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田耳
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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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糖试读：
楔子
四五年前，有一段时间，我反复来往于莞城和佴城之间。那时候我父母正在闹离婚，本来我也懒得管了，但涤生老说你还是回去看看，你就这一对父母。涤生是我老板，他都这么关心，我不好意思无动于衷，我点点头，他立即叫秘书小涂买火车票给我。……是啊，我想跟涤生说，我就这一对父母，你两对？他的父母我也熟，当时我跟涤青虽还没结婚，但心里已将范医生默认为岳老子了，这话就没说出口。大家都邻里邻居过来的，都在佴城伏波祠后面的中医院宿舍住过。范医生说我跟涤青青梅竹马，但涤青大我四岁，我就记得她喜欢对我和涤生颐指气使的样子；涤生倒是随时玩在一起形影不离，但两人都是男的，这种关系也不好说是青梅竹马。那一年佴城到广州的飞机还没有开通，现在佴城界田垅的飞机场，前身是“文革”前期即遭废弃的军用机场，佴城年轻人去那里学车学摩托，用不着师傅教，怎么开车都翻不了。那时往来莞城和佴城只有坐火车，费时整整24小时零12分钟。我其实享受在火车上的慢节奏，这节奏适于我随意地想一点事情，让回忆无边漫游，同时又没人在你耳边唠叨或是吵架。说我父母正在离婚，这个正在进行时持续了三十多年，不再会让我有半点吃惊。我很早就对离婚这个词形成了条件反射，一开始我甚至以为这是我的名字，它那么随时随地被我父母挂在嘴边，一听到我就扯着脑袋四处张望，寻找声音的来源，张开嘴等着有东西吃。但吃的东西总是等不来，接下来我往往听见的是吵架和砸东西的声音。我父母这么多年就是这样斗争过来的。我迟迟不结婚显然跟童年的经历有关。一个从小就误以为自己名叫离婚的人，怎么可能轻易地被婚姻套牢？那次坐火车回佴城，我想得多的还是父母那些往事。我父亲顾丰年，男，离婚那年69岁，现年73，中学高级教师，大学时学的是数学专业，理化也能教教，最拿手的却是斗蟋蟀。我叫顾崖，而父亲养过一尾蟋蟀，曾经打遍佴城无敌手，他就给它赐名顾小崖，另有一小名叫满崽。有一晚打架连赢三场，这让父亲赚下了三条翻盖白沙烟。当晚父亲喝顾小崖的庆功酒，喝哕了，不知怎么哕进了蟋蟀罐子。顾小崖吃他哕出来的东西，第二天一早口吐白沫手脚冰凉，没得救了。我父亲起码有半年魂不守舍，逢人就说我那个满崽死得冤枉，爸爸对不起你呀。我母亲肖桂琴，女，现年56岁，以前干个体户，现在叫作企业家，业务范围很广，以前剥过蛇，到福建贩过水货，现在开餐馆搞建材公司承包建筑工程，甚至还包括修长城——不是指打麻将，正儿八经地修长城。不是孟姜女哭垮过的那道长城，那道长城轮不着她修，她年岁也不够。她修过的这道长城在我们佴城境内。据说我是两岁的时候弄懂了离婚是怎么回事，在此之前只知道那些卿卿哐哐的乱响是我父母吵架时砸东西。……等我长到七八岁，父亲告诉我，砸东西的是肖桂琴，不是他，因为肖桂琴没文化。那时我父母吵架时砸东西的事情，已经变成段子在伏波祠一带流传开了。传出那些细节的是几个好事者，听见吵架的声音，他们就劝解说：“哥哥嫂嫂，吵架我们不劝，不要砸东西哟。人在气头上，不要冲锅碗盆碟过不去嘛。”听见这么一撩拨，我母亲当然就砸起碗来。碗砸完了，好事者又赶紧护住暖水瓶说：“砸砸碗就算了，这个不能砸，这个要好几块钱咧。”于是，暖水瓶也被砸了。那时候，屋里基本上找不出比暖水瓶更值钱的东西，要不然，凭我母亲肖桂琴的气概，照砸不误砸出一地碎屑，两人冷静下来，坐下来，商量明天先去买哪些东西。日子照样要过下去，不能因为砸了东西就离婚。那些好事者在外面盛传，两个人都砸东西，但顾老师有文化一点，只砸碗不砸暖水瓶。那时涤青和涤生听见这些说法，回头就告诉我。我没有看到，因为我懂事以后，父母打算吵上一架，就先冲我说：“崖崽，你到隔壁范医生家里去，我们有事。”当然，也许并不全是吵架，有时候大白天想做爱了，他们也要支开我才行。伏波祠中医院的宿舍那么逼仄，每家只有两间卧室。我七岁前和父母睡在一间，另一间墙上钉满架子，上面摆蟋蟀罐子下面摞起一层一层蛇笼子。涤生只大我一岁，没能力把听来的事情复述清楚。涤青大我们四岁，她可以模仿得有模有样，还模仿我母亲砸东西的动作。她模仿的动作就像在呵我胳肢窝，不笑都不行。而我两岁时弄懂了离婚是怎么回事，这是父亲告诉我的，有板有眼。我父亲说我两岁多就问过他离婚是怎么回事，反复地问，眼睛里闪烁着求知的光芒。父亲终于被问烦了，只好告诉我：“离婚是指男的和女的过不下去了，要分开，就像我跟你妈一样。”据他说，我听后点点头，冲他说：“那好，你们先离婚，我也跟我妈离婚。”父亲承认，当时他听了这话很受安慰，也很感动，抱着我说：“好孩子，没白养。”等我长到十来岁，就不乐意被父母一句话支开。他们叫我去范医生家里，我就说：“你们吵吧，不要管我。看你们能吵出什么花样来。”他俩一想也是，都这么多年了，哪还瞒得住？便当着我吵起来。我一开始看着还觉得痛苦，慢慢地学会了欣赏，歪着头当戏看。吵架时照样还砸东西。对抗这么多年，两人都有了斗争经验，砸东西只砸父亲的那些书本，那东西可以反复砸来砸去，用不着回头添置。有时候，隔壁涤青涤生来我家，正碰上他俩吵起来。我觉得很没面子，就会冲父母说：“别吵了，干脆你们离婚吧。我谁也不跟，你们把抚养费给我就行。”我父亲以为我一直向着他。他有文化，在母亲前面总是有着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其实我心里知道，我自小也庆幸有个没文化的母亲，正因为没文化，她也给了我很多文化妈给不了的温存。我记得母亲的乳房起码有父亲三个拳头大，我好几岁了，开裆裤都被缝上了，她还让我吃奶。我撩她衣服她会不闻不问，一边打着毛衣一边任我将乳头咂得吱吱叫。有时候发出的声音太猖狂，她也忍不住说：“轻点轻点，饿死鬼哎，又没人和你抢。”虽然母亲没少打我，江湖人送绰号“铁匠娘”，但我更能记住的是她温存的那一部分。