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皖生
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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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治学经验录试读：
前言
我国老中医药专家的学术经验和技术专长是中医药理论与他们长期实践相结合的结晶，是祖国医学文化宝库的珍贵财富。为此，人事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1990年联合发文，要求采取紧急措施，做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的继承工作。同年10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拜师大会。全国各地相继遴选出近500名具有独到经验和专长的老中医药专家作为指导老师，并为他们配备了一批中青年助手作为学术继承人，开展了为期三年的师承面授、学习和总结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的继承工作。
为了促进继承工作更好地开展，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继承工作办公室和中国中医药学会联合举办了每年一度的有奖征文活动。1991年是征文活动的第一年，确定以总结老中医药专家的治学方法与经验为选题。应征论文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和方面，揭示了老专家们的治学方法与门径，可谓集当代中医药名家治学经验之大成。它授人以渔，启迪后学，不愧是打开中医药学知识宝库的指示灯和金钥匙。
有鉴于此，我们在有关专家评审的基础上，从中选取113篇有代表性的论文，并删繁摘要，编辑成《中医药治学经验录》。本书既可指导中医药师承教育对象跟师学习研究，也可供广大中医药人员自学深造参考。总之，编辑出版我国老中医药专家的治学和学术经验，对培养新一代中医药专家，推动中医药学术和事业的发展，将起到积极而深远的影响。编者一九九二年五月高辉远 治学门径与方法
高辉远先生为解放军305医院主任医师，兼任中国中医研究院、北京中医学院名誉教授。先生业医五十余载，不仅对中医内科、妇科、儿科颇具造诣，而且擅长温病学与老年病学，对老年病的预防、保健、治疗潜心研究。
我们忝入门墙，有幸侍学于先生左右，观其治学颇具特色，启迪良多，大有裨益于后学。兹就领悟先生治学思想的点滴体会略述如次。治学的门径
先生认为步入中医堂奥的门径最主要的有以下三个方面：
1.择善古今医籍、广学识、相得益彰先生强调“学医以谙熟医理为首务”。认为熟读经典，识明医理乃学中医之基本功。如若理不明，则证无从识辨，纵然古人方法很多，用药亦无从下手。中医理论博大精深，中医书籍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系统学习是必要的，若欲全面精通，非朝夕易事，尚需一个循序渐进、登堂入室的过程。哪些适合入门之学？哪些该属精研探理？哪些又合乎临床参考？慎选善本是极为重要的。先生治学，虽崇尚《内经》、《难经》之理，认为这是中医学术的渊源。然学习《内经》应从《内经知要》学起，因其重点突出，便于理解，要侧重记忆其理论原理。《伤寒论》的注释者，多达四百余家，虽各所长，应首选《伤寒来苏集》奠基，认为柯韵伯的注解比较切合实际，具有因方辨证，分析綦详的特点，易于系统学习掌握。温病学以《温热经纬》、《温病条辨》为主要必读之书，包括条文和自注，反复精思、揣摩，会有启悟。特别对《温病条辨》的上、中、下三焦传变的概念，要达到非常清楚，使之不与伤寒病混淆。学习《温热经纬》以叶香岩《外感温热篇》、薛生白《湿热病篇》、陈平伯《伏气温病篇》为重点，尤其对叶氏的卫气营血之传变，要求学得非常透彻。先生认为各家学说要多博览，必须明晰其师门授受、或亲炙、或私淑、名承其说而光大之。临证入门，先生首推程钟龄所著《医学心悟》，并谓“心悟”一书其精粹又在“医门八法”之中，“八法”篇颇为实用。因此，熟读精研对临证、立法、处方将会获益良多。他还指出，既要择善精选经典著作，又善汇通诸家，注意方法。还要广泛览阅各地医刊杂志，勤求博采，以便增进新知，广学识，了解动态。他的《蒲辅周医案》、《蒲辅周医疗经验》等著作，是总结和弘扬蒲氏的学术思想及临床经验方面所作的贡献。尤其新近编著的《医门新录》，更是先生秉承家学，师承蒲氏，又有创新发展，独树一帜的学术思想和丰富临床经验之结晶。从师门徒都应反复研读和领悟，会富于教益及启迪，是我们当前学习和继承发扬的最 。
2.注重临床实践、究成败、积累心得 先生平日反复教导我们，一是认真读书，二是认真临证，要学以致用，注重临床实践，这是他的治学态度和作风。如今先生虽年届七旬，仍坚持门诊、会诊、查房，从不脱离临床。他常指出：“只有见得多，认症准，才能辨析识病严谨，立法遣药切中，对疑难大症做到心中有数。”他认为，以理论指导临床实践，在实践中碰到问题再学习理论，反复循环，体会才能深刻，医疗水平才能不断提高。
实践中必然有成有败，从实践的成败中来认识和检验所学，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先生认为这是医生最重要的基本功。他说：“特别要善于总结自己失败的经验，可取得教训，使失败成为成功之母，避免屡蹶”。在临床实践中随时会有所得，在诊务繁忙的工作中，若不及时积累，这些感受会稍纵即逝，故先生强调我们要以“今日事，今日毕”的态度积累心得。他说：“日有所得，月有所积，自然能受其益”。积累导师丰富的源于实践的临床经验，从大量的零散的第一手病例等资料入手，通过积累、整理使这些资料系统化、条理化，并从感性上升为理性，从中可找到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这些独到的经验和学术思想，非书本上所能得。故先生说：“积累总结的过程，也是学习提高的过程”，此皆为阅历有得之言。
3.勿忘医德风范、对病人全心全意先生慈祥和蔼，平易近人，处世持身“躬自原而薄责于人”。他常谓：“为医，不仅要具有精良的技术，而更要具备高尚的医德。”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这既非粉饰之词，更非政治口号，而是医生必须毕生身体力行的品德。在应诊中，耐心倾听主诉，详细询问病史，专心进行四诊，精心求出诊断，细心组方用药，详尽交代服药宜忌。
