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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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风云录（一）试读：
内容提要
明朝（1368年——1644年）由明太祖朱元璋建立，历经十二世、十六位皇帝、十七朝，国祚276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人建立的封建王朝。明朝初期定都于应天府（今南京），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朱棣迁都至顺天府（今北京），而应天府改称为南京。因明朝的皇帝姓朱，故又称朱明。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思宗朱由检于煤山自缢，明朝灭亡。明朝是中国继周朝、汉朝和唐朝之后的盛世（黄金时代），史称“治隆唐宋”、“远迈汉唐”。大明，无汉唐之和亲，无两宋之岁币，天子御国门，君主死社稷。当为后世子孙所敬仰。
第一章 朱元璋的惊人政策：百姓可以绑贪官上京治罪！
在所有的恶行中，明太祖朱元璋最憎恶贪污，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每当他想起那袋该发给自己父母的赈灾粮食被官吏贪污，导致父母饿死的情景，就会忍不住咬牙切齿这些人个个该杀。他要创造一个真正纯净的王朝，一个官员们人人清廉、百姓安居乐业的王朝。所以他尽一切努力去实现这个梦想。可是梦想不一定会成为现实。
自明朝开国以来，贪污不断，朱元璋杀不胜杀。据统计，因贪污受贿被杀死的官员有几万人，到洪武十九年（1386年），全国十三个省从府到县的官员很少能够做到满任，大部分都被杀掉了。
做官这个职业在任何时代都是金饭碗，但在洪武年间，官员们的命运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惨。
在朱元璋的时代，官员们如同生活在地狱中，这一形容并不过分。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明代官员的品级。大家知道，一品是最大的官，历朝历代都不乏一品的大员，威风凛凛，甚至连皇帝都要给几分面子。而在明代，一品文官却几乎成为传说中的人物，十分稀罕，能熬到二品退休，已经是祖上烧高香了。
二品就二品吧，文官们并不是太在乎，反正无论几品也是要干活的，但让他们感到极度不公的是，有那么一群人，什么功劳都没有，却几乎个个都是一品——那些人就是朱元璋的亲戚。
这可真是让官员们想不开了，十年寒窗，奋斗一生，可能到头来只是个三四品小官，而那些人生出来就是一品、二品的大官。真是“读得好不如长得好（驸马），长得好不如生得好”。
但更让官员们难受的还在后头，他们很快就会发现，朱元璋这个老板是很小气的。
朱元璋给官员们的工资是多少呢，我们以知县为例。管理一个县的县官一个月的工资只是7.5石。明代的知县和今天的县长不同，那年头知县还兼任很多职务，他既是县长，还是县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财政局长、税务局长、工商局长、县施工队队长。一个知县管这么多事，打赏下面的小吏是免不了的，要不谁心甘情愿给你干活？
他手下还有一大堆的长随，分等级为大爷、二爷。大爷有门政大爷（看门的）、稿签大爷（签押房磨墨的），下面是一群二爷，包括“发审”、“值堂”、“用印”等人，这些人是知县签押房里的办公人员。此外县里的重要部门知县都会派人去看着，知县还会带着自己的厨师、师爷——这一大帮子人都是县官的手下，全部要他养活。
一个月只有7.5石的俸禄，大家就只好去喝西北风了。
当官的还要迎来送往，逢年过节到处走动，俸禄是远远不够的。
可是就连这点俸禄，也打了折扣……
活人不能让尿憋死，于是种种捞钱新花样纷纷出炉。
官员们主要用的是两招，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两招历史悠久，十分有名。
折色火耗。大家可能听说过火耗这个词，当时交赋税往往是实物，如谷物、丝织物等，但有时也会改征银两和铜钱，而熔铸碎银时可能会有损耗，官府就用这个名义来征收多余的银两，这些多征的赋税就称为火耗。
其实到底有没有损耗，也只有官府自己知道，这不过是一个多收钱的借口。这一招可谓流传几百年，长盛不衰，比明朝的历史还要长，一直到清朝雍正时期，采用火耗归公的措施，这一招才从历史上消失。
话说回来，这一招是官府说了算，要征多少自己规定，执行中实际操作技巧不算太高，下一招就不同了。
这一招叫做淋尖踢斛，十分值得一提。百姓交纳粮食的时候，官府是用斛来装的，百姓将粮食放进斛里，再称重，计算自己完成的粮食份额。粮食放入斛中，要呈尖堆形，会有一部分超出斛口，就在百姓为交完公粮松一口气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官吏用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准斛猛踹一脚！此时超出斛口的部分谷粒就会震落在地上，老百姓慌忙去捡，此时官吏会大声叫喊：别捡，那是损耗！喂，说你呢，还捡！
这就是淋尖踢斛，踢出的部分就是所谓粮食运输中的损耗，这部分就成为官吏的合法收入。那么老百姓呢，只能回家再送粮食来。
请大家注意，这两招只是封建社会最平常的，明朝的很多名臣如三杨、李贤、徐阶、张居正等人都是靠这两招的收益养活自己的。而后来的皇帝也认可这些作为合法收入。
虽然朱元璋的工资政策对这些行为的泛滥负有一定责任，但这并不能成为贪污行为的借口，内因才是决定性的因素，官员们还是应该从自身去找原因。
如前所述，由于这些制度的规定，朱元璋和官员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而官员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必然要违反朱元璋的这些法典，而朱元璋也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些矛盾累积到一定时候，就会爆发。
此后，朱元璋对待贪官污吏的态度越来越严厉，他创造了一个以往封建统治者想都不敢想的政策，即规定普通百姓只要发现贪官污吏，就可以把他们绑起来，送京治罪，而且路上各检查站必须放行。如果有人敢于阻挡，不但要处死，还要株连九族！
朱元璋使用了这么多的手段，自己也全力配合，按说贪污行为应该绝迹，然而情况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因为官员被杀的太多，没有人干活了。朱元璋虽然勤劳，但也不能代替所有的官员。于是他创造了这样一个戴死罪、徒流罪办事的制度，具体操作方法是，官员犯法，判了死罪，先拉下去打几十板子。就在官员给伤口涂药，估计自己小命不保的时候，牢里突然来了个人，不管死活，把受罚官员拉出去，塞到马车上，送到各个衙门去处理公务。
朱元璋是下了大力气肃贪的，但效果并不是太好，这是很值得分析的，大凡在封建朝代开国时期，官吏是比较廉洁的，而洪武年间出现如此大范围的官员因贪污被杀，是很不正常的。
应该说，朱元璋的某些政策制定和执行出现了问题，官员贪污的主因固然是他们自己的不法行为，但官员待遇过低，朱元璋肃贪手法过于急躁，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章 光华四射的大明王朝
一、明朝则是一个刚质健拔、充满阳刚之气的朝代。
明朝的大部分时期的大部分地区，基本上是比较和平的。明朝的首都，无论明初的南京，还是後来的北京，在王朝存在期间，都没有被异族占领过。那里的人民，当然也就不会被异族抢劫甚至野蛮屠杀了。这，自周至满清的三千多年间，统一王朝中只有秦朝、汉朝、隋朝、其首都才没有被异族占领过。而秦朝、隋朝寿命太短，无法与明朝相比。蒙古的元，其首都大都则被蒙古人眼中的“异族”汉族占领了。其他王朝，如周朝，晋朝，宋朝，甚至大唐，首都都被异族攻占过。大唐的首都长安还不止一次地被异族占领过。大唐为了夺回首都，竟然以准许异族在首都大肆抢掠财物强奸女子为条件换取异族的军事援助！
明朝，从其建国起，就主动向北方游牧民族出击。不但消灭了逃往蒙古高原的蒙元残余势力（洪武二十一年，即公元1388年，明将蓝玉北征，除天保奴等数十骑逃匿外，余部全部被歼灭。而这些逃匿蒙古人，不久也被也速迭儿处死了），还让曾不可一世的游牧民俯首称臣。例如，永乐七年（1409年），瓦刺人三部族的头目马哈木、太平和秃孛罗分别被封为顺宁王、贤义王和安乐王。即使到了明朝後期的隆庆年间，也还有蒙古人主动俯首称臣。例如，曾不可一世的俺答汗，就主动成了大明王朝的顺义王，其手下也相应成了明朝各级“官吏”。这些，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恐怕做梦都不敢想的。
明朝，哪怕是兵临城下，哪怕是内忧外患已经到了快亡国的时刻，它仍拒绝和异族和谈，更不会像宋朝那样屈膝投降，签订屈辱的不平等条约。
就拿明朝後期，皇帝因几十年不上朝而被众多人当作明朝连满清都不如的万历年间来说吧。当拥有先进火器的日军侵略明朝的属国朝鲜时，明朝政府尽管自身有很严重的危机，如北虏仍在骚扰问题、东北女真势力日益扩大问题、国内民生和社会治安问题，但仍是毅然出兵，并且打败了日军，把日军从朝鲜赶回去了。而三百年後，同样是在朝鲜，对手同样是日本，且自身武器装备并不比日本差多少的情况下，满清却是一败涂地，很快就屈膝投降，割地赔款了。
明太祖没有“忘了北方未归化游牧民族的南侵的危害”。明太祖在位期间，明军不但经常主动出击漠北，其精兵也大都布置在北方边境一带。明成祖数度亲征漠北，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後的壮举。
二、明朝的政治制度非但不比宋代差多少（实际上，宋朝也是皇帝拥有较大权利的中央集权制），也比同时代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来得先进。
例如，各大臣也是通过比较公平严格的考试选拔出来。其选拔过程，比宋朝都来的严格。而且即便是一贫如洗的山民，只要能通过这一选拔考试，就可以成为管理国家的栋梁，甚至还可能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而且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即国家的各级栋梁不是世袭制，因此，哪怕自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级的国家支柱，若子孙通不过选拔考试，也只能当平民百姓了。
明朝政府和宋朝政府一样，也是脱离皇室而独立化了的，由以内阁首辅大臣（实质性的宰相）为首的大臣们运作的。也就是说国家权力是由皇帝和诸大臣们分担并相互牵制的。明朝也有专门监督皇帝的谏官。不但政府官员，民间也可以直接批判皇帝，直接指责皇帝的过错。若朝野的批评正确，皇帝即使心里不高兴，表面上也只能容忍。因此即使出现万历帝那样常年不上朝的皇帝以及昏庸之君，国家机器也能照样正常工作。
整个明朝年间，其中央政府中一直没有出现宋朝秦桧那样的内奸，不能不说与其政治体制有高于宋朝之处有关系。明朝所造就的思想家、文学家、戏剧家、医学家、自然科学家只会比宋朝多，不会比宋朝少。思想家如刘基、王阳明、李贽（卓吾）、薛瑄、陈献章、胡居仁、罗钦顺、湛若水、王廷相、唐鹤征、王艮、罗洪先、何心隐、焦竑、刘宗周、孙奇逢、陈确、王畿、魏校、吕坤、方以智（方还是科学家）、朱之瑜、傅山、黄宗义、顾炎武、王夫之、颜元、李恭、戴震、李颙、吕留良等等；文学家如李开先、吴承恩、汤显祖、冯梦龙、凌蒙初、蒲松龄、龚升、孔尚任、吴敬梓；历史学、政论学、考证学者如张居正、顾宪成、陈子龙、高攀龙、孙奇逢、张溥、万斯同、万斯大、全祖望（此人虽生于满清初期，但家庭则是颇有民族气节的家庭，本人受的也是黄宗羲，万斯同等人的影响。其他人亦然）；自然科学者如朱载堉、李时珍、潘季驯、徐光启、徐霞客、宋应星、傅山、方以智、王锡阐等；大建筑学家如计成等。
也正是明朝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使中国人的思想变得异常活跃和具有前瞻性。批判精神、怀疑精神、经世致用的思想、实测实验实证思想以及积极的西学受容是明朝、特别是明末政治、经济、哲学、文学艺术思想等各分野的特征。
出现了一批反封建专制和具有近代民主自由平等主义色彩的思想家。如李贽的“人人皆可以为圣”，“圣人不曾高，众人不曾低”等反对孔孟儒学和封建礼教的主张；顾炎武的“众治”取代君主专制的“独治”；王夫之的“不以天下私一人”；唐甄的“凡为帝王者皆贼也”；黄宗羲的“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为人君者”“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的见解以及以“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有治法而後有治人”的主张。这些都是和近代欧洲的个人自由、人性解放、人人平等、民主与法制的思想是相通的。
宋代，似乎没有这样的思想吧？又何来明朝“在抛弃宋代弊端的同时，完全放弃了宋代文明发展的宝贵经验……在西方文明开始大幅度进步的时候，明朝却从宋代的文明发展大大的退步了。”之说？
众所周知，活字印刷技术的出现使得靠手写制作的书籍能大量迅速地复制，因此到那为止与书籍无缘的一般人也能容易地购买阅读书籍。这对发源于英国的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以及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明代的中国，已经进入了使用比宋代的胶泥活版更先进的铜铅活版印刷技术，书物得以大量出版的时代。因此若无明末的大动乱，若无野蛮异族入侵及其长久的令人窒息的统治，那些具有近代民主自由平等主义的思想就可以广为人知，逐渐被人民大众所接受，从而唤醒或者确立人们的近代民族主义意识，促使政治、经济、教育体制的改革和发生产业革命。那麽中国就决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三、明朝拥有在质量上超过前代水平的、技艺先进的织染、制糖、造纸、制瓷、采铁、铸铜、造船、兵器制作，农业生产技术，以及待种手工艺和土木建筑。南京的龙江造船厂，北京的军器局、宝源局，遵化铁厂，苏州的织染局，饶州的御窑厂所设的工场都有细致的分工。洪武时，官办铁冶的定额每年已达一千八百四十七万余斤，钱币年铸最高量已达一亿九千九百八十四万余文。宣德时，饶州传造的瓷器一次达四十四万三千五百件，其他绞罗纱绸、彩缎雕漆等消费品的制造更是不可胜数。由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商品经济也空前活跃。到中叶以後，呈现出类似于产业革命以前的欧洲的社会状况，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奠定了形成近代民主自由主义思想的经济基础。
早在明前期，就有了制造可以远洋到非洲的舰船的技术，而同期的欧洲只能造一些小型的木板船[Paul Kennedy著《大国の兴亡》上（译者铃木主税，株式会社草思社于1988年11月7日第18次印刷发行）]。“明代铁产量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由于建筑盛行，发明了利用简单机械原理的起重机。火器在明代有很大进步，大炮有从西洋输入的弗郎机、红夷炮，枪有快枪、鸟嘴枪及各种手铳，已和近代武器接近。”[尚铖《中国历史纲要》374]明初就已经拥有大量制造当时最先进武器的技术，并积极投入实战，因此让当时的敌人蒙古人（鞑靼、瓦刺等游牧民族）闻风丧胆。明朝不但拥有这些先进火器，即使在弓箭这种冷兵器的制作技术上也比“全民皆兵”的游牧民族来得先进。因此明朝政府不但严禁向蒙古人出售那些先进火器，也同样严禁向蒙古人出售弓箭和用于制造盔甲刀箭的铁器。蒙古人为窃得这些先进武器而绞尽脑汁。例如用派遣朝贡团的方式，途中从明军士兵和不法商人那里偷偷购买这些先进武器，并用引诱、绑架等手段迫使中国人到其居住地传授和仿造这些武器。而南宋正好相反。南宋被蒙古人歼灭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蒙古人手中有比较先进的武器，即威力较大的回回炮，而南宋没有。
