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史景迁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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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重构一位中国皇帝的内心世界试读：
总序 妙笔生花
史景迁郑培 凯鄢秀一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方列强对中国虽已停止了侵略殖民，但西方一般民众对中国的认识，仍然带有殖民心态与说不清道不明的迷思，三分猎奇、三分轻蔑、三分怜悯，还有一分“非我族类”的敌意。想到中国的山河广袤、人口众多、历史悠久，心目中浮现的图景就似真似幻，好像乘坐荒野打猎的越野吉普，手持望远镜，驰骋过山林丛莽，观看熊罴虎豹、狮子大象、猿猴猩猩、斑马羚羊，倏忽群兽遍野，狼奔豕突，倏忽蒿草无垠，万籁俱寂。中国像万花筒，什么都有，什么花样组合都变得出来；中国历史像变魔术，可以把一切想象变成真实，又可以把一切真实变成幻象；中国文化传统玄之又玄，阴阳变化，万象归一，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变是不变，不变是变。不要说听的人越听越糊涂，讲的人也是越讲越糊涂，于是，中国也就“假作真时真亦假”，神龙见首不见尾了。
其实，在欧美真想了解中国历史文化，也有不少西文学术书可供阅读，从孔子到毛泽东，都有所论述，而且大体上都提供了史实正确的知识。读者对中国近代有兴趣，也可以从各类学术专著与教材，知道些翻云覆雨的历史大人物，得知鸦片战争肇启列强对中国领土资源的觊觎与蚕食，得知中国从几千年的帝制转为民国政体，得知军阀混战与日本侵略，得知国共内战与共产党的胜利。耐下心来读点思想史与社会经济史，还能知道耶稣会传教给中国带来一些科学新知、早期中西文化接触给西方启蒙运动提供滋养、清代思想统治影响学术变化、明清以来人口流动与增长的情况、美洲白银与农作物传入改变了中国经济结构。甚至会发现，原来有这么许多学术专著讨论中国近代历史事件与特定人物，探讨传统社会生产与伦理关系的解体，研究政体改变与城乡结构的变化，以及西潮如何冲击文化传统、思维逻辑与教育制度，等等。但是，对一般读者而言，学术专著太深奥，教科书又太枯燥，陌生的人名、地名、事端、争论，令人越看越纷乱，满脑都是浆糊。实在不懂为什么中华帝国会反对通商、反对自由贸易、反对门户开放，不懂为什么一向讲究礼义和平的老百姓会突然变成革命群众，不懂中国人民到底在想什么。好像愈知道许多人物与事件，却愈加糊涂，有如雾里看花。
这几十年来欧美出了一位研究中国史的奇才史景迁（Jonathan Spence），他最大的贡献就是以优美流畅的文笔，把中国近代错综复杂的人物与史事，通过严谨的历史考证，参照专家的钻研成果，以“说故事”的传统历史方法，娓娓道来，让西方读者“拨开云雾见青天”，对中国的历史经历有了“感觉”。二“史景迁”这个华文名字，是他在耶鲁大学研读历史学博士学位期间，一位中国史学前辈房兆楹给他取的，寓意明显，期望也高，学历史就要景仰司马迁，以司马迁为楷模。司马迁的《史记》，材料丰富，考辨严谨，叙事清楚，条理分明，文笔生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景迁是现代史家，不像司马迁出身“史卜巫祝”传统，有着“究天人之际”的使命，但是，他研究晚明以迄当代的中国历史，叙事的方法与文体却循着《史记》的精神，的确当得起“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赞誉。从他第一部《曹寅与康熙》（Ts,ao Yin and the K,ang-hsi Emperor:Bondservant and Master）开始，他就结合档案史料与研究曹雪芹先世的各类文史资料，写了康熙皇帝的治术，同时也勾勒了清朝天子的内心世界。这种对原始资料的扎实研究基础，让他在第三部著作《康熙》（Emperor of China:Self-Portrait of K,ang-hsi）中，得以化身康熙，以第一人称的叙事方法，发挥历史想象，充分展现康熙大帝的喜怒哀乐，让西方读者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中国皇帝。书写康熙，把一切客观历史材料转为自传文体，必须从天子的角度看天下，涉及各种各样的天下大小事，以宏观的视野，高屋建瓴，为大清帝国的长治久安着想。如此，表面是书写假托的康熙自传，实际上却必须考虑中华帝国的方方面面，从统治天下的全相角度呈现中华帝国的全貌。
史景迁第二部书《改变中国》（To Change China:Western Advisers in China,1620-1960），探讨近代西方人士如何参与及推动中国的历史变化，从早期的传教士汤若望、南怀仁，清末的戈登、赫德、丁韪良、傅兰雅，一直写到民国时期的鲍罗廷、白求恩、陈纳德、史迪威，开启了他对中西文化接触与交流的研究兴趣，撰写了后来一系列相关著作。他的兴趣，从西方人在华活动扩展到中西文化接触所引发的思维刺激与调适，探讨不同文化碰撞时相互理解与误解的困境。具体的人物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都有独特的引人入胜的故事发生，不但是西方人在明末的中华帝国会有各种奇特遭遇，中国人在18世纪初欧洲的异国遭遇更令人难以想象。史景迁就像福尔摩斯一样，利用他掌握多种欧洲语言的优势，进入中外历史材料的迷宫之中，追索隐藏在历史帷幕后面的蛛丝马迹，想象中外历史文化接触的夹缝中，远赴异乡的人物是如何生活的，而其遭遇又如何存留成历史的记忆。他混合运用中外史料，披沙拣金，追索明末利玛窦远渡重洋，由西徂东，来华传教的经历，也写了广东天主教徒胡若望流落法国的一桩公案，更整合了蒙古西征之后，西方对中国的想象与描绘。