先生长期担任中央领导同志的医疗保健任务，但对慕名求治的普通群众，总是热情相待，仔细诊查，精心治疗。他常说：“高干、群众之病并无二致”。所以无论病人地位之高低，性别之男女，年龄之长幼，外貌之妍媸，家境之寒裕，关系之亲疏等，他均一视同仁，和颜细语，有求必应，细心诊治，从不推却。他遣方用药，立法慎审，选方精当，用药轻灵，使不少疑难危重之证，莫不应手取效。他从不开大方、人情方，每遇病人赠送礼品，都是有礼貌地坚决拒受。他说：“否则不败于医之技，而将败于医之德”。先生医精德高，实为后学楷模。治学的方法
先生曾谓：“学无捷径，贵在于勤”。治学必须要做到四勤：即勤读、勤问、勤思、勤记。
1.勤读 先生强调要养成勤读、善读的良好习惯。他概括读书基本方法要“四到”，即口到、眼到、心到、手到。所谓口到是指朗诵；眼到是指阅看；心到是指领会和思考；手到是指认真做好读书笔记。他认为对主要经典著作要读熟嚼透，一字一句地读懂细抠，无论是字音、字义、词义都要想方设法地弄明白，不可顺口读过，不求甚解，不了了之。读书宁涩勿滑，看来涩滞难前，实则日积月累似慢实快。“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读一遍会有一遍收获。要把经典主要条文，读熟、背熟。如对《金匮要略》、《伤寒论》能做到不加思索，张口就来，到临证应用时，就能触机即发，左右逢源，熟中生巧，别有会心。否则，临证就不能得心应手。熟读了，还要善于思考，养成一定的鉴别能力，即不要轻于疑古，也不要一味迷信古人，这就是所谓心到。所谓手到，就是每读一书，应将要点、难点、疑点，简明标记，获得解答时随时笔录。运用临床后有所心得，又随时小结，分门别类加以记录整理。
2.勤问 先生认为，治学方法固然很多，而“善学者必善问”，这是一条很重要的学习方法。学问、学问，学必要问，问才进学，故学问二字，缺一不可。他要求学生对学问要诚，触疑即询，遇惑则问，切忌不懂装懂，浅尝辄止。如先生曾谈起应用“附子汤”治愈一男性高龄泄泻例案，并谓《伤寒论》之附子汤也是治疗泄泻之要剂，我们似感疑惑。附子汤主治阳虚寒湿内侵，身体骨节酸痛之证，何以治疗泄泻？问之方知，患者当年腹泻，日便4—5次，病延数月，西医药、中药治泄泻之常法也用之较久，非唯不效，且日益加重。先生洞察全貌，明辨病情，指出此患者已是耄耋之年，年老体衰，阳气不足，久病更损及肾阳，故法当温阳补肾为主，以附子汤治之，药投6剂，而病获痊愈，诚良方独运也。由此可见，发问置疑，解明学术秘蕴，受益良深，颇有启迪。
3.勤思 先生认为读书要思考，临证也要思考。因为中医学是以宏观的整体为对象，形象思维和演绎推理方法为指导而建立起来的完整的理论体系。所以要掌握好中医学的精髓，就非有一番贯穿错综，磅礴会通，端本寻支，溯流讨源的取类比象，逻辑推理的思维过程不可。古代医籍文理深奥，模糊抽象，辨证思路，灵活多变。这些较深奥微妙的东西，有时难以用语言来表达，“只可会意，不可言传”，这时就要靠意念和体验才能做到心领神会。因为意念是高于直观感觉，超出文字和语言的，可给人提供广阔想象天地的思维形式和思维逻辑。所以在学习过程中，充分发挥其意念和体验的作用，才能得其精髓，由“形似”达到“神似”。
4.勤记 在临床实践中，先生反复强调读书临证都要做摘记整理，这是一个积累的过程。片言只语，会有“零金碎玉”，一证一得，由少到多，由简到繁，由易到难。一点一滴，日积月累便可得出规律。（1）临床资料的摘记：包括一般资料、性别、年龄、职业、病程、疗程、住院（或门诊）西医诊断等。临床表现，包括主要症状、体征，舌、脉象，中医病症分期或证候分类。各种实验室检查结果及治疗前后的变化分别记录。（2）医案整理记录：要根据具体情况采用不同的方法，如诊次较多、病情和方药变动较大的医案，要前后反复比较，抓住主要点，有重点地进行记录整理。对理法方药详尽的医案，应当细加揣摩，找出规矩准绳。对内容简略的医案，可采用“以方测症，审证求因”的方法来整理。法路不同寻常的医案，要请教导师用心所在，或翻阅前贤论述，弄懂其中谛奥重点进行整理。（3）分类整理：把平时记录整理的有关资料，如医案、论述等笔记收集在一起分类整理，由博返约。如根据不同的法、方进行归纳。通过对比分析，找出其异同、规律等。（于有山 王发渭 薛长连）赵绍琴 谈中医治学之道
赵绍琴老师是北京中医学院教授，全国著名的中医专家，名噪京华的三代御医之后。笔者有幸拜师于赵师门下，聆听赵师教诲，深有获益终身之感。今将赵师所讲中医治学之道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赵老师说：“熟读经典掌握理论固然重要，从实践中体会理论的精义，灵活运用理论指导临床则更为重要”。赵师自幼受家庭熏陶，熟读经典。在数年间下苦功全文背诵了《内经》、《难经》、《伤寒》、《金匮》、《濒湖脉学》等医著，连行间夹注至今仍能脱口而出。如此深厚的功底为其后来的学术成就奠定了坚实基础。
赵师认为经典著作不能只从书本上学，必须在临床实践中学。以实践验证理论，才能体会到理论的精神实质，才能以理论指导临床，并有所创新。赵师之所以能够以其娴熟的理论有效地指导临床，正是他长期坚持理论联系实践的结果。例如，“火郁发之”是《内经》所载五郁治法之一，原是针对特定的气运变异而设。历来注家多从字面作释，谓“发之”即“汗之”，至于如何应用，便不知其然了。赵师认为火郁证在临床上十分常见，多由内蕴火热而又过食生冷，误服寒凉滋腻或素有水湿痰饮，火热被寒湿等阴邪所阻遏而郁于内，外无泄越之机，故名“火郁”。证见身热不退，心急烦燥，胸闷气憋，喘促身重，甚至懔懔恶寒，舌红苔腻浮滑，脉沉弦数等。治疗当用宣疏透达之品先开其郁，郁开则火热自泄而愈。“火郁发之”，区区四字，赵师从临床角度详辨其病因病机，舌脉证候，治法方药。以此指导临床而有卓效。赵师尝治疗一病毒性脑炎患儿，高热昏迷二十余日，前医屡用寒凉攻下之剂无效。赵师辨其为寒凉郁遏火热而致火郁于内，遂用宣郁清化方法，投以淡豆豉、炒山栀、前胡、杏仁、苏叶、焦三仙等，一剂而便出黑粪甚多，翌日热退神清。
赵对温病理论尤有创见。如叶天士氏“在卫汗之可也”，赵师认为这个“汗”字决非汗法，也不能理解为辛凉解表。因为温病是由外感温邪内有蕴热内外合邪而成，其内外皆热，毫无表邪可言。因而决不可用表散之剂。只宜辛凉清解，疏其卫则邪从汗出，故谓“汗之”。切不可以辞害义，妄用汗法。又如对叶氏“入营犹可透热转气”之论，有人根据字面之义把“透热转气”仅仅看作营分证的一种治法，以为不过于营分剂中加入气分药而已。赵师指出透热转气治法的奥妙之处在于给邪气以外出之路。在外感温热病过程中，无形之热深入机体往往和有形之邪如水湿、痰浊、宿食、瘀血等相搏结而成胶固不解之势，增加了治疗的难度。此时的正确治法当以疏解为先，分消其势，使邪热分离则易于外泄。这才是透热转气的真正含义。上述邪热互结的病机既可发生于外感热病的不同阶段，又有多种表现形式。所以透热转气适用温热病的各个阶段，并有多种具体的透邪方法。惟其法要旨不过宣透疏达给邪以出路而已。