就拿郑和七度下西洋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来说吧。郑和率领庞大的海军舰队远洋非洲，是空前绝後的壮举。可若没有当时最先进的造船、引航、舰船编队技术，乃至海上长期生存的技术，是不可能实现的。而这样高度的技术，别说同时代的西方文明，就是“宋代的文明”也没能实现。
不但明代中前期，就是後期，仍比同时代的欧洲更发达。当来华的传教士把当时中国的发达情形写成报告发回欧洲时，给欧洲的知识分子以很大冲击。“前近代所有文明中，最先进的，拥有优位的就是中国。十五世纪的人口为1亿到1亿3000万人，与欧洲的五千万到5500万相比，压倒性的多数，拥有优秀的文化，实施了灌溉的肥沃耕地从十一世纪起就通过非常好的运河连接在一起，教育程度高的儒者役人运转着职员等级制度整备齐全的行政机构。其洗炼了的统一国家的样子，令来访的外国人羡慕不已。确实，中国文化蒙受过蒙古部族的激烈攻击，也被忽必烈汗侵略和统治过。但中国有着不是靠征服者来改变，而是去改变统治者一方的实绩。1368年明王朝建立，赶走蒙古，实现中国的再统一时，有很多从前的秩序和学问都温存下来了。受过尊重‘西欧’科学的教育的读者最惊奇的大概是中国文明中的技术水平之高吧。中国自古就有很大的图书馆。活版（movable type）印刷早在十一世纪就已经登场，不久大量书籍就被印刷出版了。受运河建设和人口增加的触发，产业和贸易都发展起来了。中国的都市，与同时代的中世欧洲的任何都市都大得多，交易路也延伸到很远。纸币很早就被利用，在商业发展和市场成长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明在十四世纪末打倒蒙古统治者时，就已经使用大炮了。”[Paul Kennedy著《大国の兴亡》上，28-29页]
其实，明朝不但在其中前期，就是到了晚期，也不比西方落後多少，明朝的发达经西方传教士之笔传至欧洲後还让欧洲的知识分子大受刺戟呢。
正如日本历史学家指出的：“十六世纪末以後，来到中国的耶稣会会士们（基督教传教士）报告了很多中国的情况。他们看到的中国，与同时代的欧洲相比，是更发达的社会，这给了启蒙时期的知识人以很大的刺戟。对他们来说，中国的文物制度值得惊叹，甚至是理想性的。当然，其中也许含有因不充分的理解而产生的过大评价，但如果是以资本主义以前的阶段来进行比较的话，中国为最发达国家之一这一事实，应该是不会错的……这个时代出现的新要素之一，就是和欧洲恒常性的接触。这种接触，既有文化方面也有经济方面，但文化方面到清代就中断了。明末，学识丰富的耶稣会会士一来航，中国人就对他们带来的新学问和新技术予以相当的关注。不但出版了很多翻译书，还将其编入中国人的著作中。即使没有直接表现出来，但明末的所谓实学、很多技术性书籍的出现，可以认为是受洋书的影响。而且还有知识分子信教。特别是任命耶稣会会士为制历的钦天监（天文台）的长官一事很有名。可是到了清代康熙帝时，发生了所谓的典礼问题……其结果，不但失去了以传教士为媒介的与洋学的接触，不可思议的是，对洋学的关心也没有持续。所以，此後的欧洲科学技术发展的状况，直到清末为止都不为中国所知……（到清末）对终于复活了的洋学（当时的中国称之为西学）的关心，因为只是出于要解决现实中满清所处的难局才出现的关心，虽很切实，但同时也有很强的功利性的一面，这和明末期对洋学的关心，性质上有着相当的不同。”[岩见宏+谷口规矩雄著《伝统中国の完成/新书东洋史4》6-11页，1988年8月5日第八刷発行，発行所：株式会社讲谈社]
四、再说说明代的民间社会文化生活。
明代老百姓的文化生活比较自由，也比较丰富多彩，整个社会充满活力。例如，中国古代社会，极其重视礼制，有着严格的等级秩序，而衣饰冠巾则是表示一个人身份等级的符号，因此有严格的等级规定。不但庶民百姓和士大夫阶层之间，就是各级官员，不同行业的庶民百姓之间，也不能随便混用。但自明代中後期起，不但庶民百姓可以自由地穿戴士大夫阶层的衣冠，使用从前被严厉禁止的黄色，服饰花纹甚至还可以使用从前只有皇帝才能使用的，为人君至尊象征的龙纹。从前贵妇人才能用的头饰，娼妓都能用了。
同时，民间还涌现了大量较高水平的文学艺术作品。如口语体长篇小说《三国志演义》，《忠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金瓶梅》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至今仍有很大影响。除此之外，还有《平妖传》《封神演义》等长篇小说，还有《剪灯新话》、《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拍案惊奇》以及并不比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最著名剧作家莎士比亚逊色的明代大剧作家汤显祖创作的剧作品《牡丹亭》等。
这些作品大胆地揭露了社会问题，抨击了封建礼教，充满了对个人自由和人性解放理想社会的向往。其思想的先进性可与近代西方相比。
不但如此，明代还出现了小说评论家。他们敢于称赞那些被从前的读书人所轻蔑的恋爱小说、白话文小说。明代小说和戏曲，甚至还对外国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例如中国不太有名、几乎失传了的《剪灯新话》，在传入日本後，便对日本的文学艺术产生了很大影响，被改编成日本传统舞台戏剧歌舞伎、传统单口相声落语、小说。例如歌舞伎《怪谈牡丹灯笼》、落语《怪谈牡丹灯笼》，以及《御伽婢子》和《雨月物语》等日本早期怪谈小说代表作就是受该著作影响而诞生的。“十七、十八世纪欧洲的文学艺术所受亚洲的影响之大为众所周知。特别是这个时期的法国文化（这同时又是欧洲文化的代表）从中国的思想以及艺术等受到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前川贞次郎著《绝対王政の时代——新书西洋史5》60页，昭和55年2月20日第七刷発行，発行所：株式会社讲谈社]
这些文学艺术作品可以说是中国式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代表作。
遗憾的是因明朝不幸覆灭、取代它的又是带有落後野蛮的奴隶制特征、极端封闭愚昧、又因自己的落後、人数极少而极其恐惧汉民族“反叛”因而采取残暴镇压、大兴文字狱等种种手段扼杀中国人活力的异族满清，这一独自发展起来的中国式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因此被而夭折了。
五、明代还出现了代表当时整个世界最高水平的科技专业著作。
如宋应星编著的《天工开物》，十七世纪末传入日本後，受到日本学者的极为重视。法国人得知後也如获至宝，将其翻译成法文。此後欧洲各国纷纷把该书翻译成本国文字，并赞之为“技术的百科全书”，反倒是在该书的故乡中国，因满清残酷的统治而销声匿迹了；又如李时珍编著的、记载了古今本草1871种的《本草纲目》；还有计成编著的、世界造园学最早、且有系统的造园技术专业著作书《园冶》，以及方以智的百科全书式著作《通雅》和《物理小识》，等等。随着商业的发达和算盘的普及，还出版了达到当时世界水平的算数书《直指算法统宗》。民间，《三台万用正宗》等日常百科全书也大量普及开来。明代还出现了徐霞客那样的大地理学家和大旅行家。
明代在农业方面积极注重国内既存农业产品和生产技术的改良。例如解决了双季稻的推广技术问题，双季稻因此在南方各地得以普遍推广。岭南地区还出现了三季稻。从而加倍、三倍地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这是北宋、南宋两个朝代都无法比的。明代的中国人并不因此满足而是积极与海外交流，积极引进海外的其它先进品种。例如，原产美洲大陆的高产耐旱、土地适应力极强、种植方法又简单的农作物如玉米、甘薯（明代文献中又称红薯、“金薯”、“蕃柿”、“白薯”、“番薯”、“红山药”等）、马铃薯等，就是明代引入中国的。在这些农产品引进普及之前的中国，长时间人口一直难有较大增长（即使是大唐盛世，人口也只有五千多万）。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食物生产受到极大限制。人多地少的话，即使是丰年都难以维持温饱。绝大多数农民战争皆因食粮严重不足、连种田的农民都无法生存而引起。满清中後期，中国人口成倍增长的最重要原因，就是满清制造的大规模征服战争终于结束，明代引进的这些高产耐旱、土地适应力极强、种植方法又简单的农作物得以扩展到全国从而提供了更多食粮的来源和产量的结果。
第三章 从明朝抗倭援朝战争对比中日甲午战争
——中国原本可以胜利清朝末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场耻辱的战争，战争历时九个月，清朝损失兵力高达六万人，被俘3000多人，丢失了朝鲜这个重要的战略盟友，割让台湾给日本，并使得倭寇势力渗透入辽东一带。这场战争的结果大大的刺激了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也正因如此，此后日本制定了以占领中国为目的的战争国策，并做了长期的准备，终于发动了1937——1945年长达八年的侵华战争。说这场战争改变了中日两国的相互地位以及中日关系，并导致了两国从此兵连祸结，恐怕是一点也不过分的。但是，今天关于甲午战争的主要评论，把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都归结到满清制度的腐败和与日本装备的差距上，似乎在开战以前满清的失败就已经成为了必然。中央电视台十年前拍摄的电视剧《北洋水师》，更将这一观点深入人心。然而，偶然间，当我知晓了先于此战300年前发生明朝抗倭援朝的真实情况后，我这一想法开始有了转变，两次战争发生在同一个地点，面对的是同一个对手日本，战争性质同样是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然而比较满清甲午中日战争的完败，明朝却成功的将倭寇驱逐出朝鲜半岛，使日本之后200年中乖乖的蜷缩在自己的国土中，不敢越雷池一步。不同的结局发人深思，对比两场战争双方的实力对比和战争过程，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满清的失败并不是必然的，我们完全有能力赢得那场战争。是满清统治者和官员的失误葬送了大好的战争形势，使我们最终输掉了战争。
1.从敌人（日本）方面比较
1592年日本侵朝军队的军力与1893年日本军队的军力相比，有许多相同点和不同点，然而其军事实力在国际上的地位却是大相径庭的。1592年时期的日本刚刚完成了国内的统一。丰臣秀吉一直很注重军国主义教育，从执掌大权开始，就将灭亡明朝定为国策，并制定了十年三步走的计划：第一步，三年之内灭亡朝鲜，第二步，五年之内灭亡明朝，迁都北京，第三步，进军安南等国，灭亡印度芝那，称霸世界。今天很多学者都嘲笑此计划的疯狂弱智。但从当时的日本军力看，他做出这样的决定还是有一定理由的。国家完成统一，其政权蒸蒸日上，日本军队其军队总数有三十万人，且长年参加日本内战，作战经验极其丰富，战斗力空前强大，可谓是虎狼之师。从陆军看，日本陆军装备齐全，特别是出于赢得内战的需要，日本高度重视火器发展，长年从葡萄牙等殖民者处购买火器，其火器的先进程度在某些方面甚至高过了明朝。根据日本史料记载，侵朝战争前日本装备火器的部队高达六万人，占军队总是的近十分之一。而日本士兵在丰臣秀吉军国主义思想的鼓动下，士气空前高昂。同时，日本的骑兵部队也相当强大，部队装备重甲，防御能力强大。其军官也都是日本内战的余生，作战经验相当丰富，从海军上看，日本拥有各种类型的战船多达一千艘，其炮舰仿制葡萄牙战船，载炮多，火力强大，冲击力迅速。从当时的世界看，日本这样的军事实力也是令人瞠目结舌的。当时的欧洲还是小国林立，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家虽然可以在东南亚地区耀武扬威，但其举国兵力也不过四五万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雄踞中东，可其全国军力也就20万人左右，君士坦叮堡战役土耳其五十万大军多数是各国降兵，真正的土耳其人很少。到了16世纪土耳其势力衰落，其军力也大为削减，远难与同时代的日本相比。而同时期英国与西班牙进行的“无敌舰队”与“英帝国舰队”的大海战，两国动用船只的总数还不及日本发动侵朝战争时动用的船只数量多。阻止土耳其西进的由基督教国家联合舰队与土耳其皇家舰队进行的勒颁多海战，规模和火力也远小于中日露粱海战。因此，说当时的日本是除明朝以外的世界第二军事强国，恐怕是一点也不过分的。何况，明朝参战前，日本已占领了朝鲜北部大多数战略要地，地利优势明显。明朝若要进攻日本，就必须要进行惨烈的攻坚战，而这一点，恰恰是日本优势火器的长处。日本侵朝战争开始前，明朝军队的最高统帅兵部尚书石星却力主议和，其担忧的正是日本军队强大的战斗力。
而甲午战争中的日本却不可同日而语了。当时的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军事实力已大大增强，但与同时代的欧美国家相比，仍然有很大的差距。根据日本首相伊腾博文给天皇的报告看，甲午战争前日本可动用的军力海陆相加不过八万多人。日本海军虽然经过长年苦心经营，并向欧美购买军舰，但是其舰队实力远不及英美，甚至与北洋水师相比也不占优势，甲午战争前，日本集中全国之力组建日本联合舰队，其船只总数也只有25艘，与北洋水师的船只数量勉强持平。而日本联合舰队军舰多为中小型军舰，只有吉野等四艘战舰可以在吨位上与北洋水师主力舰吨位持平，却远低于北洋水师定远，镇远两大重型铁甲舰。远洋作战，在没有导弹的情形下，舰队吨位是决定胜败的关键要素。何况，满清当时除北洋舰队外，尚有南洋，广东等舰队，若举全国海军之力投入甲午战争，那在舰队数量和吨位上都可对日本形成绝对优势。在陆军方面，清朝仅淮军在辽东山东一带就有七万多人。加上朝鲜当时是站在清朝一方，尚有数万兵力可用。而日本当时虽然经过军备整顿，但其陆军的基本装备与清朝是相差不多的。何况日本国内20年没有战争，日军的实战经验也比较匮乏。而驻守朝鲜的清军将领，多是经过中法战争和太平天国战争的锤炼，实战经验相当丰富。朝鲜北部山川林立，地形险要，在军队数量相差不多的情况下，清朝占有着绝对的优势。50年代朝鲜战争时，几十万装备占绝对优势的美军都在北朝鲜的险要山川中碰的头破血流，何况装备与清朝相差不多的日本。开战时，日军陆海军两线作战，海军直扑北洋水师，陆军进逼朝鲜，更有利于清朝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因此，开战时，日本虽然气势逼人，但其薄弱环节也暴露无疑。这一切无疑都是对清朝有利的。
2.从己方力量（明朝和清朝）比较
当时的明朝正处于万历皇帝统治时期，虽然依旧是天下承平的景象，但其政权已经走向腐败和衰落，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已经清楚的揭示了这一点。从军队方面看，明朝虽然有200万军队，堪称世界第一军事强国。但军队缺编情况严重。明朝初年定下的屯田政策因为土地兼并严重而遭到破坏，大量军队土地被官员侵占，士兵沦为流民。明朝中期对倭寇和蒙古的节节失败已体现了明朝军队软弱的战斗力。张居正当政时，曾用明军与蒙古军“100：1”来形容明朝军队的战斗力。后来虽戚继光主持军事改革，但改革的对象也只是辽东和北京周边的明军，后来戚继光遭到罢免，他的许多军事主张也就被废除了。
