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富勒
出版社：广西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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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的将道试读：
内容简介
亚历山大大帝无疑是欧洲古代历史上最富传奇的英雄人物。他二十岁登上马其顿王位，在短短的十三年间战无不胜，创建了一个横跨亚欧非三洲的大帝国。他所到之处，希腊文明也随之传播发扬，并促成了希腊化时期的开启。
著名军事史家富勒将军。以亚历山大的“将道”与“治道”为题，剖析亚历山大各场战役中卓越的指挥艺术，以及政治手段的巧妙运用，细说这位叱咤风云的伟人成就霸业的关键与人格风范。
作者简介
约翰·弗雷德里克·查尔斯·富勒将军，英国军事史学家，战略思想大师，少将军衔。一生共著书45部，其中包括不朽名著《西洋世界军事史》。1963年，富勒将军荣获英国三军学会荣誉奖章。1966年病逝。
序言
我第一次对亚历山大大帝发生兴趣是在1917年，当时我正在法国前线上新成立的战车兵团中服役，一个偶然的机会中读到了道奇上校（Col.T.A.Dodge）所著《名将集》（Great Captains）中，有关亚历山大的那两卷书。我发现亚历山大的作战方式非常近代化，从他的会战中我可以学到许多经验和教训，并且都可以应用到战车作战上面。1923年，我到康贝里（Camberley）参谋大学担任教官职务，我的工作之一即为讲授军事史，我没有选择第一次世界大战或是斯通沃尔·杰克逊（Stonewall Jackson）的战役来当做讲授的主题，因为自从1900年以来，这些战役经常被采用，已经成为大家都比较熟悉的题材。我决定要让我的学生学到一点对下次战争具有历史价值的东西，而讲述亚历山大的战役就是最好的选择。结果，形成了一套约二十次的讲稿，我想那应该是非常外行的，因为我还有其他的任务，使我除了以道奇的著作和亚利安（Arrian）的《亚历山大东征记》（Anabasis of Alexander）为根据外，并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做任何深入的研究。但我发现我的主题是如此的有趣，又是如此的近代化，所以在1925年决心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后，为亚历山大写一本专著。这并不是一本亚历山大的新传，因为关于亚历山大的传记很多，本书的侧重点在于对其将道的分析。据我所知，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本书是专门研究这个主题的。我一直等了很久才开始动手写作，因为自从1925年以来，关于亚历山大又有许多有价值的文献出现了。
不管读者是一个学院派的学者也好，或是像我自己，仅是一个研究历史的人也好，都可能会发现下述一个重要事实。亚历山大与恺撒完全不同，恺撒有自己的著作，也有西塞罗（Cicero）等人的著作可供参考，但关于亚历山大却没有任何原始资料可供研究。有许多话据说是亚历山大曾经说过的，还有一些信件据说也是他遗留下来的，但这些话和信件多半真伪难辨。不过，除了这少许的断简残篇之外，从亚历山大有生之日算起，直到罗马共和国末期和罗马帝国初期为止，中间三百年内几乎没有任何有关他的著作。此后，陆续出现了狄奥多拉斯·希卡拉斯（Diodorus Siculus，公元前1世纪），普鲁塔克（Plutarch，公元2世纪），寇修斯（Rufus Curtius，公元1—2世纪）和亚利安（公元2世纪）等人的历史著作。亚利安的历史著作是最杰出的，因为它是以现在已经失传的古史为根据的：一种是托勒密（Ptolemy）的著作，他是亚历山大的名将之一；另一种是亚里斯托布拉斯（Aristobulus）的著作，他是地理学家，也是亚历山大的主要技术专家之一。
在罗马人的历史之前，除了托勒密和亚里斯托布拉斯以外，当然也还有一些其他的著作。可是除了断简残篇以外，现在已经没有完整的书存在。这些书的作者似乎多数属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学派或是斯多噶（Stoic）学派：前者痛恨亚历山大，因为他曾经杀了他的史官卡里希尼斯（Callisthenes），而卡里希尼斯是亚里士多德的侄子；后者同样憎恨亚历山大，在他们看来，亚历山大是一个暴君，与其理想中聪明仁厚的统治者完全不同。这些具有主观偏见的历史使亚历山大的名誉许多年来都被虚伪和虚构的烟幕所遮掩着。直到最近，这种烟幕才被澄清，这应该感谢威廉·塔恩（Willian Tarn）爵士。照我个人看来，塔恩对于有关亚历山大的史料来源已做了最彻底的考查，我曾征询过某些学者的意见，他们也都支持我的看法，所以我决定采用他的资料。我也深知并非所有的学者都同意他的某些结论；但是我不是一个学者，而学者又都是喜欢标新立异的。作为一个研究历史的人，我自己最好还是接受一家之言当做指导，而不要卷入几种辩论的漩涡中，因为是非曲直是我所不能判断的。
与此有关的，又有当时文献的可靠性问题。这是每个下级军官所知道的，报纸上对于他所曾参加过的某次战斗所作的报道，往往几乎与真相完全不相符。对于官方的史书与报告也是一样，因为经过了慎重的选择和删节，几乎可以把真相完全掩盖。想从当代的文献中发掘事实的真相，都已经够困难了，所以一个学者，不管他是多么的诚实和博学，要想考证两千年前的史实，其困难都是可想而知的。这并不是说他不能够证明某一种说法是错误的、不可能的，或被为后世的人曲解了，而是说当某一可靠的史学家，例如亚利安，说亚历山大曾经做过什么，或说过什么，但那却似乎是不可靠的时候，就应该根据亚历山大的已知性格和行动来判断真伪，而不应只是尝试发现其来源是否可靠——这是一种比较安全的办法。有时，甚至于不可靠的历史学家也一样能提供可靠的史料。
很幸运，在对于亚历山大将道的研究中，我却没有必要事事请教人家，因为战争的艺术，尤其是它的要义，在亚历山大的时代中还是与今天一样，我在第十章中将有更详细的说明。假如我们不能判定那些经典权威著作的可信度时，就可以根据这种艺术来考验亚历山大的军事能力。在经典性的史籍中，由于那些作者缺乏地图、作战命令和战斗报告等资料，所以对于战术及其他的细节往往是讲不清楚，用这种“想当然”的方法就都可以将其补充起来。这并不是说可以保证其正确性，而是说，一旦对于一位将军的性格和才能已经有了判断，他的目标和问题也已经明了。其作战的条件也已经清楚，那么对于某种环境中所发生的事情，即可能获得一种高度可靠的想象，即便是两千年前的历史也是如此。
我把这一本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记录，第二部分是分析。第一部分对于作为政治家和军人的亚历山大的经历做了一个简单扼要的叙述，并给出了其背景。第二部分则对于亚历山大的大会战、围城战和小战加以详细的分析。最后，对于亚历山大作为一个政治家和将军的价值给出了评价。我相信若能对于历史上的每一个名将，都能照这样写一本书，再把它们浓缩成一本单独的书，那么对于将道也就可以产生一本“无价之宝”的教科书了。这种工作至今还没有人做过，实在是令人大惑不解，因为在19世纪开始时，拿破仑就曾奉劝所有想变成一个成功的将军的军人们，应该一读再读亚历山大、汉尼拔、恺撒、古斯塔夫、屠云尼、尤金和腓特烈等人八十三次战役的记载，并以此为范本。他说：“这是变成一个名将并发现艺术秘密的唯一途径。”
第一篇 记录
第一章 背景
城市国家的崩溃
当历史上被称为希腊人的印欧民族（Indo-European）部落们，穿越巴尔干的山地，移入较肥沃的谷地时，他们就构成了许多农业社会的小圈子，彼此间的联系也被中断了。最初，每个村落成群地聚集在领袖的设防据点附近。这种据点就叫做“卫城”（Acropolis），但是后来，为了提高安全性，这些村落也被包括在城墙之内，与其卫城共同构成一个要塞化的城镇。这就是“城市国家”（City-state or polis）的起源，每一个都是一个小型的“民族国家”（Nation）——在克里特岛上就有五十多个这样的小型城市国家。在这些国家中，其公民权的共同基础是原有征服者的子孙：公民享有一切的财产，行使一切的政治权利，担负一切的军事义务。在这个“史诗时代”（Heroic Age）中，社会组织的核心是“部落”（Tribe）与“氏族”（Clan）。尼斯托（Nestor）对阿伽门侬（Agamennon）说：“用部落和氏族来区分人类，部落与氏族之间可以互相协助。”
每个城市都是一个具有主权的单位，有自己的国王、法律、军队和神灵，每个公民仅向自己的城市效忠。只有四个区域对于这个通律构成了例外，每一个都大致构成一个地理单位。斯巴达（Sparta）和阿哥斯（Argos）两个王国，它们联合起来占了伯罗奔尼撒（Peloponnes）的相当一部分土地；由雅典人（Athens）所统治的阿提卡（Attic）半岛；还有波提亚（Boeotia），那里的城市国家虽尚未被吞并，但却已接受底比斯（Thebes）的统治。
荷马时代的制度是国王虽为部落的领袖，但却要受到族长（Chiefs）会议的指导，而他的决定也要经过市民大会的批准。国王是主祭者、大法官和最高军事统帅，他自称为神的后代，并有亲兵的保护。
希腊城市的政治生态不是无止境的城市间爆发的战争，就是城墙之内的内乱。柏拉图（Plato）曾指出，这些城市间的战争大部分都是由于人口过多引起的，有时移民也可以使局势缓和一下。这是一种由永无休止的野心、个人的妒忌、党派的纷争和牲畜的劫夺所构成的生活。在海洋上，由于商业的竞争，也经常处在战争状态之中。公元前7世纪，诗人阿尔齐罗恰斯（Archilochus）对于海上自由船的生活曾有下述的描写：“我的长矛中有肉有酒，当我饮食时，就卧在我的长矛上。”
因为公民是以战争为生的，所以他们没有时间去兼顾和平的职业，这些工作就只好交给农奴、奴隶和异邦人去担负。公民军人（Citizen-soldier）与农业劳动者的划分，形成了两个主要的阶级：贵族与农民，他们之间的斗争也就变成了城市政治中的决定性问题了。在公元前8世纪之后，当共和国代替了正在没落中的部落王国时，从这种阶级斗争中产生了各种形式的政府——即所谓贵族制、寡头制、民主制、暴君制等。不过有一点是必须注意的，除了斯巴达已经采取了一种双君王政以外，其他的希腊城市没有一个能够发展出一种稳定的政府形式。
在城市之间，除了共同的语言和伟大的体育比赛以外，就再也没有其他的联系了。伟大的体育比赛是在宗教仪式之下举行的，所有的希腊人都有资格参加。其中最著名的是奥林匹克大会（Olympic Game），创始于公元前8世纪中叶，每四年举行一次，以祭献奥林匹亚的宙斯（Olympia Zeus）为目的。此外还有皮西亚大祭典（Pythian Games），以祭献德尔菲的阿波罗（Apollo of Delphi）为目的，早在公元前6世纪中，这些事务就是由安费克托尼会议（Amphictyonic Council）来管理的。仅仅当泽尔西斯（Xerxes，公元前485—前465）指挥的波斯大军逼近时，才使所有的城市国家感到极大的威胁。这个威胁虽在公元前480年和前479年的沙拉米斯（Salamis）和普拉提亚（Plataea）两次会战中宣告解除，但却多少使希腊人产生了一种共同的爱国心，并促成雅典帝国的兴起，也促成了伯里克利（Pericles）的统一梦想。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前404）中，雅典帝国被击垮了，其统一的梦想也随之破灭。诚如巴克尔爵士（Sir Ernest Barker）所说，雅典和它的同盟国，都同样受到城市国家思想的束缚，而不能把许多民族联合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使其具有共同的公民资格。因为雅典的公民资格要求必须土生土长，并充分参加雅典的局部生活方式。同样的，其他城市也是同样重视其公民资格。他又说，希腊人对于城市的崇拜已经变成一种宗教，这种宗教造成了雅典帝国的崩溃。反之亚历山大的大帝国也是以宗教为基础的，不过却是所有城市共同崇拜一个神意的统治者。
伯罗奔尼撒战争几乎把所有的城市国家都卷了进去，对于希腊政治体系是一个极大的灾难。由于毁灭了雅典帝国，也就推翻了希腊与波斯之间的权力平衡。公元前386年，斯巴达与波斯的同盟签订了可耻的《国王和约》（King’s Peace），又称为《安塔西达斯和约》（Peace of Antalcidsa），由阿尔塔泽尔西斯二世（Artaxerxes II，公元前404—前358）强迫希腊各国接受。根据这个条约，亚洲的希腊城市和塞浦路斯岛都划给波斯。而斯巴达在希腊境内的领导权则被承认，任何国家若不接受这个和约，波斯就会用武力来镇压。所以波斯的“大王”（Great King）变成了希腊的仲裁者，具有永远干涉的权利。
同样重要的，这个希腊时代的“三十年战争”，也在城市之内散播了崩溃的种子。它不仅毁灭了阿提卡的农业，使千万的农民变成了失业者，而且由于连年征战的结果，作为城市制度的支柱的古老民兵制度也随之而崩溃了，长期的服役使军人变得日趋于职业化。虽然早在波斯人侵入之前，冒险成性的希腊军人和水手就已经接受外国君主的雇用，而早年的希腊暴君也用佣兵来当做亲信的卫士，但到伯罗奔尼撒战争时，他们才有大规模就业的机会。到了公元前4世纪开始时，希腊公民式的民兵，就完全为职业性佣兵所取代了，后者变成了希腊战争中的典型现象。这又产生了两种结果：（一）佣兵并不效忠于任何城市国家，谁的价钱出得高，他们就帮谁卖命。有了这种工具，民主也可以用暴力来推翻。（二）因为大家都竞用佣兵，所以到了公元前4世纪时，波斯陆军中的多数步兵都已经是由希腊佣兵组成。公元前401年，为了征伐兄长阿尔塔泽尔西斯二世，小居鲁士（Cyrus the Younger）招募了一万三千余名希腊籍佣兵，其中有半数以上是为饥馑所迫的灾民。在居鲁士失败后，这支军队的残部由色诺芬（Xenophon，公元前430—前354）率领，退回到托德（Troad），变成了职业军人。塔恩爵士说：从他们起，在希腊历史上产生了一个与城市国家分离的新世界——一个佣兵的世界。
修昔底德（Thucydides）告诉我们，当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时，雅典的公民是准备为了雅典的光荣而冒险和忍受痛苦的。但是到了后来，逐渐依赖佣兵保卫这些城市，一般的公民开始感到军事服役是一种负担，他们变得爱好和平，并专心于工业和专门职业。诚如巴克尔爵士所说，“城市已经不再是一种高贵生活的结合，而变成了一种商业性的组织”。
哲学家的改革
城市国家精神的崩溃与城市间连年战争的破坏结果结合在一起，动摇了希腊人的意识，使一些哲学家纷纷发言。他们也像18世纪的伏尔泰、卢梭、康德等人一样，开启了一个启蒙时代，但这不仅不能使城市国家的体系复兴，反而增快了其残余部分的朽坏。这些自命为改革家的人们中，最杰出的是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69—前399），柏拉图（Platon，公元前427—前347）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公元前384—前322）。
这些哲学家所不能了解的，是问题并不在于依照一种理想的城市制度来改革各城市国家的宪法，而是要扩大国家的范围，把所有的希腊小国都合并成为一个整体。苏格拉底为三大贤中最早的一个，因为他本人不曾留下任何的著作，所以我们对于他的一切都是从柏拉图、色诺芬和亚里斯多芬尼（Aristophanes，约公元前448—前388，编按：希腊最杰出的喜剧大师，在《云》〔Clouds〕一剧中讥讽苏格拉底）的记录中得来的。他自认是奉天命来教育世人的，色诺芬告诉我们，他像“圣女贞德”一样，受到神意的指示。他冗长的问答语录足以混乱听众的心灵。假如柏拉图的著作足以正确地代表其观点，那么保守性的雅典人认定他在妖言惑众、毒害青年的看法也就似乎不无道理。
假如我们翻阅柏拉图的《理想国》和《法律篇》等著作，即可以明了这个道理，那上面曾经说明苏格拉底的城市国家理想建构的草案，也是一切改革指向的天意典型。
在这种理想的自保、自足和自制的城市国家中，公民分为两个阶级：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前者叫做“保卫者”（Guardians），是哲学家兼军人，而且有男有女。后者则为普罗阶级，包括一般的农工商等劳动者都在内。因为保卫者必须把全部的时间都用在公义方面，所以他们不准有私产，必须生活在一起，在公共食堂中用膳，也没有金钱，并受普罗阶级的供养。他们的妻子也是共有的，婚姻受到管制，儿童都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这样才能使国家变成一个大家庭。
对于一般的平民，也丝毫不准有个性的表现。他们的婚姻，被定为男子在30到35岁之间，女子在16岁到20岁之间，必须结合。这种控制是为了使人口可以维持不变的水准。他们在国内设有安全委员会，并实行秘密警察制度，其任务即为捕捉异端。到处都是特务，一切的错误行为都会受到检举。
所有40岁以下的公民绝对禁止出国，40岁以上的人也必须经过批准，而且在回国后，还要向他的后辈们说明外国的制度是如何的落后。苟合的行为和饮酒都受到禁止，任何未经警察检查的诗句，都不准传诵。不准借债，国内货币也不准输出。任何公民也不准有私自的信仰，否则格杀勿论。
柏拉图的目的是要使所有的人都善良，而且不准有不善良的思想。只问目的而不择手段，目的就是至高无上的主权；国家的存在就是为了要把每个城市变成一个神圣的蚁穴。
亚里士多德比较温和。他虽然也是一个对城市国家所代表的希腊生活的坚定的信仰者，但他所主张的却是改革而非革命。他虽然认为柏拉图的理想主义是不合实际的，但他也认为任何“公民”都不应从事于劳动，因为他们必须要有空闲的时间，来执行对国家的义务——劳动耕种都应由奴隶负责。他也像柏拉图一样，认为野蛮人是天然的奴隶，并且认为希腊人是应该统治野蛮人的。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不具有天下一家的理想，只有雅典的伊索克拉底（Isocrates，公元前436—前338），曾经指出了一条比城市国家更好的政治路线。在公元前380年，也许就是柏拉图写作《理想国》的后几年，伊索克拉底发表了他的高见，认为希腊世界应不根据血统而根据共同的心灵以来寻求统一。他劝雅典和斯巴达应捐弃旧嫌，共同对抗波斯。可是他的忠告却完全被拒绝，因为他主张对抗波斯斗争的领导权应属于雅典，那是斯巴达绝对不会同意的。
马其顿的菲利普二世
一旦当《国王和约》已经使斯巴达能够摆脱亚洲方面的纠缠之后，它就开始回到其统一希腊的政策上来。在公元前378年，这种政策遂使斯巴达与底比斯开战。在这次战争中雅典是支持斯巴达的，战争一直拖延到公元前371年为止，双方才同意开始和谈。但是因为斯巴达人拒绝承认底比斯有权代表整个波提亚，于是底比斯人又决定打下去，若非他们的指挥官，艾帕米隆达斯（Epaminondas）智勇无敌，则他们毫无疑问是会战败的。
