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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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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三）试读：

内容提要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1976年9月9日），字润之（原作咏芝，后改润芝），笔名子任。湖南湘潭人。中国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和诗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袖，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从1949年到1976年，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人。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军事理论的贡献以及对共产党的理论贡献被称为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担任过的主要职务几乎全部称为“主席”，所以被尊称为毛主席。毛泽东被视为现代世界历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时代》杂志将他评为20世纪最具影响100人之一。

第一章　毛泽东坎坷的革命生涯

一、割据井冈山。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理论是从秋收起义开始演绎的，但这一起义却险些如稍早进行的南昌起义和稍晚进行的广州起义一样沦于失败。

当时党可以号召和发动的工农力量没有原来想象地那样大，以旧军队为骨干辅之于工农武装的起义队伍也没有原来想象的那么有战斗力，分散各处未经事先训练和整肃的临时发动的武装也没有原来想象的那样富于组织纪律性。四个团中，第四团哗，其他三个团在会攻长沙的过程中都遭遇了强烈的抵抗甚至反扑。情急之下，认识到攻打长沙简直就是一次以卵击石行动的组织者毛泽东选择了激流勇退。整顿队伍，养精蓄锐，生聚教训，以利再战，是他清楚地看到敌强我弱的态势后的第一感。于是，在经历了重大牺牲和挫折包括阵亡了总指挥卢德铭和把一个师四个团缩编为一个团（只有一营和三营）后，在进行了三湾改编后，在与井冈山的两股政治倾向并不是如水一样清澈的山大王王佐袁文才取得联系并进行了相当诚恳和大方的公关交往后，毛泽东的部队在井冈山设立了后方医院，并有了一个可以依托、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基点。在此之后，七百人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东袭西扰，打下了井冈山周围的宁冈、茶陵、遂川等城镇，并建立起第一个工农政权。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圈子”（高岗语）或“山头”（毛泽东语）初步创立。在这里的近二年时间，罗霄山脉中段的这个在当时还不是很有名的所在，居然在后来走出了共和国十大元帅中的五位（朱彭林陈罗）。

从攻打大城市败退山沟，这已经是逆境。但是毕竟，毛泽东用工农武装割据的策略保存并壮大了这支武装并藉此开始了自己的军事生涯。而且，通过在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建立根据地的策略也确保了红旗可以打得长久。从逻辑上而言，这本来是一次对危机的英明化解，即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可是，毛泽东的作法被中央认为是逃跑或软弱，因为其没有贯彻原拟定的秋收起义会攻长沙的计划和目标。于是，他的中央正治局候补委员被免并因周鲁传言的扭曲而成为“无党人士”的师长。这无论如何对毛泽东是一次重大的打击。

但毛泽东没有因此而消沉，他随即组织了与朱德部队的会师和整编，并在红四军建立之初就拥有了五个团的工农武装。再与彭德怀的平江起义武装会师后，曾经在中国革命史上威风八面并直接构成红军长征主力的红一军团和和红三军团的班底由此搭成。虽然在红四军七大上与朱德陈毅等发生较为激烈的冲突并并暂时退隐，但很快在中央（李立三和周恩来）的支持下官复原职并因为红四军九大的统一思想而让“朱毛”红军逐渐发展为一支让敌人分外头疼的劲旅。在共产国际的名人录里，朱德和毛泽东成为中国领导人最早享受上墙待遇的精英之选。

在井冈山适应并运用成熟的游击战争法则在以后进军赣南闽西并建立中央根据地的过程中也成为实用而有效的重要原则。中央大员们的分批进入以及在瑞金成立的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毛泽东任主席），在相当程度上认可了朱毛的割据哲学。毛泽东以他的忍辱负重和实事求是为中国革命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苏联道路的夺权道路。

二、宁都遭贬。比起鄂豫皖苏区创始人许继慎（北伐名将、叶挺独立团二营营长）、曾中生等被错杀的惨状，毛泽东虽然也在中央苏区受到了长达三四年的排挤和冷落，终于还能保留临时政府主席这样的名义和政治局委员这样的发言权，并因为被赋予了随军长征的资格而同时拥有了东山再起的机会，应该算是十分地幸运。

在成功地率军打退了国民党的三次围剿之后，在力主撤赣州之围而在漳州指挥了一场漂亮的攻城战之后，在红一方面军政委身份失而复得之后，在与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等的军中磨合已经取得相当的效果之后，毛泽东先是在苏区中央主持的宁都会议上被项英、任弼石、顾作霖、张闻天等贬去兵权，又在党的总负责博古进入苏区后，因长期纠“罗明路线”而让毛泽东再次退隐后门家庭冷落。后期进行的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再也与“长于军事”的他无缘。

可毛泽东在终于赢得了政治失意后的天伦之乐后没有自暴自弃。他一方面抓紧时间养病、读书和调研，一方面不时地对外界施加影响比如代临时政府驳斥关于“伍豪自首”谣言、公开干预对肖劲光的审判、受周恩来之托去于都河考察“退路”等。

毛泽东终于承受住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加之于他的各种磨难，并因为个人在共产国际和红军中建立的不可低估的影响力，以及个人的积极争取，而获得了随军远征的机会。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说，携毛泽东长征，也是出于如果留下毛泽东可能会对留守的项英、陈毅不利的担心。可年轻的博古没有想到的是，心计缜密的毛泽东同样会对他不利。

长征途中，同样病中的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等三位在后期的长征中对博古们实现了全面夺权（毛取得了军事上的发言权、张当上了党的总负责）的三巨头有了更多的交流机会。加上博古李德的惨败，让红军自出发前的八万六千人一跃而减员至三万多人，且长征策略机械而呆板，缺乏最基本的灵动，由毛启动而由王稼祥具体联络、发起的遵义会议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召开，因为三人的大力进攻和周恩来审时度势下的附和，大局迅速逆转。毛泽东再次掌握兵权并因此而开始涉足更多的权柄。

被张国焘和王明等强烈指斥为“不合法”的遵义会议，在今天仍然有着许多神秘的面纱没有揭开。但是一方面，毛泽东东山再起成为不可更易的事实；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在党务上的脱颖而出表示了认可，这就从根本的意义上确认了遵义会议的既成事实。

从湘江战役敌方战报中，相对扩大的数字加总也不超过五万情况，和王明所称的诸多损失都是开了小差的说法来看，再对应于刘英口述中所说长征前的大规模“扩红”，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红军在突破湘江之后大量减员，非战斗减员的成分很重。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损失惨重的红军，在长征前进行了对苏区的极大规模的扩红行动，从而使得红军主力的红一、三、五军团的人数都达到了二万人左右，这其中有着相当数量未经有效训练和教育的新参军战士。在逐步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转向外线后，许多新战士因为贪恋故土并感到前途渺茫而选择了回归老家，这应该是长征初减员很大的一个原因。

但不管减员的具体结构如何，湘江之战后博古因压力过大而心思重重的精神状态，显然让毛泽东的反击减少了许多对抗。在遵义会议上，虽然有一些人如邓发表示了中立，但很少有人为博古、李德做激烈地辩论和抗争则也是事实。李德一怒退出会场，不仅对保住博古无补，反而让那些政治局委员和军人增加了对他的反感。凯丰倒是为博古辩解，但可惜他的论据太容易驳倒，而只好说出“走着瞧”这样基本上等于是认输的软弱之词。

宁都遭贬时对毛泽东做出不利决策的几个人，有的（如项英、任弼石）不在遵义现场，有的（张闻天）已经倒向毛泽东，有的（周恩来）同情毛泽东。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成为政治局常委和协助周恩来抓军事的助手（后来这种主辅关系逆转），大大地洗雪了“前耻”。

三、毛儿盖难局。在后来接受斯诺在保安的采访时，毛泽东坦陈在与张国焘的第四方面军会师并险些遭遇兵强马壮的四方面军的挟持的那段时光，是自己最为黑暗的日子。老资格的、曾经被推荐为陈独秀的接班人的、党的六大上合法选出的政治局委员（红一方面军中只有周恩来与其同为六大选出的政治局委员长）、党的创始人中唯一接受过列宁接见的、拥有八万大军的张国焘，成为刚刚从年轻的博古和不通中国国情的李德手中取得兵权的毛泽东面前的一道厚重的高墙。

疲师而来的毛泽东们不得不做出一次次让步。张国焘成了红军总政委，他的属下陈昌浩、周纯全成为中央委员，红一、四方面军混编，一方面军的密码本上缴，军阀习气和机会主义思想浓厚的张国焘开始无视那个有嫌文弱的中央（周恩来性情随和且有病在身、张闻天生性软弱、博古元气未复且年轻气盛、毛泽东不愿意把关系搞僵）做出的那个北上的决定并认为南下四川有利可图。经多次争取无效，并意识到张某人的险恶用心，失望的毛泽东们只好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这一无奈的选择简直可以用丢了夫人（杨尚昆夫人周伯钊）又折兵（五军团和九军团）来形容。而且，毛泽东率一三军团不辞而别北上，还被张国焘、李特等污辱为“逃跑”。

但后来在哈达铺发现的陕北有红军活动的消息大大地证明了毛泽东们的英明。而挺进陕北并接近抗日前沿的说词显然与已经越来越高涨着的全国抗日高潮合拍。另外两个因素也让成功地驱逐了毛博张周后志得意满并在卓木碉另立中央的张国焘大大地失分：一是四方面军经营四川失利，兵力大损，相比于经过了东征西征后大大扩充了的新的第一方面军而发言权大折；二是共产国际代表张浩，极力协调一四方面军的矛盾，并呼吁会师后的二四方面军北上。

西路军的惨败让张国焘与毛泽东进行竞争的资本大伤。作为会宁会师前后宁夏战役计划的一个行动，张国焘的二个军渡过黄河后因国民党军的分割而使之逐渐成为孤军。这支拥有二万一千人且包括了原第一方面军的五军团（董振堂为军长）、在张国焘手下大将徐向前和陈昌浩指挥下的西路军在以后的作战中被拥有骑兵之利的马家军击败甚至基本上歼灭。徐陈化装逃脱，董振堂牺牲，只有李先念率几百人到达甘新交界处的星星峡而得保全。

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当年与红一方面军会师时的军事和政治优势已经荡然无存。在后来对他进行的政治斗争中，他的威望大伤。极度失意的他最后选择了叛逃，这一作法使得他与后来的王明、林彪一样不再有被“平反”的一天。

就这样，毛泽东再次以他的能“忍”渡过了危机，又以他强大的别开生面的能力而挣脱了对手的竞争。

四、王明挑战。同时受到共产国际的委派和蒋介石的邀请而“从天而降”的王明甫一踏上延安的地面，就希望从毛泽东尚未稳定的阵营中分出大大的一杯羹。借着他的特殊身份，他也确实获得了相当的影响力。成为党内不分高下的五大书记（张闻天、毛泽东、王明、任弼石、康生）之一和与延安中曲分庭抗礼平分秋色的长江局书记并得到了如周恩来、朱德、博古等许多人的支持的人志得意满，甚至在武汉做出了以毛泽东名义发表文章的举动。

与这位钦差大臣的认识分歧一度让党内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思想混乱。“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王明直接导致了新四军发展中的畏首畏尾。而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毛泽东则暂时处于守势。

毛泽东的观望和不时的辩论终于收到效果。在武汉的行动有许多没有得到蒋介石的认可使得王明的统战之策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怀疑，而王稼祥从共产国际带来的有利于毛泽东而不利于王明的共产国际指示让王明在六届六中全会上遭遇打击。

王明留在了延安且越来越遭遇了整风的扫荡。他曾经主持的长江局撤销并分化为中原局、南方局和东南局。刘少奇、周恩来、项英三人分沾了他曾经的权力。

到一九四三年，共产国际解散和苏德战争的胶着两大背景下，延安整风开始越来越指名道姓的对王明的清算。五十岁的毛泽东成为党内负最后决定权的“主席”。王明在随后虽一直是中共党史的评论者，但已经不再对毛泽东构成政治上的威胁。

对王明的竞争，毛泽东再次使用了等一等、看一看、动一动的策略，并因了外界环境和路线实效性的影响而建立起胜势。

五、皖南事变。皖南事变前后的毛泽东心情坏到了极点。蒋介石是不是会投降日本人这一点判断曾经让毛泽东迟迟不能做出对路的决断。如果蒋要投降，军队绝对不可以放任，主动出击歼灭其有生力量是必须的，于是他要求八路军和新四军准备十五万机动兵力备用。可蒋要降日，则国民党对新四军的包围就可能顺利地通过某些日占的铁路和河流的这一显性指标，又让毛泽东为之困惑。

蒋介石在这个时候可谓威风八面，日本人、美国人和苏联人都在拉他，他在左右逢源中希望得到最大的政治利益和军事收获。即使是日、美、苏的判断也不准确，何况一直不能掌握第一手信息而只是根据外显的迹象进行判断的毛泽东呢。

只是汪精卫一派的投降反而让毛泽东放下心来。他开始放弃了准备对付蒋介石的强硬对策而寄希望皓电和齐电只是吓一吓。他相对较为从容地开始处理新四军军部的北上问题。项英也开始因为毛泽东的犹豫不定而继续拖延。就是在这样的矛盾心境中，他认可了刘少奇的苏北攻韩并因此而更加激怒蒋介石和顾祝同。

可当毛泽东发现自己的判断可能失误而蒋介石即使不降日也愿意与日本人保持不一定的默契以腾出手来对时限过后“违反军令”的新四军施以重击时，他的着急心情不可言表。他发电要求项英迅速组织北上，并开始侥幸项英们能够选择到一条安全地北上之路。

当新四军军部期望先南下再东下然后达到北上目标时，他们发现自己已经处在七个师的包围之中。“护送”迅速变成了“围剿”，九千男儿被来了一次从战法上看更象“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聚歼。

新四军军部及六个团成建制的被消灭让惊魂未定的毛泽东怒不可遏怒发冲冠，他甚至要求山东八路军包围沈鸿烈、苏北新四军和八路军包围韩德勤予以报复。在蒋介石下达解散新四军命令之年单方面重建新四军军部的作法也似决裂行动。但是，冷静下来的毛泽东又开始认为取政治上进攻的方式更为有利和有成算。配合着国际国内一片骂声，参议员拒绝参加国民大会的举动让蒋介石大为尴尬。而后日本人对汤恩伯部的进攻则更加让他脸上无光。

失去了一个操作不利的项英和江南八千壮士（有一千多人突围）而得到了一支在江北更加壮大和整备的新四军，毛泽东有得有失。江南支点被夺使得后来的国共对垒的主战场主要是在江北，陈刘主持新四军军各让毛泽东的抗日策略得到更坚决的贯彻。

蒋介石也终于吐口“不会再有剿灭友军之军事”，十二条抗议虽然没有实现，也终于算是打退了敌人的反共高潮。毛泽东从一种在很大程度上因为自己的判断和指挥失误而负出的重大损失中抬起头来，得到了党内同事们的支持而不是怀疑，这也让他的自责减少而开始走出与国民党破裂的双败危险。

如果说皖南事变前毛泽东还有若干可以商榷的决策，则之后他采取的政治上反击的作法则肯定是绝对的英明。试想，如果坚持以牙还牙，最高兴的应该是日本人，且国共之间的名义上的合作关系再也无法修复，且在国际国内，人得到的同情也将淡化。更为紧要的是，纵使是日本人坐山观虎斗，当时分散各地且以打游击为主要作战逻辑的军队也没有战胜蒋介石的把握。

皖南事变大大地让毛泽东尴尬了一把。不过，后来归蒋介石尴尬了。毛泽东虽然损失了八千壮士，可在势上胜了。

六、陕北转战。解放战争中胡宗南部队对陕甘宁边区进行的重点进攻在最初表现出绝对的优势。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毛泽东和周恩来撤出延安。虽东拼西凑但仍然仅有二三万人的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的直接指挥（最初是确定由张宗逊来领军的）下迎击有二十三万之众的胡军。

但毛泽东却不想转移到相对而言比较安全的其他根据地。他与同事们争论再三，最后采取折衷之策，即将中央一分为三，刘少奇与朱德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去华北，杨尚昆等中央后方委员会去山西，毛周任三大书记继续留在陕北。