赵师立足临床探讨理论，将娴熟的理论同丰富的临床经验融会贯通，达到以理论指导临床，从临床发展理论的较高境界。“中医的优势在临床，中医的出路在临床，学习中医的主要途径也在临床。要着重提高临床疗效，开展临床科研，力争有所创新，有所发展”。
赵师的这一番话既是他一生治学经验的总结，也为我们学习继承老中医学术经验指明了方向。赵师自1934年悬壶北京迄今五十七年，一直从事临床工作，即使在承担着繁重的教学科研任务的时候，也从未脱离临床。近年来赵师陆续出版了多种学术专著，发表了高水平的论文，提出了创新性的学术见解，这些成就无一不是出自他的丰富的临床经验。如，在脉学研究方面，赵师继承家学，结合自己数十年的临床体会，著成《文魁脉学》，创造性地提出浮中按沉四部诊脉法，以浮中察表象，按沉辨本质。这一方法正是赵师临床诊脉辨病的要诀。在舌象研究方面，赵师根据多年的辨舌经验，总结出观舌背以察舌质的方法和舌粘膜通于脏腑内膜的观点。并根据他的辨舌经验主持完成了温病舌诊模型和舌象图谱研究。
在内科杂病的辨治方面，赵师独出创见，提出新观点，创立新方法，并取得了成功。如对肾病综合征的大量蛋白尿和低蛋白血症，现代医学的传统观点是补给大量蛋白质，中医的传统治疗方法多主张温补脾肾。赵师在六十年代以前也曾采用这种传统方法。在经过了多次失败后，终于悟出失败的原因在于没有把握住病机的本质。这种慢性肾病的病机本质不是虚寒，而是瘀热。因此，治疗不可温补，只宜清化。赵师在治疗肾病过程中还发现，患者进食大量蛋白食品和一些刺激性食物往往加剧了肾脏的损害，加速病情恶化。有鉴于此，赵师于七十年代初就一反传统的治疗方法，采用活血化瘀配合低蛋白饮食的综合疗法，获得了完全的成功。进而又用这种综合疗法治疗其他类型的慢性肾病和早、中期尿毒症，均获得了满意的疗效。再如，对白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红斑狼疮等疑难病的认识，赵师破除了传统观念的束缚，主张从血分辨治，清化为主，均取得了较为满意的疗效。从而开创了一条用温病营血理论辨治内科疑难杂病的新途径。这种创新性的学术理论是经过反复大量的临床实践的检验才总结出来的。所以赵师一贯强调学习中医不能只从书本上学，必须立足于临床实践，才能有所创新，有所成就。
赵师临床的另一特点是重视借鉴现代医学方法。在临床中，他特别重视现代医学检验指标，并以此作为衡量疗效的重要标准。他认为现代中医的诊疗水平亟待提高，决不能满足于病员自觉症状的改善，而应当依据那些具有诊断意义的客观指标进行综合判断。如肾炎的尿蛋白，尿毒症的血肌酐和尿素氮等。赵师的这一观点指明了中医在坚持传统的宏观辨证的同时还应当向微观辨证和检测化方向发展。这就更需要我们立足临床，开展临床科研，深化理论认识，创新诊疗方法，提高临床疗效。
鉴于目前中医教育的发展现状，赵师尖锐地指出：现行中医教育的最大缺陷就是临床环节不足。他主张中医院校应当从加强学生的临床实习着手提高教学质量。这次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决定采取师带徒的形式开展中医学术继承工作，亦即抓住了临床实践这一关键环节，符合中医学术发展的自身规律，必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彭建中）谢宗万 治学经验录
谢宗万先生是全国著名的生药、本草学家。主要研究方向为考证中药材品种基原，鉴别药物的真伪优劣，澄清中药混乱品种。谢先生的最大特点是善于在复杂的异物同名药物中，结合药材传统经验鉴别考证出我国历代传统药用之正品，区别出地区的习用品和其他错用、混用品。近年来，他在品种调查实践的基础上，创立了澄清中药混乱品种的“中药品种理论”（品种十论）。谢先生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学术成就，无疑与他自己的一套治学经验与方法是分不开的。现代生药学研究与我国历代本草一脉相承
谢先生始终把祖国传统医药学同生药学研究紧密结合起来，非常重视历代本草的研究与利用。他认为，本草是我国医药宝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研究生药如果脱离了本草，就等于割断历史，脱离祖国医药学体系，就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多年来，他反复研读历代本草，从中汲取精华，使之与现代生药学相结合，开创了自己的研究途径。如他新近提出的“药材品种延续论与药材品种变异论”认为，中药品种从《神农本草经》的365种发展至现在的5000种以上，从古至今就是处于药材品种的延续与变异二者的相互交织之中。这是对中药材品种发展的高度概括，只有在逐一理清数百以至上千种中药材在历代本草中的变化情况及掌握现今用药实际的基础上，才能提出这种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谢先生认为，历代本草中对药物或其原植物形态的记述往往比较简单，但却不可忽视。有时一两句话就说到关键之处，很能解决问题。如药用芫花，目前常见的商品有二种，一种是紫花的，另一种是黄花的，何者是传统的正品呢？吴普（《吴普本草》）曰：“花紫赤白者，二月实落尽，叶乃生，三月三日采花”。其所述虽寥寥数语，但是从紫色，先花后叶，三月采花这三个重要环节来衡量，就可以肯定传统的药用芫花和现时开紫花的芫花（瑞香科）是一致的，而与开黄花的一种黄芫花（河朔荛花）在花色和花期（夏秋开花，非为春季）方面都不符合。用中医药传统理论指导药物品种考证
一般搞中药材品种考证者，往往多注重文献中对植物形态及药材性状的描述。但谢先生多年的经验，特别强调用中医药传统理论，尤其是有关药物的四气五味、有毒无毒、七情畏恶、配伍宜忌、功能主治等理论对药物进行品种考证的指导作用。他认为，考证药物品种，一方面要了解药物品种在不同时代的变迁情况，同时还要注意该药的实际药性功能，必须与主治疾患相适应，务使两者互相协调不能矛盾。在实际研究工作中，尤其是对古方中的药物考证，有的根本无药物形态描述，只有依靠中药传统理论结合现今实际用药情况，才能得出较为可信的结论。如通草和木通在本草及古方书中历来存在名实相混的问题，二者混用，纠葛不清。谢先生在考订《伤寒论》“当归四逆汤”方中之通草为何物时，是这样分析的：“当归四逆汤”由当归、桂枝、芍药、细辛、炙甘草、通草和大枣七味药组成。全方有温经散寒，养血通脉之功。主治寒伤厥阴，血脉凝滞，手足厥寒，舌淡苔白，脉沉细或脉细欲绝者。方中只有以木通科植物木通才能有协助诸药通利血脉，使寒得散，血脉流通，阳气畅行于四肢，而使手足自温、脉象自和之效。而五加科的通脱木（通草），则不能代木通奏其功。