艾帕米隆达斯是一个天才战术家，也是历史上的第一位希腊将军，他能够了解对敌军正面上某一个选定点上集中优势兵力的重要。艾帕米隆达斯深知斯巴达人十分保守，必然不会改变传统的战术，这种战术的成功就完全要靠平行序列的前进，其方阵（Phalanx）中的全部长矛都同时打击在敌军的正面上，所以他发明了一套新的战术，可以不让敌人长矛同时达到正面，并使方阵发生混乱。这实在是一种极简单的观念，艾帕米隆达斯不把部队摆成与斯巴达军队平行的撞线，而将其排成斜行序列（Oblique order），左端向前而右端向后缩回。在左翼方面他集中了一个纵深极大的纵队，以便用超级的冲力来对抗敌人的冲力，并且还能有足够的预备兵力来绕过敌军的右翼，将其向中央压迫。公元前371年7月间，艾帕米隆达斯使用这种新战术，在波提亚的南部的路克特拉（Leuctra）地方，彻底地击败了斯巴达军队，并杀了他们的领袖国王克罗门布罗塔斯（Cleombrotus）。这一战使斯巴达的威望扫地，并结束了其短命的统一梦想。
到公元前362年为止，底比斯已经有机会做到雅典和斯巴达所不曾做到的事：把希腊的城市国家结合成一个联邦。它建造了一个舰队，削弱了雅典在海上的势力，在艾帕米隆达斯和皮罗皮达斯（Pelopidas）的领导下，底比斯获得了希腊的领导地位。但是底比斯的优势却是寄托在一个人的生命上的，这就是艾帕米隆达斯。在公元前362年的夏季中，在阿卡地亚（Arcadia）的曼提尼亚（Mantinea），艾帕米隆达斯又用同样的战术击败斯巴达人。但是这次的胜利对于底比斯的优势也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因为到了会战结束时，艾帕米隆达斯也被杀害了。当指导底比斯的光线熄灭，其陆上和海上的权力也就随之而崩溃。所以希腊的三大城市国家，雅典、斯巴达和底比斯，都不曾建立一个希腊大联邦，于是他们就只好等候外来的征服了。这个征服者即为马其顿的菲利普（Philip of Macedon）。
马其顿尼亚（Macedonia）的主体由沿着提尔美克湾（Thermaic Gulf），夹在哈莱克蒙（Haliacmon）和艾卡斯（Axius）两条河流之间的海岸平原所组成。依照希罗多德（Herodotos）的记载，一个叫做马其德尼（Macedni）的多里亚（Dorian）部落占领了这个地区，与原先住在那里的伊利里亚（Illyrian）和色雷斯（Thracian）部落混血，于是从希腊人的眼中看来，他们变成了野蛮人，而不再是纯正的希腊人了。他们由一个原始化和世袭制的王室统治着，国内有地主式的贵族和自由的农民。虽然他们并不知道城市国家的结构，但是他们的制度却大致与史诗时代中的希腊相似。他们是一个好战的民族，他们的国王死在床上被视为一种例外。
公元前364年，皮尔地卡斯三世（Perdicas III）承继了马其顿的王位，公元前359年，他在经常发生的边境战争中，为伊利里亚人击败和杀害。因为他的儿子阿明塔斯（Amyntas）还是一个婴儿，皮尔地卡斯的兄弟菲利普（出生于公元前382年）被指定为摄政王。皮尔地卡斯的死亡使马其顿发生了纷乱，当时有五个可能的继承人，而野蛮的配奥尼亚人（Paeonians）和伊利里亚人也都同时起来侵袭边疆。菲利普奋发有为，力挽危局。在菲利普做了摄政王不久之后，马其顿陆军即罢黜了阿明塔斯，并宣布拥立菲利普为王。
当菲利普15岁的时候，他曾被送往底比斯作人质，根据狄奥多拉斯的记载，他在艾帕米隆达斯的宫廷中，接受毕达哥拉斯学派（Pythagorean）学者的教育，学会了欣赏希腊文化。更重要的，留居底比斯的三年当中，因为与艾帕米隆达斯和皮罗皮达斯交往之故，菲利普也学会了底比斯的战争艺术。
菲利普是一个杰出的人才，讲究实际，有远见而且毫不犹豫。他是一个高明的外交家，同时也是一个冷静的投机者，只要他认为能成功，就可以不择手段地去达成目的。菲利普英勇过人（他曾经受过多次的伤，瞎了一只眼睛，碎了颈骨，且失去了一手一足），但是他不像许多的勇将有勇无谋。只要贿赂或虚伪的友谊能够便于达到目的，则他会立即放弃使用武力。菲利普具有相当的天才，能够测知敌人的心思，当他在战场上被击败时，他会接受失败并为下一次的胜利做准备。在其一生中，菲利普从来不曾放松他的目标——使希腊的全境处于他的统治之下。诚如霍加斯（Hogarth）所说的，菲利普的帝国原理是“阴谋走在实力的前面，但是实力却是最后的”。在他死后，菲利普伟大的对手狄莫西尼斯（Demosthenes）曾经说过：“第一点，他对他的部下是至高无上的指挥官，在战争里这是关系胜负中最重要的因素。第二点，他们手中经常握着兵器。此外，他也有很多的金钱，可以挥霍无度，他可以为所欲为，不必经过公开的宣布、公众的辩论，也不害怕任何的反对。他不向任何人负责，他是绝对的专制帝王、指挥官和一切人物的主人。而作为是对手的我，又是谁的主人呢？根本谁都说不上！”
虽然我们不知道在公元前359年的时候，菲利普心中所想的是什么，但是如果我们对于他的一生事业作一番回顾，即可以明显地知道，从一开始起，菲利普的意图就是想做巴尔干半岛的主人，并将希腊的文化输入马其顿尼亚，使其故乡配得上他的帝国。诚如历史中所显示的，菲利普知道他的实力虽然很单薄，但是那些希腊城市国家因为受到政治性的限制，并无联合起来对抗他的可能性。他同时也知道他的人民是讨厌希腊人的，绝不会自动采取希腊人的生活方式。反之，他也不能把希腊人像对色雷斯人和伊利里亚人一样的并入其帝国之中。所以菲利普采取了一种新的合并方式，一方面可以保住城市国家的面子，另一方面又可以保持对于他们的优势。因为这与公元前386年《国王和约》的内容相违背，所以必将与波斯发生冲突，因此他想到应由马其顿作为领导，把所有的希腊国家联合起来组成一支对抗波斯的十字军。菲利普认为这样可以激起民族的爱国心，并将希腊人团结起来。为了使马其顿文明化——在希腊人眼中看来，它还是一个野蛮国家——并使它成为这个同盟中的领袖，他礼聘了许多希腊人到宫殿中做客卿，并强迫他的廷臣和贵族说雅典话。有两件事是非常重要的：（一）雅典在希腊还是最强大的海权国家，若是雅典与波斯合作，则他的统一计划根本不可能实现，所以必须要使它中立。（二）同时，他也必须争取雅典的好感，因为它是希腊文化的中心，他希望利用雅典的文化来将其零散的帝国凝结成一个整体，雅典是他的整个计划中的核心。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当时和以后的时代，佣兵的数量日益增多，这样也就破坏了城市国家的基础，它们的公民都丧失了尚武精神，安全被掌握在一群对城市并不效忠的人们手中。经常战争的另一个结果是创出了两个对立的阶级——贫民与豪门——这样也破坏了一个城市国家中的内在团结。在雅典，这些变化的效果，加上其民主政府，我们从柏拉图所说的话中即可以获得其梗概：“在这个城市中，即使你有统治能力，也还是没有统治的必要。又或是你不愿意，就可以不接受统治。全城主张和平，你也可以战争，反之亦然。假如法律禁止你做一个行政官或司法官，但是只要你有决心，你还是可以达到你的目标。”
柏拉图对于民主成性的雅典人有下述的描写：“他们天天以享乐为生活，饱食终日，游手好闲，空谈哲学。他们也常常喜欢谈论政治，顿足高呼说出他们的意见。他们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毫无任何的顾忌。”
狄莫西尼斯的评论也是同样的深刻。他说：“在过去，雅典的人民有行动和战斗的勇气，他们控制着政客。现在反过来，政客控制着钱袋并管理一切，而你们这些人民，被剥夺了神经与肌肉，财富与同盟，降到了走狗和乞丐的地位。每当政客们给你们一点小惠，你们就会摇尾乞怜，高呼万岁了。”
雅典本来应该领导希腊人来对抗马其顿，可是由于雅典政治的不稳定，再加上菲利普的军事天才，于是菲利普才能贯彻他的政策和达到他的目标。民主竟为专制所打倒了，因为就像神话中的九头蛇（Hydra）一样，民主的头太多了。
安费波里斯与第一次神圣战争
菲利普在公元前359年到公元前357年之间的外交成就，足以证明从他执政之日开始，他就是一直在利用雅典内部的政治不和。菲利普最初处于四面夹攻之中，于是决定首先对付那些伸手可及的王位争夺者。菲利普用重贿收买配奥尼亚人，接着就去进攻自立为王的阿尔高斯（Argaeus），后者有雅典强大舰队的支援。在击败了阿尔高斯之后，为了安抚雅典人并使其放松戒备，菲利普又不索赎金就把雅典籍的俘虏都释放了，同时也放弃了对安费波里斯（Amphipolis）的主权要求，这个城市其实早就被其兄长皮尔地卡斯占据过（注：安费波里斯在公元前437年即已为雅典的殖民地。但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却又为斯巴达布拉西达斯〔Brasidas〕人所夺去。此后，虽然雅典始终不曾放弃其主权要求，但事实上，它已经变成了一个独立城市）。菲利普着手改组马其顿的陆军，招募人员使兵力扩充到骑兵六百、步兵一万的标准。他想用这支兵力巩固其北疆与南疆，在两个短暂的战役中，把配奥尼亚人和伊利里亚人逐出了马其顿尼亚，并暂时使他们降服。
当菲利普用放弃对安费波里斯的主权要求为手段，来安抚雅典人的同时，他也与他们签订了一个秘密条约：假如雅典人同意菲利普攻占皮德那（Pydna）——这是一个不在雅典人掌握中的自由城——则菲利普将为雅典人征服安费波里斯。愚蠢的雅典人竟钻入了菲利普的圈套。菲利普不可能永远放弃安费波里斯，因为它保卫着潘格亚斯山（Mount Pangaeus）的金矿，而那里的金条也是其推行计划时的必要财源。所以当他解决了配奥尼亚人和伊利里亚人之后，他就再度向安费波里斯进兵，因为在他撤走皮尔地卡斯的驻兵时，早已在该城中布置了一个亲马其顿的势力——第五纵队——所以尽管安费波里斯人曾英勇地抵抗，但他们还是将这个要塞出卖给他了。菲利普接着又攻占了皮德那和波提达（Potidaea），为了引诱奥林沙斯人（Olynthians）不向雅典人求援，他又将波提达交给他们接管。所以在这一连串的权谋运用之下，菲利普确保自己拥有了那个金矿，使他每年固定有一千台仑（Talent）的收入；菲利普也获得了潘格亚斯山地上的森林，这些森林可以供给他建造舰队的木材；菲利普还孤立了奥林沙斯（Olynthus），这是他准备留待后来再解决的问题。于是，除了梅松（Methone）以外，雅典人在提尔美克湾的海岸上就无其他的立足点了。同时在公元前357年，为了安抚伊庇鲁斯的尼普托里马（Neoptolemus of Epiras）并巩固马其顿的西南侧面，菲利普又与他的女儿奥林匹亚斯（Olympias）结婚。公元前356年，奥林匹亚斯为菲利普生了一个儿子，这就是亚历山大（Alexander）。
在短暂的强盛期中，底比斯人曾经控制着安费克托尼会议。安费克托尼会议本是住在色摩皮利（Thermopylae）周围的十二个古代希腊部落所组织的同盟。因为在路克特拉战役中，弗西亚人（Phocians）曾经帮助斯巴达人，底比斯人便通过这个会议向弗西亚人提出威胁说，由于弗西亚人曾经耕种德尔菲附近的土地，这是一种对阿波罗神的大不敬行为，所以必须交纳大量的罚金，否则就要向他们宣战。在菲罗米拉斯（Philomelus）领导之下的弗西亚人拒绝了底比斯人的威胁。于是，在公元前355年，底比斯人就以这个同盟的名义向弗西亚人宣战。底比斯的同盟中包括着波提亚、罗克莱斯（Locris）和提沙里（Thessaly）等国家，菲罗米拉斯则获得了雅典、斯巴达、阿该亚（Achaea）的支援。菲罗米拉斯占领了德尔菲，夺取了那里的财物，并用它建立了一支佣兵部队。这样，公元前4世纪中的第一次神圣战争开始，菲利普决定利用这次机会赢得希腊境内的权力平衡。
菲罗米拉斯击败了提沙里人，但又却为波提亚人和阿罗马巧斯（Onomarchus）所击败。与此同时，菲利普并没有闲着，他把精力放在提沙里的身上，想利用混乱的机会，来促成提沙里人的内部分化。提沙里的暴君赖可弗隆（Lycophron）向阿罗马巧斯求援，阿罗马巧斯派自己的兄弟费拉斯（Phayllus）率领一支军队去帮助他。当菲利普击败了费拉斯之后，阿罗马巧斯亲自率领全部大军去支援赖可弗隆，并在两次会战中击败了菲利普。菲利普不得不退回马其顿，但对他来说这不过是养精蓄锐，以图再举而已。当菲利普退出之后，阿罗马巧斯在公元前352年的春季中侵入了波提亚，但不久又被召回到提沙里来对抗菲利普，后者已经乘机说服了提沙里人，要他们捐弃敌意，以共同对付抢劫神庙的强盗。在接下来的战斗之中，阿罗马巧斯被击败并丧失了生命。菲利普趁机占领了费莱（Pherae），并控制了提沙里。但是在公元前352年的夏季中，当菲利普向色摩皮利进军，企图夺取进入希腊中部的门户时，雅典人终于参战了，并派了一支远征军去据守该地。菲利普不愿意直接与雅典人冲突，就又回到马其顿。在秋季中，菲利普又前往色雷斯海岸，接着就生了病。
就在这次战争中，菲利普的伟大对手狄莫西尼斯，首次出现在政治舞台之上。狄莫西尼斯是一个雄辩滔滔的演说家，一个狡猾的政客，善于歪曲事实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狄莫西尼斯用种种刻薄的言语，把对方骂得体无完肤，同时把自己说成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他对于雅典有无比的信心，认为它应为自由的盟主。狄莫西尼斯把马其顿当做一个野蛮国家来看待，他提倡人民的自治以对抗菲利普的专制暴政，虽然他生活在公元前4世纪中的雅典，但他的言行却好像还是在伯里克利的时代中一样。
在狄莫西尼斯与菲利普之间的几次挑战中，狄莫西尼斯的目的就是要唤起雅典人正视当前的危险，并力劝他们建立一支常备陆军，以便能随时应战。狄莫西尼斯向雅典人大声疾呼，因为他们既不愿意在战争中去冒生命的危险，又不肯打开钱袋来雇用佣兵替他们打仗。在公元前351年，狄莫西尼斯用下述的话来痛斥其国人，希望他们知耻振作：
当你们听到菲利普在齐尔松尼斯（Chersonese），就投票派一支兵力前往该地，听到他在色摩皮利，你们又投票派一支兵力前往那里；假如到了其他地方，你们还是一步一趋地跟着走。你们是听候他发出行军命令，却从来不曾为自己拟定任何的作战计划。你们从来不预知任何事情，都是事后跟着敌人后面赶……我们现有的制度是如此的恶劣，以至于每一位将领在一生当中，都要在你们的法庭中受到两三次审判，但却没有一个人敢在战斗中慷慨捐躯……我们的工作不是要猜想将来所可能发生的一切，而是可以确定地说，除非你们正视事实，并同意负起你们的责任，否则浩劫将无可避免。
当此之时，神圣战争仍在继续。公元前350年，底比斯人因为财政困难，向波斯的阿尔塔泽尔西斯三世（公元前358—前338）求援，后者很高兴地送给他们300台仑。于是在次年中，奥林沙斯人本已同意不与雅典人缔结同盟，现在却背弃了菲利普，向雅典求援，并劝雅典人直接攻击菲利普。结果雅典人同意与奥林沙斯人缔结同盟，并派了一支不充足的兵力去援助他们。接着，显然是处于菲利普的阴谋，雅典人又在欧波亚（Euboea）被卷入战争漩涡。当他们正在纠缠着不能脱身时，菲利普却直趋奥林沙斯，公元前348年的夏季，菲利普预先埋伏在城内的第五纵队把这个城市献给了他。此后，为了加紧其在色雷斯的控制，然后再跃入希腊中部，菲利普又宣传其和平的愿望，并表示对雅典人的好感，于是雅典的人民大会对他这种态度颇表欢迎，与他展开谈判。公元前346年，在费罗格拉提斯（Philocratea）的动议下，雅典派了一个使节团前往佩拉（Pella），在那里受到菲利普的热烈款待。根据费罗格拉提斯和约的条件，雅典人同意菲利普可以保留安费波里斯，但他却不应干涉齐尔松尼斯，不过作为马其顿同盟国的卡地亚（Cardia）却例外，虽然雅典的使臣极想挽救弗西亚，但菲利普却胸有成竹，根本置之不理。于是使节团回到雅典，这些条件被提到人民大会中等候批准。他们若不接受条件就得继续战争，所以雅典人与他们的同盟国就都只好宣誓接受和平，于是使节团又返回佩拉，接受菲利普和其同盟国的宣誓，等到完成了手续之后，他们就打道回国。但当他们尚未到达雅典之前，消息就已经传来，说菲利普已经到了色摩皮利。雅典人还不感到惊慌，他们对于菲利普表示感谢，并要求弗西亚人把阿波罗的神庙交还给安费克托尼会议，并且放下他们的武器。这个通牒还只刚刚发出，惊人的消息又再度传来了，在色摩皮利指挥弗西亚兵力的法莱卡斯（Phalaecus）已经向菲利普投降，献出了这个隘路。这个消息使雅典人大为惊恐，于是其使节团第三次赶往佩拉，设法用一切手段去安抚菲利普。法莱卡斯似乎是钱用完了，所以无法使其佣兵守住其自己的岗位，也可能是菲利普把他收买过来了。
弗西亚人的命运由安费克托尼会议来决定。他们的城市被拆毁，他们奉命分年价还其所夺去的神庙财产，而他们在安费克托尼会议中的投票权，也转让给菲利普。为了表彰菲利普，更指定他充任下一届皮西亚大祭典的主席。
伊索克拉底的泛希腊计划
因为城市国家中派系林立，其外交政策是由感情用事的人民大会来决定的，而菲利普却是一个人同时指挥战争和运用外交政策，所以能使马其顿由一个野蛮小国一跃而成为希腊的领袖国家。菲利普的成就是那样的伟大，以致在其凯旋之日，那个已经93岁的老学者伊索克拉底又向他上书，重申其在公元前380年的主张，请菲利普推行一种“泛希腊计划”（Panhellenie Programme）。
伊索克拉底说：“我们经常为了极小的问题而彼此苦斗不休。”他认为除非有一个领袖国家，决心平息希腊内部的斗争，而率领全体国家向亚洲进行战争，否则希腊人绝不可能过着和平的生活。所以伊索克拉底忠告菲利普说：“我希望你能负起领导之责，一方面调和希腊人，另一方面远征野蛮人（即波斯人）。前者使用说服的手段，后者则使用武力（注：伊索克拉底并不主张把希腊统一起来，共同拥戴菲利普为君主。他所主张的团结是各国的‘协和’〔Homonoia〕，即消除彼此间的仇恨）。”
伊索克拉底又劝菲利普不必理会那些演说家，那些人只顾私利，而不重视公益。他认为只要菲利普肯振作有为，则可以使希腊人信服，野蛮人畏惧。他说只要阿哥斯、斯巴达、底比斯和雅典四个大国能够合作，则其他小国也就会被迫附和了。
伊索克拉底认为波斯是外强中干，不堪一击。他又告诉菲利普可以不必忧愁兵力的来源，希腊到处都是游民，很容易组成一支大军。
伊索克拉底又利用菲利普的种族虚荣心，说海格力斯（Heracles）并非专门以力服人的，他具有惊人的智慧、光荣的雄心和正义感。伊索克拉底认为菲利普不用到外国去寻找榜样，只要效法其祖先即可。
伊索克拉底向菲利普建议，为了征服波斯，他应首先使那些屈服于波斯人统治之下的爱奥尼亚（Ionic）城市获得自由，并把这种诺言向亚洲传播，即足以使波斯帝国自动崩溃。在胜利之后，就应将整个波斯帝国毁灭掉，或尽量征服其领土，并在征服地区建立城市，把在希腊各处流浪的人民移殖到那里去。因为这些人若没有安身立命之所，则对于希腊人和野蛮人都是一个莫大的威胁，让他们定居下来，也使他们对于希腊构成了一道边墙。
伊索克拉底还劝菲利普应该把整个的希腊当做祖国，并实行仁政，争取不朽的名誉。
拜占庭与第二次神圣战争