父亲当然看不得这种情景，冲我骂道：“真是丢人现眼，像什么话嘛。”母亲听不得这话，她冲父亲说：“你不要在那里装人，你吃得人家就吃不得？”隔壁的涤生就没有这样的运气，他到我家，看到我那么轻易就将母亲乳头吃在嘴里，还嘬出咂咂的声音，哪能不眼热？他回到家里，也要撩他母亲的衣服。他母亲胡会计是个斯斯文文的女人，像古书上写的那样，她随时是病恹恹的样子，蹙起眉头。胡会计不让涤生撩衣角，但也不会骂他，只会把他手拍开，把自己脸撇到一边，想让他突然省悟什么叫自觉。他却得寸进尺，继续撩。可惜他姐姐涤青总是站出来坏他好事。涤青看不得涤生这副丑态，怒从心生，把涤生揪到一边大骂他：“你这个小流氓，真不要脸。你都要读小学了，装什么嫩？嗲你个大头嗲！”涤生郁闷地说：“顾崖天天吃。”涤青说：“好样子不学，学丑样子。他妈是搞什么的？他妈是剥蛇的。你想吃你就去当她的崽好了。”涤青说得也没错，我妈确实是剥蛇的。她不是佴城人，是我父亲下放到广林县时找来的。父母结婚的时候，是半边户。母亲跟着父亲来到佴城，没有工作，先是去父亲所在的学校食堂当工友，和人打架，被警告、记过直至开除了事。父亲把母亲放在家里赋闲也不是办法，她一闲下来便有百样事情风生水起，父亲只得通过亲戚的关系将母亲弄进贸易公司剥蛇。那时候佴城蛇很多，农民在地头田塍上捡到了，卖到贸易公司。我爱去贸易公司蛇库里看蛇，麻花花的蛇一网箱一网箱堆起来老高。也爱看母亲剥蛇的麻利劲，她用胶皮在拇指上缠一块刀片，一锥头把蛇脑袋扎在案子上，手指轻轻一划一剥，发出豁拉的声音，轻巧得像是给蛇脱去一层袍子。蛇肉很白，剥掉皮还要扭摆一阵，扭着扭着就散架了。蛇皮都是卖去广东。剩下的蛇肉，作为生产垃圾内部处理，贸易公司里的人凭工作证买，一角八分钱一斤。那时候，蛇肉吃得太多，令我很想吃猪肉。猪肉有油。另外，蛇肉吃多了，家里老长蜈蚣，我经常被蜈蚣咬。父亲教过化学，告诉我蜈蚣毒仅仅是些草酸，虽然让人疼痛，但并无大碍，解的办法就是用碱性液体冲洗，比如淋一泡自己的童子尿。我的膀胱比较守时，不能随时尿出来，不像有的小孩嘘几声便有尿，老嘘老有，再嘘还有。再说，蜈蚣经常咬在自己尿不到地方。有一次竟然咬了头皮百会穴那个地方，要是拿尿去淋的话，就得事先去杂技团学一学顶碗的本事，脑门顶长眼睛似的，看见东西落下来便调整一下脑袋，稳当当地接住。母亲自有简单易行的办法，她吐一口唾沫一抹伤口，立时见效，喊得应。她一开始剥蛇被蛇咬，被剥蛇的同事抬去医院急救了几次，自后她体内就产生抗体，百毒不侵。母亲虽然没文化，但那年月就懂得创收，补贴家用。光剥蛇赚不到多少工资，她和她的同事都悄悄地把蛇苗带回家养，养得多了还寻找到规律，到计生委领避孕的药拌在蛇食里让它吃下去，让它们忘记时令变化以及发情交尾，专注于长个。长到一定程度，再让我舅舅从广林乡下进城来帮忙，将蛇一箱一箱地拎到贸易公司卖。她也懂得和收蛇把秤的师傅搞好关系，递一包烟，乌梢蛇就卖出了眼镜王的价钱。四五年前那段时间，我父母闹离很频繁，我应付差事地回去了几趟，没想到他俩真就离了。这和我父亲的性格有关，他是个心高气傲之人，能忍受老婆没文化，将她作为半边户带进城，但忍受不了她本事一天天看涨。他娶肖桂琴的时候，根本没想到这广林穷乡旮旯来的女人，竟然遗传了大把赚钱的基因。他可以贫穷，但忍受不了屈居人下。当然，更深层的原因，是他俩冤家聚头终会散的。说起我父亲的清高，那也是很有名，他一辈子不得志，却是个大炮筒子，以敢骂领导闻名于佴城教育系统。他们中学的校长胡栓柱就被他好几次搞得下不来台。他们彼此都熟悉，都是混伏波祠这一块。胡栓柱是胡会计的哥哥，涤生的二舅。胡栓柱不学无术，却是人混子，拿了假文凭进到学校里教书，后来他兄弟胡栓梁的小舅子混上了副市长，他也随之摇身一变，变成了中学校长。即使他当了校长，我父亲照样没把他放在眼里，在胡栓柱面前依然保持着心理优势。胡栓柱虽然书教不好，但走马上任以后，订规矩是一把好手，将日常行为规范的条款增加了一倍，第一条就是“上班不准穿短裤”。胡栓柱首先在教职工会上宣布这一条，我父亲便举手要发言。经允许，我父亲站起来，他质疑说：“胡校长，我把短裤穿在里面可不可以？”胡栓柱说：“那叫内裤。”“那你的内裤是短裤还是长裤？是三角形的还是人字形？”我父亲又说，“我已经习惯穿短裤了，不穿的话，穿裆风把那东西吹出风湿病关节炎，如何了事哟。”父亲是有血性，有钱不会赚，位卑不惧官，因此他注定一辈子不得志。要是他能得志，前提得是胡栓柱之流全都内裤外穿变身超人，唰唰唰一窝蜂地飞离地球。那次，既然父母真的离了婚，我就走不开，在佴城待下来。母亲帮的忙，疏通关系让我去群艺馆上班。因为我既能写东西又会拍照片，虽然这两者拆开来，任何一样都不突出，但在佴城文化圈里，写东西的大都操不圆照相机，会照相的，往往连给摄影作品取名字都抓耳挠腮。我搞这些事没有天赋，也有童子功的，上手早。我父亲是个老师，心气又高，死活都要让我学有专长。小时候，父亲提前给我补理化课，见我没有生就学理科的头脑，很是失望。他总在我面前讲述他以前的辉煌成绩，得了年级第二就痛不欲生，还说他连年是全县小学生的学习榜样，经常被派去乡村学校做报告，别的孩子因为仰慕，总是抢着跟他换红领巾。那时候不作兴签字，表示敬意就互换红领巾。因为，我父亲严肃地说，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用革命烈士鲜血染红的。他以身垂范，但起不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一俟段考，我死活只能拿这么点分数。父亲既然恨铁不成钢，遂就铁打铃铛，即便硬不起，也要摇得响。他每天压着我写日记，写作文。他找教语文的同事帮我改改，然后老往《佴城日报》寄。一开始几年没被采用，也没有任何回信。过得几年，父亲有个学生调进了《佴城日报》。那学生以前是数学尖子，得了一场脑炎后智力不够用了改投了文科，现在照样也混成了作家。靠我父亲这个弟子帮忙，我十五岁便在《佴城日报》副刊上发表过几组散文还有诗歌，十六岁在《佴城日报》发表了几帧照片，这样一来，佴城就有一些人知道了我的名字。老一辈的人喜欢把很多事情的成败归结为遗传，或者是一些与众不同的现象。比如我在《佴城日报》发表了文章，就有人传我脑袋上生有四个旋。