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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沈阳市旅游局

出版社：华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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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遗珍试读：

传奇城市，盛京今赋

大哉沈阳。400年前的努尔哈赤迁都，使政权超越辽河平原的局限，使拥有2300年建城史的城市——沈阳发生了格局巨变，从此意味着近代东北地区结构的形成。大沈阳，北抵蒙古草原，远眺青藏高原；西瞰山海关，锋锐直接京津；南临朝鲜半岛，与临国一衣带水；东依长白山，连通东北的白山黑水，大东北自此浑然一体。

壮哉沈阳。当明清交替、东亚局势重塑，是当时世界最强政权的替换，波及到东方世界秩序的重组。沈阳城于重新酝酿升级之中，拥有一部分草原、一部分森林、一部分平原的性格，自此延伸成为满八旗、蒙八旗与汉八旗的基础。此性格基因的改变，成就了未来清朝的个性魅力。

奇哉沈阳。在明清交兵的战火中，沈阳一跃成为影响东亚的中心城市，进而成为清朝的陪都；清代中期，因为乾隆皇帝盛京一赋，盛京成为名震法国政界、文坛的重要城市，在欧洲启蒙运动中如雷贯耳；20世纪之初，太平洋沿岸渐成世界的另一个中心，俄日交战，使沈阳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3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场——这场人类浩劫从这里点燃战火；当下眺望，国家制定的“一带一路”政策，给辐射东北亚的沈阳带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至哉沈阳。它从一座边关城市，渐渐变为东北的首城，成为中国北方的首府，清朝初期，一跃而成为东北亚的中心城市，演绎着数不清的传奇故事。孤立地看一座城市历史，总显得扑朔迷离，只有站在东北史、中国史、东北亚历史的时空坐标系当中，才能够看清楚沈阳的纵深。

如此，以大历史观贯穿，我们编撰了这套《传奇盛京》丛书，旨在重新解读这段历史。

传奇盛京的背后，是传奇而沧桑的中国历史，传奇而绚丽的东北亚历史。从开放的视野理解沈阳，也就理解了沧桑变化的中国东北；理解了沈阳，也就拥有了解中国历史的一把钥匙。

沈阳，沉淀着东北2300多年的风韵，蕴藏着东北数不清的秘密，听着他的传奇，不知不觉，打开一扇神奇的门，洞开一面窗，在那里，你会读懂东北的前世今生，找准中国历史的东北支点，洞悉东北亚的风云变幻。

沈阳的似水流年，是构造东北历史的支柱。新乐文化时期的酋长，手持太阳鸟的权杖，在浑河岸边栖地而生，拉开了此地的文明序幕；燕国名将秦开，却东胡两千里，勾勒了沈阳这座城市的初廓；这里有秦汉边城武士们的豪迈故事，有辽宋金多国战争与和平的绵绵传说；有明清两国交锋天下英豪尽瘁于此的传奇；有民国奉系军阀治理东北熊睨天下的霸王气象；有新中国成立之后共和国长子的雄风……千年流云，风情万种，此套丛书遂成《奉天城韵》之卷；

沈阳的名物，是天辽地宁中的文脉。明代人经营东北，兴建了沈阳方城；努尔哈赤建都于此，最终魂归东郊天柱山；皇太极为大清帝国祈福，而修建了四塔八门；康熙大帝重振盛京城，建造了高耸的怀远门；乾隆帝为延续东北文脉，筑就了文溯阁；张作霖经营东北、虎视全国，遂有北大营、军工场；张学良发展东北、经营东北，因而开办东北大学、边业银行……两千年来，形成了种种遗迹，漫卷成此套丛书的《古城遗珍》之卷；

沈阳的风骨，是白山辽水的脊梁。努尔哈赤浴血百战，皇太极挥军千里，多尔衮拥兵入关，八旗兵并吞八荒，成就清代广袤国土；甲午战争左公平壤喋血，大沽炮台僧林格沁扬我国威，凝成晚清英雄史诗；宋教仁与士官三杰谋划反清义举，张榕浴血民国，近代英豪舍生取义；老帅张作霖乱世枭雄、少帅张学良兵谏抗日，两代东北王留名青史；刘少奇、任国桢领导工运，投射出东北乱世中的曙光……人杰地灵，俊彩星驰，此套丛书遂成《名士风流》之卷；

沈阳的豪爽滋味，是蘸尽关外历史深处的滋味。那马背民族的猎猎豪迈，那大兴安岭深处的渔猎之风，那闯关东人带来的燕赵慷慨、齐鲁豪情，天南地北，遍走西东，前辈沈阳人开东北文明之先河，创满风民俗之瑰色：满族传统的酸菜炖白肉是冬季里最好的口福，蒙古族浓香的烤羊腿无疑是春季进补的佳肴，朝鲜族的打糕、冷面则为夏季带来清爽，一碗回族炖肉让秋季不再寂寥……舌尖上的沈阳，透出东北的醇厚滋味，摄于此情，此套丛书遂真诚捧上舌尖上的《关东味蕾》之卷；

东北人的豪爽，在于它的融合。这座城市，见证了大清帝国兴盛的真正秘密。以盛京为终点，上接白山黑水间筚路蓝缕、艰难创业的民族秘史；以盛京为起点，又下承东北绵邈运祚、辉煌无比的400年文明。在这座城市里，战争与文明的更迭，拉动女真族、蒙古族、汉族、锡伯族、鄂伦春、鄂温克、索伦等民族不断融合，引发了改朝换代、物竞天择的轮换……以神相交，以情相动，以礼相服，多民族的血液凝聚于今日沈阳人的基因当中，此套丛书遂成《皇都族脉》之卷。

这座城市的历史，与世界如此的近，与你我如此的近。

历史，远远比你眼前的教科书丰富，远远比你眼前的地图广阔，远远比你眼前的人群多元。在这座城市的演化中，曾与关内乃至世界都有深入的互动。沈阳的历史，在深层次与东北亚的历史息息相关。