当雅典人摆脱了战争的威胁后，国内的不满情绪立即高涨：费罗格拉提斯被指控为卖国贼，狄莫西尼斯也痛斥菲利普的腐化。以后，当狄莫西尼斯说到这个时期的往事时，他指控菲利普是在煽动各党派彼此互相争斗，但是他却不知道他自己和其他的政客们，对于国内的不和也应负主要的责任。到了此时，政治的不安已经使每个城市都岌岌可危，诚如巴尔克（H.W.Parke）在《希腊佣兵制》一书中所说的话，因为有佣兵的出现，以及他们随时都准备出卖自己的事实，遂使各种形式的革命很容易发生。菲利普在对他具有敌意的城市中，设法建立了亲马其顿的党派，这种办法使他获得了很多的帮助。当时有一位叫做塔克提卡斯（Aeneas Tacticus）的作家，曾经写了一本军事教科书，其中有一半以上的篇幅都是用来研讨如何防范阴谋和扑灭革命的。
当雅典的政客还正在互相攻讦、你争我夺之际，菲利普却利用这三年的和平时间，征服了边疆上的部落，以便一旦有机会时，即可以集中全力来执行其伟大计划。不过最大的成功还是在提沙里。公元前344年，菲利普获得了提沙里人的拥护，被推戴为他们的终身统治者（Tagus），这使他获得了希腊最优秀的骑兵。
提沙里臣属于菲利普后，他又将注意力转向色雷斯的内地，雅典人立即看出这足以威胁他们的运粮路线（Hellespontine corn route）。狄莫西尼斯说：“菲利普对雅典拟定了一个攻击计划，因为知道我们对于谷物的消费多于任何国家，所以他准备控制谷物的运输。”为了要确保这条运输路线，公元前343年，雅典派送移民前往齐尔松尼斯。但是当他们到达后不久，就与卡地亚的人民发生了冲突，这是一个亲马其顿的城市。公元前341年，对于这次冲突应负主要责任的狄莫西尼斯，在第三次关于菲利普的演说（Third Philippic）中，对菲利普发动了一个极猛烈的攻击；他还访问了拜占庭，并赢得了其公民的拥护。
菲利普看到这种敌意的表现立即作出反应，他要求皮林沙斯（Perinthus）和拜占庭（Byzantiun）——都是名义上的同盟国——援助他，当遭到他们拒绝后，菲利普马上起兵围攻皮林沙斯。因为这对于博斯普鲁斯（Bosporus）海峡与小亚细亚都是一种威胁，所以波斯国王阿尔塔泽尔西斯命令希里斯朋特—佛里几亚（Hellespontine-Phrygia）的总督（Satrap）阿尔希提斯（Arsites）去支援皮林沙斯人，并由雅典人阿波罗多拉斯（Apollodorus）率领了一支强大的佣兵部队去援救他们。于是，波斯公开地与菲利普为敌，当菲利普发现皮林沙斯是一颗太坚硬的干果，一时夹不碎时，就突然抽回他的兵力，而改行围攻拜占庭。但雅典已派了两个支队的海军去援助拜占庭，使菲利普无法包围拜占庭海上的这一边。经过了长期围攻之后，菲利普还是被迫放弃了他的企图。为了挽回自己的面子，菲利普对于在多布鲁达（Dobrudja）的西徐亚部落进行了一番惩罚性的远征，然后于公元前339年初返回马其顿。
菲利普在这次失败后，没过多久的时间就获得了一个翻本的机会，因为在他返国的途中，另一次神圣战争又爆发了。这一次是安费沙（Amphissa）的罗克莱斯人（Locrians of Amphissa）被指控耕种了阿波罗的圣地。最初安费克托尼会议向底比斯和雅典两国提出申诉，但未能获得他们的回应，于是转而请求菲利普去惩罚罗克莱斯人。这是一个上帝送来的好机会，所以有许多历史学家怀疑是菲利普本人向自己发出这种邀请的。不管如何，菲利普立即接受了这个邀请，但他却不向安费沙前进，而去占领已经毁坏了的艾拉提亚（Elatea）要塞，那里足以控制进入西波提亚的大道，从那里他又派了使臣去劝说底比斯人一同侵入阿提卡。
当菲利普占领艾拉提亚的消息传到雅典后，雅典公民大为震惊，在狄莫西尼斯的建议下，他们派遣了一个代表团前往底比斯，要求共组军事同盟来对抗菲利普。这个使命成功了，于是在卡里斯（Chares）率领之下，一支雅典的佣兵赶往增援正在据守从波提亚进入弗西斯（Phocis）隘道的底比斯部队。菲利普先不作任何认真的努力，一直到公元前338年夏季，才向安费沙发动了一个闪击战，击败了卡里斯，并攻占了在柯林斯湾（The Gulf of Corinth）上的劳巴克塔斯（Naupactus）——即李班多（Lepanto）。因为这个前进威胁了联军的南侧面，所以后者自动撤出了隘路，而集中在恰罗尼亚（Chaeronea）。菲利普返回艾拉提亚，通过其在南面七里远的巴拉波塔米（Parapotamii）隘路，大约是在8月2日或9月1日，进逼他的敌人。他一共有三万步兵和两千骑兵，联军的实力则不可考。
在联军方面，是底比斯人在右，小国的联军居中，而雅典人在左。在马其顿方面，菲利普指挥右翼，而让他的18岁的儿子亚历山大指挥左翼。关于这次会战的记录很不完全，但至少在观念上，菲利普的战术似乎是与路克特拉会战中所使用的战术相似。据我们所知道的，是菲利普首先故意后退，以引诱雅典人进到联军中央的前方，这个行动很巧妙，立即使雅典人的主将命令其部下向菲利普的这一翼追击（注：菲利普能够做这样的运动，即足以证明其部队的纪律与训练是如何的优良，在当时的战斗中，最困难的事情莫过于在敌前撤退，然后再做迂回的进攻）。同时，亚历山大也就向底比斯人发动了猛烈的攻击，经过了一番苦斗之后，菲利普的军队终于冲散了对手的阵线。于是菲利普的军队继续前进，突破了雅典部队，菲利普父子二人分别向中央夹击，将联军中央部分歼灭殆尽。联军惊惧溃散，狄莫西尼斯也落荒而逃。
恰罗尼亚会战是具有决定性的，在这个现在尚存在着马其顿人坟墓的古战场上，为独立的城市国家制度敲响了它们的丧钟。当逃兵溃卒带回了联军大败的消息之后，雅典人大感惊慌，以为大祸即将临头了，可是这种恐惧却是多余的，因为菲利普正在计划对波斯进行战争，要指望雅典，尤其是其舰队的支援。菲利普是很宽厚的，姑且不说是慷慨大方。他的条件是他保证不侵入阿提卡，并让雅典人保有其爱琴海中的各岛屿；但却要求雅典割让齐尔松尼斯，为了补偿起见，他又愿以一个叫做阿罗普斯（Oropus）的波提亚城市来当做交换。雅典同盟应即解散，雅典也变成了马其顿的同盟国。此外，为了安抚雅典人，菲利普又无条件释放雅典的俘虏而不勒索赎金，并派了代表团前往雅典，由亚历山大和帕尔米尼奥（Parmenion）率领，把在恰罗尼亚战死的雅典军人骨灰送回本国去。这样的宽大使雅典人大感意外，为了表示感谢，雅典人把阿提卡的公民资格赠与菲利普和他的儿子，并且在他们的广场（Agora）中建立了一个菲利普的塑像。但是对于底比斯，菲利普却一点都不客气：那里的反马其顿领袖们不是被处决就是被放逐，被俘的军人都被出卖为奴，其对于波提亚的霸权也被取消，而其卫城（Cadmea）也被马其顿的驻军占领。
柯林斯大会
二十年来，菲利普的目标就是想在希腊境内扩张权力，但是和许多征服者不同，他很聪明，他知道若不能赢得被征服人民的好感，则帝国就只不过是一场春梦而已。为了达到这个次要的目标，他就要在自己的政策与伊索克拉底的泛希腊计划之间，设法获得一个折中路线。为了使权力加上一件合法的外衣，菲利普要求所有的希腊国家派代表到柯林斯来，与他共商新秩序的建立问题，除了斯巴达以外，其他各国均同意派遣代表出席（注：当伊索克拉底已经活到了98岁就快要死的时候，他还曾对菲利普作了最后一次的上书，劝他赶紧发动对波斯的战争，迫使现在号称“大王”的人听从他的指挥。若能如此，则菲利普也就可以像其祖先海格力斯一样的成为人类崇拜的神话英雄了。最后他说自己能活得这样的久，眼看着他青年时期的梦想由于菲利普的努力已经接近实现，真是非常的愉快，死可瞑目了）。
公元前338年年底，柯林斯大会（The Congress of Corinth）开幕，这也是菲利普在政治方面的最大成就。其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其决议构成了亚历山大对希腊关系的基础。在会议上，菲利普提出了他的建议，但形式却不是命令式的，而是采取共同讨论的方式。因为菲利普非常希望赢得希腊人的同情，所以才采取这种微妙的手段，这个建议的要点有如下述：希腊诸国与马其顿之间应缔结一个永久性的攻守同盟。前者应合组一个希腊联盟（Hellenic League），代表这个联盟的为理事会（Synhedrion），每个国家均有权派代表出席，其代表人数依照其军事力量的大小来决定。理事会集会的地点或为柯林斯，或在伟大的泛希腊性节日大会举行的同时举办。理事会的日常性任务委托给五个常任理事去执行，因为马其顿并不是联盟中的会员国，所以菲利普并不参加这一部分的工作。他的地位是联盟部队的大元帅，换言之，也是被选举为终身的盟主。所有联盟中的会员国都可以受到联军的保护。各国现有的宪法不受到扰乱，也不需在财力上贡献。理事会具有最高法庭的权威，可以对违约国家采取任何适当的行动。一旦宣战时，盟主有权决定每一个会员国出兵多少，并代表联盟指导战争。
在条约中也规定了一种普遍的和平，其维持办法如下：（一）希腊联盟与菲利普之间的和平应由每一个会员国来建立，它们分别宣誓不会企图推翻菲利普及其子孙的王权。（二）在各国之间的和平，应由所有各会员国宣誓共同维持。私掠的行动应严加禁止，而海上的自由与安全也受到联盟的保护。（三）每个国家内部的和平，应由每个会员国宣誓保证，绝不破坏其宪法，并严惩任何企图私通外国，以反对联盟或菲利普的人民（这些条文主要为了制止城市内部的斗争和阻止希腊佣兵为波斯服役）。
所以靠着菲利普的政治才能——这几乎是史无前例的——所有的希腊人，除了斯巴达人以外，都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统一的希腊联盟。
在无异议地通过了这个条约之后，各国的代表纷纷返回本国。公元前337年的夏天，各国所选出的理事在柯林斯举行了第一次理事会。菲利普在会上提出其最后的计划——对波斯的战争。他内心里也许认为这是一次侵略性战争，而他也知道这种目标对于联盟中各会员国是不会具有号召力的，所以他宣布这是一次复仇性的战争，因为波斯人曾经侮辱希腊的神庙；这是一次宗教战争，或是一次十字军东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希腊人有同仇之感。他的想法一点都不错：代表们投票宣战，并共推菲利普为最高统帅，具有无限的权力。菲利普返回马其顿，在公元前336年的春季，派帕尔米尼奥与阿塔拉斯（Attalus），率领着一万人的前卫部队，渡过了希里斯朋特海峡，也就是今天的鞑靼尼尔海峡，在亚洲建立了一个桥头阵地，并煽动在小亚细亚的希腊人背叛波斯。菲利普拉开了这场战争的序幕，但命运却决定他永远没有机会完成这个伟业。
由于阿塔拉斯的侄女，克罗巴特拉（Cleopatra）有惊人的美色，所以菲利普决心舍弃奥林匹亚斯，而立她为后。这样就会影响到亚历山大的继承权，于是引起了一场严重的家庭纠纷。奥林匹亚斯回到她兄弟的国家中去，也就是伊庇鲁斯的阿历山达（Alexander of Epirus），亚历山大又前往伊利里亚，也许是为了煽动伊利里亚人起来反对菲利普。因为在他的侧面存在着一个众叛亲离的伊庇鲁斯和伊利里亚，对于菲利普是十分不利的，于是在柯林斯的狄马拉塔斯（Demaratus）调停之下，安排了一种家庭和解的办法，亚历山大回到了佩拉，而菲利普与奥林匹亚斯所生的女儿，也叫做克罗巴特拉，则嫁给她的母舅，也就是伊庇鲁斯的阿历山达。公元前336年的仲夏，当菲利普主持这个婚礼时，被普沙尼亚斯（Pausanias）暗杀。普沙尼亚斯是一个马其顿的青年贵族，与阿塔拉斯有私人的怨仇，因为菲利普拒绝过问，所以怀恨在心从而出此下策。其他的人当然也牵涉在这个阴谋之中，因为照情形来判断，奥林匹亚斯有很大的嫌疑。不过她是否为主谋还是难以断定的，但一般人却都认为亚历山大是清白的，尽管他的敌人宣传他有弑父君的罪嫌。
第二章 马其顿的陆军
在菲利普以前的希腊战争
亚历山大从他父亲手中承继了一支军队，在古代史中，其组织、训练和装备都要算是最好的。这也是菲利普的杰作，只要把它与过去军事组织的迟缓进步作个对比，就可以显示出他在建军时所表现出的天才。
在史诗时代中的希腊战争，战士都是贵族。他们驾着战车（Chariota）进入战场，然后下车与对方做肉搏战。他们装备恶劣的随从就只是在老远处喝彩助威而已，这种战斗仅是个人勇力的表演。这种战斗要的是一种机警的战士，只装备着轻兵器和轻装甲。在防御方面，这些战士主要依赖一面圆形的防盾，在其背面的中央有一个单独的把手，另外有一条带子绕在颈上，以方便他退却时，可以把防盾挂在背上保护背面。他的攻势兵器为一两支轻矛和一把佩剑。通常是先向对方投掷他的矛，若是不能将敌人击倒，就继续用刀剑来砍杀。弓矢被当做一种怯懦的兵器，很少使用。
在公元前7世纪的初期，这种个别对打的方式就开始为集团战斗所代替。经济日益繁荣，冶金的技术也日益进步，装甲成本减低，使多数的平民也能和贵族一样获得全套的甲胄，包括一顶金属头盔，一副胸甲、胫甲、股甲、防盾、矛剑等。这是一种平等和民主的转变，使有钱的平民能与贵族在战场上立于平等的地位。于是重步兵（Hoplite）就开始以行列来战斗，而不再是个别的格斗了。长矛不再是一种投掷兵器，而是改供冲刺之用。防盾也扩大了，用左前臂穿过其背面中央的把柄来挽着，在边缘上另有一个用手抓的把柄。颈带被取消了，因为在行列中的战士，是不可能单独后退的（注：布里〔Bury〕在其所著的《希腊史》中说过：“值得注意的是，提沙里始终不曾采用重步兵的体系，而以骑兵为陆军的核心，所以在这个国家中民主思想也始终不曾发达。”像重步兵的长矛一样，火枪也是一种“民主化”的兵器，近代民主政治的兴起与近代步兵的兴起，其间是具有密切关系的）。
由于战士数量的增加，于是城市国家的陆军也开始诞生了。从这个时候起，又有两个因素决定了其战术与组织——城墙与其周围的田野。
在围攻的机器尚未发明之前，城墙对于攻击者而言，事实上是攻不破的，于是攻城的方法通常就只有两种：一，饥饿；二，内奸。前者的意义即为封锁，因为围攻军队的补给工具都是原始化的，所以除了围攻海岸上的城市，围攻军队的补给可能获得水运之便外，一般的围城战在时间上都是很短促的。就后者而言，在佣兵制尚未盛行之前，要想使守军叛变，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一个城市的田野却是可以攻击的，所以想迫使敌人放弃戍守城墙，用野战的方式决定胜负，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毁灭或没收敌人的作物和牲畜。这也就是说战争只能局限于夏季的几个月中，那正是农作物生长和牲畜放牧的时候。
因为冬季是无战争的，所以不需要常备军，因为军人都是民兵，作战地区也仅限于平原，所以方阵（Phalanx）是最简单的组织。由长矛兵组成横线，纵深约为八到十列，其战术仅限于推送其长矛。方阵与方阵以平行的序列交战，胜负既分之后，战胜者在战场上建立了一个胜利纪念物之后，就开始毁灭敌人的作物与牲畜，更为有利的方式是据为己有（注：安德鲁斯教授〔Prof A.Andrewes〕认为第一个提倡方阵战术的人，可能是公元前675年的阿哥斯的费登〔Pheidon of Argos〕，见其所著的《希腊暴君》一书。在亚洲，方阵更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战斗队形）。
方阵要维持其团结，就只能用缓慢的步调在平地上前进，在这种情形下，诚如波利比亚斯（Polybius）所说，它在面对面的战斗中是无敌的。但是一旦遭遇到破碎的地形，它的组织马上就会丧失。除此以外，方阵也不能改变正面，做迅速的侧进，或维持有秩序的追击。像一个攻城槌（Batteringram）一样，它的设计只有一个目标，即冲破敌军的正面。
在所有的城市国家中，斯巴达对于战争的组织要算是最好的，其原因有二。其一，它始终是采取君主政体，在两个国王统治之下，它要比其他的民主或寡头政治的国家，较不易于发生内在的冲突。其二，根据法律，这个国家是整个建立在军事基础之上的。诚如逃亡离国的斯巴达国王狄马拉塔斯（Demaratus）向波斯国王泽尔西斯所解释的话，他说：“虽然我的人民都是自由人，但是他们并非在所有方面都是自由的。法律是人人都要遵守的。法律禁止他们临阵脱逃，不管敌人的数量是如何强大，他们都必须挺身而斗，不是战胜就是战死（注：除了斯巴达以外，希腊的公民军队都是受到民主纪律的控制，其军官是民选的，所以难以执行严格的纪律）。”
因为斯巴达所依赖的是重步兵的优势，所以斯巴达是一直到2世纪都没有城墙的国家。其原有的居民则降级为“农奴”（Helots）或“边民”（Perioeci，编按：他们为居住在斯巴达邻近一百多个乡镇的居民，有个人自由而无政治权利），后者虽维持一部分的独立性，但在战时仍有为斯巴达服役的义务。换言之，有高度训练的斯巴达陆军还有一支民兵来当做支援。在公元前479年的普拉提亚（Plataea）会战中，斯巴达的方阵是由五千名重步兵所组成，分为五个地区性的团，并由五千名“民兵”支援。在菲利普尚未兴起之前，在希腊世界中只有斯巴达一国算是全国皆兵。
因为方阵的步调不能加速，否则行列就会发生混乱，又因为维持团结是冲力的必要条件，所以机动作战是被严格禁止的。虽然把骑兵及轻装部队与重步兵联合使用，这种限制即可以部分地放宽，可是在很长久的时间当中，这些混合方式却还只是偶一为之。其原因是军人具有一种传统的保守性，而重步兵也看不起轻装部队。同时诚如亚里士多德所指明的，因为只有富人才养得起马，所以骑兵有利于寡头政治的建立，这种看法对于重装备的步兵也可以适用，只不过程度上略有差异而已。反之，轻装部队与水手却总是支援民主政治的。当他们的数量太多时，一旦有叛变发生，社会组织中的其他部分就会处于不利的地位了。
尽管有这些限制，从最早时代起，就也还是使用少量的轻骑兵及轻步兵，以供侦察和突袭之用。在公元前490年的马拉松（Marathon）会战中，希腊方面完全没有骑兵参战，十一年后在普拉提亚会战中，希腊方面的唯一骑兵就是提沙里人，但他们完全不是波斯人的对手。在公元前415年的叙拉古（Syracuse）围攻战中，雅典的总司令尼西亚斯（Nicias）所携带的马还不到三十匹。但不久以后，为了保护其征发队，他发现骑兵非常重要，便向本国要求增派二百五十名骑兵，并在西西里岛上招募了四百名当地的骑兵。自从一个世纪以前，有一千名提沙里骑兵曾经向斯巴达人设在法里龙（Phalerum）的桥头阵地发动突击后，对于骑兵缺乏了解已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在叙拉古之围以后二十年内，这种情况又完全反转过来了。公元前394年，斯巴达的国王艾吉希劳斯（Agesilaus），曾建立了一支效率极高的骑兵，并击败了提沙里的骑兵。色诺芬说艾吉希劳斯非常高兴，因为提沙里人素以骑术优良自豪，现在却被他的骑兵给击败了。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佣兵开始支配着战争，因为建立轻装的佣兵部队成本比较低廉，所以运用机会不断地增加，效率也不断地提高。雅典的佣兵将领依费克拉提斯（Iphicrates，公元前415—前353）算是首先了解轻装部队的威力是如何可怕的人，他以色雷斯的标枪（Javelin）兵为模范，建立了一支轻步兵兵力（注：这种标枪兵通常被称为是“Peltasts”，以其所携带的小型圆盾〔Pelta〕而得名）。他训练其部队能在各种不同的地面上做迅速而又协调的进退，并同时能做投掷和肉搏两种形式的战争。他把色雷斯人的轻型标枪和短剑都加长了一半，并发明一种叫做Iphicratides的“绑腿”。公元前300年，凭着他的轻型部队，依费克拉提斯在柯林斯附近，歼灭了六百名斯巴达重步兵，从那时起有训练的轻步兵就成为重步兵的必要助手，尤其是在崎岖的山地中，他们更可以代替骑兵。