又如笔者在谢先生指导下曾作过一项烟草药用历史的专题研究，在考察文献时发现，《植物名实图考》中绘有一幅精致的茄科烟草的植物图，并附言此即《滇南本草》中所记之野烟。事实上《滇南本草》成书之时（1450年），烟草尚未传入我国，对此又如何解释呢？最后还是通过考证药性记载而找到答案。《滇南本草》野烟条云：“性温，味辛麻，有大毒，治热毒疔疮，痈疽搭背，无名肿毒，一切热毒疮……以单剂（煎服）为末酒合为丸，人名清龙丸”。治热毒疔疮及一切热毒疮，性温之药似难奏此功，且凡患热毒疗疮者，多为阳强多燥多火所至，亦实非温热药所宜。同时这里所记野烟是以煎剂或丸剂而内服的，据分析烟草中含有大量可致人死亡的烟碱，事实上若以未加任何处理的烟叶煎汤或为末和酒内服，其对人体的中毒作用是可想而知的。由此断定《滇南本草》所记“野烟”不是茄科植物烟草，《植物名实图考》有误。
近年来，谢先生在广泛利用中医药传统理论考证药物品种取得大量实例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中药品种性效相关论。主要论点有三：①种类不同性效有别；②品种相近性效相似，③品种虽同，在一定条件影响下性效可变。这三个论点对考证古医方中所用药物品种，开发利用中药新品种新资源，利用可变因素提高药物疗效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师古而不泥古 注重实际调查
谢先生认为，搞中药品种的考证与鉴别，固然离不开历代本草，但亦不应处处为其具体的文字记述所拘泥。必须要用历史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今人总要胜过古人，否则时代就不会进步，要充分认识到前人著述所处的时代背景与社会背景，要考虑到一切事物（当然包括药物品种）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药材新兴品种优选论”就是在这个指导思想之下建立的。
如枳实、枳壳，考证《本经》所记品种为芸香科枸橘一直延续至唐代，到了宋代枳实枳壳的正品已发生了改变。《图经本草》云：“今医家以皮厚而小者为枳实，完大者为枳壳……近道所出者俗呼臭橘，不堪用。”这里所提之臭橘即枸橘。即从宋代起枳实、枳壳的正品已变为芸香科的酸橙，这就是历史上枳实、枳壳的新兴品种，而且一直延续至今。《中国药典》亦对之加以肯定，收为正品。
谢先生非常重视实际调查，因为不少在文献中难以判断解决的问题，往往通过实地观察则能迎刃而解。例如白前与白薇本是不同药性、不同疗效的两种药物，而历代本草对其品种、性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目前全国各地的异物同名品种也竟多达数十种，更有甚者是不少地区将二者颠倒错用。对此谢先生根据唐代《新修本草》所提供的线索，抓住白前与白薇在生态习性上的不同特点，亲自深入二者产区进行调查采集。终于发现生长在江边或溪滩的是白前；生长在山地的是白薇。从而澄清了多年的混乱。博采众长 善于融汇贯通总结提高
谢先生经常对人讲，他自己对中药材品种的鉴别经验不是继承自哪一个人的，而是综合各家之所长。谢先生早年曾正式拜常崇光师傅为师，非正式的师傅则更多，无论走到哪里都要去拜访当地有名望的药工师傅，向他们虚心求教学习传统鉴别经验。谢先生讲，有些师傅的经验虽不十分全面，但他们确有自己的“绝活儿”，如能把他们的经验都掌握到手，就大大丰富了自己。中药鉴别经验的积累是长期形成的，传统经验语言精炼，生动形象，十分可贵。例如形容野山人参：“芦长碗密枣核芋，紧皮细纹珍珠须”；形容三七：“乳包、丁头、铜皮、铁骨、菊花心”；形容天麻：“鹦哥嘴，扁圆体，点轮环，圆盘底”；形容海马：“马头蛇尾瓦楞身”……这些都是经验鉴别精华之所在，谢先生对此十分重视，这在其所著《中药材品种论述》一书中有很好的体现。
谢先生同时体会到，要想在中药材品种研究上真正有所成就，光掌握经验鉴别是不够的，对现代科技知识与方法也必须多方理解和掌握。这样才能融点滴局部经验在一起，形成具有宏观指导意义的理论。前面所提到的“中药品种理论”（品种十论），就是谢先生把传统的药材鉴别、本草考证、中医药理论和植物分类学、生药学、化学、药理学等现代科学内容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对中药理论的一种新发展，无疑对促进中药事业的振兴是有益的。
谢先生特别强调中医药界搞师带徒的重要意义，要求老师一定要认真，学生必须要刻苦，不能徒有其名。他讲：“干我们这一行的一定要多读书，涉猎面要广，本草古籍要学，经史子集杂书要看，现代书籍要读，杂志刊物要定期浏览。”谢先生自己也正是这样去做的，多年来他所做的读书笔记和抄录的文献索引卡就有几十盒。他虽已年近古稀，但丝毫没有吃老本的工作态度。每年仍坚持下基层，深入药材产区调查研究，进图书馆考察核实资料，每日坚持工作到深夜，孜孜不倦。他总是把古人的名言：“不是一番寒澈骨，怎得梅花扑鼻香”作为自己工作和学习的座右铭，并以此激励他的学生们。（郝近大）李介鸣 在治学上也要讲“辨证”
李介鸣先生自幼习诵《四书》、《五经》，14岁开始学医，启蒙于宣统御医彭笠僧，后拜施今墨为师。同时，又向戊戍翰林周介人求教，研习中医经典古籍。自1935年悬壶北平，时已五十六载，擅治脾胃病、心血管疾病。现根据先生的传授，简介其治学思想及经验。重立志 更重守志
古人曾说过：“学之广在于不倦，不倦在于固志。”古往今来，凡在事业上取得显著成就，终成大业者，都要有忠厚赤诚之心，坚韧不拔之志。先生亦是如此。他走上学医道路虽属偶然，但他认为：一旦选择了医学这一治病救人的专业，便要一生笃志立行，自强不息。要学好医学，必须专心致志，要有一种献身精神。否则，见异思迁，二、三其志，纵有良师益友，也难真正入门，更不可能有任何成就而言。
先生学医之初，正值三十年代旧政府通过取缔中医的提案之际。许多学医者感到前途渺茫，便弃医改行。而先生却矢志不移，靠自己的勤奋努力，从老师那里学到了精湛的医术。新中国成立后，就在先生准备大干一番的时候，却遭受了政治上的挫折，精神上承受很大压力，生活上也颇为艰难。在逆境中，先生为了他倾心热爱的中医事业，为了在专业上不断进取，白天坚持工作，夜晚刻苦读书。凭着恒心和毅力，他阅读了大量古今中医著作，并摘录了数以千计的读书卡片，从而使他的理论功底更加扎实。正可谓，有志者，事竟成。重博览 更重精读