如今再逢盛世，国家以老工业基地再振兴、国家全面创新改革实验区、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令沈阳鼓荡激情，重树雄风，新一轮的盛京传奇已备好纸墨，正待浓墨重彩地书写。

说不尽的风韵，讲不尽的情怀，演绎不完的传奇盛京。篇幅有限，就此暂停，不再絮语，更精彩的传奇盛京，更需要来自世界各地的你来续写。是为序。壹故都风·吹动城市年轮沈阳故宫旧景一座城市的命运深处，总有它绵延无数年轮的美丽纹理，这是城市的气运，更是它的灵魂。沈阳，因建城于沈水（浑河）之阳（山南水北为阳），故得名。7200多年前，人类先民就在此繁衍生息；春秋战国时期，燕国于此建立方城（侯城前身）；西汉称“侯城”，唐代称“沈州”，元代为“沈阳路”；1625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建立的后金迁都于此，更名盛京，清晚期又命名为“奉天”。历史车轮辗过的辙印，描摹出这座古城的漫长画卷，无数传奇历史如映像般真实，置身其中即可跨越古今，尽情地追忆与沉思。这里是清王朝的故都，这里是有着东方的“鲁尔”美誉的老工业基地重镇，在这里纵观千年风云激荡……揭开古城名胜历史，探寻鲜为人知的故事，在故都风云追随这座城市独有的风韵与气脉。凤楼晓春日，紫气东方来——沈阳故宫传奇的布局大政殿与十王亭。

女真崛起，清军入关，清帝东巡，一座故宫，写满了清朝各个时期的历史痕迹。关于沈阳故宫始建的时间一直保存争议，但都认同其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建造，便是东路的大政殿与十王亭、中路的大清门、崇政殿、凤凰楼、清宁宫等以及西路的戏台、嘉荫堂、文溯阁和仰熙斋等。

从辽阳迁都沈阳，努尔哈赤的这次迁都，可谓是史上最仓促的迁都之一了。放弃已经修建两年多的完整宫殿体系，率领全体迁徙到一座新的城市，沈阳在努尔哈赤心中的意义非同一般。然而，连年征战，新都待建，老汗王的钱袋子也并不“鼓溜儿”。抵达沈阳后，努尔哈赤带着妃子们住进了九门边简单的汗王宫内。

马不停蹄地迁都沈阳，汗王宫暂时安置在九门内的小院落里，修建一座辉煌大气的宫殿成了努尔哈赤的当务之急。大政殿与十王亭，便是故宫内最先修建的建筑群。

大政殿，始建于天命十年（1625），是盛京皇宫内最庄严最神圣的地方。起初称为大衙门，天聪十年（1636）定名笃恭殿，后改大政殿。大政殿为八角重檐攒尖式，八面出廊，其下为须弥座台基。殿顶满铺黄琉璃瓦，镶绿剪边，正中相轮火焰珠顶，宝顶周围有八条铁链各与力士相连。黄琉璃瓦镶绿剪边，这是沈阳故宫与北京故宫的一个重要不同点，所镶绿剪边彰显着未入关的满清政权对草原山林的眷恋。殿前两明柱各有金龙盘柱，殿内为梵文天花和降龙藻井。殿内设有宝座、屏风及熏炉、香亭、鹤式烛台等。大政殿用于举行大典，如皇帝即位，颁布诏书，宣布军队出征，迎接将士凯旋等。此殿为清太宗皇太极举行重大典礼及重要政治活动的场所。后来入关一统天下的顺治皇帝福临于顺治元年（1644）在此登基继位。

十王亭与大政殿是一脉而成的，这样的建筑布局是中国古代宫廷建筑独一无二的，是满族八旗制度在宫殿建筑的反映。十王亭位于大政殿两侧，八字形依次排列，十王亭是清初八旗各主旗贝勒、大臣议政及处理政务之处。不难看出，十王亭与大政殿的建筑格局源自少数民族的帐殿，包括大政殿在内的11座亭子，就是11座帐篷的化身。民族文化的变迁在这一组建筑中显露出来，从流动的帐篷到固定的红墙黄瓦的宫庭建筑，满族文化一点点向中原靠拢。尽管满族文化已经不断吸纳汉文化，但这种君臣合署在宫殿办公的现象，历史上非常少见。

清太宗皇太极和他的父亲，太祖努尔哈赤有很多不同，在建设城池宫殿方面，皇太极没有像努尔哈赤住在城市北边，准备随时逃走，这位新的帝王，住在了城市中央，按照藏传佛教“坛城”的方式，修建了崭新的天眷盛京。沈阳故宫一隅。

佛经记载，曼荼罗是佛之集会的所在，也就是坛城。“坛城”作为佛教意象，充满了神秘的宗教色彩。千年生活在山林中的女真人，长期接受蒙古族的影响，无论是生活习惯还是宗教信仰，都受到了蒙古影响。女真人在努尔哈赤的领导下，逐渐征服了草原上的蒙古民族部落，但是如何征服蒙古人的心，成为努尔哈赤与皇太极朝思暮想的难题。最终他们发现，蒙古人都相信西藏高原上的喇嘛，藏传佛教在蒙古人心中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利用宗教融合，让两个民族实现思想上的共融。于是，喇嘛教在父子两人的推动下，渐渐成为了盛京城的主流文化。

在喇嘛眼中，盛京为“盛开莲花的境域”，盛京以及大清国乃是佛国佛境，具有西藏佛教帝国的内容与外观。在这样的情况下，皇太极敕建盛京四塔寺，象征四大金刚威镇四方、护国安民，这四座寺院，连同各自的尊胜塔，连起来形成一个圆环，将皇城乃至皇宫环绕在其中心，这就是佛教上所说的结界，以保护京城不受侵害，也因此，盛京（沈阳）城，成为一座按照坛城形式修建的城池。皇太极所居住的宫殿，就成为了整个城市的绝对中心点。

