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殷阿娜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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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的战略路径和对策研究试读：
前言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中国改革开放已有35年，从沿海开放到内陆开放，从货物贸易领域开放到服务贸易领域开放，从国外资本“引进来”战略到国内资本“走出去”战略，中国经济成功地实现了由封闭型经济向开放型经济的转变，带动了中国经济的“腾飞”。
开放型经济是对外开放在“量”和“质”方面的深入和发展，近年来，中国开放型经济面对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
从国际背景来看，一方面，全球经济发展进入深度调整时期，世界经济低迷成为新常态，国际需求急剧萎缩，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前景不明，美国等发达国家呼吁“制造业回归”，利用反倾销、反补贴以及碳关税、碳标签等新型贸易保护措施，对中国开放型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中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贸易摩擦对象国。据商务部统计，2012年，中国出口产品共遭遇21国（地区）发起的77起贸易救济调查，涉案总金额达27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369%，并且在目前世界所有的反补贴措施中一半以上是针对中国。中国长期依靠低成本、低价格、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产品优势已难以为继，开放型经济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另一方面，美国积极实施重返“亚太战略”以及推动TPP、TTIP等自由贸易协定，这必将对我国开放型经济外部环境造成进一步的冲击。同时，以企业和产品为基础、跨国公司主导的“要素国际分工”为主要特征的新国际分工体系的发展以及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及其调整，给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风险。
从中国现实情况来看，一方面，中国经济总量迅速扩张的同时经济结构问题日益累积，近年来结构矛盾突显，突出性的结构问题主要有产业结构、生产要素结构、投资与消费结构和城乡结构问题等；另一方面，中国充当“世界工厂”所面临的能源和资源约束以及环境责任问题日益严峻。根据BP世界能源统计（2012），中国2011年一次能源消费量达到2613Mtoe，占世界的比重达到21%，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一次能源消费国。中国获取能源和资源的方式、手段和价格，正在成为世界关注和焦虑的中心。同时，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的环境问题正日益凸显，2013年1月9日以来，中国从东北到西北，从华北到中部甚至黄淮、江南地区，都出现了大范围的雾霾和污染天，给居民生产、生活、健康带来了严重的影响。资源与环境问题对中国的开放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放缓，2012年GDP增速为加入世贸组织后的最低值，为7.7%，出口贸易持续疲软，2013年上半年，中国的出口贸易6月份出口额同比增速更是创下自2009年10月以来44个月的最低值，近年来中国利用外商投资的效率也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中国开放型经济已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并提出了“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决断。
目前，在中国开放型经济深化改革大背景下，众多学者开始对中国开放型经济30余年的发展情况进行全面性、历史性的深入审读和研究，以期通过深入分析和查找问题来为中国开放型经济的进一步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依据和发展对策。本研究正是在这一历史大背景下，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理论以及国际分工等理论，深入探讨开放型经济的内涵及其特征，从历史演进的角度对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史进行阶段性分析，并通过宏观、中观、微观三个角度梳理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现状。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绩效评估综合指标体系并对中国开放型经济30余年的发展绩效进行实证评估，以期通过绩效评估查找发展问题以及判断中国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之拐点。最后在深入分析中国开放型经济目前面临的内外部条件基础上，提出中国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的战略定位、实施路径与发展对策，从而为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规划、转型升级的对策导向起到参考依据和政策建议的作用。
因此，本研究“中国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的战略、路径与对策研究”对于构建中国开放型经济理论体系，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促进中国开放型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二、研究内容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适时提出了“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科学论断。目前，在国际国内新形势下，我国广大学者和决策部门已形成统一共识即：我国开放型经济只有实现成功的转型升级才能突破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延长甚至拉升竞争优势曲线，实现我国经济的稳定可持续发展。