后来，涤生考取清华以后，伏波祠一带就有传言，说他脑门顶上有八个旋，四个正旋四个反旋。写文章这事一开始确是父亲压着我搞的，但我慢慢地对此道有了喜爱。甚至此刻，倚赖着在《佴城日报》发表几个豆腐块攒起的自信心，我竟有了写一篇篇幅冗长的小说的冲动。这种冲动也是和隔壁范医生的榜样力量有关。在伏波祠一带，涤青的父亲范医生才符合我心目中知识分子的形象。每次去他们范家，范医生要么在中医院给人把脉，要么在家里读书写字。他读的大都是线装书。晚上我去他们家，总是看见他在书桌上铺开稿纸写文章。涤青告诉我，范医生是在校注一本古代医书，关于五官科医术的典籍。原书万把字，范医生能从这万把字里折腾出几十万字，而且只能用以前的繁体字写，要不然文章会跑气。涤青还悄悄地告诉我，出版社会把范医生的书出版，出出来，书就像课本一样，每个人手里攥一本。我看着范医生案头上摞起的尺把厚的稿纸，感觉到只有坐在书桌后面不动声色地写写抄抄，才是一种体面的生存方式。我父亲斗蟋蟀我母亲剥蛇，是不能拿出来跟范医生比的，这么比较简直是以卵击石。再过得几年，我母亲做生意逐渐铺开了，赚的钱越来越多，而范医生老是在写他的那部书，没完没了。他退休后，一天只在家里看四五个病号，赚点油盐钱，然后杜门谢客，将越来越多的时间费到写书上面。胡会计开始对他有怨言，在他面前老提起肖桂琴现在怎么怎么样了，骂他真是偷懒，每天不干正事，而且只开方子不卖药。当然，范医生依然怡然自得，若不这样，他会在我心目中垮塌掉。有一年春节我和涤青涤生两姐弟从莞城回佴城，涤生打电话，叫我初二去他家，说这是范医生的意思。我去他家，一路上在想范医生怎么突然想着要请我吃饭。吃完那餐饭范医生将我拉进书房，案头上依然是一摞稿纸，书依然还没写完。我依然对他充满了敬意，心想一个男人就应该干一件没完没了的事情。“顾崖，你是聪明人，我要讲什么意思，你大概也明白。”我不明白，却点了点头。我不想在自己敬重的人面前显得愚蠢。范医生说话直来直去：“那好，我就不跟你绕弯了。你和涤青都不小了，你三十一了吧？你们从小一起长大，青梅竹马，可能太熟悉了反而隔膜，有些事情上塞下阻通畅不了。那就由我这老东西把这层窗户纸捅破吧……”见我没有回应，他又说，“涤生都跟我说过，你十四五岁时就对涤青蛮有好感，是不是有这回事？”我的脸暗自羞红。我知道涤生指的是哪桩事。我想想涤青，涤青是那么熟悉，我可以随时随地将她纤毫毕现地记起。看着范医生期待的样子，我说：“范叔，我听你的。只要涤青愿意，我能有什么意见？”“放心，她那边我有把握，才跟你说这话。”我没想到一辈子的事情竟然被范医生三言两语摆平。那天回到家后，我才意识到我和涤青有可能成为夫妻。她在莞城谈过几个男的，可惜都无疾而终；我泡过哪些女人她也是知道，在莞城，我们时常碰面，也时常把各自的朋友一起带来。那些交往的朋友来去匆匆，而我们几个倒是一直联系着。我不知道和涤青在一起生活会是怎样，躺在一张床上会是怎样，做爱呢？她是蛮有主见的人，而我恰好比较随性。我想到我们至少不会像我父母那样，三天两头吵个不停，就稍稍宽下心来。我父母离婚那年我回到佴城，进入群艺馆工作。虽然沈馆长曾是父亲的学生，我知道这份工作搞到手，母亲起了关键的作用。虽然现在人们只对赚钱感兴趣，但去群艺馆或者文联谋求一个职位，你便会发现文艺积极分子竟然仍有这么多。说是工作，实则轻松至极，没事时自行安排。除了年节的晚会和文艺活动需要我去拍拍照片，给群艺馆的剧团写写小品剧，一年办两期文艺刊物，基本上没我什么事了。不光是我，单位里别的人都一样地悠闲。在佴城，我颇认识那么几个熟人，个个貌似有单位，其实一年到头难得上几天班，天天在麻将馆里或者在茶楼里碰，打牌搓麻将，每个人桌前摆一沓钱，一会儿你把一些钱给我，一会儿我又把一些钱还你，循环不已，久而久之那些钱都消耗在了茶水单子上。沈馆长也不上班，他伙同一票好友，成天出没于佴城的交际场所。如果我有什么事情找他——我刚参加工作，多的是手续要办，每打他电话办手续，他就说你把文件弄好，要我签什么意见打个草稿，我帮你盖章就是。沈馆长把章子挂在屁股上，走到哪带到哪。那是颗原子章，不需要蘸印泥。我找他盖章，他可以在饭桌上帮我把字签好把章盖好，而且每一个章都力图盖得清晰圆润，他用嘴吹吹，再手一挥签上花押：沈二门。他写字有极简主义风格，乍一看还以为是日本人签的。签完字，他有时拽我陪同吃饭，说既然来了，接待工作总是要做一做嘛。我想也是，既然有了单位，班总是要上一上的。沈馆长有一手绝活是弄狗肉，他弄的狗肉要剥皮，刨成肉片，像吃牛百叶一样，在汤锅里卤一下就放嘴里嚼，嘣吱嘣吱，声音脆得犹如生嚼芽白杆子。佴城出去的大画家俞淦品每次回来，点名要吃沈馆长弄的狗肉，吃完了还要将切好的狗肉片打包带走。狗肉吃多了，俞淦品画了一张“老沈烹狗图”赠给沈馆长，一饱口福之后，聊表感激之情。那画大尺幅，挂起来遮得住一面墙，画的是沈馆长赤着上身挥舞两把菜刀，与一群活蹦乱跳的恶狗激战正酣，画面空隙的地方画了不少飘笔，那是狗毛乱飞。沈馆长爱喝酒，喝多了就拍着我肩头兄弟兄弟地乱叫，叫得我倍感亲切。沈馆长很少找我，反而是我找他的时候多。有一天沈馆长主动打来电话，要我帮个忙。他说：“顾崖，我舅子在鹭庄搞旅游生意，要人照些风景照片，做成广告牌挂在城里。你最近忙不忙？不忙的话你就帮我这回忙。他叫黎照里，是个爽快人，不会亏待你。”我说：“沈馆长，你只管开口就是，我随时可以去。”我很愿意为沈馆长做些什么，投桃报李，纵有拍马屁之嫌，也是发自内心。何况，黎照里我老早就认识。我记得他当年人长得帅，肌肉爆多，几乎要将胸肌练成乳房了。他打篮球打得很好，司职后卫，盘活全队，在整个佴城都大名鼎鼎。黎照里虽然没在单位上班，逢五一市直机关搞篮球赛，各单位总是抢着把他当外援引入。他个子不高，却能灌篮，一蹦五尺多高，身子先是拉成反弓形，再往前屈成正弓形，啪，偌大一颗球就喂进筐里去了。他的职业是在洋广铺路拐角的地方架个摊卖散装槟榔，摊前有一块马粪纸的牌子，上书“正宗湘潭九制槟榔”，底下还写了清香型、甜香型、焦香型、焦苦型，等等。那时候，市里的篮球赛人们看着照样大呼过瘾。黎照里也会底线转身后仰跳投，看得全场人高声叫好，更不用说灌篮了。我当时还以为灌篮的动作是他发明的，前无古人。有一年五一我照样在市中心广场看球，黎照里那年代表团市委，身披1号战袍。有一次，他灌了篮以后抓住篮筐悬在半空，撒手落地后，脚踩在了先行落地的篮球上面。脚底一打滑，俯趴着便跌在地上。跌伤了脸，伤愈后有半边脸竟慢慢萎缩掉了。即使在大太阳底下，他的脸看上去也是阴阳不定。人却是个好人，脸受了毁容性的伤，只是让雇他的团市委付医药费就完事，绝口不提误工费或者营养费，更不用说什么精神损失费。那时候，人们还耻于太计较钱，计较钱就是为人不硬扎。黎照里肯定也认为那次受伤，是自己技术不好，加之没练过狗熊踩球造成的，活该。一、吃糖的男人
