由己,翻乃贻忧”,从内心表达出一种自责之情。

中国人历来重视名字的寓意,这寄托着长辈对晚辈的期望。在《说文解字》中,训义“名”为“命”,“名自命也”。刘绪夫妇高龄喜得贵子,刘绪给儿子取名“禹锡”,包含着什么意思?据《尚书·禹贡》记载:“禹锡玄圭,告厥成功。”禹,是大禹。锡,《尔雅·释诂》说:锡,赐也,即通假“赐”字。玄,为黑色。圭,是上圆下方的美玉,指远古诸侯的凭证、信物。这两句话是说,大禹治理好天下洪水后,让属下带着自己的诸侯凭证玄圭,去向舜帝汇报,说他治水取得成功。刘禹锡出生于世代奉儒守官的家庭,他说“家本儒素”(《夔州谢上表》),即崇尚儒家思想,而大禹又是儒家经典所推崇的圣人。刘绪给儿子取名“禹锡”,正是期望他成人后,能像大禹一样为民众干出一番事业。古人“名”与“字”往往语义相应。刘禹锡字梦得,名和字有何联系?《孝经》的纬书有“梦接生禹”一语,说大禹生前父母梦中有征兆。古代以“禹”为名的人,字往往与梦有关,刘禹锡的字由“禹”得来,故为“梦得”。纬书是汉代人附会儒家经义的一类书,因与“经”相对,故称“纬”。刘禹锡的名和字取自《尚书》和《孝经》纬书的可能性较大。此外,民间还有一种说法,刘禹锡的母亲婚后一直没有生育,就常祈祷上天能赐给自己一个孩子。一天夜里,刘禹锡的母亲梦见大禹,之后就怀孕了。古人对梦中感应是很相信的。刘禹锡的父母认为,新生儿是“禹”王所“锡(赐)”,又因“梦”中所“得”,故为之取名“禹锡(赐)”,而表字为“梦得”。这两种说法,不谋而合。大禹是儒家经典所推崇的圣人。刘禹锡的名字与儒家文化有不解之缘。如果去除刘母之梦的神奇色彩,刘禹锡的名字完全显示出他的长辈,尤其是父亲的苦心孤诣。刘禹锡是刘绪的独子,刘禹锡的名字,寄托着整个家族对他的期望。

从刘禹锡的诗文中,我们可以大致了解他童年生活的情况。例如,刘禹锡任夔州刺史时写《送裴处士应制举并引》诗,曾经回忆童年时的生活乐趣:“忆得童年识君处,嘉禾驿后联墙住。垂钩钓得王余鱼,踏芳共登苏小墓。”此诗是解开刘禹锡出生地的钥匙。查《通典》卷一八二《州郡》十二《吴郡(苏州)·嘉兴县》载:“吴时,有嘉禾生。”嘉禾之名始于三国吴黄龙三年(231),有嘉禾生于野,遂将县名改为禾兴,旋改称嘉兴。因此,“嘉禾驿”三国时属吴地,唐时嘉兴属苏州,因生嘉禾而得名,是江南著名粮仓。另据《六臣注文选》卷五左思《吴都赋》:“王余鱼,其身半也。俗云:‘越王脍鱼未尽,因以残半弃水中为鱼,遂无其一面,故曰王余也,”又说:“双则比目,片则王余。”刘逵注:“吴都者,苏州是也。”因此,刘诗中所说“王余鱼”是苏州的当时特产。王余鱼是比目鱼的一种,传说是越王勾践吃剩下的鱼而得名。《方舆胜揽》说,苏小小是晋代钱塘歌妓,其“墓在嘉兴县西南六十步”。陆广微《吴地记》也说:“嘉兴县……前有晋妓钱塘苏小小墓。”苏小小是文人喜欢歌咏的题材。“童年识君处”,“君”为何人?诗题中所谓“裴处士”是裴昌禹,他是刘禹锡童年时的玩伴。此诗对刘禹锡幼年生活图景作了一幅生动描述,邀约邻家伙伴,钓鱼、踏青、嬉戏、访古迹。这就是刘禹锡的出生地和童年玩耍的地方。可见,刘禹锡诗中的意象涂有一层吴文化的浪漫色彩,流露出对童年生活的美好记忆。