凡做学问者，必然要遇到如何处理好精与博的辩证关系这一问题。先生深知“医之道，非精不能明其理，非博不能重于任。”要做到有博、有约、有涉猎、有专精，就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先生认为，首先要学好基础理论，如《内经》为中医理论之渊源，必须潜心研究；张仲景为立方之祖、医中之圣，所著《伤寒论》、《金匮要略》当奉为典范；而吴瑭之《温病条辨》为医中之圭臬，都要达到精读与精通的程度。在此基础上，对金元四大家的著作及其他医学著述要尽可能博览，以资知识广博，融会贯通。人的精力毕竟有限，中医著作又浩如烟海，不可能本本都读，样样都精；有些书只知道书名和作者就可以了，有些书要知道简单的内容，有些书则要认真钻研，有些甚至要背诵，这就是有的要涉猎，有的要专精。先生尤为推崇李东垣的“内伤脾胃，百病从生”之说，精读了《脾胃论》，并沿其师承授受的关系，研读了罗天益的《卫生宝鉴》、张介宾的《景岳全书》、张璐的《张氏医通》，以及孙一奎的《赤水玄珠》，费伯雄的《医醇腾义》。集各家之所长，并据先师施今墨的传授与自己多年的临证经验，总结出治疗脾胃病“升降结合，燥润合用，气血并调”的处方用药原则。
先生平素还喜读历代的医话医案。在他看来，这类书是医家们根据几十年的临床经验与教训总结而成，自有独到之处，故学好医案可以开阔眼界，启迪思路，借助他山之石，达到事半功倍之效。重理论 更重实践
要通晓古奥精深的中医理论，除了要从书本上获得知识外，还要在临床实践中去验证、交通、充实和提高。先生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善于学习，善于观察，善于总结，在重视理论的同时，更加注重实践，主张学用结合，学以致用。他集各家学术之精华，以中医基础理论为指导，在实践中逐渐摸索出一套有规律的、辨证与辨病并用的治疗方法。
如心律失常，从临床症状表现及体征看，多属中医心悸、怔忡等范畴。就中医脉法而言，属于数、促、结、代、迟脉等。治疗上由于辨证不同，治法与药物也很多。先生认为法则过多，不易于观察疾病及提高疗效，便根据其多年的实践经验，提炼了治疗心律失常的有效方药。
1.快速性心律失常。临床常见的有：心动过速、过早搏动、心房颤动，治疗时主要从三方面入手，一为重镇，二为养心，三为调其气血。方则以炙甘草汤、归脾汤、生脉饮三方加减化裁，取名“调心整律汤”，由生龙骨、生牡蛎各24g，炙甘草12g，茯苓20g，生地20g，太子参15g，麦冬12g，五味子10g，当归15g，炒枣仁12g，远志12g，琥珀粉3g（分冲）组成。方中生龙骨、生牡蛎、琥珀重镇安神，炙甘草、太子参益气养心，生地、当归养血活血，麦冬、五味子益阴以敛心神，各药配伍共奏重镇、养心、安神、调整气血之效。若心悸重者加紫石英、紫贝齿、珍珠母；心率快加仙鹤草、卧蛋草；烦燥失眠加黄连、莲子心、盐知母、盐黄柏；房颤加柏子仁、朱砂；房性早搏加苦参；室性早博加甘松。
2.慢速性心律失常。常见的有：心动过缓、传导阻滞、病态窦房结综合征等。在治疗上从两方面入手，一是温阳，二是调其气血。方以麻黄附子细辛汤、保元汤、生脉饮三方加减化裁，取名为“温阳益气复脉汤”，由人参15g，黄芪20g，北细辛6—15g，制附片10g，炙麻黄6g，麦冬12g，丹参18g，五味子12g，桂枝10g，甘草10g组成。方中人参、黄芪、附子益气壮阳以为君；细辛、麻黄温通心阳以为臣；甘草益气兼和诸药；丹参活血通脉兼养心血；麦冬、五味子滋阴敛气。方遵景岳“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之训，辅阳气之生，制阳气之燥。各药配伍，共奏温阳益气、活血复脉之效。
对于因器质性心脏病引起的心律失常，则在以上法则基础上，结合辨病，用药进行加减。如冠心病心绞痛，加元胡、生蒲黄、檀香，活血行气；胸闷憋气，加瓜蒌、薤白以宣痹通阳，或加郁金解郁理气；高血压或头晕，加菖蒲、磁石开窍通阳；风心病，加熟地、山萸肉、黄芪、玉竹，补益气血。例如，先生曾经治一患病态窦房结综合征、Ⅰ°房室传导阻滞者，男，58岁。主证：胸闷憋气，心悸气短，心前区痛，头晕目眩，倦怠乏力，舌暗淡苔薄白，脉沉迟且结。经用“温阳益气复脉汤”治疗一个月后，心率由入院时日平均40次/分提高到55次/分，Ⅰ°房室传导阻滞消失，阿托品试验也由治疗前的阳性转为阴性，自觉症状基本消除。重继承 更重发扬
先生十分崇尚施今墨提出的阴阳为总纲，表里、虚实、寒热、气血为“八要”的理论，并在继承其精华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提出气血应列为治疗心血管病之总纲的观点。因心主血脉为血液循环之动力，气血贵在流通，所以气血冲和，万病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而病生脉，调之血，故治疗心血管病时，尤须明辨气血之理。
如冠心病，先生认为其总的病机为本虚标实，正虚是本，气滞、血瘀、痰浊、寒凝是标。一般治本宜补，治标宜通，临证须结合辨证予以治疗。但因冠心病与气血的关系至为重要，故先生强调，治疗必须以中医理论为指导，探求其气血关系，从气血论治。常以活血化瘀为基本法则，用药时根据病情轻重，分别选用养血、活血、破血之化瘀三法。当病人临床症状不明显，仅有心电图轻度改变时，常用养血化瘀法，方用四物汤加减，药物如：当归、鸡血藤、川芎、赤芍、白芍、丹参等。若病人胸闷憋气、心前区痛及心电图有明显改变者，常用活血化瘀法，方用血府逐瘀汤加减，药物如：赤芍、红花、桃仁、川芎、生蒲黄等。而破血逐瘀法，因破血药物易伤血伤气，临床运用较少。
由于冠心病人一般均有气滞血瘀或气虚血瘀，治疗除用活血化瘀法外，还要活血不忘气，或配理气，或配补气，使其气血并行。
1.气滞血瘀。气行则血行，气滞血亦滞，所以先生在临床上多是气血兼治，往往在活血化瘀药中配用行气药物。行胸中之气用佛手、香橼；行腹中之气用川楝、木香；行心中之气用檀香、降香；行肝胆之气用青皮、枳壳；行脾胃之气用砂仁、蔻仁；理肺中之气用苏子、葶苈子。至于如何运用活血与行气药，则根据病人情况有所侧重。如症状以疼痛为主，且痛有定处，舌暗有瘀血点或瘀斑者，治疗以活血化瘀为主，行气为辅；若以胸闷憋气为主，疼痛为胀痛但程度不重者，治疗以理气为主，活血化瘀为辅。