前面写了一大堆，但真正引发我想写这个长篇的人，却还没在那里头出现。若干年前，当我有了写小说的念头，就总想着要把身边烂熟于心的那些个人写下来，比如父母、范医生一家，或者是涤青涤生的两个舅舅。动笔之前，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一部小说。一动笔，才发现太过熟悉反倒成了阻碍——没有一定的陌生感，就找不出合适的距离去调度、处理那些人事。他们铁板钉钉地镶嵌在你脑子里，容不得你去演绎，去变形或者去胡编乱造。打台球的朋友更能理解我的意思：当白球和目标球黏在了一起，反而找不出击球的角度了；两球之间必须留有一定的距离，才便于定位击打。没想那次去鹭庄的路上我碰见的一个人，日后引发了我如此强烈的写作欲望。我喜欢这些偶然因素。据说乐于行走、漂泊无定的人心中总是存有更多偶然。沈馆长叫我去帮黎照里照风景照片，我当然义不容辞。临去前一天晚上沈馆长硬是叫我出去消夜喝酒，当是壮行。第二天我睡到中午，起身往鹭庄去。鹭庄在界田垅乡，离佴城有一百多里。我去老汽车站搭车，却见老汽车站已经被人造掉了，正搞着基建。老汽车站已经没了，现在，新的汽车站一分为四，散布在佴城四郊。我叫来一辆的士。“去鹭庄多少钱？”司机说：“不打表180。”“那打表要多少？”“不知道。”的士司机载我到城南客运站。城南客运站很破，这里分管的线路全是去往南边各乡镇，我一下车便瞟见里面只有破中巴和相对较新的农用车。那的士司机叫了我一声。时节已经入夏，气温开始热得让人略有回味。司机有心招徕生意。他说：“让你12块钱，168好了。看得出来，你这种人屁股嫩，坐农用车坐不惯的。”我仔细看看他。司机一张抹布一样的糙脸，微笑中隐藏着精明。“哦，怎么看得出来我屁股嫩？”“你脸嫩胡子稀，屁股还能不嫩？”“师傅你逻辑能力强，简直跟我妈差不多。但我喜欢打表。我觉得打表是每位乘客的权利，每位司机应尽的义务。”我说，“打表的话，280我也给你。”“那我划不来，往乡里去我从来不打表。那些狗日的村级公路颠簸太厉害，跑一里抵在城里跑五里。计价器上又打不出精神损失费。”“我喜欢打表。看数字跳来跳去，觉得很有成就感。”“我以前得过脑震荡，要是再震出一次，搞不好会变成习惯性脑震荡。表是死的，兄弟，我们都是活人。”司机见我善于磨蹭，估计这单生意不好做，撇撇嘴把车开走。城南车站里四辆破中巴和十几辆农用车，车玻璃后面亮着牌子，上书行走路线。我找不见鹭庄。一问，说是要到界田垅转车。三辆农用车的路线牌上写有界田垅。我注意地看了看，有块路线牌上的字比别的两块牌写得好。这辆车上空空荡荡，而另一辆字写得丑的车子，已经坐了几个人。那辆车先走。我打算上这辆空车，拧开门，坐在驾驶副座上。我喜欢这个位置，这适于观察。往前看去，有堆人坐地上打牌。我正把打牌的人打量着，打牌的人里面呼啦站起个人来，朝这边走，拍拍车门冲我说：“那辆车先走。”我说：“我坐这辆，不赶时间。你是司机吗？”那人点点头。他年轻，并且消瘦。他说：“等一刻钟，我打几圈就走。”“打几圈？”“打五圈，只打五圈。……等不了你就坐别人的车。”司机的牌友中断了摸牌，一个个抻长脖子像旱獭一样朝这边张望。直到司机缓缓地走过去。时间还早，司机说一刻钟后走，但说不定会是一个小时。时间的观念，在佴城乡村司机的心目中可圆可扁，任意揉捏。我早已得知他们的拖沓，遂静下心来，插上耳机听歌，甚至打算睡上一觉。车一晃，我醒来，见司机正要发车。双排座的农用车，车头只有我和司机，后一排空着。看看手机，司机比他承诺的仅仅延时五分钟。“这就开了？”我有些不肯相信。“嗯。”司机已经松了离合器，车在往前面窜。车驶出城南客运站，我打算和司机瞎聊些什么。车头只我俩。司机只顾开车，嗯嗯啊啊地回应着。我想我是有些自讨没趣，也就不吭声了。路面去年秋后换成炒砂，一色乌黑，油光浅浅地泛满表层，纵使车辙密布仍然让人看着干净。阳光可以在前面马路上轻微跳动、漂移、游走。我盯着前面的路面看上一阵，就略微地犯起眼晕，阳光枝枝蔓蔓，千头万绪，像是河岸各种藤本植物相互缠绕在一起。我不由得感慨地说：“炒砂路面走起来还是舒服啊，比沥青路漂亮多了。”司机这才搭腔：“以前，沥青路夏天时候淌油淌得厉害，把鸟粘住了飞不起来，车轧过去，一摊血迹。蛇死在路面上的也多。夜晚轧死的蛇是盘在路面上纳凉的；白天轧死的，都是冲着那些鸟去的。”“蛇也需要纳凉？”司机意识到自己并没有搞清楚这问题，嗯了一声，又不说了。路上很清静。我仍有点累，把手指交叉搁在脑后，往后一枕用余光瞟向车窗外面。整块的稻田和形单影只的树都纷纷做着倒退运动。我昏昏欲睡，路边有人招手搭车，车子急停再次将我晃醒。上来的那人脖子上挂的那台机子，一看就知道，那是佳能EOS 400D套机。他应该也注意到我胸前的机子。我坐在前排，他似乎把头抻长到前面瞟几眼。这个人也去鹭庄，没人请他，他自己去找找素材。车开出去四十来分钟，行了七十多里，马路右侧起伏的矮山山梁上，就现出那道城墙。看见这道城墙我就忍不住有些自豪，因为一大截还是我亲娘肖桂琴修建的。当年骑单车路过这一段时，我就注意到这一带起伏的山梁，好几个山尖上都耸立破旧的岩堡子。据说那是当地人的牛栏。但我看那些岩堡子的形状大小，都差不多，便怀疑彼此应是有着某些关联。后来一个长城专家证实了我的看法，他把几个牛栏考察了一遍，得出结论说这里原是有一段长城的，那几个牛栏正是长城上的城台。这一发现引起了轰动，不但被本地网民评为佴城有史以来最大的考古发现，且在南方最大的周报头条位置发出整版消息。佴城领导拍板，花钱恢复专家所说的长城——不但恢复，还尽量多修一点，转手再卖出去。工程很大，政府将要修的长城像切香肠一样切成无数段，发包下去让建筑商竞标。我母亲打打关系，也标下来好几个工程段……“来长城的人还多吧？”