《利玛窦的记忆宫殿》（The Memory Palace of Matteo Ricci），上溯到明末耶稣会士来华传教，如何适应中国的文化环境，如何利用欧洲流行的记忆术作为敲门砖，打入热衷科举考试、重视背诵诗书的士大夫群体。《胡若望的疑问》（The Question of Hu），写一个中国天主教徒胡若望因傅圣泽神甫（Jean-François Foucquet）的提携，远赴法国，却因举止乖张，流落异乡，甚至被关进疯人院里，三年后才得以返回广东家乡。史景迁利用了梵蒂冈的教廷档案、大英图书馆档案及巴黎的国家外事档案，拼成一幅匪夷所思的雍正初年广东华人流落法兰西的故事。《大汗之国》（The Chan,s Great Continent:China in Western Minds）则综观西方人如何想象中国的历史历程，从蒙元时期的鲁伯克修士、马可波罗，一直到当代的尼克松、基辛格，不但写来华西方人所记的中国经历，也写没来过中国的文人作家如何想象中国，影响了一般民众的中国印象。对于中国读者而言，这些仔细爬梳过欧西档案与文史群籍的历史资料，经过天孙巧手缝缀成一个个动听的故事，就像一面面精美的缂丝挂毯，不但引人入胜，也开拓了我们的眼界，了解不同文化的相遇、碰撞与互动，是多么的错综复杂，时常还惊心动魄，比小说虚构还要离奇。《康熙》在1974年出版之后，引起出版界的轰动效应，深受读者欢迎，成为畅销书，甚至被白修德（Theodore H.White）誉为“经典之作：把学术提升到美的范畴”。西方史学界也开始注意史景迁书写历史的修辞策略，称赞他文体自成一格，剪裁史料别具慧心，从不大张旗鼓，宣扬新的理论架构，却在不经意处，以生动的故事叙述，展现了历史人物与事件所能带给我们的历史文化思考。他继之在1978年，写了第四部著作《王氏之死》（The Death of Woman Wang），以山东郯城的地方志、黄六鸿的《福惠全书》、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为史料基础，探讨清初小老百姓的生活环境与想象空间，从宏观的天下全相与中西文化观照，推移镜头至偏僻乡间农民与农妇的生活，把蒲松龄的文学想象穿插到梦境之中，以不同角度的现实与虚构特写，重组了17世纪山东农村的生存处境。这部书最引起史学界议论的，就是剪裁蒲松龄如梦如幻的优美文字，用以虚构妇人王氏临死之前的梦境。史景迁运用文学材料书写历史，当然不是要呈现实际发生的史实，不是妇人王氏的“信史”，却可以引发读者想象清朝初年的山东，在历史意识上触及当时历史环境的“可能情况”。
书写历史，最重要的是要依靠文献证据，假若文献未曾明确提供材料，可不可以运用书写想象去重新构筑历史场景？这就是现代历史书写最蹊跷暧昧的领域，也是后现代史学不断质疑与解构的关键。他们不但质疑史料经常不足，或是一批“断烂朝报”，缺失的比留存的材料可能要多，不足以反映历史实况，令人更加质疑所有历史材料的可靠性。像Hayden White这样的历史哲学论者，就在他的《元历史》（Metahistory）中提出，所有的史料，包括第一手材料与档案，都是具体的个人记录下来的，一牵涉到具体的人，就有主观的思想感情倾向，就不可避免有“人”的历史局限，就不可能完全科学客观，做到巨细靡遗地记录牵扯到人与事的复杂情况，而不掺入运用修辞逻辑的历史想象。他甚至进而指出，历史写作与文学写作无大差别，都是运用文字，通过想象修辞的手段，与不同倾向的书写策略，虚构出一个文本。这种推衍到极端的主观书写论，有其立论的根据与辩难的目标，很难斥为无稽，但却故意扭曲了文学创作与历史求真求实的基本意图有所不同。值得在此提出的是，史景迁的著作不能归入“后现代”的主观虚构历史书写之中，因为他写每一本书，都恪遵传统史学的规律，尽量使用存世的史料，上穷碧落下黄泉，从中国史书方志档案到西方史志档案，几乎做到“无字无来历”。他在连接史料罅隙，推理可能历史情况时，也明白告诉读者，文献材料是什么，作者解读的历史“可能”是什么，从不混淆视听。三
史景迁的史学著作，经常是雅俗共赏，兼顾学术研究与通俗阅读，一方面让专家学者思考史学探索的意义与方向，另一方面又让一般读者深入理解中国近代的历史，特别是中国人生存的时代环境与生命意义的追寻。他写的《天安门：中国人及其革命，1895—1980》（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The Chinese and Their Revolution,18951980）与《追寻现代中国》（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最能显示他史识的通达与文笔之流畅，能够不偏不倚，就事论事，却又充满了历史的同情与了解，让西方读者理解，中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地方，即使难以认同中国历史的发展，却也看到生活与奋斗其中的历史人物，都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在特定的黯淡历史环境中，奋勇追寻茫茫前途的一丝光明。《天安门：中国人及其革命，1895—1980》着眼中国近百年文化人与文学家的处境，环绕着康有为、鲁迅、丁玲、他们的师生亲友，以及所处的历史环境与文化空间，写他们的追求、挫折、困境与期盼；《追寻现代中国》则以教科书撰述通史的形式，历述明末以迄当代的政治经济变化，从晚明的繁华到清兵入关，从康乾盛世到晚清颓败，从鸦片战争到康梁变法，从五四运动到共产党执政，从“大跃进”一直述说到改革开放，同时没忘了论及曹雪芹与《红楼梦》、“五四”时期的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鲁迅等，指出文化变迁的长远影响。这两本历史著作的书写方式，都是传统史学呈现历史全相的主流写法，出版后，都在欧美图书市场成了历史畅销书，并且自1990年以来，成为西方大学中国史课程的通用教科书，影响了好几代大学生与文化人。他接着出版的《太平天国》（God,s Chinese Son: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f Hong Xiuquan）、《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Treason by the Book）等等，一直到近年的《前朝梦忆》（Return to Dragon Mountain:Memories of a Late Ming Man），每一本书问世，都能生动活泼地呈现中国的历史经验，掀起畅销热潮，使西方读者对中国近代历史变化的认识更加深入，加深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同情。