2.气虚血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当气虚不足以运血时，会产生瘀血。虚则补之，治疗时须在活血化瘀药中配用补气药物，如黄芪、党参、太子参、白术等，目的在于增强活血之效。如先生曾治疗一例冠心病，陈旧前壁心肌梗塞病史7年，又因急性下壁心肌梗塞住院的患者，男，58岁。主证：心悸，胸闷憋气，气短乏力，胸痛有定处，每日发作四、五次，活动及饱餐后诱发；胃脘胀闷不适，大便二、三日一次，舌质暗红，苔白腻中间黄褐，脉弦细，有结代。证属气虚血瘀，脾胃不和。治法：益气活血，兼和脾胃。方用炙黄芪20g，丹参15g，川芎10g，生蒲黄10g，赤芍15g，茯苓15g，泽泻12g，陈皮10g，藿香、佩兰各9g，血竭粉3g（分冲），三七粉4g（分冲），服药10数剂，心绞痛发作渐止，腹胀消失，诸症减轻，仍有结代脉（心电图示室性早搏7—8次/分），舌红苔白厚，原方加甘松12g，并每日加服人参粉0.6g，连续服药30剂，病情好转出院。（范爱平）祝谌予 古为今用 推陈出新
祝谌予教授具有学贯中西的渊博学识和精湛高尚的医术医德，他在中医临床方面所做的贡献，与他谦虚谨慎的治学态度和严谨求精的治学方法密切相关。在祝老从医执教的五十余年中，可以看出其不同时期的治学方法和特点。
祝老早年亲炙于中医临床家施今墨先生门下，受业六载，尽得其传。在施先生的指导下，以《黄帝内经》、《难经》为登堂之阶，以《伤寒论》、《金匮要略》作入室之门，先后研读了《千金要方》、《外台秘要》、《赤水玄珠》、《张氏医通》、《临床指南》、《医学心悟》、《中西汇通》等历代名著，奠定了坚实的中医理论功底。此时期，祝老年轻气盛，头脑敏锐，思想活跃。常经博考详察之后，有精采议论。他认为《黄帝内经》是中医理论之渊源，充满着朴素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应当认真钻研。祝老更为推崇仲景《伤寒论》与《金匮要略》，认为该书理法方药悉备，开中医辨证施治之先河，临床应用价值甚高。学习中医古籍易入“为古而古”之路，使其理论与临床实践不相关。祝老却不然，自研习中医精典之初，即不时闪烁创新的思想。他常说：学习、继承中医理论，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有分析、有批判地接受这份遗产，不能过于迷信古人，要敢于突破，推陈出新，使中医学有所发展。如祝老在研究《内经》时，凭着他对史料的熟悉，与不迷信书本的锐气，在广泛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内经》中把“胆”同时列属于六腑及奇恒之府，与脑、髓、骨、脉、女子胞并列，自相矛盾，令人费解。奇恒之府均与人体生长、发育、生殖机能密切相关，唯“胆”是消化器官。《内经》时代，已有一定的解剖知识，古人已发现女子胞，为什么不能发现男性睾丸呢？而《内经》全书并未提及，很可能有误。据查《内经》的语言现象以中原地区为主，河南方言称“睾”为“卵”，“卵”与“胆”音近，因而祝老认为《素问·五脏别论》中的“胆”是“卵”字之误，为深入研究《内经》提出新异。由此祝老敏思笃学、勇于探索的治学精神可见一斑。
在研读古籍时，祝老主张读书要善解其意，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取其精华，重要的是付诸于临床实践，而反对那种死记硬背的读书方法。他要求学生们学习中医理论也要联系临床实际，把书本上的知识在临床反复应用，潜心揣摩，日久则能运用自如，得心应手。祝老曾任中医学院教务长兼金匮教研室主任，在讲授《金匮要略》时，他本着古为今用的原则，从临床实际出发，教给同学们以方测证，以证测方的学习方法，并以书中方剂在临床应用的效果，说明仲景辨证之准，组方之严，选药之精，使古方与现代医学有了联系。在祝老看来，中医精典理论与临床实践原是密不可分的，他本人正是实践了中医理论与临床的贯通，并率先成为古方新用的楷模。他常用葛根汤加味治疗面神经麻痹，妇女产后身痛；用柴胡桂枝汤治疗长期发热，肝炎；用桂枝加龙骨牡蛎汤治疗神经衰弱，更年期综合征；用黄芪建中汤治疗下肢溃疡或手术后伤口感染日久不愈；用桂枝芍药知母汤治疗痛风，关节痛等等。而在临床运用时皆不脱离中医辨证施治和组方用药的治疗原则，使其临床疗效甚好。
随着医疗任务与职责的确定，祝老后期治学更为注意临床研究和提高医疗效果。此时期，祝老的医术日益精湛，功力日益深厚，处方用药老到精炼，颇耐回味，而治疗效果神奇，倍受患者欢迎。但他仍十分重视知识的零积碎累，这是祝老治学多年的切身体会。他常提起当年随师侍诊的往事，凡有疑问请教于施先生，曾把施老平日所讲记之于册称为“零金碎玉”，不仅保留了老师宝贵的临床经验，而且继承和发展了施先生的学术思想。那时，祝老发现施先生处方时总是双药并书，如“白茅根、白苇根”，“旱莲草、车前草”，“紫石英、紫贝齿”……等，用心收集成一百多组对药，请教于先生。施先生讲，在古方中有许多起关键作用的药物往往成对出现，或一寒一热，或一升一降，或一气一血，或一散一收，有的相互配合增强疗效，有的相互制约防其偏盛。不但符合中医“阴平阳秘”、“以平为期”的理论，而且有正反双向调节的作用。以后祝老将其验之于临床，发现确实药少而效著，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用药特点。祝老常用的“降糖对药”（黄芪、生地、苍术、元参、葛根、丹参）即是这样发展而来的。祝老经心整理的“施今墨对药”，后经祝老学生吕景山进一步整理补充，编辑为《施今墨药对临床经验集》正式出版。
祝老治学的另一特点，即无门户之见，虚怀若谷，不耻下问。只要能提高临床疗效，为解除患者痛苦而博采众方，不论是经方、时方，还是单方、验方，均采纳备用。他回忆三十年前曾治一例久咳不愈的老妇，经多医诊治而无显效，后经服民间验方豁然而愈。索方观之，仅用钩藤、薄荷两味，沸火冲后代茶频饮。祝老细究其理：钩藤甘寒，入肝、心包经，熄风解痉而轻清透热；薄荷辛凉，入肺、肝经，清热解表而芳香散风。二药配伍，清肺平肝，散风清热，利咽止咳，而用沸水冲饮取其轻扬之性，适用于肺肝风热，咽痒喉干，久咳不愈之证。以后凡遇此证，用之颇为灵验。又偶得治疗溃疡病验方“钟乳石方”（钟乳石、黄柏、肉桂、蒲公英、生甘草），经反复验证摸索，发现本方寒热平调，脾胃双补，用于溃疡病证属寒热凝聚、虚实夹杂，脾胃不和者，确有良效。