刘禹锡出生在苏州,早年随父寓居嘉兴,并在那里度过青少年时期。苏州风物清嘉,地灵人杰,自古以来就是一方养育人才、滋润人才、造就人才的风水宝地。刘禹锡的《送裴处士应制举》诗,是他怀念童年生活地嘉兴之作。据《嘉兴市志》记载,嘉兴地处要冲,“南通八闽,北通三吴,旁及江右”,是南北陆上通衢所在,驿站建立较早,秦汉时就北通京都,南达闽粤。嘉兴又地处大运河畔,此时运河由北水门穿城而过,经西水门驿亭与运河干道相通。为沟通南北的大动脉和生命线,唐代在千里运河沿线设有水驿、驿馆,管理邮递。刘禹锡《送裴处士应制举》所说的“嘉禾驿”,正是嘉兴当时设有水驿的见证。驿有驿田,设驿长,置备车、马、船,并派当役驿夫。驿站水陆并重,主要负责传递文报,接送官员。

刘禹锡19岁之前基本上没有离开过出生地江南,后来他对江南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印象。由于仕途坎坷,刘禹锡一生中有20多年的时间处于贬谪边远地区的状态,或主要是在南方地区为官任职,以至他在诗中自称“江南客”、“越客”。他在诗中多次写道:“吾少为江南客”(《金陵五题并引》);“吴娃足情言语黠,越客有酒巾冠斜”(《乐天寄忆旧游,因作报白君以答》),等等。南方的自然环境与人文氛围,都对刘禹锡的成长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少年时代的吴地生活,使刘禹锡对吴声乡音相当熟悉。后来,他曾用吴声写乐府体诗《三阁辞四首(吴声)》。在《竹枝词九首》引言中,他这样写道:“四方之歌,异音而同乐。岁正月,余来建平,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其卒章激如吴声,虽伧伫不可分。”这里两处所说的“吴声”即吴歌。据《晋书·乐志》记载:“吴歌杂曲并出江南,东晋以来,稍有增广。……始皆徙歌,既而被之管弦。”他晚年在苏州刺史任上,忠于职守,受到百姓的爱戴。离职时,他作《别苏州二首》。其一曰:“三载为吴郡,临歧祖帐开。虽非谢桀黠,且为一徘徊。”其二曰:“流水阊门外,秋风吹柳条。从来送客处,今日自魂销”,深切地流露出对苏州的依恋之情。

四、严格的家教

刘禹锡出身于一个世代以儒学相传的书香门第。这种家庭大多期望后代治举业,入仕途,成就功名。因此,父亲对刘禹锡的家教是比较严格的。儒家经典和诗文辞赋是陪伴刘禹锡成长的教科书。刘禹锡与高门世宦家的纨袴子弟不同,他从小读书就有一种自励奋进的精神。正如他自己所说:“清白家传贵,诗书志所敦。”(《武陵书怀五十咏》)刘禹锡耳濡目染,加之天资聪颖,敏而好学,自幼开始习儒学诗,在亲朋好友眼中是个有名的乖孩子。权德舆是中唐著名诗人,和刘禹锡父亲刘绪是同僚兼好友的关系。权德舆出于亲眼所见,目睹很小的禹锡苦读《诗经》、《尚书》的情形,在《送刘秀才登科后侍从赴东京觐省序》中记述他虽然头发还束成两个小角在头顶两侧,脖子上挂着象骨和玉石制成的挂件,还是小孩子打扮,但态度恭谦礼貌,气质文静安详,明显不同于同龄小顽童,因而对他印象很好。权德舆称赞,刘禹锡的父亲有“万石之训”。所谓“万石”姓石,名奋,是汉代初年的官吏,司马迁《史记》曾为他立传。万石学问不高,做事谨慎却无人可比。他自己小心翼翼地做事,慢慢升迁做到上大夫,月薪两千石。他有四个儿子,个个被教育得品行善良,孝敬父母,办事不逾规矩,也都做到两千石级别的官员,父子五人合起来为一万石。汉景帝把万奋呼作“万石君”。权德舆以此比喻刘绪,说他教子有方。据《旧唐书·权德舆传》载,权德舆四岁“能属诗”,“十五为文数百篇,编为《童蒙集》十卷,名声日大”。权德舆是父辈中最器重刘禹锡的。刘禹锡早年游权德舆之门,受其熏陶,熟读儒家经典,浏览诸子百家,诗文辞赋无所不精。