直到公元前4世纪为止，人类在攻城战方面还没有什么进步，尽管城墙大部分或全部都是由日晒的泥砖和木材所构成的，但是想一鼓作气地将其攻下还是非常困难。在城墙底下挖掘隧道的办法也常使用，有时还积土成山，从顶上即可以控制城墙。修昔底德曾经提到攻城槌、云梯、火攻和抵抗火攻的工具。他说在公元前429年的普拉提亚围城战中，普拉提亚人用皮革盖在城墙上，以保护其木质部分不为火箭所焚毁。在公元前413年的叙拉古围城战中，叙拉古人也曾用液体火来烧断雅典人的攻城槌。同一年，在狄仑（Delium）的围攻战中，米加里亚人（Megarians）更曾使用一种巧妙的火攻工具：
他们把一根大木柱，锯开挖空，再将其拼合起来成为一支管子，外面又用铁皮加以包扎。然后用铁链悬挂在车上，将其送到城墙附近，而那时的城墙主要是由木材所构成的。在这支管子的中间装满了烧着了的煤块、硫磺、柏油等物，一端装置了一个大风箱，从铁管中将风送入，于是另一端即发出巨大的火焰，将城墙点燃。守军马上受不了，开始弃城而逃，这样就把这个要塞攻下了。
公元前385年，斯巴达国王艾吉希波里斯（Agesipolis）在曼提尼亚的围攻中，又发明了另外一种高明的办法。他在一条流过城市的河川上建立了一道水坝，使水面涨过了城墙的基础，这座城墙是由泥砖所筑成的。于是砖块融化，当城头开始要崩溃时，敌人就向他投降了。
在攻城术（Siegecraft）方面第一个真正的进步，应归功于戴奥尼索斯一世（Dionysius I），他是叙拉古的暴君（公元前430—前367），他曾与迦太基人（Carthaginians）交战，其最著名的战役即为公元前398年的莫特亚（Motya）围攻战。莫特亚是一个建筑在小岛上的要塞，与大陆只隔了一条狭窄的水道。戴奥尼索斯跨着水道上建起一道堤岸，在其顶端又建起一个装有车轮的六层木塔。在最低的一层中装上强力的攻城槌，在以上各层中，装上可以发射矢石的弹射机（Catapults）。当攻城槌撞击下面的城墙时，投射机就扫射其墙头，于是就在城墙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其次他把他的攻城塔推入城内，再从顶层中放下天桥，达到一些屋顶上，他的兵员就从天而降，冲入街道，占领了全城（见狄奥多拉斯的著作）。
活动攻城塔和弹射机的使用，使攻城战有了彻底的变化。前者为一个古老的发明，可以回溯到公元前9世纪的亚述人（Assyrians）。在艾夏尔（Ashur-Nazir-Pal III）的故宫中还有这样的浮雕，其底层使用着攻城槌，而在顶层上的弓弩手则用箭扫荡敌方城上的守军。色诺芬曾描述过一种野战用的冲车，那是一个装在车上的木塔，由八对牛拖着走。他说：“居鲁士认为若能有相当数量的冲车，在战场上是大有用处的。这种木塔每一个可以容纳二十人。”就观念上来说，这也就是一种“战车”（Tank）。
扭转性的弹射机似乎是腓尼基人（Phoenicians）的发明。根据大小可以分为轻重两种型式。轻型弹射机（Katapeltes）可以投掷箭、标枪、石块和小型铅弹，能够穿透防盾（Pelta）。重型弹射机（Petrobolos）可以投掷重达50—60磅的石块。其动力来源为两条扭紧的牛筋或人发绳，使用8磅重的弹丸，轻型的最大射程约为450码。以后在希腊或罗马的时代中，又发明了一种威力更大的投石机（Ballista或Onager，即为一种榴弹炮的形式）。公元4世纪的罗马史学家安美拉斯（Ammianus marcellinus）对于这些投射机器曾有极详细的叙述。
希腊人在什么时候才使用弹射机，已经不可考了。大约在公元前350年，塔克提卡斯曾经提及弹射机。根据狄奥多拉斯的记载，菲利普在皮林沙斯的围攻战中，曾经同时使用射箭的弹射机与活动的炮塔，后者高达120尺。
个别兵种的发展，必然会引起如何将它们互相配合，成为职业性军队的问题。虽然这个问题直到菲利普改组马其顿陆军时，才获得了完全的解决，但是在他之前却还是有两个伟大的先驱者。这两位先驱者是两位暴君：叙拉古的戴奥尼索斯一世和费莱的贾逊（Jason of Pherae，公元前380—前370）。
戴奥尼索斯建立了一支包括所有兵种在内的陆军，据说其中包括八万人的步兵。布里教授在其《希腊史》中对他有下述的评论：“在军事发明中他是伟大的马其顿人的先驱，也是他们所使用的各种方法的创始者。他是第一个想到并训练一支完整陆军的人。他把军队中的各种不同部分——陆军与海军、骑兵与步兵、重型部队与轻型部队——加以有系统的组织，使其在行动上像是一个有机体一样。”
普鲁塔克的书中也有所记载，雅典佣兵将领依费克拉提斯说：“轻装部队像手一样，骑兵像脚一样，方阵本身像胸膛和胸甲，而将军则为其头脑。”
费莱的贾逊，在个性和行动上与菲利普极为相似，他第一次在历史上出现是在公元前380年。法尔沙拉斯的波里达马斯（Polydamus of Phorsalus）对于他有下述的评论：“他能够利用夜间的时间像日间一样；当他忙碌时，连吃饭的时候也都在注意着公事。仅仅在达到了目的后，他才肯休息。他不择手段，一心只要想成功。”
这些话对于菲利普也同样可以完全适用。
当贾逊自立为提沙里的统治者时，他手中有两万名重步兵，八千名骑兵，六千名佣兵和足够与全世界作战的轻步兵。他的军队待遇颇佳，纪律严明，其意图是征服波斯。公元前371年，底比斯人在路克特拉获得了胜利后，因为斯巴达人决定继续战争，于是底比斯人向贾逊求援。贾逊立即率领一千五百名步兵和五百名骑兵出发，快速冲过了弗西斯的领土，有些城市在尚未获得消息以前，就已被他攻占了。但是贾逊的目标显然是使他自己变成整个希腊的盟主，并率领希腊人去对抗波斯人。于是他匆匆地签订了一个休战条约，迫使斯巴达人放弃这次战争。在以后的一年中，贾逊准备前往祭祀德尔菲神庙，并充任皮西亚大祭典的主席，然后同时宣布其对波斯的争战开始。但是在贾逊尚未出发之前，却遭到了暗杀，于是壮志未酬地死去了。
菲利普的新型陆军
从远古时代起，马其顿的陆军就一直分为三个部分：一、国王侍卫队，由骑马的贵族组成，他们叫做Hetairoi，其意义就是“国王的伙伴”（Companions）。此外还要加上“皇家骑兵”（Royal Squadron），由较低级的贵族所组成。这两支由贵族组成的骑兵部队，其责任为在战斗中保护国王的个人安全。二、一支小型的禁卫步兵，其任务为在平时保护国王的安全。三、由各部落所提供的步兵，由农民或山地中的牧羊人组成。马其顿的骑兵，也像提沙里的骑兵一样，是骑术精良的部队，他们使用胸甲与短矛（Xyston）来战斗（注：应记着希腊人是骑赤背马而不用鞍蹬的，而马的体型也很小。正式的马鞍是在公元4世纪才被采用。没有鞍和蹬，中世纪骑士式的长矛冲锋自然不可能，所以在古代的骑兵冲锋，只能使用短枪来做冲突式的混战。此外，马蹄铁也是在公元前2世纪才被采用的，但直到公元5世纪才普遍化）。禁卫步兵是一支常备的职业兵力，至于各部落的兵力则仅为乌合之众，他们使用剑与矛和一个藤质的防盾。公元429年，色雷斯侵入马其顿时，修昔底德的记载中说，皮尔地卡斯二世认为他的民兵没有什么价值，但是其骑兵却极为优秀，只要一冲锋，即所向披靡。菲利普在开始建军时，就只有这一点基础，但在尚未讨论到其如何工作之前，最好还是对这整个问题做一次检讨。
菲利普是一个有远见的人，他知道在他这个时代中的战争，日益变成了专家的事业，因为佣兵极不可靠，所以必须寻找一种更可靠的军人。菲利普决定要使佣兵的技术与城市民兵的忠贞相结合，因此必须要将部落性的民兵变成职业化的陆军，并使其具有民族精神。更进一步，因为菲利普的政治目标是要扩大支配权，使其遍及整个希腊，所以其陆军所要求的条件自然与城市民兵不同，而必须是一种联合兵种，它应有重骑兵与重步兵以供密集战斗序列的会战之用；有轻骑兵与轻步兵以供保护和宽松序列作战之用；有炮兵与工兵以供围攻之用。因为菲利普已经有了一支效率很高的骑兵，并已在实战中证明了其价值，所以决定了菲利普以骑兵为其决定性兵种。换言之，菲利普要用它来代替方阵当做冲突的工具，反之，方阵却被当做是骑兵行动的基础。方阵并不突击，而只是表示此种威胁，其前进足以形成一种恐怖，使敌人精神瘫痪，不能动弹，以便骑兵来做决定性的冲锋。轻骑兵和轻步兵的任务是侦察、搜索、掩护，并打击敌军兵力的正面和侧面，以及进行山地战和游击战等。炮兵与其弹药纵列也构成陆军中一个完整的部分。这个陆军是由各兵种组成的联合兵力，无论冬夏，无论在哪一种地形上，都随时可以准备作战。
在其第三次的“讨菲利普檄文”中，狄莫西尼斯曾经把菲利普的新战法拿来与传统性方法作过比较。他说：
我认为再没有比战争的艺术更有革命性进步的了。在过去的时代中，所有的国家都是在夏季中花费四五个月的时间，用重步兵及民兵去侵略敌国，然后再返回本国去。这些人都是善良的公民，从来不会用金钱去收买敌人，他们的战争是一种公正和公开的游戏。反之，菲利普的战法却完全不同，他之所以能够所向披靡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领导着一个重步兵的方阵，而是因为他拥有轻步兵、骑兵、弓弩手、佣兵等等不同的部队。他一方面依赖这个兵力，另一方面也使用一切的手段来分化敌人。冬夏对于他是毫无区别的，并不会因为季节的改变而停止其行动。
对于菲利普的军事改革，除了其结果之外，我们更无所知。所以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首先考虑其结果，然后再倒转过来推断其所可能采取的步骤。
菲利普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他没有发明过一种新陆军，而只是把旧有的合并成两种陆军。菲利普把他的封建性骑兵和禁卫步兵改组成一支御林军（Royal Army），由他本人亲自指挥。同时又把部落的部队改编成一种地方军（Territorial Army）。他采取这种办法不仅是因为这是最简单的方法，而且这种方法可以使两种军队互相制衡，足以使贵族与平民都不会拥有太多权力。当两个主要社会阶级之间能够维持权力平衡的时候，则全体的可靠性也就有了保障。
御林军又分为两支兵力：皇家骑兵和皇家步兵。菲利普把原有的皇家骑兵扩大为八个中队（Squadrons or ilai），每个中队约为二三百名骑兵，其武器为短矛，由一个骑兵将领负责指挥。其原有的禁卫中队，在战斗中仍具有保护国王的职责。
皇家步兵（Royal Hypaspists）也扩充为三个营，每营一千人，但原有的一营则仍负有禁术之责。所以国王的御林军包括八个骑兵中队（其中一个为禁卫中队）和三个步兵营（其中一个为禁术营）。
马其顿皇家步兵的兵器与装备是怎样的，现在已经不可考。塔恩认为他们是重步兵，其装备是像方阵一样的重，所以他们与希腊重步兵（Hoplites）的区别是在历史、招募方式和身份等方面，而不是在军备方面。威尔肯（Ulrich Wilcken）则认为他们是轻装步兵，其目的是在战斗中快速前进，以便构成骑兵与方阵之间的联系。格罗特（Grote）则认为他们固然是重步兵，经常也保持着方阵的形式以供战斗之用，但是他们的装备却较轻，要比一般的方阵步兵更能适合复杂的环境和地形。所以他们的地位介于方阵式重步兵与轻步兵（Peltasts）之间。因为根据亚利安的记载，亚历山大曾经使用他们去追随骑兵，攻击有城墙的阵地，执行快速的夜行军和其他的机动作战，所以他们的装备应该较一般重步兵为轻。
地方军的目的就是为了给御林军构成一个运动的枢轴——战术性的行动基础。其任务据说就是钉死敌人的方阵，以便御林军来进行攻击。菲利普把旧有的马其顿部落兵力，组成了六个团（Taxeis）的常备军，这是真正的方阵步兵，马其顿语称之为Pezetairoi。每个团为一千五百三十六人，分为三个营（Pentacosiarchies），每营五百一十二人。其最低的单位为一行（file），共为十六人。每一团都有其自己的指挥官，但方阵却无总指挥官，每一行有一个“行长”（Decadarches）——根据这个名词，似乎可以推断每一行原有的人数是十个——行长站在第一列，在他后面的两个人也是要选勇敢和技巧兼备的人员，每行最后一个人也是精选的人员。阿希里皮阿多塔斯（Asclepiodoths）是公元前1世纪的一位军事作家，他说每行中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都是本领最高强的。他又说行长所组成的第一线对于方阵而言，就好像是刀剑的锋刃一样。
马其顿重步兵与希腊重步兵之间的显著差异，在于后者所用的是9尺长的矛，握在右手中，而菲利普的重步兵却装备着14尺长的长矛（Sarissa），用双手来运用，其防盾挂在左肩上。把重步兵的主要攻击兵器放长了一半的长度，使他们对于传统的方阵，具有一种决定性的优势。这好像是把火器的射程延长了50%。因为当两个方阵相遇时，那个使用较长兵器的一方面就可以先行杀伤敌人，而敌人却对他们无可奈何。这种办法在过去一直不曾被采用，实在是很奇怪，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希腊人不愿减缩其大防盾的体型和重量，那会占去一只完全的手臂。
除了长矛以外，马其顿的重步兵还带着一把短剑，一个圆形轻盾，并穿着胸甲、绑腿和头盔，有时则为宽边帽（Causia）。除了长矛以外，菲利普的地方军还有一个优点，那就是它是一种常备兵，其人员的招募是以民族为基础的，所以精神士气都优于佣兵。此外，地方军队的人员经常处于训练中，所以也是真正的职业军人。
到了其统治的末期，菲利普也从附庸和同盟国中招募了大量的兵力。提沙里供给了两千余名重骑兵，其装备与马其顿相当，不过素质也许略有逊色。在轻骑兵方面，他招募了一千二百名色雷斯、配奥尼亚和阿德里西亚（Odrysian）人，还有一些希腊的佣兵。色雷斯骑兵中又有一团长矛兵，其作战的方式与哥萨克人颇为相似。在会战时，轻骑兵掩护着方阵与重骑兵的侧面——有时还有正面；在行军时，他们的任务为搜索和侦察。所有这些轻骑兵也像马其顿人一样分为“中队”（Ilai），并由马其顿军官指挥。
在辅助步兵方面，柯林斯联盟拥有希腊式装备的重步兵七千名和希腊佣兵五千人（轻重步兵都有）。从色雷斯、配奥尼亚、伊利里亚等与马其顿接壤的好战部落中，菲利普又招募了六千名轻装的步兵，其中最著名的是阿吉里亚人（Agrianians），他们是超级的标枪手。除了这些部队以外，菲利普又招募了两队弓弩手，其一为马其顿人，另一为克里特人（Cretan），后者是当时最优秀的弓弩手。
菲利普的炮兵与攻城纵队的详情也已经不可考，可能是以戴奥尼索斯一世的部队为模范。不过从亚历山大对他们的使用情形上看来，足以证明他们都是具有高度组织和效率的。攻城纵队中包括着有塔、槌等部分，所携带的仅为其必要部分，至于木质的部分则利用当地的材料加以建造。亚历山大在最快速的行军中，也都一定带着野战炮兵一同走，所以它必定是像近代化的山炮兵一样，分解为几部分用驮马来运输的。
关于菲利普的指挥、参谋和后勤体系，也不太可考，尤其是很难分别哪些部分应归功于他本人，而哪些部分又应归功于他的儿子。他们两人都是同样的握有三套指挥权：一、所有全部兵力的总司令；二、马其顿御林军的指挥官，三、希腊联盟的联军统帅。对于这两位国王，帕尔米尼奥都是他们的副帅。为了协助国王起见，他手中又有一个私人的幕僚组织和一群少数经过挑选的高级军官，根据威廉·塔恩的说法，所有高级职务都是由这些人员去担任。
亚历山大的技术勤务组织，大部分也应归功于菲利普。威廉爵士说：
亚历山大身边经常带着一批希腊技术专家，对于他们，我们所知极其有限。他有一个攻城纵队，其中有负责建造攻城机器的工程师，其总工程师为提沙里人戴他斯（Diades），他也是为亚历山大攻下泰尔（Tyre）的人。此外又还有掘沟架桥的土木工兵，水道和矿业的工程人员和建筑师，像设计亚历山大城的戴罗格拉底（Deinoerates）。属于这个集团的还有历史和地理学家，例如亚里斯托布拉斯（Aristobulus）。他们还有一个测量组（Bematists），负责搜集有关行军路线和设营地点的情报资料，并记录行军的距离，亚历山大本人还要加以核对，在很久的时间中，它们都构成了亚洲地理的基础。还有补给纵队和军需人员，对于每一个已征服的地区，都要搜集物资以供下一次前进之用。秘书处则由卡地亚的欧米尼斯（Eumenes）主管，他负责撰写官方的远征日志。
亚历山大的军队里还有军医，例如阿卡拉尼亚的菲利普（Philip the Acarnanian），他是国王的御医，海军专家与科学家；此外还有史官，他是奥林沙斯的卡里希尼斯，也是亚里士多德的侄子。
因为补给为战略与战术的基础，所以关于马其顿陆军的补给问题缺乏资料，的确很令人感到烦恼。若认为他们是完全依赖就地取食的办法，那实在是不通之论，因为三五万人的大军，不可能专靠征发的手段来获得适当的补给。若是没有一个大规模和高效率的补给制度，亚历山大也就不可能做那许多次的快速行军，他曾经越过山地沙漠，各种人口稀少的地区。此外，其大量的骑兵在饲料方面也会感到困难，专凭当地的青草是绝不够吃的。
这个问题也有人注意过，例如色诺芬在其《回忆录》（Cyropaedia）中，就曾充分指出补给的重要性——这大致说来，也是一本论将道的教科书。不过古往今来的军事史学家对于这个问题却往往予以忽略。
马其顿陆军中还有一个特有的组织，那就是由高级贵族子弟所组成的“侍卫团”（Corps of Royal Pages）。这些青年人经常生活在国王的周围，日夜不离，要算是真正的宿卫之臣。这也是优秀军官的培养所，亚历山大的许多指挥官都是从这些人中间选拔出来的。同时这也具有人质的效果，当国王在国外作战时，可以保证这些人的父亲在国内不敢为非作歹。
最后，马其顿虽然不像雅典或波斯，是一个海洋国家，但菲利普还是建造了一个相当可观的舰队。那是一种无甲板的轻型结构大划船（Galleys），长约120尺，宽约20尺。每艘船上约有两百名船员，帆桨并用。每边有一排桨架，每桨用三个人来摇。此外还有较大的船只，即每桨用四个人或五个人来摇。这种大船是由塞浦路斯人和腓尼基人驾驶的，他们原先都替波斯人服务。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大划船虽然是古代的一种标准军舰，而且也沿用颇久（最后一次伟大的大划船会战是1571年的李班多会战），但却是一种威力有限的船只。它们在恶劣的天气中非常不安全，因为害怕风暴的突袭，所以很少驶到看不到陆地的深海中，因此也就无法维持严密的封锁。关于这种限制我们必须记在心里，否则就不能了解当亚历山大侵入亚洲时，为什么波斯舰队不能做有效的干涉。
第三章 亚历山大
青年时期与教育
根据普鲁塔克的记载，亚历山大出生于公元前356年，百牛大祭期（Hecatombaeon）中的第六日（即相当于7月和8月之间）。在那一天，以弗所（Ephesus）的阿特米斯（Artemis）神庙失火被烧成了平地。这是一个灾难，所以奉承他的人就说这象征着在世界上的某一地方已经点着了一支火炬，有一天会把整个亚洲烧掉。