隆庆时代，由于鞑靼的归附，长城沿线已无战事，大批士兵解甲归田，留下的士兵也因为长年和平而缺乏战争经验，训练更是松弛。明朝重文轻武，武官的地位不高，更用文官担任总指挥并有太监监军，因此严重的限制了部队的指挥能力和战斗力。明朝政权内部自张居正死后一直派系林立，朋党之争不断，朝廷内部的争斗波及到军方，更使得明军将领里各自为政，指挥不畅，内部矛盾严重。从装备上看，尽管明军沿袭永乐皇帝定下的“二分习火器，三分习刀矛，五分习弓箭”的比例，火器部队的配备高达1/10。但明朝对火器的控制十分严格，训练时也缺乏操练，大批精良火器封存在仓库中早已生锈。而且由于明朝北方长年面对蒙古军，与蒙古军相比明朝火器优势明显，因此明朝对火器装备不思改进，大批装备早已经落伍。虽然这之间也曾向葡萄牙购买火器，但装备的也只是少量部队。明军中最精锐的当属戚继光留下的藓门军和李成梁的辽东军。对日作战也基本以这两支军队为主。事实上也只有这两支军队可与日本一战。但两支军队总数不过二三十万，与日军数量基本持平，且两军中多数精锐还要留下拱卫京城，不可能尽数投入朝鲜。在海军方面，明朝的情况更为惨淡，郑和下西洋的辉煌已是昙花一现，当时的造船图纸后尽数被焚毁。明朝对海军的建设一直不太重视，甚至对倭寇的海盗船也无可奈何，只能靠戚继光的陆军歼灭之，后来戚继光提出御敌于海上的防御政策。但随着倭患的平息，对海军的建设也就终止了。广东福建一带为防卫葡萄牙入侵，对海军建设格外重视，并仿造西方战船组建水师，但其离朝鲜比较远，由于明朝是仓促开战，因此远水难救近火，事实上开战前一阶段日本也一直掌握着制海权，直到明朝举全国之力派水师增援，才改善局面。因此，当时的明朝，虽然在海陆军数量上要多于日本，但能战之兵极其匮乏，战斗力与作战经验与日本相比都有不小的差距，火器装备与日本虽然基本持平，但明朝参战时，日本已占领朝鲜大部分地区，地理优势明显，大批明朝军队暴露在日本精良火器下，明军作战环境之险恶可想而知。而且，明朝战前并不想把事态扩大，只是派小规模部队陆续入朝，有利于机动性强的日军分割包围，这一点更是犯了兵家大忌。
而当时的清朝虽然已经处于末期，但从其军事实力看，依然是相当强大，至少是不弱于日本的。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更新了部队的装备。使陆军部队与欧美国家的装备差距大为缩短。左宗堂平定新疆战役，清军所显示的强大战斗力，使沙皇俄罗斯都大为震惊，最终不得不改订伊梨条约。与明朝相比，清军内部同样腐败严重，派系林立，明军中存在的克扣军饷，贪污腐败等问题，清军中也有，但腐败程度是差不多的。绝对没有到不能战的地步。中法战争和收复新疆都体现了这一点。事实上在整个甲午战争中，清军所体现的殊死奋战的精神还是令人感佩的。何况，清朝参加甲午战争的军队主要以李鸿章的淮军为主，淮军相当于李鸿章的私家军，与明军内部的派系林立相比，淮军的内部还算是团结的。而且，清朝没有太监监军的弱智制度，有利于前线将领发挥自己的指挥能力，在这一点上也是高于明军的。清军自太平天国战争后，虽然二十年未曾遇到大战，但与法国的战争还是有效的锤炼了部队的战斗力，并积累了近代战争的经验。而在这方面，日本则是一片空白。清朝士兵也多为将领私家属下，对将领分外忠诚，打仗也不怕死。从指挥官上看，日军的指挥官多为留洋归来的留学生，理论经验丰富但并无实战经验。清军将领要么是百战余生，要么是留洋归来的学生，既对近代战争有所了解，又有丰富的实战积累，这也是日军所不能比的。与清军相比，日军基本是没打过什么仗的“和平兵”。在军队人数上，清朝举国拥有80万军队，是日本的十倍。当然八旗是不能打仗的，但洋务大臣们所组建的新军也有数十万，且装备精良，至少不比日本差，人数也远远比日本多。若尽数投入朝鲜，对日本将是绝对优势。在海军方面，北洋水师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六。从装备上看也的确如此。北洋水师定远舰所拥有的两门巨型榴弹炮，当时欧洲也不过是十多门，日本更是没有。击中日本一发即可对敌舰造成重伤。黄海大战中日本主力舰吉野几乎被此炮打的失去战斗力，旗舰松岛也险些被打沉。何况，清朝还拥有两支与北洋水师同等规模的舰队，若与日本一样合并一处组成联合舰队，那将是对日本海军形成的绝对优势。开战时，清军尚且占领着平壤等大城市以及朝鲜北方战略要地，地理优势明显，且有大部队陆续增援。虽然后来日本掌握着制海权，清军依然拥有辽东大后方。从这些方面看，日军基本是没有什么胜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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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战斗过程和结果比较
公元1894年7月25日，日本发动丰岛海战，袭击中国运兵船，对清朝政府不宣而战，甲午战争爆发，在历时九个月的鏖战里，日本先取平壤，再下开城。几乎聚歼驻朝清军，以闪电般的速度向鸭绿江突进。清朝甚至来不及组建第二道防线。同时，日本联合舰队于9月发动黄海大战，重创北洋水师，以不失一舰的代价击毁北洋水师主力舰六艘，彻底掌握制海权。使北洋水师自此蜷缩刘公岛，无力进行远洋作战。之后，日本于1894年冬突破鸭绿江防线，占领大连旅顺，其第一集团军在海军的掩护下，在山东登陆，占领威海炮台，包围北洋水师，终使北洋水师全军覆没。1895年三月，日本顶住清朝最后反动的海城反击战，并乘势攻克营口，清朝6万大军溃败。自此，甲午战争以日本完胜而告结束。中国损失军力六万人，敌我双方损失比例高达10：1。最精锐的淮军和北洋水师几乎全军覆没。丢失整个朝鲜和大连，旅顺，营口，海城等重要战略城市，清朝签定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赔偿白银一亿五千万两。并割让台湾。日本将清朝的赔款全部用于军事工业发展中，军事力量迅速膨胀，一跃成为世界军事强国。
而明朝抗倭援朝战争则历时七年，其中主和主战大臣反复争斗，以至拖累前线，使原本形势大好的战争几经曲折，方获全胜。然而就是在内政腐败的情况下，明朝还是最终赢得了战争。1592年四月，日本对朝鲜不宣而战，以闪电战的方式迅速占领朝鲜全境。（不宣而战似乎是日本的管用伎俩）经过明朝内部的几番争论，朝鲜沦陷三个月后，明军才姗姗入朝，却只是祖承训的一支5000人的小部队，结果被日军杀得全军覆没。为维护颜面，明朝才下决心一战。此战事先并无明确方针，也无精确作战计划，只是随时局变动而增兵，可谓是一大败笔。但是，认真起来的明朝很快打出了国威。四万辽东军入朝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扑日本咽喉，在军队总人数处于劣势（当时日军侵朝军队近20万），集中局部优势兵力发动了平壤会战，在日本增援部队赶到前一举攻克平壤，消灭日军一万五千人。史称平壤大捷。之后，明军经过浴血奋战，将战线稳定在釜山一线。而同时明朝发动的龙山会战彻底摧毁了日本的粮食基地。使日本侵朝的几十万大军陷入了危急之中，并使得日本遣使求和。然而此时，京城的主和大臣石星却力主议和。从而葬送了大好的战争形势。之后明军撤离朝鲜，双方开始了漫长的谈判。
在历时四年的谈判中，日本以拖延手段，赢得了重新准备战争的时间，并重新装备了十五万军队和精锐水师。明朝却对此毫无准备，甚至万历皇帝已经起草好了招抚诏书。然而，在经过充分准备后，日本于1596年九月闪击朝鲜，再次对朝鲜不宣而战。毫无准备的朝鲜被杀得大败。明军也因仓促迎战节节败退，朝鲜大半国土再次沦陷。辽东军只剩万余兵力苦守王京待援。后来明朝派遣6万中央军入朝，明军发动反击，赢得汉江保卫战胜利，随后转守为攻，虽遭蔚山攻击战失败，却也重创日军主力，其后三路攻击，相继收复朝鲜南部主要城市，将日军压迫在沿海几大堡垒中分割包围。至此日本败局以定。丰臣秀吉在内外交困中去世。日军闻讯集结水师仓皇撤退，被明朝水师在露梁海域伏击。展开了16世纪人类最大规模的海战。经过一天的喋血厮杀，中国水师以损失战船一百多艘的代价，赢得了击沉日本战船四百五十艘的辉煌胜利。至此，日本侵略军已全军覆没，抗倭援朝战争以中国的完胜而告终。
比较两次战争的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如下的共同点。（1），倭寇都是不宣而战，并且在战役的前期彻底掌握了主动权。明朝抗倭援朝战争时，日本水师第一战就彻底摧毁朝鲜水师，掌握制海权，并仅用一个月时间就占领朝鲜大部分战略要地。甲午战争时日本在丰岛打击中国运兵船，并迅速登陆朝鲜本土。在两次战争的开始阶段，中国都是处于不利局面中。尤其是明朝援朝战争，开战时大部分战略要地都是被日本控制，相形于甲午战争开战时清军与日本的犬牙交错，形势更为险恶。（2），两次战争开始前，在是战是和的问题上，中国方面都是摇摆不定。明朝兵部尚书石星始终反对对日开战，甲午战争时西太后和李鸿章也曾严令“衅不可自我开。”拱手将战争主动权交与日本。两次战争中国都是仓促参战，在各方面的准备上尚未就绪。武器装备严重不足。（3）战争中，无论明军还是清军，其作战都是勇猛甚至可歌可泣的。甲午战争的平壤保卫战，打的日本尸横遍野，日本虽占领平壤，却付出了惨重代价。黄海大战邓世昌壮烈殉国，后来兵困刘公岛，水师提督丁汝昌一直战到弹尽粮绝，最终服毒自尽，至死未投降。而聂士城陆军的鸭绿江阻击战和海城反击战。更是打的悲壮惨烈，尸山血河。旅顺战役寸土必争，倭寇恼羞成怒以屠城泄愤。相比之下，明军的表现也毫不逊色，平壤一战，辽东军前仆后继，以人海战术拿下平壤，龙山战役中三百敢死队员迂回穿插，在日军背后发起进攻，战役胜利结束后敢死队仅剩四人。开城保卫战面对三倍于己的日军，李如柏拼死守卫，城墙几经易手，始终未能让日本占领开城。最后的露梁大海战，明朝水师副都督邓子龙以身殉国。尽管两次战争的成败不同，但是前线的将士都是应该得到尊重的，他们打出了中华民族的国威军威。作为为国牺牲的英雄，他们将永远被我们缅怀纪念。（4）战争中日本都是倾国之力，精锐尽出。大有决死一战的气概，将日本的国运赌在战争上。作战也基本是亡命徒式的打法。这样的一个邻居，永远值得我们警惕。
3.不同结果的原因以及反思
同样是与日本作战，同样是在国力和军力强于对手的情况，同样拥有广阔的中国大后方和优势的补给，同样是三军奋战将士用命。同样是面对日本亡命徒式的打法。为什么明朝可以胜利，然而清朝却会失败？要知道两个朝代都已经到了统治阶段的末期，表面的繁荣下已经隐藏了深深的内部危机。世人都把清朝的失败归结到政治的腐败和日本军事实力的强大的，但这种看法未免肤浅，就让我们整个战争过程里明清双方形成鲜明对照的几个情况来看一下吧！
a）朝鲜战争打响后，明朝内部虽然战和之争不断，兵部尚书石星甚至一直坚持顽固议和立场。但一向昏庸的万历皇帝这次的抗战决心异常坚定。虽然祖承训全军覆没，但万历皇帝勇敢的承担责任，并未责罚相关将领，更未向日本退让半步，而是坚决的派遣辽东军主力入朝参战。很快扭转了被动局面。反观清军，在是战是和问题上，虽然光绪皇帝壮志满怀，但是掌握实权的慈喜太后却始终左右摇摆，首先在日本进兵朝鲜的情况下并未作出决策，坐失战机，接着在战争爆发后也没有宣布明确作战目的，这使前线将领几乎不知所措。兵力部署和调度情况更加混乱。导致清军迅速崩溃，把虚弱的鸭绿江防线暴露在日军的眼皮底下。
b）明军参战后指挥相当统一，水陆配合极其默契，协同作战战果辉煌，面对倭寇的疯狂攻击，明军采取主动出击的战略，迅速与敌人主力展开决战，以攻为守，最大程度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迅速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将日军压迫在朝鲜沿海的几大堡垒中。迫使其从海路逃跑，并最终于露梁海域聚而歼灭之。而清军虽然奋勇杀敌，却是各自为战，相互间几乎没有协调和配合。特别是平壤保卫战，明明在人数上不弱于日军，可偏偏落得左宝贵孤军作战的结局。北洋海战中，更是放弃了优势的地理优势和海陆防御配合，禁止北洋水师援救威海炮台，使北洋水师眼睁睁看着陆地防御被占领，最终使得自己被团团包围，困死刘公岛。在整个甲午战争里，清朝的军事指挥系统几乎失效，整个战争中都在被动防御，处处挨打。
c）战争开始后，明朝迅速着手抢夺制海权，加紧赶制新式战船，调集几乎倾国之力的水师部队云集朝鲜。很快形成了对日本舰队的绝对优势。并在露梁一战中成功摧毁了日军的海军。而清朝却犹豫不定，对水师的调度更是保守，先是丰岛海战，以两艘军舰面对日本舰队，闹出了挂白旗的国际笑话。后来黄海大战后更是畏敌如虎，只想如何保全北洋水师，却不想如何歼灭日本舰队。其实，当时以清朝海军的实力，若集中南北洋舰队，定可在远洋置日本于死地。可惜，战争的最终结果却是清朝输掉了最后的家底。
两次战争中，日本的战术都是一样的，即先抢夺制海权和朝鲜战略要地，再直插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迫使中国投降，达到战略目的。其实这种战术带有极大的赌博性。倘若在一处遭到对手的牵制，就将满盘皆输。因为日本国土狭小，补给有限，不可能与中国拼消耗。明朝与清朝战争初期都有战败，但明朝是阻击战，以消耗日军有生力量和延缓其攻击步伐为结果的。清朝则是溃败。事实上，战争的结果从开战时的态势就已经注定了。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战争结果不同呢，对照一下，我们可以总结出如下的观点。以为后人鉴。
1.中日大战，中国拥有着先天的优势，即丰厚的人力和资源，以及广阔的大后方和漫长的补给线。中日开战，即使日本可以以优势兵力和装备暂时取得优势。但随着战争的进行，如战事进展缓慢，其国力也必然被拖垮。明朝抗倭援朝战争持续七年，日本几乎被打到崩溃边缘，战争结束不久即爆发内乱，国内长年内战，国力一撅不震达200年。甚至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青年时仅凭几条海盗船就横行日本。所以除唐朝外，历来对日作战的方针都必须作好持久战的准备，抗日战争的胜利也印证了这一点。但是满清却不明白，西太后原本期望速胜，在自己60大寿前赢得战争，结果却是迅速崩溃。而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战争潜力，急忙结束了战争，以至丧权辱国。
2.中日交战，朝鲜为重要战略争夺地。失朝鲜则失中国。失去了朝鲜，日本的优势陆军就有了广阔的空间。朝鲜丰厚的资源和巨大的生产能力也能为其支持战争，抗战八年我们一再败退，与这一点不无关系。而清朝丢失朝鲜后，既而丢失辽东大部分地区。明朝守住朝鲜，最终赢得了战争。
3.对日作战，绝对不是一场局部战争，更不是一场可以迅速结束的战争，因为日本每次对华作战，其战争机器都是疯狂开动。中国必须要做出打全面战争的准备，才可赢得最后的胜利。事实上，以中国的国力和基础，若战争机器全面开动，其效率必定十倍于日本。明朝水师原本弱于日本，但一经运转，则迅速组织了强大舰队，一举夺回了制海权。清政府一味小心翼翼，仅靠淮军和北洋水师抵抗，其他军队则处于观望状态，最终导致了战争的失败。
4.作为统治者，必须要有战斗到底的决心，战争决策一旦作出，必须厉行，不可再有摇摆。中国军队虽然派系严重，但只要思想统一，调度得当，依然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核心力。清军的全线溃败，与清朝内部始终没有统一思想有很大的关系，作为统治者则更加摇摆不定。使得指挥系统严重混乱，几乎使军队成了瞎子。
5.日本军队攻击迅速，冲击力量强，但也有其明显的弱点，即持续战争能力差，一旦遭受激烈抵抗，必定使战局扭转。对付日本这种敌人切不可有消极防御的战略思想，那就如同与影子作战。对日本必须制定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在开战时就打乱其进攻阵型，切不可消极保守，否则，就是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的下场。
总结这些经验，以为后人鉴。
第四章 对明朝灭亡原因的浅识
1644年，明朝被农民军推翻，清朝继之入关，从而开辟了有清近三百年的“洪业”。在这段历史进程中，演绎了许多复杂的变故，最终清统治者以胜利者的姿态继承了明的江山。从历史发展的客观作用上讲，清朝之所以能够入关是因为明朝本身为满族统治者提供了若干契机。造成这些契机的根本就在于：明朝濒于灭亡的事实。因此，对明朝灭亡原因的分析有利于我们客观地认识明清嬗代的若干历史条件，从而进一步有利于我们认识17世纪中国复杂的社会历史变革。再者，由于许多史家总是将明清两朝作为一个单独的历史时期来看待，因此，对明史诸多方面的认识必然会有利于我们对清史的认识。基于此，本文欲对明朝灭亡的原因作浅要的分析。