刘禹锡从小身体虚弱,是个多病的孩子。他在《答道州薛郎中论方书书》中自述,年幼多病,家里人经常要抱着他四处求医问巫,服石吞药。大夫用烧红的刀针,扎入疮处排脓,小禹锡吓得哇哇大哭。针烙之后,还有苦口的药汤等着他喝。稍大,看到年龄相近者“武健可爱”,很是羡慕。他深感医药学对健体强身、济世救人的重要性,从此爱读医书药书,琢磨处方,磨炼体质。他“常思世人居平不读一方,病则委千金于庸夫之手,至于甚殆,而曰不幸”。于是,“学切脉以探表候”(《答道州薛郎中论方书书》),广泛收集各种单方验方。他自己列举从十六七岁起读过的医药书,就有《小品方》、《药对》、《本草》、《素问》等,乃至经过多年积累,根据自己的用药经验写《鉴药》一文。从小体弱多病的刘禹锡,研究医药这个“爱好”一直保持着。后来他自己还写了医书《传信方》,实属“久病成医”。

饱经病痛磨难的少年生活,锻炼了刘禹锡的意志和毅力。这种特殊的人生经历,不但没有养成他的娇气,相反成为他战胜宿命和软弱的契机,培养了他不屈不挠、坚韧不拔的性格。他作为匈奴族后裔,家庭又长期受到中原文化的熏陶,他豪爽的性格也许还有遗传基因的先天秉赋。少年生活赋予他豪犷气质和刚强秉性,使他在坎坷的人生经历中不屈服于困厄的命运。这种生活经验,对他日后在《天论》中系统表述的唯物论世界观也有深刻影响。

刘禹锡自幼敏而好学,博闻强记,恭敬文雅,行止合度,其勤奋读书的学习态度非同龄人所比。他饱读诗书,尤对文学痴迷。在严格家教中成长的刘禹锡,还是丁点大孩子的时候,就喜欢舞文弄墨。他早年的读书学习相当用功,其《刘氏集略说》自叙:“始余为童儿,居江湖间,喜与属词者游,谬以为可教。视长者所行止,必操觚从之。”在田野中,别的小孩喜欢拿石子玩耍,刘禹锡手上拿个“觚”。这个觚不是酒杯,而是一种木质的写字板,他随身带着随时准备请教高人。他只要看到擅长诗词的文人,人家走到哪他就跟到哪。这么聪明懂事的小孩子跟着问东问西,江湖骚客们也挺给面子,认为他是可教的,气质不凡,都很乐意教他。后来,刘禹锡在《献权舍人书》中说:“在儿童时已蒙见器,终荷荐宠,始见知名”,对长辈们的提携教诲表示感激之情。

刘禹锡志向远大,青年时已才学过人,名播士林。他孜孜不倦地博览群书,不仅研读儒家经典,对诸子百家也广泛涉猎。他在《游桃源一百韵》中说:“纷吾本孤贱,世业在逢掖。九流宗指归,百氏旁捃摭”,为日后实现远大的理想和宏伟的抱负奠定下坚实的基础。刘禹锡常在诗文中用“道”表示理想,自称“今道未施于人,所蓄者志”(《献权舍人书》);“少年负志气,信道不从时”(《效阮公体三首》)。入仕之前,刘禹锡以儒家济世思想为本,怀抱“兼济”之志,并未以文学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不甘心当一名文士,而是以施道展志为人生理想,渴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中年以后,刘禹锡在回忆自己青少年时期读书之勤奋刻苦的情形时,还无比感慨地说:“谩读图书三十车,年年为郡老天涯。”(《郡斋书怀寄江南白尹,兼简分司崔宾客》)晚年回洛阳闲居,他仍表示“闻说功名事,依前惜寸阴”(《罢郡归洛阳闲居》)。