史景迁的历史著作如此畅销，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也就遭到一些传统学究型历史学家的讽刺，说他是“说故事的”史学家，不曾皓首穷经、在故纸堆中考据出前人未见的史实，而且视野过度宽广，未曾穷毕生之力，专注某一桩历史事件，成为特定历史题材的“权威专家”。也有些以社会科学方法自诩的社会经济史学者，认为史景迁著述虽多，但提不出一套理论架构，对历史研究的科学性毫无贡献，又不以社会科学“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性为依归，不曾努力把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纳入普世性社会科学，充其量只是引起西方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兴趣。这些批评其实都是皮相之论，以狭隘的学术观点、本位主义的专业立场，排斥历史学的基本人文精神与开发多元的普世关怀。
从政治大事的角度书写历史全相，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主流写法，《春秋》纪事罗列重要事迹，《史记》叙事以“本纪”为经，“列传”为纬，辅以表记志书，成为中国正史的写作通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与后来的各种“纪事本末”，虽在传统史学体例之中另列一格，其实还是全相式的政治事件书写。不仅中国史学传统如此，西方史学从古希腊开始，也是以叙述“故事”为主。希罗多德（Herodotus）的《历史》，糅合各种资料与传闻，删汰芜杂，以“说书”的叙述方式呈现。古希腊文historein，本义是“问询”，意即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说的，“罔（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太史公作《五帝本纪》，记述上古传闻资料，也面临类似的问题，自己还作了检讨：“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希罗多德之后的修昔底德（Thucydides），对记述往古的传闻颇不以为然，认为可靠的历史只有当代的记录，因此撰写当代的战争大事为《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在资料的“问询”上有亲身的经历，还可以采访许多身历其境的当事人，得以对勘论辩。虽说着史风格有所不同，更加强调资料源的可靠性，但其呈现战事发生的前因后果，仍是政治事件的全相叙述。不论是司马迁、希罗多德，还是修昔底德，叙述历史的修辞手法，都是去芜存菁，运用明畅的文字，讲一个动听的故事。到了欧洲启蒙时代，吉本（Edward Gibbon）写《罗马帝国衰亡史》，还是遵守这个写历史“说故事”的基本原则。
倒是近代的历史学家，先受到19世纪兰克学派的影响，在历史研究领域强调科学实证，以考辨史实为历史研究主要任务，长篇累牍进行考证，以显示历史研究的专业化。学术机构的建立、文史哲的专业分科、学术专业职场化、学术职业升迁的专业评核，把文化学术的理想转为薪酬饭碗的优渥，加剧了历史研究钻牛角尖的倾向，迫使严肃而有才华的历史学家随波逐流，把全副精神放在历史学科制度的规范要求上面，使得全相性叙事的历史著作遭到学院的排斥，沦为毫无史观与史识的历史教科书与通俗历史演义的领域。到了20世纪后半叶，历史研究的科学客观性遭到挑战，许多史学家又从一个极端摆荡到另一个极端，转向“观点”与“问题意识”为主导的探讨，充满了政治正确与社会意识的信念，强调阶级、种族、性别、弱势群体，从各种文化批判角度，进行“把历史颠倒的重新颠倒过来”的工作，化历史研究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场域。
总而言之，以新角度新观点来书写历史，拓展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或者指出传统历史书写的局限与歧视，固然有其价值，但全相叙述的历史书写传统，还是不该断绝的。不仅如此，历史研究虽然已经成为学术专业领域，却也不能放弃学术研究的基本人文关怀，不能排斥学术通俗化的努力，不能把一般人有兴趣的历史题材当作没有价值的老生常谈，更不能把自己文字能力的艰涩鲁钝作为学殖深厚的借口。由此看来，史景迁既能著述宏观全相的中国历史，又能在历史叙述的实践上探索新的历史研究领域，以生动的笔触揭示新的观点与问题意识，难怪可以雅俗共赏，也为中国历史研究提供了值得深思的启示。