尽管这个“预言”只不过是一种事后的想法，但若承认它是真的，则在当时的世界上就只有一个人，能够在这位新出生的马其顿太子的幼小心灵中，点燃这支火炬，那就是他的母亲奥林匹亚斯——她是一位伊庇鲁斯的公主，其祖先据说就是英雄阿奇里斯（Achilles）。从各方面看来，奥林匹亚斯都是一个充满野性的、神秘的和跋扈的女人。从女孩子的时候起，奥林匹亚斯就参加了酒神戴奥尼索斯（Dionysus）的祭典，这个神是宙斯（Zeus）与施美乐（Semele）的儿子，后者又是底比斯王卡德马斯（Cadmus）的女儿。依照神话的说法，当戴奥尼索斯长大成人之后，曾经路过叙利亚，访问埃及，又走遍亚洲并到达了印度，他沿途教授人民种植葡萄和引进文明。
普鲁塔克所讲的故事中说，当奥林匹亚斯与菲利普结婚前夕，奥林匹亚斯梦到一个雷霆落在她身上，点起了一个大火球，火光四射，很久才熄灭。这虽然又是神话，但却很能显示其性格。这似乎也是十分可能的，她会告诉她的儿子，他像戴奥尼索斯一样，宙斯为其精神上的父亲。因为据说当亚历山大发动伟大远征前，奥林匹亚斯曾把他出生时的秘密告诉了他，并嘱咐亚历山大应该表现其勇气，才无愧于其神圣的身份。
虽然亚历山大未必相信他自己真是神的儿子，可是他的母亲对于他的影响却非常的巨大。亚历山大从母亲奥林匹亚斯的身上获得了热情和讲求实际的精神。他虽然崇拜阿奇里斯，但亚历山大选择来当做模范的，却还是其父亲的祖先海格力斯——这是一位为人类福祉而努力的英雄，伊索克拉底也曾力劝菲利普应以其为模范。
亚历山大中等身材，他的体格比例极佳，好像是一个奥林匹克大会中的运动员。亚历山大长得十分俊美，皮肤细白，眼睛大而明亮，头发金黄，胡子刮得光光的。雕塑家李希普斯（Lysippus）为他塑了铜像，画家艾皮里斯（Apelles）为他画了水彩画，而皮尔哥提里斯（Pyrgoteles）则用宝石雕成他的头像。虽然所有这些实物都已经毁灭，但是其拓本和模仿品却一代又一代地流传了下来，其中存留下来最生动的遗像，要算是赖希马巧斯（Lysimachus）所铸造的钱币上的头像。赖希马巧斯（公元前355—前281）是亚历山大的继承人之一。
在亚历山大的幼年时期，是由他的乳母南尼丝（Lanice）来抚养的，他把她当做第二个母亲来看待。以后，南尼丝的儿子们都在战争中为亚历山大捐献了生命，而她的兄弟号称“黑人”（The Black）的克里塔斯（Clitus），也是亚历山大最亲信的大将。克里塔斯是禁卫骑兵的指挥官，在格拉尼卡斯（Granicus）会战中曾经救过亚历山大的生命，但最后却惨死在亚历山大的手中。当亚历山大进入孩童时代后，就由其母亲的至亲里昂尼达斯（Leonidas）担任监护人，并由一位艾卡拉尼亚人（Acarnanin）赖希马巧斯（Lysimachus）充任其启蒙的教师。
亚历山大13岁的时候，菲利普将他交给亚里士多德去教育，后者为柏拉图的高足弟子。亚里士多德的父亲尼可马巧斯（Nicomachus），曾经一度在菲利普父王阿明塔斯二世的官庭中任御医。所以当菲利普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他就已经认识了亚里士多德。当亚里士多德接受这个职务时，他已经40岁了，住在米查（Mieza）的村落中。亚里士多德在那里对这位好奇心和求知欲极为强的青年施教了三年之久。亚里士多德教亚历山大学习哲学、科学、医学、植物学、动物学和地理学，并激发其对于诗和希腊文化的热爱。亚里士多德还为亚历山大注解了一本荷马的《伊利亚特》（Iliad），据说亚历山大以后在许多次战役中都经常将书携带在身边。此外，亚里士多德也把个人对于波斯人的憎恨，传授给这位青年王子，并指导他走上征服的途径，因为波斯人曾经残杀了亚里士多德的好友赫美亚斯（Hermias of Atarneus）。
根据普鲁塔克的记载，由于受了亚里士多德的三年教诲，亚历山大才变成一个好学不倦、极爱读书的人。所以当他在亚洲的腹地中，感觉到无书可读时（除了那本荷马史诗以外），亚历山大就命令哈尔巴拉斯（Harpalus）把很多的书送来供他阅读，其中有许多的悲剧和诗集。普鲁塔克又强调说，亚历山大爱读书的习惯一经养成后，就永远不曾减退。
至于亚历山大是否曾经读过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和色诺芬等人的历史著作，我们不得而知，不过色诺芬与亚历山大的时代很接近，而且色诺芬也是一个著名的骑兵战术家，所以亚历山大很可能曾熟读过他有关波斯战争的著作。另外一个使亚历山大受到确实影响的作者就是伊索克拉底，在他逝世前不久，还曾上书给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对于伊索克拉底给菲利普的上书，是一定曾经熟读过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出亚历山大对于希腊人和波斯人的政策，与伊索克拉底的主张完全符合（注：根据尼尔巧斯〔Nearchus〕的记载，当希腊医师不能治疗印度蛇的咬伤时，亚历山大把所有印度的名医都集中在他的御营中，然后通传各营说凡被蛇咬伤者，都应前往御营求治。由此可知他深通医学。亚历山大对于胜利品中的珍奇动植物，也很喜欢研究以来增广其自己的学识）。
天才与个性
当公元前336年，亚历山大承继马其顿的王位时，年仅21岁，再过十二年他却已经去世了（据亚利安的记载，亚历山大在位的时间共为十二年八个月）。有许多伟大的人物，在和他一样的年龄时，甚至于还只刚刚开始他们的事业，而他却不仅已经征服了他那个时代的古代世界，而且也使它绕着一个新轴去旋转。威尔肯曾经说过：“若不研究亚历山大的一生事业，则对于以后的整个历史过程和一切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也都无法了解。”在几个世纪以后，亚历山大城的艾皮安（Appian of Alexandria）也曾把他的短期统治比做一道闪亮的电光，那是如此的光耀夺目，所以仅仅到了最近的时代，历史学家才开始完全了解其重要性。
亚历山大完全专心于他的职务。除了狩猎以外，他几乎毫无其他的物质享乐。除了爱他的母亲与乳母以外，亚历山大也几乎不爱任何其他的女人。他虽然曾经两次结婚，但那却都是政治性的，而没有任何浪漫的色彩。亚历山大从来没有一个情妇，同时也并非像那些诬蔑他的人所说，是阳萎无能，或是有同性恋的癖好。亚历山大抑制了自然的本能而专心于事业，使他脱离了常人的境界，而加入了那些极少数稀有的异人集团中。这些人具有钢铁一样的意志，具有自制能力，终身献于事业，并使所有与他们接触的人都感受到吸引的磁力。诚如卡莱尔（Carlyle）对拿破仑的批评：“这个人是独具慧眼的，具有敢作敢为的灵魂。他理所当然应该即位称王的，所有的人都认为他是应该如此的。”
亚历山大具有一种内在的帝王之才，从他一生惊人的事业中，到处都可以发现这个事实。亚历山大的“王道”（Kingship）不是以权力为基础的，而是以高贵的生活和侠义的行为为基础的。他认为站在“王道”的观点上来说，征服自己比征服他人还要重要。当亚历山大还是一个青年人时，有些朋友知道他跑得很快，就劝他去参加奥林匹克大会。他说他不去参加，除非是所有和他一起竞赛的人都是国王。这个原因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他自己若是与职业运动家为伍，那么会有损其帝王身份的尊严。
亚历山大的帝王大度和对于敌人的侠义态度有很多的例证。以下是最著名的一次：在依沙斯（Issus）的大捷后，他知道大流士（Darius）的母亲西希刚比斯（Sisygambis）和他的妻子都已经被俘，而且因为听到大流士已经阵亡，所以更是悲伤无比。他马上就派里昂拉塔斯（Leonnatus）去安慰她们，并且告诉她们大流士并未阵亡，而且她们仍可保持王后的头衔和应有的身份与扈从，因为他并不是怀着仇恨的心理来对大流士进行战争的。第二天，亚历山大又与自己的密友希法斯辛（Hephaestion）一同去看西希刚比斯。西希刚比斯把后者误认为国王，向他跪拜敬礼，等到发现了错误后，她感到非常难为情。于是亚历山大立即设法使她消除难堪，他亲自将她扶起，并对她说：“你并没有错，夫人，因为这个人也叫亚历山大。”以后他发现大流士的遗体时，就命令将其送往波斯波里斯（Persepolis），葬在波斯的皇陵中，像其他的波斯国王一样。当他远征印度回来，他发现波斯帝国始祖居鲁士的陵墓被人盗掘了，亚历山大立即命令亚里斯托布拉斯将其修复，对于已被盗的祭器也都用仿造品来代替，并在封闭墓道的混凝土上加盖御玺。在他所有的帝王举动中，最标准化的莫过于对波鲁斯（Porus）的待遇。当他在海达斯配（Hydaspes）河岸上，将波鲁斯击败后，因为觉得波鲁斯也是一个具有帝王风度的人，于是就问他希望获得何种待遇。亚利安曾经把波鲁斯与他的谈话记录如下：
波鲁斯说：“亚历山大，你照一个国王应有的风度来接待我好了！”亚历山大对于这个答复很高兴，于是说：“波鲁斯，就我自己的立场而言，你理应受到这种待遇的，但是就你本身而言，你所希望的条件又是什么？”但是波鲁斯却说，他所要求的一切已经完全包括在内。亚历山大对于这种说法是更感到愉快，于是不仅让他继续统治其自己的印度人，而且还另外把一个国家交给他统治，那个国家比他的本国要大得多了。所以亚历山大的确是照一种国王的风度来待这个勇敢的人，而从这个时候起，波鲁斯也就完全向亚历山大效忠了。
这种帝王的大度是从本性中的浪漫和神秘中自然流露出来的，而且亚历山大也的确相信他自己是海格力斯和阿奇里斯的后代，是真正承受天命的。他觉得他自己是天纵之圣。他的动机是真诚的，虽然他的任务是征服，但是他却希望能够尽量以德服人，而不以力服人。他保留着对方的宗教，亲自到他们的神庙中去祭祀，因为他们的神也正像希腊的神是一样的，都是“万王之王”。
亚历山大与旁人不同的美德，就是他对于他人的同情与慈悲。塔恩说：“亚历山大的这种慈悲作风，是当时人们所很难了解的。”从历史上看来，希腊的政治家没有一个人有这种情感，他们认为悲天悯人有损男子气概，那是诗人与哲学家的事情。在以弗所，亚历山大制止人民屠杀反对派，因为他知道若不加以制止，一定有许多善良的人会在混乱中送命。在米利都（Miletus）之围时，他发现有少数守军逃到一个小岛上，准备死战到底，亚历山大对于他们很同情，并认为他们是勇敢和忠贞的，于是派人去招降，并将其编入自己的部队。在依沙斯会战后，他对于底比斯的使臣表示慈爱，因为他对于底比斯的毁灭感到遗憾。当亚历山大从印度回来，经过吉德罗西亚（Gedrosia）沙漠时，发现某些派在那里守卫谷仓的军人，因为饥饿的原因而擅自动用了存粮。当他知道这是不得已的，就赦免了他们的罪行。
几乎在所有的时代中，女人问题都是被认为是军人的合法污点。亚历山大在这一方面的行为更足以明确地表现出他的慈悲心。他不仅以王族之礼来优待大流士的家人，而且更痛恨对妇女的强暴行为，在那个时代中对妇女的强暴也是战争中的常例。有一次当他听到帕尔米尼奥部队中的两个马其顿兵曾经侮辱其他佣兵的妻子，于是他命令帕尔米尼奥将这两个“野兽”处死。另外有一次，米提（Media）的总督阿特罗帕提斯（Atropates），把一百名打扮得像骑兵一样的少女送给他，亚历山大把她们立即归还，并且不准马其顿人和野蛮人侵犯她们。当毁灭波斯波里斯城时，他又命令部下不得侵犯妇女。塔恩指出，这种对于妇女的仁慈，要算是亚历山大自制的第一成果。他说：“这样的事情在世界舞台上还是第一次出现，而世界也没人能了解它。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亚利安才认为亚历山大是伟人。”
对于亚历山大的将道，在本书的第二篇中，还会加以更详细的分析，但是作为一种导言，在这里似乎可以把亚利安对于他的评论引述如下：
亚历山大是一个秀外而慧中的人，其心灵非常的活跃，具有极大的勇气，尊重荣誉，爱好冒险，恪尽责任。对于物质的享受，他有完善的自制；在精神方面他最不喜欢人家歌功颂德。当其他人还觉得没有把握时，他却能够立即下定决心，他对于未来的猜想非常准确。在军事方面，他精通一切的艺术，他善于鼓起部下的勇气，使他们对成功充满希望。在危险中，亚历山大经常以身作则，排除军人们的畏惧心理。即便是对于结果并无十分的把握，亚历山大却依然照样勇往直前。他善于引诱敌人上当。他对于已经作成的协定总是忠实的遵守。他很少花钱在个人的享乐，但为奖励他的部下，却是一掷千金而毫无吝色（注：亚历山大常常大开宴会，作长夜之饮，但他自己并不喜欢，其目的只是为了他的部下而表示联欢之意）。
普鲁塔克对于亚历山大在平时的生活，也曾经作过下述的记载：
在他休闲的时候，在早起和祭神之后，就立即坐下来吃早餐，于是就开始一天的生活，狩猎、处理政务及军务，或读书。当他在行军时，若是不太匆忙，他也会顺便练习骑射。为了变换生活，他也会沿途猎取鸟兽。当夜间宿营后，他一方面享受沐浴和涂油，另一方面则指导其首席厨师如何安排他的晚餐。等到天已经黑了以后，他才开始晚餐，他对于菜选择得很周详，以免偏食和刺激。他不喜饮酒，但愿意为了谈话之故而坐很久的时间。
恶行
我们一方面应记着公元前4世纪的道德标准，另一方面又应记着亚历山大还是一个青年人，而任务、危险和困难又都非常的艰巨。基于上述这些观念点加以观察，即可以知道若比起其他伟大的征服者，他的恶行实在是非常少。这是应该感谢塔恩爵士的功劳，他为亚历山大洗刷了许多冤枉，有许多传说中的罪状都是后人诬蔑他的，现在都已由塔恩为其昭雪，所以在这里都可以略去不论了。而且即便它们是真的，对于其将道也还是不会有任何的贬损。
那些不应有疑问的恶行是由亚利安所记载的，因为他在其所著的《亚历山大传》一书的序文中，曾经告诉读者说，他的记载是以托勒密和亚里斯托布拉斯的古史（现已散失）为根据的，他认为这些记载很可靠。这两个人都曾经随伴着亚历山大四处征战，尤其是托勒密本人也是一位国王，他的地位使他更不会说假话。此外，这些历史都是在亚历山大身后才写的，所以不必顾虑奖惩而可以尽量说实话。亚利安在作为历史学家的身份上固然不无弱点，但他却是有名的忠实作者，因为他是一个军人，而且在公元134年曾经击败过埃兰（Alan）的大举入侵，所以他也了解战争；同时他又是艾皮克提塔斯（Epictetus）的一个门徒，后者的教条是认为天下再没有比真实更有价值的东西。
亚利安历史中所记载的恶行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在战争中做不必要的残暴行为；二是个人的罪恶。关于第一点，可以列举出的是亚历山大对于底比斯人、泰尔人（Tyrian）和加萨人（Gazan）的虐待，以及其对于索德吉亚人（Sodgians）和马里城（Malli）的屠杀，这也是常为人所谴责的（注：在亚历山大的战役中，马里的屠城是杀人最多的。塔恩认为其原因是军人们恨透了马里城的人民，所以才有这样的暴行）。诚如傅利曼教授（Prof.Freeman）所云：希腊人与野蛮人的战争在当时被认为是事理之常。甚至于在希腊人与希腊人之间的战争中，也都是非常的恐怖和野蛮。果树被砍倒、田地被践踏、房屋被焚烧等所有各种不同的野蛮行动应有尽有。对于被攻占的城市，屠杀其男人和出卖其妇孺，均为常例，而不违背战争的规律。
所谓个人的恶行，包括对于帕尔米尼奥和克里塔斯的杀害，以及处决卡里希尼斯。其事实的真相又可以分别概述如后。
帕尔米尼奥为菲利普手下最主要的将领，我们可以这样的假定，当亚历山大开始发动对波斯的战争时，因为他是那样的年轻而缺乏经验，所以马其顿人对于帕尔米尼奥的依赖程度或许还有过于其国王。因为亚历山大对主要的将领是非常优待的——他的母亲曾经斥责他说：“简直是把他们看得与国王平等了”——所以也就更无形中增高了帕尔米尼奥的重要性。不过尽管帕尔米尼奥的经验非常丰富，可是直到阿贝拉会战时为止，亚历山大却累次不听他的忠告，而到了此时，帕尔米尼奥70多岁了，在这次会战中的表现也不太好，所以不久以后，亚历山大即免去了他副帅的职务，命令他留在艾克巴塔纳（Ecbatana），率领一些色雷斯的佣兵，守卫储存在那里的财物，并保护大军的交通线。在公元前330年的仲夏时节，亚历山大出发追击大流士。当他发现大流士已被杀害，根据征服的权利，他也就成为波斯的国王。因为他已经即位为波斯王，所以无论从军事及政治的观点上来说，他都有使其波斯臣民立于与马其顿人平等的地位，可是马其顿人对于这一点却表示激烈反对，他们始终认为波斯人是被征服的奴隶。很可能当时有人想拥护帕尔米尼奥和他的儿子费罗塔斯（Philotas）——禁卫骑兵的指挥官来背叛亚历山大。
事实的真相是怎样，当然只能出之于猜度，不过我们却知道当亚历山大到达在德兰吉亚纳（Drangiana，即Seistan）深处的普拉达（Prada）之后，就破获了一个想刺杀他的阴谋，而费罗塔斯也被牵涉在内。亚利安，根据亚里斯托布拉斯和托勒密的记载，说在埃及时，费罗塔斯即曾牵涉在一个类似的阴谋中，但是亚历山大却不相信有这样的可能性，因为他们之间有极深厚的友谊，而他对费罗塔斯也非常信任。根据惯例，费罗塔斯和其他一切涉嫌叛乱的人都被交付军法审判，其中包括阿明塔斯（Amyntas），一位步兵团长和他的两个兄弟。费罗塔斯承认他曾经知道有某种谋刺国王的阴谋存在，但他却知情不告，所以被处了死刑；阿明塔斯与其兄弟则被释放。
虽然费罗塔斯曾经受过公平的审判，应该是毋庸置议的，不过亚历山大若只是免去他的职务，使这个事件平息，则似乎是不失为更聪明的举措。在杀了费罗塔斯后，亚历山大就面临着一个极大的难题。在普拉达，他与艾克巴塔纳之间，已经相隔了八百余里的距离，中间隔着一个盐质的大沙漠，假如帕尔米尼奥为了替儿子报仇，利用其所控制的资源，在亚洲腹地中发动一个叛变，则亚历山大的交通线就会被切断，全军都有覆没之虞。无论如何，至少为了平乱起见，其军队是必须要撤回的。因为并无证据足以证明帕尔米尼奥曾经参与这个阴谋，所以亚历山大似乎不便将其拘捕审讯，同时更不能免去他的职务，因为那是更足以刺激他的反感（注：不过根据寇修斯〔Curtius〕的说法，马其顿的法律是规定谋反者的亲属应一律处死的）。亚历山大当然不能自毁基业，所以决定将他暗杀，在处决了费罗塔斯后，他也就派人用最快的速度越过沙漠，命令在米提的将领将帕尔米尼奥处死。诚如塔恩所指明的，虽然杀费罗塔斯是完全合法的，但杀帕尔米尼奥却是纯粹的谋杀。尽管如此，亚历山大却已经建立了他的威信，他使诸将认清了他是主人，他这一个打击是具有恐怖的效力，使他的部下都认清了这个教训。他平安地过了六年，才着手实施第二次打击。
虽然克里塔斯的被杀与帕尔米尼奥的情形不尽相同，可是其根源却是一样——马其顿人对于亚历山大的波斯政策表示反对。这个事件发生在索格地亚那的马拉康达（Maracanda）。当时亚历山大正在大开宴席，被邀请的人有克里塔斯、托勒密和皮尔狄卡斯等人，都是他的亲信大将。他们谈论一些英勇的故事。其中有些人为了恭维亚历山大，曾经将他和始祖海格力斯相比，并且说他的功业是已远在父亲菲利普王之上。克里塔斯本是菲利普的旧部，他对于亚历山大采用某些波斯的风俗深感不满，愤怒地回答说，亚历山大的成就是应该归功于马其顿的部下，并且对阿塔拉斯和帕尔米尼奥的被害，发出极激烈的怨言，当面直斥亚历山大的罪恶。亚历山大大怒，跳起脚来喊他的卫兵，但是却被坐在他旁边的人拉住，不让他冲向克里塔斯。同时，托勒密也把克里塔斯拖到室外去了。但是几分钟之后，克里塔斯挣脱了又跑进房里来。亚历山大一看见了他，实在忍不住了，从卫士手中抢过了一支长矛，口中喊着说：“现在请你到菲利普、帕尔米尼奥和阿塔拉斯那里去吧！”就这样把他刺穿了。接着他认清了自己犯了极大的错误，他杀死了这个在格拉尼卡斯曾经救过他生命的人，而且又是其乳母的兄弟。他因此悔恨莫及，倒在他的床上，三天都拒绝饮食。