五、师从皎然、灵澈学诗

刘禹锡青少年时期的主要生活地嘉兴,相距吴兴(今浙江省湖州市)不远。唐代江浙一带工诗的文人雅士很多。当时,吴兴境内住着皎然、灵澈两位高僧,不仅通晓禅理,而且深谙诗韵。少年刘禹锡有机会去吴兴拜访著名禅师兼诗僧皎然和灵澈,受过他们的指点。在刘禹锡跟过的老师中,他念念不忘、影响最大的是皎然、灵澈。这两位高僧是刘禹锡少年时期学诗的启蒙老师。据《澈上人文集纪》载,大约建中二年(781),10岁的刘禹锡即师从吴兴名僧皎然、灵澈学诗。皎然早已名闻天下,是江南诗人们效法楷范的偶像。灵澈与皎然有深交,经皎然称引,“以文章接才子,以禅理说高人,风仪甚雅,谈笑多味”(《澈上人文集纪》)。青少年时期的刘禹锡尽管志不在佛理,但他与皎然、灵澈的这段师生交往,对其日后思想的形成无疑产生深远的影响。

刘禹锡的第一位老师是“唐代第一诗僧”释皎然。皎然俗姓谢,字清昼,人称昼公,是南朝著名山水诗人谢灵运十世孙。皎然早年学习儒、墨、道,诗名很大。安史之乱起,他移居吴兴东溪。大历四年(769)春,在白洲建苕溪草堂,从此定居下来。期间他漫游过不少名山古寺,后来主持杼山妙喜寺。杼山位于湖州城西南,杼山深处的妙喜寺四周竹林青翠,景色幽雅,环境清静。刘禹锡作为皎然的入室弟子,他在《澈上人文集纪》、《刘氏集略说》中曾两次提及此事。皎然是中唐著名的诗僧与诗歌理论家,著有《诗式》,当时很多江南文人都向他学诗。皎然与时任湖州刺史的颜真卿、“茶圣”陆羽等人都是好友。大历八年(773),颜真卿任湖州刺史后,常携文友往来杼山,吟诗联句,使之成为“吴中诗派”聚集活动场所。皎然是颜真卿撑起“吴中诗派”的核心人物。颜真卿在《杼山妙喜寺碑铭》中称皎然为“杼山大德”,“工于文什”。陆羽本擅长方舆地理之学,对湖州的方舆地理、掌故逸事了如指掌,著有《吴兴图经》、《杼山记》等。他应妙喜寺方丈皎然之邀,后定居妙喜寺,专心著成《茶经》。北宋诗人苏轼称皎然“沽酒独教陶令醉,题诗谁似皎公清”(《与舒教授、张山人、参寥师同游戏马台,书西轩壁,兼简颜长道二首》其二)。

皎然的诗以清丽闲淡闻名。他在诗学著作《诗式》中,将禅学与诗学联系起来。严羽曾用“论诗如论禅”(《沧浪诗话·诗辨》)来评价这种联系,即是说诗学与禅学有相通之处,诗和禅的最高境界是超越语言文字,须依靠人的悟性用心去领悟。刘禹锡受皎然诗学境界的影响,之后又通过长期接触禅学和诗歌创作实践,以“悟不因人,在心而已”(《赠别君素上人诗并引》)来沟通禅学与诗学。这八个字是刘禹锡对禅学精髓的把握,也成为其诗论的基础。禅修获得空灵澄澈的心境,能够体悟清丽自然之美,从而使禅心与诗心相通,定慧与清丽相随。此外,皎然提倡“复变之道”,“反古曰复,不滞曰变”(《诗式·复古通变体》),这涉及文学的继承和创新问题。刘禹锡后来积极参加古文运动和写作乐府新词,与此也不无关系。