中国史学传统要求史家具备“才、学、识”（刘知几），章学诚又加了“德”。在《文史通义》中，章学诚是这么解释的：“义理存乎识，辞章存乎才，征实存乎学”，强调的是，要有文化传统的认识与关怀，要有书写叙述的文采，要有辨伪存真的学殖。对于他自己提出的“史德”，章学诚在《文史通义》立有专章，作了详细的疏解，关键在于：“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余英时在《论戴震与章学诚》一书中指出，章学诚的史学思想承袭了中国儒家传统，太注重政治伦理，所强调的“史德”偏于传统道德的臧否，而不同于现代史学强调的客观性：“其主旨虽在说明历史学家于善恶是非之际必须力求公正，毋使一己偏私之见（人）损害历史的‘大道之公’（天）！但是这种天人之辨仍与西方近代史学界所常讨论的历史的客观性和主观性有不同处。”我们若把章学诚对“史德”的要求与余英时的评论放在一起，借来观测史景迁的历史著作，就会发现，史景迁的现代西方史学训练，使他不可能陷入儒家道德臧否性的中国传统“史德”误区。反倒是因为他身为西方学者，远离中国政治，与中国近代的政治伦理没有切身的关联，没有族群兴衰的认同，没有利益的瓜葛，不会以一己偏私之见损害历史之大公。从这一点来说，史景迁书写中国历史的实践，配合了余英时的现代史学反思，为中国史学传统的“才、学、识、德”，提供了颇饶兴味的现代诠释。四
这套丛书两位主编之一的郑培凯，与史景迁先生有师生之谊，是史先生在耶鲁大学历史系任教时正式招收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自1972年开始，他就在史先生指导之下，浸润历史学的研读与思考，并且从一个学生的角度，反复阅读老师的历史著作，以期学习历史研究与书写的诀窍。从《康熙》的写作时期开始，郑培凯就不时与老师切磋问学，还会唐突地询问老师写作进度与历史书写的策略。史先生写《王氏之死》、写《天安门：中国人及其革命，1895—1980》、写《利玛窦的记忆宫殿》、写《追寻现代中国》，从开题到完书出版，郑培凯都有幸过从，亲聆教诲，还时而效法“有事弟子服其劳”的古训，提供一些不轻易经眼的文献资料。老师对这个学生倒也施以青眼，采取自由放任态度，提供了最优渥的奖学金，有酒食则师生同馔，老师埋单付账。在耶鲁大学学习期间，郑培凯自己说，从老师学得的最大收获，就是如何平衡历史书写的客观材料与剪辑材料的主观想象，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而那个“一心”，则类乎章学诚说的“著书者之心术”。《天安门：中国人及其革命，1895—1980》一书在1981年出版之后，郑培凯立即以之作为讲授中国近代史的辅助教材，并深深佩服史景迁驾驭纷繁史料的本领。此书不但资料剪裁得当，文笔也在流畅之中流露深厚的历史同情，使得历史人物跃跃欲出。郑培凯曾自动请缨，向史景迁建议申请一笔译书经费，翻译成中文出版。他当时也大感兴趣，认为由这个亲自指导的学生译成中文，应当可以掌握他的文气与风格，忠实呈现他的史笔。然而，后来因为经费没有着落，郑培凯又教研两忙，杂事纷沓，抽不出时间进行这项工作，只好放弃了一件学术功德，让它变成“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的逸事，回想起来，不禁感到有愧师门。这本书翻译未成，倒是触动了史景迁编写一部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同时辅以一本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料选译集的想法，商之于郑培凯与李文玺（Michael Lestz）。这两位学生遵从师教，花费了五六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这项史料翻译选辑工作，出版了《寻找近代中国之史料选辑》（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A Documentary Collection,New York,Norton,1999）。
近年来，出现了不少史景迁著作的中文译本，几乎包括了他所有的专书，质量则良莠不齐，有好有坏。有鉴于此，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总编辑刘瑞琳女士想出一个方案，策划集中所有中文译本，邀请郑培凯做主编，选择优秀可靠的译本为底本，重新校订出版。郑培凯与史景迁商议此事，立即获得他的首肯。广西师大出版社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取得史景迁全部著作的中文翻译版权，也让郑培凯感到可以借此得赎前愆，完成二十年前未遂的心愿，可以亲自监督校订工作，参与翻译大计。然而兹事体大，怕自己精力有限，不能逐字逐句校读所有的篇章，无法照顾得面面俱到，便特别延请了研究翻译学的鄢秀，共同担任主编，同心协力，校阅选出的译本。
在校阅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即使是优秀的译本，也难免鲁鱼亥豕之误。若是笔误或排印的问题，便直接在校阅之中一一更正。还有一些个别的小错，是译者误读了原文，我们便效法古人校雠之意，经过彼此核对原文之后，尽量保持译文语句，稍作改译，以符合原文之意。
我们在校读的过程中，发现最难处理的，是译文如何忠实表现史景迁原书的风貌。史景迁文笔流畅，如行云流水，优美秀丽，时有隽永笔触，如画龙点睛，衬托出历史人物的特质或历史事件的关键，使读者会心，印象深刻，感到有余不尽。我们看到的各种译本，虽然有的难以摆脱欧化语法，大体上都还能忠实原作，在“信”与“达”方面，差强人意。但若说到文辞的“雅”，即使是最优秀的译本，也因为过于堆砌辞藻，而显得文句华丽繁复，叠床架屋，是与原著风格有一定差距的。由于译本出于众手，每位译者都有自己的文字表达风格，因此，我们校读不同的译本，只能改正一些排版的错误与翻译的误读，无法另起炉灶，进行全面的文体风格校订。
翻译实在是难事，连严复都说，“一名之立，旬月踯躅”，真要挑剔起来也是没有止境的。我们作为史景迁系列作品的主编，当然要向原作者、译者及读者负责，尽心尽力，精益求精，作为学术功德，完成这项计划，为中国读者提供一套最为精审的译本。我们也希望，读这套译本的中国读者，要体谅翻译的限制，能够从字里行间，感到原作的神韵，体会原作的惨淡经营，又能出以行云流水的笔调，向我们诉说中国近代历史与人物。故事原来都是我们的，听史景迁说起来，却是如此动听，如此精彩，如此引人入胜。