皇太极的后宫，仍旧沿袭了女真贵族的居住习惯，既住在整个部落的制高点。同九门边的汗王宫异曲同工，后宫夯土，平地起高台，从大清门经过崇政殿，这座曾经沈阳城内最高的建筑凤凰楼便是后宫之首。沈阳故宫“宫高殿低”，北京故宫“殿高宫低”，这也是两者的重要不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沈阳故宫门前就已经车水马龙了，人们乘着各种交通工具从四面八方赶到故宫游玩。

凤凰楼，初名“翔凤楼”建造在4米高的青砖台基上，楼体有三层，三滴水歇山式围廊，屋顶铺黄琉璃瓦，镶绿剪边。登上凤凰楼的24级台阶，象征着24个节气。凤凰楼既是后宫的“大门”，也是皇帝宴请群臣的场所。因凤凰楼是盛京最高建筑，位列“盛京八景”之一，有“凤楼晓日”、“凤楼观塔”等传称。登上城内制高点，不仅能看到盛京城内最美的日出，整个城市的面貌也尽收眼底。不知道，多情的帝王会带着哪一位妃子，穿过层层宫墙，登上最高处，一起观看最美的风景。

清军入关，沈阳结束了短暂的都城生涯，但并没有斩断与大清王朝的联系，作为陪都盛京继续履行着神圣的象征作用，而故宫，则成为了入关之后历代清朝皇帝与故土的永恒脐带。帝王们，用不断的维护和壮大这座宫殿，来弥补远离故土的灵魂缺失，故宫在一次又一次安慰中，成为了现在的模样。西路的宫宇群，便是如此形成的。

在沈阳故宫西路的建筑群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建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的文溯阁。文溯阁是乾隆年间专为存放《文溯阁四库全书》而建，另有《古今图书集成》亦存于阁内。文溯阁的建筑形式仿照浙江宁波的天一阁，面阔六间，二楼三层重檐硬山式，前后出廊，上边盖黑色琉璃瓦加绿剪边，前后廊檐柱都装饰有绿色的地仗。所有的门、窗、柱都漆成绿色，外檐彩画也以蓝、绿、白相间的冷色调为主，这与其它宫殿红金为主的外檐彩饰迥然不同。其彩绘画题材也不用宫殿中常见的行龙飞凤，而是以“白马献书”、“翰墨卷册”等与藏书楼功用相谐的图案，给人以古雅清新之感。

不同于故宫内的其他建筑，文溯阁以黑瓦为顶。依据五行八卦的说法，“北方壬癸水，其色属黑”，黑是代表水的。而文溯阁是专为存贮《四库全书》所建，书忌火，以黑瓦为顶，寓含着“以水克火”之意。而窗柱的颜色均为冷色调，而不饰红金等暖色也有“取吉避灾”的用意。文溯阁后面，有抄手殿廊连接着仰熙斋，斋后为九间房，其中有芍药圃、梧桐院等。乾隆皇帝对《四库全书》视如珍宝，每次东巡时都要亲自查阅翻检，便是在这里，体味读书之乐。前排正中的人叫赵明高，别号配天，191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23年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硕士）后被美国哈佛大学聘为研究员。1927年他应东北大学之邀赴该校任教，在担任东北大学教授期间，赵配天创办了北陵旅行社。图为赵配天1930年元旦与旅行社全体员工合影，此旅行社是沈阳最早的旅行社。20世纪二三十年代黄包车夫们就自发聚集在沈阳故宫大清门外，等待故宫游客。清福陵，老汗王的风水遗愿

沈阳的风水形胜，莫过于东部的天柱山。

天柱山与浑河，山水交织下的广袤土地究竟埋藏了怎样的玄机，让努尔哈赤放弃当时关东第一大城辽阳，离开这座建造好的都城，走进政治经济均相对落后的沈阳？天柱山中，又有什么神奇让这位马背英雄，死后没有魂归故里，而选择深眠于此？福陵“一百单八磴”的“天阶”，怎样引领老汗王的灵魂，一步步走向永生的极乐世界？福陵雪景

天命十年（1625），是决定沈阳城市命运的日子。努尔哈赤在迁都东京辽阳之后不到四年，便不顾群臣劝说，迁都沈阳。在努尔哈赤的四次迁都中，这一次无疑是最匆忙，也是最突然的，努尔哈赤决意迁都，让众人摸不到头脑。福陵一百单八磴是明清皇陵中独一无二的建筑形式。“一百单八磴”寓意将三十六天罡星、七十二地煞星踩于脚下。

据说，努尔哈赤在建都东京时，按照风水先生的指点，在当时的东京城西南角修建娘娘庙；在东门里修建弥陀寺；在风岭山下修建千佛寺，想用三座庙把神龙压住，以保龙脉王气。但是，三座庙宇只压住了龙头、龙爪和龙尾，城里的龙脊梁并没被压住。于是，龙一拱腰就飞腾而去，一直向北飞到浑河北岸。努尔哈赤正为此郁闷之时，忽一日有人来报，说是他家附近的树林落下一只凤凰。努尔哈赤急忙带众臣前去观看，刚刚走近，凤凰突然腾空而起，直向沈阳方向飞去。努尔哈赤深知凤凰不落无宝之地，就请风水先生到沈阳察看，发现沈阳真是一个龙兴宝地，于是，当即下决心迁都沈阳。

努尔哈赤迁都以后，沈阳逐渐取代了辽阳，成为东北第一大中心城市。然而，就在迁都的18个月后，努尔哈赤战败宁远，不久抑郁而终。努尔哈赤的后继者——第八子、清太宗皇太极希望借父亲之威震慑女真、蒙古诸部，更希望这位仙逝的帝王能在另一个世界保佑他壮大满清江山，经过东北全境熬费苦心地寻找，他最终决定将父亲的遗骨葬在沈阳东部的福陵。福陵的修建历史大体经过了三个阶段：即天聪时期的草创，顺治时期的修缮，康熙时期的改建。

福陵后倚天柱山，前临浑河，万松耸翠，大殿凌云，占尽天柱山的风水宝地。“天柱”，是古代神话中的擎天之柱，是支撑天地、保卫江山的命脉支柱。天柱山是长白山的余脉，原名石咀头山、东牟山，满清族人将其名改为“天柱”，可见努尔哈赤在他们心中的地位，他们相信努尔哈赤就算到了更一个世界，也会永保江山永固，万世不绝。