刘禹锡的第二位老师是释灵澈。诗僧灵澈上人来湖州时,隐居在城南何山寺中,皎然也常去那里居住。因此,皎然作过多首有关何山寺的诗,其《灵澈上人何山寺七贤石诗》写道:“七石配七贤,隐僧山上移。石性殊磊落,君子又高奇。”皎然在诗中用石头光洁磊落之品性比喻贤士品德,既形象生动,又意味深长。灵澈在大历诗僧中年辈较晚,得皎然见重。在诗歌创作上,灵澈受过皎然指点,诗歌风格与皎然相近。皎然在《答权从事德舆书》中说:“灵澈上人,足下素识。其文章挺拔瑰奇,自齐梁以来,诗僧未见其偶。”当年,年幼的刘禹锡虔诚地入室拜两位诗僧为师,恭谨地手捧笔砚,听他们讲佛吟诗,在一旁虚心学习。刘禹锡在为灵澈诗集作序《澈上人文集纪》中,深情地回忆说:“初,上人在吴兴,居何山,与昼公为侣。时予方以两髦执笔砚,陪其吟咏,皆曰孺子可教。”皎然和灵澈见一个少年郎如此好学,都很喜欢刘禹锡,对他的学习态度很满意。

贞元年间,刘禹锡初出仕,灵澈“西游京师”(《澈上人文集纪》),两人相遇于长安和洛阳。接着,灵澈因得罪宦官被徙汀州(今福建汀洲),此时刘禹锡也遭贬谪。20年后,刘禹锡接到灵澈的赠诗,写《敬酬澈公见寄二首》,有句云:“凄凉沃州僧,憔悴柴桑宰。别来二十年,唯余两心在”,表示彼此有着类似的不幸境遇。20年过去了,但两颗相通相念的心没有改变。此外,从刘禹锡《送僧仲剬东游兼寄呈灵澈上人》一诗可知,僧人仲剬到朗州时,与刘禹锡谈佛游山,离别时刘禹锡还托仲剬问候灵澈。这说明,刘禹锡与灵澈一直保持交往。刘禹锡与诗僧长期交往的经历,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很深。

那么,皎然、灵澈的诗歌主张是怎样的呢?皎然是将惠能禅学运用于诗学的第一人,其著作《诗式》特别注意两个方面:一是主张苦思锤炼。他根据惠能“诸佛妙理,非关文字”的观点,认为好的诗句应当“但见性情,不覩文字”,要求诗人在对词句加以精心锤炼之后复归自然,不留任何锤炼的痕迹,这种自然才是诗的极致;二是重视诗歌意蕴深远、气韵朗畅的境界,认为“取境偏高,则一首举体便高,取境偏逸,则一首举体便逸”(《诗式》)。这种“境”即意境来自创作主体的心境,“真思在杳冥,浮念寄形影”(皎然《答俞校书冬夜》),表明诗人的主观心境与审美观念是最重要的。

灵澈没有诗论传世,据权德舆《送灵澈上人庐山回归沃州序》说,他“心冥空无而迹寄文字,故语甚夷易,如不出常境,而诸生思虑终不可至……知其心不待境静而静”;又说他常“拂方袍,坐轻舟,溯沿镜中,静得佳句,然后深入空寂,万虑洗然”。可见,灵澈诗学重视在主体的静默观照中赢得意境的空灵深邃,语言要追求清新自然。这些诗学见解一方面受到大历、贞元诗风影响,讲究字词锤炼,不露痕迹,另一方面来源于佛教重视“心”即主观体验感受的作用。在皎然和灵澈教诲下,刘禹锡之后悟出“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景”(《董氏武陵集纪》)的作诗之道,形成凝练而不凝重、通达而不通俗的诗风。此外,灵澈诗作还善用典故,兼有味深意远之警句。在这一点上,刘禹锡也成功地学习灵澈,且运用得相当出色。