我问司机。“呃，有，前几天我还看见一伙一只脚的残疾人拄拐杖往上面爬。”“真是够造孽的。”这段长城也没修多长，车子跑十来分钟就能让人看完全程，仿佛是从山海关跑到了嘉峪关。那一年，参与修长城的经历还是令我母亲颇为得意。从剥蛇皮的到承修长城，她得完成多少次华丽的转身？甘苦自知啊。回了家她就冲我父亲说：“顾丰年，看见不，真的长城我都修过了。你有文化你连抽水马桶都修不好。”父亲泼冷水：“当二道贩子，修个豆腐渣工程，得意什么嘛？”现在，经过了这段长城，我记起那些事，便想抽烟。我拿出烟递给司机一支。司机右手一摆说不要。我又掏出槟榔，现在的槟榔都是真空包装，又干又涩，远不如黎照里用老方法弄出来的好嚼。我把槟榔递到司机眼前：“吃槟榔不咯？”司机依然摇摇头。我有些好奇：“你什么都不沾啊，拿什么提神？”司机说：“呃，有啊。”他将后伸进衣兜，掏出一只圆型铁盒，再用拇指撬开盖，拈出一枚圆珠型的糖球含进嘴里。糖球在盒子里时颜色发暗，取出来后变成浅绿。司机问我：“要不要吃糖？”“喉糖？”“不是，薄荷糖。”“不要，我抽我的烟好了。”说真的，我从没见过哪个成年男人随身带一盒薄荷糖，时不时拈一粒放进嘴里。司机忽而又开腔了。他说他搞不懂照相也能吃饭。现在的人有钱了，相机到处都有卖的，手机里面也附带摄影功能。说到摄像，司机认为无非就是用框子（司机不知道那叫取景器）瞄好了人或者是别的东西，食指摁在快门上（快门知道的），咔嚓，就完事了。被框在框子里面的就是照片。他说：“照相，只是拿手指那么摁一下，难道还有人学不会？”坐后面那人抢着回答，他打算用专业知识摆平这个乡村司机，说到构图、光线、色泽等等，还想聊一聊摄影师必须具有的影像分析能力和影像把握能力。司机默不作声，嘴角斜挂着些冷笑。我看得出来，后面那人不管说得有多专业，眼下只能算对牛弹琴。司机不愿意自己是什么也听不懂的牛，便只好做出鄙夷表情。我打断后面那人，用另一个方式说：“是的，要说简单了也就是咔嚓一下。但要说深了，深不见底。就像字谁都认识，但字在每个人手上发挥的作用大不一样。有的人写出了博大精深应有尽有的《红楼梦》，可有的人写得狗屁不通，还尽是错别字，标点都打不对。又好比嗓子谁都长得有一副，有的人唱歌可以婉转入云端，有的人鸭公嗓，一唱歌会把死人都吓得不敢躺地上。难道歌曲不都是拿嗓子唱的？又好比开车，你敢开到一百八十码吗？一开就只有撞墙。但有个叫舒马赫还有个叫莱科宁的外国人，人家敢把车开得比喷气式飞机还快，不但不撞墙，还摘金夺银拧开香槟到处喷……”司机点点头，这下听懂了，又问：“婉转入云端是什么意思？”我说：“这也是个比喻，说明嗓子很尖细很高，可以插到天里头。”司机竟然把脑壳一点说他懂了。他说：“拿泡沫塑料擦在玻璃上，那种声音也是又高又尖的，但是那声音谈不上好听。”我发现这司机会钻牛角尖，只好继续解释说：“除了又高又尖，还得有婉转，就是要打几个转。泡沫塑料擦在玻璃上的声音一味地尖细，不晓得打转，所以只能划作噪音。”司机说：“师傅还是你有学问，稍微一点拨，我就通窍了。”“是你自己脑壳实在好用，我觉得自己没讲明白，但你已经听明白了。”后面那人有些不悦，他说他是省摄协的，问我是哪一级会员。我张口便说：“国协的。”后面那人又问：“哦，你是本地人，是国字号摄鬼，我怎么不知道？”“我在广东入的，这些年我一直待广东。”“你在广东哪里入的国协？我那边摄影的朋友也多。”“莞城。”“哦？莞城摄协副主席胡友亮我认得的，你们熟吗？”“熟的，我跟那兄弟经常在一起喝夜酒。他喝不过我，却不信邪，老要跟我比拼，搞得每次都是我把他背死人一样背回家。”“他好像不喝酒啊。和我们在一起，把天讲垮了他也不喝一口。”“现在喝的，受失恋的打击，他喝酒一天比一天厉害。”“他都快退休了，还失什么恋啊？”“老兄，难道你不知道失恋这种鸟事从不分国界和年龄？”我从后视镜里看出来，那人将信将疑。其实我什么协都没入。如果碰到有人冲着我的尼康问级别，我一律告诉对方，国协。主要是没有世协，如果有的话，我当然也愿意往更高的级别挂靠。既然说县协都有吹牛的嫌疑了，说是世协又有什么质的区别？省协尴尬一笑，说在这山乡野地还能碰到一个国字号的摄鬼，幸会幸会。那人有争强好胜的心思，掉转舌头卖弄起自己的经历——他到处跑过，国门也跨了几个来回，采风，或者是领奖。然后他摆起了在各地奔走时遭遇的各种奇闻逸事。他在云南的夜空中拍到过一群UFO一会儿飞成“人”字，一会儿又飞成“一”字；在贵州拍到过几万只青蛙和铜蛤蟆因抢地盘而打死架；在黑龙江拍到过某村的人晚上睡觉都倒挂在树上……省协歇气的时候，我发现司机在斜着眼看我，似乎希望我也说出些意外的经历。于是，我氽了氽嘴皮跟他们摆起一件怪事：“我曾碰到过一对双胞胎兄弟。我给他们父母十块钱，拍下那一对双胞胎。一个卷毛凸脑门，一个直毛平脑门，一个翻天扁鼻孔，一个鹰勾蒜头鼻……”省协不屑地说：“这有什么奇怪？”司机也瞟来一眼。相对于一会儿飞成人字一会儿飞成一字的UFO，相对于晚上倒挂树上睡觉的人，两个双胞胎长得不太像仿佛是稀松平常的事。我接着说：“我把照片发在网上，就有省城的大医院专门找上门去给那一对双胞胎做DNA检验，发现这竟然是一对同母异父的双胞胎兄弟。这说明女人厉害，在四十八小时里跟两个男人搞事，而且两次都受孕了。”省协不屑，又说：“同母异父的双胞胎不稀罕，但同父异母的双胞胎，你肯定是没有看见过。”“同父异母的双胞胎兄弟要怎么弄，才弄得出来？你倒是说说看。”省协一时语塞，他掐掐手指没算出来。这时，司机突生感慨：“生孩子这事，摆在有些人身上就像玩似的，呱叽一下生了一个，呱叽一下又生了另外一个。但摆在另一些人身上，是要一命换一命地把小孩生出来。这世界就这样不公平。”他信手拈起一件事就把感慨发挥到世界公不公平的层面上去了。如果他是北大教授倒也不稀奇，事实上他是在佴城的界田垅乡开双排座货车的司机。我听这语气滑稽，转念就想到，他是不是在感慨自身的经历？“你有孩子吗？”“前几年才有了一个。我结婚七年，生孩子使了三四年的力气，终于弄出来，胯裆下的东西却长错了。”“生了个……千金？”我算是弄明白了。司机点了点头，反过来问我生了男孩还是女孩。我说还没孩子。司机有点惊讶，又问我结婚了没有。“离了。”他哦的一声。我已三十多，还没结婚。佴城人普遍结婚早，因为“早栽树早乘凉”的观念在佴城像脚气一样蔓延着。