福陵神道两侧成中轴对称，整齐的排列着一对石望柱和四对石象生。石望柱上各坐犼一只，相传犼是龙的九子之一，因其好望，故让其守陵。石象生依次为狮、虎、马、骆驼。据说，石马是仿当年努尔哈赤的坐骑龙马——一种典型的蒙古马雕刻的。沈阳福陵。

对神道的设置，清代陵墓有一项特殊的规定，即神道与隆恩门之间必须修建一座建筑做隔断，名曰“一眼望不断”，寓意大清江山万事一系。为此，有的清陵在神道上修龙风门，沈阳昭陵（皇太极陵寝）修建神功圣德碑，福陵不仅建有神功圣德碑，而且根据地理条件还修有一百单八磴。起到双层隔断作用，这是福陵区别于其他清陵之处。

这一百单八磴，是明清皇陵中独一无二的建筑形式。“欲知福陵绝佳处，石阶送尔上天登”，仿佛这一百单八磴是“天阶”，登上去就能到达永生的极乐世界。“天阶”为什么设定为一百零八级呢？相传天上有三十六天罡星，七十二地煞星，在《水浒传》中梁山好汉一百单八将就是就是这些星宿“下凡”，“一百单八磴”寓意将天罡地煞星踩于脚下，以保福陵平安无事，也以此显示至高无上的皇权。

还有一种说法与佛教有关，佛家认为人生有108种烦恼。为去掉这些烦恼，念佛要108遍，晓钟要叩108下，佛珠要用108颗，所以佛教建筑多与此数有关。据专家考证一百单八磴的建筑形式在全国仅有两处，另一处在山西五台山上的菩萨顶。

如今的福陵，与周边山水一同并入东陵公园之中，春夏之际，陵园正对着的满池荷花美不胜收。而天柱山，松林葱郁，峰峦耸秀，游人漫步之处，无边的绿色一收于怀。清人高士奇曾有诗云：“回瞻苍霭合，俯瞰曲流通。地是排云上，天因列柱崇。”说的正是这里，盛京八景之一“天柱排青”。清昭陵，神秘的死亡神秘的葬礼昭陵方城内景。

皇太极的陵寝——清昭陵所在的北部高地，是沈阳古老的文化带，这条黄土高地自西向东，从远古绵延至今，向世人传达了沈阳城的千年文明历程。

清太宗皇太极，同他的父亲一样，一生马背奔波没有停歇，在他叱咤疆场的时候，并没有料到自己会英年猝死。皇帝的突然离世，总是给后世留下无限猜想，关于皇太极的死因，至今一直是众说纷纭。

刚过“知天命”的皇太极在死之前并没有为自己修建陵寝。那么是谁选定了昭陵这块风水宝地作为大清开国皇帝的陵寝？而为何关于选址一事，清史之中秘而不宣？清昭陵经过清朝历代皇帝修葺，形成清朝关外三陵中规模最大最恢弘的陵寝，究竟蕴藏了什么秘密？

皇太极驾崩第二天，他的遗体被移入崇政殿，这叫做“寿终正寝”。与此同时，诸王紧急商讨建陵的事情（因为皇太极生前不太愿意提这回事儿，因此只有皇太极死后才开始商讨陵寝事宜），在资格最高的王爷代善的安排下，风水先生选择城北十里为“吉壤”。这城北十里就是如今昭陵所在地，皇姑北陵公园院内。

北陵公园，沈阳人都不陌生，北陵指的就是皇太极的陵寝——清昭陵。人们沉浸在北陵公园优美的风光的时候，不禁好奇公园最北面那个大土堆下的帝王陵寝，究竟是什么样子。相传清昭陵修好之后曾经把修陵工匠集中到月牙城，强迫他们吃药，使他们聋哑，然后把这些聋哑人押送到与内地隔绝的地方充当苦力，以防止他们泄露地宫内幕，而他们吃药的月牙城因此得名“哑巴院”；还有人说，修地宫专招聋哑人，地宫修成后，把所有工匠全部封闭在地下殉葬。这两种说法，都在说明，清昭陵的墓室入口是严格保密的，以确保皇帝安眠地下。

尽管如此，人们仍希望找到通往清昭陵地宫的入口，希望发现皇太极墓室秘密。有人认为地宫的门在大明楼后面的月牙城，月牙城北墙正中镶嵌的那座彩色琉璃壁就是地宫的暗门。琉璃壁正中的花形“盒子”上面装饰有九朵彩色琉璃花，其中隐含着门户的“按钮”，只是这个“按钮”具体位置不得而知，也许是那朵花，也许是那块砖，只要能找到这个开关，地宫暗门就会自动打开。真理在于实践，至今仍紧锁的宫门，无言地证实了，普通人想要通过某块琉璃打开地宫大门是不可能了。不过，倘若是哪位武林高手，运个真气什么的，可就不好说了。昭陵神道。

皇太极的一生极具传奇色彩，这位大清帝国的开国皇帝，不仅是位马背英雄，也是位痴情的男人。皇太极有名有姓的后妃有15位，其中，他与关雎宫宸妃的爱情故事，也称得上是荡气回肠，众人皆知了。宸妃，博尔济吉特氏，本名海兰珠，她是孝庄文皇后布木布泰的亲姊姊，孝端文皇后的侄女。“宸”，有代指帝王之意，可见皇太极对她的宠爱。这位皇太极挚爱的妃子，却红颜薄命。皇太极在明清生死交关的松山大战前线，宸妃患重病，皇太极不顾前线安危，从战场赶回沈阳宫中，可惜为时已晚，宸妃已亡，皇太极悲痛得几次落泪，甚至昏厥。然而多么传奇的爱情，都无法抵挡时间与历史，“生当同屋，死当同穴”的誓言，并没有实现，作为皇太极最宠爱的妃子，在皇太极死后，宸妃并没有与皇太极合葬，而是陪葬清昭陵。在清昭陵红城西侧（现昭陵西侧烈士陵园一带）与宝顶相对的就是贵妃园寝（亦称后陵），这里是皇太极九位贵妃、妃、侧妃、庶妃的陵墓，这片茫茫望去的黄土地里，就有关雎宫宸妃的陵墓。汗王宫，女真领袖的简陋蜗居努尔哈赤曾住进故宫，汗王宫也难寻踪迹。