一支仅有几百人的昆仑纵队建立起来。史林（任弼石）和郑位（陆定一）受命管理这支纵队。毛泽东变成了李德胜，周恩来变成了胡必成。在时时处处都受到胡军威胁的黄土高原上，毛泽东再次打开了“圈子”。

没有谁能够彻底说清毛泽东不愿意离开陕北东渡黄河的想法。执拗与大无畏的解释也许只能有一点点的正确。他可能就是希望亲眼看着胡宗南被中央总部和西北野战军拖垮，他可能根本就不希望在这种老家被端的尴尬局面下去其他的“山头”寄人篱下，他更可能是有把握再次回到自己已经呆了十几年的红都延安——因为他后来确实有过调陈赓部队参与对胡宗南的对抗的想法。也许，他想到了当年被赶得只好长征的那种尴尬，而他希望以此留在陕北并在危险的环境下指挥全国战争来显现自己泰山倒于前而不变色的大将风度并以此嘲笑当年博古李德仓皇远征的那种沉不住气。也许，他还真得想玩一把“你敢攻我的延安我就敢扰你的南京”的惊险游戏——他在期间确实多次策划并指导了粟裕率一四六纵队（即叶王陶）蛙跳式进入闽浙赣的计划。

当然，这更似毛泽东一向处理逆境的那种策略：可以忍但不可以让、可以退但不可以逃、可以僵持但不可以气馁。总之，毛泽东留在了陕北，在一面躲避胡军的追寻中继续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并直接策划西北的牵胡、扰胡、打胡行动。面对蒋介石的二翼重点进攻其余战区持守势的战略，毛泽东则针锋相对地以两翼牵制情况下的中央突破打乱蒋的部署。刘邓、陈谢、陈粟三路大军次第南下，刘邓部队甚至攻入红军和新四军多次开辟又迭次放弃的大别山根据地。而原拟使用于陕北的陈赓部队和本可以用于山东战场的华野主力打到外线，把战场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与蒋介石的重兵集团争逐于中原。加上东北和华北的骚扰性作战，本来就不工于军事的蒋先生立即处在手忙脚乱之中。

在西北战场，毛泽东称为蘑菇战术的非典型战法也让胡宗南大为头疼。青化边、羊马河、蟠龙等小规模歼灭战以及鼓德怀化俘虏为新军的作法，也让胡军大大地丧失着信心。除了几次危险降临到咫尺之遥的遭遇外，毛泽东在陕北这个自己的根据地里有惊无险地游行、旅行着甚至休养着，如小李村等多个村庄都曾经有过这位“李先生”长期驻足的印迹，甚至于还有过数次会议在他们的临时“行在”里召开，胡宗南并不能奈之若何。

转战陕北的日子理论上是刀光剑影，可从后来说来却是一路洒脱。除了没有什么好吃的不得不总是在吃过黑豆之后迎来行军队伍中一声接着一声的放屁不绝，一年的转战之旅在毛周的机警加谨慎之下风平浪静地渡过。一年之后，当西北大局即将确定，宜川大捷后重新拿回延安之前的数日，毛泽东恋恋不舍地渡河去了河北，准备他的苏联之行（因斯大林几次建议而未在建国前成行，不过也因此多了在西柏坡指挥三大战役的神采）。

蒋介石和胡宗南是想通过进攻延安而让毛泽东尴尬一回的，可他因为毛泽东的强硬和智慧而最终将这尴尬留给了自己。毛泽东离开后不久，动作越来越大的国共会战便从济南开始而后是东北、淮海和平津，直到把蒋先生长江以北的主力兵团尽数囊括。

七、赴苏困境。建国后不久即兴冲冲的赴苏之行差一点因为斯大林的傲慢和拖延而变成一次空手而归的纯粹贺寿之行，毛在得到了表面上很隆重的接待和“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安慰，可他希望得到的那个“既好看又能好吃”的《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并没有眉目。毛泽东陷入一种一天里只有吃饭、拉屎、睡觉的单调而尴尬的处境中。

是一些西方国家表现出的与中国建交的倾向和“毛泽东在莫斯科被软禁”的传言让斯大林开始换一种思维来认识毛泽东的价值和使命，订立新约的工作才开始。周恩来的后期抵达，使得这次中苏订约进入实质性阶段。毛泽东从斯大林的口中得到了短期内不会再有大的战争可以投入足够的精力抓建设的提示或承诺，也将从双方订约中得到一些百废待兴的中国所需要的安全保护和保证。但是，比较而言，新约并没有比旧约为中国这个领土存在得到更多的利益。相反，经过国民党方面主持下的公投认可了外蒙独立的这一事实不再可能逆转，新疆和东北的特别利益再次给予苏联。主权上的失落感也让毛泽东在十几年后（六九年中苏领土纷争）开始通过反思老毛子对中国领土占领的旧事而在秋后算斯大林的账。这一点也说明，毛泽东的第一次赴苏之行并不是满载而归。

在很大程度上，中苏新约和与苏贸易所欠下的大量外债，以及后来的抗美援朝从苏联方面购入的军事物资的积久旧账，给共和国背负了沉重负担。急于求成的大跃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拜“苏联老大哥”所赐。在建国初期不得不采取的“一边倒”国策，因为过于倾向苏联而必须承受随之而来的负作用。

八、大将军发难。做为抗美援朝的第一功臣、十大元帅之一（排名第二），身兼国防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国防部长的彭德怀绝对算得上是共和国的大将军。彭和毛的关系也并没有那么默契或和睦，从井冈山到庐山会议，二位湖南人之间互相骂骂娘也是寻常之事。

可在大跃进实质上已经走向失败、毛泽东也准备纠左即反冒进的情况下，大将军的骂娘之举则因为毛泽东的敏感和多疑而在基本上十分正确的情况下而触了霉头。口才粗鲁而又文墨粗疏的彭大将军尽管握有连毛泽东也已经准备默默认可的真理，但因为遭遇了国际上的波兰、匈牙利之乱和苏联领导人对中国诸项政策的不满、国内反右扩大化大失知识分子之心甚至大悖毛泽东本意、大跃进因为上面的高指标和下面的浮夸而搞的一团糟而让毛泽东心思烦乱的特定环境，大将军的“万言书”（实际上只有三千多字）一时间成为毛泽东转移视线甚至排解愤闷的出气筒，跟着他“起哄”的一干人马如黄克诚、张闻天、周一舟甚至田家英、李锐也被毛泽东安了一个“军事俱乐部”的名义拿下。

多少次都能够清晰理解毛泽东意图并有公共场合坚决维护毛泽东威严的林彪这位正宗的毛泽东嫡系取代彭大将军而成新的国防部长。可能因为那位粗豪将军一时兴起发动“兵变”的可能性被避免。毛泽东虽然在一个不太合适的场合采取不太合适的策略把老功臣的兵权解除，但是毕竟，这在一定程度上担心“枪杆子”发生问题的那种忧虑解除。

在准备对彭大将军采取反击行动之前，毛泽东观望并思考了好几天。即使是在他在大会上反驳彭的意见书并威胁“解放军如果不跟我走我就去找红军”时，他也并不是特别有把握大将军方面“兵变”的传闻是不是属实。但足以让毛泽东一生感到快慰的是，穷其一生，掌握兵权或相当政权的反对者从张国焘、彭德怀到刘少奇、林彪都没有对他采取实质性的反击行动。不管是隐忍未发（张国焘）还是顾全大局（刘少奇）或者是行动未遂（林彪），还是如彭德怀一样所谓的兵变只停留在谣言阶段，毛泽东都作到了有惊无险地慑服对手。但搞掉大将军这件事本身虽然并没有特别大的抵触，但消极影响却持续了很久。一直到任命鼓德怀出任大三线的副总指挥，党内为彭大将军平反的声音一直不绝。

原因很简单，他的万言书并没有说错。而且，因为庐山会议上因为把纠左变成反右，大跃进给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造成的负面影响更为加剧。后来，彭德怀写了一个更长的报告，用更多的实例再次证明自己的正确，多方面的怀疑、不信任、要求承认错误的压力就一直对毛泽东交相攻逼。自尊心太强的毛泽东即是在这个时候也不愿意亲口承认错误。他采取了一些比较含蓄的方式认可了自己的失策。比如安于二线生活、不再过多地干预一线的决策并默默接受了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所说的彭德怀写信反映意见并不是错误的说法。

九、七千人大会。亲耳听着、亲眼看着刘主席报告中说到大跃进的错误观点是三个指头（毛此前只承认一个指头）、向中央写信反映自己的意见不是错误，并且至少在心底里极不情愿地向这次开到县委的五级干部会议公开承认在大跃进中的错误，这真是一次公开的尴尬。要不是林彪以其看似有理的三路线观（即把党内路线区分为毛泽东正确路线、左倾路线和右倾路线）力排众议、旗帜鲜明地维护了毛泽东的权威，毛完全可以把这次退居二线后简直就是任人摆布的认错大会看成是自己的“滑铁卢”。

七千人大会前后数年里对一线主持者（主要是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不满终于在未来的一天发泄了出来。尴尬之后的等待终于迎来了一个合适的时机。关于四清运动的分歧在毛刘之间公开爆发后，毛泽东开始准备在一个合适的机会里解除与羽毛丰满后的刘的二十来年的同盟关系。

此后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如愿以偿。毛刘的决裂可以部分地比拟太平天国里的洪杨决裂，不是杨秀清或刘少奇缺乏治国之才，也不是洪秀全或毛泽东太不容人，实在和杨秀清与刘少奇在治国中确立了巨大的威望后不自觉地对看似虚位的“一把手”表现出的怠慢甚至无礼有关。刘少奇在七大的报告中有一百零四处说到毛泽东的名字而八大的报告中则降低到了四次，在延安已经发表过的《论员的修养》在后来编辑《刘少奇选集》后划去了毛泽东的名字，还有一些毛泽东认为很重要的会议不邀请他参加，这些都可以视为两个主席失和的间接证据。从一九三七年在延安建立起来的同盟关系，终于在一九六七年以刘少奇靠边为标志而彻底结束。

文化大革命这项巨大工程中的一个微观方面，就是毛泽东对分出一线二线后的大权旁落的全线收复。毛自己都承认了自己在经济上的不够内行，但他肯定又不能容忍一些在他看来也内行不到哪去的一线主管把他边缘化的努力。刘邓陶、彭罗陆杨等相继落马，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恶气也终于可以出了——尽管代价十分巨大。

十、林彪夜遁逃。也许同毛泽东建国后的位高权重和年事已高有关，毛泽东后来的逆境策略越来越减少了，低调和忍辱的表现而反映为寸土必争、甚至锱铢必较。

第二章　毛泽东被开除党籍

周恩来不是中共创始人，也未参加过中共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是他无法和毛泽东相提并论的一个方面。但他一直在上海住在洋房子里，有机会追随着几位领导人在中共中央工作，毛泽东却放弃这种机会（瞿秋白就曾经邀请毛泽东在中央工作，毛泽东执意要上山），心甘情愿地和工农大众相结合，脚踏实地的做实际工作。毛泽东在我党我军历史上几次受到不公正对待，都和周恩来有密切的直接关系，有些事情虽然不能说他负有主要责任，但是也不能回避他应该负有的重要责任。例如：八七会议决定去打长沙，毛泽东没有冒险去攻打长沙，而是审时度势地上了井冈山，中央政治局就于1927年11月9日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根据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意见对毛泽东作了处分决定，说他“未能实现党中央的新策略，在政治上却犯了极为严重的错误”。于是，把他的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给撤掉了。

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周恩来是参加者，而且是主要负责军事工作的。对毛泽东的处分，周恩来是积极参与的、是赞成的。因为，周恩来对共产国际的意见一直是奉为圣旨，积极响应、积极实施的。这也可以从中央“二月来信”的历史事实中得到充分的印证。

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在农村，中国共产党的军事负责人周恩来，对中国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既然说第一，那么毫无疑问在当时也是唯一），无论是在建军指导思想、军队的政治教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形成、红军的战略战术，等等重大的政治和军事重大原则问题上毫无建树，却在大城市里住着洋房子，身着西服革履，吃着牛奶面包，对千里之外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面临生死存亡考验正在艰苦奋战的红军遥控指挥。

接着，党中央派湖南省委特派员、湘南特委军事部长周鲁来井冈山传达中央决定。周鲁在传达时又走了样，说中央开除了毛泽东的党籍。

党籍被开除了，党代表不能当了，书记也不能当了，只能当师长。

正当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取得蓬勃发展的时候，1928年3月初，中共湘南特委的代表周鲁来到井冈山，贯彻中央的“左”倾盲动政策。3月，中共中央决定湘东特委和赣西南特委“合并归湘南指挥”。

周鲁是湘南特委军事部长、省军委特派员。他到井冈山后，根据中共中央上年十一月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和十二月三十一日给湖南省委的指示，指责井冈山“行动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批判毛泽东是“右倾逃跑”、“枪杆子主义”，并把中央开除毛泽东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决定误传为“开除党籍”；取消以他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改组为不管地方只管军事的师委，以何挺颖为书记。这样，使毛泽东一度成为“党外人士”，不能担任前委书记和党代表，只能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

1956年9月10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大”第二次预备会上讲：“开除党籍了，又不能不安个职务，就让我当师长。我这个人当师长就不那么能干，没有学过军事。因为你是个党外民主人士了，没有办法我就当了一阵师长。后来又说这是谣传，是开除出政治局，不是开除党籍。啊呀，我才松了一口气！”

1960年12月，毛泽东过67岁生日，和李敏、李纳、毛远新、汪东兴、叶子龙、林克等一起吃饭时，毛泽东从战国时期的张仪、苏秦两个宰相说起，一直讲到他自己从井冈山到中央苏区几次受压的事情。毛泽东说：“人就是要压的，像榨油一样，你不压是出不了油的。人没有压力时不会进步的。我就受过压，得过三次大的处分。‘被开除过党籍’，撤掉过军职，不让我指挥军队，不让我参加党的领导工作。我就在一个房子里，两三年一个鬼也不上门。我也不找任何人，因为他们说我搞宗派主义，什么邓、毛、谢、古。其实我连邓小平同志的面也没有见过。后来说在武汉见过，但是我一点印象也没有，可能见过没有说过话吧！那时，给我戴过的‘帽子’就多了。说什么山上不出马列主义，他们城里才能出马列主义。可是他们也不调查研究，我又不是生来在山上的，我也是先在城市里，后来才到山上来的。说实在的，我在山上搞了几年，比他们多了点在山上的经验。他们说我一贯是右倾机会主义、狭隘经验主义、枪杆子主义等等。”

毛泽东还说：“那时我没有事情做，走路坐在担架上。做什么？我看书！他抬他的担架，我看我的书。他们又批评我，说我凭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指挥打仗。其实《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看过几遍，但指挥作战时谁还记得什么《三国演义》，统统忘了。我就反问他们：你们既然说我是按照《孙子兵法》指挥作战的，想必是你们熟读的了，那么请问：《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第一章开头讲的是什么？他们哑口无言。原来他们也根本没有看过！后来到陕北，我看了八本书。看了《孙子兵法》，克劳塞维茨的书看了，日本人写的军事操典也看了，还看了苏联人写的论战略、几种兵种配合作战的书等等。那时看这些书，是为了写论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为了总结革命战争的经验。”

第三章　毛泽东在井冈山上鲜为人知的故事

革命摇篮井冈山，这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留下了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红军官兵艰苦卓绝的斗争故事，许多已为人们耳熟能详。然而，还有许多史实因种种原因尘封了大半个世纪，鲜为人知。

1.毛泽东平生从未背过枪？多少年来，国内外一些毛泽东的崇拜者和研究者都曾为一个现象困惑不解，“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提出者和最彻底的实践者毛泽东，似乎平生就不喜欢扛枪弄炮。电视荧屏上，鲜见他带枪的画面；老革命的回忆录中，难见他扛枪的描述；历史照片中，更从未见到过他带枪的留影。难道毛泽东平生真的没背过枪？