自序 康熙王朝
[1]本书是悠游康熙帝国世界的导览，他是公元1661年至1722年在位的中国皇帝。这趟游历之目的，乃是要揣摩康熙的内心世界：他凭恃着什么样的心理素质来治理中国？他自周遭的世界学到什么教训？他如何看待治下的子民？什么事情能令他龙心嘉悦，又是什么事情惹得他龙颜勃怒？身为满族征服者的苗裔，他如何适应于汉人的知识和政治环境，又是如何受到来京西洋传教士所夹带之西方科学与宗教思想的洗礼？
任何窥视皇帝内心世界的意图，纵然旨在揭示他的天然异禀和人性特质，也势必会被康熙的子民视为大逆不道。绍承大统之后，康熙便被载入一千八百余年来帝王之家的史册，融入中国赓续两千年不绝的正史进程。根据官方的说辞，皇帝并非寻常之人；反过来说，假若皇帝流露出寻常人的特质，这些特质也必然符合历史记载的帝王行为模式。一旦贵为皇帝，康熙便成为俗世的中心象征，天、地两界的桥梁；依据中国人的语汇，“天子”统治着“天下”。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必须耗费在仪礼上：在紫禁城内接受朝觐陛见，前往天坛祭祀，出席朝廷硕儒讲授儒家典籍的讲座，到宗庙去奉祀满族祖先。若非出外巡幸，便是幽居北京城内或附近美轮美奂的宫殿，外有高墙环抱，还有千万精锐铁卫拱护。生活上几乎每一个细节都突出他的唯我独尊及崇荣地位，彰显他的永垂不朽：唯有他能坐北朝南，群臣只能北面而望；唯独他能用朱砂，群臣仅能使用黑色墨汁；他孩提时代的汉名“玄烨”两个字应避讳，朝廷文牍凡出现“上”字均须抬头；龙袍、皇冠是他的专属服饰；臣民在他面前必须行叩头之礼；甚至他自称的“朕”这个字，也不容他人僭越使用。
诸如此类庄严肃穆的仪轨是历代皇帝所共有的。有鉴于皇帝被视为隶属天地社稷，非凡人之躯，所以有关中国皇帝的个人资料往往付之阙如。这些资料大都不见天日，湮没在历史舞台的幕后。尽管康熙充分意识到帝国传统遗续的沉重负荷，但庆幸的是，他也能够坦率又生动地表达他的个人思想，这样的特质在大帝国的统治者身上实属罕见。当然，这类流露私人思绪的只字片语，必定是零星且往往支离破碎地散见于朝廷卷帙浩繁、措辞陈腐迂回的圣谕与面谕中。然而，小心翼翼地寻索，终能清晰倾听他借由文字真实传达的态度与价值观。
就我得以重构的康熙面貌而言，本书前五章分别对应到康熙思想浑然自成的五个范畴。尽管历史学家并不常运用这些范畴来架构他们有关制度与传记的材料，但康熙官方活动的种种面向似乎很自然地被涵摄在某种私人、情感的框架之内。我深信，阐明本书的组织架构，读者最终应能从康熙自己的观点，领略他内心深处的挂碍，进而更加理解康熙这个人。
第一章的标题是“游”，旨在建构康熙驰骋大地时的意念，以及他对于治下这个国家缤纷丰饶的切身感受。在给宦官顾问行的信里，康熙不无自豪地提及，他巡幸四方各逾二千里：西临山西、陕西，北越戈壁直抵克鲁伦河，东穿辽东迄达乌拉，南巡中国鱼米之乡，行至长江下游的绍兴。诚如康熙所言：“江湖、山川、沙漠、瀚海，不毛[2]不水之地，都走过。”康熙巡游的兴味之一，在于搜罗、模拟途中见闻的奇花异草、飞禽走兽，并将之收拢在各处避暑山庄和御花园，其位置均在距北京策马可达之处：西翼的畅春园、南边的南苑、东方的汤泉，以及建于辽东南侧山陵之上、康熙最钟爱的热河行宫。
康熙有时为了射猎之趣而巡历。他尤酷爱偕同皇子、御前侍卫一道同行，足迹踏遍蒙古沙漠地带和满洲，用箭或枪射猎飞禽走兽，垂钓也是他乐在其中的消遣。他乐于把这些技艺编纂成目录，以彰显满人孕育于关外茂密山林的骁勇遗风。17世纪之初，康熙的曾祖父、祖父，正是在此地征服满族各大部落，在庄屯的基础上建立集中化的军事组织架构，或讨伐、或与比邻而居的蒙古人结盟，并赢得原居关外汉人的归附。因此当流寇李自成于1644年席卷京城、晚明皇帝崇祯自缢之时，壮盛一统的满人，以其骠悍的骑射之师部署于边关，伺机而动。乘混乱之势，满人袭击京城，追逐流寇，建立大清王朝，顺治冲龄践阼，成为满人入关的首位统治者。
对康熙而言，射猎兼具逸乐与强身之效，但也是一种整军经武的展现。康熙巡幸之时，总有千万大军随行在侧，借以调教兵勇弯弓射击、行营立帐、策马布阵。康熙统治期间，也是清朝领土扩张、烽火边关之时。康熙麾下兵勇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统一孤悬海疆的台湾岛；康熙二十四年击溃俄罗斯军队，弭平雅克萨（Albazin）城寨；康熙二十九年至三十九年间，长年清剿西疆及西北边境的准噶尔部，直至康熙六十一年康熙驾崩之时，清廷仍发兵西藏。其中，与准噶尔大汗噶尔丹之间的兵戎相见，似乎在康熙心中勾勒出狩猎与杀伐交错的景象：康熙三十五、三十六年间，康熙几度御驾亲征，仿佛猎人追捕猎物一般逼临噶尔丹。与噶尔丹交锋，或许算是康熙一生中较为畅怀的片段。噶尔丹自戕的消息，被康熙视为个人旷古未有的勋业。
第二章我用“治”这个范畴来临摹康熙的内心世界。在这个部分，我大量运用历史档案。每周以皇帝之名发布的谕令有上百则。这些朝廷的文献，只是流通于17世纪中国庞然官僚体系中众多公牍的一鳞半爪。但为求能理解本书，读者仅消认识朝廷官僚体系的梗概即可。康熙时代，中国中央官僚体系主要是由京畿（以北京为主）和省级部门所构成。京畿部门归四至六位“大学士”督导，由六部尚书与侍郎直接署理：这六部包括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都察院御史考课官僚的行为举止。皇帝也有专属的“内廷官僚”，负责掌管宫廷内务、御前侍卫、皇家田产；这个机构是由满人、奴仆与宦官所组成。
京畿大臣督导省级官员。康熙朝大部分期间，中国划分为十八个行省，各省由巡抚主政——这十八个省又分成六个单位，各设“总督”一人管辖。省之下置“府”，府下设“县”，由知县主政，全国共约一千五百位知县。当时中国的实际人口数约莫一亿五千万人，粗略估算，平均每位知县下辖十万人。知县在地方皂吏的辅佐之下，负责征课每年总值约二千七百万盎司的白银；这笔税收征集自相当于九千万英亩的农耕地。知县还负责执行法律与维护秩序，以及初步简拔受儒家典籍熏陶的年轻学子。这是中国官僚体系独步于世的特质：经府、州、县科考录取者是为“生员”；经省级“乡试”科考录取者是为“举人”；二三百名举人参加每三年一试的“会试”而及第者，是为“进士”，其中佼佼者，得以高升入帝国的儒学重镇“翰林院”，从事研究与文艺的工作。举人与进士大抵能在京城或各省官僚体系中历任要津，扶摇直上。