自古君临天下，都会选择一处风水好、位于城市关键部位的地方修建繁华宫殿，以昭示至高无上的皇权，以期江山万世。女真兴起，征战辽沈，清太祖努尔哈赤四次迁都，最终定都沈阳。放弃刚刚建成的东京城——辽阳，来到城市规制并不健全的沈阳，努尔哈赤遇到了外来人口常遇到的问题——找一处合适的地方居住。

史料上对于努尔哈赤初到沈阳的住所，描述很少，甚至一度成谜。直到20世纪80年代，沈阳故宫博物院的研究人员，偶然间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里一张清代地图——《盛京城阙图》上发现，北城门前的一座院落旁边，用满文清楚地写着“太祖居住的宫”，这才发现努尔哈赤在沈阳的住处。

迷雾揭开，努尔哈赤居住的宫殿，经沈阳故宫工作人员努力，做出复原模型，让人大吃一惊。努尔哈赤的汗王宫，竟然只是一座两进院落。《盛京城阙图》所示，努尔哈赤的汗王宫位于当时沈阳城北门（镇边门）里，坐北朝南，是由一条南北向的中轴线串起的两进院落。两院间用围墙分隔，其中第二进院落建在一座由人工夯筑的高台之上，努尔哈赤和他的妃子们便住在高台之上的二进院落之中。清初汗王宫所在沈阳城中位置及建筑格局图。

将房屋建在高台之上，沿袭了满族在山区生活时，贵族首领住宅建于最高处的生活习俗。从努尔哈赤在费阿拉建立第一座都城开始，一直到辽阳东京城，他的宫室一直建在城内的最高处。沈阳地处平原，并无山坡，努尔哈赤便夯土起台，将寝宫建于高台之上。

刚刚迁都沈阳，辽沈地区的局势仍然十分胶着。一生戎马天下的努尔哈赤，即便掌控辽沈最具实力的沈阳，仍不敢有丝毫放松，同样非常重视后宫的防卫。为了增强防卫，他还发布了一道命令：“在夜间，若是有敌方紧急消息，就打云板。若有人逃入城内，要敲铜锣。如果有好消息，要打鼓。”这种传递消息的方式，在古代皇宫里十分少见，可见虽已经建国“后金”，但努尔哈赤仍要随时提防来自明朝，以及其他部落的侵袭。

老汗王一心争夺天下，初到沈阳，一切从简，宫殿也来不及大兴土木，习惯了风餐露宿的男人们，并没觉得住所简陋有什么差别，倒是苦了那些养尊处优的福晋们。按照满族习俗，努尔哈赤和大妃应住在正房，侧福晋应住在厢房。通过有限的史料，不难发现，除了大妃能与努尔哈赤拥有相对独立的生活空间外，努尔哈赤十余位侧妃，同侍女一同挤在六间东西厢房之中，毫无隐私可言。

据说，努尔哈赤对汗宫及诸贝勒家里的福晋、婢女和使唤的男仆有严格的规定：“福晋们和家里的婢女去厕所时，要合众一起去，不要两三人去，否则就是乱行。女子不许独自行动，在家院供使唤的男仆也不许独自行动。福晋们去厕所时，要打木槌，把灯挂在厕所上。”可见，福晋们去厕所，不能独自去，要有其他福晋或婢女陪同，由一位婢女打着木槌，一位婢女掌灯并挂在厕所上，告知别人厕所里有人了。尽管宫殿设施简陋，但类似“万字炕”这样的满族传统取暖设施，还是一应俱全的。

汗王宫遗址的确认打消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汗王宫是否真实存在的顾虑，揭示了汗王宫的真实保存面貌。汗王宫与沈阳故宫大政殿为同时期建筑，两者的关系真实体现了清早期“宫”与“殿”分离的满族宫廷建筑特征。九门，消失在历史尘烟中的城关

九门路位于沈河区北部，西起正阳街，东至东顺内街，即在大北门与小北门之间。此处内有九门南巷及其一至四巷，原有九门里胡同及九门外胡同。1989年，以路北原有古城九门而得名为九门路。

九门路，源自曾经存在于此的九门。明代洪武二十一年（1388），“沈阳中卫”都指挥闵忠，在元代“沈阳路”旧城基础上，加高加厚城墙，形成了砖石罩面的坚固城墙。同时，“沈阳中卫”城池设置了四座城门，城内主要街路与四座城门相通，形成了“十字街”格局。东门为“永宁门”、南门为“保安门”、西门为“永昌门”、北门为“安定门”（明代万历年间改称“镇边门”）。北门，即“九门”。

沈阳城的“十字街”早在秦汉时期就存在，至明代仍是贯通东西南北的唯一大道。九门，是沈阳古代时期重要的防卫门户，北出九门，可达边墙重镇平虏堡（平罗堡）、十方寺（石佛寺）、榆林铺等地。因而，九门可谓是明清时代，沈阳最重要的城关。此图为1924年拍摄的小北门（地载门）和大北门（福盛门）之间的一段城墙遗址。1957年在该墙中段发现了明代沈阳中卫城的北门（安定门），俗称九门。