为了不助长别人的好奇心理，我宁愿说自己离了婚。虽然同样都是单身的状况，离婚和不结婚大不一样，人们能理解离婚，但无法理解不结婚。若说是没结，别的人往往会进一步地好奇，继续发问。离婚就没什么好多问的了，问起来也不够礼貌。那时我和涤青已经毫不含糊地谈了一年，彼此还算融洽，做爱也偶有激情。我们偶尔也聊到过结婚的打算。但对她来说，比结婚更重要的，是拍出一部重量级的独立电影。一个有这种想法的艺术青年，往往会产生献身艺术的冲动，特别是喝了酒以后。一冲动，再想想结婚这种破事，实在是无足轻重的。前面又堵上了。刚才一路走得太顺，我就隐隐觉得不妥。乡村公路几时那么畅通过？快要到界田垅时，果然堵上了。前面已堵了很多车。然后，这车在马路上走走停停，时断时续，歇口气又前进十来米。过一会儿，这辆农用车正好驶到一个坡顶，获得居高临下的视角，我眼前开阔起来，清晰地看见前一辆车开了停了，下一辆车再接着动起来，环环相扣，接力似的进行着。当天阳光焦毒，我爬到车顶拍了堵车的场面，再跳下车，缩到树荫底下吸烟。省协步我后尘，也想爬上车顶掐几张，但司机把他轰了下来。他说：“难道车顶是让人爬上去照相的？要是踩漏了你摔下来，你只要赔车顶的钱，我他妈还要赔你的医药钱。你这人看样子比车顶要贵几块钱，到时我怎么划得来？”省协指了指树荫下的我说：“他刚才难道没有爬上去？”“他是他你是你，难道你以为你是他？”司机嘴里蹦出来的每个字，我听得特别清楚，这才发现这哥们不知几时起已经向着我了。在朋友圈中，我说话以无逻辑见长，会让不明路数的人大伤脑筋。说话像我这样有头无脑的人，茫茫的生活当中并不好找，但眼前这司机算是一个。我忽然怀疑，我们之间是否会建立起惺惺相惜的态度？司机走过来，在我身边坐下，打开铁盒子把最后那粒糖球扔进嘴里。他手法娴熟，让糖球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让光在糖球飞行过程中不断穿透球体，产生不同的折光。最后，弧线和折光都隐没在司机嘴里。天气太热，糖球也化得快。马路一时没有疏通的迹象。我的烟壳里还有四五支烟，口袋里还有半袋青果槟榔，但他的铁盒子里已经没有糖球了。我在想，没了糖，司机会怎么办？堵车一久，就有附近的农民顶着笸箩过来兜售纸烟、矿泉水还有油粑粑，但肯定没谁突发异想拿薄荷糖向路人兜售。卖不出去的东西都会影响成本周转，这些上路推销的小贩，会把成本精确到几块几角钱。事实上，司机早有准备。他又走进车头，从工具箱里拽出一整包糖块来。他把胶袋撕开，再揭去里面那层金属箔纸，取出糖块。里面的薄荷糖呈柱状，而且是深绿色的，和司机刚才吃的糖球显然不一样。由糖块的圆柱状不难看出来，在造糖的工厂里，定然是把糖稀先轧成细长的圆柱，再用刀切成一粒一粒。我以为司机会直接把剥出来的那粒圆柱状糖块放进嘴里。年轻的司机却没有马上把糖吃进嘴里。取出这袋糖时，司机还拽出了一包用油布裹着的东西。他把油布打开，里面是一套工具，其中有小号钉锤、尖嘴钳、削刀、锉刀，还有几张型号不同的砂纸。我来了兴趣，脸往那边凑去。这个司机身上总会冒出些让人意外的事。省协爬在路边一棵矮树上咔嚓咔嚓地拍着。我看出来，省协并非真要拍堵车的情景，那并不是个好题材，而是用具体的行动向司机抗议——即使不爬上你的车顶，我照样找得到角度。司机将糖块雕刻起来。我以为他是要雕字，却又想错了。司机先是用削刀弄出个大样，让削下的糖屑掉落在一个纸袋里面，再用锉刀慢慢打磨着糖的每一面，直至从每一个角度看去，糖块的边缘都是圆的。之后，司机用细砂纸耐心地擦拭细小的凹凸部位。当糖块逐渐被打磨成圆球，它的颜色也同时在变浅。当糖块被彻底打磨成糖球，在光照下，有了半透明的效果。司机的动作如此纯熟，定然是打磨过成千上万粒薄荷糖，也许闭着眼睛也能完成每道工序。司机把刚削好的糖球抛起来吃进嘴里，并朝我微笑。见我一直盯着自己，司机平添一份得意。“为么要把糖削圆？”“因为，嗯……糖就应该是圆球。要是有棱角有边，放在嘴里不小心咽下去，说不定会哽着喉咙。弄成圆球形的，就不会哽。”理由显然是司机现找的，说话时他老是憋不住要笑。“看不出来，你的喉咙还挺细嫩。”司机又剥出另一块糖，重复着每道工序，糖块很快又变成糖球。他把糖球递给我。我接过糖球放进嘴里，立时口舌生津。糖球上黏着汗味，但不重。我说：“我看得手痒，也想试一试。”司机爽快地把工具递过来，并剥出一粒糖块。我看他玩得顺溜，自己弄起来一时却找不到感觉，刀削下去总有些歪，歪来歪去，到后面再也控制不住，把糖块削得奇形怪状。司机安慰我说：“第一次能削成这样，不容易了。”我毕竟不好意思。手上这糖块被我削得不成型，太难看，根本不能称作是糖球，我随手把它扔掉。省协不知何时从树上爬了下来，静静地站在一边看。我弄完之后他又手痒了，也要试一试。那表情，似乎有把握比我削得圆一点。省协眼里此时精光四溢，我看得出来，省协多么想比我弄得圆一点，再圆一点。省协到底还是把糖块削尖了，看着有点像铅笔头。司机呵呵哈哈地笑起来，他无法想象有人能把糖块削成这个样子。一粒糖块削成圆球固然不易，但冲着圆球形却削成了铅笔头，也需要足够的想象力哟。省协自己看着铅笔头，也羞赧地笑了起来。司机这时忽然把脸一板，严厉地说：“吃下去！”“呃，好！”省协一怔，手腕一抖，那粒铅笔头便被他吃进嘴里。吞妥了，他才觉得事有不对，费劲地将铅笔头哕了出来，像误嚼了一粒管治拉稀的黄连片，一张脸都苦得稀烂。车继续堵在马路上，司机不闲着，又削圆几粒糖，备在铁盒子里。前面的车终于动起来。他上了车去，我和省协自然也跟了上去。鹭庄离界田垅不远，十几分钟的车程。我和省协都同意加几块钱，司机就直接把车开去鹭庄。司机收钱时，我问他要电话。我说，以后一段时间可能到在界田垅四处跑，说不定会包车。司机把他电话留给了我。我问他姓名。他说他叫江标。问他是哪两个字，他嘴里依然含着糖，懒得说，忽然踮起脚尖在地上画字：江，标。二、砂桥