造成这个悲剧的最大原因，就是因为克里塔斯和亚历山大都是在大醉之后。亚历山大是因为喝醉了酒而丧失了自制，这有确实的记录。对于他的悔恨，亚利安曾经说过：“我认为亚历山大真是值得加以赞扬，他一点都不文过饰非，他自认是犯了罪。他是人，当然难免会犯错。”他又说：“在古代帝王中，像亚历山大这样勇于认错的人，就只有他一个人。”
虽然其第三个恶行，与上述的杀害又不相同，但其根源却还是亚历山大的亲波斯政策。公元前327年，亚历山大在巴克特拉（Bactra）为了推动其政策，他决定采用波斯宫廷中的“朝拜”（Proskynesis）仪式。这是一种古已有之的东方礼节，表示臣民对于统治者的诚心悦服，而与宗教仪式无关。但是希腊人和马其顿人却只拜神不拜人，认为向人礼拜是一种奴隶的行为。亚历山大似乎是希望卡里希尼斯能够支持他采取此种朝仪，因为卡里希尼斯一直都在向他谄媚，称他为宙斯之子，在卡里希尼斯的史记上甚至于还写下了这样的神话，说当军队在里西亚（Lycia）的克莱马克斯山（Mount Climax）下的海岸上经过时，海里的波浪向亚历山大朝拜，好像他是神一样。但是在一次宴会中，正要行朝拜礼时，卡里希尼斯却拒绝参加，很显然他是要讨马其顿人的好。他劝亚历山大把希腊和马其顿臣民与波斯臣民分开，采用两种不同的敬礼方式。这使亚历山大颇为愤怒，拒绝给予卡里希尼斯以习惯的一吻。
尽管亚历山大极不愉快，但是他知道卡里希尼斯的话足以代表军队的情感，所以他暂时不再提及这种仪式。经过了一度沉默之后，他又准许波斯人向他朝拜，而对于其旧部则不勉强。但是亚历山大对于这个一向阿谀奉承的人突然开他的玩笑，却还是深感愤怒。而在不久后，就发生了青年侍卫谋刺事件，而卡里希尼斯也被牵涉在内。
这些侍卫除了担负夜间警卫外，就是护送国王出猎。有一个叫做希摩劳斯（Hermolaus）的侍卫，本是卡里希尼斯的学生，因为出猎时失仪而受到了惩处，于是怀恨在心，决定乘亚历山大熟睡时来行刺。他已经赢得了几个同伙的支持，但是其中有一个感到害怕而把秘密告诉了托勒密。于是阴谋者都被捕了，亚利安根据托勒密和亚里斯托布拉斯的记载，说这些青年人供出主谋者为卡里希尼斯。不过亚利安却又补充着说：“但是有许多作家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亚历山大本来就非常厌恶卡里希尼斯，同时又知道希摩劳斯与他有极密切的关系。”结果是所有被牵涉的人都全被处死。
事实上，卡里希尼斯似乎是一个无耻小人，他当面恭维亚历山大，而背后却又批评他。所以提玛乌斯（Timaeus，公元前356—前260）说他实在有愧于他的哲学，而且死在亚历山大的手中也一点都不冤枉。不过诚如塔恩所指出的，不管他是否有罪，卡里希尼斯却已经做了他的报复，因为他是亚里士多德学派中的一分子，他的死使亚历山大身后也蒙上了许多污点。在亚利安所著的史书结论中，曾经对于亚历山大的恶行做了一个总检讨如下：
凡是痛骂亚历山大是恶人的人，让他们去胡说好了，但是首先应请他们认清除了这些被认为是应该受到谴责的行为外，亚历山大也有其伟大的成就。他毫无疑问是一个统治两大洲的大皇帝，其功业真可以说是前无古人。而批评他的人却都是一些不足道的小人。照我个人看来，在那个时候，几乎是没有一个种族，没有一个城市，没有一个个人，不对亚历山大感到敬服。因为这个原因，我觉得这个英雄是的确与任何常人都完全不同，这是神的旨意，人力是达不到的。
第四章 战场
公元前4世纪的地理
今天若是没有精确的地图当做战略家或战术家的指导，则任何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都将很难描绘。不过这种地图也只是近代才有。为了解亚历山大出发远征时所面临的困难和危险，必须先简略说明当时世界的概况，以及他对战场所可能获得的了解。
从地理上来说，在公元前4世纪时人们所想象的世界只不过是世界实际大小的几分之一而已。就历史记录而言，在公元前610年出生的安纳希曼德（Anaximander），是第一个绘制世界地图的希腊人。一个世纪后，这张地图又为第一位希腊历史学家希卡塔斯（Hecataeus）所采用，他也是米利都人，曾经参加过公元前500年到公元前494年的爱奥尼亚叛变。在这张地图上，世界被画成一个圆盘形，分为两个半月形的陆地，一个在北面代表欧洲，一个在南面代表亚洲和非洲，它们中间包围着一个内海——地中海。这个世界的中心为博斯普鲁斯海峡，它是欧亚两洲的连接点，环绕着这整个的世界则均为大洋。它从地中海的西端出口处（即所谓海格力斯之柱〔The Pillars of Hercules〕）向北流，然后再转东达到里海（当时称为海尔卡尼亚〔Hyrcanian〕海），当时被认为是欧洲极东侧面上的一个海湾。地中海以及黑海（Euxine）和亚速海都被画得很准确。多瑙河（Ister）被认为是从现在法兰西的北部某处，向东南流入黑海中。尼罗河的来源则被认为是印度。印度被画在里海的正南面，尼罗河先向西南流一大段距离，然后才向北急转通过埃及流入地中海。
在希卡塔斯之后就有希罗多德（Herodotus），他出生于公元前484年，其地理知识大部分是以广泛的旅行和沿途所搜集的知识为基础，这比起爱奥尼亚的地图家要算是一个极大的进步。希罗多德把一个圆形的世界改成了一个长方形的世界，其较长的一边为自东到西，他把世界分为三大洲——欧洲、亚洲和利比亚（Libya）——他认为利比亚的各方面都为海水所洗刷着，只有苏伊士地岬使其与亚洲连接。此外他又记载到，埃及王尼可（Neco，公元前617—前601）曾派腓尼基人绕着它航行，从红海起到海格力斯之柱为止。不过他却怀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因为这个故事中说，当环绕着利比亚航行时，在其西侧面上，太阳会自右手边升起。事实上，这若不是杜撰的，就足以证明这种环绕航行是真的。
希罗多德认为欧洲的边界还是不可知的，没有一个人能够确定是否有海洋环绕其北面或东面，至于长度方面毫无疑问的也像其他两个洲一样。他指出琥珀来自欧洲的北部，驳斥一切有关“锡岛”（Cassiterides）的理论，对于黑海以北的地区讲了很多，尤其是西徐亚（Scythia），它位于多瑙河与亚速海之间。在河川之中，他提到了依斯特河（Ister，即多瑙河），布里希尼斯河（Borysthenes，即聂伯河）和塔莱斯河（Tanais，即顿河）。
希罗多德要比他以前的地理学家以及以后的多数地理学家都要更进步一点，他正确地指出里海是一个湖而不是一个湾。其西边为高加索，其东面则为广大的平原，居民大部分为马沙吉塔人（Massagatae）。当他在埃及作深入旅行时，发现有一个狭窄的海湾（即红海）从艾里斯拉亚海（Erythraean Sea）——即印度洋——深入陆地夹在阿拉伯与埃及之间，其长度为四十个“划船日”。他又说在这个海中，潮汐每天都有一次涨落。照他的说法阿拉伯为亚洲南面的最后一块有人烟的土地，衣索比亚则为在利比亚的最后一块有人烟的土地。
希罗多德对于亚洲的知识仅限于波斯帝国，他在该国西部曾作深入的旅行，尽管印度是很遥远的，他对于该国也曾经做了很多描述。不过他所描述的印度却还是仅限于旁遮普地区，他认为这是东方最远的人类居留地，这以外就是一片沙漠而更无他物，他并不知道还有南面的那个大半岛。希罗多德说那里人口稠密，部落很多，语言复杂，有些是游牧民族，有些则不是。他们拒绝杀生而以植物为食。希罗多德又说有一个国家叫做巴克提卡（Pactyica），用棉花来织布，在印度河（Indus）中也像在尼罗河中一样可以找到鳄鱼，但很奇怪的是他却不曾提到印度的大象。
在这里所提到的最后一个地理学家就是亚里士多德，他也是与亚历山大同时代的人。亚里士多德认为地球是不太大的球，位置在宇宙的中央，甚至于比某些星还要小。地球被水所包围，在印度与海格力斯柱之外，除了大洋就更无他物。他也知道红海与大洋之间是由一条“狭窄的水道”来沟通着，他又提到两个内海，一为海尔卡尼亚海，一为里海，都是与外洋不连接的。除非他是把一个海错成了两个海，否则这两个海就应该是里海及咸海（The Sea of Aral）。他曾经举出来许多的欧洲河流，而在亚洲方面他的观察有如下述：
亚洲的多数河流，以及其中最大的河流都是从叫做巴尔拉沙斯（Parnassus即兴都库什）的山脉上发源的，通常它也被认为是东南方的最高山。因为当你越过了它，即可以看到外面的大洋。从这个山脉中发源的河流很多，其中有巴克特拉斯（Bactrus），即奥萨斯河（Oxus）；恰斯配斯（Choaspes），即卡仑河（Karun）；和阿拉克斯（Araxes），即贾克沙尔提斯河（Jaxartes）。从贾克沙尔提斯河中又分出了塔莱斯河（即顿河），流入马提斯湖（Lake Maeotis），即亚速海。印度河也是从那里发源的，它是所有河流中最大的一条。从高加索也流出了许多河流，其中有一条即为费希斯河（Phasis），即里昂河（Rion）。高加索也是东北面的最大山脉。
当亚历山大出发远征时，以上所述即为当时地理知识的总和。这是一个狭小有限的世界，除了希腊以外，欧洲即更无其他的地区；埃及是属于波斯的，而波斯帝国也就包括整个有人类居住的亚洲在内，再下去就是大洋。据说当亚历山大从印度回到巴比伦时，曾经叹息着说已经没有更多的陆地可供他征服了，这个故事是否真实固不可考，但即便是真的，也毫不足怪，因为他对实际世界的知识当然不会超出同时代地理学家所知道的范围以外。
虽然亚历山大的世界只不过是现在大家所知道的一个零头而已，可是其战场却还是很辽阔的。亚历山大的战场从多瑙河以南延伸到印度河的彼岸上，又从西尔达里亚河（Syrdaria）一直延伸到尼罗河。除了巴尔干半岛以外，以现在的地名而言，它包括着土耳其的亚洲部分、叙利亚、巴基斯坦、半个埃及、伊拉克、伊朗、阿富汗、旁遮普、辛德（Sind）、巴劳齐斯坦（Baluchistan）和土耳其斯坦的南部。全部面积约相当于美国的三分之二，估计约有五千万人口被牵扯在内。
这广阔的战场包括了各种不同的地形：肥沃的平原、干燥的沙漠、巨大的山脉和伟大的河流——真是一个复杂而困难的战场。现在的伊朗，即当年波斯帝国的中部与东部，包括高地的大部分，这个高地从印度河以西一直伸展到底格里斯（Tigris）河为止；干燥的高原在克尔曼（Kerman）与依斯法汉（Isfahan）的海拔为五千尺，在希拉兹（Shiraz）与依兹德（Yezd）为四千尺，在德黑兰（Tehran）与米西德（Meshed）为三千尺。在冬季温度有时降到零度及零度之下，在夏季则可以高达华氏39度。不过在历史上，气候却是常有变化的，也许在亚历山大的时代中，这个地区的气候比较温和而土壤也比较肥沃。杭庭顿（Ellsworth Huntington）在其所著《亚洲的脉息》一书中，曾指出在那些干燥地区中，还可以找到许多的古城废墟。当年亚历山大的军队在克拉提拉斯指挥之下，曾经顺利地通过阿富汗行军而并无特殊的困难。但在今天，克拉提拉斯要想率领着其象队和辎重，从希尔孟德（Helmund）走到拉马希尔（Narmashir），则将是一种奇迹，因为这一百八十里长的行军中，大部分都是“绝对的沙漠”。
有些河川已经干涸，有些则已经改道，其中例如奥萨斯河不仅流入咸海，而且还沿着乌兹波（Uzboi）运河流入里海。当杭庭顿在1903年勘察这个地区时，他发现在比里海现有水位高六百尺的地方还有搁浅的遗物，所以他认为在二千二百年以前，里海大约要比现在高出一百五十尺，而且几乎与咸海结合在一起。
在旁遮普地区，河流的改道更是频繁，但是到阿拉伯人在公元73年侵入之后，对此才有了较可靠的记录。从那时起，拜斯河（Bias）已经放弃了其过去的河床，而变成了沙特里（Sutlej）河的支流；而在印度，基拉姆（Thelum）、齐纳布（Chenab）和拉费（Ravi）等河流也曾一再改变河道和交会地点。从阿卡巴（Akbar）的时代起（1556—1605），印度河的三角洲已经推进了五十余里，海岸线的形状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因为在阿拉伯人尚未侵入印度时的一千年前，也同样会发生这一类的改变。所以在亚历山大时代的河川位置，有许多与今天的已经大不相同，甚至于已经完全不可考了。
波斯帝国的组织
公元前552年，当居鲁士，安申的王子（Prince of Anshan），反叛了米提（Media）时，波斯人几乎还是一个无人知道的民族，他们住在波斯湾以北的地区中。但是在居鲁士和他的儿子康拜西斯（Cambyses）的领导之下，在一代人的时间中，四个大王国——米提、里底亚（Lydia）、巴比伦（Brbylonia）与埃及——被合并成为一个波斯大帝国，在以后二百余年间一直都是世界历史的中心。这些征服之所以能如此的迅速，并非仅是完全凭借武力，而且也还有对被征服人民的容忍态度。但是康拜西斯没有子嗣，所以当他公元前552年逝世时，这个尚未完全巩固的帝国，就立即陷入混乱之中。最后，终于由大流士（Darius，公元前521—前486年）控制了局势。他是居鲁士的族人，帕尔提亚和海尔卡尼亚总督，海斯塔培（Hystaspes，Satrap of Parthas and Hyrcania）的儿子。当巩固了自己的权威之后，大流士就开始拓展其帝国的边疆。公元前518年，大流士把居鲁士沿着兴都库什山脉西坡建立的东疆，推进到了印度河的彼岸上。六年后，在公元前513年，他又把在马尔马拉海上的西疆推进到多瑙河上，于是也拉开了波斯与希腊之间长期斗争的序幕。
不过大流士在历史上的地位，并不是一个征服者，而是一个帝国组织者和执政者。照布里斯提德（Breasted）在《文明的征服》一书中所批评的，他的工作姑且不说是在世界史上，至少在东方古代史上，要算是一个最惊人的成就。罗宾逊（Robinson）也说，大流士的成就对于以后所有的帝国，都可以算是一个模范，包括罗马在内，若无他作基础，则亚历山大的征服也将不可能。
大流士所统治的帝国，很像不列颠帝国，不仅幅员广大，而且也包括着许多不同的民族，他们之间缺乏共同的种族、语言和宗教。也像不列颠帝国一样，他的问题是三方面的：一、如何赢得和维持其臣民的忠诚；二、如何分授权力而不丧失中央的控制；三、如何使整个帝国得免于内忧和外患。
为了达到第一个要求（这也是第二和第三两个要求的基础），大流士很聪明地采取了一种容忍的政策。虽然他是一个绝对专制的国王，他却能承认每一个种族集团的权利和特权，并尊重他们的传统和习俗。在巴比伦他即位为巴比伦国王，在埃及他也承袭了法老（Pharaoh）的尊号，并被当做是阿蒙拉（Ammon-Ra）的子孙。在塞浦路斯和腓尼基，当地人则维持着自己的王室，在爱奥尼亚的希腊城市中则维持其原有的暴君。虽然大流士本人是一个祆教徒（Zoroastrian），但他却尊敬臣民所信仰的神明，并且用国库中的钱来为他们修建神庙，其中有一个即为在锡瓦（Siwah）的阿蒙庙。其所加在臣民身上的担负只有两种，一为进贡纳税，另一为战时供给兵力。诚如格雷博士（Dr.G.B.Gray）所指出的，在历史上他是第一个企图把许多不同的种族，纳入一个单独政府的统治之下的人，大流士尊重全体人民的权利与特权，但也使国内各部分都能分担责任。
当大流士建立了其统治之后，他就把其帝国分为二十个省区（Satrapies），每一个省区设一个总督（Satrap）。这也不是新发明，在亚述、巴比伦和米提的帝国中，都早已采取此种制度，色诺芬曾经提到在居鲁士治下的6个省区，但是大流士却改进了这种制度，而且在过去也从未做如此大规模的实施（注：希罗多德曾经列举出来二十个省区的名称和其应交纳的贡款数量。其总数达14600台仑。大流士又铸造了一种金币和银币，其价值几乎恰好相当于英国的镑和先令。一个台仑的黄金，分为3000个daric，即相当于3313镑。一个台仑的白银，分为6000个siglos，即相当于331镑）。
总督或省长一定是出身高贵的人，有时为皇族成员。他们的任期不定，他们有自己的法庭和警卫兵力，并且在自己的省区里是最高的法律权威。他们的职务极为广泛，军政兼管，主要的责任为收集贡款，维持法律和秩序，确保交通，并在战时动员各省的民兵，增援国中的正规陆军。
这种制度的弱点就是有野心的总督经常会有独立为王的趋势，这种趋势以后也曾经使亚历山大的征服获得了很大的便利。大流士对于这种离心的倾向采取了下述的预防措施：
除了各省的民兵以外，他自己维持着一支常备陆军。在平时它可以监视各省，使这些总督们不敢造反，而在战时则由民兵来当做常备军的后盾。他们的组织为每一万人组成一个师，一个师分为十个营，每营一千人，再以百十为区分，每个单位都有其指挥官。但因为民兵是只在战时才动员，所以他们的组织常常只是一个空架子。
常备军中有国王的禁卫军步骑各二千人，还有一个号称“不朽”（Immortals）的步兵师，共一万人。在战时还要加上大量的波斯骑兵。所有这些部队均为波斯人或米提人。在战争及行军中，陆军的补给由所经过的各省负责担负，这似乎可以暗示在平时即早已建立了补给仓库。
为了对总督作进一步的牵制起见，全国的城市和战略要点都是由波斯兵负责警卫。并且经常有号称“国王的眼睛”（King Eyes）的高级官吏，被派往全国各地去视察并报告总督的行为。除了保证能够培养忠贞的官吏起见，在苏沙（Susa）又建立了一个士官学校。色诺芬曾经说过：“因为所有波斯贵族的子弟都必须在国王的宫中接受教育，他们在那里只会学到善事，而不会接触恶事，所以他们是在儿童时期就学会了治理和服从的道理。”这种说法固不无可疑，但这却是一种监视总督与贵族的好方法，因为这些青年可以当做人质，以来保证其父亲的顺从行为。
因为这个帝国是如此的巨大，所以部队的运动必须迅速，同时为了刺激贸易起见，大流士把旧有的商道发展成为军路，虽然并无证据证明它们可以与罗马的道路媲美，但至少是可以通行的大道。在河川的渡口上都备有桥梁和徒涉场，每隔四“波里森”（Parasangs，编按：一波里森约3.4里）就有一个邮亭驿站，并备有马匹以供驿使之用。希罗多德对于这种驿站制度有下述的描写：
任何人的旅行都不可能比这些波斯使者更快。这整个架构都是波斯人的发明，其方法是这样的：沿着道路全线上都设有驿站，一人一马每天规定要跑一定的距离，不受雷雨、冷热、黑夜的影响。这样传送下去，好像希腊人的火炬接力赛跑一样。
这些军用大道又可能分为两部分：西部及东部。西部主要的大动脉为大西路，又称为“皇家大道”（Royal Road），希罗多德对它有很详细的叙述。东部主要的为大东路，克提赛斯（Ctesias）在波斯古史中也有很详细的记载。“皇家大道”连接着沙尔提斯（Sardes，即Sart）与苏沙（Susa，即Shust），共长一千五百里，平均要走九十天，但是利用驿站制度，帝国的骑兵却只要七天就够了。从沙尔提斯，其西半段，大致沿着现有从斯麦那（Smyrna）到依斯康地仑（Iskanderum）湾的铁路线走，经过依普沙斯（Ipsus，在Ak Shehr的东北），依可流门（Iconium，即Konia），在陶拉斯山（Mt.Taurus）的西里西亚门（Cilician Gates），最后到达依沙斯（Issus，或即为Alexandretta以北的Aisse）。从依沙斯起，其东半段在佐格马（Zeugma，即Balkis）渡过幼发拉底（Enphrates）河，再经过卡尔海（Carrlae，即Herran）和尼希比斯（Nisibis，即Nisibin），并在尼尼微（Nineveh，在Mosul附近）越过底格里斯河。此后再达到阿贝拉（Arbila，即Erbil，转向东南而以巴希提格里斯（Pasitigris，即Karkheh）河边的苏沙为其终点。从依普沙斯另有一条环绕的路线，取道皮希拉斯（Pessinus）和安卡拉（Ancyra，即Ankara），在卡帕多西亚（Coppadocia）的普提里亚（Pteria）达到了哈里斯（Halys）河，然后渡过该河通到马查卡（Mazaka）及西里西亚门。