尽管祝老遍阅中医精典，在临床应用时仍能化繁为简，融会贯通，而又处处有据。这种方法，看似轻松，实更艰难。临证时，他强调辨证论治是中医理论体系之精髓，认真掌握，灵活应用，才能奏效迅捷。而反对那种废医存药单纯追求所谓特效方或特效药的方法。祝老常用验方“过敏煎”（银柴胡、防风、五味子、乌梅、生甘草）治疗荨麻疹取效。此方适用于辨证为阴虚血燥，复受风邪者，用之方妥。如作为脱敏药，遇过敏即用，则不灵验。病人王某，女性，20岁，因发作性全身风团疹4年，复发1月入院。每于进食米饭、面食后即恶心、呕吐、腹泻伴皮肤风团样皮疹。据查为对粮食过敏，经用多种抗过敏药物及激素治疗均未显效。住院后初用过敏煎加味治疗仍无改善，后经祝老查房，详细审证查因，辨证为风火内蕴，燥热入血，以清热凉血，散风止痒为治则，拟麻黄连翘赤小豆汤加减（麻黄、连翘、赤小豆、桑白皮、丹皮、紫草、防风、白蒺藜、白藓皮、地丁、马齿苋、生甘草等）治疗1月余，病愈出院，未再复发。又一例老年妇女，因患尿毒症入急诊室，病情危重请祝老会诊。证见神识不清，手足抽搐，水肿尿少。祝老审脉辨证，认为证属血虚风动。根据中医“治风先治血”的原则，投以《金匮要略》方当归芍药散加水牛角、双钩藤、白蒺藜等养血柔肝、熄风醒脑。用药三剂后神志转清，手足不抽，尿量也有增加，以后易方调理，病情平稳出院。
施今墨先生素主中西医结合，力倡革新中医。他曾明确指出：“中医改进之方法，余借用西学之生理、病理以互相佐证，实无他道。”祝老一直铭记于心，从师业成之后即东渡日本，入金泽医科大学系统学习西医四年，愈觉中西医各具特点，实有熔中西医理于一炉之必要。祝老认为，中西结合是中医发展的一个方向。中医是门科学，中医经历了数千年临床实践的考验，发展至今而不为时代所淘汰，正是说明其包含着丰富的科学内容。中医理论比较抽象，不易被人们理解和认识，因此更需要深入研究，才能推陈出新。祝老在临床研究和治疗疑难重症之时均不离中西医结合和辨证施治的原则。曾治一例罕见的肺泡蛋白沉着症，如何消除肺泡中沉着物质，古人没有先例，古籍中也未见记载。祝老根据病人症状，如胸闷短气，动则喘息，吐泡沫痰等，辨证为大气下陷，痰涎中阻，以张锡钝“升陷汤”加活血化痰药，配合西医超声雾化吸入方法，服药30余剂，患者肺功能及症状均有明显改善，行动如常人。
在临证中，祝老主张以中医为本，西医为辅。审证求因，理法方药皆循中医特色，而诊断检查则参照西医指标，这种中西医结合双重诊断的辨证施治方法，不但为探索中医辨证的规律性和组方用药的针对性有所帮助，而且将中医辨证施治水平提高到新的阶段。祝老在中医治疗糖尿病方面颇有建树。本病属于中医的消渴范畴，历代医家均以阴虚为主，三消分治立论。祝老通过多年的临床观察，发现百分之九十的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的气虚证，用益气养阴法为主治疗效果甚好，从而总结出气阴两伤，脾肾虚损才是糖尿病的基本病理变化。经西医化验确诊，据各自不同的证候特点，将糖尿病划分为五型（阴虚型、气阴两伤型、阴阳俱虚型、燥热入血型、瘀血阻络型）进行论治。治疗中除注意观察患者自觉症状的改善，还主要依据西医化验结果来验证治疗效果。祝老发现糖尿病合并有慢性血管病变者多具有肢体疼痛或麻木，舌质暗淡、有瘀斑或瘀点，或舌下静脉曲张等血瘀征象。检查血液粘度增高，微循环异常，而用活血化瘀法治疗后，可使血瘀现象及实验室检查均有改善，从而开创了活血化瘀法治疗糖尿病的新途径。（董振华 季 元）刘韵远 严谨厚积 实践创新
刘韵远老师，是河北省邢台县人，出身于中医世家，相继攻读于河北医学院，华北国医学院。毕业后拜施今墨先生为师，从事中医儿科工作近五十年，现任北京儿童医院中医科主任等职，擅长于呼吸道（肺炎、高热、咳喘）和消化道（小儿腹泻、厌食症、黄瘦、多汗易感）等病，著述甚丰。勇于实践 大胆创新
儿科古称“哑科”。历代医家莫不以治小儿为难，因其知识未开，口不能言，或能言又不能自述疾苦。临诊之际，惊悸不安，闻诊、切诊常不易准确，然望而知之谓之神，有诸内必形诸外。故刘师诊治儿科疾病重视望诊，除望神志、面色、精神、二便、爪甲、舌质舌苔外，对舌诊有独道之处。在多年的临床实践中，发现在外感性疾病，舌面有红点出现。由舌尖沿舌面两侧向舌后发展。通过舌面红点动态变化以诊断病位之表里、病情之寒热、病体之虚实、病程之新久和脏腑气血之盛衰。例如外感初期舌面红点仅散于舌尖，颜色鲜红者，为表热症，淡红者为表寒症；体虚病人尽管有外感而舌面红点反映无力，颜色淡，突起不明显等，可以此作为辨证之依据。刘师这一创举，自古医籍鲜有记载，对诊治小儿外感性病有很大的实用价值。1970年，卫生部号召在全国开展“老年慢性气管炎防治”工作，自此我院成立了中西医结合治疗小儿气管炎科研门诊，迄今已二十余年，治疗数以千例病人。在积累大量临床资料同时，总结摸索出了一套较为完善的治疗方案。哮喘病自古以来视为难治之症，有内科不治喘，外科不治癣之说。因此刘师认为治疗本病应着手于“难治”二字。此病患儿平时即多汗易感，抗病能力低下，这和儿童时期在生理上正处于三有余，四不足的特点有关，加之过食甘凉损伤脾肺则而致病。因而在缓解期运用冬病夏治、夏病冬治及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发作期治标、缓解期治本或标本兼治的原则，拟定处方，制成便于服用的“喘宁片”、“滋阴清肺膏”、“健儿片”等培本方药。一般服用三个月以上均可见到患儿面色、食欲好转，自汗、盗汗减少，机体抗病能力增强，感冒减少，咳喘发作次数见少。我们曾对运用喘宁片3号治疗小儿哮喘追踪观察五百余例均获满意疗效。用药如用兵 贵在少而精
兵书云：将在谋而不在勇，兵在精而不在多，乌合之众，虽多何用？医家治病亦然，贵在辨证明，药在少而精。辨证明要调查分析，切病情要了如指掌，然后巧立处方，用药精简，攻其要端，常能事半功倍，挽重病于垂危。尤其从事儿科者，更应如此。因小儿机体具有“稚阴稚阳”之特点，遣方用药，更应倍加注意，既不可大剂寒凉，更不宜重剂温补；加之小儿服药困难，剂型不宜过大，应适合儿科特点；精方简药，突出重点，主次分明，量足力专，相辅相成，无充数之竽。
刘师在前人启示下，根据小儿稚阴稚阳之体，和服药困难的特点，临床选方组药时，以药精而味娇为原则。复杂重症每方不超过8—9味，简单轻证每方6—8味。如发汗解表不用麻黄、柴胡，常以藿香、苏梗透之，清热泻火不用三黄而用青黛以清之，实乃解表透邪，清热泻火一药二用之意也。治学严谨 一丝不苟
刘师自幼受严父教诲。他曾给我们讲过幼年时的一段经历：约在十岁时，父亲检查他的学业，要他背书。当时书尚未背熟，乃受严斥。时值寒冬，北风刺骨，大雪纷飞，却着其站在窗外阶下雪地中，不得移动。时久，衣帽积雪很厚，母亲心疼，替他求情，不但无济于事，父亲反命他多站了一个时辰。严父即严师。使他自幼养成习医从严，行医从严的习惯和作风。现虽已年过七旬，仍然“严”字当头、不减当年。无论是查房，还是授课都认真准备。临诊时对每个病人都细心检查，捕捉主证，施用其经验处方。白天诊治病人，晚上总结、写作，夜以继日，年复一年。其精勤严谨的治学精神，实令后学感佩，催人奋进。（李桂茹 阎慧敏）赵冠英 悟新求实的治学方法和经验