对康熙而言，“治”意味着对整体帝国的经济和文教结构，乃至黎民百姓的生死以及他们人格的启发与形塑，承担终极的责任。对康熙治理思想最重要的影响，无疑是“三藩之乱”这场涂炭生灵的内战，这场乱事缘起于康熙十二年，延宕八年之久。这三位藩王分别是吴三桂、尚之信、耿精忠。朝廷为了酬庸三藩王在崇祯十七年间襄助满人推翻明朝，在中国西部、南方赐封他们大片领地，他们在各自领地的经略形同独立王国。康熙十二年，在与“议政王大臣会议”一番唇枪舌剑之后，康熙决定撤藩，让吴三桂和其他两位藩王离开他们的领地寓居关外。康熙不顾群臣的极力反对，一意孤行执意削藩，结果正如群臣的示警，掀起了一场羁延多年、民不聊生的动荡，几乎葬送了康熙的王朝。
虽然乱事在康熙二十年终告平定，但康熙仍以三藩之乱为炯戒，为他的率尔定夺深感自责，并常以此事为殷鉴，申明睿智的决策是何等困难。黎民百姓在动乱期间的哀鸿遍野烙印他的心头，就如同兵勇的拖沓一样令他勃然动怒；于是在叛乱敉平后，康熙对领兵兴乱的首酋严惩治罪。不过，康熙是依大清律例之叛乱刑责裁夺定罪，而非乾纲独断。康熙对死刑案件的普遍关切，提醒我们，中国人的断案并非恣意妄为：大清律例精致细腻，为各级朝廷命官提供审判时法条解释和诉讼程序的依据。（类似的管理措施，也存在于一体化、标准化的繁杂课税机制。康熙五十一年，康熙谕令冻结“丁”税的税额，作为后代税赋的定额标准，以彰显中国国力的昌盛，并抑止朝廷挥霍无度的开支。）
第三个范畴是“思”。在这一章里，我们走出皇帝践行和常理的世界，转进他在面对史无前例的现象时难以捉摸的反应。根据康熙的认知，成功的思想有赖于心灵的开放和弹性因应。这有别于正统理学家所标榜的严守知识法度，扬弃无谓的冥思空想及对道德统整性的坚持。康熙对理学家的学说，自然大表推崇、身体力行，儒家典籍也能琅琅上口，宋朝大儒朱熹的“格物”之理信手拈来，一如他频频征引阴阳法则和《易经》之说；但康熙还称不上是学识渊博的哲学大师。相反，康熙的特质在于求知欲旺盛，始终浸淫于探索万物生成与变化之道。终其一生，他在不同的阶段对几何学、机械学、天文学、绘图学、光学、医学、音律、代数都表示过兴趣；在这些和其他学术领域，推动工程浩瀚的学术和百科全书计划。他在造访孔子故里和墓地时的表现，可见他即便在庄严肃穆的礼仪场合，也毫不掩饰对知识的渴求；在与罗马教廷特使的对话里，我们也可以发现，康熙纵然大发雷霆，也无碍于他对新知的探究。
这位罗马教廷特使多罗（Maillard de Tournon）的颉颃，令康熙左右为难。自御极以来，康熙即对耶稣会传教士赏识有加：他对耶稣会传教士在力学、医学、艺术与天文技艺的造诣推崇备至，并延聘他们到宫廷主持几项工程。耶稣会传教士的制图家勘绘中国地图，耶稣会传教士的大夫于康熙巡幸时随侍在侧，耶稣会传教士的天文学家在朝廷历局里供职。举凡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安多（Antoine Thomas）、徐日升（Thomas Pereira）等耶稣会传教士均位居要津，深受康熙宠信，这全有赖于这批耶稣会神甫博学多闻，唯康熙之命是从。但如今多罗捎来讯息，披露罗马教宗有意钦命一位深受教廷信任的专家为驻北京特使，俾以捍卫教宗的宗教权益，确保中国的“异端”毒素不至于渐次玷污在华的礼拜仪式，并严加约束在华传教士的行止。康熙的响应态度坚决，在道德和宗教领域，他必须维护中国皇帝的传统权威：他要求耶稣会传教士臣服于他，只能由他们当中他所稔知、信得过的人来监督他们。康熙告诉耶稣会传教士及其他教会的神甫，他们唯有“具结”申明他们了解、接受康熙规范的祭祖祀孔仪礼，才得以续留中国。拒绝签署保证的人将被逐出中土。同时，康熙也断然否决了教宗在北京派驻个人使节的要求。
康熙将过去视为悬而未决的问题；因此，他对于当今所谓的“口述历史”深感兴趣，执意广搜博采各方数据，编修前明历史。为了这项计划，康熙延揽了一批仍眷恋前明皇帝的异端宿儒，这些人士视满人为篡夺江山社稷的外族；为了延揽这批儒士编修明史，康熙还破格特开“博学宏词”科，充分展现了他的弹性与机敏。但是康熙的宽宏大度并未推及斐然出众的散文大家戴名世。纵然戴名世只是在为前朝著书立说时，严守随心所欲探索历史这一原则，他还是因文字狱遭康熙谕令处决。康熙的思想终究难以超脱政治的藩篱。
但政治同样无法逾越肉身的局限，第四章“寿”这个范畴，力图刻画康熙是如何意识到肉体的孱弱，并将这样的体认转化为对饮食、疾病、医学及追忆的癖好。令人诧异的是，康熙竟然公开自曝生理与心理的耗弱——显而易见，这在某种程度上起因于他意欲博得众人的同情，并在千钧一发之际争取众人对他的拥戴，但诚实也是康熙重视的美德。在康熙统治时代的中国，敬老与孝道乃是高度仪式化的行为，必须在某些特定场合透过独特的仪式、态度来彰显。或许是自幼双亲俱亡的缘故，康熙时常悖乎寻常地公开流露对祖母与儿子胤礽的情感；从残存的零星信笺里可以窥知，康熙这种挚爱之情，无论是公开或是私底下都显得表里如一。康熙对于病灶十分敏感：他知晓身体衰弱的迹象是难以遮掩的，但也深知求助医疗之道来克服身体衰弱是人之恒情（若是可行，乞灵于宗教、方术也未尝不可）。康熙时代的中国，靠着汗牛充栋的诊疗处方及详尽药典的医疗行为，是高度专业化的行业。康熙固然深知肉体之躯终难摆脱日渐羸弱的阴霾，但一如在其他自然科学的领域，这位皇帝也一时兴起、沉湎其中，满足猎奇的欲望。
康熙唯一能抗衡肉体之躯灭亡的是名留青史、垂范万代。康熙共生养五十六个皇子；其中只有一子是皇后所生，康熙对于这个皇子胤礽寄予殷切的厚望，溺恤有加。胤礽身为太子，受到悉心栽培。但集三千宠爱于一身的胤礽，终难跳脱宫廷拉帮结派的腐败生活纠缠，满人贵族的世袭阶序因而被打乱。满人军事制度是康熙的曾祖努尔哈赤在辽东一手创建的，由名为“旗”的八个军事单位构筑而成，康熙统治年间，八旗制度依然分别由大权独揽的豪族将领操控。这些将领挖空心思博取皇太子的欢心，他们的图谋遍及各级满人官员，甚至汉族封疆大吏也难以置身事外。派系政治构成了第五章“阿哥”的主要内容。