本著作系统性地从多角度、多层面分析了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轨迹和现状，判断了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进入转型调整期之拐点，深入分析中国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在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面临的内外部因素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的战略定位、实施路径与发展对策。研究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开放型经济的内涵与基本特征。分别从国内外两个层面梳理“开放型经济”这一词汇的历史由来与内涵表述，界定开放型经济的实质内涵与基本特征。
第二章，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可持续发展理论是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重要指导理论，国际分工和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理论是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实践中的重要基础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是指导中国开放型经济制度创新的重要理论依据。通过对以上理论进行梳理与分析，从而为本著作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撑。
第三章，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历史演进及其特征。从历史的脉络全面梳理了中国开放型经济30多年的发展历程，从历史发展的制度变迁角度将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历史演进划分为四个阶段：中国开放型经济政策的探索阶段（1978—1991年）、中国开放型经济规范化制度形成阶段（1992—2001年）、中国开放型经济制度国际化完善阶段（2002—2006年）、中国开放型经济制度深化创新阶段（2007—今）。
第四章，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宏观、中观与微观分析。从国家经济发展宏观层面、产业发展中观层面以及企业发展微观层面分别对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进行深入分析，以此为中国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的必要性提供分析基础。
第五章，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绩效实证评估。从经济发展绩效、社会发展绩效以及资源环境绩效三大层面出发构建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绩效评估综合指标体系，通过收集相关数据以及数据预处理，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绩效进行实证评估，探求导致绩效下降的内外部因素。一方面为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绩效作历史性评价，另一方面为中国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提供实证支撑。
第六章，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面临的内外部条件分析。运用SWOT分析方法，重点深入分析和了解中国开放型经济目前所面临的外部机遇和风险、内部优势和劣势，以期为中国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战略、实施路径与发展对策的制定提供研究基础。
第七章，中国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的战略定位、实施路径与发展对策。在以上分析基础上，为扭转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绩效下降的路径依赖，突破制约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瓶颈因素，通过深入分析中国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提出中国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的目标定位、实施路径与发展对策。三、研究方法（一）历史演进与现状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本研究从历史发展脉络和宏微观指标分析相结合，从多层面研究了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历程和现实情况。（二）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可持续发展理论、国际分工理论、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理论以及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为指导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理论依据，并通过计量方法对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绩效进行了实证评估，一方面为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量”和“质”进行评价，另一方面为中国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提供实证支撑。（三）文献分析与专家咨询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本研究在对中国开放型经济历史发展特征以及开放型经济绩效评价综合指标体系的设计等方面内容研究中，采取了国内外文献分析与相关专家咨询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使本研究的写作赋予更高的科学性、准确性和实践性。四、依托的基金项目