史料记载，“九门”是一座由九个券洞组成、两个对顶“十字券洞”式城门。从两个对顶“十字券洞”对接结构分析，“九门”应由两期工程形成：第一期工程，于明代万历二十四年（1596），将“沈阳中卫”城北门“安定门”的单券门，改为带有“瓮圈”的瓮城门，形成南“十字券洞”。南“十字券洞”的南北券洞较长，为出入城门的通道；东西券洞进深较短，为“瓮圈”。在这一时期，九门的名字，由“安定门”改为“镇边门”。万历四十六年（1618），修建北“十字券洞”，坐卧在城墙外的“瓮圈”中。当时，后金已经取得萨尔浒战役的胜利，明朝更是加紧军事防御，便在九门的第一期工程后，又进行了第二期工程，修建了“九门”的北“十字券洞”，以及顶部敌台。一个人站在小东门（内治门）瓮城垛口上俯瞰城内鳞次栉比的房宅，远处可见城墙东北角楼。该图摄于1904年，当时沈阳的城墙尚为完整。

努尔哈赤三次迁都，最终落户沈阳城，老汗王为自己的宫殿选址，便选在了九门边。史料记载，明代修筑此门主要为防御外侵，内置火炮等武器，其中既可屯兵又可出击，是一座重要的军事设施。努尔哈赤将宫殿选址在九门内，看重的便是其重要的军事要素。更有传说，努尔哈赤的汗王宫紧邻九门，是方便明军攻打沈阳时，他能随时逃回新宾老家。

皇太极扩建沈阳城时，将“沈阳中卫”城墙的东、南、西三座城门统统拆除，改为八座城门，但却留下了北城门，致使扩建后的沈阳城，出现了八门之外的“九门”，“九门”位于大北门与小北门之间，也使沈阳有了九门提督的说法。

待清军入关，定都北京之后，沈阳成了陪都盛京，当初为出行方便而保留的“九门”，也渐渐失去了保留价值。于是，盛京官员下令，用砖石将“九门”整个封堵包砌起来，但一眼望去，酷似碉堡的城门，无时无刻不在表达着曾经的辉煌。

尽管九门在清军入关后失去了战略意义，但围绕九门，却留下了很多关于“蝎子”的传说。其中一个传说，皇太极在扩建沈阳城时，坊间传言九门里有一个蝎子精，蝎子吸尽人血，已蜇死了不少人，而且怎么杀也杀不尽。蝎灾闹得人心惶惶。皇太极当即下诏：将皇榜贴在城门旁，悬赏能治蝎的人。有一天，来了个云游道士，揭了皇榜，称自己能治蝎灾。道士称：寻找一个鸡年、鸡月、鸡日、鸡时生的人，把其砌在城墙内，即可治蝎灾。在寻找中，一个卖烧饼的老头正好符合条件，于是，老头被砌在城墙里。从此以后，果然再没有蝎子了。为了纪念这个老人，后来皇太极下令停止使用九门。这一传说，并无考证，却成为了我们追溯如今已经完全消失的“九门”的感慨了。盛京八门“并吞八荒”的汗王理想

努尔哈赤从辽阳迁都沈阳，当即下令扩城修建，但不久老汗王便撒手人寰。他的儿子、大清王朝的建立者——皇太极，开始了老汗王的皇城规划建设。由戍边之城，成为王朝帝都，环绕盛京沈阳的城墙城门留下太多故事——皇太极为何改明代城池的四门为八门？在这些门的背后，蕴藏着大清帝国怎样的心思与秘密？德胜门上的垛口低于其他城门又是怎么一回事？沈阳城是否有一个通向煞口的“鬼门关”？

后金建都辽阳的时候，努尔哈赤便修建了八个城门，迁都之后，仍旧按照这样的格局扩大城市规模，其中有效仿帝都北京的意味。明代的沈阳中卫是四座城门的“十”字格局。皇太极继承汗位后，于天聪元年至天聪五年（1627-1631）在原来城墙的基础上建设新城，将城墙加厚、加高、加固；将明朝的四门改为八门，八旗军各守一门，城内通道由明时的“十”字街变为“井”字街。怀远门。明末沈阳城高池深，八旗军甚为忌惮。然而明朝守将贺世贤只知女真人勇猛，却不知其狡黠多谋，草率出城野战，努尔哈赤一战而取沈阳。（图为《太祖克沈阳》）

现在中街的道路格局保留了原来盛京城的格局即“井”字格局，中街路、沈阳路与正阳街、朝阳街就是在原来贯穿城市的四条“井”字道路基础上扩建的。四条道路将故宫围在中间，与四条道路相对应的就是八个进出城的城门。因为北部通蒙古，所以有外攘门(小西门)，南有朝鲜，所以名为怀远门（大西门）；东有女真多个部落，所以有抚近门（大东门）、内治门（小东门）；西有大明，所以名为天佑门（小南门），希望在战争中胜利，所以设了德胜门（大南门）；城北是满清发祥的福兴之地，所以是地载门（小北门）、福胜门（大北门）。这些门的名称，自然有皇太极的愿望，也包含着当时刚刚诞生的这个王朝对外关系的理想。这张照片上是难得一见的大西门（怀远门）城楼上的场景，本是中国人御敌的城关却摆上了俄军的大炮。1905年初，袁世凯的好朋友兼顾问莫理循来到沈阳拍摄了这张照片。盛京城阙图

沈阳城修了八个城门，同时每个城门上都修建了一座城楼，城周垛口修651个，奇怪的是，德胜门，也就是大南门的60个垛口，要比其他城门上的垛口少一行青砖。有句歇后语这么说，“大南门城上的垛口，矮一截”，说的就是大南门的城墙。关于大南门城墙矮一层，有个很神秘的民间传说。当年皇太极为了修建沈阳城，到处征集苦力，但凡家里有男丁的都要出一名苦力。城南有户人家，只有女儿和年迈病重的父亲，女儿为了让父亲免受劳苦，毅然身着男装，代替父亲参加修筑城墙。在城墙修筑的过程中，女儿暴露了性别，此事被皇太极知晓后，深受女儿孝行感动，但又觉得女人修筑城墙不吉利，便下令，德胜门60个垛口去掉一层砖，以示不同。

德胜门因女儿墙而不同于其他城门，然而城市改造，城门被相继拆除，这里也没有留下一点痕迹。重建的怀远门，让人们找到些许昔日古城的影子，也让关于怀远门的传说流传至今。怀远门，也就是大西门，这里是沈阳城风水最奇特的地方，也是沈阳民间最为神秘的地方。