中唐大历是一个诗僧众多且在文学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时期,而“世之言诗僧多出江左”(《澈上人文集纪》)。大历诗僧与文人的交往唱和,堪称一时之风气。自幼习诗的刘禹锡,拜江左诗僧皎然、灵澈为师学诗的这一段人生经历,使他受益终身。他曾说:“鄙人少时,亦尝以词艺梯而航之,中途见险,流落不试。而胸中之气伊郁蜿蜒,泄为章句,以遣愁沮,凄然如焦桐孤竹,亦名闻于世间。”(《彭阳唱和集引》)皎然和灵澈的诗写得很好,刘禹锡对他们评价很高:“独吴兴昼公能备众体。昼公后,澈公承之……可谓入作者阃域,岂独雄于诗僧间邪?”(《澈上人文集纪》)对于他们的诗歌风格,同时代人和后人有众多评说。权德舆在《送灵澈上人庐山回归沃州序》中,称赞皎然“掇六义之清英,首冠方外”;称赞灵澈的诗“如风松相韵,冰玉相扣”。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评》中也写道:“释皎然之诗,在唐诸僧之上。”可见,刘禹锡对这两位诗僧老师诗歌成就的评价还是公允的。在刘禹锡看来,诗僧之所以写出清词丽句,就在于他们抛弃世俗功利,放迹于自然山林,与自然融为一体,其胸襟虚怀若谷,万景而入,由定得境,由慧遣词,故禅林中之花草,都能成为诗歌中的珠玉。刘禹锡是中唐最早以禅理喻诗理的诗人,这与他自幼拜诗僧为师有关。

刘禹锡一再声称自己祖辈“世为儒而仕”,父“亦以儒学天宝末应进士”(《子刘子自传》);“家本儒素,业在艺文”(《夔州谢上表》),这说明他的家学渊源以儒为本。家学加名师,为刘禹锡的成长提供了优越的客观条件。刘禹锡世代以儒学成就功名,但大多是普通官员,社会地位不高,到他父亲这一辈,几乎与庶族人家区别不大。没有出身名门望族,没有权贵庇护,要想出人头地,只有靠自己勤奋苦读,从科举这条独木桥中搏出一条路。科举自隋代创立以来,这种不分门第的人才选拔文官制度,寄托着无数文人的希望。权贵子弟可以靠出身吃饭,科举制度的最大受益者正是刘禹锡这样出身平常的庶族文人。这是他们通往仕途、实现人生理想的主要路径。中进士成为中唐文人普遍的社会心理。

第二章 踏上仕途

德宗贞元六年(790),19岁的刘禹锡离开江南,北上游学长安。贞元九年(793)与柳宗元同榜登进士第,同年又登博学宏词科。贞元十一年(795)因吏部取士科的考试合格,授太子校书。连登三科,可谓春风得意。接着,刘禹锡入杜佑幕府,先后任徐泗濠节度使掌书记、淮南节度使书记,随同杜佑参与讨伐徐州乱军。后调任京兆府渭南县主簿、监察御史等职。这是刘禹锡初入仕途,满怀理想与热情的时期,也是他在政治上施道展志,期望有所作为的时期。刘禹锡是以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步入仕途的。

一、 “弱冠游咸京”

安史之乱后,北方避难的大量人口拥入南方,对江南经济、文化的发展有促进作用。当然,江南并非完全是天堂,饥荒时也出现人吃人现象,农民起义时有发生。久居江南的刘禹锡,对这些社会问题的严重性有所认识。刘禹锡这样的庶族文人,既读圣贤书,又睹民间苦,希望恢复“大唐”昌盛的使命感,是贯穿他们生命始终的“宿命”。他要去长安,那里有科举,那里是朝廷。