此前我没来过鹭庄，但鹭鸶倒认得，是一种傻鸟，庄稼人也厌恶。他们在水田里面顺带放养鱼苗，鹭鸶专门偷吃田里的鱼。我到鹭庄后，黎照里就亲自接见了我。他给整个村子围上一道篱笆，进村口弄上一道门，这样，别人进来就要买票。售票口就在村口大门边。省协在售票窗讨价一番，最终还是买了一张票进到村里。我跟卖票的小姑娘说我是专门来帮老板拍风景照的。小姑娘警惕性很高，怕我骗她，要证实一下。别看进村门就有脸盆大几堆牛粪，门票价格不菲，不比故宫便宜。黎照里很快亲自来了，脸虽还是老样子，气色却很好，陷下去的那半边脸也泛起红光。他叫不出我名字，但也觉得我面熟。我在他摊子上买过的焦苦味的槟榔少说也有几提桶。才三点多钟。黎照里和我握手以后，顺便看看表，再看看天色。他冲那个妹子说：“小秦（小芹？），都这个时候了，关门吧，不会有人来。今天一共卖了几张票？”妹子指了指不远处疯狂拍照的省协，说就他一个。黎照里自嘲地说：“还好啊，不是颗粒无收，抵得上我以前卖半斤八两槟榔的了。”妹子搬一块菜枯饼堵住售票口，就算下班了。黎照里带我还有妹子往他的办公室去。路上我告诉他，当年我是他的粉丝，只要他出场我都围过去一丝不苟地看。黎照里说：“老早就不打了。呶，这张脸就是打球时弄成的，还好看吧？我现在照镜子就当是看鬼片。”“别那么讲。黎总，你有了钱去韩国整一整啊，那边麻子都能整成电影演员。”“不是当老板就有钱，鹭庄的生意才开张，游客来得太少。兄弟，我告诉你实话，要继续在洋广铺路卖槟榔，都还赚钱一点。我卖槟榔在佴城还算是老字号吧？但是人总是要发展，不发展也要让别人以为你在发展，所以不能在马路边一站几十年。要不然赚的钱不够弥补你心头的失败感。你讲是啵？”我曾经的偶像此时颇多感慨，我呢只有狂点头。还没到吃饭的时间，黎照里先带我去他的办公室坐坐，扯扯淡。我注意到卖票那妹子，倒也算得漂亮，加之特别丰满。黎照里要那妹子去倒茶，妹子看得乐呵呵，不愿意起身。黎照里不得不怒叱道：“小秦（芹？），难道我在放屁吗？”那妹子这才不太情愿地挪了挪屁股。看那妹子竟然军令有所不受，我便估计黎照里和这妹子有一腿。我悄悄问他，他呵呵地一笑也不隐瞒，说：“待在这鬼地方，钱又赚不到，只好到这里吃吃嫩草啊，我老婆管不着的。嫩倒是嫩，狗尾巴草黄茅尖。”过一会儿，他又附着耳朵诉我，“再说，这里离砂桥也近啊。”我点点头以示会意。砂桥那个地方我是知道的，它在佴城名气颇大，甚至被好事者尊为佴城的拉斯维加斯。其实这些民间的说法都不值深究，笑一笑了事。去过砂桥的人，哪又知道拉斯维加斯是什么状况？真去过美国赌城了，还来砂桥搞什么劲？那天刚到鹭庄，也不干活，磨蹭着挨到吃晚饭的时间。省协把鹭庄转了一圈，直呼上当。黎照里票是不退，但留那人吃饭。很多旅客来到鹭庄逛了一圈都说上当，要是个个都给退票，黎照里就不是当老板了，那叫学雷锋。黎照里早就练好嘴皮子功，对付那些误撞鹭庄的游客。他跟省协说：“晚上你可以睡在鹭庄，有旅社，价钱适当优惠，只收你68，你看怎么样？”省协这才气顺，吃着免费的酒菜，把脑袋点一点。黎照里把鹭庄老的村委会楼租了下来，摆几张床搞成旅社的模样。后来我才知道黎照里给旅社床位定的价本来就是68。次日一早就来了一拨游客，我也跟去下面河谷里坐船。黎照里要我抓拍一些游客们乐在其中的表情，贴在广告上，用前脚客吸引后脚客，一般会有效果。在河谷里，明鱼虾弄撑船时不断地唱起山歌，这哥俩嗓音竟是意外的好，并且高挑，高到一定程度还打得起转。游客们吃这一套，嚷嚷着要两兄弟接着来，接着来。某女游客奋起身子往前倾，要用录音笔录下明鱼虾弄的歌声。那天搞到后头，几个游客没有心思看鹭庄的山水景色，倒是对山歌感兴趣，围着明鱼虾弄要他俩把山歌一直唱下去。明鱼虾弄有了众星拱月的待遇，卖力地唱，但他俩唱来唱去就只会唱几首山歌，不知前面哪辈祖宗传下来的。游客们大都有些不尽兴，觉得调子是不错，嗓子也好，只是唱词太少。晚上喝酒时黎照里又提起这事。我忽然说：“说不定我能编一些新词。”“哦，真能编的话，编一首四言八句我掏十块钱。”“我在报纸上发表诗歌的话，一行十块钱。”我不写诗，遂瞎编。黎照里说：“这么贵？一行十块，我的妈哎，一首歌就要抵消一张门票。兄弟，别讲价了，一首我给你掏二十。我还没搞起势，你就当是帮忙。”我也答应。听了明鱼虾弄两兄弟的歌声，我也想循着调式编一编词。钱不钱的我并不在乎。主要是白天听明鱼虾弄唱山歌听出些味道来，现在我竟然被激发出了创作灵感。那仿佛也不难，格式像七律，里面全是口水话，两句押一个韵就行。明鱼虾弄摆出大惊小怪的样子，问我：“哦，你能编？你真能编？”“我试试。”酒精已经把我脑袋搞热了。当晚的壶子酒喝着烧头，让人热得快。我捋了捋调门，就编了起来：“郎和姐嘛人两个，想要亲嘴隔条河。隔河亲嘴口水多，只好对面把情说……”一旁的几个人一听，听出来我编得靠谱，互相点点头。我接着又编：“姐思郎来针引线，缝得身上补巴多。郎思姐来水推磨，推得雪花满山坡。”黎照里让我抄写下来，拿给明鱼唱，明鱼唱完了连声地说：“念起来合嘴，唱起来顺口。”黎照里又说：“都是情歌也不好，别的歌能不能编？有游客专门找虾弄，要他唱丧歌。……虾弄，那天那游客怎么跟你说的？”虾弄就说：“那天那个澳门来的马脸游客专要搜集丧歌，说丧歌更有文化含量。情歌嘛太简单了，不是你喜欢我就是我喜欢你。”我想了想，接下来顺口又诌出一首丧歌：“看见什么唱什么，看见灵魂换穿着。看见尸手洗尸脚，尸脚试鞋小大合。鬼爹见我乐呵呵，鬼妹见我害娇羞。从此鬼府添一口，耕种鬼田多双手。”随后又抄写在纸上。黎照里看了几遍，他用肯定的语气冲我说：“呃，我挺喜欢这歌词里的态度，人死了，其实是去另一个地方娶妻生子，照样耕田养家。这样好，死就是活二茬。”我说：“是啊。两首歌，你觉得好，四十块钱。”“继续编，别给我省，编得越多越好。编上十首我给你每首加五块钱。十首歌，二百五。嫌不好听你就帮我减几块钱。”黎照里说着嘻嘻地一笑，心里不知又有了什么新的打算。接下来几天，我在鹭庄待着舒服，甚至有些上瘾，每天拍照编山歌。这样的工作让人心生惬意，状态也好，一天能写十几首，比撒尿还来得容易。山歌写好了，第二天就听着明鱼虾弄唱给游客听，只要经他们纯天然无污染的嗓门一唱，感觉总是很地道，让我误以为不是自己写的，而是哪辈祖宗传下来的。那几天生意都不错，有一天还来了三辆大巴车，全是深圳过来的学生。黎照里心情不错，每天晚上邀我喝酒，前两天还喝壶子酒，后面就买瓶装的了。他说：“兄弟，你是个有福的人，巴不得你在我这里多住几天。”“那要得。我喜欢在这里待。”我说，“你这个活法不错，包个村，搞搞旅游，养一个嫩妹子。我也想到周围的村子走走，有合适的村子也包下一个来搞一搞创收。”