这个门，就是传说中的“煞口”。民间一直流传一段旧话：说的是当年大西门外附近曾是处斩囚犯的法场，而后又移至大西门外路南，所以凡处决死囚必出此门，因而人们称大西门（怀远门）为“鬼门”，称大西门为“鬼门关”。当时沈阳人曾有句很解恨的话——“出大西门的”。可巧，大西门城门上有六个小眼，为其他七门没有，遂有“鬼门六眼”之说。朋友间闹笑话或说话抬杠，也常常会说：“不要你鬼眉溜眼”比喻“鬼门六眼”，意思是说：无论你怎样乖狡，作奸犯科，终不免出门而名登鬼录。旧时，人们最怕进鬼门关。每逢初一，十五，善男信女们都要到大西门外焚香叩拜。锡伯族家庙，一个传奇民族史诗中的“圣殿”乾隆二十九年（1764）的农历四月十八日，清朝政府从盛京（今沈阳）等地征调锡伯族官兵1018人，连同他们的家属共3275人，由满族官员率领，西迁新疆的伊犁地区进行屯垦戍边。为了纪念此次西迁，锡伯族将每年的农历四月十八日定为“西迁节”。图为锡伯族家庙前展现西迁的雕塑作品。

东北的少数民族，多来自白山黑水之间，在漫长的文明步履中，备受山林的眷顾。在沈阳众多少数民族中，有一支骁勇善战的民族，他们从大兴安岭的密林迁徙到呼伦贝尔的草原上，从草茂水美的草原来到繁华的都市盛京，又肩负保家卫国的使命跨过长长的蒙古高原抵达新疆，留下一段段可歌可泣的民族史，这便是锡伯族。

坐落在沈阳市中心的锡伯族家庙，伴随古城沈阳已经走过300余年。这座庄严大气的古朴建筑紧邻皇寺，是中国现存唯一一座锡伯族家庙，这里所承载的民族情结，格外厚重。

锡伯族的祖先，在漫长的岁月中，一直生活在大兴安岭东部的山区和草原，以放牧和打猎为生。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蒙古科尔沁部联合锡伯、叶赫、哈达、乌喇、辉发、卦尔察、朱舍里、讷殷八部，以抗击后金努尔哈赤，结果九部兵败，史称“九部之战”。此后，努尔哈赤用安抚手段，先后将包括锡伯部在内的科尔沁蒙古众部落编入蒙军旗。

锡伯部族人十分善战，清朝初期，皇太极为稳定锡伯人，将聚居一处的锡伯人逐步分派到各地去驻防。康熙年间，为加强防务的需要，朝廷又将锡伯兵丁连同家小近8000人分三批迁入盛京。此后，盛京的锡伯人一年比一年多起来。沈阳锡伯族家庙。

锡伯人大都信仰喇嘛教，但盛京却没有一个他们做佛事的固定场所。康熙四十六年（1707），盛京的锡伯人筹集60两银子，在皇寺附近买了五间房子，找来匠人塑造了佛像，又从京师（北京）请来了甘珠尔经（大藏经）108部，创立了太平寺，既锡伯家庙。由于锡伯族人敬仰关公，家庙里又特供关公雕像，于农历六月初十关公生日，与五月十三关公单刀赴会之日祭关公两次。这样，每年锡伯族家庙在农历春节，四月初八佛诞节和关公的两个祭日都是庙门大开，有隆重的庙会，太平寺一时间成为盛京香火鼎盛的圣地之一。

寺院坐北朝南，有前后两进院落。寺内主要供奉释迦牟尼、八大菩萨、四大天王等佛像。嘉庆八年（1803），佐领华沙布在大殿前的东西两面，刻立了锡伯文、汉文两座石碑。碑文不仅记载了锡伯族家庙的创立、扩建和修缮的经过，还记载了锡伯族迁到盛京及编入八旗的经过，把300多年锡伯族历史保存了下来。这两座石碑，如今尚有一座，被收藏于沈阳故宫博物馆里。在正殿的正中悬挂着“锡伯家庙”四个烫金大字的匾额，是咸丰年间驻守盛京的锡伯族协领色普铿额敬献。

生活在盛京地区的锡伯人，发展迅速，同入关之后愈加腐化的满族官兵不同，锡伯人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和战斗力。乾隆二十九年（1764）的农历四月十八日，清朝政府从盛京等地征调锡伯族官兵1018人，连同他们的家属共3275人，由满族官员率领，西迁新疆的伊犁地区进行屯垦戍边。

西迁官兵出征的前一天，西迁官兵及家属与送行父老兄弟姐妹亲戚故友齐集在太平寺“锡伯家庙”，共进了离别饭，共饮了离别酒，为戎装西迁的同胞饯行。次日清晨，锡伯族官兵及其家属，告别了家乡的父老乡亲，踏上了西迁的漫漫征程。经过一年零五个月的艰苦跋涉，到达新疆的伊犁地区。

抵达新疆的锡伯族人一直是战时从征，平时生产，过着准军事化的生活。200多年来，为保卫边疆、平定内乱、抵御外侮、建设边陲均做出了很大贡献，也为民族历史写上了传奇的迁徙一页。从此，每年农历四月十八日，在沈阳锡伯族家庙和新疆锡伯村屯的族人，都要聚集一起来纪念锡伯族西迁的历史。尤其是沈阳锡伯族家庙，更成为两地锡伯同胞内心中共同的精神家园。锡伯族是一个骁勇善战的民族，他们从大兴安岭的密林迁徙到呼伦贝尔的草原上，从草茂水美的草原来到繁华的都市盛京，又肩负保家卫国的使命跨过长长的蒙古高原抵达新疆。净光无垢舍利塔，“宝塔镇河妖”远眺无垢净光舍利塔。