答案是否定的。毛泽东曾在井冈山时期背过枪。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着手创建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底，朱毛红军在井冈山胜利会师。两天后，两军负责人在“龙江书院”举行会议，会议根据湘南特委的决定，将两支部队合编，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兼十师师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兼十一师师长，陈毅任政治部主任兼十二师师长。5月4日上午，在井冈山砻市广场隆重召开的井冈山会师暨红四军成立庆祝大会上，毛泽东出人意料地背上了匣子枪。

据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的陈士榘将军回忆资料记载：会师这天天气很好，井冈山碧绿如洗，红军标语鲜艳夺目，到处都洋溢着喜悦的气氛。“我清楚地记得，自跟随毛泽东参加秋收起义到上井冈山，从来没有看见毛泽东背过枪。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见他背枪就是在宁冈砻市红四军成立大会上。这天，毛主席特别高兴，他挎上匣子枪，走到行伍出身，经常一身戎装的朱老总跟前诙谐地说‘背上驳壳枪，师长见军长罗’。不过，大会一结束，毛泽东便把枪交给了警卫员，以后再也没见他携带过枪。”

井冈山时期一直跟随毛泽东左右的何长工同志，在回忆录中也证实过这一情景。而此后确实无人见过毛泽东携带过武器。作为通晓兵法、运筹帷幄而且最早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著名论断的军事家，毛泽东对枪的不感兴趣，倒与三国时“不知刀枪剑戟，胸有雄兵百万”的诸葛亮有着相似之处。也许，这就是伟人独特之处吧。

2.游击战争“十六字诀”来自“山大王”的启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一在中国革命史和世界军事史上都有着显赫地位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是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斗争实践中提出的。然而，您可能想不到，这一创造性游击战争理论的提出，竟来自“山大王”的启示。

清末民初至革命根据地建立前，井冈山曾是土匪出没之处、绿林栖身之地。1921年12月，驻湖南的粤军连长朱孔阳因不满上司克扣军饷，曾率部进入到井冈山做起了“山大王”，成为井冈山有名的一支绿林武装。

为对付官军的进剿，朱孔阳利用熟悉地形环境等有利条件，机动灵活地在莽莽群山中与官军周旋，使官军疲于奔命，对他奈何不得。他有一句对付围剿的名言：“不需能打仗，只要会打圈。”廖廖数语，蕴藏着极其朴素的游击战术道理。

井冈山根据地初创时期，敌强我弱，四面白色恐怖。为了战胜强敌，扩大并巩固革命根据地，红军迫切需要制定一套适应对敌作战的战略战术。为此，兼收并蓄的毛泽东注意从过去井冈山绿林武装的游击战术中吸取营养，学习优长，为我所用。1927年12月，他对攻打茶陵的部队说：“战无常法，要善于根据敌我情况，在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原则下，抛掉旧的一套，来个战术思想的大转变。”他还告诉大家：“从前，井冈山有个‘山大王’，叫朱聋子（朱孔阳绰号），和官兵打了多年交道，总结的‘打圈圈’是个好经验。当然，土匪‘打圈圈’是消极的。我们工农革命军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打圈是为了避实击虚，歼灭敌人，使根据地不断巩固扩大。”“总之，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赚钱就来，蚀本不干，这就是我们的战术原则。”

1928年5月朱毛两军会师后，湘赣两省敌军向井冈山发动了第一次联合“会剿”。红四军主力采取集中优势兵力，歼敌一路的作战方针，南下黄坳，直奔五斗江，迂回拿山，第一次攻克永新县城。几天后，毛泽东召开干部会议，会上他广引古今中外战例，结合红军这次战法，再次谈到了战术问题，并首次正式提出了“十六字诀”，他说：“白军强大，红军弱小，我们以弱斗强，只能采用游击战术。什么叫游击战术？简单说，就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从此，“十六字诀”成为红军克敌制胜的法宝，载入了中国革命的光辉史册。

3.井冈山红军连队有一位外国人。中国的革命斗争，得到过许多外国同志和朋友的支持帮助，许多重大事件都曾有外国人参与。红军井冈山斗争时期，也有一位担任过红军连长的外国同志，他就是朝鲜人陈龙鹤。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使正在中国求学的朝鲜青年陈龙鹤倍受鼓舞。1926年1月，他投考黄埔军校，成为该校第4期学生。在校期间，他先后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卫戍广州、警戒黄埔、驻防虎门和惠州等行动，在斗争实践中受到锻炼和洗礼。同年10月，他与伍中豪、林彪、陈毅等同期毕业，投身北伐。

1927年6月，我党协助国民革命军张发奎部组建总指挥部警卫团，卢德铭任团长，陈龙鹤受党的委派也成为该团的一员。1927年8月1日，卢德铭按党组织指令，率警卫团赶往南昌准备参加起义。但到武宁时，得知南昌起义大军已经南下，部队只好折回修水、铜鼓一带休整。9月9日，陈龙鹤随部参加了毛泽东、卢德铭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秋收起义后，陈龙鹤随部上了井冈山，任毛泽东兼师长的第十一师第三十一团一营一排排长。他先后参加了著名的五斗江、龙源口、三打永新等战斗。

1928年8月，毛泽东亲率三十一团主力前往湖南接应红军大队，一营留守井冈山。湘赣两省敌人乘虚而入，用4个团的兵力进犯。陈龙鹤率领全排凭借险要地势，配合袁文才的三十二团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取得了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

1929年，陈龙鹤任红三十一团三连连长。长汀整编时，三十一团改编为第三纵队，次年与赣南地方武装合编为红十二军。1932年4月，红十二军参加攻占福建南部城镇的漳州战役。激战中，陈龙鹤不幸壮烈牺牲。

4.《真理报》曾向世界介绍井冈山斗争情况。许多人认为，延安时期来华的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是最早向国外介绍井冈山的外国人。其实，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当时苏联最具权威的《真理报》，就对井冈山斗争情况作了真实客观的报道。

笔者在井冈山采访时，从有关历史档案文献中查阅到了以下珍贵史料——1928年2月9日至25日，共产国际召开执委会第9次全会。3月1日，《真理报》在一篇题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讨论中国问题》的报道中提到：“在湖南省，除南部以外，茶陵、永兴和酃县地区也都举行了农民起义。在江西省，根据地方同志的来信，永新、莲花和全南县组织了苏维埃政权。”文中提到的茶陵、酃县、永新、莲花，正是井冈山根据地的组成部分。

1929年7月2日，《真理报》发表社论《中国统一的“假象”》。社论指出：“彭德怀、方军敏（方志敏）、王佐、袁文才，特别是朱德和毛泽东的红色游击队运动……在两年之间辗转战斗于许多地区和省份，占城夺池，到处闹起了革命，其史诗般的英雄行动是十分引人注目和具有重大意义的，它必将引来数以百万计的新生力量加入新的起义大军。”

同年7月24日，《真理报》发表署名阿。伊文的文章《彭德怀》，高度赞扬了井冈山的斗争和红军指挥员彭德怀：“朱德、毛泽东、彭德怀、黄公略、王佐、袁文才……除了头两个名字，苏联读者对其他人可说一无所知。然而，他们的名字却是江西、湖南、广东名流绅士地主们的心腹之患。彭德怀去年率军队来到朱毛工农红军一边。今年1月，朱德和毛泽东撤离井冈山时，彭德怀与王佐留下继续战斗，进行顽强抵抗，直到敌人重炮将山上的工事全部破坏时，他们才开始撤退。”文章不仅出现了“井冈山”这一地名，而且还报道了彭德怀率部上井冈山，并留守井冈山艰苦斗争的情景。

5.“朱毛红军”为何始称“红四军”。1928年4月底，朱毛红军在井冈山胜利会师。5月4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宣告成立。然而，这支我军历史上最早的红军为何称“红四军”，而不称“红一军”？

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将广东各派军队统一编为国民革命军，计有8个军。其中由李济深任师长的粤军第一师扩编组成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李济深任军长，中共产党员廖乾五任党代表。李济深受孙中山先生影响，主张国共合作，因此四军各部均有共产党员担任政治工作。

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由叶挺独立团作为先锋向湖南挺进，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1927年1月，叶挺独立团所在的十二师扩编为军，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改编为其中一个师。“四一二”政变后，四军“东征讨蒋”，进军到九江、南昌一带。8月1日，四军由我党掌握的部队参加了南昌起义，随后南下入粤。后来，在朱德、陈毅的率领下转战湘南，举行了湘南起义。井冈山会师后，为发扬四军英勇作战的优良传统，故将我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支新型人民军队，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

在我军历史上，除毛泽东朱德创建的红四军外，还有两个“红四军”：一是1928年6月贺龙在湘鄂西成立的“红四军”，此乃红二方面军的前身；另一个是1931年1月由许继慎为军长的红一军与蔡申熙领导的红十五军合编成的“红四军”，军长旷继勋（后由徐向前接任），此为红四方面军的基础。后来三个“红四军”逐步发展成了红军三大方面军。对此，应该说，这三个“红四军”功不可没。

6.毛泽东第一次下令处决叛徒。毛泽东第一次下令处决叛徒长期革命斗争中，无数先烈前赴后继，英勇牺牲。然而，也有少数人经不起斗争考验，蜕变为革命的叛徒，给革命造成极大的危害。上井冈山当年的1927年11月28日，毛泽东就亲自下令处决企图叛变投敌的原红军团长陈浩等人。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亲自下令处决叛徒。

1927年11月18日，根据前委决定，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团部、第一营和特务连，由党代表宛希先、团长陈浩率领，第二次攻占了茶陵。革命军进城后，陈浩等人开始不管部队，不做群众工作，成天吃喝嫖赌，不愿回山沟里打游击，还侵吞了部队缴获的几千克黄金。为防止他们的错误恶性发展，党代表宛希先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写信严厉批评了陈浩一伙。受到批评后，陈浩心怀不满，起了叛变革命的歹心。策动部队叛变中因骨干连队拉不动而暂时作罢。

当年12月，蒋介石调集大军进剿井冈山。敌重兵压境，陈浩一伙已对革命完全丧失信心。加之敌十三军军长方鼎英曾任黄埔军校教育长，与是黄埔第一期学生的陈浩有师生之情。因此，陈浩致信方鼎英，策划叛变投敌。宛希先对陈浩一伙早有警惕，面对强敌，宛希先坚持率部东向井冈山，而陈浩则以团长身份强令部队南撤，为投靠方鼎英创造条件。由于南撤不得人心，部队行进速度非常缓慢。在离湖口墟不远时，队伍里由后向前传达了“毛委员来了，命令部队回湖口”的命令。

原来，对该部很不放心的毛泽东，此前专门从茅坪赶往茶陵。在得知部队南撤后，立即向南追赶。赶到湖口墟时，得知部队已向酃县方向进发，于是命令警卫员追上部队传达返回湖口宿营的命令。当天晚上，毛泽东召开营以上干部紧急会议，宛希先、张子清、何挺颖等义正辞严地揭露了陈浩一伙叛变投敌的阴谋。在事实证据面前，陈浩一伙不得不认罪伏法。

毛泽东率部返回井冈山后，在砻市召开军民大会，公开宣布处决第一团团长陈浩及徐庶、韩昌剑、黄子吉另外3名企图率部叛变的军官。

第四章　毛主席唯一的一次被捕

在斯诺的《西行漫记》一书中，记录了毛主席口述的，他在一九二七年九月间组织和领导秋收起义过程中，也是他一生革命中唯一的一次被捕和脱险的经过。对此毛主席只是谈了事情的大慨经过，没有具体的时间、地点和相关人员的姓名。

当时和毛主席一道从安源赴铜鼓指挥秋收起义的潘心源（时任浏阳县委书记），就是毛主席所说的“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的那个同志。在一九二九年七月二日写给中共中央的《秋收暴动之始末》报告中说：“我和毛泽东同志便赴铜鼓去指挥第三路工作。途中我被捕入狱，因此只剩下毛泽东同志一人赴铜鼓。”也没有具体时间和地点。

那么，这件事发生于何时何地呢？翻阅有关资料和著作，一致认为发生在湖南省浏阳市张坊镇的张家坊。如李占平、李淑琴的《毛泽东历险记》；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893—1949》；胡长水、李瑷的《毛泽东之路—横空出世》；杨庆旺的《毛泽东指点江山》；李新、陈铁健的《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黄允升的《毛泽东三起三落》；以及二00七年出版的张文杰、黄莺的《中国革命战争纪实—土地革命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卷》；刘秉重的《中国工农红军全传》；张琦的《雄才大略的统帅》；张福兴的《中国1927—解密八十年前中国政局的历史谜团》等著作，都持发生于张家坊的观点。

最早披露此事发生于张家坊的，是由肖克、何长工主编的《秋收起义》（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七月第一版）。该书说：“毛泽东同志为了准备和组织秋收起义，奔走于萍、醴、浏、铜之间。在从安源去铜鼓途中，曾在浏阳张家坊被地主武装团防军扣留。在押送县城后的路上，毛泽东假装腿痛，落在后边，又给跟在身边的团防军一点钱，借机逃跑，隐藏在一个水沟里，后遇见一个农民，从谈话中知道他是农协会员，请他帮助买了一双草鞋和一点食品，并带路到江西地界，于九月十日到达铜鼓。”

但是笔者认为，此事不可能发生于张家坊。

毛主席说他脱险后：“路上我遇到一个农民，他同我交朋友，给我地方住，又领我到下一乡。”毛主席所说的地方，就是江西省铜鼓县排埠镇华联村的吴家祠。当夜毛主席就住在吴家祠。“下一乡”就是排埠镇。现在这些地方都成为红色旅游点。

从张家坊到华联村的距离大约是二十九公里（五十八华里）。在一九二七年时，这里没有公路，只有一条古以有的商旅之路，这条路如毛主席所说，是一条“翻山越岭”的山路。毛主席说：“最后天黑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连夜赶路。”这说明了毛主席是在天黑之后，才从藏身处出走的。在九月分，在长江以南地区，天黑之后，应是夜七时左右。可以说，毛主席大约在夜七时左右开始赶路的。晚上走山道，没有照明工具，而且毛主席还说：“我没有鞋，脚损伤得很厉害”（在这里，得说明一下，一些著作说，是毛主席把鞋跑丢了。其实是缘于当地的一种风俗，认为把将要处死的人鞋子脱掉，这样他死后就寻不到回来复仇之路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每小时最多也只能走五华里路。从张家坊到华联村共五十八华里，大约要走十一个多小时。毛主席是从晚上七时开始赶路的，从张家坊走到华联村，应是第二天早上六时多了。这样就不存在毛主席所说“给我地方住”的事。所以说，从距离和走路所需的时间来看，这事根本不可能发生在张家坊。

那末这事发生于那里呢？笔者认为，发生于浏阳的双溪村至铁树坳的路上。这是湖南与江西两省交界之地，翻过铁树坳，就进入江西省地界了。在两省交界地设立关卡，是很正常的。毛主席从安源到铜鼓，一路经过不少的乡镇村庄，都能顺利通过，为何偏偏在两省交界处出事呢？这与湖南省国民党长沙卫戍司令部在九月六日截获长沙市中共组织给各支部关于中秋节举行武装起义的密令有关。八日，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下令驻省各军严加戒备，长沙和各县突击捕杀共产党和革命分子。而且当时浏阳工农义勇军就驻在铜鼓，故在浏阳至铜鼓路上的两省交界处设立关卡，严防外逃和渗入。

毛主席成功脱险之地应在浏阳的上洪。毛主席说，“在离民团总部大约二百码的地方，我才得到了机会，我在那地方挣脱出来，跑到田野去了。”“士兵们追捕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

上洪在当时是一个乡、镇级的村，是上洪乡政府驻地，是一个大村，设有民团总部是可能的。由于是一个大村，人口多，才有可能“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

从距离上看，由上洪到华联村的距离是十五华里多，需走三小时多。所以毛主席才可能在当夜到达华联村，并住了一宿。

毛主席是九月十日到达铜鼓的（见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七日苏先俊《关于浏阳、平江、岳阳作战经过报告书》）。所以此事发生于九月九日。