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上讲，明朝的灭亡更多地被看作是中国传统王朝发展到后期的结果。统治集团的奢侈腐化、宦官专权、党社之争使得明朝的统治秩序混乱，最终导致了灭亡。许多学者还从阶级关系和阶级对立的层面认识明朝的灭亡，认为明朝的灭亡是因为地主阶级势力增强（囤积居奇、占地夺田）而广大中下层人民所承受的赋役和税收却不断加重，结果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农民起义爆发。在论证统治阶级的奢侈腐化导致明朝灭亡时人们往往从正德、嘉靖的怠政、荒淫（很明显的一个事例是嘉靖皇帝在八年间未上过一次朝）讲到万历的敛财以及天启对朝政的荒废。在这些论证中人们往往只看到了最高统治者的奢侈腐化对国家灭亡的责任，而忽视了整个官僚集团腐化以及吏治混乱对国家灭亡所产生的影响。在论证宦官专权时，多数人认为宦官是造成明代后期政治混乱的原因，因而把宦官集团对明朝灭亡的影响进行了各种分析。但事实上，在明代也有一些好太监，比如：冯铨、王安等，他们对士大夫的主张还是支持的。因此，在分析宦官专权对明朝灭亡的影响时是应该有针对性和具体所指的。从明初开始宦官便在明代政治生活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这是明代的特殊性。党社之争加速了明朝的灭亡，这是有目共识的。明末党社之间出于集团利益或政见上的差异而大肆争斗从而使统治集团的力量分散，影响和延误了政府的正常运作。由于党争明朝对辽东的政策多行不利，袁崇焕也因此被处死。也正由于党争从而使北京政权在面临南迁的选择时不能决断。所以党社之争的弊端以及对明朝灭亡的影响是无可争辩的。从阶级关系和阶级对立的角度上讲，豪强地主阶级的势强与广大中下层平民所受赋役、剥削的加强可以用来解释农民起义的发生，但关键在于要有对比性，要将明末老百姓所承受的负担和此前的进行对比，从数字上说明明朝末年赋役和税收确实加重了；而不能以统治集团的奢侈腐化作为唯一的标志，从而习惯性地认为明朝末年和任何传统王朝末期一样赋役十分沉重、剥削亦很严重，以至矛盾四起，最终爆发起义。事实上，在分析明末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我们似乎应该看到在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爆发最多的河南、安徽、陕西、四川等地，一方面政府对老百姓征收的赋役和剥削加重了，而另一方面这些地区由于人口众多、资源有限等因素，从而使农民的生存竞争和压力增大，产生了许多无业流民，最终爆发起义。对此进行反正的实例便是：东南江浙地区为何长期以来没有爆发农民起义？所以不能将明朝的灭亡归咎于赋役和剥削加重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以至农民只有造反，在考虑这一因素时要看到地区间的差异性，即各地对赋税和剥削的承受力。
以上所说的这些看法散见于许多著作和文章中，它们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明朝的灭亡。但是，正如黄仁宇在《十六世纪明代中国的财政与税收》一书中所指：“中国传统的历史学家总是愿意用道德来解释历史，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当德才兼备之人掌握政权时，政府的资金自然殷实充足。与此相反，腐败总是与领导者无能相伴而生”，以上这些政治经济角度的认识也似乎陷入了用道德解释历史的囹圄，他们过多地强调当权者所具有的德行和才智。因此，一些国外的学者试图从制度上来解释明朝灭亡。黄仁宇就指出明朝的灭亡是僵化和收敛的财政体制所造成的。还有人认为朱元璋废除了宰相制度，从而导致了一系列恶果，即：皇权的高度集中及其脆弱性的矛盾、宦官专权、党社之争等等。总之，明朝的灭亡是早期历史因素发展的必然。
除了以上这些分析外，也可以从官僚知识分子与国家的关系上来解释明朝的灭亡。由于明末统治者疏于朝政、宦官专权，因而使许多愿为国家尽忠的知识分子受到排挤和打击，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士人阶层对国家的信任。再加上党社之争愈演愈烈，从而使士人在维护正义和保全自身这两者之间选择了后者。结果有识之士要么居庙堂之外，要么纷纷投靠后金。按照魏斐德在《洪业——清朝开国史》中的看法：清朝是依靠辽东武人和士人两股势力实现了混一中国的战争的。因此，明末官僚知识分子与王朝的离心也是导致明朝灭亡的原因。
清朝的迅速崛起也是造成明朝灭亡的原因。虽然史学界对清朝入关的必然性尚持怀疑态度。但是女真人在关外的迅速崛起，使得明朝将注意力转移到了辽东，从而忽视了内地的起义，而且加重了民众的负担。清朝在与明朝的不断争战中既消耗了明的国力，也加速了明朝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
一些国外学者还指出，明朝的灭亡是与17世纪世界范围内的商业衰退密切相关的。他们首先论证了从明朝前期开始，中国与世界经济体系的密切相关性。而且指出，在17世纪的前三十年中，中国从世界贸易中获利甚厚，世界各地的白银经马六甲、马尼拉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从而供应了中国东南地区商业经济的货币需求。但是在1620年到1660年间，欧洲发生了贸易危机，在加上世界范围内产银量的锐减，从而使输入中国的白银量减少，最终导致了东南地区商业经济的衰退，加剧了明朝经济的崩溃。这种认识能够解释明代后期江南经济特别是城市经济的衰落，但不能说明全国都因普遍的商业危机而终至灭亡。当然在解释明朝灭亡的原因时，这种认识也是有其新意的。
此外，世界范围内的气候变迁也是造成明朝灭亡的原因。17世纪中叶，中国与北半球许多国家一样经历了地质史上的一个寒冷期（见《剑桥明代中国史》P633引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动的初步研究》），伴随这个寒冷期所产生的是一系列旱灾、洪灾、蝗灾以及瘟疫。特别是在1637年—1644年间，全国范围内灾害频仍，鼠疫从山西开始传遍河南、河北、北京以及周边许多地区。这些因素使得明朝的人口大量减少、农业歉收。基于此，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学教授曹树基通过分析各种数据资料提出明朝是灭亡于生态环境恶化的。所谓生态环境的恶化事实上正是由于地质史上的寒冷期所引起的。很显然，不能将明朝的灭亡统归咎于气候因素，但事实上17世纪气候变迁的影响是显见于明史中的。这也是造成明朝灭亡的因素之一。
总的说来，明朝的灭亡并非出于某一单一的因素，一方面，明代仍属于中国传统社会的一环，因而其不可避免地要经历建国初期社会结构的重构和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以保持中央集权下二元社会结构的稳定性，同时经历近三百年的发展，又迫切需要重新平衡社会结构和分配，所以明的灭亡是对此前传统王朝历史的重现；但另一方面又由于明代所具有的特殊时代性，因而使后人能够从另一些特殊的角度来分析明的灭亡。
第五章 明朝丫鬟主人可随意占有
我国古代生产工具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加上官僚和地主对土地兼并严重，无地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的生活相当困苦，面对时有发生的天灾人祸，卖儿卖女现象就十分普遍。一旦自己的儿女卖给别人，就没一点人权和人身自由，终身甚至世世代代为人奴，生活是相当悲惨的。一般来说，男孩买来做小厮，女孩买来做丫鬟，在一个地主或官僚家里，会有很多小厮和丫鬟。
丫鬟长大以后，有几种出路：一是男主人收为小妾；二是直接配与同样身份的小厮；三是转卖嫁人。第一种情况对于丫鬟来说是最好的结果，因为买得起丫鬟的人家，毕竟是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的，作为男主人的小妾，以后会衣食无忧的，这对于古代的无产者来说是解决了一个天大的问题。
还有一个重要的隐性问题，就是丫鬟养到二十多岁要放出去时，已经在主人家呆好多年了，被男主人骚扰是很正常的事。《醒世姻缘传》第五十五回，说狄员外要买个全灶（有一定厨艺）的丫鬟，童奶奶找媒婆介绍了别人转卖的，感觉符合狄员外的条件，准备试试这个丫鬟的手段时，童奶奶问：“你那家子曾收用过了不曾？”丫鬟道：“收过久了。”童奶奶问：“没生下什么？”丫鬟说：“也只稀哩麻哩的勾当，生下甚么！”可见，当时男主人占丫鬟的便宜是很正常的、被当事人和社会都认可的事情。《红楼梦》中贾宝玉初试云雨，就是在他的贴身丫鬟袭人身上试的，从书中看来，贾宝玉和袭人都认为这是很正常的事情。男主人和丫鬟偷情（有时也未必叫着“偷”）久了，丫鬟自然而然的就把自己看着是男主人的“屋里人”了，所以做妾就成了她们生活的希望和最高理想。然而作妾的机会毕竟是很少的，大部分丫鬟成长到一定年龄，或配与小厮，或转卖出去嫁人，落到什么样的人手里，她们是没有一点选择权的，就象秋风吹着的落叶一样，随风飘零，至于是落到锦帐之中还是粪堆上，只有听天由命了。
那么，在古代买一个丫鬟得化多少钱呢？文学艺术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就以明朝末年小说家西周生的长篇白话小说《醒世姻缘传》里的故事为例，看看那时间一个人的价格是多少吧。
第三十六回说有个叫沈善乐的裁缝，给别人做衣服做坏了，没办法只有将一个十一岁的女儿喜姐卖了偿还别人银子，沈家“足足要银七两”，谁知“领了几家，出到四两的便是上等的足数”，由于后来女善人晁夫人“看得中意，先出四两，添到五两”，已经是买个好价钱，看样子当时花四两银子就可以买到一个普通的丫鬟。
这里说的是年纪幼小的丫鬟，不能够干重活，又没什么技术，还得慢慢的把她养大，那么能够独当一面的又要多少钱呢？对于一些有心计的主人，他们在平时的使唤中，就有意培养丫鬟的一技之长，比如有的针线活见长，有的灶上的活见长，等她们长大了，有了这个一技之长，可以卖个好价钱，主人不但白使唤了这么多年，还可狠狠的再赚一笔。第五十五回讲狄员外要寻个全灶——会做菜的丫头，海岱门里卖布的头冉有一个丫鬟，年龄十八岁了，脚不十分大，白净，细皮嫩肉的，经过面试、技术考核等程序，很是满意，最后经过讨价还价，二十四两银子外加一两介绍费，成交。
由此可见，在明朝买一个丫鬟，根据年龄的大小和技术水平的高低，价钱在银子四两到二十四两之间，明朝的一两银子折合现在的人民币是多少呢？有人通过以黄金的价格作为基准和使用米价作为基准，来进行推算，得出明末一两白银折合现在的人民币是五百元。也就是说，在明朝买一个丫鬟，最低需四两银子合现在人民币两千元。
除了买一个普通的丫鬟外，现在的两千元在那时还能够做些什么呢，据说明代一个平民一年的生活只要一两半银子就够了，如果粮食自给自足，钱只用来买点柴米油盐的话，一年七百五十多块钱过日子是挺苦，不过也不是不可能，老一辈和现在贫困地区的人们，他们也曾经经过或者正在过着这样的日子。
由此看来，两千元的身价，还是可以够一家人应付一阵子的了。写到这里，才感觉到用价格计算人的价值时，一个人的价值是如此的低，可生活就是这么残酷，这正是活生生的历史事实。
第六章 大明帝国的附属国
1.朝鲜国：洪武元年（1368）朝贡，李朝君主册封为朝鲜国王；至崇祯十年（1637）绝贡，向后金国朝贡。
2.安南国：元末之际绝贡，夺取广西思明路丘温、如嶅、庆远、渊、脱五土县；洪武元年末（1369）朝贡，陈朝君主册封为安南国王，二十年（1387）夺取思明府禄州、西平州、永平寨，绝贡；建文二年（1400）胡朝取代陈朝，永乐二年（1403）朝贡；五年（1407）灭安南，置交阯布政使司；宣德二年（1427）废交阯布政使司，仍为安南国（陈朝）；宣德三年（1428）黎朝取代陈朝，正统二年（1437）朝贡；嘉靖六年（1527）以清化以北之地建莫朝，黎朝移据清化以南；十九年（1540）莫朝朝贡，君主册封为安南都统使司都统使；万历二十年（1592）莫朝灭，黎朝统一安南，虽内部分裂为郑王、阮王二个政权，但黎朝一直朝贡至明亡。
3.琉球国：洪武五年（1372）中山国朝贡，六年（1373）山南国、山北国朝贡；十六年（1383）中山国君主册封为琉球国王，永乐年间，山南、山北二国先后并入中山国；万历三十八年（1609）为日本国萨摩藩攻占，仍朝贡至明亡。
4.占城国：洪武二年（1369）朝贡，明末被安南国阮王攻打。
5.暹罗国：洪武三年（1370）朝贡，直至明末。
6.爪哇国：洪武二年（1369）朝贡，至弘治十二年（1499）之后，偶有朝贡。
7.浡泥国：永乐三年（1405）朝贡，君主册封为浡泥国王；之后偶有朝贡。郑和下西洋时，有吕宋、苏禄、合猫裏（猫裏务）、美洛居、婆罗（文莱）、古麻剌朗、冯嘉施兰、真腊、碟里、日罗夏治、旧港、满剌加、苏门答剌、须文达那、三佛齐、柔佛、文郎马神、地闷、西洋琐里、琐里、览邦淡巴、百花、彭亨、那孤儿、黎伐、南渤利、阿鲁、古里、柯枝、小葛兰、大葛兰、锡兰山、榜葛剌、沼纳朴儿、祖法儿、木骨都束、不剌哇、竹步、阿丹、剌撒、麻林、忽鲁谟斯、溜山比剌、孙剌南巫里、加异勒、甘巴里、急兰丹、沙里湾泥、底里、千里达、失剌比、古里班卒、剌泥夏剌比、奇剌泥、窟察泥、舍剌齐、彭加那、八可意、乌沙剌踢、坎巴、阿哇、打回回、白葛达、黑葛达等国分别朝贡。并于旧港设立旧港宣慰司。
第七章 明朝锦衣卫和东西厂
谈到明朝，可能大家记忆最深的就是它的恐怖政治了，而作为恐怖政治的代言人——锦衣卫与东西厂，则更是大大的有名。但长久以来，人们对这三个机构的历史、职能等都不太清楚，在很多小说、电视剧中常常把它们当作幕后黑手、特务组织等随便地搬来搬去。其实东厂和锦衣卫是有较大区别的，而西厂更是前后只存在了不到十年。本文将简要介绍一下这三大特务机构，力求给大家一个较为清晰的印象。
一、锦衣卫。按照时间顺序，先谈谈由朱元璋建立的锦衣卫。明初的军制比较简单，其基层单位是“卫”和“所”，每卫辖正规军士约5000人，其下设所，分为千户所和百户所，京城的禁卫军所辖卫所为48处。到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决定改革禁卫军，建立了十二个亲军卫，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锦衣卫”。
锦衣卫的首领称为指挥使（或指挥同知、指挥佥事），一般由皇帝的亲信武将担任，很少由太监担任。其职能是：“掌直驾侍卫、巡查缉捕”，一个顿号，基本上把锦衣卫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部门。负责执掌侍卫、展列仪仗和随同皇帝出巡的锦衣卫，基本上与传统的禁卫军没什么两样，其中比较著名的为“大汉将军”。这些人虽名位“将军”，其实只负责在殿中侍立，传递皇帝的命令，兼做保卫工作，说白了，就是是在皇宫大殿上的桩子。当然，这些“桩子”也非等闲之辈，一般都是牛高马大，虎背熊腰，而且中气十足，声音宏亮，从外表上看颇有威严，对不了解明廷底细的人有一定震慑作用。大汉将军在锦衣卫中自成一营，初期约有1500人，到明末，由于官僚机构的膨胀，大汉将军也一度增加到5000余人。至于“巡查缉捕”，则是锦衣卫区别于其他各朝禁卫军的特殊之处，也是它为什么能为人们牢牢记住的原因。其实朱元璋建立锦衣卫的初衷也只是用来卤簿仪仗，但后来由于他大肆屠戮功臣，感觉传统的司法机构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使用起来不太顺手，于是将锦衣卫的保卫功能提升起来，使其成为皇帝的私人警察。负责侦缉刑事的锦衣卫机构是南北镇抚司，其中北镇抚司传理皇帝钦定的案件，拥有自己的监狱（诏狱），可以自行逮捕、刑讯、处决，不必经过一般司法机构。
南北镇抚司下设五个卫所，其统领官称为千户、百户、总旗、小旗，普通军士称为校尉、力士。校尉和力士在执行缉盗拿奸任务时，被称为“缇骑”（大家对这个名词一定很熟悉）。缇骑的数量，最少时为1000，最多时多达60000之众。锦衣卫官校一般从民间选拔孔武有力，无不良记录的良民入充，之后凭能力和资历逐级升迁。同时，锦衣卫的官职也允许世袭。