本著作依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全球经济失衡与治理对我国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的影响与对策研究”（14ZDA085），本著作是该基金项目研究的部分内容。第一章开放型经济的内涵与基本特征一、西方经济学关于开放型经济内涵的研究（一）“开放经济”（The open economy）思想的由来与发展
将开放经济作为一个专门范畴来研究最初始于西方经济学家。早在18世纪中叶，随着资本主义农场取代小农经济，大量的破产农民为资本主义工厂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廉价劳动力，随着西欧殖民主义的不断扩张发展，西方不断膨胀的国内外市场需求均要求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迅速发展，此时的时代背景迫切需要打破早期重商主义所制定的保护国内市场的原则，从而释放资本主义工厂手工业的规模发展。于是，1776年，亚当·斯密适时出版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一书，《国富论》对市场经济的根源、基础、功能和运行机制作了透彻的分析和论证，并提出了经济自由主义观点，反对重商主义限制，主张国际贸易自由，提出了著名的“绝对优势成本论”，即各国按照其绝对优势安排专业化生产并实行自由市场经济，会使各国劳动生产率提高并且交易双方的物质财富增加。同时，亚当·斯密主张经济自由但并非主张无政府主义，按斯密的看法，国家应该扮演的是保护公民安全、自由的从事经济活动的“守夜人”的角色，即：“第一，保护社会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第二，保护社会中个人不受其他任何人的侵害和压迫；第三，建设和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和公共设施。”因此，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自由论与依据“绝对优势”的国际贸易自由论开启了“开放经济”的发展思潮，奠定了开放经济理论的基础。
继亚当·斯密之后，随着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大发展，开始于18世纪60年代的产业革命，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大规模展开，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代替工厂手工业，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空前发展。在亚当·斯密“绝对优势成本论”基础上，大卫·李嘉图于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提出了比较成本论，拓展了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认为即使一国各个行业都不具备绝对优势也能够通过国际贸易取得贸易利益，各国只要根据相对比较优势进行生产、国际分工和交换，双方都能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无论是绝对成本论还是比较成本论，都给予了重商主义以严厉的抨击，促使了贸易分工的形成，体现了开放经济的思想，因为根据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模型分析，证明只有实现经济开放才能够利用自身绝对或比较优势参与到国际分工中，从而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
1919年，赫克歇尔发表了《实力的作用》一文，论述了各国产生比较成本的差异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国家间的要素禀赋不同，二是不同产品在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要素比例不同，即要素密集性不同。俄林在其老师赫克歇尔的论述观点上，于1933年出版了《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一书，该书对国际贸易理论做出了开创性研究，提出了著名的资源禀赋学说即H-O原理，认为各国禀赋不同即生产要素的供给情况不同是导致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因此利用生产要素禀赋情况来解释国际分工，认为各国应趋向于集中生产并出口该国相对丰裕和便宜的要素密集型的商品，同时进口该国相对稀缺和昂贵的要素密集型商品，该理论被视为现代国际贸易分工理论的基石，同样体现了开放经济的思想。
1912年，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首次提出创新的概念，熊彼特这一理论的提出，极大地增强了国家和地区对外开放，开拓市场，加强合作的意识。随后，西方学术界以熊彼特的创新定义为出发点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在索洛、伊诺思、库兹涅茨、厄特巴克、弗里曼、曼斯菲尔德和门斯等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了技术创新理论。该理论认为，区域通过“开放”这一新的手段和方法，能够获得在封闭条件下无法获取的经济效果，故而可以把“开放”看成一种创新。