长安即今陕西省西安,唐朝的京都,是当时著名的国际大都市。德宗贞元六年(790),19岁的刘禹锡在江南学有所成,踌躇满志,为博取功名,离开江南游学长安,准备参加进士考试。考生入长安后,按规定要在应试前先向礼部“纳省卷”,还要向达官贵人投献文稿。他日后在《谒枉山会禅师》中回忆这段经历时说:“弱冠游咸京,上书金马外。结交当世贤,驰声溢四塞。”时值弱冠青年的刘禹锡游学京城,广泛结交知名人士,甚至直接给皇帝上书,可惜没能引起唐德宗的注意。但由于刘禹锡的文章和诗写得好,很快就名噪京城。这说明他社交活动的成效还相当不错,在京城建立起自己的社交圈子,取得很好的名声。从唐代科举制度来说,考生携带自己的诗词文章到京城求取功名,“钻营”人脉以培植声誉,是事关科举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刘禹锡赴京参考的身份是乡贡举人,举人由地方官员选送。他谦虚地说自己是“公卿偶慰荐,乡曲缪推择”(《游桃源一百韵》)。刘禹锡在未出茅庐时,就曾经得到权德舆等前辈学者的赏识和赞誉。他在写给权德舆的信中说:“众之指目,忝阁下门客,惧无以报称,故厚自淬琢,靡遗分阴。”(《献权舍人书》)唐代进士科举,由礼部直接掌管,在唐代科举考试中是最难考的,也是乡贡学子进入仕途最重要的一步。进士科考试每年举行一次,一般在农历正月举行,二月发榜,应试举子最迟在前一年秋天到长安准备考试。举子们提前来到长安,是为有充足的时间“行卷”。所谓“行卷”,是唐代应试举子考前必须做的一件功课,是将自己的得意之作送呈朝廷有名望的官员或文坛有地位的名士,以期得到他们的赏识,为自己说几句推荐的好话,以增加进士及第的希望。如果一次递送作品不够,可以再次递送,叫做“温卷”,以进一步加深印象。因此,“行卷”和“温卷”是考生在京城“钻营”人脉的重要步骤。从这一意义上说,唐代科举制度既是才智的比拼,又是人际关系的比拼。唐代文人之间比较注重友情。

唐代科举考试,考生的试卷都是公开的,有较高的透明度。主考官除评阅试卷之外,还会参考举子们以往的作品和声誉,而以往的能力水平甚至比试卷还重要。人才选拔兼顾考场外的表现,这是唐朝进士科举的进步之处。但不可避免的是,举子们要向影响到主考官决策的社会名流找关系、托门路,成为考中进士的重要步骤。德宗朝是唐代科举的极盛之年。贞元年间的不少贡举主考官都以选拔优秀人才为己任,不徇私情,如杜黄裳、陆贽、顾少年等。这些主考官选拔出一大批重要的政治家、文学家,如裴度、李绛、令狐楚、韩愈、孟郊、张籍、白居易、元稹、柳宗元、吕温、韩泰、韦执谊等人,成为弼辅朝政的新生力量,都是为后世广知的优秀人才。德宗朝科举选拔出一批优秀人才,不是偶然的。

唐德宗即位之初,有志于改革朝廷弊政,停梨园,禁进珍宝,出宫女百人,严科举,比代宗朝时的风气好多了。德宗朝的科举取士较之以往,更重视公开、公平的选拔。朝廷选择主持贡举的官员慎之又慎,这些官员大多主持公道,使科场风气较正。据《唐语林·方正》记载:就在刘禹锡抵达长安的第二年,即贞元七年(791),发生杜黄裳力抗裴延龄请托事件。裴延龄是德宗朝重用的大臣,其子裴操也“应鸿辞举”,主考官是杜黄裳和苗粲。阅卷期间,裴延龄“于吏部候消息”,找到杜黄裳和苗粲,试图“探侦二侍郎口气”。他开口就说“是冲仙人”,这是他儿子试卷文章的开头,言下之意是问自己儿子有没有中榜,请二位给关照一下。杜黄裳问苗粲:“你记得录取者写过这句话么?”苗粲答:“好像没有。”裴延龄被当场驳了面子,气得仰头大呼:“怎么能这样!”等到发榜一看,果然没有裴公子大名。对此,刘禹锡感叹道:“当延龄用事之时,不预实难也。非杜黄门谁还能拒之?”(《唐语林·方正》)裴延龄当权之时,几乎没有办不成的事。然而,经他托请其子都未被录取,可见科场纪律之严明。