明朝前两代皇帝朱元璋、朱棣，由于其出身的特殊性，对皇权的维护有其他朝代所没有的强烈欲望。这就使得锦衣卫“巡查缉捕”的职能无限度的扩大了。一般来讲，锦衣卫的工作只限于侦察各种情报、处理皇帝交付的案件，但一旦适逢一个野心大、心肠狠的指挥使掌权，就会利用职务之便不遗余力地制造事端，既可以打击异己，也可以作为自己升迁的资本。如成祖时的纪纲、英宗时的逯杲、武宗时的钱宁等，在他们掌权时，缇骑四出，上至宰相藩王，下至平民百姓，都处于他们的监视之下，对他们的命令只要稍有拂逆，就会家破人亡，全国上下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中。臭名昭著的北镇抚司大牢中更是关满了各种各样无辜的人们，死于锦衣卫酷刑之下的正直人士更是不计其数。更为可怕的是，这种恐怖的氛围，与唐武则天时期的短期出现不同，终明一朝几乎是绵绵不绝，这种无节制的滥捕极大地影响了皇帝与官僚机构之间的关系，使百官、民众、军队与皇帝离心离德，难怪有人说明朝不是亡于流寇，而是亡于厂卫。
锦衣卫另一项著名的职能就是“执掌廷杖”。廷杖制度始自明朝，是皇帝用来教训不听话的士大夫的一项酷刑。一旦哪位倒霉官员触怒了皇帝，被宣布加以廷杖，他就立刻被扒去官服，反绑双手，押至行刑地点午门。在那里，司礼监掌印太监和锦衣卫指挥使一左一右早已严阵以待。受刑者裹在一个大布里，随着一声“打”字，棍棒就如雨点般落在他的大腿和屁股上。行刑者为锦衣卫校尉，他们都受过严格训练，技艺纯熟，能够准确根据司礼太监和锦衣卫指挥使的暗示地掌握受刑人的生死。如果这两人两脚象八字形张开，表示可留杖下人一条活命；反之，如果脚尖向内靠拢，则杖下人就只有死路一条了。杖完之后，还要提起裹着受刑人布的四角，抬起后再重重摔下，此时布中人就算不死，也去了半条命。廷杖之刑对士大夫的肉体和心灵都是极大的损害，但明朝的皇帝却乐此不疲，锦衣卫将校对它也是情有独钟。
纵观有明一朝的锦衣卫，尽管也出过袁彬、牟斌这样比较正直的指挥使，但总的来说，其职能主要还是为明朝的极端专制制度充当帮凶。有了锦衣卫这样高效率的工具，明朝的皇帝压制起士大夫阶层、下层民众就显得更加得心应手，但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社会活力的极大降低，这也是为什么明朝虽有200多年历史，但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上却无所进展甚至还有所倒退的主要原因。
二、东厂。东厂的发明者是明成祖朱棣。在发动“靖难之役”夺取了侄子的皇位后，朱棣的精神一直处在高度紧张中，一方面，建文帝未死的流言不是出现，另一方面，朝廷中的很多大臣对新政权并不十分支持。为了巩固政权，朱棣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专制机构，但他觉得设在宫外的锦衣卫使用起来并不是很方便，于是决定建立一个新的机构。在朱棣起兵的过程中，一些宦官和和尚出过很大力（如著名的郑和、道衍），所以在他心目中，还是觉得宦官比较可靠，而且他们身处皇宫，联系起来也比较方便。
就这样，在明成祖迁都北京之后，建立了一个由宦官掌领的侦缉机构，由于其地址位于东安门北侧（今王府井大街北部东厂胡同），因此被命名为东厂。东厂的职能是“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与锦衣卫均权势”，起初，东厂只负责侦缉、抓人，并没有审讯犯人的权利，抓住的嫌疑犯要交给锦衣卫北镇抚司审理，但到了明末，东厂也有了自己的监狱。东厂的首领称为东厂掌印太监也称厂主和厂督，是宦官中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太监的第二号人物。除此以外，东厂中设千户一名，百户一名，掌班、领班、司房若干，具体负责侦缉工作的是役长和番役，役长相当于小队长，也称档头，番役就是我们俗称的番子。
东厂的侦缉范围非常广，朝廷会审大案、锦衣卫北镇抚司拷问重犯，东厂都要派人听审；朝廷的各个衙门都有东厂人员坐班，监视官员们的一举一动；一些重要衙门的文件，如兵部的各种边报、塘报，东厂都要派人查看；甚至连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柴米油盐的价格，也在东厂的侦察范围之内。东厂获得的情报，可以直接向皇帝报告，相比锦衣卫必须采用奏章的形式进行汇报，要方便的多。东厂府衙的布置比较搞笑，大厅旁边的小厅，供着岳飞的雕像，厅右的影壁上，刻着胰式芏案的故事。历届东厂厂主的牌位，供奉在大厅西侧的祠堂里，堂前还有一座“百世流芳”的牌坊。可惜东厂人员的所作所为与他们这些偶像实在相差太远，东厂番子每天在京城大街小巷里面活动，并非完全为朝廷办事，更多的是为自己谋私利。他们常常罗织罪名，诬赖良民，之后就屈打成招，趁机敲诈勒索。到了明中后期，东厂的侦缉范围甚至扩大到了全国，连远州僻壤，也出现了“鲜衣怒马作京师语者”，搞的举国上下人人自危，民不聊生。在与锦衣卫的关系上，东厂则是后来居上。由于东厂厂主与皇帝的关系密切，又身处皇宫大内，更容易得到皇帝的信任。东厂和锦衣卫的关系，逐渐由平级变成了上下级关系，在宦官权倾朝野的年代，锦衣卫指挥使见了东厂厂主甚至要下跪叩头。
三、西厂与内行厂。西厂在明朝历史上只短期存在过，明宪宗成化年间，先是京城内出现了“妖狐夜出”的神秘案件，接着又有一个妖道李子龙用旁门左道蛊惑人心，甚至网罗了很多太监，意图不轨。虽然李子龙和他的党徒最终被锦衣卫一网打尽，但宪宗由此深感侦刺力量的不足。于是他身边机灵的小太监汪直被选中，派往宫外打探消息。汪直抓住了这个机会，到处捕风捉影，搜罗了不少所谓的“秘密消息”报告给了宪宗。宪宗认为这些消息很有价值，对汪直的表现也十分满意，要他继续做下去。
几个月后，宪宗成立了一个新的内廷机构——西厂，首领便是汪直。西厂厂址设在灵济宫前，以旧灰厂为厂署总部。西厂的军官主要从禁卫军中选拔，这些人再自行选置部下，短短几个月内，西厂人员极度扩充，其势力甚至超过了老前辈东厂。
西厂成立，本来只是为了替皇帝刺探消息，但汪直为了升官发财，拼命的构置大案、要案，其办案数量之多、速度之快、牵扯人员之众都远远超过了东厂和锦衣卫。西厂在全国布下侦缉网，主要打击对象是京内外官员，一旦怀疑某人，就立刻加以逮捕，事先不必经由皇帝同意，之后当然就是严刑逼供，争取把案件弄得越大越好。对一般百姓，其一言一行只要稍有不甚，就会被西厂以妖言罪从重处置。
在这种情况下，西厂仅仅成立5个月，就弄得朝野上下人心惶惶，以大学士商辂（就是那个连中三元的人才）为首的辅臣集体上书，向宪宗痛陈西厂之危害，并将汪直办下的不法之事一一举报。宪宗收到奏章后为之震惊，于是撤销西厂，遣散了西厂的人员。
但没有西厂的日子总让宪宗觉得没有安全感，一个奸臣戴缙在得知皇帝心思后，主动上书，大肆吹捧汪直。宪宗大喜，立刻恢复西厂，废与开之间，只相隔一个月。汪直复出后，更加严酷地办案，戴缙也得以升职。
在此后的五年里，汪直领导西厂又办下了无数“大案”，将反对自己的朝臣如商辂、项忠等一一剪除，他的权势也达到了极点。但俗话说：“物极必反”，汪直极度膨胀的权力不能不引起皇帝的警觉，在其后的权力角逐中，汪直失败，被调出京城，东厂也随之解散。几年以后，汪直在失意中死去。
到了宪宗的孙子武宗继位后，大太监刘瑾掌权，宦官势力再度兴起，西厂复开，由太监谷大用领导。好笑的是，西厂与东厂虽然都受刘瑾的指挥，但两者之间不是互相合作，而是争权夺利，互相拆台。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刘瑾又自建了一个内行厂，由本人直接统领，其职能与东西厂一样，但侦缉范围更大，甚至包括东西厂和锦衣卫。一时间，锦衣卫、东西厂、内行厂四大特务机构平存，缇骑四处，天下骚动。直到五年后，刘瑾倒台，武宗才下令撤销西厂和内行厂。
西厂作为一个临时产品，就这样在历史上永远地消失了。
最后谈一个题外话：皇帝与宦官的关系。大家一定对历史上为什么那么多皇帝都要重用宦官感到不解。其实从广义上讲，宦官这个群体也可以算作官僚机构的一部分，而且他具有很多士大夫阶层所不具备的优点：
首先，宦官是皇帝的家奴，身处内宫，和皇帝沟通起来更加方便，也更揣摩皇帝的心事。
其次，宦官本身是阉人，在社会上没有地位，他们唯一能够依靠的就是皇帝，所以他们在为皇帝办事的时候往往更忠心，更替皇帝着想，不象士大夫阶层，往往以拯救天下苍生为己任，有时不太买皇帝的帐。
第三，宦官并非目不识丁的粗人，相当数量的宦官文化水平并不抵，他们作为皇帝的私人秘书完全可以胜任，也不会向一般文人那样有那么多异议。
最后，宦官是后妃与外界沟通的主要途径，后妃如果想对朝政施加影响，就必须与宦官联合。
总之，出于专制政权的内部需要，皇帝需要一个独立于官僚机构之外的势力供自己使用，而最为方便的就是宦官。所以，只要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存在一天，宦官们就有他们的用武之地，虽然他们经常给朝政制造混乱，但任何一个聪明的皇帝都不会轻易舍弃这个有力的工具，这就是为什么宦官能够区别于外戚，在中国历史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原因。
锦衣卫最大的特征是身穿金黄色的官服，有意权力高高在上之意，称为飞鱼服，并佩带绣春刀。
第八章 中国历史上斩首日本人最多的将领
——大明戚继光！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汉族，山东登州人。明代著名抗倭将领、军事家，与俞大猷齐名。率军之日于浙、闽、粤沿海诸地抗击来犯倭寇，历十余年，大小八十余战，终于扫平倭寇之患，被现代中国誉为民族英雄，卒谥武毅。
惊人战绩：
台州花街之战：斩首308颗，生擒2名倭首，其余淹死和未割首的数目不详，自己牺牲陈文清等3人。
白水洋战斗：我敌对比：1500对2000余，全歼2000多名倭寇，斩首344颗，生擒5名倭首，自己牺牲陈四等3人。
长沙之战：消灭倭寇3000名，斩首不多，此战主要为解救百姓。
福建横屿岛渡海之战，消灭倭寇1000多名，斩首348颗，俘虏29名，牺牲陈文彪等13人，牛田之战，击溃数上万倭寇（包括假倭和真倭），斩首688颗，自己无一人牺牲。
林墩之战，烧死和淹死倭寇3000名左右，斩首960颗，俘虏26人，此战阵亡最多，达到90人，（此战为汉奸向导出卖所致死伤）
福清葛塘之战，消灭300多名倭寇，斩首150多颗，牺牲20人。
平海卫战斗，斩首2622颗，牺牲金渔等16人。
仙游之战，击溃10000余名倭寇，杀死倭寇1000余，斩首498颗，生擒1名，自己牺牲童子明等24人。
王仓坪战斗，击溃倭寇近万名，斩首177颗，自己无一人阵亡。
蔡丕岭战斗，击溃倭寇7000余名，杀死1000多名，斩首160多颗，自己牺牲31人。
因为浙江倭患严重，嘉靖三十四年（1555），戚继光被调任浙江都司佥书，次年升任参将，镇守宁波、绍兴、台州三府。此后，戚继光多次与倭寇作战，先后取得龙山、岑港、桃渚之战的胜利。实战过程中，戚继光认识到明军缺乏训练，作战不力，多次向上司提出练兵建议，最后得到批准。三十八年（1559），戚继光无意目睹到义乌矿工与永康矿工打架的场面（几万人打架），戚继光惊呼：如有此一旅，可抵三军。戚继光对招募了近4000人，进行了严格的训练。次年，戚继光针对沿海地形多沮泽、倭寇小股分散的特点，创立攻防兼宜的「鸳鸯阵」。四十年（1561），倭寇大举进犯浙江，戚继光在台州十三战十三捷，基本平息了浙江的倭患。
岑港之战
嘉靖三十六年（1557），浙江巡抚胡宗宪诱捕了海盗王直，其党羽三千余人盘据岑港，声称要为王直报仇。岑港在舟山岛的西面，地形非常复杂，倭寇只留一条小路以便出入，将其余通路一概堵死。嘉靖三十七年（1558）春，各路官兵进攻岑港，戚继光由左路进攻。倭寇居高临下，明军仰攻很不方便，双方死伤都很惨重。岑港久攻不下，明政府认为将官作战不力，撤去俞大猷、戚继光等人的职务，限令一个月内攻克岑港。随着期限的临近，戚继光等亲率士卒，奋勇冲锋，倭寇抵挡不住，在一个深夜乘船退出岑港，转移到舟山北面海中的梅山，此后扬帆南下，转寇福建。
龙山所之战
龙山所在定海县（今浙江舟山县）境内，北面濒临大海，是倭船往来必经之道。嘉靖三十五年（1556）九月，倭寇八百多人打到龙山所，戚继光这时新任参将不久，听到消息立刻率军前往。倭寇分成三路猛冲过来，明军纷纷溃退，戚继光见形势危急，连忙跳到一块高石上，一连三箭将三个倭酋射倒，倭寇这才退去。十月，倭寇又在龙山所登陆，戚继光与俞大猷等率军抗击，三战三捷，倭寇乘夜撤退。明军跟踪追击，至雁门岭遇伏，纷纷逃走，倭寇得以乘船出海。两次龙山所之战，戚继光初露锋芒，同时认识到明军缺乏训练，临阵畏缩，有必要寻求解决办法。
组建戚家军
龙山所之战，戚继光认识到明军「兵无专统，谋不佥同」，有必要训练一支强而有力的军队。战后不久，戚继光便连续两次上书，向上司提出练兵建议，但由于种种原因，建议未能及早实现。嘉靖三十八年（1559）九月，戚继光第三次提出建议，决定到义乌招募农民和矿工，得到上司同意。到义乌后，戚继光进行了严格的挑选，凡属浮滑的小市民，打过败仗的，沾染官府习气的，一概不要。最后选定三千人，编立队伍，填造花名册，按照年龄、身材分发武器，进行严格的训练。从此，这支军队转战各地，取得了辉煌的战绩，人称「戚家军」。
台州大捷
嘉靖四十年（1561）四、五月间，倭寇大举进犯浙江，船只达数百艘，人数达一两万，骚扰地区达几十处，声势震动远近。其中大股倭寇窜犯宁海、桃渚、新河等地，戚继光确立「大创尽歼」的原则，在花街、上峰岭、藤岭、长沙等地大败倭寇，先后十三战十三捷，共擒斩倭寇一千四百多人，焚、溺死四千多人，使侵犯台州的倭寇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与此同时，其它将领也在宁波、温州一带和倭寇交战十多次，取得重大胜利，浙江倭患基本平息。由于台州大捷，戚继光被提升为都指挥使，「戚家军」也闻名天下。
[编辑本段]福建抗倭
福建的倭患也很严重。嘉靖三十九年（1560）后，倭寇由于在浙江受到沉重的打击，在福建的活动更加猖獗，一支筑巢于宁德城外海中的横屿，另一支筑巢于福清的牛田，形势非常危急。嘉靖四十一年（1562），戚继光受命入闽剿倭，先后荡平横屿、牛田、林墩三大倭巢，随后回浙江补充兵员。戚继光刚离开后，倭寇就相互庆贺说：「戚老虎去，我们还怕什么！」活动又猖獗起来，攻占兴化府城，随后又据平海卫为巢。四十二年（1563），戚继光抵达福建，于平海卫大败倭寇。随后率军解仙游之围，灭山贼吴平于南澳，基本平息了东南沿海的倭患。
横屿之战
横屿是宁德县东北的一个小岛，离岸约有十里，和大陆之间隔着浅滩。涨潮时，海水将岛屿与大陆分开；潮退后，又尽是泥淖。倭寇在岛上结下大营，修筑防御工事，侵占已达三年之久。戚继光为了渡过浅滩，命令士兵铺上干草，随着鼓声向前爬行。到达横屿岸边时，倭寇早已布成阵势，士兵们奋勇冲杀，放火焚烧倭巢，倭寇四处逃窜，明军乘胜追击，斩首三百四十八人，生擒二十九人。残余倭寇向海上逃命，被淹死六百多人。战斗从开始到结束，不过三个时辰。随后，戚继光进军牛田、林墩，铲除了福建的三大倭巢。
平海卫之战
铲平福建三大倭寇后，戚继光回浙江补充兵员，倭寇又猖獗起来。嘉靖四十一年（1562）冬，倭寇六千人攻陷兴化府城，烧杀抢劫，无恶不作。次年二月，倭寇退出府城，据莆田东南的平海卫为巢。四月，戚继光率领一万多人到达福建。五月，福建巡抚谭纶命戚家军为中路，刘显为左翼，俞大猷为右翼，向平海卫发动总攻势。倭寇仓皇应战，戚家军用火器猛烈射击，倭寇战马受惊，乱跑乱窜，左右两翼乘势并进，倭寇大败，逃回许家大巢。明军进围敌巢，四面放火，倭寇或被烧死，或被杀死，逃窜者也多坠崖、蹈海而死，共被斩首二千二百一十人。
解仙游之围
平海卫之战不久，又有大批倭寇陆续登陆。嘉靖四十二年（1563）十一月，倭寇约两万人围攻仙游，城内居民昼夜死守，双方伤亡都很严重。谭纶和戚继光统兵来救，驻扎于仙游城外二十里处，这时戚继光的部下只有六千人，敌我力量相差悬殊，不宜立即决战。次年一月，换防的军队到达，戚继光进行周密布署后，分道向仙游进军。当时倭寇结为四巢，分别盘据于东、南、西、北四门，中路军直冲倭寇南巢，其它各路配合作战，倭寇丢盔弃甲，全线崩溃，仙游之围得以解除。戚继光这次以寡敌众，大获全胜，体现了卓越的军事才能。
灭山贼吴平
吴平是福建漳州诏安县梅岭人，他与倭寇勾结，招纳海盗、流氓一万多人，盘踞在梅岭一带。嘉靖四十四年（1565）春，戚继光攻占梅岭，吴平率部南逃，占据闽广交界的南澳岛，戚继光跟踪追击，将南澳岛封锁起来。十月，戚继光率军在龙眼沙登陆，命人散布劝降檄文，吴平党羽军心动摇，戚家军乘势进攻，大获全胜。吴平伤魂落魄，率领部下遁入森林。月底，戚继光与俞大猷合力进讨，吴平惨遭失败，仅率八百余人乘船逃脱。四十五年（1566），戚继光和俞大猷进剿吴平残部，吴平投海自杀，东南沿海的倭患基本平息。