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论和赫克歇尔、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都强调比较优势，对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间的不同产品的国际分工和贸易给予了很好的指导和促进作用。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消费者需求的多样化发展，现实中要素禀赋相似的发达国家之间的相同或相似产品的贸易往来越来越多，促使了产业内贸易理论的产生。1975年，格鲁贝尔和洛埃德出版了《产业内贸易：差别化产品国际贸易理论与度量》一书，将贸易有关的费用引入H-O模型，解释了部分产业内贸易现象。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克鲁格曼、布兰德等著名学者建立了多种模型丰富完善了产业内贸易理论。产业内贸易理论指出一国实行开放经济，进行国家间产业内贸易能够为一国带来比产业间贸易更大的动态利益，一是通过产业内专业化分工能够使产品的生命周期延长；二是产业内贸易能够更好地激发企业的产品创新，促进水平差异产品、技术差异产品以及垂直差异产品的产生；三是产业内贸易更加有利于产业调整，这种调整往往发生在同一地区或同一企业，调整起来比较容易；四是产业内分工所带来的收入再分配影响小于产业间分工，有利于社会稳定。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分工出现了新模式——产品内贸易，产品内贸易以跨国公司为主体，实现同一产品生产线上的国际分工，出现了“零散化生产”、“外包”、“转包”等范畴。昂特和科尔斯特维斯基出版的《零散化：世界经济中新的生产模式》一书对90年代产生的产品内贸易理论的零散研究进行了系统整理。21世纪以后，以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为代表研究“全球生产组织”和“外包”现象，解释了全球范围内产品内分工经济现象的实质原因以及对世界贸易模式的影响。
总的来说，从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自由论与依据“绝对优势”的国际贸易自由论开启了“开放经济”的发展思潮以来，研究“开放经济”的理论主要表现在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上。经济学中的国际分工理论大概经历了产业间分工理论（inter-industry specialization theory）、产业内分工理论（intra-industry specialization theory）和产品内分工理论（intra-product specialization theory）三个阶段。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传统的绝对优势理论（absolute advantage trade theory）、比较优势理论（comparative advantage trade theory）、新贸易理论（the new trade theory）和产品内分工贸易理论（intra-product trade theory）四个阶段。（二）“开放程度”与“开放经济”
随着“经济全球化”与“开放经济”理论的研究发展，西方学者对于一国贸易开放和资本开放程度的度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以“开放程度”指标来用于判断一国经济是否是“开放经济”，国外研究主要集中于贸易开放度和资本开放度的度量上。
一是通过对外贸易依存度指标及其修正来反映开放程度。对外贸易依存度指标最普遍的计算方法是用一国的进出口总额与该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作比值，由于该方法计算简单并便于进行时间序列分析，因此被各国广泛使用。但是由于这种计算方法没有考虑一国产业结构的构成，如果一国产业结构中不可贸易的产品产量所占比重较高，这无疑会造成对外贸易依存度偏低，不能够真实反映实际的贸易依存度。因此，后来学者对其进行了修正，主要方法有两种，一种是使用进出口总额与工业增加值或工农业增加值进行对比形成的比值来作为贸易依存度的度量，这种方法为国际经济组织如世界银行等所广泛采用；另一种方法是先分别计算出货物贸易与工农业增加值的比值以及服务贸易与第三产业的比值，再将两个比值按照一定的权数进行加权平均，这种方法虽然能够全面反映贸易依存度情况，但实践操作性较差，一般很少采用。
二是萨克斯-瓦诺法。萨克斯-瓦诺法用五个反映开放水平的指标来度量一国的贸易开放度，分别是：进口非关税措施比率是否超过40%，平均关税税率是否超过40%，黑市外汇汇率是否超出官方汇率20%以上，国家是否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外贸企业中是否有国家垄断企业。一个国家只要符合上述五个条件中的任何一条就认为这个国家属于贸易不开放国家，反之一个国家对照这五个条件均符合，那么这个国家就是贸易开放型国家。
三是艾德沃尔德法。通过对利率平价法进行修正，利用半开放经济国家的利率决定模型来解决没有市场化利率下一国资本开放度度量的问题。
四是爱德华兹法。爱德华兹法使用一国资本流入和流出总量占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示开放经济规模，用一国中央银行国内资产的变动和其净国外资产的变动差额来判断一国资本流动情况，使用一国储蓄和投资的相关性高低来判断资本流动程度，以及使用一国汇率和利率的平价关系是否成立来判断一国的资本开放度。（三）“开放经济”内涵的代表性表述
D·格林沃尔德（1973）在其主编的《现代经济词典》中首次给出了开放经济的专业词条解释，认为开放经济指的是国家和地区之间贸易往来无限制的一种经济模式，在这种经济模式下任何个人都可以与其他地区的任何一个人发生自由贸易关系。戴维·W·皮尔斯（1983）在其主编的《现代经济学辞典》（修订版）中，认为开放型经济的内涵等同于国际贸易，从事国际贸易的地区或国家经济形式即为开放型经济，且经济的开放程度可由贸易开放度来衡量。英国经济学家伊特韦尔联合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尔盖特和纽曼以及12名当时在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共同编著了西方最具权威性的经济学辞典——《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其中对开放经济的解释进行了扩展，认为开放经济除了包含国际贸易还应包含国际金融。
诺贝尔奖获得者伊·普里高津（1984）在《从混沌到有序》一书中，基于耗散结构理论和非平衡学研究，认为封闭和平衡是不会有发展的，只有开放和非平衡是系统发展的必要前提，开放是一种从无序走向有序的耗散结构，开放系统是与外界环境相互作用，不断交换物质、能量和信息的系统，具有与封闭系统相对立的良性结构。
曼昆（1997）的定义是：“开放经济是一个与世界其他经济自由交易的经济。”并认为，“开放经济与其他经济的交易通过两个方面展开：在国际商品市场上购买并出售商品和劳务；在世界金融市场上购买并出售股票和债券等资本资产。”也就是说，开放经济就是商品、劳务和资本的国际流动。保罗·萨缪尔森（2001）认为开放经济就是从事国际贸易的经济，度量一国开放程度的指标可使用一国国际贸易开放度指标来衡量，即进口或出口所占一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杰弗里·萨克斯（2004）指出：“开放经济，说到底就是商品和某种生产要素可以在国际上流动的经济，而开放的程度则取决于一国的经济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国际市场、依赖国际市场。”（四）小结