尼尼微是一个道路中心，有一条路向北通到在黑海岸上的特拉皮查斯（Trapezus），另一条向西通到塔普沙卡斯（Thapsacus），从那里它又向南转，通过叙利亚、取道大马士革（Damascus）、泰尔（Tyre）、加萨（Gaza），到达埃及的皮鲁苏门（Pelusium）和孟斐斯（Memphis）。
从巴比伦和苏沙，大东路通过艾克巴塔纳（Ecbatana）、莱格（Rhagae）及里海门（Caspian Gates）到达米西德（Meshed），从那里其北支前往巴克特拉和奥萨斯河，其南支则前往希拉特（Herat）。在希拉特，道路又分岔为二，一支向东达到哈里鲁德（Hari-Rud）河以达到喀布尔（Kabul），然后再到印度河上的艾托克（Attock）；另一支往南，通过赛斯坦（Seistan）、康达哈尔（Kandahar）及莫拉隘道（Mulla pass），到达印度河。从康达哈尔又有一条路向东南到达古拉德吉尔德（Gulashkird），再前是波斯波里斯和帕沙加达（Pasargadae），从那里又分岔，一条往艾克巴塔纳，另一条往苏沙。
为了更进一步改善交通起见，大流士又命令希腊人赛拉克斯（Scylax），去发现一条在印度与波斯之间的海路。依照希罗多德的记载，赛拉克斯从巴克提卡（Pactyica）国的卡斯巴塔（Caspatya，地址已不可考）出发，沿着印度河顺流入海，从那里绕过波斯与阿拉伯的海岸，驶入红海，并在苏伊士附近登陆。在这一次著名的航海之后，大流士征服了印度，并利用了那一部分的海洋。他同时还挖掘了一条运河，从尼罗河直达红海，由此在印度与地中海之间也就建立了水上的交通。
公元前4世纪的波斯
自从大流士死后，波斯帝国就开始衰颓。当他的儿子泽尔西斯（Xerxes，公元前485—前465）在沙拉米斯和普拉提亚两次战败之后，波斯在欧洲的立足点被迫放弃。在其承继者阿尔塔泽尔西斯一世（Artaxerxes I，公元前464—前424）和大流士二世（公元前424—前405）的时代中，国政操在妇女的手中，以至叛乱常起，在公元前404年失去了埃及。公元前401年，小居鲁士背叛了兄长阿尔塔泽尔西斯二世（公元前404—前358），虽然他在库那克沙（Cunaxa）被击败，但中央政府与各省间的斗争却已不可避免。在这个阶段中，大流士一世所征服的兴都库什以东和黑海以南的地区也就永远丧失了。阿尔塔泽尔西斯三世（公元前358—前338）继位，再度征服了埃及，埃及的神庙也受到了极大的侮辱，神庙被当做马厩，圣牛在宴会中被当做了烧烤物。公元前338年，阿尔塔泽尔西斯三世被其首相巴果斯（Bagaos）所暗杀，后者遂即帝位，称为大流士三世（公元前336—前330）。他是一个性格懦弱的人，根本不足以应付如日东升的马其顿。
色诺芬对于波斯的衰颓，曾经作过下述的评论：“在过去，高贵的成就才是建立名誉的途径，只有为国王冒生命危险，或开疆辟土的人才会被尊敬。但是现在，一切无耻小人都可以获得最高的荣誉，好像只有他们才能为国王赢得利益一样。在这种风气之下，所有的亚洲人都变得寡廉鲜耻和缺乏正义感了。人们通常总是上行下效的。所以终至于法纪荡然无存，盗贼蜂拥四起。不仅是罪犯，无辜的人也一样会被拘捕，并毫无理由地被迫交纳罚金。在这种情形之下，这个国家的内部早已是众叛亲离。所以当任何人对波斯进行战争时，都可以纵横无忌，直抵其心脏地区，其兵力不堪一击，因为他们已经忘记了神意，又对同胞不公正。无论在哪一方面，其心灵都已经大不如前了。”
这些话中间固然有许多的事实，但同时也有反波斯的宣传。色诺芬把波斯的陆军，尤其是骑兵，说得一钱不值，认为他们毫无战斗价值。从亚历山大的战斗内容中看来，色诺芬的判断是很荒谬的。不过他的批评中有些也还是正确的：例如他说居鲁士的骑兵本来是装备着短矛，以后改成了标枪，那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他又说波斯人是重量而不重质，想依赖大批没有训练的乌合之众，并雇用外国佣兵来补充其所缺乏的民族精神。柏拉图所说的也大致相同。他说：“就理论上来说，他们的兵力多到了无法计算，但却都是不堪一击的。所以他们只好雇用佣兵和外国人，好像自己没有部队一样。”
大流士三世的陆军实际上并不像亚利安和其他史学家所想象的那样巨大，毫无疑问的，历史学家所想象的可能只是纸上的数字，而非实际能够召集到的军队数字。其皇室的陆军似乎仍像过去一样，还是由国王的禁卫军所组成，可能为四千人，另有二万名希腊佣兵和数量不详的骑兵，据塔恩的估计，最多为五万万人，不过大流士却从来不曾集中这样大的兵力。所谓一万人的“不朽军”似乎已经消失了。
所以在公元前33年，环境似乎是对于入侵者有利的，尽管必须经过巨大的距离，始能达到这个帝国的要害，而制海权还是握在波斯人的手中，此外波斯国王手中也拥有极大的财富，可以用来收买敌人的军队。但这个波斯国王是懦弱无能的，他的总督们也不可靠，他的民兵战斗力很低，所以尽管其帝国有着高度的组织，还拥有良好的道路，可是却反而使一个智勇双全的敌人坐收其利。
第五章 战略述要
国内基地的巩固
当菲利普遇刺时，亚历山大还只有20岁，他是那样的缺乏经验，也没有经过任何考验，所以所有的希腊人都以为马其顿帝国是就快要崩溃了。亚历山大的承继权也发生了疑问，因为有许多马其顿的贵族主张推立阿明塔斯，也就是菲利普的兄长、皮尔地卡斯的儿子作为继承人；此外，也有人主张推戴林西斯提（Lyncestian）世系的王子做继承人。对于亚历山大而言，真的要算是很侥幸，他的两员大将安提帕特与帕尔米尼奥都还向他效忠。安提帕特留在马其顿，而帕尔米尼奥则与阿塔拉斯进驻亚洲；他是阿塔拉斯的岳父，他若是叛变了，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在雅典，菲利普被刺的消息传来后，立即受到了极热烈的欢迎。人民开会庆祝，对于刺杀菲利普的凶手表示感谢，并致书给阿塔拉斯劝他不要承认亚历山大。狄莫西尼斯是这一次叛变的灵魂，他在人民大会中欢呼，告诉雅典人说亚历山大是一个乳臭小儿，劝人民废除其同盟统帅的职务，并准备战争，再度与波斯国王建立关系。整个希腊成了燎原之势：艾托利亚（Aetolia）召回菲利普所放逐的人；安布拉西亚（Ambracia）驱逐马其顿的驻军；底比斯、阿哥斯、艾里斯（Elis）与阿卡地亚（Arcadia）都准备独立，而反马其顿的党派在提沙里也占了上风。国内外的情势是如此的危急，所以亚历山大的顾问们都劝他放弃提沙里以南的全部希腊地区，并赶紧安抚蠢蠢欲动的伊利里亚、配奥尼亚和色雷斯等部落，他们都想摆脱菲利普加在他们身上的枷锁，并侵入马其顿本部。
天才是一个很微妙的名词。它既不是一种高度的才能，也不是一种杰出的智慧，同时也不是一种学问、纪律或训练的产品。它是一种创造性的天赋能力，在表现上是本能的和自动的，它使其享有者具有像神一样的权力，足以达到某种不可思议的目标，这不是常理所能说明的。这是既不可以分析又不可以解释的，自从亚历山大即位之始，我们就经常感到这种充沛的天才存在。面对着这种使最勇敢的人都要发抖的局势，他却既不害怕也不犹疑，他不理会一切的忠告，在任何阴谋者尚未能采取行动之前，就把所有叛徒领袖处死了，接着他马上就束装就道，不是为了巩固疆界，不是为了惩罚叛徒，而是要向全希腊宣布他是全希腊的主子（阿明塔斯和阿塔拉斯的一切男性亲属，除了帕尔米尼奥以外，都被处死，还有两个林西斯提的王子。此外，奥林匹亚斯也把菲利普的次妻和幼女都杀害了）。
若是要想为他的天才寻找一个证明，那么值得注意的就是其行动的神速：任何情况都不足以使他感到犹豫，一切的困难都被立即加以解决，虽然是冒了极大的危险，但是他似乎觉得成功是已经注定了的。时间是他的经常盟友，他抓住了一切的时机，从不浪费一分钟，所以在他人议论未定之前，他却已经达到了他的目标（拿破仑也具有这种气质——“在战争的艺术中，也像在力学中一样，时间为重量与力量之间的一个主要因素。”其他许多名将也多少是如此的）。
亚历山大不等到其王国改组完成，或是使边界上的部落向其效忠，就先像旋风一样向南沿着海岸冲入了提沙里。在腾皮（Tempe），提沙里人请他在隘道以外暂停，以便考虑是否允其入境。亚历山大想避免战斗，而又能绕过这个隘道，就命令其部下在奥沙山（Mount Ossa）临海的一面上，开辟阶梯，当他在隘道的后面出现时，提沙里人真以为他是从天而降的。这样就足够使他们死心塌地的服从他了，他被选为提沙里联邦的领袖，并把一支强大的骑兵交给他指挥。
从腾皮亚历山大又进军色摩皮利，这也是希腊中部的门户，安费克托尼会议正在那里召开，并立即承认他是这个同盟的盟主。亚历山大继续前进，进入了波提亚，并宿营在底比斯的前面。这时，他距离雅典只有四十里了。雅典人并无对抗围攻的准备，于是改变了对他的态度，派了一个使节团他求和，其中也包括狄莫西尼斯在内。亚历山大正需要雅典人的合作，所以，他很愿意宽恕他们。亚历山大的态度是那样的宽大，使雅典人大喜过望，于是对于他的尊崇也就胜过于其父亲。一切的抵抗势力都崩溃了，同盟代表大会选举亚历山大为终身盟主，并继任统帅以进行对波斯的复仇战争。所有这些成就都是兵不血刃而获得的。速度就是他的兵器，它使敌人都瘫痪了。
当亚历山大返回马其顿时，他顺道前往德尔菲去向阿波罗问卜，想知道亚洲的远征能否顺利成功。根据普鲁塔克的记载，当那个女巫因为当天不是法定的问卜日而拒绝执行其职务时，他在一怒之下就把她拉到了神鼎的前面，她为他的神威所慑，就向他说：“我的孩子！你是无敌的！”听到了这句话以后，亚历山大就很满意的说不必再问了。
当平定了希腊后，亚历山大的下一个任务就是在前往波斯之前，先巩固其国内的基地。底比斯与雅典都是被迫投降的，而斯巴达还存有敌意而且并未加盟。为了想在他离开时仍维持其权威和同盟的团结，亚历山大决定把安提帕特留在希腊，并给予他足够监视斯巴达和压平叛乱的兵力。在他出发之前，亚历山大并不曾征服斯巴达，这本是他的实力可以达到的，因为他的使命是要向波斯宣战，虽然从战略上来说，在他离开希腊之前先铲除斯巴达本是有利的，但他若是这样，就有把他的同盟政策变成了暴政之嫌了。在他的一生当中，亚历山大总是以政策为主而战略为辅的，这也是大战略的精义。
为了使安提帕特的兵力可以对斯巴达和叛变都能应付自如，就必须解除其防守北疆的任务，所以在他前往波斯前，亚历山大决心先征服在马其顿与多瑙河之间的野蛮部落，并用这一条天然防线来作为他的北疆。波斯人也曾经渡过多瑙河，亚历山大相信自己的将才远胜于大流士。这个战役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征服，更是为了建立威望，这一战足以使其大名传扬在希腊全境之内。这是其伟大剧本的一个序曲，在这里他扮演着“马其顿居鲁士”的角色。
公元前335年的春季中，亚历山大命令一支舰队从拜占庭出发，在多瑙河溯江而上，到某一未经指定之点以求与其陆军会合。亚历山大自己则从安费波里斯出发，越过了尼斯塔斯河（Nestus，即Mesta）和罗多普（Rhodope）山地，到达了哈马斯山地（Mount Haemus，即巴尔干）。亚历山大可能在希普卡（Shipka）隘道上被一个色雷斯山地部落所阻（关于这次作战可参看第八章），但他用一个巧妙的迂回运动肃清了这个隘道，越过了巴尔干山地，进入了提巴里亚人（Triballians）的领域，到达了赖吉拉斯（Lyginus）河——多瑙河的一个支流。提巴里亚人的国王赛尔马斯（Syrmus）听到亚历山大来了，就命令自己的陆军去抵抗他，而自己则率领妇孺退到多瑙河中一个叫做普斯（Peuce）的小岛上。当亚历山大来到后，用一个巧妙的迂回迫使提巴里亚人接受会战，并杀死3000多人，然后率军推进到多瑙河边，与舰队会合。亚历山大本想占领该岛，后来发现水流过急，而岛上的坡度又太陡，于是放弃了这个意图。
此时，一个住在多瑙河以北地区中的吉塔人（Gates，也是色雷斯部落中的一个）正在集中兵力阻挡他的进路。这是亚历山大所不能逃避的一个挑战，既然大流士能够渡过该河，所以他也必须渡过。他搜集一切所能寻得到的船只，用帐幕包着稻草来当做浮筏，乘着黑夜，秘密地把一千五百名骑兵和四千名步兵渡过了北岸，藏在一个作物长得很高的田地中。这样使吉塔人受到了奇袭，而完全被击溃了。虽然就战术而言，这个作战是一件小事，但是其精神效果却十分巨大。亚历山大能够像大流士一样，在一夜之间不用桥梁渡过了最大的河流，这个事实使一直远到爱奥尼亚湾（Ionion Gulf，即亚德里亚海岸）的各个部落都大感震惊，他们都一致承认他是无敌的，所以纷纷派代表来向他表示愿意臣服。
当这个战役刚刚结束后，亚历山大马上就听到了一个坏消息：两个伊利里亚的酋长，克莱塔斯（Cleitus）和格劳卡斯（Glaucias）已经缔结同盟，而且克莱塔斯已经攻占了皮仑（Pelion），一个在艾普沙斯（Apsus，即Devol）河上的重要的马其顿西疆要塞。亚历山大立即兼程赶去，想在格劳卡斯尚未能支援克莱塔斯之前，就先把它夺回（关于此次作战可参看第八章）。因为未能用突击的方式将这个要塞攻下，亚历山大就决心改用围困的方式，可是当他刚刚开始挖掘工事时，格劳卡斯却率领大军来到他的后方，占领了皮仑以东的丘陵地带，阻塞了亚历山大的道路。因为亚历山大过份急于想收复皮仑，所以才使他在判断上犯了一个错误，他现在发现自己处于两军夹攻的危急地位上。亚历山大用了一个卓越的佯攻与迂回，重新打开了交通线，三天之后，当他知道格劳卡斯已与克莱塔斯会合，而且均已宿营在皮仑城外时，他发动了一次夜间的奇袭。许多敌人都在睡梦中送了性命，亚历山大乘胜收复了皮仑。这次胜利是如此具有决定性，在其一生当中，以后马其顿的北疆与西疆就只再发生过一次叛变。
当亚历山大正在有事于色雷斯与伊利里亚时，大流士三世深知波斯现在所面临的危险，乘着亚历山大离开希腊的机会，派了使臣前往希腊各国，并带了大量的黄金去策反。只有非同盟国的斯巴达公开接受了这种贿赂，不过毫无疑问的，在这些城市中有许多反马其顿党派的领袖人物们也都乘机揩油，譬如说雅典虽然拒绝了波斯的黄金，可是狄莫西尼斯本人却接受了300台仑，并用这笔钱来为底比斯人购买武器，有许多被放逐的人也都回到了雅典。接着就有谣言传播，说亚历山大已经在伊利里亚阵亡，这个谣言虽然不一定是狄莫西尼斯所编造的，但他却对它做了极大的利用，用来煽动叛变。
不久这个谣言就被许多人信以为真了，于是底比斯的流亡分子秘密地返回本国，并鼓动居民发动叛乱。亚历山大的两个官员被杀害，他们宣布该城已获自由，并围攻据守卡德米亚河（Cadmea）的马其顿军队。这个消息传出了之后，艾托利亚、阿卡地亚和艾里斯都准备支援叛徒，而在狄莫西尼斯鼓动之下，雅典人也在准备战争。
在这里应该说明的是，底比斯人的起事并不只是背叛亚历山大，更是反抗同盟，因为底比斯也是会员国之一。假如亚历山大已死，这个同盟也就自动解散，它的行动还可以勉强算是合理的，但是因为他还健在，所以这就要算是背叛盟约的罪行了。于是，亚历山大以盟主的身份，获得了一个天赐的机会，他可以代同盟讨伐叛徒，而同时逃避了对其暴行的指责。所以狄莫西尼斯的轻举妄动反而使亚历山大居于有利的地位，他现在是以同盟盟主的身份来向希腊贯彻意志，而不仅是马其顿的国王而已。
当叛乱的消息传到亚历山大耳中时，他还只刚刚占领了皮仑，他距离底比斯有三百里，其部队也非常需要休息。但是因为他害怕雅典、艾托利亚和斯巴达会与底比斯联合起来反抗他，所以他的问题还是时间：他能否在联合阵线尚未组成之前，抢先赶到底比斯呢？因为要争取时间，他立即排除万难，用强行军通过马其顿西部的无路山地。在离开皮仑十三天后，他进入了波提亚，在那里与弗西亚、普拉提亚和波提亚等国的盟军会合。他的进度是那样的神速，所以直到他到达了底比斯西北面7里远的昂齐斯塔斯（Onchestus）时，底比斯人都还不知他已经过了色摩皮利，甚至于他们自己还在继续欺骗自己，硬说亚历山大是已经死了，并且认为来攻的军队是安提帕特从马其顿带来的。第二天一切的疑惑都没有了——亚历山大亲自站在底比斯的城下。
亚历山大首先向底比斯人招降，请他们尊重盟约，因为他希望所有的希腊城市都是他的同盟者而不是敌人。因为没有反应，亚历山大第二天就把营地移到了艾里克特拉门（Electra gate）边，以便控制通雅典的道路，并可以接近卡德米亚河。亚历山大仍然没有发动进攻，他希望底比斯人能够悔悟。可是底比斯人却送来了一个侮辱性的回答，并攻击其前卫。于是亚历山大催动方阵，逐回底比斯的兵力，并跟在他们的后面攻入城中。卡德米亚的守军也投入了战斗，一共杀死6000名底比斯人。
底比斯被攻下后，亚历山大就以盟主身份召开了一次临时同盟理事会，因为惩罚底比斯是他们的任务而不是他的任务。因为只有邻近的同盟国才来得及派代表参加，而他们都是仇视底比斯的，所以会议决定将底比斯城夷为平地，全部居民都应出卖为奴。毫无疑问的，亚历山大是可以修改这个决议，使它不这样残酷，有许多人都认为这是他主要的罪行之一。同时也有记录认为他以后对于底比斯的毁灭内心很感到遗憾。但在那个时候，假如他要想在他领兵进入亚洲后，能够确保一个安定的国内基地，那么在战略上，亚历山大就有使希腊人受到一个不易忘记的教训的必要。而且，当底比斯毁灭后，在希腊所剩下来的不易驾驭的重要国家就只有雅典和斯巴达两个了，因为在它们之间隔着一个柯林斯地岬，不仅不易联合起来，而且只要有一支相当小型的马其顿兵力驻在这个地岬附近，也就能够使这种联合变得不可能。
底比斯的毁灭对于希腊人好像是一个晴天霹雳一样，无论远近都大感震惊。阿卡地亚人将其反马其顿派领袖处死；艾里斯人欢迎那些亲马其顿的流亡者回国；艾托利亚人向他求饶；最无耻的是雅典人，居然还派一个使节团去庆祝他从伊利里亚安全归来，最初他要求雅典人把祸首狄莫西尼斯以及其他八个人（大部分都是演说家）交出。狄莫西尼斯大为恐惧，用了5个台仑去贿赂一位亲马其顿派的领袖狄马德斯（Demades）去向亚历山大求赦。经过了相当的考虑后，亚历山大接受了这个要求，因为他不愿意使雅典人过分屈辱，并且希望赶紧前往波斯。此外，狄莫西尼斯现在也已经不为国人所信任，亲马其顿派的狄马德斯与弗西恩（Phocian）已经掌握了政权，而最重要的，是他希望保留雅典的舰队，不让它落入波斯手中。
亚历山大前往柯林斯地岬，主持了一次正式的同盟理事会，决定各会员国应担负的兵力，之后再次前往德尔菲，并在公元前335年冬季以前回到了马其顿。
海外基地的建立
当亚历山大在希腊作战时，帕尔米尼奥沿着亚洲海岸向南前进，虽然其军队的一部分被门农（Memmnon）所击败（门农是波斯方面的希腊佣兵指挥官），但他仍能坚守其在艾拜达斯（Abydus）的重要桥头阵地。亚历山大回到了马其顿后，就召回帕尔米尼奥，命令他帮助自己与安提帕特整编远征军。