第五章　毛泽东在中央地位的确立与张闻天出局

毛泽东在中央权威地位的确立包括两方面：一是政治领导地位，二是党内理论界、文化界的统帅地位被党内各方公认。人们一般认为，遵义会议是毛泽东领导地位确立的标识，事实并非如此。延安时期，在毛泽东与王明的短暂会和后，负中央总责、且理论水平最高的张闻天“出局”才标志着毛泽东在中央地位的真实确立。

1938年前，王明的地位依然不可低估，虽然因为南方红军的挫败，共产国际已经承认了毛泽东的领导才能，但并未落实。比如，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对遵义会议及之后中共中央领导层的调整表示赞赏，但直到1938年7月王稼祥回国时，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才指示他找王明和任弼时谈话：告诉王：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请告诉王明，不要竞争了吧！故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线，王明、张闻天、张浩（林育英）等在会上做各方面主题报告的领导人（他们都有在苏联学习、工作过的经历）的报告中，一致肯定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会议号召全党“学会灵活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国际经验应用到中国每一个实际斗争中来。”王明在报告中明确号召全党团结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六届六中全会后，张闻天便将党内总负责的任务交给了毛泽东，此时毛泽东在权当的政治地位才确立。

而在理论方面，毛泽东依然处于外围。1939—1940年，王明发表和重版一系列自己的代表作，并在党内推行，影响不小；党内最有水平的理论家是张闻天。而张闻天本人的理论水平是权当公认的，连毛泽东也高度赞扬他理论水平非常高。他们都在苏联有过相当长时间的学习经历。延安整风一开始，“共产国际派”（这里不是宗派的意思，只说明他们理论学习中曾有一段相同的地域归属）阵容强大。如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12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王明、张闻天、王稼祥、博古、康生、陈云、刘少奇7人有过在苏联正规接受革命理论学习的经历，朱德、彭德怀、项英是常在前线的军事将领，理论方面影响有限。另两位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而后者在长征以前一直在中央工作，很大程度上执行过共产国际指示，同时又是缺乏中国基层工作经验的知识分子，这与毛泽东的工作经历有很大不同。于是，毛泽东对共产国际派的否定彻底而猛烈，如批评教条主义狗屎不如，狗屎可以肥田，教条主义肥田都肥不了。而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部分关键性的理论，如中共“二大”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定性；“八一宣言”的内容等，都直接来源于共产国际的理论。

毛泽东上述做法很重要的起因是为树立其工作方法扫清道路。矛头不仅指向来自共产国际的宠儿王明，也直指长期在中央负总责、理论建树颇多的张闻天。1941年3、4月，毛泽东为其将版旧作《农村调查》写了序言和跋，对原来中央工作作风进行批评，负责中央整体工作的张闻天自然属于被批评之列。同年夏，毛泽东又约康生、陈云、任弼时一起同张闻天谈话，他严厉批评张，说他一事不懂，偏要人家依，不依则打；不顾全大局，不自我批评等。紧接着又连续作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等，明确提出在全党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

张闻天诚恳而且言过其实地否认了自己：“过去国际把我们一批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的干部提到中央机关来，是一个很大的损失。过去没有做实际工作，缺乏实际经验，现在要补课。”他停止了实际工作，集中研究了党的历史和毛泽东的著作，并响应毛泽东号召，从中央几个部门抽调9名干部组成“延安农村调查团”，自任团长赴晋西北调查一年多，细致到如家禽的粪便分别有什么用等问题，写出了大量调查报告，颇有毛泽东许多调查文章的风格，放弃了以往的理论研究方向和方式。次年3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张闻天被调整出政治局书记处。

第六章　毛泽东进北京为何先住香山

香山，这是毛泽东发布渡江作战、解放全中国的命令的地方——周恩来。

1949年3月25 日，毛泽东和中央机关迁往北平后，香山被确定为临时驻地。毛泽东住进了香山的双清别墅，在这里毛泽东完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计划，指挥千军万马强渡长江，攻克国民党首都——南京。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在这里广泛接触各界民主人士，共同筹划新中国的未来。尽管毛泽东在香山的岁月很短，但他对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以至于极不情愿地搬进中南海。

1.住进香山。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率领中共中央机关、人民解放军总部，离开西柏坡迁往北平。3月25日到达北平西苑机场，驻进香山。将香山确定为中共中央在北平的驻地，对外号称劳动大学。毛泽东在这里度过了短暂而又忙碌的岁月。

在这段时期里，毛泽东就住在香山的双清别墅。

香山，位处北京西郊20余公里，是历史悠久的风景名胜区。山中林木繁多，松柏参天。晚秋时分，枫叶红遍，风景这边独好。临香山主峰魏公愁，西郊全景尽收眼底。香山更有唐、辽、金、元和明代的众多名胜古迹。在香山的最高处，有两块巨大的岩石，其形酷似“香炉”，再加之这里山势险要，早晨时分，远远望去云雾缭绕，袅袅升空，香山由此而得名。

如画的香山，有着许多美丽的传说……

相传很久以前，香山脚下住着勤劳的父女俩。他们相依为命，父亲每日上山打猎采摘野果野菜，女儿在家纺纱织布。

女儿名叫串红，身材高挑，模样俊俏，遍山的野花与她相比较，也黯然失色。她不仅人长得漂亮，而且还心灵手巧，能织下天上的五彩云。

在香山的密林深处，有一条大青蛇，偷走了千年的灵芝，修炼成蛇精。蛇精看到串红姑娘美若天仙，便生邪恶之意，想霸占她。

有一天，串红与她父亲一起出门，上山采药。不料蛇精瞧准机会，用毒液迷住了串红姑娘。父亲见状，舍身相救，被毒蛇推下悬崖摔死了。但是，毒蛇的所作所为被九玄娘娘发现，娘娘一怒之下把蛇精刺死。蛇精死后，化作一座小山，人们称之为青龙山，其被刺破的头部，就是现在的红山口。

娘娘除去了蛇精，用仙药救活了串红姑娘。串红姑娘醒来后，发现父亲不见了，便号啕大哭。哭啊！哭啊！她的嗓子都哭破了，顺嘴角流下一滴滴鲜血，洒在了她寻找父亲的路上。串红找遍了整个香山，终于在悬崖下边找到了父亲的尸体。由于悲伤过度，最后倒在她父亲的身边！

后来，在串红走过的地方，长出了一片片黄栌树。每到秋天，黄栌树的叶子就变成了红色的，漫山遍野的红叶胜似火海。人们都说，香山的红叶就是那位善良的串红姑娘的鲜血染红的。

中共中央、解放军总部及毛泽东进驻北京香山，这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因而，中共中央对此高度重视。早在1949年1月19 日，中央直属机关供给部副部长范离等人，就受命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西郊（当时西郊已解放），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迁平选择驻地。范离等人到达北平后，经过详细调查，提出了一个中央驻地选在香山为宜的初步意见，并向北平市市长叶剑英做了汇报。1月底，范离带着叶剑英同志给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昆的亲笔信，回到西柏坡向中共中央汇报。信中说：“范、刘（刘达）二同志侦察和研究的结果，我们认为地区的选择，以香山为适当，只需牵动一家慈幼院就可基本解决。”

2月3日，为确保驻地选址万无一失，中共中央再次派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一行13人赶赴北平，进行全面调查。到达北平后，在北平市警备司令员程子华的协助下，李克农等最后确定香山为毛泽东、中共中央、解放军总部的所在地，对外称“劳动大学”。2月8日，李克农给杨尚昆写了《来平后各项情况报告》中说：“昨日与平警备司令员程子华去香山一带看址，已决定住该地，林总已允调吴烈师为警卫部队，最近即可调至香山一带驻守，另调工兵二连帮助修理工作。”

驻地确定后，中共中央还专门成立了西柏坡转移委员会，主要负责人是杨尚昆和曾山。在北平打前站的李克农负全责，下设三个处：“劳大”筹备处，由赖祖烈主持工作，负责办理交涉、备置用具等事宜；“劳大”收发处，由王范主持工作，负责调查社会情况，布置警卫，办理机关来此人员的住地介绍等事；“劳大”招待处，由边纪忠、田畴主持，负责香山住地房屋修理、布置、租借、建设等事宜。范离专门负责筹备“劳大”全体人员供给事宜。

一切安排就绪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离开西柏坡，并于1949年3月25日进驻香山。

那么，为什么要把香山确定为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的驻地呢？当时主要考虑到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中央机关和中央首长毛泽东等人的安全。时下，北平刚刚解放，反动势力还未来得及彻底扫除，敌情相当复杂。众多特务潜伏于此，暗杀、绑架、打冷枪时有发生。并且，青岛尚未解放，以青岛机场为基地，国民党飞机很有可能随时来北平轰炸。香山地处北平西郊，离城区较远，又与西山相连，宜于警卫，便于防空。二是逐步过渡的需要。由于毛泽东等中央首长长期生活战斗在农村，对城市的生活环境还不太习惯，缺乏管理城市的经验，因此，无论是从生活上还是思想上都需要一个逐渐熟悉情况、学习新经验的过渡过程。临时驻在香山，便于从思想和生活等方面实现逐步转变，并为学习城市管理提供了一个过渡时间。三是房屋困难。北平解放不久，城内傅作义的军事机关尚未完全撤出，房屋比较紧张，环境极为复杂。而香山恰好有一个慈幼院，共3000多间房，作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及工作人员居住再好不过了。正因为上述几个方面的原因，促成香山成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临时所在地。

随着全国解放形势的迅速发展，6月15日，毛泽东离开香山到中南海，开始在香山、中南海两地办公，9月中旬，毛泽东迁居中南海。

毛泽东在香山期间，领导全党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实现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各项战略任务，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伟大使命。军事上，指挥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政治上同各民主党派一道协商，筹建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经济上，提出了新中国经济建设根本方针。香山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人民解放战争走向全国胜利过渡时期的指挥部。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香山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战争走向全国胜利的历史，是筹备召开新政协、建立新中国的历史。因此，在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第七章　毛主席鲜为人知三往事

1.就是不去官园。1966年以后，毛泽东住的地方是靠近中南海西门的游泳池。游泳池的房子是木质结构年久失修，又受邢台地震的影响墙体开裂，显得简陋不堪。周恩来和汪东兴商量说主席一辈子没享过福，决定在中南海外面为毛泽东建造一处住所，就是现在的“官园少年儿童活动中心”。这件事毛泽东起初并不知情。房子盖好后工作人员报告主席，说官园有一个新的住处，你去看一看吧。毛泽东不表态。连续讲了几次，主席还是没有表态。工作人员就总想动员他去，他们都希望主席能有一个更舒适、更安全的住处，同时也想改善一下自己的居住条件。在游泳池，吴旭君、吴连登等工作人员住在游泳池更衣室里，每间更衣室只有七八平方米，阴暗而狭小。搬到官园，工作人员也能换一个相对好的环境。

一次，主席和工作人员从人民大会堂出来，工作人员又一次跟主席提起官园的新住所。毛泽东说：“你们叫我去，我就去。”那天大家都挺高兴。马上通知，主席要到官园去了。后来车开到长安街口，主席突然说：“你们把我送进中南海，你们去。”从此以后，谁也不再提官园的事了。

2.一辈子不穿防弹服。文革期间，毛泽东的老战友和身边的工作人员非常担心主席的安全。“主席老想到群众中去，接触群众。”吴连登说。有一年国庆节，主席吃完饭兴致很高，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到天安门看放礼花去！”车开到纪念碑东南角的礼花燃放点，主席就下来了，参加晚会群众围上主席，高呼“毛主席万岁！”把当时陪同主席的张玉凤、吴旭君、吴连登、周福明等六七个工作人员也给挤散了。后来叶剑英担心毛泽东的安全，跟汪东兴说：“我们为了毛主席的安全，要给毛主席做一套防弹服。”汪东兴说：“叶帅，你还不知道毛主席的脾气，我劝你还是别做。”叶剑英说：“不，我们为了毛主席的安全，一定要做。你的任务就是我做好以后，送到毛主席那去。”

不久，汪东兴抱着做好的防弹服到中南海游泳池毛主席的住处，主席正在书房里看书，见汪东兴抱着个什么东西，就问：“你今天又送什么东西来了？”汪东兴说：“受叶帅之命，为了主席的安全，给你送一套防弹服。”主席把书放下，很严肃地说：“你们是怕人民群众，你们拿去穿，我毛泽东不穿。坏人想搞我搞不了，人民是不会搞我的。”

3.最后一个生日：面条全碎在锅里。1975年12月26号，毛泽东82岁生日，也是他最后一个生日，这是个凄凉的生日。事隔多年，吴连登披露了一件至今鲜为人知的故事。“那天，陪主席吃饭的只有张玉凤等两三个人。主席的餐桌也很简单，只是比平时多了几样菜。吴连登给田树滨师傅打电话的时候，老田正在电话边上守着。田树滨是中南海的面点师傅，面食点心做得特别好，主席生日的长寿面，每年都是田师傅给做。田师傅接了电话说‘哟，你现在才来电话，今天主席生日，我一直守在电话旁边哩。’吴连登说‘你过来吧。’田师傅拿上工具到主席厨房擀面条。没多久，主席说要吃饭。田师傅把面条下锅，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面条碎了，一节一节的，没有一根整的……这一幕惊呆了主席厨房的庞师傅、于师傅、韩师傅和吴连登。田师傅流泪了，说不得了了，从来没有这样的事，他这辈子从来没做过这样的面条。”吴连登强烈地感受到厨房里伤感的气氛。“外面都以为毛主席满面红光，其实我们知道主席的身体已经逐渐衰弱了，随着年龄增长主席渐渐有些体力不支，疾病伴随着他，他时常痛苦地咳嗽，吃饭的时候也容易呛着，也开始吸氧了……”吴连登说，“面条碎在锅里这是天意还是巧合，真的说不上是什么道理，但那的确是主席最后一个生日。”

主席吃饭的时间短菜又少，再擀面条肯定来不及。吴连登说，那就煮挂面吧。厨房里的挂面是师傅们自备的，因为主席吃饭的时间不固定，师傅们很有可能赶不上食堂开饭的时间，就在厨房自备了挂面以便充饥，没想到这时候竟派上用场。“主席临终也不知道这件事，他哪里知道这最后一碗长寿面不是手擀面而是挂面，但他吃得还是很香。”吴连登说。

第八章　毛泽东的秘书多劫难

毛泽东一生共有26位秘书，最重要的有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叶子龙、江青等几位。其中江青是毛的妻子，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均在毛泽东在世时被打倒过，而最惨烈的是田家英。他其实是毛秘书中最有智慧最有文才的一位。最后，他以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

1.田家英。延安时期，青年田家英投奔到“革命圣地”。他在抗大报上发表的抗日战争、历史、古典文学文章，毛颇为欣赏。后来，田家英被胡乔木、陈伯达等推荐给毛当秘书，毛让他写一份调查报告。田家英完成的调查报告，毛泽东看后连声赞扬。这样，毛就启用了田。当时，田26岁。

田家英的才华，一个小故事足可以说明。1956年9月15日召开的中共八大，毛泽东要致开幕词。讲稿先由陈伯达写，但陈写得太长，又离题太远，毛就叫田家英重新写一个。田家英用了一个通宵就写出来。毛的开幕词有一句话：“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句话后来成了“毛主席语录”，作为标语写在全国大街小巷，流传甚广。然而，这实际上是“田家英语录”。

但是，田家英是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有良心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20世纪50年代后期，毛的“反右”、“大跃进”、“打彭（德怀）”等做法，让田家英非常痛苦。借着毛让他调查的机会，他曾试图告诉毛社会真相。但毛不为所动。这样，到1963年前后，毛就不太信任他了。大约1966年前后，毛看中了戚本禹，也彻底放弃了田家英。这样，有了如下一幕：

在1966年5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在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时候，田家英也被划入批判对象，被停职反省。5月22日下午3点，在中南海的住所，安子文对田家英宣布了中央决定：第一，中央认为你和杨尚昆的关系不正常，杨尚昆已经被认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你要就此作检查；第二，中央认为你一贯右倾，现在我代表中央宣布，你立即停职反省，交清你保管的全部文件，明天搬出中南海，秘书室工作交给戚本禹负责。当晚，田家英挨批判。别人还扣他一条“篡改毛主席著作”的罪名。