从西方经济学对开放型经济的内涵研究来看，西方经济学中的开放型经济已经是一个规范的概念，“开放经济”与“开放程度”是两种概念。“开放经济”指的是与封闭经济相对立，以一国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为主要内容，以商品、劳务和资本等要素的跨界流动为主要形式，以获取经济利益为主要目的，本国经济与外国经济存在着密切关系的国家经济发展形式。“开放程度”指的是一国各领域对外开放的比例或比重，开放的程度取决于一国的经济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国际市场和依赖国际市场，开放程度是区分开放经济和封闭经济的标准，但却很难确定以多少开放度为开放经济的标准。开放型经济一般总要经历由初步开放到半开放再到全面开放的过程，一国如果发展开放经济，其经济开放程度一般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开放程度呈不断提高的发展趋势。因此，西方的开放经济按开放程度的不断发展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参与国际贸易的经济；二是国际贸易不受限制的经济；三是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经济。二、中国关于开放型经济内涵的研究（一）中国“开放经济”的由来和发展
我国古代就有对外开放的实践，表现为经济上的对外贸易，然而我国古汉语中将对外开放的概念解释为“交通”，因此，古汉语中的“开放”不是经济学范畴。“开放”作为一个专门的科学范畴，作为一种治国主张或建国方略，在中国是由孙中山首先提出来的。1912年，孙中山在“北京迎宾答礼会的演说”中指出，必须“改变闭关主义而为开放主义”。所谓开放主义是指：“凡是我们中国应兴事业，我们无资本，即借外国资本；我们无人才，即借外国人才；我们方法不好，即用外国方法。”孙中山的开放主义强调学习外国之长处来弥补国内发展之短处，通过学习和借鉴发展独立自主的自行开放的开放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开放主义，在当时中国的特殊时代背景下具有很高的先进性和进步性。
继孙中山之后，毛泽东在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中明确提出和深刻论述了“向外国学习”的口号。1980年12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第一次将“开放”明确地表述为“对外开放”，认为“要继续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前提下，执行一系列已定的对外开放的政策并总结经验和加以改进”。邓小平同志依据对国情和国际形势的科学判断，认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的开放不应该是某一领域、某一方面的开放，而应是多层次、多领域、全方位的开放。他明确指出：“开放是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是对各种类型的国家开放。”邓小平非常重视发展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并且认为中国的对外开放应该在经济、科技、政治、文化等多领域实行开放。邓小平提出“学习、引进和吸收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尤其是高科技，只有这样才能加速我国经济建设并迎头赶上世界新科技革命。其次是政治领域”。“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经济上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是正确的，要长期坚持，对外文化交流也要长期发展。”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首次提到“发展开放型经济，使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实现互接互补”的理论表述；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开放型经济进入新阶段”，要“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构建“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提出要“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2014年，在《关于2014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任务的意见》中提出了通过深化改革构建我国开放型经济新体系，即“以改革开放的相互促进，推动要素有序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产业转型升级，打造符合国际投资贸易规则、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加快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二）中国学者关于“开放型经济”内涵的认识
中国学者关于开放型经济的内涵也作了积极的探索和研究，形成了很多独具特色的见解。赵瑞彰（1989）指出开放型经济是由开放经济的控制分系统、开放经济的信息分系统、开放经济的研究分系统以及开放经济的执行分系统构成的具有多元层次性的大系统，并且系统内各相关要素相互作用、关系复杂，只有处理好相关子系统和分系统之间的关系才能保证开放经济系统稳定、有序运转。周小川（1992）从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角度，认为开放型经济是与封闭型经济完全不同的一种经济形态，其主要内容是市场经济和货币可兑换，并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备开放型经济的主要内容，应该可称之为开放型经济。马伯钧（1997）梳理了“开放经济”概念在中国和西方的历史由来和发展，提出“开放”作为一个专门的科学范畴在中国是由孙中山先生首先提出来的，主要指的是利用外国的资本和人才，现代社会的开放外延和内涵不断拓展，并且出现了开放的哲学化解释。陈飞翔（1999）认为开放型经济的定义应从开放程度角度来看，开放经济表现为一国经济开放程度高，国内经济与国际互接互补。