黎照里就说：“滚远点，不要跟我抢生意啊。”有天傍晚，黎照里开来一辆吉普车，车破旧得不成样子，不晓得他是从哪里捡来的。天全黑了以后，黎照里说：“走，我们砂桥去。”“真的去？”“出家在外的人不打诳语。”我和明鱼虾弄上了车，黎照里就把车照砂桥开去，先到界田垅，再往佴城方向走。从界田垅去砂桥有两条路可走。鹭庄在界田垅东边，界田垅往西到了废机场有个岔路口，左拐可以去砂桥；而从界田垅往北沿长城走向，见左手边有一处通车路的关隘，名叫“抚威门”，便把车穿过关隘循路走，也能到砂桥。黎照里估计穿抚威门更近一些。我以前没去过那里，只是经常听人提起，特别是在“江洋大道”里听人提到得多。“江洋大道”是佴城最大的娱乐城——这破名字是朱泽培逼着我想出来的。因这娱乐城位于江滨路和洋广铺路夹角的地方，我就取出这么个名，他一听便拍板，就用这名！老板朱泽培舍得本钱，里面装潢设施一年一换，但刀也磨得快。有些人挨了宰心头不快，别的理由不好找，就拿妹子充借口，冲领班吼：“到你这里花钱，你他妈塞我一个砂桥货，骗钱啊！”说话的人显然认为砂桥是引车卖浆之流去的地方，而他自己档次高，“江洋大道”不应该在他面前以次充好。过了关隘再走几分钟，前面山谷中隐约现出一些灯光。我便问：“传说中的砂桥难道就要到了？”黎照里说：“呃，从现在开始就可以兴奋了，兄弟，可以把荷尔蒙准备起来了。”虾弄问：“黎总，什么是荷尔蒙？”“他妈的，这个怎么跟你说呢？”黎照里感觉有点为难，就叫坐后排的虾弄把身体尽量往前面探。虾弄听话，照做，黎照里便在他裤裆上掏了几把。他又说，“还好，不需要知道，你准备得蛮多了。”车走进那片灯光，才看出来砂桥特别小，一些房舍散乱在道路两侧，门楣上挂着霓虹管的灯牌，每个店还牵一截线到马路边，占着路面竖起一个灯箱。每个竖的灯箱大小宽度都跟棺材差不多。除了店名，上面还有小字：停车、住宿、按摩、桑拿、保健、盒饭、炒菜、加水、洗车……相对于天空与四周山林子里涌过来的漆黑夜色，砂桥所有的灯光都显得微弱。要是白天不亮灯，开车呼的一声驶过去，很多人都不会想到这地方竟隐藏着一片红灯区。我转念又想：破旧、零乱、狭小，夹在这山谷中略带点荒凉的意味，岂非就是砂桥具有的情调？一个妹子走在西湖边，被湖光山色一挤兑，总是不太惹眼；同样是她，若在茫茫大戈壁上偶然撞见，就算看见背影你也会心旌荡漾。车再往前走一阵，我隐约听见飙歌的声音。黎照里坐在车前排，像导游一样介绍说：“去年这里还没有K歌房，金圆美容厅搞大了，廖金悦就把以前木材站的仓库租下来，改造成K歌房。生意很好，但是隔音不好，有多大的声音漏多大，隔着房的人总是唱串了，你接我的下茬，我跟着你那边的调子跑，能从《北京的金山上》一路串到《青藏高原》。”我说：“那还能有生意？”“也日怪得很，来这里唱歌的人都不在乎，既然墙壁隔不住音，有时候大家就隔着房对起了山歌。还有就是，这儿的妹子很多。她们和城里的妹子不同，喜欢说话，也爱唱山歌。城里呢，那些妹子你想找她们说说话，她们会很不耐烦。她们总是特别忙，卖身不卖艺。”K歌房外面看去果然是仓库模样，走进去，每间包厢都是用木板隔开的，上贴墙纸。大概贴墙纸时木板子就没干透，上面满是霉过的痕迹。灯光灰暗，沙发破旧，坐垫上打着补丁。我正倒吸一口凉气，门开了，一个老鸨子招呼进来十几个妹子。有一束地灯照亮了这些妹子的脸，竟然颇有几个长得很养人眼目。看着这些漂亮面孔，我才感觉到这看着像仓库，坐下来像难民营的K歌房，其实也别有一番情趣。黎照里正把妹子拉来扯去，由他安排谁归谁。明鱼虾弄显然有些不自在，大热天还搓手跺脚。黎照里阴着半张脸，妹子们都有些怕他。这情形不像是花了钱寻欢作乐，而是像一帮土匪在分配抢上山的女人，用来压寨，要不就是用来暖脚。黎照里跟他俩打商量说：“今天主要是请顾大才子，这兄弟既能照相又能写四言八句。我提议，让他先挑！”我说：“我就不用了，我……”“真是不爽！”黎照里转过脸去，用眼睛找了一找，冲其中一个妹子说，“你就是铃兰？铃兰，呵呵，我听人说起过你。嗯，你过去陪陪我那位兄弟。”黎照里给我在鹭庄安排的房间门窗松动，有东西只好随身携带。叫铃兰的女孩在我身边坐下来。我还不及看她，她就劝我喝酒。黎照里叫来了两件啤酒，一搬进来他就左右手开弓，用牙齿咬下一打瓶盖。铃兰又取过来两瓶，不停地倒，不停地和我碰。和很多妹子不一样，她劝我喝，自己也不偷工减料，脖子一仰一大杯就灌下去了。在鹭庄我喝的是白酒，现在酒喝杂了，我眼前影影绰绰，但很想看清这个妹子的脸。“妹子，你长得不错。”我大概看出来了。听我夸她，她笑了笑，旁边陪着虾弄的妹子把脑袋凑过来跟我说：“哥哥，好好看看，岂止是不错。铃兰可是我们砂桥的桥花。”我和她俩各喝一杯，又悄悄地问：“你自己觉得呢？”铃兰说：“话让别人说好了，我觉得做人还是要谦虚一点。”明鱼不会唱流行歌，虾弄唱了几首，黎照里又唱了几首，接着硬是要我唱。我一再推辞，他们还以为我谦虚，劝得更紧，开出条件说不唱歌就要跳一支孔雀舞。我权衡利弊只好唱歌，别说孔雀舞，企鹅舞我都跳不来。但唱之前，我也要先提条件。他们齐声说依从。我就说：“蒙你们看得起，实在要我唱我就唱，但是，要是唱到一半谁要是切歌，我就骂他娘！”他们齐声说算数。于是我就点了一首《国际歌》，歌库里没有，只找得到《国歌》。这一首正好我也能唱，唱到一半他们就晓得厉害了。既然有言在先，他们只好硬着头皮听完。我放下话筒坐回去的时候，铃兰显得很开心，她跟我说：“大哥，你真有本事，难得有人把一首整歌拆得这么七零八碎。我第一次听见，喜欢。”我有点受宠若惊。世界之大无奇不有，竟然还撞到一个喜欢听我唱歌的人。我说：“哎妹子，连这个你都喜欢，那看样子我身上没什么你不喜欢的了。”她敬了我一杯酒，又说：“我们来一首情歌对唱吧。”她过去点一首，并插队摁了优先，电视屏上立马蹭出来卖洁尔阴那两口子。她挽着我的手一起唱。她的声音非常好听，我觉得是专业水平，不比MV里那个女的差。当然，再被我的嗓子一烘托，那真有点天籁的效果了。我们挨得很近，一束射灯光正好打在她脸上，我进一步看清了她。我客观地认为，她不愧为砂桥桥花。我给她点了一首《青藏高原》，她果然唱得出来。我坐着喝酒，看着她投入忘我的样子，跟别的几个妹子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