她在沈阳城的西北部，站在悠悠浑河边，默默注视了沈阳城一千年，护佑着百姓的平安。清代有诗云：“一湾塔影水流春，寒食烟生树树新，疑是雨余青到眼，十三山色欲留人”，说的正是她的倩影——盛京八景中的“塔湾夕照”。“塔”指的是建于辽重熙十三年（1044）的无垢净光舍利塔，“湾”说的是浑河流经此处形成的河湾，如今“塔湾”地区也因此得名。这里醉人的风景，让清朝乾隆皇帝都为之赞叹，如今人们渐渐忘却宝塔最初建立的意义，无论是宝塔碑文还是民间传说，都在说明，这座浑河边的宝塔，在风水上，真是那句——“宝塔镇河妖”。人们不禁诧异，平稳的浑河，风光旖旎，水草摇曳，哪里像是有“河妖”的样子？沈阳舍利塔盛京碑林公园。

在“靠天吃饭”的古代，天气对于粮食收成，甚至百姓安危都有直接影响。在沈阳地区，浑河也经常出现洪水泛滥的情况。到了辽代，沈州（沈阳）已经是一方沃土，但仍免不了受到洪水的威胁。这一年，风雨再次突然降临，大风连续刮了七天七夜没有停歇，暴雨不停，生活在这里的百姓已经无法正常生活，认为这是浑河里的河妖——黄龙在作怪。当洪水退去后，当地百姓决定兴建一座宝塔，镇住让河水肆虐的“河妖”，祈求百姓平安，风调雨顺。于是，当地乡绅请来僧人，认为宝塔建立的地方，是绵延沈州城北的黄龙（土）的龙头所在，在此建塔锁住黄龙，河水不会肆虐，断流的河水也能接续，干枯的水井方能充盈。

无垢净光舍利塔的地理位置，确实是块风水宝地，这座建在河边高地上的宝塔，高高在上，俯视着当时的沈洲城，和塔脚下的汩汩流水。从舍利塔向东，便是清昭陵，在城市没有现在这般发达的古代，舍利塔与昭陵遥遥相望，古朴自然。在无垢净光舍利塔所在的这条沈阳北部高地上，向东依次是新乐遗址和清昭陵。可以说，这是蕴含丰富人文内涵的城市区域。

传说已经走远，浑河河道已改，经过现代化的科学治理，早已不再泛滥。千年的无垢净光舍利塔，经过清崇德五年(1640)重修和近代维护，巍峨耸立，在平静的塔湾公园内，传递着历史沧桑，镇守着一方水土，向今人无言地倾诉着古城沈阳的心事与变迁。七星山，沈阳城北的“守护神”七星山。

七星山，沈阳北部最后的屏障，宛若北斗七星形状的山脉，斗柄直指沈阳故宫，冥冥之中预示着七星山与沈阳城市的必然关联。

在沈阳市沈北新区，那散落如北斗七星的山头如今已所剩无几，但七星山，作为沈阳城市最后的屏障，作为沈阳人心中对北边界的定义，永远不会消失。这里是辽金时代的双州古城，这里是明军镇守的堡垒，这里是清帝东巡盛京的必经入口，这里是锡伯族西迁最后的送别之地，这里就是沈阳北部最后的屏障——七星山。

在沈阳人的心中，过了七星山再往北走，便不再是沈阳的土地。的确，七星山北面的辽河蜿蜒而过，与七星山仿佛组成了一道天然屏障，将沈阳护在其中。于是，作为沈阳制高点的七星山被赋予了守护的意义，它守卫着我们的沈阳城安定富庶。依傍辽河的七星山上，建于辽道宗咸雍十年（1074）的辽塔，是这片土地上留存最久的建筑。高山上的佛塔，如今只剩残垣断壁。这座宝塔，立在河边高山，无疑也肩负着镇守河流，保一方百姓安居乐业的期盼。这座从辽代走来，走过近千年的佛塔，在七星山上，北望辽河，南护沈阳。

明代，这里是明长城的北部，明军镇守的军事重地，站在高高的七星山上，周边景致尽收眼底。明军在东北的军事要地就驻扎在七星山上，然而再高的宝塔，再坚固的城墙，都没有抵挡住女真人的军队。当满清入主中原之后，七星山成为护卫盛京的重要关卡，清王朝同样派重兵把守这里，守卫盛京沈阳，其中爱国将领左宝贵也曾率军在此驻扎。如今人们看到的是近代修建的堡垒，这些堡垒保存完好，仍留在七星山上，讲述着守卫的故事。七星山上的辽代残塔和近代碉堡。

守卫七星山的，不只有山上巍峨的辽塔，不只有坚实的堡垒，还与一支坚强的民族有关，那就是锡伯族。当年，努尔哈赤一统女真，将锡伯族人从东北山林里带到盛京沈阳，这些锡伯族人的祖先就驻扎在七星山脚下，守卫盛京沈阳。骁勇善战的锡伯族人，为满清江山贡献了不小的力量。沈阳城北的七星山从此成为了他们的家乡，然而这些跟随老汗王努尔哈赤来到盛京的锡伯族人，没有想到，这里也成为了离别之地。

乾隆二十九年（1764）的农历四月十八日，清朝政府从盛京沈阳等地征调锡伯族官兵西迁新疆的伊犁地区进行屯垦戍边。这一年的农历四月十八日，西迁新疆的锡伯人和留居东北的锡伯族男女老少，聚集在盛京的锡伯族家庙——太平寺，祭奠祖先，聚餐话别。次日清晨，锡伯族官兵及其家属，告别了家乡的父老乡亲，踏上了西迁的漫漫征程。

岁月如水，就像静静流淌的辽河。住在七星山下的锡伯族人与远在新疆的族人，一同庆祝他们英勇祖先的节日；七星山上的堡垒、长城，不再需要战争防护；那座千年辽塔依旧，注视着沈北美丽的山和水。民国四大军校——东北陆军讲武堂东北陆军讲武堂。

这里，走出13位新中国开国将军。这里，就是东北陆军讲武堂，民国时期与“云南讲武堂”、“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并列，为中国四大军官学校之一。

1907年8月，东三省总督徐世昌遵照清政府兵部奏定“各省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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