二、 “三登文科”

德宗朝科场风气清正严明,这对于没有门路的应试举子们是件好事。刘禹锡等一批普通的考生,就直接受益于此。贞元八年(792),由革新派人士陆贽主持贡举,录取23人为进士,皆为天下一世之选,时称“龙虎榜”,其中有25岁的韩愈。陆贽选完“龙虎榜”后,被拜为宰相。

唐代科举是以诗赋取士的文化环境,读书人没有不会写诗的。读书写诗才能做官,唐代广义上所有的官员都可以说是诗人。贞元九年(793),刘禹锡参加进士考试,主考官是户部侍郎顾少连。这年进士科考试的诗题是《风光草际浮》,赋题是《平权衡赋》。事后,刘禹锡很珍惜地将自己的应试内容保存下来收入《文集》中,我们从中可以一睹他当年的考场风采。刘禹锡的《省试风光草际浮》是这样写的:“熙熙春景霁,草绿春光丽。的历乱相鲜,葳蕤互亏蔽。乍疑芊绵里,稍动丰茸际。影碎翻崇兰,香浮转丛蕙。含烟绚碧彩,带露如珠缀。幸因采掇日,况此临芳岁。”所谓省试,就是尚书省礼部考试。《风光草际浮》是南朝诗人谢脁的诗句,用来作题目,还提供诗歌的韵脚。这是一首五言六韵十二句的排律诗,押仄韵,唐代省试诗考试形式固定,考生必须严格按照考题形式写诗。刘禹锡这首诗以清辞丽句写出春光在春兰中浮动的情形,表达出他对高尚人格的追求,立意颇高,但用词过于华丽,联想缺乏深度。这是因为省试诗限题限韵限时,束缚思想,一般考生不易写好。刘禹锡作为20岁刚出头的年轻人,能将省试诗写成这样,已实属不易,因而得到主考官的赏识。同样,他的《平权衡赋》也为主考官所推崇。顾少连也是个正直敢为的官员。他大力选拔孤门寒士,当年录取进士32人。22岁的刘禹锡一举中第,实现了自己多年的夙愿。21岁的柳宗元与他一并进士及第,两人可谓春风得意。之后,刘禹锡和柳宗元因同科而相识,因同道而相知,因相知而成为莫逆之交。

在唐代,进士科是礼部主持的考试。刘禹锡在进士及第后,按常规不能直接做官,还必须再通过吏部主持的考试。当时,在他面前摆着两条路:一是参加吏部取士科考试,一般每三年考一次,考中后也不一定能立即上任为官,还要看官职有无缺额;一是参加博学宏辞科的考试,每试只中数人,成绩特别优秀者能迅速授官。刘禹锡为尽快施展才能,紧接着又参加博学宏辞科考试,所考科目仍然是诗、赋、论之类,并一举考中。博学宏辞科同样是吏部主持的考试,也有相当的难度。韩愈比刘禹锡早一年考取进士,在贞元九年(793)就没考上博学宏辞科,并且从贞元八年(792)到贞元十年(794)连续三年没考上,一直在洛阳穷困潦倒。柳宗元由于父亲去世,服父丧没有参加当年的博学宏辞科考试。刘禹锡虽然考中此科,但成绩并不特别出类拔萃,因而当时没有立即得到官职。也有考得比刘禹锡好的人,30岁的同年进士李绛是当年考中博学宏辞科,并且以“甲等”成绩被直接授予校书郎,就先进入仕途了。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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