第九章 明朝抗击倭寇强悍的壮族狼兵
瓦氏夫人（1496—1555）明代抗倭英雄。原名岑花。归州（今靖西）知州岑章之女。嫁田州府（治今田阳）土官岑猛，改姓瓦。曾代其孙统理州政。嘉靖年间，我国东南沿海倭寇猖獗，横行无忌，然而当他们碰到一位壮族妇女时，却屡受挫折，难以言胜，深所畏服，这位英勇无敌的壮族妇女就是明代赫赫有名的抗倭女英雄——瓦氏夫人。嘉靖年间，瓦氏曾任田州州事，在职期间，克已励志，善理州政，招集流亡人口，安定社会秩序，发展农业生产，健义学，兴教育。并培养了儿子、孙子等战将，都为国捐躯。其时，我国东南沿海遭受倭寇侵扰，形势危急，他们在我国北起河北、山东，南至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地，进行严重地侵扰和破坏活动。倭所到之处，大肆掠夺，抢劫商船，焚毁房屋，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严重威胁着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两广督府把征调“狼兵”（即广西壮族土官兵）的命令送到田州，年近花甲的瓦氏不顾自己年迈体弱，毅然挺身而出，请求带兵抗倭，被授予“女官参将总兵”军衔，开赴东南沿海前线抗倭。瓦氏制军有方，熟知兵法纪律也很严明，屡次取得抗倭战斗胜利，建奇功，大大鼓舞了人民的斗志，瓦氏被诏封了“二品夫人”。
明嘉靖六年（1527），岑猛被指控叛乱，被讨伐，与其子岑邦彦战败而亡。其孙岑芝袭田州土官。因岑芝年幼，由瓦氏夫人代理知州事。她深明大义，在职期间，克己砺志，善理州政，招集流亡人口，发展农业生产，重视教育，安定社会秩序，各方面均有所成就，赢得了族人的爱戴和拥护嘉靖二十九年（1550），岑芝被征调至海南岛镇压黎族群众，战死于海南，于是，瓦氏夫人又抚育岑芝之子岑大寿、岑大禄。掌管州内一切政务，政绩斐然。
三十三年（1554），倭寇侵犹我国东南沿海，所到之处，焚毁房屋，抢劫商船，大肆掠夺，无恶不作，严重威胁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明朝委派兵部尚书张经为总督东南国务大臣。征调“狼兵”（广西壮族土官兵）、“土兵”（湘西土家族土司兵）前往东南沿海抗倭。瓦氏夫人请命应征，被授予“女官参将总兵”，率田州、归顺州、南丹州、那地州、东兰州等州组建的军队6800余人，奔赴东南沿海剿倭。“誓不与贼俱生”，表现了她坚决抗倭到底，确保祖国边境安全的决心。她率狼兵于三十四年（1855）三月十三日到前线金山卫，扼住倭寇的巢穴。她体察下情，关心兵士，且用兵有方，所率部队组织建制严密，标志明显，奖惩分明，部队内部团结一致，秋毫无犯。因此，狼兵在战场上士气高昂，英勇善战，十出九胜，“天下莫强焉”，赢得了群众的大力支持。
同年四月，倭寇出动3000余人突然侵犯金山卫，瓦氏夫人率队迎击，杀得倭寇四散逃命，瓦氏的勇猛，为敌人所畏服。四月二十日，倭寇4000多人进犯嘉兴，瓦氏首当其冲，一马当先，在士兵与其他友军的配合下，把倭寇包围在五江泾（今嘉兴县北州里）一带，一举歼灭倭寇3000余人。给倭寇以毁灭性打击，获得抗倭的首次大捷。
六月，在陆泾坝战役中，又斩获倭首300余级，烧毁倭寇船只30余艘，倭寇闻风丧胆。狼兵连连告捷，屡建奇功，大大鼓舞了人民的斗志。“花瓦家，能杀倭”的民谣在江浙沿海广为传颂。因瓦氏狼兵“杀贼多”，论功封赏瓦氏夫人为“二品夫人”，群众赞誉她为“石柱将军”。
漕泾镇之战。漕泾镇位于金山以东，属松江府华亭县所辖。这里南临大海，西为金山，东为倭寇老巢柘林。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四月，受赵文华的派遗，瓦氏夫人率俍兵约1000人自金山逼近柘林，在漕泾镇遭敌伏击，伤亡很重。瓦氏手下的钟富、黄维等14位名将在战斗中壮烈牺牲，瓦氏极为悲愤。正值危急关头，她奋不顾身，披发舞刀，往来冲杀，浴血奋战，终于杀出一条出路，胜利突围。这次战役的情况，在《明世宗实录》中有记载说：“嘉靖三十四年四月，工部侍郎赵文华至松江祭海神……文华因谓俍兵果可用，厚犒之，激使进剿。至漕泾遇倭寇数百人，与战不胜。头目钟富、黄维等十四人俱死，兵众失亡甚众。”这一战，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主要是由于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赵文华强令进兵造成的恶果。
王江泾之战。王江泾位于嘉兴以北13.5公里，王江泾水路北通苏州、松江、常州，南达杭州、宁波、金山、绍兴、温州，是苏杭地区著名的丝绸之乡。嘉靖三十年（1551年）以后倭寇多次进犯王江泾，烧杀掳掠。嘉靖三十四年四月二十日，总督张经亲自部署，指挥各路大军，发动了历史上有名的王江泾之战，取得了抗倭以来的第一次大胜仗。这次战斗的情况，《明通鉴》卷六一记载说：“时，柘林倭纠新倭四千余人突犯嘉兴，经遣参将卢镗俍、土等兵，水陆击之……贼回王江泾。永顺兵攻其前，参将汤克宽31舟师由中路蹴之，贼遂大败，斩首一千九百余级。”《金山倭变小志》载：“十九日，贼分兵二万余人突出金山独山，往嘉兴，俞大猷率瓦氏尾击……总督乃会同浙抚胡宗宪，追贼至王江泾。”进犯王江泾之敌在各路军的追堵合围下，最后在王江泾镇以南1.5公里的杜家村倭墩浜屯被歼，其尸体全部埋于此地，故倭墩浜又名“平倭墩”。同时，在王江泾镇一个小山包上，竖起一块“大捷碑”，小山包取名“大捷山”，现在“大捷碑”、“大捷山”已不复存在，惟有“平倭墩”尚留有0.66米高的小土堆，据说这就是当年侵略者的葬身之地。王江泾之捷具有深远的意义。当时的边疆大使胡宗宪曾说：“自王江泾捷后，我兵始有生气”；“嘉兴、杭人始安枕；军民主客始知贼犹人也，非真若鬼神、雷电、虎豹然，不可向迩，浸人斗志；贼自是稍顾忌，逆气狂谋渐以亏肭，始可诱而图矣”。瓦氏夫人率领的壮族子弟兵参加了这一极富历史意义的战斗，并在战斗中起了重要作用，作出了重大贡献。
此外，瓦氏夫人还参加了柘林之战，盛墩之战，嘉善、双溪桥之战，松江之战，昆山这战，陆泾坝之战，漕河泾之战等。在战斗中，瓦氏夫人使用双剑杀敌，神速如闪电，锐不可当，致使倭寇疲于奔命，死伤累累，倭寇闻风丧胆。俍兵连连告捷，屡建奇功，鼓舞着人民的斗志。“花瓦家，能杀倭”的民谣在江浙沿海广为传颂。明代江苏人吴殳为赞颂她的英勇和剑术的高超，曾写下《双刀歌》：
岛夷缘海作三窟，千万官军皆露骨。
石柱瓦氏女将军，数千战士授吴越。
纪律可比戚重熙，勇气虚江同奋发。
女将军亲战挥双刀，成团雪片初园月。
麾下健儿二十四，雁翎五十齐翁忽。
岛夷杀尽江海清，南纪至今推战伐。
天都侠少项元池，刀法女将手授之。
乙亥春杪遇湖上，霜髯伟干殊恢奇。
谓予长矛疏远利，彼已慎密须短器。
绥翠堂中说秘传，翔凤六月生双臂。
这首《双刀歌》是对瓦氏夫人骁勇善战的生动写照。在抗倭战争中，由于她英勇杀敌，战功卓著，曾得到嘉靖皇帝的奖赏。《明史》记载云：“（嘉靖）三十四年，田州土官妇瓦氏以俍兵应调至苏州剿倭，隶于总兵俞大猷麾下。以杀贼多，诏赏瓦氏及其孙男岑大寿、大禄银币，余令军门奖赏。”
是年七月，瓦氏夫人班师回田州。祭告家庙，厚恤随军士兵，以示关怀和慰问。不久，病逝于府署，追封为“淑人”，葬于州城东婆地（今田阳县田州乡那兰村）。墓碑至今尚在，上刻有“明赐淑人岑门瓦氏之墓”。
广西“狼兵”战法自成一家，一般以七人为一伍，各伍独立作战；每伍中有四人专事击刺，有三人专事割首，以便请功领赏。冲锋时，一人向前，同伍的左右人都大呼夹击，予以支持。一伍向前，则左右各伍都予以支持，全队密切配合，并以执钩镰枪者居前，执毒***者守卫于两侧，形成锋矢式队形，发挥长短兵器的作用。
而湘西“狼兵”则每司设二十四旗，各有旗长，临战时，排成塔式序列，即以一人居前，其后以三、五、七人横列四五排，其余士兵则于阵后呐喊助威。前列伤亡，后排递补，既要各旗独立作战，又可各旗互相配合协同。进则队列整齐，退则井然有序。
袁崇焕的关宁铁骑中有6000广西狼兵充当主力。狼兵很是厉害，一到辽东驻地即与清军肉搏，是袁崇焕的嫡系部队。
清末，当时太平天国开始的时候，太平军在刚开始只有3万人，这3万人是清一色的广西兵，一路从广西打到南京，多厉害。在北伐战争后，太平军士兵以安徽人和江浙人为主，这些地方的人战斗力根本不能以前的广西兵相比，曾国藩就曾说过：“长毛（太平军）中后期之30万之战斗力，远远不如刚出广西之3万”，广西兵得到了他这么高的评价。
第十章 碧血丹心—史可法
局类残棋，杨柳城边悬落日；
衣冠一杯土，梅花冷艳伴孤忠。
古城扬州，庄严肃穆的史公祠内，楹联款款，道出了人们对明末忠相史可法的不尽哀思。“人生自古谁无死”，史可法凭借着明清之际的历史舞台，演出了自己慷慨悲壮的最后一幕。从此，伟大祖国的历史画廊里，又多了一位民族英雄的塑像。
家庭熏陶 得遇良师
史可法（公元1601—1645年），字宪之，号道瞵，明神宗万历三十年（1602年）生于河南祥符（今开封）一户中产人家。据《明史·史可法传》记载，他的母亲尹氏在怀孕时，曾梦见文天祥走进屋内，之后便生下史可法。这种说法虽难免带有迷信色彩，但它反映了人们对史可法的无限怀念之情。在人们心中，史可法与文天祥一样是尽忠报国的民族英雄。
史可法的祖父史应元乡试中举，曾官至黄平（今贵州黄平县）知州，他是位对老百姓“有惠政”、“月俸外，囊无一钱”的少有清官。史可法出生时，明朝已经逐步走向衰微。明神宗朱翊钧不理朝政，整日沉湎于酒色之中，他宠信宦官，搞得朝廷内外一片乌烟瘴气。当时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土地兼并严重，再加上水旱虫灾，农民起义不断爆发。周边各少数民族纷纷崛起，外患频仍，危机四伏。面对如此国况，对国运兴衰尤为关注的史应元整日忧心忡忡。但当他听到史可法的第一声啼哭时，心情大为振奋，脸上露出少有的笑容。
史可法的父亲史从质，母亲尹氏，都体弱多病。史从质一生未应试猎取功名。辞官归故里的祖父，眼看儿辈没多大出息，家道逐渐衰落，便对长孙史可法寄予很大期望。幼年时代的史可法在祖父严格督导下，遵循着儒家博通经史的要求，刻苦用功读书。除了学文以外，史可法继承先人尚武的传统，时常练武，从而造就了他的文武双材。
史可法生性聪颖，少时即有“神童”之称。他学习异常勤奋，儿时所读的书是同龄人的几倍，且能出口成章。他曾自题对联于书屋：
古砚不容留宿墨，
旧瓶随意插新花。
所谓“不容留宿墨”即“今日事今日毕”，其学习刻苦的态度可见一斑。
良好的早期教育使史可法性情耿直，孝顺父母，立有鸿鹄之志：努力修身齐家，以便将来治国平天下。
对史可法一生影响最大的是其恩师左光斗（公元1575—1625年）。万历四十八年隆冬腊月，年方19岁的史可法在京师附近的一所古寺内研习经史。一天，风雪交加，天气寒冷，时任北直隶提学的左光斗带着随从微服出行，因躲避风雪而入古寺，见偏房中有一年轻人，因读书疲困，正伏案而卧，案头摊着一篇刚草就的文章。作为一府主管教育的长官，他下意识地将文章拿着看看，目下数行，左光斗不觉眼前一亮：这文章的见识和才华太出众川及至仔细看毕，为国惜才之心不禁油然而生。他解下自己身上的貂皮袍子，轻轻披在熟睡的青年身上，临出门又将房门轻轻关上，以免过堂风把年轻人吹凉了。左光斗向方丈打听，原来这位二十岁的年轻人名叫史可法，是千里迢迢从祥符赶来参加府试在此借读的士子。
府试之时，当堂上点名到史可法时，主考官左光斗将他仔细打量了一番。一看卷子，果然很好，随即点为府试第一名。从此，这位年轻秀才，便算是左的门生了。左光斗将史可法安顿在自己家中食宿，并且月支薪米，给他奉养父母。每当公余之暇，师生便在书房内谈论时局，辩论古今，形同父子。左公总是以忠孝大义勉励史可法，当谈到国家危难时，他的心情十分沉重，情绪激动起来时，他的眼睛竟冒出血来。左光斗曾不胜感慨地指着史可法对夫人说：“我的几个儿子都是平庸之辈，将来继承我志向和事业就是这个人。”
这时的史可法还未脱尽孩子气，有次他好奇地偷偷把老师的官服穿着试试，不巧恰被左光斗碰见了，这下可把史可法吓了一大跳，可是左光斗却笑着说：“没关系，穿这官服算什么，你是当宰相的料子！”常言说：伯乐识千里马，这个比喻用在左、史的情谊上无疑是恰当的，但却又是远不足以表述其深刻内蕴的。
明朝末年，政治腐败。东林党与阉党从政治到经济都存在尖锐的利益冲突，激烈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由于阉党手中有皇帝这张王牌，斗争结果必然是东林党人惨遭镇压。
天启五年（1625年），魏忠贤镇压东林党人的恶浪终于将左光斗打入了由宦官把持的东、西厂监狱。左光斗在狱中惨遭炮烙（一种用烧红的铁块来烧烙犯人的酷刑），命在须臾。在亲朋都怕株连，躲得远远的不敢作声的情况下，史可法以五十两银子买通狱卒，化装成一个掏大粪者，冒险闯入布满着魏忠贤爪牙的狱中。此时左光斗的面额已被烙铁烧得焦烂，连眼睛都已不能睁开，左藤以下筋骨尽脱，正席地倚墙而坐。史可法睹此惨景，跪在老师身旁，抱着老师的膝盖失声哭泣起来。左光斗从哭声中辨出了来人是谁，奋力用手指拨开眼眶，炯炯的目光直盯着史可法，愤怒地骂道：“没出息的奴才！这是什么地方，你居然来了！国事败坏到如此地步，我已经完了，你竟敢将自己生命看得不值钱，跪到这里来寻死，天下大事将靠谁来支撑你不快走，不必等暗探发现和陷害你，我现在就把你打死！”说着便摸地下的刑具要向史可法打去。史可法只得赶快离开这人间地狱。
这件事对史可法的心灵震撼太大了！连同前面一件件感人至深的事迹，都永不磨灭地深深铭刻在史可法的心中。老师的教诲、期望以及老师不论身处何境都以国事为重的崇高政治品质，如同灯塔，照亮着他的人生旅程；如同航标，指引着他的人生方向。后来每次提到老师，史可法总是声泪俱下地说：“吾师的肺肝是铁石所铸造的。”我们可以说，史可法的肺肝在相当大的成分上是左光斗所铸造的。左公被陷害致死后，史可法用重金买通狱卒，收殓遗骸，使恩师得以安息。
家教、幼学、师训使史可法在以后的政治生涯中将忠、义、节作为自己最大的人生信条。
恪尽忠心 兴利革弊
崇祯的继位，敲响了魏忠贤一伙的丧钟。他除客魏，黜阉党，优恤被害的东林党人，一时间，濒临溃灭的明帝国似乎又出现了一线生机。崇祯元年（1628年），27岁的史可法殿试中进士。由于殿试是皇帝在殿廷上亲发策问的考试，史可法一跃成了名义上的“天子门生”。明清时代录用官吏是很重进士出身的，仕宦之途在这个27岁的年轻人眼前豁然展现了。祸国殃民的魏忠贤被铲除，恩师的沉冤得到昭雪，自己在科场上连战连捷，这一切对于当时的史可法来说，都是十分惬意的事。此后的事实表明，在史可法的忠君思想中，是揉合着对崇祯皇帝朱由检感恩图报的深情的。
史可法在中进士后，被授予西安府推官之职。从此踏上仕途。在崇祯朝从政17年，史可法一直是“上恐负朝廷，下恐愧吾师”。在任职西安府的三年中，史可法赈荒济民，除奸斩盗，办事果断干练。三年任满，考察官绩，史可法因列为最优等而升迁为京师户部主事。他在任主事期间勤廉奉公，于崇祯七年再次被擢升为户部郎中，督管太仓及辽饷，将太仓和辽饷的出入帐目督管得清楚明了，不差丝毫。
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陕北的农民发动起义，起义军渡过黄河，与河南的农民军汇合，声势浩荡，大举南下，直捣明王朝的发祥地中都凤阳（今安徽凤阳），崇祯朝廷十分恐惧，但慑于农民起义军的庞大声势，无人敢领命带兵去设防堵截。此时己任户部郎中要职的史可法出于对朝廷的耿耿忠心，他情愿放弃安闲的京官生涯，去到兵凶战危的江北地区堵截农民军。崇祯八年（1635年）秋天，明廷派卢象升总理江北、河南、湖广等地军务，大举围剿农民军；而以史可法为副使，分巡安庆、池州，监江北明军。卢象升和史可法在与农民军作战时是颇为凶恶的，可是又都先后壮烈牺牲于抗清战场上，表现出了崇高的民族气节。
在崇祯十一年（1638年）冬以前的三年多的时间里，史可法率领着不多的明军在安徽境内为进攻或防御农民军而疲于奔命。他不曾与高迎祥、李自成等重要股头交过锋，也没和张献忠打过大仗，主要是和一些较小股头的农民军周旋。一次作战时，他争先冲锋陷阵，连败农民军于英山、六合，虏获农民军首领顺天王。崇祯十一年冬，清军由墙子岭、青山关两路入关，大举攻明，北京戒严。当年腊月，史可法率二千余人北上赴援。从此以后，便与农民军脱离接触。