康熙借助富甲一方、权倾一时的叔父索额图之力，于康熙八年挫败了飞扬跋扈的摄政王鳌拜。三十四年后，康熙未经审判即将索额图投进死监；又五年之后，索额图的六个儿子也踵继其父后尘。京城步军统领托合齐及一干心腹等，也于康熙五十一年遭处死。康熙晚年连番激烈的争斗与苦闷不堪的谕旨，引领我们通向爱恨交织的曲折世界，他的殷殷期盼显然已大大落空；一个向来睿智、幽默的人，瞬时变得既歇斯底里，又冷酷无情。康熙曾暗示自己恐有遭暗杀之虞，还一度揣测爱子胤礽耽溺于断袖之癖，这点尤其令他生厌：他下谕处死到过胤礽宫邸的三个膳房和若干侍童，密令暗中追查牵连江南鬻童案的“第一等人”，要他的心腹侍卫作证表明永保皇家躯体的“至洁”。但诸如此类的其他事件大抵纯属含沙射影，在“阿哥”这章里，我们将超脱历史档案的记载，深入康熙绝望的内心世界。
在风格、架构方面实验良久之后，我决定透过康熙之口，以自传体的形式来剪裁前述各项素材。不过，无论是统整我所搜集到的零散资料，传达康熙的率性而为，或勾勒他在公开及私下场合凝思中自我审视的起起伏伏，采用这种自传体形态似乎是最佳的尝试（在这方面，现今有几本上乘的历史小说，特别是尤瑟纳尔[Marguerite [3]Yourcenar]撰写的《哈德良回忆录》[Memoirs of Hadrian]；在这本书中，我尽可能忠于史料记载的康熙语言，仅摘选能真实呈现康熙观点的用语、词汇、段落，而不刻意加油添醋。（在“注释”里，我将一一标明征引的出处。）由于因缘凑巧，以及皇帝本人性格使然，为后世遗留下的丰硕史料，对我这项智识重建的工作裨益良多。身为满人的康熙，青少年即学习汉文，他那简洁流畅、坦率抒发的笔触，相较于具备丰富语言学养而纵情于绮丽浮夸、好用典故之文学风格的文人（或者皇帝），显得独树一帜。康熙冲龄时即受制于顾命大臣的淫威，使得他与祖母及一班侍卫、大臣异常亲近，甚至对顾问行等少数几位宦官信赖有加。康熙习惯不拘形式地给这些人草拟信笺，1911年清朝覆亡之时，清宫里发现了数百封以汉、满文书法撰述的康熙信笺和断简残篇，本书在“附录一”附上其中十七封写给宦官顾问行的信函。透过这些信函，我们得以一睹康熙私底下口语化的风格；捕捉康熙的语言神韵，窥视康熙心绪的翻腾和纠葛。这是皇帝思绪须臾间的纾解，通常未经大学士的润饰，所以能任想法恣意骋怀。在朝代更迭循环的常态下，这些逃过一劫、因机缘巧合而遗留下来的史料，或许可能会因肃穆的“正史”编纂、校勘、付梓而销毁殆尽。但是，1920、1930年代肇建的中华民国，有批学者不畏帝王身上的历史尘埃，竭尽所能地搜罗这些断简残篇，付梓出版。
至于平日经纬国政的编年史，即所谓的“实录”，就如同清代其余诸位皇帝一般，也存在于康熙朝时代。“实录”的记载通常巨细靡遗，且高度形式化，但康熙倡议简洁扼要；同时也因为康熙在评断、讲课、抱怨、劝诫时口语化的特质使然，我们可以发现康熙王朝“实录”的篇幅有所节制。（康熙在位六十一年，依据西方人的算法，总计约有一万六千页。）终其一生，康熙共谕令刊印了他三部著作全集，纵使其中不乏可能出自御用文人之手，而非皇帝本人亲手所作的制式化文章，但这三部全集包罗了“实录”不曾收录的谕旨及迷人诗作。康熙还发展出一套“奏折”制度，是一种秘密通信的方法，官员透过奏折可以直达天听，无须辗转经过官僚体系；康熙亲笔批阅密折，盖上个人用印后再将奏折送回原来上折子的人。许多有康熙批览的奏折幸存至今，其中九册甫由台湾的故宫博物院影印出版；此外还有许多满文密折尚待校勘。这些等同朝廷日志的“起居注”，揭示了皇帝经世济民的独特观点，其中有部分也已经付梓。至于康熙的道德观及种种追忆，则由他的皇子暨皇位继承人雍正皇帝集结成册（即《庭训格言》），于雍正八年间刊刻印行。除此之外，透过康熙时代出使中国的西洋传教士，以及供职于康熙王朝的耶稣会传教士的就近观察，也可以补充上述史料。
再者，更为详尽的交叉比对数据，也可见诸康熙时代文人、官吏所撰写的零散但浩瀚的文章和年谱。有鉴于康熙时常巡游，鲜少维持寡言静默，也接触过形形色色的人物，其中有许多人都披露了个人的观感。他们往往心生伴君如伴虎的畏惧，但也有少部分人是例外的，譬如孔尚任、李光地、高士奇、张英的著述，包含中国史料中向来凤毛麟角、但在西方史学界却俯拾即是的贴身观察：亦即熟稔宫廷生活奇谭异志的男男女女所写的书信、日记、回忆录，见闻广博，甚至流于闲话家常。皇帝无远弗届的权力，编纂正史所使用的架构，以及罗织文字狱的阴霾如影随行，都使得这类实用素材在中国付之阙如。
蕴涵在这些章节编排顺序中的是一种编年脉动的概念：始自身强力壮、果敢行动、思虑缜密，乃迄于装腔作势的姿态、垂垂老矣的落寞。就此而论，本书几乎是一本自传。但从另一种角度观之，前五章无非是第六章的延伸解释，而第六章则完全迻译自康熙本人于康熙五十六年草拟的《临终谕旨》。康熙透过这份谕旨主要想表达他的内心思绪。几个月后，当有官员诹询康熙是否还另有谕旨要颁布时，康熙雷霆大怒：“朕缮写一生之事，已备十年。朕言不再之语，已尽之[4]矣。”依据我们的标准观之，这份《临终谕旨》是篇短得令人费解的小传，但康熙并无撰书帝王自传的祖宗典范，就当时的标准而言，十六页的汉文已是康熙王朝史无前例最长的谕旨了。设若这份谕旨读来似有迟滞窒碍之处，且怪异地糅合了陈辞滥调与真挚情感，这可能是因为我们缺乏对康熙的了解，而非康熙无能认清自己（这份《临终谕旨》，恰巧可和康熙宾天后所公布较为千篇一律的形式化遗诏作一对照。详见“附录二”）。因此，本书前五章也可视为康熙用自己的语言进一步阐释自己这幅晚年速写。
这种观察角度容许读者设定不同的时间结构来解读本书。本书各部分不仅横跨了康熙公布《临终谕旨》前六十三载的生命历程，也可压缩在《临终谕旨》公布前流逝的一个小时。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公元1717年12月23日，康熙草拟这份谕旨准备向群臣宣达之时，过往回忆一一浮现。这时接踵而发的事件，令他非比寻常地意识到死亡与历史定位：嫡母孝惠章皇后日薄崦嵫，他本人苦于眩晕也已有一段时日，双脚肿胀疼痛不良于行；众阿哥之间因觊觎皇位继承而蓄积已久的激烈派系斗争，又告死灰复燃。因而本书也试图阐释记忆超越时间囿限的巨大力量，尝试刻画只消顷刻间集中意念便能唤醒的难得事件。