晚上开完会，田家英回家连夜清理文件。他对妻子董边说，“我的问题是江青、陈伯达陷害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不相信这些坏人会有什么好下场！”正在这时，戚本禹打电话催促移交工作，激怒了田家英。5月23日上午，田家英在中南海内自杀身亡。他的临终遗言是：“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

可是，田家英的死显然没有唤醒毛。不久，在毛的亲自发动下，轰轰烈烈的文革开始了。

2.陈伯达。陈伯达是呆在毛身边最久的秘书，他当秘书时间长达31年。

陈伯达对毛有过救命之恩。应是1948年5月的一天，毛泽东在河北阜平县城南庄，国民党军队得到情报，派B-25轰炸机来轰炸。敌机越来越近，毛却不肯进防空洞。江青等人劝不了毛，陈伯达就去大声高叫：“飞机来啦！飞机来啦！”经这样一闹，毛才去防空洞。毛刚离开，敌机便扔下炸弹准确地命中院子。毛泽东的房子玻璃全震碎，墙也坍了。

但是，陈伯达不像田家英有才华，更没有田的正直良知。不过，陈伯达虽然比不上田家英那样有才，但也是一位难得的笔杆子。毛的七大报告，两次赴苏顾问、共同纲领宪法草案、八大报告、批苏共二十大文章、毛论十大关系、国际共运二十五条、七千人大会刘少奇报告、文革十六条等，都出自陈的手笔。

陈伯达的问题在于善于投机。对毛的一系列错误，起初他与田家英其实是认识一致的。但毛不愿意改正，陈伯达就立即转向，“效忠”毛。比如1959年庐山会议批彭之前，陈伯达在毛那里看过彭的信，当着毛的面就说信写得不错。几天后批彭开始，陈伯达、田家英等人都因为赞同彭德怀的信而“右倾”了。毛这时对陈伯达、田家英都不想失去，只不过借此敲敲他们的警钟。结果，陈伯达立即写文章，猛批彭德怀。

作为毛泽东的秘书，不时会对政局产生一些影响。这样，到了文革时，陈伯达的政治权力上升到极点，成为毛、林、周后的第四号人物，即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文革中，陈伯达成了政治打手，有意无意根据毛的政治意图制造一些冤案。

1967 年12月26日，陈伯达唐山演说：中共冀东地区组织（指解放前期）“可能是国共合作党，实际上可能是国民党在那里起作用，叛徒在那里起作用”。陈伯达的这一番讲话，便成为有名的“冀东惨案”。之后，包括唐山在内的整个冀东地区的新老党员，上至领导干部，下至村中的普通党员，许多人被戴上了叛徒、特务、内奸、假党员的帽子，使8.4万余人惨遭批斗，2955人被迫害致死。

只是到了中共九大时，由于周恩来、林彪、江青、张春桥、康生等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已是政治红人的陈伯达因自己的地位，不得不做出政治选择。他站到林彪一边。到了林彪逃亡之后，陈伯达就走进监狱，承担“林彪反党集团”的政治责任。还好，因为曾救过毛一命，陈伯达虽然身在监狱，物质生活却不错。

3.胡乔木。胡乔木，自1942年2月起担任毛泽东秘书，直至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爆发为止。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等文章，是经胡乔木整理、提供素材或润色才变得非常有文采的。比如《为人民服务》中的那句名言，就完全出自胡乔木之手：“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1961年初，毛泽东要胡乔木下去搞调查，目的是让胡带些实际证据来证明他的“反右”、“大跃进”是正确的。但是，和田家英一样，胡乔木交回的四份调查报告，其实都只能证明反右反错了，大跃进错了。毛很不高兴。恰在此时，胡乔木又多了一嘴，把刘少奇私下的谈反左的话说给毛泽东听。毛利用胡乔木的话做起他与刘少奇之间斗争的权谋文章，弄得胡乔木在两位政治人物之间里外不是人。胡乔木与田家英、陈伯达都不同。他选择的是逃避，请起了长病假。

文革中，胡乔木一家受到迫害，从1966年12月前后开始。1967年12月6日，胡乔木被正式列入“周扬专案组”，进行专案审查。“周扬专案组”属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室（简称“中专一办”），江青直接过问。此后不久，1968年2月，北京邮电学院造反派勒令胡乔木儿子退学，强迫胡乔木夫人谷羽签字。谷羽气恼、着急，不幸中风，半身不遂。胡乔木多少受到周恩来、毛泽东的一些关照，但并没有完全改变命运。

1975年，邓小平复出，胡乔木也跟着复出，任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任。1976 年邓小平被打倒，胡乔木眼看着也要重新遭难。此时，他通过自我检讨、写揭发材料过关，只求自保。这样，得罪了邓小平。这又有了后来邓小平复出，重新大度启用胡乔木的故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胡乔木起草的。

4.叶子龙。叶子龙，1935年年仅19岁的他就来到毛主席身边工作。从那时起一直到1962年，叶子龙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时间长达27年。叶子龙的麻烦源于所谓“窃听器事件”。

进城以后，叶子龙总想尽量地把毛泽东的话一字不漏地记下来，叶子龙想到了录音。1956年以前，机要室没有录音设备。叶子龙向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提出要求，经周恩来同意就有了录音机。文革中，叶子龙所做的这事，被说成秘密搞“窃听器”，是在毛主席身边“搞特务活动”，为“为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搞情报”。他为这样有“罪”了。

包括江青在内，毛的五大秘书都劫难重重。毛泽东的其他秘书，也多楚囚对泣，真闹不明白怎么搞的。

按叶永烈的查实，毛一生共有26位秘书。究竟有没有遗漏，那是史学家研究的事。下面是毛秘书的一些状况，若已查实有过磨难，则简要说明之。其中江华、周小舟、王炳南等人的遭遇，尤为凄凉。或妻离子散，或自杀身亡，人生之不幸，莫过于此。

5.江华。江华（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政治部秘书长，1928），文革前，江华已是浙江省委书记。文革开始之后不久，江华因病住院。1967年2月上旬，江华被造反派从上海华东医院里抓了回来，秘密关在浙江美术学院的“牛棚”里。幸被周恩来保护，江华被送至北京，未至严重迫害。但江华的妻子，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吴仲廉却被严厉迫害。当时江华夫妻分离，不通音讯。1967年1月19日17时左右，吴仲廉蹊跷地离开了人世。吴仲廉死后，法院内外大字报铺天盖地，说“吴仲廉畏罪自杀，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是走资派、叛徒、对抗文革……”1月27日，省市造反派还在人民大会堂广场召开了所谓“声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吴仲廉大会”。江华1975年至1983年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期间审判“四人帮”。

5.其他秘书的情况。古柏（1929—1933），曾挨王明整肃。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古柏未能参加长征任闽粤赣边游击队司令员。1935年3月6日在广东龙川上坪鸳鸯坑因国民党军包围战死，年仅29岁。

曾碧漪（1929—1933），古柏的妻子。

贺子珍（1929—1937），毛的第三任妻子。

谢觉哉（1932—1934），1971年病逝。

李六如（办公室秘书长，1932一1938），“文革”中受迫害，1973年含冤而死。著作有自传性小说《六十年的变迁》，被译成英、日等多种文字传世。

叶子龙（初为生活秘书，后为机要室主任。1935—1962，共27年），如前述。

张子彬（1936—1938）。

周小舟（1936.8—1938），1953年，周小舟任湖南省委书记。1959年在毛打彭中，因私下说了同情彭的话，立即被打成彭集团，批彭后变为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四人被打成“反党集团”。1966年，调入中科院广州分院的周小舟即开始被批斗。1966年12月26日早上，周小舟以安眠药结束自己的生命。

李一氓（1936），文革期间，李一氓被江青和康生等人迫害，投入秦城监狱。1974年，李—氓才结束6年的监狱生活，到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邮当副部长。

张如心（1937），“毛泽东思想”一词的发明人之一。

李井泉（1938），曾任四川省委书记，三年大饥荒四川饿死人较多，原因在于他的极左思想。文革中李井泉遇到了比他更左十倍的红卫兵、造反派，被斗得家破人亡：夫人肖里在揪斗中头发全部被扯光，最后含冤自杀；一个儿子因为反对中央文革，被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殴打致死。

第九章　毛泽东和江青之间常人很难理解的关系

北京的政治“铁三角”不复存在，林彪的毛家湾消失了，只剩下毛泽东、周恩来的中南海，和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钓鱼台。

忽地，在钓鱼台不见康生了。虽说那里的八号楼仍保存着康生的住房，但是，他搬回家去住了——他的家，在北京旧鼓楼大街西侧的小石桥胡同。

康生为什么离开钓鱼台？此人堪称老奸巨滑。他从林彪、陈伯达的垮台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已是仅次于毛泽东、周恩来的第三号人物，却自知“高处不胜寒”，说不定会成为下一次党内斗争中的林彪、陈伯达。何况，步步上升着的江青，迟早会嫌他碍手碍脚。经历了一次次党内斗争的康生，深知其中的奥秘。他称病在家，虽说他也确实有那么一些病。

康生朝后缩，江青向前进。随着毛泽东写给她的那封信的印发、传达，她的自我感觉越发“良好”，何况，江青的个性向来是好胜争强的。由于康生称病，她实际上迈入了第三号人物的地位——仅次于毛泽东和周恩来了！

北京传言颇盛：“江青要当副主席啦！”

其实，江青岂止是要当副主席，她还要当主席哩：因为她比毛泽东小二十一岁，比周恩来小十六岁，比康生也小十六岁，何况她有一张万夫莫敌的“王牌”——毛泽东夫人！虽说她没有上过井冈山，没有爬雪山、过草地，却也住过延安窑洞，吃过小米，跟随毛泽东转战过陕北。她不是“三八”式，是1933年的中员，论资历也还是过得去的……她在中共九大时，便要争当副主席。眼下，林彪死了，陈伯达倒了，康生“病”了，她怎不跃跃欲“上”呢？

1972年1月11日《人民日报》所载报道《首都隆重举行追悼陈毅同志大会，伟大领袖毛主席参加了追悼会》，清楚地显示了江青的政治地位。报道在提及“伟大领袖毛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之后，紧接着提到的便是“政治局委员江青”。《人民日报》的报道，明明白白地把江青排在第三号地位。

陈毅的去世，使江青又少了一个政敌。但两个多月后—3月26日，江青失去了一个得力的政治伙伴，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等一系列要职的谢富治病逝了。江青亲手“培养”的张春桥和姚文元，此时成了她政治上最为重要的“嫡系”力量。在中内，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地位仅次于江青。当时的外电，称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为“文革新贵”。他们借着“文革”发家，平步青云，登上了权力的巅峰。

张春桥的自我感觉也极为“良好”。在庐山，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张春桥成为林彪、陈伯达一伙集中攻击的目标。如今，林彪、陈伯达一伙成了反革命集团，张春桥受他们攻击，成了不可多得的政治资本。张春桥不时估计着自己的政治前途：要么成为党的副主席，要么当国务院总理。

姚文元自从陈伯达倒台之后，取而代之，成为中国的“舆论总管”。这位以评《海瑞罢官》而一鸣惊人的“秀才”，对江青言听计从。他深知“第一夫人”的力量。他当年正是在上海骑着自行车前往锦江俱乐部，见到了这位“第一夫人”，才得以直上青云。

三位“文革新贵”踌躇满志。尤其是毛泽东、周恩来明显地衰老了，他们益发为自己的“年龄优势”而兴高采烈。不言而喻，中国未来的权杖，必定落在他们手中。江青早在中共九大前就声言自己“有掌握国家全盘领导的能力，就是许多人不了解我”，此时江青更是要“掌握国家全盘领导”了！

1972年2月21日上午十一时三十分，锃亮的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降落在北京机场，成为举世瞩目的时刻。这时正是美国东部标准时间星期日晚上十时三十分，收看电视的黄金时间。中美双方精心挑选了这一时间，让美国总统尼克松和中国总理周恩来握手的时刻，出现在大洋两岸数以亿计的电视荧光屏上。

中美关系的冰河，从此解冻。尼克松到达北京才四个小时，毛泽东便出乎意料地迅速会见了他。这是毛泽东临时决定的，虽然事先双方商定的程序表上列有这一最重要的会见，但没有确定时间——因为毛泽东正在病中，中国方面无法事先定下毛泽东何时能够会见尼克松。

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及他目击的毛泽东病态：他身体的虚弱是很明显的，我进去时，他要秘书扶他起来。他抱歉地对我说，他已不能很好地讲话。周（引者注：指周恩来）后来把这一点说成患了支气管炎的缘故，不过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中风造成的后果。他的皮肤没有皱纹，不过灰黄的肤色看上去却几乎像蜡黄色的。他的面部是慈祥的，不过缺乏表情。他的双目是冷漠的，不过还可以发出锐利的目光。他的双手好像不曾衰老，也不僵硬，而且很柔软。不过，年岁影响了他的精力。中国人只安排我们会晤十五分钟。毛完全被讨论吸引住了，因而延长到一个小时，我注意到周在频频地看表，因为毛已开始疲乏了。

尼克松还描述会谈结束时，毛泽东显露的病态：毛陪我们走到门口。他拖着脚步慢慢地走。他说他身体一直不好。“不过你气色很好。”我回答说。他微微耸了耸肩说，“表面现象是骗人的。”尼克松的目光是异常敏锐的，毛泽东确实在病中。就在几小时之前，毛泽东还不是出现在电视镜头上的“光辉”形象：他的头发很长很长，胡子也好多天没有刮了。急急召来理发师“突击”，给他理了发、刮了胡子，换上新做的“毛式”衣服，他这才变得“容光焕发”，才变成观众们熟悉的往常的形象。只是他的那双脚，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他的脚肿得很厉害，以致穿不进原先的鞋，不得不新做了一双格外肥大的圆口黑布鞋。尼克松注意到了他步履蹒跚，但他肿胀的脚被宽大的裤子遮住了。

毛泽东的体质是不错的。虽说他年轻时得过肺病，但后来一直很健康。1971年林彪的严重挑战，使他的精神颇受打击。“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开始患病。他的沙发之侧，总要放着痰盂了，起初是感冒，转为支气管炎，转为大叶性肺炎。

考虑到毛泽东在病中，定于1972年1月10日下午举行的陈毅追悼会，没有安排毛泽东出席。毛泽东看到了有关陈毅追悼会的文件，于1月10日中午突然决定出席追悼会。当时时间已很紧迫了，他连睡衣都未换下，只是套了一身“毛式”外衣，就上车直奔八宝山公墓礼堂。

回来后，毛泽东显得异常疲乏。过了些天，毛泽东竟突然休克！周恩来闻讯，火速跳上轿车，从中南海西花厅赶来。他竟由于过度的紧张，许久下不了车！毛泽东是由于肺心病伴严重缺氧，导致休克。他的护士长吴旭君首先发现险情，马上告知毛泽东的随身服务员张玉凤，急请大夫。医生们随即赶来。心脏病专家胡旭东上前用手放在毛泽东的鼻孔处，发现呼吸已经停止。他马上采取了紧急抢救措施，对毛泽东进行人工呼吸。胡旭东原是北京阜外医院心内科主任，因医术高明，进入中南海，成为毛泽东的保健医生。

几分钟之后，毛泽东的心跳恢复了，救护车也赶到了。毛泽东终于从休克中苏醒。他在病中仍不失风趣，说道：“我好像睡了一觉！”

毛泽东这次休克，表明七十九岁的他，已明显地在走下坡路。毕竟岁月不饶人，他老了！虽然报上仍用“神采奕奕”之类仿佛他的“专用词”来形容他，虽然“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口号声仍响彻中国大地，但是自然规律无法违抗，毛泽东已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了”。

在抢救毛泽东时，周恩来说了一句动情的话：“这个国家的担子，我担不起来，不能没有主席。”那时，正处于美国总统尼克松准备访华之时，毛泽东和周恩来正忙于准备那历史性的会见。然而，毛泽东在病中，无法事先安排他和尼克松会面的时间。正因为这样，在尼克松到达北京之后，毛泽东突然决定立即会见他，把身边的工作人员忙得团团转。