由于清军退回关外，史可法在率军渡过黄河后“奉旨止回”。崇祯十二年（1639年）夏至十四年（1641年）夏，史可法遵照封建礼制，在家守父丧三年，暂时离开了政治舞台。崇祯十四年阴历九月，史可法的丧服刚除，即被任命为漕运总督，这是一个保障东南地区的大米通过大运河输送到北京的重要官职。史可法在任上大力兴利革弊，成绩卓著。整顿漕运之后，史可法又致力于江淮间建立军事重镇，以保证关联七省的漕运畅通无阻。他在辖区内开屯田，招募流亡的百姓，修城墙，访察贤明人士帮助自己处理军政事务，终日忙得不亦乐乎。在他的经营下，江淮南北，百姓安居乐业，军队衣足粮丰，一派欣欣向荣。崇祯十六年（1643年）阴历七月，史可法升任南京兵部尚书，参预军机，成为支撑即将坍塌的明帝国的一根栋梁。
回顾这十六年来的历程，史可法的官运是亨通的。如果换上别的人，恐怕早已是姬妾成群、家财累万了。然史可法依旧两袖清风，经济上并不富裕，给家中寄钱，最多一次也不过银五十两，银杯一只。并多次叮嘱妻子“可将首饰变卖充用度”，又让妻子从少量的用度中匀出一部分救助贫苦亲戚。崇祯朝内的一些人对他的廉洁表示怀疑，曾在他回家奔父丧时，事先派几名宦官在涿洲等候，检查其行囊。使宦官们大为惊奇的是：史可法带回家的只有两个银杯、扇子十七柄、奠章三十二轴而已。这件事情传到皇帝耳中，一向爱猜疑的崇祯帝感叹万分，朝中的大臣甚至提出夺情（不等丧满而强行要史可法出来做官）之议。
节俭自律却并不妨碍史公对他人的慷慨。服丧期间，史可法路过画家崔子忠家，顺便拜访，见其已穷得揭不开锅，身边别无所赠，就留下自己所乘的马，步行回家，其对人的恭敬友善可见一斑。
史可法的继室杨氏见他42岁还没有子嗣，想要为其娶妾，史可法叹息说：“王事方殷，敢为儿女计乎”坚决不答应。史可法督师时，“行不张盖，食不重味，夏不簟（扇子），冬不裘，寝不解衣。”平日作战，吃的是粗茶淡饭，睡的是地铺草垫。军队在六安驻扎时，生活较为安定，史可法也丝毫不放松，每日至夜不辍，凡事以国家为重，事无巨细皆亲自过问，从不敷衍了事。他在士兵面前总保持精神振作，从不露出半点倦色。
然而，将史可法这十六年的一切德行惠政都加起来，也不过说明他是个比乃祖史应元更大的清官而已。如果没有最后的一年，也就没有流芳百世的民族英雄史可法了。
鞠躬尽瘁 力撑危局
此时的明朝已是千疮百孔，少数忠臣良将的励精图志已难挽其颓势。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正月李白成称王于西安，三月，李自成攻进北京城，崇祯帝知大势已去，连杀数名妃嫔，并刀劈爱女长平公主，最后自缢于万岁山腰的一棵老槐树上。
李自成已经进京十天之后，有关大顺军逼近北京酌消息始传到南京。史可法闻讯急忙会合南京的大员们，准备勤王。阴历四月十四日，李自成进入北京、崇祯帝吊死煤山的确息，由明宫中逃出的宦官带到了南京，问听此讯，史可法史可法北向痛哭，誓为崇祯复仇。可是，他手中并没有几个兵马，立即大举北伐是不可能的，当务之急是尽早立君，表示明朝仍然存在，以维系人心，收拾残局。史可法主张：“非英主不足以定乱”，他和姜曰广、张慎言、吕大器、高弘图等东林党人认为福王朱由崧虽是神宗之孙，按次序固然当立，但此人有七不可：“不孝、虐下，干预有司、不读书、贪、淫、酗酒”不适合当皇帝，而应当立贤明有德的潞王朱常涝。史可法据此呈上疏议。而凤阳总督马士英却与阉党分子阮大铖等认为朱由崧昏庸可利用，同时可有“拥戴之功”，便与拥兵江北地区的明将黄得功、高杰、刘泽清、刘良佐勾结，将昏庸的福王朱由崧弄到手中，居为奇货，用兵力作后盾，抢先一步送往南京。形势所迫，史可法等只有俯首听命。五月，福王在南京称帝，建立了南明第一个政权——弘光政权。东林党虽然在君王择立问题上受挫，但却成功地掌握了内阁的权力，其中史可法为内阁首辅，掌握了朝中大权。
马士英眼看觊觎已久的权位没能到手，不由大怒，便由风阳带兵入朝，摆出了一副与史可法见个高低的架势。最终把史可法排挤出内阁。史可法则以忠奸势不两立的姿态，自动请求督师扛北，出朝镇守淮、扬，仍挂兵部尚书衔。
这是南明弘光政权存亡的一个关键。史可法被马士英等排挤出朝的消息传出，南京城里一片哗然。吴县诸生卢渭奏疏中说：“秦桧在内，李纲在外”，“宋终北辕”之语，传遍了朝野上下。广大群众清楚地认识到，马士英之流是秦桧式的祸国奸臣，史可法是李纲式的民族英雄，现在有马士英在朝中窃弄权柄，处处作梗，史可法在外再有本领，也无法获取成功。此后的历史进程，日益清晰地证实了这个论断。
为什么史可法拥有巨大的东南人望，并且当时朝中还是正人居多，却如此迅速地被马士英所排挤这里的最深刻原因是，皇帝是偏向马士英之流一边的。当年万历皇帝曾想立宠妃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为太子，东林党人根据封建宗法制“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原则，坚决反对，结果朱常洵终被出封为福王。弘光帝朱由嵩是朱常洵的儿子，东林党人是他的世仇，因此他对以史可法为首的东林党人从心理上就是既疏且戒且忌的。阉党余孽之所以看准了朱由嵩这个奇货，主要也是因为这一点。对于这段恩仇记，史可法和马士英一样清楚，不过无法明言，被迫将这杯苦酒吞下而已。在此后的近一年中，史可法屡以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名言激励自己，然而三国时的刘后主是将国事交给诸葛亮，现在的弘光却是将国事交给马士英，因此史可法虽有诸葛之忠谨而不能有诸葛之业绩。
扬州本是江北重镇，南北交通枢纽，商业繁荣，向称富庶之地。在扬州四周，有黄得功、高杰、刘泽清、刘良佐等四路大军作为藩屏，固守江北。这就是晚明史上的所谓“江北四镇”，史可法的职责，就是调度指挥这四镇。然而四镇将领为了争夺扬州，相互厮杀，使扬州一带景象残破。一路上史可法看到官兵军纪败坏，骚扰百姓。到扬州城下，更是惊心动魄：城门紧闭，城外大兵云集、杀气腾腾；城内严阵以待，剑拔弩张。高杰先到扬州城外，任兵士在城郊大肆掠杀百姓，抢夺财物，城外尸横遍野，惨不忍睹。城外的百姓无法耕作，城内的百姓不能交易，真是民不聊生。扬州百姓送上丰厚的物品犒劳高军，请求不要进驻。高杰自然不愿放弃快到嘴的肥肉，将扬州城围困一个月；刘泽清不甘示弱，将军队驻扎在离扬州不远的瓜洲小镇；黄得功则陈兵仪真，四足鼎立，虎视眈眈。四镇中高杰气焰嚣张，最难安抚。史可法先连书三封，以飞马传送给刘泽清、刘良佐、黄得功，对他们晓以大义，然后亲自赴三镇劝说，使三镇得以安定。之后史可法亲赴最难对付的高营。高杰自恃有福王的安抚“手诏”，非常骄横，但他素来敬畏史可法，知道他要来，内心十分紧张，连夜挖坑，掩埋尸骸。当他拜见史可法时，脸上仍是苍白，脊背上冒着虚汗。史可法知道，其它三镇只会扰民，不能指望靠他们抗敌；高杰虽然骄横暴烈，难以驾驭，但他统率的数万精兵，却是能够打仗的，任其横行，则是一股祸水，将其笼住，则是一支力量。因此，史可法则和颜悦色，对高杰以诚相待，又一一召见高营的将士。这些和善的举动，使高杰大喜过望，一心余悸顿时无影无踪，当史可法严肃指出高杰不服从朝廷命令，妄图抢占扬州时，高杰跋扈的本相便露出来了，他竟将史可法软禁于城外的福缘庵中达月余之久。史可法却利用这个机会，除做高杰的工作外，还对监视他的高营兵将做工作，使得他们深受感动，盛称史大人是个好统帅。高杰既为史可法之诚所感，撤出了扬州。史可法凭着他的“德望”，多方斡旋，总算使四镇愿意听命，消除了四藩争夺扬州的战乱状况。
扬州安定下来了，史可法为了广召天下人才，设立礼贤官。又上《论人才疏》，主张打破常规，不拘资格，荐举选拔人才，调军前使用。他的礼贤馆的确吸收了不少的人才，后来有的在扬州保卫战中牺牲，有的成为各地抗清活动的骨干。例如有个吴尔填，曾在北京失陷时归顺过农民军，李自成从北京败退，他回到南方，马士英要治他“降贼”之罪，他便来投靠史可法，请求从军“赎罪”，并砍下自己的小手指让乡人带给父亲，请父亲予之以全部家产抗击清军。史可法不计前嫌接纳了他。吴尔填后来果在扬州保卫战争中壮烈牺牲。由于史可法任用了吴尔填这样的“降贼”，朝中的反对派大作文章，大肆攻击：“督师之地，为招亡纳叛之区；阁部之前，为藏污纳垢之所。”对于恶意中伤，史可法置之不理，不屑一辩。事实胜于雄辩，后来的扬州保卫战中，礼贤馆的多数人都为抗清而献身。
此时清廷的《谕南朝官绅军民文告》传到了南方，这时南明方面才知道北京已为清所占，李白成败退山陕。当时清朝吞并全国的图谋还未充分表露，吴三桂则被讹传为申包胥式的“乞师复仇”英雄，因此弘光朝廷上下正在做着封赏吴三桂与联清灭闯的美梦。从表面上看，史可法一度也是附和的。但是，他并不是一味主张向清妥协，主要是想以此来延缓清军的南下，抓住清军与大顺军在北方“两虎相斗，南牧未遑”的时机，北取中原。
这个战略意图，在他的《请进取疏》中，表述得非常明白。应该说，站在当时南明的角度和立场来考虑问题，这不失为一个现实可行的方案。由于崇祯皇帝是李自成逼死的，当今皇上的父亲福王朱常洵也是李自成处死的，“君父之仇不共戴天”，身为大明臣子，此时史可法是连做梦也不敢想到与李自成联合抗清的。作为南明的主要军事负责人，他一心想的是要抢在清朝彻底打败李自成之前，收复当时处于相对真空状态的中原地区，以为下一步不可避免的抗清战争争取到一个有利的战略地位。此时史可法心中，是将“靖内寇”与“制外夷”等量齐观的。随着清朝统治中国野心的公开显露，史可法便将注意重心转到抗清上来了。
就在史可法督师扬州、力拒清军时，南明朝内一片混乱。马士英夺取相权，重施“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故技，招纳贪官污吏，陷害忠良，排除吕大器，姜曰广、高宏图等人。阮大铖则被福王任命为兵部尚书，把持军事大权，并企图借“妖僧案”株连打击史公。弘光帝朱由崧则以“万事何如杯在手，百年几见月当头”为座右铭，终日沉湎于酒色，与娼优、乐人和梨园子弟在一起寻欢作乐，人称“老神仙”。弘光元年八月，他又传令选妃子，使得“闾井骚然，苏杭民间婚娶一空”。朝中腐败已达到极点。督师扬州的史可法面对这些情况，疾首痛心，屡次上疏劝谏，要弘光帝卧薪尝胆，藉甲枕戈，奖率诸臣，报仇雪耻，恢复故土，告慰先帝，不可以以江南片席之地以求偏安。其疏中言辞极为恳切。然而弘光帝充耳不闻，依然故我，他和朝中人士皆依恃长江天险，仍典日逍遥，“清歌漏屋之内，痛饮焚屋之中”，毫无危机感。
九月初，高杰与黄得功之间因着偶然事件，又爆发了冲突，双方剑拔弩张，准备决一死战。史可法费尽了力气，好不容易才将它平息下来。为了动员高杰出师北伐，史可法连自己的督师府也让给高杰妻儿住，自己住偏房。在史可法的精诚感召之下，高杰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成为一名锐意进取的爱国将领。
与此同时，发生了一件意义非同寻常的事件，清朝最高统治者摄政王多尔衮致史可法的信到了扬州。史可法将书信上交朝廷，并且修书作答。这一来一往两封书，词令都很优美，是历史上烩炙人口的两篇名文。多尔衮怀着灭亡明朝的勃勃野心，手握强大的八旗兵武力，在信中极尽纵横捭阉、强词夺理，气焰咄咄逼人。他把清军占据北京说成是“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国。满清是为明朝报仇雪耻的，凡是忠臣孝子，都该感恩图报。南明王朝另立国号，便是天有二日，是为敌国”。如果不归顺满清，他便要与李自成合伙，一道来消灭南明。最后多尔衮又搬出吴三桂为样板，用高爵厚禄向史可法进行诱降；还以贬弘光、捧史可法的手法，图谋挑动弘光对史可法的怀疑和不满。
史可法刚刚调解了黄、高间的冲突，又遇到马士英从中掣肘，弘光对他的信任度也极其有限，实力地位是十分疲软的。在这种情况下，史可法复书的调子是语谦而意决，适当妥协而不失原则。他委婉地将多尔衮的无理要求和指责一一驳回。在多尔衮的来书中，还向史可法抛出了一个同以讨贼为心的圈套。史可法举历史上“契丹和宋，止岁输以金缯，回纥助唐，原不利其土地”为例证，向多尔衮提出“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共枭逆贼之头”的反建议。这就将了多尔衮一军：你要“同以讨贼为心”，很好，事成后得象回纥助唐一样，退回到你的关外老家去。史可法的心中是并不当真相信会有此举的，他在复多尔衮书后不久的《请讨贼御虏以图恢复疏》中，字面上虽仍是将“讨贼”与“御虏”并提，实质却是落实在“御虏”二字上。在满清入关，满汉民族矛盾盖过了阶级矛盾的当时现实情况下，史可法作为一个清醒的明朝政治家，对于致命威胁为谁是清楚的。他在奏疏中曾着重地提醒弘光：“虏（按：清朝）必图南”，“和议固断断难成”。在复书的最后一段，史可法表明了自己“鞠躬致命”、“光复神州”的坚强决心，义正词严地拒绝了多尔衮的诱降阴谋。
继清廷企图诱降史可法事件之后，南明派遣赴北京议和的副使陈洪范只身狼狈回到南京，他带来了正使左懋第被拘留（后被杀害），清军即将大举南下的凶讯。和谈的美梦象肥皂泡一样破灭了，黄河沿岸到处有清军踪迹，前线羽檄交驰，纷纷告警。由于马、阮的掣肘，四镇的内讧，经营中原良机坐失，黄河天险已与清军共有。
此时，面对清军，史可法只有积极防御，他认为现在必须守住黄河南岸。只有守住了黄河才能守住淮河，守住了淮河才能守住长江。可是谁敢到第一线与清军对峙呢高杰挺身站了出来！他奋然率部北上，进抵黄河南岸，身先士卒，沿河设防。他在与刘泽清书中说：“近日河南抚镇接踵告警，一夕数至，开封上下北岸俱有北兵，问渡甚急……时势至此，令人应接不暇，惟有殚心竭力，直前无二，于万难之中，求其可济，以报国恩而已。”这一片忠勇爱国之心，多么象史可法啊！如果说，当年左光斗为国家和民族发现并培育了一株栋梁之材的话，那么现在史可法为国家和民族终于将一匹害群之马驯训过来了。
这年十一月，清兵由山东南下占领宿迁，包围邳州，史可法派总兵刘肇基率领军队反击清军，收复宿迁。此时，江北局势十分危急，史可法以血书飞报朝廷请求援助。马士英反诬史可法，面对阁臣冷笑说：“史可法必是想到快年终了，将士须犒赏，军费须报销。此时报功，开口要钱，是兵立功未必可靠。”他漫不经心，拒不发放粮草，也不派兵援助。而各将也采取观望态度，没有进兵之意，并且屡次相互残杀。弘光元年正月，寒意袭击着整个江北，诸军已断荤绝饮。此时，意外的悲剧发生了：高杰进抵睢州后，被睢州明将许定国设计诱杀，然后渡河降清。噩耗传来，史可法伤心得泪流满面，连连顿足说：“中原完了！”
高杰出师未捷身先死；本是一件深可痛惜的事，然而有人却别是一种肺肝。马士英想趁机以自己的党羽来控制高营，其它三镇想趁机并吞高营，扩大自己的人马和地盘。此时高营各部群龙无首，纷纷由前线南撤，他们既不买马士英党羽的帐，更对其它三镇的企图感到愤怒，成了一支谁也管束不了的乱军。这局面自然又要由史可法来收拾了。史可法东奔西走，安抚高杰军。
这时，西路清军已占领归德（今河南商丘），继续南下，进逼长江；东路清军已从邳州、宿迁进逼淮南，形势十分危急。此间，弘光王朝内部又先后发生所谓“南渡三疑案”。这“三疑案”是：第一，“大悲案”。大悲是个和尚，俗家姓朱，潞王朱常涝佞佛，曾和他认做本家。由于东林党人曾想拥立潞王，所以弘光对潞王一直严加防范，生怕他夺了自己的皇帝宝座。大悲来到南京后，弘光怀疑他是来为潞王刺探情报，便将他下到监狱，定成死罪。第二，“太子案”。有个自称是崇祯的太子朱慈娘的年轻人，从北方辗转来到南京。弘光又怕自己的宝座被他夺去，匆匆定其为伪，投入狱中。第三，“童妃案”。当年李自成攻下洛阳，时为福王世子的朱由崧扒城逃脱，在开封与周王府宫女童氏私相结合。而今童氏千里寻夫来到南京，他却坚不承认，拒不见面，将她投入狱中折磨至死。
这三案闹得满城风雨，引起一系列的恶性连锁反应。童妃案将弘光本人置于被怀疑的尴尬地位。人们疑心他是假的，怕童氏说出真相来，所以要杀人灭口。大悲案使阉党如获至宝，他们趁机将史可法等东林党人列为大悲的同党，想除之而后快。太子案的后果更其不可收拾，如果说腐败透顶的弘光小朝廷的复灭是历史的必然，那么三疑案，特别是太子案就是一副加速其灭亡进程的催化剂。
弘光元年三月，雄据武昌的宁南侯左良玉，以太子案为借口，打着“清君侧”的旗号率领大军浮江东下，声讨马士英、阮大铖。左良玉为什么不早不晚，偏偏在这个时候发动兵变呢？这还得从左良玉本人说起。左良玉早年受东林党人侯恂的提拔，由普通士兵晋升为将军，所以他与东林党人关系较好，从而与阉党乃至弘光互相猜疑戒备。一些被马、阮之流迫害的东林党人，纷纷投到左良玉的保护伞下，从而更加深了双方的对立情绪。马、阮不敢与左良玉公开翻脸，暗里却经常克扣左军粮饷军需，并筑板矶城暗防之。左良玉对此很是不满，遂萌生反叛之心。恰在这时，朝内又发生了伪太子案。于是左良玉假为兵端，起兵发难，矛头直指马、阮二人。