关白（2000）认为，为适应“入世”新变化，中国开放型经济除了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应该在联合对外的战略高度上积极推进企业“走出去”，使国内经济和国际市场全面联系在一起。张幼文（2001）研究了WTO规则下市场经济的体制模式，认为中国70年代末的对外开放是体制外的政策性开放，而真正的开放型经济本质特征应该是制度性开放。邓吉昌（2003）从生产要素角度认为，开放型经济就是各种要素按照市场规律自由跨界流动并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一种经济模式，开放型经济的目标模式应具有生产与消费国际化、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经济体制市场化和国际化这三种特征，并认为一国开放型经济发展必然要经历封闭经济-半开放经济-开放型经济这样的原轨、转轨到接轨的历史发展阶段过程。曾志兰（2003）从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创新角度认为，开放型经济是开放制度上的创新、开放空间上的突破、开放形式和对外合作方式上的突破，市场经济是开放型经济的基本制度特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开放型经济。
薛荣久（2007）认为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和安全高效三者之间的有机结合和良性互动是构成中国开放型经济体系的核心内涵与功能。刘新智、刘志彬（2008）分析了已有的开放型经济的内涵观点，从经济形态角度出发，认为开放型经济与封闭型经济相对、具有充分运用市场机制、强调全面开放、开放与发展相协调并具有形成有效的内部运行机制和较强的自主创新与自我发展能力的基本特征。蔡爱军等（2011）通过对开放型经济的内涵进行综述，指出开放型经济是以开放为前提，强调整体开放与全面开放，各国的全面开放会形成全球化经济的有机组成平台，该平台以市场经济规律来优化以及配置资源，并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形成开放与发展相协调的国家之间、国家地区之间以及地区之间的全面开放。
王玉华、赵平（2012）认为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大系统应包含经济、制度变革和技术创新三个子系统，该系统包含资源、劳动力、社会制度以及资本、技术等多项要素。黎峰（2012）从要素禀赋理论角度出发，认为开放型经济就是各国根据要素禀赋优势从事国际生产和国际分工的经济发展模式，开放型经济随着世界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更加强调各种要素的跨境自由流动，以此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和最高效率。马桂婵（2012）指出开放型经济的内涵除了包含一般意义上的国际分工和要素自由流动的内容外，还应包含经济制度性质，因此认为开放型经济具有经济制度开放层面上的根本特征。（三）“开放经济”与“开放程度”的研究
国内对于开放型经济的研究起步较晚，对于开放型经济的评价方面，也主要集中在经济开放度的衡量上。李翀（l998）认为：度量一国的对外开放程度应该从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国际投资三个层面设计指标，在国际贸易方面应该选用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来表示对外开放程度，在国际金融方面应该选用对外资产和债务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指标来衡量对外合作开放程度，在国际投资方面应该选用对外直接投资和外来直接投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反映资本流动情况，并分别以0.4、0.3和0.3的权重进行加权求和来得出一国的总体经济开放度。施晓苏（2001）通过分析认为，一国经济规模和经济发展阶段是决定外贸依存度的主要因素，除此之外，一国的经济发展目标、外贸政策和政府行为也是影响外贸依存度高低的重要因素，并通过对外贸依存度的国际比较，指出中国的真实外贸依存度并不高的结论。刘朝明（2001）认为，除掉体制和政策等无法定量的非指标性因素外可将一国对外开放的指标设计为反映国际商品贸易、国际投资、国际金融和国际服务贸易四个层面上，并提出了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两类加权评价方法。包群（2003）选用贸易依存度、实际关税率、黑市交易费用、道拉斯指数和修正后的贸易依存度5种指标来度量贸易开放度，并采用相关分析、回归分析、冲击反映模型进行了测算，并最终发现采用不同指标、不同方法导致的经验结果不一致，比较来看，外贸依存度指标能够较好地描述中国贸易开放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李建军（2003）认为国际收支中包含有多项反映一国经济开放程度的方面，直接使用单项指标-自主性交易项目的借方余额和贷方余额占GDP的比重就可以很好地刻画经济开放度，同时也免去了多指标间赋权的问题。
胡立法（2004）通过对Dollars指数和对外贸易依存度指数进行修正，运用回归分析方法对中国贸易开放度进行了重新估计，结论得出中国实际贸易开放度呈现不正常地偏高特点。徐朝晖（2005）从市场开放、国际旅游、要素流动和信息流动四个层面构建了包含9个具体指标的开放型经济综合指标体系，并采用加权算术法对中国各地区经济开发度进行了计算。刘朝（2012）选取外资依存度、内资依存度、内贸依存度、外贸依存度、对内旅游开放度、对外旅游开放度、产业开放度、对外经济合作程度等8项指标对重庆内陆经济开放度进行了综合评价研究，结果发现重庆的内陆开放水平在内陆省市中名列前茅，而沿海地区凭借其对外开放的领先使得其综合评价成绩依旧领先内陆。
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中国学者们由对中国经济开放度研究的关注逐渐转向对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综合指标建立与评估方面。周敬文（1990）在对外向型经济含义与特征分析基础上，提出了应构建两类指标体系，分别是描述型基本指标体系和评价分析型指标体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