当毛泽东病倒时，在他身边护理的，除了护士长吴旭君，便是张玉凤了。

张玉凤本是毛泽东专列上的服务员。1968年，二十四岁的她，和在铁道部工作的刘爱民结婚。不久，她生下了一个女儿。香港《文汇报》记者阮纪宏的《张玉凤回忆在毛泽东身边的日子》（注：连载于1988年7月23日至25日香港《文汇报》。）一文中，记述了张玉凤进入中南海的经过：

1970年7月的一天，张玉凤在北京专列处照常打扫着车厢随时候命出发。列车长及副书记来到她跟前，问张玉凤工作什么时候能完成，通知她去中南海一趟。早上十一时，张玉凤带着战战兢兢的心情来到中南海，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及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接待了张玉凤，问她是否愿意到中南海当服务员。

在疯狂的文革年代，在一般人心目中，能够到毛泽东主席身边工作是一种多么崇高的荣誉，多少人梦寐以求而不可得。在这种信念的支配下，毫无一点心理准备的张玉凤一口便答应下来，可不管怎样，当时二十七岁的张玉凤是无法估计接受这份工作，对她以后的人生将会产生什么影响的……

就这样，张玉凤从毛泽东专列上的服务员，进入了中南海，在毛泽东身边当服务员。那时，毛泽东已不住在丰泽园——1966年上半年，毛泽东几乎不在北京，当他在7月18日回到丰泽园，发现园内所有的房子都修茸一新，正房向阳一面还新修了一道双夹道走廊，安上双层玻璃。毛泽东大为不悦，因为这样的修缮未经他同意。他搬到中南海怀仁堂东侧的房子里去住了，一直住到1976年唐山大地震，住了十年。江青则在钓鱼台另住。

毛泽东的新住处，人们通称“游泳池”，因为他住在游泳池旁。那游泳池是毛泽东用《毛泽东选集》的稿费修建的。喜欢游泳的他，这样不出中南海也能游泳。游泳池分室内、室外两个。毛泽东住在室内游泳池之侧。他的住处，有一间不大的卧室，另有一间大厅，那是书房兼客厅。电影、电视和新闻照片中常常出现的，就是那间大厅。

张玉凤进入中南海不久，便遇上毛泽东患病。毛泽东的生活便由她细心地照护着。江青在公众场合，总是要把这句话挂在嘴边：“我代表毛主席向同志们问好！报告同志们好消息，毛主席的身体非常健康！”实际上，江青已经不大来中南海。她在钓鱼台建立她的“独立王国”。只是由于“毛泽东夫人”是她的政治护身符，所以她总是要以毛泽东夫人的身份对公众发表讲话。对于她来说“毛泽东夫人”的身份，比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更为重要。

其实，江青当时并不能随便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吩咐，没有他的同意，江青不能进入中南海游泳池旁他的住处。当时担任毛泽东的警卫战士陈长江曾回忆说：江青见主席必须经过批准。有一次，江青来几次电话要见主席，主席坚决不同意。我给游泳池南台检查站和北大门的哨兵交待了，没有得到命令批准，不开大门。

可是这次江青自己闯了来，气氛十分紧张。哨兵从小门往外看，见她向门口走来，板着脸。江青对哨兵说：“不要通知，我不到主席那里去，我到里面看看卫生。”

当时年轻的哨兵，也不好用手挡她。她在室外游泳池转了一圈，踱进室内游泳池北门，执意要看室内卫生。当时，我和办公室副主任张耀祠在，见江青进来，预感风暴就要来临。果然，她见到了张耀祠就大骂：“你老糊涂了，不尊重我！”“哨兵为什么不让我进？”她头也不回往里走，我们又不好拦，眼巴巴地望着她走过南面小门拐进主席卧室。我心里有点儿紧张，主席吩咐过没有他的批准，不准江青进来。

主席发火了，把汪东兴主任找了去，问：“为什么不把江青挡住？她和其他人一样，没有我同意不能来。”

汪主任连夜把张耀祠、我及另一位同志找来，共同研究，确定下一条：任何人不经主席同意均不能进来，江青也一样。我当时做了检查：没有给哨兵和值班同志下死命令，让江青钻空子，总认为江青是主席的夫人，不敢挡，没有当做是一项工作任务。我要吸取这次教训，坚决执行任务，加强责任心，保证主席绝对安全。（注：陈长江口述，李忠诚、伏慧敏执笔，《跟随毛泽东二十七年一个警卫战士的自述》。）

江青知道张玉凤成了毛泽东身边的服务员。张玉凤回忆江青如何对待她：毛泽东患病时的医护工作由汪东兴、张耀祠同志领导，同时，也有周总理的支持。经医护人员精心治疗以及毛主席的积极配合，他的病总算一天天好起来。开始，江青与很多当时的领导干部一样，并不知道主席的病情。后来，她知道了消息，便说：“主席的体质是好的，怎么可能病得这么厉害，你们谎报军情！”还说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和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的领导同志是“反革命”、“特务集团”。

按理说，江青身为毛主席夫人，又是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应该对为毛主席健康付出了用语言无法形容的辛劳的人们充满感激之情。谁知她不仅没有给予鼓励与感激，反而扣上这个可以置人于死地的罪名。说实在的，那个时候听了江青这番话真让人感到寒心、紧张、茫然不知所措。事后，中办的负责同志将这一情况报告了毛主席。

有一天，周总理陪江青来探望康复不久的毛主席，一起前来的还有汪东兴同志。毛主席是了解人、理解人的，他当着总理、汪东兴的面对江青说：“你说这些人（原注：指毛主席身边工作人员）是‘反革命’、‘特务集团’，你知道这个集团的头子是谁？那就是我。”并用手指着自己。毛主席这句话不仅保护了我们这些无名之辈，也使身为政府总理的周恩来同志如释重负。

江青挨了主席的批评之后，心头的火无处发泄，她出得门来，便向我开火。她说：“你不懂医，又不是护士，走路这么重，一阵风吹着我了。”我赶忙告诉她：“在这里，主席有规定，走路要响一些，好让他知道有人来了，免得他不知道给吓着。”

江青当着总理、汪东兴，还有五六个工作人员的面，厉声指责我：“你狡辩！”周恩来总理为了不使这一状态持续下去，便走过来对我说：“你认个错吧。”也许，我当时作为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不知自量地回答“首长”责问，也是该挨批评的。我的头脑真的就是这么简单、直率，不知利害。

后来，发生了毛泽东休克事件。当时，并没有告知江青。当毛泽东醒来后，张玉凤这样回忆：我们把周总理、汪东兴请到主席面前。主席说：“谢谢你们。”并邀他们两位一起到沙发上坐坐。他们问主席：“是否把刚才的情况告诉江青？”主席看看大家，又看看总理，说：“不要告诉她，告诉她只会添麻烦。”江青在毛主席心目中的形象，便是如此，这是常人很难理解的，我们也不很理解。因为普通人的家庭，这种情况不是太多。

张玉凤的回忆，生动而逼真地勾画出当时毛泽东和江青之间“常人很难理解”的关系。

第十章　陈毅和毛泽东的一段宿怨

一九二九年四月，中央派遣刘安恭带来了“二月来信”信中散发着悲观的情绪和失败主义的苗头，加上刘本人是从苏联回来，对国内革命的情况丝毫不了解，下车伊始，瓦砾哇啦的指责苏区的工作右倾的同时开始有意图的搅浑水。这时，红四军内部已经出现小范围的裂痕，毛泽东和朱德因为工作上的分歧进而演化为一些争执，这被下面人看到，很快在军内分化成拥毛派和拥朱派，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因此，四军前委决定召开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来解决类似的问题。没有想到这个出发点很好的会议竟然演变成党史上的一个悲剧。

陈毅适时的职务是红四军前委书记（代理），陈毅对于毛泽东在上井冈山以后一直比较崇拜，他把毛泽东比作党内的法正，说是“润之若在，必定能够阻止部队南行”（此话说于1928年6—、2月间，是针对第二次湘南起义后红四军的分裂）。所以，此次党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毛泽东特意找到陈毅，请他出面肯定一下毛泽东在四军中的历史地位和功绩。毛泽东没有想到他的提前打招呼不仅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反而向他的最初的设想的相反方向滑行。

陈毅此刻的想法据他后来自己说：“我总觉得，既然是开会解决问题，就应该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而不是事先定了调子，等候大家的补充，而且，我当时认为，四军是党的军队，不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军队，毛泽东同志的缺点和错误在四军中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公开的讨论，于是，也就采取了一些激进的手段……”（陈毅在延安七大预备会议上的发言）。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二日，七大召开，谁也没有想到，年轻的陈毅代书记，在讲完革命形势以后，公开对朱德、毛泽东同时开火，把他们说成了红四军之所以问题多多的根本原因，这样一来，不仅是毛泽东坐不住了，连朱德也是出乎意料。陈毅对毛泽东的指责是比较厉害的，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些讲话，按照极左的观点真是不折不扣的反党言论。陈毅说：“毛泽东同志是家长式管理，搞得是一言堂，谁也说的不对，只有他说的对，他说马克思主义要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联系，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低估和信任不够，是认识模糊。为什么调查研究之后便有了发言权呢？因为他的所谓调查研究就是背后收集你的材料，党员放个屁也是香的，群众的意见就是右倾？说毛好的就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陈毅话锋一转，接着批判朱德：“朱德是旧军队里面出来的，江湖义气浓厚，什么都是一帮一伙的，搞的是家天下，不得人心。从来不重视政治思想工作，总以为自己就可以包打天下，那么，还要党干什么？”最后，把刘安恭也是臭批一通。陈毅最后说到朱毛的矛盾，指出：“你们朱毛吵架，一个晋国，一个楚国，我是郑国，是小国，夹在中间进退两难，我是进出之间为难，两大之间为小。我跟着谁走？站在哪一边？我就是怕红军分裂，所以，请你们高抬贵手，尽快和解为上（听众大笑）。”

会后，朱德表态：“陈毅同志对我个人的批评从公不从私，我现在不辨。如果是对的，对我有好处的，我会考虑，如果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是不正确的。”毛泽东则没有朱德那样的涵养了，他是异常恼火，不停的吸烟。一言不发。陈毅的发言引起了红四军多数官兵的赞同，更加出乎毛泽东、朱德的意料，会后的选举结果一出来，毛泽东、朱德都是落选，而慷慨激昂的陈毅居然被选举成为前委书记。按照罗荣桓、陈毅、毛泽东、罗瑞卿、萧华、谭政等人的回忆，其实，最后关头只是差陈毅的一票，结果陈毅把这一票投给了他人而非毛泽东。陈毅虽然宣称自己是过渡内阁，但是，毛泽东气愤难平，离开四军到了蛟洋去养病。

这件事给毛泽东、陈毅一生的交往留下了巨大的阴影，毛泽东一生最恨以下犯上，而在他的一生中唯一一次的以下犯上最后得逞就是这一次党代会，红四军是毛亲手开创和建立的，是 他赖以生存的枪杆子，陈毅的夺权和突然袭击让毛泽东备受刺激。虽然此后毛泽东在宁都会议和最高三人团面前折腰，但毕竟他们是代表中央的，而在井冈山这块毛泽东自视为禁脔的自留地上，陈毅公开把他赶下了台。使他难以容忍。此事后来经过毛泽东口中说出的就不下十次，成为陈毅历史上反对毛主席的最大罪状，也是陈毅的最大的历史包袱。毛泽东是恩怨分明的人，他特别是在非常时期特别注意身边人对他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忠诚态度，一经发现动摇，此人很有可能就此废弃。至少不会得到亲信。

一九二九年七月，中央要求红四军派代表参加在上海召开的军事会议，陈毅邀请毛泽东参加，被毛泽东一口回绝。陈毅说的很诚恳，但是，毛泽东余怒未息，他说：“你们搞的那个七大的做法我坚决不同意。我不能随便的就跟你回去。”此后，中央听到四军内部的矛盾重重，立刻派周恩来、李立三、陈毅组成三人协调委员会，专门解决红四军的问题。陈毅没有因为受到毛泽东的冷遇而对毛泽东的过去持有偏见，他负责起草的党史上著名的“中央九月来信”中高度的赞扬了毛泽东对于创建井冈山和四军的丰功伟绩。同年22，陈毅到粤北见到朱德，朱德告知陈毅原来陈毅去上海以后，毛泽东专门写了一封针对陈毅的信在四军中广为散发，信中写道：“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此为陈毅视作眼中钉，陈毅让我作八面美人四方讨好我办不到，我不能回来是陈毅不让我回来，他的路线问题不解决我如何回来？”（此信存于中央革命军事博物馆）当晚，陈毅传达中央九月来信，同时再度请毛泽东出山。

十一月四日，陈毅写信给毛泽东，坦诚的承认了自己的鲁莽和孟浪。十一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朱德、陈毅的第三次恳请下回到红四军。十二月二十八日召开著名的古田会议，陈毅主持，毛泽东再度当选前委书记。

作为此事件的始作俑者，陈毅以后不知道因为这个做了多少次的检查、反省、自责，直到晚年这项繁剧的工作仍然在进行着。他的努力还债还体现在逢人便说自己当年的幼稚和糊涂，以求得毛泽东的谅解。值得一提的就是延安七大的预备会议上，康生突然发难，指责陈毅的这一历史疮疤，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都默默无语，听任康生的咆哮。最后还是任弼时看不过眼制止了康生，会后陈毅做了长篇的陈述，再度把自己推上被审判的位置。直到毛泽东以胜利者的姿态肯定了陈毅的在苏北的抗日功勋才结束。

文革中二月逆流的时候，林彪点了陈毅的名，他说：“陈毅历史上就是反对主席的，这次又跳了出来，说明是死不改悔。”巧合的是庐山会议上，林彪翻车，谢富治等人指责二陈合流时又把这件事提了出来。陈毅只有默然检讨。

第十一章　毛泽东晚年自我总结：我一生干了两件事

我在2003年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下》看到如下的记载：

1975年10月1日国庆二十六周年到来时，那天上午，毛泽东没有看书，也没有睡觉，独自靠在床头上，静静地想着。突然，他自言自语道：“这也许是我过的最后一个国庆节了，最后一个‘十一’了。”他随即转向身边的工作人员，平静地问：“这可能是我的最后一个‘十一’了吧？”工作人员说：“怎么会呢？主席，您可别这么想。”毛泽东认真地说：“怎么不会呢？哪有不死的人呢？死神面前，一律平等，毛泽东岂能例外？‘万寿无疆’，天大的唯心主义。”

1976年初农历除夕之夜是毛泽东度过的最后一个春节。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张玉凤回忆道：“毛主席这里没有客人，也没有自己家的亲人，只有几个工作人员陪伴着他，度过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春节。”“他在这天，依然像往常一样在病榻上侧卧着吃了几口他历来喜欢吃的武昌鱼和一点米饭。这就是伟大领袖的最后一次年饭。饭后，我们把他搀扶下床，送到客厅。他坐下后头靠在沙发上休息，静静地坐在那里。入夜时隐隐约约听见远处的鞭炮声，他看看日夜陪伴他的几个工作人员。远处的鞭炮声，使他想起了往年燃放鞭炮的情景。他用低哑的声音对我说：‘放点炮竹吧。你们这些年轻人也该过过节。’就这样，我通知了正在值班的其他几名工作人员。他们准备好了几挂鞭炮在房外燃放了一会儿。此刻的毛主席听着这爆竹声，在他那瘦弱、松弛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我们都明白，主席的这一丝笑容，是在宽慰我们这些陪伴他的工作人员。”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给干部作报告

这段时间内，毛泽东喜欢怀念往事，常谈起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的事情，愿意看这方面内容的电影。一次，银幕上伴随着高昂雄壮的乐曲，出现人民解放军整队进入刚攻克的某城市、受到市民们热烈欢迎的场面。渐渐地，毛泽东开始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先是阵阵抽泣，随即失声大哭，工作人员只得将他搀扶退场。有时，他还要来一些旧照片反复看。据工作人员回忆，对两张旧照片，毛泽东看得津津有味：一张是他穿着打补丁的裤子在延安给一二O师干部作报告（1942年），另一张是他骑马行军于转战陕北途中（1947年）。