与此同时，豫亲王多铎率领的一支强大清军，在攻破潼关，进占西安，击败李自成之后，正以狂风暴雨之势，横扫中原，直扑江北，进抵淮河一线。在这敌情万分严重之际，马士英竟操纵弘光，命令史可法尽撤江北明军来打左良玉。史可法急忙上疏恳切陈词，指出清军大举南下，关系国家存亡，江北之兵千万不可撤。他并且表示愿意亲赴左营，调停解决这场内部斗争。然而，马士英等对左良玉既畏且恨，他们公然无耻地宣称：“与其死于左，不如死于北”，“宁可叩北兵之马，不可试南贼（按：左良玉）之刀。”露骨地表现了准备向清军屈膝投降的汉奸面目。他们已将黄得功部调来打左军，还要调二刘入卫，连史可法本人也迫于君命难违，不得不率军驰赴南京。本来十分脆弱的江北防线，就这样未经一战便稀里哗啦地散架了。
正巧此时，左良玉途中病死，其子左梦庚继续向南京进兵，被黄得功部所击败。弘光帝又命史可法回守防地，不必入朝。史可法登上燕子矶头，遥望钟山与南京城垣，心头百感交集，南向八拜，痛哭而返。
烽火扬州 百战孤城
弘光元年四月，清军乘南明弘光政权内乱渡过淮河，每日推进50里，情势紧迫。史可法驰归扬州，尚未吃饭，就听得城中一片乱乱哄哄，说是许定国要引清军来杀尽高杰旧部。十四日刚交五更，高营兵将便拥着高杰的妻儿斩关夺门而逃骡马船只抢劫一空。偌大一个扬州，顷刻之间成了不设防的城市。紧跟着，十五日清军前哨部队就到了扬州西北郊的斑竹园。史可法以“血书寸纸”驰报兵部请救，并急檄江北各处明军来援，但此时兵部尚书的要职已被阮大铖所窃取，他正想借刀杀人，除掉心头大患，又岂肯发兵！所以仅刘肇基等少数将领应命。
十八日清军渐集城郊，一面进行诱降，一面等待红衣大炮运到便行攻城。十九日，多铎派降清明将李遇春到城下说降，史可法令义子史德威痛斥其“负国背恩”，遇春无耻地挑拨说：“公忠义闻于华夏，而独不见信于朝，死何益也！”史可法大怒，下令射死这个汉奸，吓得李遇春狼狈逃去。多铎又遣人持书招降，史可法说：“吾为朝廷首辅，岂肯反面事人！”命勇士追下城去，将来人扔进护城河中。多铎知道史可法深得人心，决心招降他，让他成为洪承畴第二，为清朝征服江南卖力。于是在二十日又五次遣人持书至，史可法一概不予拆封，当着来人的面投之火中。由于扬州已被占压倒优势的清军包围，外援断绝，史可法知孤城早晚必将陷落，决心城亡与亡，以身殉国。十九日史可法在城楼上写了上奏朝廷的遗表；二十一日，再次作书与母亲、岳母、夫人诀别，这是史可法的绝笔了。
到了二十二日，多铎见招降不成，开始架炮轰城。密集的炮弹将城墙上的雉堞击毁了，史可法指挥军民随毁随修复；城墙被轰缺口了，立即用盛土的草袋填补起来。敌人的炮火吓坏了刚入援不久的甘肃镇总兵李栖凤、监军副使高岐风两个软骨虫，他们竟想劫持史可法一道去投降，史可法正色斥责说：“这里就是我的死所，你们想图富贵，请自便。”这两个变节分子拥有四千余人，它几乎是一半的守城兵力，史可法当时既不可能用武力解决他们，又恐勉强留着发生内变，只得听之投敌。李、高率部投清后，守城的兵力更加单薄了。本来，多铎连日屯兵坚城之下，软硬两手都不得逞，又“野无所掠”，攻城决心曾有所动摇，恰好此时李、高率部来降，尽告以城中实况；许定国这个汉奸更是力言：“扬城无援，更待数日可破。”于是，多铎乃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一举攻下扬州。
四月二十五日，这是中国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这天一清早，清军便在多门红衣大炮的掩护下，用人海战术向扬州城发动狂涛般的猛攻。史可法一面令人持牌告谕市民：万一城破，敌人问抗拒不降之罪，有史可法一人当之，决不连累全城百姓；面祷告上苍，下令开炮狠狠还击。数百名清军在反击的炮弹下毙命了！多铎气得象头狂怒的野兽，他亲自督阵，用红衣大炮猛烈轰城，炮声隆隆如雷，硝烟遮天蔽日，城墙多处崩坍。而守城军民却前赴后继，屹立城头，寸步不退。清军架起登城器械攻城了，城上军民以飞蝗骤雨般的乱箭和擂石，将“蜂拥蚁聚”的敌人歼灭在城墙底下。清军死了一批又一批，城下的尸体越聚越高，以至最后清军竟靠踩着堆积的尸体，肉搏登城。
敌人潮水般的涌上城头了！起先，史可法曾与总兵庄子固约好：万一城破，就由庄子固将自己杀死，以免被俘。现在事到临头，庄子固却怎么也下不了手。史可法迅速拔刀自刎，刀刃刚接触颈子，便被庄子固和参将许谨夺刀抱住，衣襟上已是颈血淋漓。史可法又叫义子史德威动刀，史德威也哭着不依。数十名将校幕僚拥着史可法向小东门突围，而东门已被攻破；又折走南门，此时后面追兵已至，许谨、庄子固等都中箭牺牲，义子史德威仍死命相随，而前面又来了一支清军，史可法见事已至此，乃奋然大呼：“我就是史督师，快引我见你们主帅！”
清兵将史可法绑于多铎面前，多铎敬重史可法，相待如宾，口中直呼先生：“现在先生已经尽了做臣子的忠心，不为叛国了。如果能为我收拾江南，定当不惜以重任相委。”史可法回答：“我身为朝廷大臣，岂肯苟且偷生作万世罪人！我头可断，身不可辱，愿速死，早从先帝于地下。”多铎仍不死心，又说：“君不见洪承畴的榜样么”史可法以蔑视的口吻回答说：“承畴身受先帝厚恩，而不能死节，实属不忠之极，我怎能跟他学！”这时，杨遇蕃这个动摇分子也来给多铎帮腔了，他劝史可法暂且不死，以救百姓。史可法厉声怒斥这个胆小鬼，越说越动火。多铎见亲自诱降仍不成，恼羞成怒，马上露出了征服者的凶残嘴脸，他拔出佩刀便朝史可法砍来，史可法迎着刀锋，巍然挺立不动。多铎被这大无畏的气概镇住了，他倒退数步，连呼“好男子！”
多铎又想玩弄诱降把戏，而史可法态度愈益严厉。多铎绝望之余，狠狠地说：“你既要做忠臣，我就成全你的名节！”史可法坦然回答说：“我早就下定了城亡与亡的决心，你可以将我碎尸万段，但扬州百万生灵，既属于你，当示以宽，万不可杀戮。”说罢，他慨然就义于南城楼上，时年四十四岁。史可法与扬州全城军民的心连在一起，血流在一起，尸体也混在一起，至今扬州梅花岭下葬钓乃是他生前服用过的衣冠——这位民族英雄的“衣冠垛”。
史可法在怒斥多铎、壮烈殉国之时，全城军民正与敌人进行着浴血巷战。仅文武官员，壮烈牺牲的就达二百人以上，一时奋战而死的军民，多至无法统计。这是清军进攻南明以来所遇到的第一次顽强抵抗，它开了后来嘉定、江阴全城奋起抗清的先声。多铎将全部仇恨都倾泻到扬州百姓的身上，他下令屠城十日，在屠杀了全城数十万人民之后，才行“封刀”。
在史可法牺牲后的二十天，多铎进入南京，弘光逃走被俘，后与潞王朱常涝、所谓“北来太子”一道，斩于北京宣武门外的柴市，一场加速弘光小朝廷覆亡步伐的无聊官司，至此彻底了结。而在史可法牺牲后的一个星期，李自成为英王阿济格所率清军击败，在通山九宫山区被地主武装杀害。一连串的重大事件，标志着一个阶段的结束，历史又将展开新的一页。史可法为国家民族鞠躬尽瘁的精神与宁死不屈的气节，鼓舞和感召着江南人民的抗清斗争，“嗣三吴兵起，咸日可法尚在，竞借其声相慰奋。”而农民军将领们则与继起的南明政权联合起来，在更为广阔的地域里，进行了一场持续二十年之久的声势浩大的抗清斗争。
史可法的复书，受到清统治者的赞扬。清乾隆皇帝曾作御批：“可法遣人报书，语多不屈，”“卒再一读，惜可法之孤忠，之叹福王之慧，有如此臣而不信用，使权奸掣其肘而卒至沦亡也。”并将史公与宋代的文天祥相提并论。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即史可法就义一百三十年，乾隆帝赐其谥“公正”，并派人为史可法建祀立碑，题像赋诗，赞辞颇佳。“节秉清刚，心存于济，危颠难救，正直不回。”史可法，这位明朝的孤臣赤子，在朝时未得重用，死于清军之手，而死后却获得清朝皇帝的如此礼遇，可见其忠义之举感人之深。
史可法历经了神、光、熹、思及弘光五朝，以一介书生，受命于国家危难之秋。从政十七载，由推官逐步升为南京兵部尚书，直到南明首辅，官位至极，无不以其功德获得提升。他一生廉直恭毅、平易近人、克己奉公。在民族危亡之时，不避艰难，屡次上疏诤谏，与高弘图、姜曰广协心戮力，同辅弘光，不为高官厚禄所诱。然弘光帝不思进取，昏庸至极，奸臣当道，灾歉频繁，民心已失，士气堕落，南明政权已是风中之烛，无御敌之力。以史可法为首的忠良力量单薄，孤掌难鸣，无法挽回亡国之势。史公最终以身殉国，真可谓“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其气浩然长存于天地之间。
第十一章 故宫史料：正德九年明武宗的“罪己诏”
我到北京已有50多年，故宫不知去了多少次，故宫是我的学堂，故宫给予我的实在太多了，单是我在故宫看到的那些书画名迹，就是永远值得回味和咀嚼的，但我现在要说的是有关故宫的两桩历史事实和两件文献资料。
一、正德九年明武宗的“罪己诏”
记得是在文化大革命高潮时期，可能是1967年或1968年，我的家乡无锡前洲镇冯巷，在兴修水利，挖河，平整土地时挖出了一个明代的棺材，里边尸体未腐，衣服完好如新，但死者的脑袋是用泥塑后配上去的。可见当时是被杀头的。死者的胸前挂有一个黄布口袋，袋里装着几份文书，我的侄子冯有责拿了一份，非常完整，他寄给了我。我一看是木刻版黄纸印刷的，共两张。第一张写“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云云，第二张末尾有“京本謄黄”四个大字，年份是“正德九年正月二十八日”。我仔细一看，原来是一份明正德皇帝的“罪己诏”（见图一）。“罪己诏”这个名词早就听说过，在小说戏剧里也都写到过，但从未见过实物。我一看内容，是因为乾清宫失火被焚，因而皇帝下“罪己诏”大赦天下。这件东西与故宫有关，但查有关故宫的资料，却未查到乾清宫失火的记载。因事关故宫，我就想把这件“罪己诏”交给故宫，一位朋友给我拿去后，隔了一段时间来回我说，故宫在运动中（“文革”）乱得很，根本没有人管这事，还是还你罢。所以又给我拿了回来，但他说，这份材料纸已很烂，所以帮我托裱了一下。这当然更好了，但我拿来一看，却“托”掉了很多字，原本纸虽有点烂，但文字很全，只有个别几个字丢失，经托裱后却丢失了好多字。当时正在“文革”高潮中，有几个人还能重视这些历史资料，能帮我“托”一下已经是很难得了。何况也多亏这次托裱，所以我一直收藏到上世纪末也未曾损坏。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到第一历史档案馆开会，参加原无锡国专老校长唐文治在前清时期的全部驻外日记的捐赠仪式。在座谈时我想起了这份“罪己诏”。我说这份“罪己诏”与故宫有关，如果档案馆愿意收藏，我可捐赠给档案馆。档案馆的领导非常重视此事，不久就来郑重地拿去了，还在报刊上发了消息，说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年代最为久远、保存完好的‘罪诏’实物，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罪己诏”长134厘米，高58厘米。虽然历史记载常记载皇帝下“罪己诏”之事，但从未有实物留下来，也不知道是什么样子。这份“罪己诏”虽然是“京本謄黄”，即据京城里皇帝颁布的“罪己诏”的翻刻本，但这是遵官方的指令照原样印的，因为要颁布全国各地，只可能由地方上照京本翻刻翻印，这样才能及时传达。就是这样，可能还延缓了很长一段时间，以至于这个原本是该杀的罪人，如按“罪己诏”大赦的条例，该在赦免之列。但当“罪己诏”到时，人头早已落地了，脑袋还可能拿去示众了，所以只好用个泥塑脑袋配上。胸前再给他带上几份“罪己诏”，以便他去见阎王时好说明他原该赦免，“罪己诏”来得晚了，所以“屈”死了。
因为谁也未见过“罪己诏”是什么样子，我除了将档案馆为我拍的照片登出来外，还将“罪己诏”的文字摘录一些，以供欣赏，“罪己诏”本身，当然是研究故宫历史和明史的一份重要史料。
下面就是“罪己诏”的摘文，仍依“罪诏”的原格式录写。其中有缺损处就用代借。文曰：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恭承天命，统治万民，夙夜，恪遵祖训，惟以敬天勤民为首务，期在……顾以宴安易溺，举措有乖，未合天心，致生灾变，五行衍蜚蝗，雷霆雨雹之非时，地震天鸣之迭见，水旱相继，饥馑，民困穷，盗贼充斥，兵马之调发，骤动远近，刍粟之转输，役及妇女，疲羸饥殍，填黍，斗死亡，身膏草野，勤劳或未尽甄赏，义烈或未尽褒扬，邑井萧条，室庐焚荡，寄命，归者无所安居，加之奸吏舞文，贪官赎货，优恤之旨每下，而废格不行，蠲免，而催科如故。朕处深宫之中，念虑有所未周，见闻有所未及，以致民隐不能不得下流，官民乖隔，道路怨咨，祸变可虞。
上天示警，乃于正德九年正月十六日复有乾清宫之灾。累朝经营，一旦煨尽，望之蹙额，言之痛心。九庙震惊两宫忧切，凡我臣民，罔不疑惧，咎徵所自，实在朕躬，已齐心虔祷于天地宗庙社稷山川，跼蹐敬畏，新，复谕令群臣同加修省，极陈时政，冀以消弥祸端，仰答天谴，尤念天之视听，皆自我民，民心获安，天意乃顺。特稽旧典，用布新恩，惠此下民，固我邦本，将以延宗社万万年无疆之休。所有宽恤事宜，条列于后：
一、自正德九年正月二十八日昧爽以前，官吏军民人等有犯，除谋及叛逆，子孙谋杀祖父母、父母，妻、妾杀夫，奴婢杀主……者不赦外，其馀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罪无大小，咸赦除之。敢有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以下略去二十五条）
内外文武官员住俸戴罪者，悉皆宥免，照旧关支管事。
於戏！天惟显思，仁爱实存于谴告，民亦旁止，子惠必先于困穷，惟德政之交修，庶天人之协应。播告中外，咸使闻知。
皇帝
正德九年正月二十八日
以上就是这份“罪己诏”的大概。值得重视的是“罪诏”开头说到的社会情况，如“水旱相继，饥馑，民困穷，盗贼充斥”“刍粟之转输，役及妇女，疲羸饥殍，填黍，斗死亡，身膏草野”“邑井萧条，室庐焚荡”“奸吏舞文，贪官赎货”等，这些描写，要不是出自皇帝老子之口，定被判成诽谤叛逆之罪，现在在“罪诏”里布告天下，可见它的真实性是无疑的了。
乾清宫火焚，皇帝下“罪己诏”，在当时当然是朝野震惊的头等大事，可是我检索《明史·武宗本纪》，只检到正德九年正月“庚辰，乾清宫灾”六个字，真是轻描淡写，一带而过，下“罪己诏”之事连影子也没有。到十二月则有“十二月甲寅，建乾清宫，加天下赋一百万”。再检索《明武宗实录》卷108有“乾清宫火”条，倒值得一读，此条说：
上自即位以来，每岁张灯为乐，所费以数万计。库贮黄白蜡不足，复令所司买补之。及是，宁王、宸濠别为奇巧以献，遂令所遣人入宫悬挂，传闻皆附着柱壁，辉煌如昼。上复于宫廷中依檐设毡幕而贮火药于中，偶勿戒，遂延烧宫殿，自二鼓至明俱尽。火势炽盛时，上犹往豹房省视，回顾光焰烛天，戏谓左右曰：是好一棚大烟火也。
原来逼他下“罪己诏”，又耗费人民一百万两的一场大火灾，他当时却高兴得说“是好一棚大烟火”。
这就是在这件“罪己诏”背后的真实历史。
二、天聪七年孔有德的《乞降疏》
我在研究曹雪芹家世时，先是找到了《五庆堂辽东曹氏宗谱》，在这个《宗谱》里看到了曹雪芹上祖的籍贯是奉天辽阳，后来又找到了大量史料证实了这一点。在搜检史料的过程中，我意外地从民国二十四年印行的《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十周年纪念·文献特刊》上，看到了《天聪七年元帅孔有德、总兵耿仲明遣官乞降疏》的满文本照片，编号为“甲字第一号”。奉命投送这份《乞降疏》的是曹绍中，是《五庆堂辽东曹氏宗谱》上的人物，是曹雪芹的堂房老祖宗。我查《清太宗实录》卷十四，天聪七年癸酉条说：
孔有德、耿仲明等，自镇江遣副将曹绍宗（中）、刘承祖等，奏报起程日期。上命督修岫巗、揽盘、通远堡三城。济尔哈朗、阿济格、杜度三贝勒率兵迎之。《清太宗实录》里的这段记载，正与这份《乞降疏》相合。《乞降疏》是满文（见图二），其汉译文字是：
总提兵大元帅孔有德、总督粮饷总兵官耿仲明为直陈衷曲，以图大业事；照得朱朝至今，主幼臣奸，边事日坏，非一日矣！士兵鼓噪，触处皆然，非但本师如此也。前奉部调西援，钱粮缺乏，兼沿途闭门罢市，日不得食，夜不得宿，忍气吞声，行至吴桥。又因恶官把持，以致众兵奋激起义。遂破新城，破登州，随收服各州县。去年已有三次书札，全未见复，始知俱被黄龙在旅顺所截夺。继因援兵四集，围困半载，彼但深沟高垒，不与我交战。彼兵日多，我兵粮少，只得弃登州而驾舟师，原欲首取旅顺为根本，与汗连合一处，谁知飓风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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