赵冠英教授致力于中医事业已四十余年，精通内、外、妇、儿诸科。他治学的特点是：熟读经典，重在实践；博览诸家，尽取其长；汇通中西，不断创新。推崇经典 师古不泥
赵教授对中医经典著作至为推崇，尤其对《内经》、《伤寒》、《金匮》、《本草纲目》等经典颇有研究且深得奥旨。他常说：“医不知理，等于无源之水，无根之木。”故临证时，不论是述病因、论病机、立治法、选方药等，都能融合古今，析理阐微，使学者深受启迪。他指出：疾病变化多端，古今时有不同。随着医学的不断发展创新，治学中必须结合新近的科研成果，吸取他人的经验之长，在辨证立法和遣方用药中亦不应墨守陈规，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使祖国医药学发扬光大，正所谓师古不泥。娴熟经方 讲究实效
赵教授认为《伤寒论》系在《内经》、《难经》的理论基础上，总结了汉代以前的医学成就以及作者的临床经验，是一部中医基础理论和临床应用相结合的临床专著。他研读这部经典著作，重点从两个方面着手。
第一，深研《伤寒论》用药技巧和组方构思，掌握药随证变、加减化裁、先后缓急、熟识药性、灵活多变之用药原则。他首先用分析归纳的方法，对仲景的用药特点、组方规律以及方剂加减的变化等都进行了深入探讨。另一方面是从研究某一药物的主要功能入手，详细分析以该药为主要成分所组成方药的作用机理，并参以现代药理机制进行临床药理的研究。如对桂枝汤、小柴胡汤等数首方剂的方药、主证及其加减运用进行具体的分析，并加以详细的论述。他提出桂枝汤诸药配伍具调和营卫、解肌祛风之功效，但根据各味药物的药理作用综合起来，又可以认为此方是一个温阳强心、解热镇痛、和胃抗菌等多种作用的方剂。故而临症中他运用桂枝汤温阳强心的作用施治于阴阳失调、气虚血瘀所致的心律失常、病窦综合症、陈旧性心肌梗塞等心血管疾病；利用桂枝汤解热镇痛的疗效施治于风寒风热感冒、风湿性关节炎、经久不愈的头风及痉挛抽搐等症；根据桂枝汤和胃抗菌的功能施治于脾胃虚寒而挟有湿热引起的消化道溃疡、慢性胃炎、妊娠恶阻等病，均收到良好的效果。
第二，《伤寒论》虽以六经辨证形式来辨识外感病，但其证治体系的内涵，包含八纲辨证和脏腑辨证，充分体现了古代先进的哲理和中医辨证论治的基本原则。程郊倩曾说：“仲景之六经，是设六经以赅尽众病。”赵教授对此说非常赞赏，并要求我们深入学习和研究《伤寒论》，真正掌握其中辨证论治之奥妙。因此他在运用仲景经方时，强调要掌握辨证论治的原则，运用伤寒方，不局限于“伤寒病”，灵活变通，巧治各种疑难杂证。他根据小柴胡汤具有和解表里、疏利三焦之功能，可使上、中、下三焦和五脏六腑气机畅通的作用，在临症中，不但用小柴胡汤主治各种少阳病主证、变证、兼证，而且用以治疗各种少阳不和致三焦气机不畅诸证，如胃下垂、急性胰腺炎、胆囊炎、慢性肝炎、泌尿系感染、乳腺增生以及久治不愈之低热、不寐、呕逆等顽证痼疾，每每奏效。他还根据麻黄附子细辛汤主治少阴病的阴盛阳衰之证，而取其温阳强心的作用，治疗心动过缓或心律不齐的心脏疾患。根据葛根汤主治太阳病项背强几几的功效，取其中的葛根和白芍用于因气滞血瘀、经脉不畅所致的高血压病项背强紧，均取得明显疗效。因此说明，若能真正掌握《伤寒论》之辨证论治法则，伤寒方可应无穷之病变。四诊合参 舍从有别
章虚谷云：“望、闻、问、切，名曰四诊，医家之规矩准绳。四诊互证方能知其病源，犹匠之不能舍规矩而成器皿也。”赵教授于四诊详尽异常。他强调望而知之，重在辨气色神态；闻而知之，重在了解言语、声音、气味的变化；问而知之，重在知其病人所苦、病程、治疗经过等；切而知之，重在了解脏腑气血虚实等变化。故必须脉色并重，四诊合参，全面掌握病情，才能更好地指导临床治疗。只要科学地运用望、闻、问、切的手段，就能获得正确的辨证和可靠的诊断，并有利于确立相应的治疗原则和合理的遣方用药，取得较好的临床效果。同时他又指出：临症时四诊有主次之分，舍从之别，或以脉诊为主兼以望问，或以舌脉为主兼以闻切，应根据不同的证候，灵活用之。如辨治心血管疾病时，他强调要细审其脉的变化，同一高血压病，都有头晕目眩，项背强紧等症，切脉均有弦象，但仔细切之弦数、弦细、弦滑不等，结合病因、兼证之不同，辨为肝火亢盛、肝肾阴虚、阴阳两虚、痰湿壅盛及气滞血瘀五种类型，选用相应的方药施治，各型病人均见血压下降。
毋庸讳言，脉象有时对辨证用药起着决定性作用，每遇此类病患，赵教授切脉双手同切，医之左，切病之右；医之右，切病之左，先总按，后单按，寸、关、尺两两对比，从而提出诊治方案。以治疗心梗为例，根据脉象的浮大、沉细、弦细不同而预测病情发展及轻重程度，确定不同的治则和不同的疗程，使心梗的病死率明显下降。但他反对把切脉神秘化，认为以切脉代替四诊，盲目夸大其诊断意义是片面的。
就舌诊而言，赵教授认为这是四诊的另一个主要诊察手段，临症时需详细察之。因为舌色和舌苔的细微变化都反映了疾病在生理病理上的各种变化。他特别强调舌诊在脾胃病辨证中具有更重要的价值，这是由于胃中生发之气上蒸于舌而为苔，胃是舌和苔的根。在辨治不同证型的胃炎时，他对其舌质、舌苔的变化观察极为细致，根据舌质淡红、红降、红暗、紫黯，舌苔薄白、白腻、少苔或无苔的不同改变为主，参以脉诊，选用不同方药分而治之，效果甚佳。
赵教授在四诊合参，决断舍从时，注重实践，随机应变。虽然在辨治心血管、脑血管危重病人时，以脉诊为主，但他认为，如迷离疑难之时，往往脉证不一，或隐而不显，是时唯舌可验，舌色之深浅，苔之润燥，昭若冰鉴，最为可凭。
综上，赵冠英教授注重基础，广收博学，勇于创新，讲究实效。不论是对中医、西医的各种学术理论，还是对古代、近代的各种科学技术，他都能精心加以研究，并使之为临床服务，为病家服务。（张 京）董建华 谈谈我的治学门径立志发奋
我从事中医工作已有五十五个年头了，我所以走上学医的道路，首先是由于童年时代家庭的熏陶。我的曾祖父董杏园氏是一位颇有成就的中医眼科医生，他医术高超，医德高尚。我的外祖父张锡虞公，是个秀才出身的儒医，闻名于乡里。有一年，我的堂妹彩球刚过两岁，持续高烧十余天不退，昏迷不醒，时时惊厥，滴水不进，危在旦夕。全家焦急万分，四处求医，均未见效。正值外祖父来我家做客，他看了看堂妹的舌苔，搭了搭脉息，瞧了瞧指纹，问清病情后，先用推拿手法使她神志清醒，再配清热熄风平肝药内服两剂后热退能食。外祖父起死回生的高超医术激发了我学习中医的志向。
家父宝麒公，素来体弱多病，尝尽了疾病的苦楚，希望我长大后继承祖业，成为良医，解除人们的患病之苦。一九二九年冬家父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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