从这年5月起，毛泽东的病情不断加重，身体极度衰弱。6月初，他突患心肌梗塞，经过及时抢救，才脱离危险。这一年，毛泽东在他的住地召见华国锋等，又一次谈到自己一生中的两件大事。他说：“人生七十岁古来稀，我八十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和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唧唧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都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关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谈话，我曾经得到过一个关于这个谈话的两页的材料，我完全记不起来是怎样得到这个谈话的，又没有看到书面的来源，它的真伪我没有把握。现在我看到了新出版的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逄先知、副主任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最后一节“临终的日子”，其中根据张玉凤的一篇文章，把这件事情写得很清楚，我看是真的，是他的政治遗嘱。讲了他的一生，也讲了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态度。

毛泽东同志这番话，充分表现出他的复杂心态。他把“文化大革命”列为自己一生当中做的“两件大事”之一，对毛泽东同志这个说法，我以为“显然是不适当的，也不符合实际”。但是我以为是准确的。《毛泽东传》说“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在他心中的分量是多么重。明知对这场‘大革命’‘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而他自己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怎么交这个班？”我个人觉得他没有如《毛泽东传》所写“感到深深的忧虑和不安”，而是对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情的观点至死不变。

这年6月下旬，也就是毛泽东这次谈话之后不久，毛泽东同华国锋谈话时，写下“国内问题要注意”几个字。这是他生前所说的最后一句话。“国内问题”指的是什么呢？他没有具体说明。“四人帮”抓住这句话大做文章。1976年7月间，王洪文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称：毛主席最近指示“国内问题要注意”，我看国内问题还是要批邓。全国运动有几种情况，一种搞得好的，一种比较一般，还有一种是问题比较多的。这后面两种，占全国多数，都需要解决领导班子问题，特别是第三种不解决不行。国务院有些部，军委有些部门，也是这样。解决的办法要像有的部已经做的那样把主要领导干部换掉。对王洪文的这种“解释”，毛泽东同志没有作任何答复。

1976年7月6日，毛泽东同志又一位老战友、德高望重的朱德在北京逝世。江青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追悼会，我在远处看见她。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江青。过去还算好看的江青，现在是一个丑八怪了。

第十二章　毛泽东晚年工资404.8元

核心提示：毛泽东根据那份材料统计的情况做出决定，凡是他身边工作人员收受的土特产一律作价，从他的稿费中向有关省市退赔，共计3万多元。

晚年的毛泽东有位鲜为人知的管家。毛泽东时而称他“同志”，时而称他“我那盏不灭的灯”。这位管家姓吴名连登，江苏盐城人氏，陪伴着毛泽东度过了整整12个春秋，直到1976年9月将这位领袖的遗体护送到人民大会堂为止。

从天安门城楼走马上任

1964年国庆，天安门城楼大厅。“主席，您要找的吴连登同志来了。”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领着吴连登，向正坐在沙发上抽烟的毛泽东报告。毛泽东望望吴连登，对他笑笑说：“我们见过，就是那个盐城人嘛！”原来，早在1960年，吴连登就由家乡调到中央办公厅服务处，分配在人民大会堂工作。这个19岁毛头小伙，个头不高、开口就笑，洋溢着穷人家孩子那种勤快和淳朴。久而久之，毛泽东也就记住了这位盐城人。“我请你到我家里帮帮忙，行不行啊？”毛泽东商量的口吻很随和。“我……我……做得不好，要请主席……多批评。”毛泽东摆摆手：“我那里要说事情多，有时也真的多，有时也没有多少事情。”“我一定好好工作！”他立即保证。

吴连登到主席家“帮帮忙”的头几年，仅是做一些杂务：搞搞卫生，收拾收拾主席卧室的衣物啦，整理整理主席的图书啦，再就是管理主席家唯一的杂品房，也就是吴连登称之为的“仓库”。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这个“中国一号仓库”，比今日县委书记们的储藏室还要寒碜。一没金银首饰，二没豪华服装，更没有外国元首赠给毛泽东的任何一件礼品。“仓库”里排着几只木柜，里边放着这样四部分物品：一是毛泽东的旧衣旧鞋旧袜和几套供换洗的衣服；二是毛岸英的一些书籍及衣服等遗物；三是江青的一些衣物；四是一些很小的布头、破毛巾、小球毛线等。

吴连登是1968年担任毛家管理员的。他管理啥呢？这么说吧，在主席家，几乎没有他不管的事。他要负责管理毛泽东、江青的工资及日常支出；他要负责毛泽东的衣食住行，保证安全；他要跟随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不离左右；他要管理江青和孩子们的家务杂事……

他刚到主席家，就听毛泽东说：“我们相互之间要称同志。这种感情比什么都深。”平素有事，毛泽东总是一口一个“吴连登同志”，江青则叫他“管家的”。按主席家家规，李敏、李讷等叫他“叔叔”。

主席家也曾有“整风”

吴连登初进主席家，虽说国家已度过困难时期，但日用品依然严格按计划供应。别的都好凑和，就是这肥皂——吴连登每月仅有可怜巴巴的半块，洗脸洗澡洗衣都得用，实在不够。当然，若以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身份去搞点，别说半块，就是10条也不费吹灰之力。可是，这是被毛泽东严令禁止的。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耳闻：他身边工作人员收了地方一些诸如水果、茶叶、丝绸等土特产。这天，他将跟随他长征、时任江西省副省长的汪东兴召上庐山，指示道：你回来吧，主管第一办公室。你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风！汪东兴回到中南海后，对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认真进行整风。通过调查研究、批评和自我批评，摸清收受土特产问题，形成一份材料呈报毛泽东处置。“我的话你们就是不听，遇到暂时困难都过不去，脱离了群众。你们统统给我滚蛋，还是回到人民群众中去！”毛泽东大发雷霆，说到做到。不久在汪东兴的主持下，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人员调整。事情到此并没有打住。毛泽东根据那份材料统计的情况做出决定，凡是他身边工作人员收受的土特产一律作价，从他的稿费中向有关省市退赔，共计3万多元。工作人员们虽然没掏腰包，但毛泽东这一有理有节有情有义的举措，对他们乃至吴连登这些后来者的教育却是延绵不断的！

第十三章　毛泽东评价的诸葛亮

司马懿，字仲达，河内温县人。少时聪颖多智，有奇节，常感慨天下之乱，有忧天下之心。曹操闻之，纳为谋士。曹丕即帝位，委懿参与枢机政务。魏明帝时，拜为大将军。明帝太和五年（公元231年），诸葛亮北侵魏境，明帝对司马懿说：“西方有事，非君莫可付者。”命懿征讨诸葛亮，亮败退。明帝青龙二年（公元234年），诸葛亮率十万大军出斜谷（今陕西省眉县西南），筑防于渭水南原。明帝命司马懿抵御蜀军，诸将议驻守渭水北岸，以待蜀军渡河来战。司马懿指出，百姓积聚皆在渭水南岸，此兵家必争之地。于是引军而济，背水为阵，与蜀军对峙。司马懿对诸将说：“亮若勇者，当出武功，依山而东。若西上五丈原，则诸军无事矣。”认为此时诸葛亮上策是兵出武功（在今陕西省咸阳市西、渭河北岸），沿山东进；下策是西上五丈原（在今陕西省眉县西南斜谷口西侧），北渡渭水。诸葛亮不识兵略果然西上五丈原，懿料其必败。诸葛亮大军远道而来，利在速战，司马懿坚守不出。诸葛亮多次挑战，诸将欲与亮战，司马懿皆不从，按兵不动，静待其衰。亮无奈派人送给司马懿“巾帼妇人之饰”，以激怒司马懿出兵应战。诸将皆怒，欲与亮决战。司马懿知亮计已穷，佯装大怒上表朝廷请求决战，朝廷不允，并派骨鲠之臣辛毗杖节监军，不许魏军出战。司马懿的弟弟司马孚来信询问战事，司马懿复信道：“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虽提卒十万，已堕吾画中，破之必矣。”认为诸葛亮不通兵略，必败无疑。诸葛亮与司马懿对峙百余日，心力交瘁而死。蜀将自烧营垒遁逃，司马懿观蜀军营垒，知亮已死。当初辛毗临军之时，姜维曾对诸葛亮说：“辛毗杖节而至，贼不复出矣。”诸葛亮说：“彼本无战心，所以固请者，以示武于其众耳。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岂千里而请战邪！”司马懿能忍常人所不能忍，假借王命制御诸将是其智略的显现。

司马懿更大的智略还在于不战，使亮自败。中国兵法思想的主旨是“兵不顿而利可全”，追求以政治经济手段解决战争问题，不追求以战争手段解决政治经济问题。因此，中国兵法关注的首要问题是保全利益，把战争的危害降低到最低程度，谋取不战而屈人之兵，在战争中发展壮大自己。司马懿敌诸葛亮的主导思想也正在这里。

诸葛亮不是司马懿的对手，司马懿称赞诸葛亮是“天下奇才”，当时百姓所说“死诸葛走生仲达”都是司马懿释放给曹魏集团的烟幕，曹魏集团才是司马懿的真正对手。司马懿的目的是，在与诸葛亮的战争中保全司马集团的政治军事实力，发展壮大自己。这才是毛泽东评点中所说“司马懿敌孔明之智”深层次的思想所在。

司马懿通权达变，战功卓著，对中国兵法有深刻的理解，把握中国兵法不同层面的思想，这和他的人生磨砺不无关系。当初曹操得知司马懿通谋略便荐其为官，欲纳为己用，懿不愿屈己附曹，称病推辞。曹操任汉相后，又派人召懿，并说：“若复盘桓，便收之。”司马懿惧怕曹操加害，不得不归附曹操。曹操察觉司马懿有雄才大略，又梦见“三马同食一槽”，因而对曹丕说：“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内心里戒备司马懿。因此，司马懿常常做一些养牛喂马的小事，兢兢业业，夜以忘寝，这样才使曹氏父子放过他。正是这段经历才使司马懿形成韬光养晦、胆大心细的禀性，辅佐曹氏四代，为魏重臣屡建奇功。

街亭之战亮宜自临阵

失街亭、斩马谡是一件亦悲亦壮的历史事件，评书中说，京戏中唱，都以此来颂扬诸葛亮爱惜人才、执法严明。毛泽东则不然，他对此有独到的见解。《资治通鉴》记载：“初，越太守马谡，才器过人，好论军计，诸葛亮深加器异……及出军祁山，亮不用旧将魏延、吴懿等为先锋，而以谡督诸军在前，与张合战于街亭。谡违亮节度，举措烦扰，舍水上山，不下据城。张合绝其汲道，击，大破之，士卒离散。亮进无所据，乃拔西县千余家还汉中。收谡下狱，杀之。”毛泽东读此评点道：“初战亮宜自临阵。”认为街亭之战诸葛亮应大军挺进，临阵调度，不应分散兵力、委责于人。

街亭之战是诸葛亮初次北伐时蜀军先头部队与魏军的一次交战。蜀建兴五年（公元227年）冬，诸葛亮在平定南中叛乱后挥师北上，集结汉中伺机北进。转年春，诸葛亮声言由斜谷道（今陕西省眉县西南）进攻眉城（今陕西省眉县），命赵云、邓芝占据箕谷（今陕西省褒城北）以作疑兵，自己则亲率大军直赴祁山（今甘肃省西和县西北）。在蜀军声势的震撼下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叛魏降亮，关中由此震动。魏明帝曹睿闻讯命大将曹真增援箕谷抵御赵云，命张合西进街亭（今甘肃省庄浪县东南）抵御蜀军先锋马谡，自己则亲率大军坐镇长安，企图一举歼灭无险可据的诸葛亮。赵云不敌曹真，战败而返。马谡与张合交兵于街亭，马谡据城弱不敌强，上山占据险阻以待诸葛亮大军北进。张合攻山不下，绝马谡水道，马谡断水兵败。诸葛亮大军行至祁山未与魏军正面交锋即无功而返，杀马谡以责其街亭之败。诸葛亮初次北伐失利的原因不在于街亭之败，而在于诸葛亮用兵无法，调度失略。中国兵法强调，战略指导者要估量敌我强弱形势的变化，选择有利的时机，利用有利的地理条件，同敌人展开决战，战胜敌人。诸葛亮北伐之际，蜀汉的总体实力弱于曹魏。时因刘备去世，魏边关多年无犯，关中及陇右地区兵力空虚，守备废弛。这对于诸葛亮来说是一个天赐良机。诸葛亮本可以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率大军直取长安一举平定关中。

但是，诸葛亮没有采纳大将魏延集中兵力攻取关中的建议，而是以赵云、邓芝为一部攻打箕谷，以马谡、王平为一部攻打街亭，自率大军驻足祁山，不能集中优势兵力战胜攻取，把本已相对强势的蜀汉兵力进行分散，变强势为弱势，致使马谡兵败街亭。张合围困马谡之时，诸葛亮当北进街亭，策应马谡，与张合展开决战，战胜张合。这就是毛泽东评点中所说的“亮宜自临阵”的关键所在。诸葛亮对于自己的失误内心里应该是清楚的。毛泽东在读《资治通鉴》“（太和五年）六月，亮以粮尽退军，司马懿遣张合追之。合进至木门，与亮战，蜀人乘高布伏，弓弩乱发，飞矢中合右膝而卒。”时评点道：“自街亭败后，每出，亮必在军。”说明自街亭之败，诸葛亮已经吸取了教训。据《三国志》裴松之注记载，诸葛亮也曾说：“大军在祁山、箕谷，皆多于贼，而不能破贼为贼所破者，则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两处战败，一人之责。一人者谁？亮自身也。诸葛亮初战失利的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他在战略指导思想上的失误，过于强调战争手段，主动进攻，穷兵黩武，缺乏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在平定天下中作用的认识。这一深层的原因不仅决定了诸葛亮初次北伐的失败，也决定了他整个北伐战争的失败。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说，诸葛亮“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这是非常中肯的评价。

诸葛无谋，马谡冤死。马谡，刘备之谋臣，从荆州随刘备入蜀，被任为绵竹成都令、越太守。诸葛亮南中平叛，问计于谡，谡筹策征服南人之心。亮采纳马谡之策，纵孟获而南方平定。及马谡被斩“十万之众为之垂涕”，蒋琬也指责诸葛亮做了一件亲者痛仇者快的事。诸葛亮以马谡为先锋，令其孤军深入敌境，马谡上山是败，守城亦败，诸葛亮非任之也，弃之也。马谡是一位难得的智士谋臣，诸葛亮不能量才器用，裁定失中，“难乎其可与言智者也”。何去非指出，“孔明有立功之志，而无成功之量；有合众之仁，而无用众之智。”

误于隆中对

北宋苏洵《权书·项籍》一文，此文评述项羽用兵百战百胜，但其“虑之不长，量之不大”，不能把战略重点放在咸阳以制天下，虽胜犹败，最终导致垓下之亡；并由此谈到三国时期诸葛亮在战略上的重大失误，“诸葛孔明弃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且彼未尝见大险也，彼以为剑门者，可以不亡也。吾尝观蜀之险，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继，兢兢而自安犹且不给，而何足以制中原哉……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达之都，使其财帛出于天下，然后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椟而藏诸家，拒户而守之，呜呼！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盗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

认为诸葛亮把战略重点放在益州（今四川及云南、贵州部分地区）难以进取天下，是战略上的失策。毛泽东读此评点到，“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亮三分兵力，安得不败。”

从评点中可以看出，毛泽东不仅赞同苏洵对诸葛亮战略失误的批评，而且认为造成蜀汉灭亡的原因就是诸葛亮的隆中对。隆中对是诸葛亮未出茅庐之时向刘备提出的谋取天下、复兴汉室的战略建议。诸葛亮指出，自董卓专断朝政以来，豪强蜂起，争雄天下。曹操战胜袁绍，拥兵百万，挟天子以令诸侯，暂不可与之争锋；孙权占据江东，历经三世，人心归附，贤能之人尽心效力，可以联合为援，不可以为敌。剩下可以图谋的地方只有荆州、益州两地，将军可在此建立根据地，安抚夷戎，修明政治。一旦天下有变，可命一上将率荆州之军向宛、洛进军，将军可亲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如此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