亚历山大决定把安提帕特留在希腊，作为马其顿的摄政，兼同盟副盟主，由他率领九千名步兵和一些骑兵来防守国内基地。远征军由亚历山大亲自指挥，帕尔米尼奥任他的副帅，共为步兵三万人，骑兵五千人——这只不过是一个概数而已。在步兵中，一万二千人为马其顿部队，六个团为方阵步兵（共九千人），由克拉提拉斯（Craterus）、皮尔狄卡斯（Perdiccas）、寇纳斯（Coenus）、阿明塔斯（Amyntas）、米里亚格（Meleager）、菲利普（Philip，阿明塔斯之子）分任团长。三营皇家步兵，共三千人，由帕尔米尼奥之子尼卡诺（Nicanor）指挥。希腊同盟国共有轻重步兵七千人，由安提哥那（Antigonus）指挥。佣兵五千人由米南德尔（Menander）指挥。此外还有三千人的阿吉里亚（Agrianian）标枪兵、色雷斯轻步兵和克里特弓弩手，分别由阿塔拉斯（Attalus）、希塔尔西斯（Sitalces）和克里尔巧斯（Clearchus）来指挥。在骑兵方面，有二千名为禁卫骑兵，由帕尔米尼奥的长子费罗塔斯（Philotas）指挥；二千名提沙里骑兵由卡拉斯（Calas）指挥；另外一千名为色雷斯骑兵、配奥尼亚骑兵、长矛骑兵和希腊联军的骑兵，分别由阿加索（Agatho）、阿里斯托（Aristo）、阿明塔斯（Amyntas the Lyncestian）和菲利普（米尼劳斯之子）来指挥。希腊同盟国的兵力是很有限的，也许是因为亚历山大对盟军不太信任，更可能他不希望他的军队为第二流部队所拖累了。他为什么不招募一支较强大的佣兵部队，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他没有钱，亚历山大曾经说当他出发时，在金库中连60个台仑都没有，而且还负了1300台仑的债。此外一定还有相当数量的炮兵、工兵、驭卒、伙夫、仆役、随营者、妇女等，所以亚历山大军队的总人数可能在四万以上。
因为帕尔米尼奥在亚洲的挫败，似乎已经使大流士以为马其顿军队入侵的危险已经解除了。或者大流士仍然相信即便马其顿有侵入的企图，可是黄金和斯巴达就足以将其念头打消。门农是一个有经验的将领，他率领着大约二万名希腊佣兵驻在小亚细亚，其中有一部分人在波斯舰队中服务。波斯舰队共约有军舰四百艘，实力远比希腊同盟军的舰队强大，后者只有船只一百六十艘。
为什么波斯人不曾动员舰队来据守鞑靼尼尔海峡，可能是因为该处的水面太窄，会让他们的数量优势在战斗中难以发挥。但更可能的是门农的最初计划，似乎本不准备抗拒入侵军队的登陆，他本来是准备让亚历山大渡过鞑靼尼尔海峡，等到亚历山大向内陆前进时，就采取焦土政策，烧毁一切的村镇，使其军队无法获得一切的给养和掩蔽。等到亚历山大的军队挨饿时，他就用舰队把一支打击兵力送入希腊，而把希腊变成战场。这是在格拉尼卡斯会战前不久他劝波斯将军们所应采取的计划，这显然经过长久的思考，而并非一时灵感的产物。但里底亚和希里斯朋特—佛里几亚两省的总督希皮斯里达提斯与艾尔希提斯（Spithridates and Arsites）却不肯听他的忠告。艾尔希提斯声明他不准许在他的省区中有一幢房屋焚毁。
在尚未分析亚历山大对波斯的第一次战役之前，首先应了解这个战争的目的。亚历山大发动这场战争是为了要报复泽尔西斯对于所有希腊人所做的暴行，所以这是一次思想战争，一种是与非之间的斗争。诚如法特尔（Vattel）在18世纪所指出的，当两个国家同样深信他们是正在为正义而战时，那么双方之间除非完全拼倒一个，否则就绝无和平可言。不过当亚历山大最初出发远征，他不太可能会有征服整个波斯帝国的念头。最初他的想法可能是像伊索克拉底所想象，只想征服小亚细亚到哈里斯河为止，但是因为从一开始起，他的政策就是心理性的——不仅是为了要替希腊向波斯报仇，而且还要用相当好的待遇以来赢得波斯人的拥护，而使波斯帝国发生内在的崩溃——这样就吸引着亚历山大从一种形势进到另一个形势，终于进到了敌方帝国的极限。最后，这场战争变成了两个文化与文明之间的战争，所以也成了一场活力较强的扩张战争。
当入侵的准备完成之后，在公元前334年的初春时节，亚历山大把留守马其顿与希腊的责任交给安提帕特，自己率领大军取道安费波里斯，进入了鞑靼尼尔海峡上的西斯塔斯（Sestus），这也是146年以前，泽尔西斯渡过海峡的地方。亚历山大留下了帕尔米尼奥去监督渡海的工作，而自己却乘船到依流门（Ilium）去拜谒其祖先阿奇里斯的坟墓，在他的坟前献了一个花圈，并且借用了他的防盾。亚利安说亚历山大曾经宣称阿奇里斯很幸运，因为有荷马为他扬名天下。亚利安补充说，正因为这句话才使他想写亚历山大的历史，因为亚历山大没有阿奇里斯那样幸运，他身后一直受到历史学家的不公正待遇。
当结束了祭祖之行后，亚历山大就前往阿里斯贝（Arisbe），一个靠近艾拜达斯的镇市，他发现帕尔米尼奥和他的军队都已经在那里宿营。
次日，亚历山大沿着海岸向北前往南门普沙卡斯（Lampsacus），在那里遭遇到了波斯总督们匆忙集中的兵力。从南门普沙卡斯，他率领全军向东旋转。在希尔莫塔斯（Hermotus），亚历山大的骑兵发现了波斯人已在格拉尼卡斯（Granicus）河的右岸上，距离马尔马拉（Marmara）海中的河口只有几里的地方占领了阵地。在那里亚历山大赢得了第一次伟大的胜利（参看第六章），使他变成了小亚细亚的主人，此后这一块土地一直保留在希腊人的手中，直到11世纪土耳其人侵入欧洲为止。
在会战之后，亚历山大立即去抚慰他的伤兵，埋葬双方的阵亡者，对于战死将士的家属予以免税的优待。为了安抚其马其顿部属，亚历山大又命赖西普斯（Lysippus）为阵亡的二十五位御林军人塑像，将其安置在宙斯神庙中。接着，亚历山大又做了几件很特别的事情：
第一件是他派人把三百套的波斯铠甲送给雅典，作为挂在神庙中的礼物。在那上面刻着下述的记载：“亚历山大，菲利普的儿子，以及所有的希腊人，只有斯巴达人例外，谨献上从亚洲获得的战利品。”值得注意的是他不曾提到他是国王，是马其顿人，而只暗示说明他是同盟的统帅，所以也是同盟的仆人。
第二个行动也是同样的特别。他把被俘的希腊佣兵，加上脚镣，送回马其顿去开垦荒地。他说因为他们是希腊人，但却帮外国人对希腊同盟作战，所以应该加以惩罚。换言之，他不是为了他个人，而是为了同盟来惩罚这些叛徒。
第三个行动更特别。这也代表用安抚手段来赢得战争的政策。由于波斯原有的总督，艾尔希提斯已经逃走，他就选派卡拉斯（一位马其顿将军）去接管希里斯朋特—佛里几亚（Lydia and Hellespontine Phrygia）省的政务。他不给他加上一个马其顿的官衔，而仍用波斯原有的“总督”（Satrap）名称，并且命令他向居民收税时应以原有配额为限。这也是亚历山大波斯政策的第一炮。此外，为了安慰征服区起见，他命令所有逃往山地中的人民都赶紧回家，并赦免齐里亚（Zelea）人民的一切责罚，因为他知道他们是被迫在战争中帮助波斯人的——对于任何时代中的征服者而言，这种温和的行动都要算是很特殊的。
虽然格拉尼卡斯会战已经为亚历山大打开了小亚细亚西部的门户，但却只能算是一个前卫的胜利。波斯陆军的主力仍然存在，门农在会战中逃脱，已率领残部向南撤退，而波斯的舰队也还是完整无恙。亚历山大必须要巩固海外基地与海上交通线，要达到这个目的，他不仅要占领小亚细亚的西岸，而且当他继续前进时，必须使留在后方的是一个和平而友好的国家，而且不需要太大的守兵，否则他就无法集中最大的兵力对付敌人。
亚历山大是一个绝对专制的帝王，当然他是并不赞成民主的，但是他知道波斯国王一向利用暴君与贵族统治小亚细亚的希腊城市，这些人深为大多数公民所厌恶。因为这些公民都是波斯的敌人，所以他决定要使他们变成他的友人。所以亚历山大不仅让这些希腊城市获得了自由，而且还加上自决——换言之，他准备让他们的公民有选择其政府形式的权利。简言之，亚历山大决定与所接触到的一切反波斯势力都缔结同盟关系，而不考虑其政治立场是怎样的。这样利用他们的帮助就可以创出一条内在的战线，当他继续前进时，也就能够逐渐地毁灭波斯的统治权，而使后方变成一个友好的地区。此外，亚历山大把所有的城市都逐渐争取到手，尤其是以海岸城市为重，这样也就使波斯舰队丧失了基地，并限制了其对于海上交通线的作战能力。从这个时候起，自由与自决也就变成了其政策的支柱，而他的战略也就是根据此种原则发展的。
接着，亚历山大从格拉尼卡斯河前进到沙尔提斯（Sardes），这里就是里底亚的首府，因为波斯守军指挥官米特里尼斯（Mithrines）不战而降，亚历山大待之以殊礼，并准许沙尔提斯人与其他的里底亚人都保有自由，并享受使用旧有法律的特权。在沙尔提斯，亚历山大又开始改组波斯的省制度。在这种制度中，总督一手控制一切民政、军政、财政的大权，因为他们的权力太大，所以时常发生叛变。亚历山大决定要削减总督的权限。在小亚细亚时，他已经不让他们（都是马其顿将军）控制财政，并且把铸造钱币的权力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占领了沙尔提斯之后，亚历山大就指派艾桑德尔（Asander）为里底亚总督，又派普桑亚斯（Pausanias）为沙尔提斯驻军司令，但收税之权却又由尼卡斯（Nicias）负责。
从沙尔提斯出发，亚历山大又到了以弗所（Ephesus）。在那里他召回了被放逐的人，打倒了寡头政治，建立了一个民主政府。但是亚历山大所崇尚的自由并不包括放纵在内。当民主人士开始杀害异己时，他马上制止了这种暴民的行动。依照亚利安的报道，这个举动使他获得了极大的拥护。亚历山大又派帕尔米尼奥率领步兵二千五百人和骑兵二百人，去解放在卡利亚地区马格里西亚（Carian Magnesia）的希腊城市，又派艾尔西马巧斯（Alcimachus）率领同样的兵力，去解放阿里克（Aeolic）的城市，其命令的内容是这样的：“推翻一切的寡头政治，建立民主政府，并豁免他们对于外国人（波斯人）所应交纳的一切贡款。”此后，亚历山大又在阿特米斯神庙举行了祭典，并率领剩余的兵力向米利都出发。
在米利都，亚历山大受到了波斯守将希吉斯塔托斯（Hegesistratus）的抵抗，后者最先本来准备投降，但因为看到波斯舰队有来援之势，就决心抵抗。可是不幸得很，亚历山大却早已料想到了这一点，他命令尼卡诺所率领的舰队，先占领了米利都的港口。在波斯舰队来临的前三天，尼卡诺就已经完成了其任务。帕尔米尼奥现在又已经与亚历山大会合在一起，就劝他进行一次海战，但是亚历山大拒绝了这个建议。因为波斯舰队占有巨大的优势，而且若是这一战败了，则其威望的损失是会在希腊境内触发革命的。亚历山大决定攻城，利用其攻城机器撞毁了一部分城墙，攻占了该城。尽管他曾遭遇到反抗，但他却仍然宽恕这个城市中的人民，准许他们自由。接着亚历山大又在曼德尔（Maeander）河口上——距离米利都约十里——切断了波斯舰队的水源，并迫使他们放弃作战。于是米提仑（Mytilene）、提尼多斯（Tenedos）和齐阿斯（Chios）等岛屿也都变成了柯林斯同盟的会员国，但根据塔恩的记载，在大陆上的希腊城市都不曾加盟。
制海权的赢得
米利都为爱琴海西岸上的最后一个重要希腊城市，从这里取道沙莫斯（Samos）、依卡里亚（Icaria）、米可罗斯（Myconos）、提罗斯（Tenos）和安德罗斯（Andros）等岛屿，即可以与希腊之间打通一条辅助性的交通线。于是亚历山大对于海外基地的建立工作就可以算是已经完成了，他的下一个问题即为如何继续向东前进。
在陆上，亚历山大并没有面临什么危险，因为大流士的主力还距离得很远。但是在海上他却受到波斯舰队的威胁。那么他应采取何种对策呢？因为亚历山大不可能希望在会战中击败它，于是他决定扼杀它，沿着小亚细亚的南岸前进，使波斯舰队丧失一切基地。因为这个战略并不需要直接使用自己的舰队，所以他将其解散，只留下少数船只载运攻城纵队。据狄奥多拉斯的记载，其中有二十艘是雅典人提供的船只。很明显，亚历山大保留着它们是当做一种质物来看待的。他采取这个行动的另一个理由，是因为在冬季中，波斯海军的行动备受限制，他手中也正缺乏金钱，无力供养他的舰队过冬；此外，解散了舰队也可以多出三万人左右的人力。
尽管有这些理由，把海洋委弃与门农总还是一个相当巨大的冒险，不过在希腊城市中民主政治的建立却足以减轻此种冒险的程度，因为波斯舰队中的希腊籍兵员大都是具有民主倾向的贫民和流犯，所以他们现在都已经发生了动摇。同时，阿尔塔泽尔西斯三世对于塞浦路斯人和腓尼基人的野蛮虐待，也令人永远难忘，结果除了泰尔的支队以外，其余由塞浦路斯人和希登人（Sidonians）所供给的支队都已经不可靠了。
从米利都，亚历山大进发到哈里卡纳苏斯（Halicarnassus，即Bordrum），这个城市是卡利亚（Caria）的首府，也是一个卡利亚化多于希腊化的城市。自从格拉尼卡斯会战之后，门农就撤退到了那里。亚历山大在这里受到了强烈的反抗，他被迫围攻该城（参看第七章）。在攻克该城之后，他命令安民，并为卡利亚建立新政府。
亚历山大在这里所采取的步骤可以让我们看出，他对于省区采取的行政方式完全是随机应变的：以前他总是派一位马其顿人做总督，这一次他却指派一位卡利亚的妇人担负此种要职。当亚历山大进入卡利亚时，他遇到了文达（Ada），她是前总督毛索拉斯（Mausolus）的姐姐，本来是由她承继总督的位置，但后来却被其兄弟所抢去。因为文达欢迎亚历山大，交出了艾林达（Alinda）要塞，并认亚历山大为她的义子；又因为亚历山大希望他自己以解放者的姿态出现，所以他恢复了她的主权，指派她为总督。在卡利亚人的心目中，他也就变成了他们统治者的儿子。但是亚历山大虽然让艾达主持政府中的民政事务，但是却不让她过问军政，军政由一位马其顿军官来主持。以后每逢亚历山大任命东方人为总督时，任命一个马其顿军官来主持军政也就成为一个通例了。
亚历山大又命令托勒密率领那些在战役开始时刚刚新婚的马其顿军人回希腊度假，并命令托勒密在明年春天再率领他们连同增援兵力一起回来参战。据亚利安的报道，认为亚历山大这一个行动，要比任何其他的行动都更能获得马其顿人的拥护。亚历山大留下了帕尔米尼奥，率领了三千希腊步兵和二百骑兵去围攻阿孔尼沙斯（Arconnesus）与沙尔马西斯（Salmacis）两个卫城，他自己则进入莱西亚以求控制海岸地带，并使敌方舰队变得没有任何用处。
在潘费里亚（Pamphylia）的赛德（Side），亚历山大指派尼尔巧斯（Nearchus）为莱西亚与潘费里亚的总督；然后再向北进，征服了皮西地亚（Pisidia），并进到了佛里几亚。在西莱拉（Celaene），亚历山大又指派安提哥那为佛里几亚的总督，给他1500名佣兵驻防该城，并指示他向高登（Gordium）进攻，这也是古代佛里几亚的故都。在那里，托勒密与亚历山大会合，除了那些新婚休假的人员外，还带来了三千名马其顿步兵和六百五十名骑兵作为增援。此时，亚历山大接到了雅典的要求，希望他释放在格拉尼卡斯会战中所俘获的雅典人。亚历山大表示拒绝，因为照亚利安所说，亚历山大认为在对波斯的战争尚在进行之际，对于希腊人的警惕不宜有任何程度的放松，否则难免会影响安全（以后当他从埃及返回叙利亚时，还是将他们释放了）。
当亚历山大留在佛里几亚时，门农又在蠢蠢欲动，依照亚利安的记载，门农是想执行原有的计划，利用舰队把战争带入希腊境内；但实际上比较可能的，却是他计划打击艾拜达斯，切断亚历山大的交通线，迫使亚历山大为了收复艾拜达斯而减弱其兵力，于是门农本人就可以乘机溜走了。以下的行动就可以当做证明。第一点，门农用奸谋占领了齐阿斯岛，接着又占领了所有的里斯布（Lesbos）群岛，只有米提仑（Mytilene）例外，这个岛也处在封锁之中。可是这时门农却突然患病而死，由他的侄子法尔拉巴查斯（Pharnabazas）接任总司令。米提仑人向法尔拉巴查斯投降，其默契的条件即为依照安塔西达斯和约（The Peace of Antalcidas），他们应取得大流士同盟者的地位。可是法尔拉巴查斯却立即违反了这个条约，并建立了一个暴政。此后，法尔拉巴查斯又占领了在鞑靼尼尔海峡口上的提尼多斯群岛——距离阿拜达斯仅为三十里。
当门农反攻的消息传到了亚历山大的耳中时，他似乎感到了相当的威胁。亚历山大立即命令希吉罗巧斯（Hegelochus）重组舰队，同时也让安提帕特搜集其所有的船只，在希弗罗斯（Siphnos）附近击毁了一支小型的波斯舰队。不过这场虚惊却只是昙花一现而已，在门农死了不久之后，大流士决定召回其佣兵，并由海战又转为陆战。大流士命令法尔拉巴查斯把不到一千五百人的佣兵，由海上送往在腓尼基（Phoenicia）的提波里斯（Tripolis），以挡住亚历山大的东进，他自己则在巴比伦花了一年的时间去招募军队。公元前333年的秋季，大流士率领这支兵力到了索巧（Sochoi，位置已不可考），大致是在阿勒坡（Aleppo）以西，阿马纳斯（Amanus）以东，大流士就在那里等候亚历山大的到达。
亚历山大从高登进入安卡拉（Ancyra），再经过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进发到西里西亚门（Cilician Gates），这里是陶拉斯（Taurus）山地上进入西里西亚的主要隘路。大流士若是能在这里设置适当的防御，则亚历山大很难通过这里，因为这里是那样的狭窄，甚至于驮马都必须卸载之后才能通过。西里西亚门现在由西里西亚总督阿尔沙门斯（Arsames）率领重兵据守。亚历山大留下了帕尔米尼奥率领重型部队在后面，他自己亲率轻装部队用高速前进，来抢占这个隘路。在一昼夜之间亚历山大前进了六十二里，虽然他的行动并没有刻意去保密，可是这种高速似乎使阿尔沙门斯的计划完全被破坏，阿尔沙门斯自动放弃了隘路，匆匆向塔尔沙斯（Tarsus）退却。但是亚历山大仍继续压迫不止，于是阿尔沙门斯只好继续退走。在塔尔沙斯，亚历山大因为在赛德拉斯（Cydnas）河中的冷水里洗澡，受凉而患了重病，才暂时停止前进。
要明了以下的发展，首先必须了解亚历山大准备进入的区域的地形。在他的前进路线的前面，横着一道阿马纳斯山脉，从阿仑提斯（Orontes）河上的安提阿（Antioch）起，向北一直进展到现有的沼泽地为止。在安提阿以北约二十里处以及在亚历山大瑞塔（Alexandretta）城的南面，有一条隘路通过山地，现在到阿勒坡的公路就通过这里，当时称为叙利亚门（Syrian Gates）；在它北面约十五里的地方，山地向海岸下降，又有一个狭窄的隘道，叫做“约拿之柱”（The Pillar of Jonah）；再向北走二十七里，又有一个隘道，叫做艾马尼德门（Amanid Gates），现在到阿勒坡的铁路就从这里通过。亚历山大似乎不知道有上述第三个隘道的存在，要不然就是认为它没有重要性，因为当他病好了之后，他本人就在塔尔沙斯以南的地区中进行绥靖的工作，而只派了帕尔米尼奥率领一支强大的同盟佣兵部队，去占领叙利亚门，但对于艾马尼德门则完全不设防。等到亚历山大结束自己的工作之后，在亚历山大里亚湾西岸上的马拉斯（Mallus），他才知道大流士已经驻军在索巧的消息，那里距离叙利亚门只有两天的行军里程。这个消息使全军都大为震惊，亚历山大急于想与大流士交手，次日即赶往叙利亚门。两天后，当他把伤患人员留在依沙斯（Issus）之后（在亚历山大里亚湾的头部），他自己就率领大军宿营在米里安德拉斯（Myriandrus）的城外，那里是叙利亚和腓尼基的首府（在亚历山大瑞塔的附近）。亚历山大的意图是想经过叙利亚门以到达索巧，索巧应该是在该隘路以东约三十里处，大约是它与阿勒坡之间的中点（亚历山大这一次的行军又是极为神速，因为马拉斯距离亚历山大瑞塔至少有六十七里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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