从隆中对中可以看出诸葛亮为刘备策划的战略目标是恢复汉室，统一天下。具体步骤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占据荆州、益州，建立根据地；第二步是兵分两路，进取中原。隆中对为刘备集团最初寻找立足点、建立根据地起到了积极作用，因而也对三国时期的战略走势产生重大影响。但是，由于隆中对在战略策划上存有内在的缺陷也束缚了刘备集团的发展，造成蜀汉政权短命。

以中国兵法理论分析，隆中对的战略失误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战略思想失略。“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中国兵法的思想境界。《孙子兵法》指出，“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摒弃战争、确保周全、双赢共惠是最高的战略准则，兴兵作战、攻城掠地、拼得你死我活是战略上的下策。《尉缭子》还指出，“战再胜，当一败。”在战场上取得了两次胜利其损失相当于打了一次败仗。因此强调百战百胜不算高明，不战而胜才算高明。隆中对的主导思想是“先战而后求胜”，把刘备集团引导到豪强争战的漩涡之中，不得不进行无休止的争战，在争战中寻求胜利，这是隆中对在战略思想上的失策。

二是战略选择不利。中国兵法认为自然地理条件是战略上的重要因素之一，只有占据有利的战略地域，充分利用地形地利条件才能保全战争的胜利。《孙子兵法》指出，“料敌制胜，计险隘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强调战略指导者要根据敌我强弱形势，选择有利的战略地域，利用地形地利条件做出正确的决策，远途作战后续不接难以取胜，有的地域得而不利、得而难守就不要争取。隆中对指导刘备集团谋取的战略地域是荆州和益州。荆州是战略上的必争之地，也即是一个是非之地，刘备占据荆州之后导致刘备集团在战略上始终处于被动局面，最终得而又失，损兵折将；益州地处边远，地势易进难出，不足以制天下。诸葛亮从益州兴兵，六次出征六次皆失，自然地理条件是其失败的客观因素之一。

三是战略措施不力。战争是以综合实力相竞技的事情，综合实力强的必定战胜综合实力弱的。“战者，以形相胜者也”。因此，中国兵法强调集中兵力，以兵力集中之势，战胜兵力分散之敌。为使弱势变为相对的强势，要掌握战争中的主动权，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调动，使敌人的兵力相对分散，我方兵力相对集中，以集中兵力各个歼灭分散之敌。隆中对指出，天下有变则一路出秦川，一路走宛、洛，分路合击，并取天下。出秦川是走汉高祖刘邦打天下的老路，走宛城、洛阳是袭汉光武帝刘秀中兴汉室的成算。历史上刘备在占据荆州之后又西取益州，荆州由关羽驻守；占据成都之后，诸葛亮又进军汉中。这即是毛泽东评说的“关羽、刘备、诸葛亮三分兵力”。三分兵力使本已弱势的蜀汉政权兵力不得集中，国势分散，战而无功，最终灭亡。

刘备得孔明，促使其避实击虚占据天下一隅，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这里有隆中对的积极因素，但更重要的因素是当时的历史大势使然。可以看出，隆中对缺少中国文化的底蕴和兵法思想的渊源，不是一个很好的战略策划，诸葛亮也不是一个高明的战略家。诚可谓隆中对有对无策，诸葛亮有孔无明。它较同时代郭嘉进言曹操的十胜论相差甚远。

对于诸葛亮战略上的失误，当时的人就已经有所认识。诸葛亮的对手司马懿曾说，“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虽提卒十万，已堕吾画中，破之必矣。”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说，诸葛亮“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北宋的何去非也指出，“孔明有立功之志，而无成功之量；有合众之仁，而无用众之智。”这些都是非常中肯的评价。

毛泽东把刘备集团失败的原因归结到隆中对身上，一语中的，道前人所未道，独步古今。

我们批评诸葛亮在战略上的失误，并不是否定他在历史上的贡献，而是以此探讨治乱兴亡中的道理。诸葛亮战略上的失误与他的人生境遇有直接关系。诸葛亮读书不求甚解，未出茅庐即受到刘备的礼遇和器重，少年得志，独上高楼，没有经历过大的人生磨难，没有对中国兵法不同层面的思想融会贯通，把握精髓。他告诉刘备走上刘邦、刘秀的老路就能复兴汉室、取得天下，真乃千古笑谈。

第十四章　毛泽东小舅子被枪毙

1928年3月22日，毛泽东在桂东沙田向工农革命军部队颁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为：（1）行动听指挥；（2）不拿群众一个红薯；（3）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为：（1）上门板；（2）捆铺草；（3）说话和气；（4）买卖公平；（5）借东西要还；（6）损坏东西要赔。

长征中被枪毙的毛泽东小舅子——17岁的贺敏仁。两个红军战士在一起议论。“听说了没有，今天师部枪毙了一个人？”“知道，他违反了群众纪律，拿了藏族同胞的钱。”“这个被枪毙的人，你知道是谁吗？”“就是咱们团的司号员贺敏仁呀，大家都叫他‘美人’。”“不错，你知道贺敏仁的姐姐是谁，姐夫又是谁吗？”“不知道。”“告诉你吧，他的姐姐是贺子珍，他的姐夫是毛泽东。”啊？把毛泽东的小舅子也枪毙了。是啊，领导说了，纪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特殊的干部和战士，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谁违反群众纪律，谁就要受到惩处。对嘛，我们红军就是有铁的纪律。

贺子珍有兄弟姊妹5人：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贺先园，弟弟贺敏仁。哥哥和她很早就参加革命，小妹先园被敌人杀害了，贺怡和贺敏仁后来也参加了革命。大革命失败后，贺子珍的父母逃离永新县时，把小弟贺敏仁寄养在舅母家里。贺敏仁长到十三四岁，就参加了革命，在黄公略领导的第三纵队当战士。第三纵队扩编为红六军后，他就在军中当小号兵。长征时，他才十七岁，在一个团里当司号员。

贺敏仁人虽小，但聪明机灵，长得十分俊俏。由于他的名字“敏仁”与“美人”音相近，所以战士开玩笑叫他为美人。

贺敏仁自恃年幼，大家又喜欢他，生活上对自己要求不严，自由散漫，有时骄傲自大，爱发牢骚。

1935年6月中旬，红军部队进驻藏民区。这是一个人口稀少、高山多谷、土地贫瘠的地方，部队的粮食供应发生了困难，许多部队断了粮。贺敏仁已饿了好几天了。他头昏眼花心中发慌。哪里才能找到吃的东西呢？他听说山上有座喇嘛庙，说不定那里可以找到食物。于是他一个人悄悄地上了山。

走到喇嘛庙门前一看，没有人看护，大门上却贴着一张标语、上面写着8个大字：“红军战士不准入内”。这是红军的纪律！要不要进去呢？他犹豫了。刚跨进去的一只脚又缩了回来。

但转过来又想：我饿着肚子爬到山上，不进去看看太可惜了，况且周围又没有人，我偷偷进去，悄悄出来，神不知鬼不觉的，怕什么呢？他壮了壮胆子，终于跨进了喇嘛庙。庙中一片狼藉，地上全是喇嘛、藏民逃走时来不及带走的东西，有衣服、神像、佛经及各种杂物。

国党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反动宣传，说共产党共产共妻，红军杀人不眨眼，加上原来汉藏的民族隔阂很深，所以红军来到之前，庙中喇嘛及藏民仓皇出逃。贺敏仁转了一圈，没有找到吃的东西，十分懊丧，真是白跑一趟，转身就往回走。“叮”，地上突然响起一声清脆的响声。他顺声音循去，弯腰仔细一看，啊！铜板。原来他的脚踢在铜板上，发出了响声。

他捡起铜板，仔细端详起来，心想：铜板虽然不能吃，可是有了它，下了山说不定可以买到吃的。想到这里，顺手捡着地上的铜板，1个、2个……足足捡了近百个铜板。

捡着捡着，他突然想起了纪律。进入藏民区后，领导再三强调要遵守革命纪律，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不拿藏民的一针一线。如果拿了这些铜板，就违犯了军纪，这可非同小可。想到这里，就把捡起来的铜板放在地上，拍了拍手，站了起来。他刚一站起，觉得天转地旋，肚子更加饥饿难熬。

难道让这些钱闲置在这里，而让自己饿死？他心想，这些钱不是我抢来的，而是捡来的。抢来的要严惩，捡来的大不了挨几句批评，作作检讨，但肚子饿至少暂时有点缓解。

也许他饿昏了头脑，也许他平时散漫惯了，不把纪律当回事，他终于下了决心拿。他把刚才放下的铜板又捡了起来，塞进了衣袋里，摇摇晃晃，出了庙，下山。

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贺敏仁刚下山，就有人跑到团部：“贺敏仁私自进入喇嘛庙，拿走1000多个银元！”“什么？”团长、政委大吃一惊：“你没看错？”“千真万确，我亲眼看到。”团政委感到事情重大，立即报告了师部。保卫科很快来了人，找到贺敏仁，问他：“你擅自跑进喇嘛庙是不是？”“……”贺敏仁语塞。“你拿走了1000多个银元是不是？”贺敏仁痛哭流涕：“那是冤枉呀，我只拿了百十个铜板，不是1000多个银元。是谁胡说八道……”“把他带走！”几个战士上前，把他五花大绑起来。

这时，贺敏仁才如梦方醒，知道了问题的严重性。他哭喊着，悔恨不已。

他恳求同他一起参军的一个永新老乡，替他写封信，告诉他姐姐，希望他姐姐干预这件事。

贺敏仁严重违犯群众纪律的事很快在部队传开了，大家非常气愤。“贺敏仁胆子也太大了，竟敢拿藏民的钱财，破坏我军纪律！给红军抹黑。”“他不配做红军战士！”“真是害群之马，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有的建议斗争他，有的主张开除他的军籍。

师政委接到报告后，大发雷霆：“三令五申要严守纪律，遵守群众纪律，他竟然充耳不闻，明目张胆地破坏纪律，必须严肃处理！”师领导决定严肃军纪，枪毙贺敏仁。

命令下达后，贺敏仁所在团的团长和政委为这事伤透了脑筋。贺敏仁擅自闯入喇嘛庙，拿走藏民的钱，对红军的纪律置若罔闻，明知故犯，不严惩就不能维护红军铁的纪律。但是他年龄小，又是贺子珍的亲弟弟、毛泽东的小舅子，还是谨慎处理为好。于是就对师政委说：“贺敏仁罪不容诛，但他是毛泽东的妻弟，还是……”师政委一听就火了，打断他的话说：“在纪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特殊的战士，这是红军铁的纪律！难道他是毛泽东的妻弟就可以徇私情、从轻发落吗？王子犯法，也要与庶民同罪！”团政委连忙说：“我们不是这个意思。既然他是毛泽东的亲属，毛泽东一向对自己的亲人要求很严，我们建议还是发个电报给毛泽东，听听他的意见，这样比较稳妥。”“说得有道理。”师政委点了点头：“那就发个电报吧！”在那个艰难的环境里，发份电报并非是件容易的事。首先要给电池充上电，电充不足还是发不出。给毛泽东的电报三拖两拖，延误了不少时间，好不容易才发出去。

师领导等急了，这样的事应该及时处理，如果处理晚了，就会在少数民族中、在部队里产生不良影响。“不能再等了！”师政委对大家说，“现在要紧的是维护部队铁的纪律，坚决制止可能再发生的损坏群众利益的行为。如果军纪不严，乱拿群众东西，怎么取信于民，得到人民的拥护？这还是为穷人打天下的军队吗？这与国党军队还有什么区别？”停了一会，他又继续说：“我们是在少数民族地区，更需要铁的纪律，在这个问题上稍有疏忽，就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最后他下令：“立即执行！”军法如山。

贺敏仁被处决的时候，痛哭流涕，高声呼喊：“冤枉啊冤枉，我只拿了百十个铜板……大哥大姐，你们在哪儿！快来救我啊……”他要那个永新老乡写的信，还没有来得及写哩……

贺敏仁的叫冤可能是对的，因为长征路上的最强壮的民工，也很难拿走1000多个银元，而贺敏仁身体单薄、年龄又小，怎么能拿走那么多银元呢？但他确确实实拿了藏民的铜板，触犯了红军铁的纪律。

毛泽东始终没有收到电报，也没有接到任何报告，他对贺敏仁被杀一事毫无所知。一个多月后，消息传到了贺子珍耳里，她很震惊，又很伤心，偷偷地痛哭了一场。但她强抑住内心的悲痛，没有告诉毛泽东，怕分了毛泽东的心，因为那时红军正处在危难时刻，革命太需要他了……

直至到了延安，贺子珍才把小弟在长征中被枪毙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听完了贺子珍的诉说，沉默不语。过了半天，毛泽东才吐出一句话来：红军就应该有铁的纪律，我们应该用红军铁的纪律来要求自己的亲人！

第十五章　毛泽东是怎样同时对付美国的七艘航空母舰的？

1950年代中期，爆发了第二次台海危机。这次危机以美国同意与中国举行大使级会谈而告终，随后进行的这些会谈的积极成果之一，就是中国首席军事科学家钱学森的归来。

1958年，由于美国中断谈判，而且试图迫使蒋介石放弃大陆沿岸的金门、马祖诸岛，第二次台海危机的成果面临挑战。毛泽东审时度势，决定再次在台海点燃战火，通过战争手段来达到中国方面的政治目标。1958年8月23日中午12时，解放军趁着国军兄弟们正在掩体外快乐地大吃美国罐头和可口可乐之际，以快炮不及钻洞之势，从长达30公里的战线上，万炮齐轰金门群岛，两小时落弹5.75万发，当即把金门岛炸成著名的铜铁矿，而且当场击毙三名金门防卫副司令和两名美国顾问。台方随后还击，双方展开火炮对射，此役在历史课本上被称为“八二三炮战”。继此次炮战之后，双方还进行了多次海空战斗；大陆方面并且策划了一次小规模的登陆作战（目标只是金门群岛中的大担岛），但因台风来临而没有实施。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第三次台海危机。

新的台海危机爆发，美国立即作出强烈反应，不仅威胁要用核武器攻击中国（把你们炸回旧石器时代去），而且派出包括七艘航空母舰在内的100多艘军舰赶赴台海，摆开“保卫金马”的姿势。台海空气一时骤紧，全世界都恐慌地注视着这片海域。他们担心的倒不是中国的几万艘帆船蜂拥而上，以人海战术占领美国航母，然后用帆船把它们拖到大陆去改造成渔船。不，这种情况固然很可怕，但再可怕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更要命的是，这场危机可能开启一场新的世界大战。

当时中苏盟约还没有失效，而且双方的支持条款都是无条件的，——这就是说，苏联不能因为中国是挑衅方，就拒绝向中国提供武力支持。于是，正在因金门问题而与毛泽东闹矛盾的赫鲁晓夫同志不得不向世界表态说：如果美国敢把中国炸回旧石器时代，我们就只好把美国炸回新石器时代。

美国政府的情报系统也真是够差劲的，这时居然还不知道中苏之间已经出现了裂缝，也就当然没有意识到赫鲁晓夫那杀气腾腾的声明其实只是LIP SERVICE（空头支票）。既然信息不完全，再理性的判断也势必得出错误的结论。因此，如果美国政府还能够保持理性的话，其反应必然是极度的紧张。当时美国总统是哀声嚎（也有译艾森豪威尔的），那阵子可是烦死了，他大概在想：“天哪，我他母亲的实在太冲动了，竟然去吓唬毛泽东；地球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好战分子，甚至说过早打、大打、核打之类的话，公然声称核打之后绝种的是美国人而非中国人，言下之意就是他们中国人要乘核战之机占领全地球。如果他真的跟美国舰队交上火，——接下来就是自然而然地把苏联拖下水，这正好中了他的下怀。呜呜，这一场大仗的结果如何，就连大慈大悲的耶稣基督和尚也说不清楚了。哎呀，我真是紧张死了，恨不得把给出去的面子统统收回来，把那七艘航母全撤回来。杜勒斯，你赶快给老子打二两老白干来，哦不，来三斤，——趁地球还没有爆成七八颗小行星，咱们对酌浇愁。”

且不说哀声嚎在借酒浇愁。太平洋的另一边，毛泽东正在兴致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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