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在《追忆逝水年华》（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一书的结尾处写道：“一小时不单只是一小时，它是满载芬芳、声律、计划和心境的花瓶。”他继续说，“我们所谓的真[5]实，是瞬剎间同时萦绕你我的感受与记忆间的某种和谐。”过往云烟徒令历史学家黯然神伤，因为他们自知永远无法填满这个花瓶；纵使他们能够，断简残篇的史料也难以捕捉住这“某种和谐”。
尽管黯然神伤，这并不意味从此就得改弦更张，我超脱语言、时间的桎梏，述说康熙的丰功伟业，进而认识康熙这个人。注释[1]康熙 中文世界并无关于康熙生平的长篇研究，西方世界也仅只三本：白晋（Joachim Bouvet）夸大不实的描述，于1699年以法文出版，本书的内容糅合了亲身经历与道听途说；希伯特（Eloise Hibbert）于1940年付梓的轻畅作品，主要取材自耶稣会的史料；克舍勒（Lawrence D.Kessler）1969年未出版的博士论文，即《康熙皇帝的养成历程，1661—1684》（The Apprenticeship of the K’ang-hsi Emperor,1661-1684），虽广搜博采中文史料，但内容仅触及康熙的青年时代。20世纪，日本出版了四本康熙的传记：西本白川的《康熙大帝》（1925），长与善郎的《大帝康熙》（1938），田川大吉郎的《圣祖康熙帝》（1944），间野潜龙的《康熙帝》（1967）。后藤末雄于1941年出版了上述白晋著作的日文全译本。这些作者都认为康熙是一位睿智、果决的君主，他融合军事韬略、科学知识及儒家美德于一身。其中有几位甚至还认为，康熙身为满族征服王朝的统治者，正是20世纪日本人入华的典范。因此，西本白川于1941年再版他的著作时论及，书中研究的异族统治者，足堪日本人借镜。而长与善郎为他那本书下了“治理中国之原则”的副标题，并在结论时表示这或许可作为日本在华的参考。田川大吉郎还关注耶稣会早期在华的势力，以及康熙蕴涵的进步与科技观；间野潜龙的论述主旨在于对比康熙与路易十四，并突显康熙本人的宽仁。直到1967年，日本学者在研究康熙朝时，才摆脱了现实政治的论述途径。上述作品除克舍勒的著作之外，并非全然倚赖原始的中国史料，而是大量取材自白晋以降的耶稣会神甫的见闻。是故，本书与上述作品在年代上自然有重叠之处，但我所引述的事件并非见诸这些传记，而是援引自我判断较为可靠的原始中国史料。迩来有两篇中文论著亦值得推荐。刘大年于1961年发表的中文论文《论康熙》，这篇文章有个详尽的、令人眼界大开的英文篇名“Emperor K’anghsi,the Great Feudal Ruler Who United China and Defended Her Against European Penetration”。在刘大年的文章里，我们已可以察觉到日后学者一窝蜂的论述主题：康熙是位剽悍的反帝国主义者。刘大年在文章里，基于中俄社经条件所能容许的运作自由度，比较康熙与彼得大帝的作为，有启发性的分析。袁良义则是在1962年发表的文章《论康熙的历史地位》，批评了刘大年的若干论点。袁良义同意康熙是位伟大的历史人物，但他认为刘大年的文章夸大了17世纪西方诸国的军事实力，简化当时代的经济实情，特别是各种宰制地主，另外，也淡漠了满汉的种族矛盾。房兆楹（Fang Chao-ying）为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pp.327-331）一书所撰写的康熙王朝条目，仍是最简洁且蕴涵学术性的引介。[2]寄总管太监顾问行的信 详见“附录一”。[3]尤瑟纳尔 Marguerite Yourcenar,Méoires d’Hadrien（Paris,Plon,1953）；英译本Memoirs of Hadrian（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Young,1954）。[4]引言出处 见《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二七六，页十六。[5]引言出处 见Marcel Proust,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XV:Le Temps retrouvé（Paris,Gallimard,1949）,p.35。
第一章 游
[1]鄂尔多斯行围，雉兔甚多地敞沙平河外天，合围雉兔日盈千。
筹边正欲劳筋骨，时控雕弧左右弦。——玄烨康熙三十四年
塞外极远处生长一种罕为人知的白雁，霜未降时始飞入内地，边关守将视之为霜降征兆。朕将之豢养于畅春园水塘侧，任其饮啄自如。
春季时分，邻近白雁处，孔雀、白鹇、鹦鹉、竹鸡，及其大如拳的小鹤，各有所宠。麋鹿、麞麂驯卧山坡，若以竹篙击之，群麂徐起立视，绝不惊跃。园内所种玉兰、腊梅岁岁盛开，牡丹国色天香，绛桃、白丁香一望参差，黄刺梅娇艳欲滴。葡萄架连绵数亩，有黑、白、[2]紫、绿诸种，皆自哈密进贡。
朕自幼即喜观稼穑，各方得来之五谷蔬菜种籽必种之，以观其收获。朕巡视南方时，将江南香稻暨菱角带来栽种，怎奈北方地寒，未[3][4]能结实，但朕亲视栽植之绿竹，培养得法，故能长大几许。人参[5]种植院中盆内，宁古塔所产满洲名“宜而哈木客”之果，今零星栽于热河，异香满院，风味颇佳，不让于闽、粤荔枝。傅尔丹将军进贡[6]青棵黍种，已植于畅春园、汤泉。
邻近京城之皇室林园丘壑间，及设于南苑、汤泉、畅春园内之围场，每每行围狩猎。野猪困于泥淖之中，架鹰牵犬合围雉兔；纵虎出闸，诱之以钝矢，鸟枪射猎，或提枪刺之。星夜下，临摹田猎，口哨、杂技、歌舞、丝竹声声不绝。烟火炫目，骑师手执红藤蔓，舞动“蓝火舞”，粲然灯笼，愈转愈小，星罗棋布，连绵如缕。火矢冲天，缤纷夺目。林园美不胜收：泉涌洁净，绿草萋萋，山峦叠翠，湖光粼粼。[7]
远迈长城，水土甚佳，令人神清气爽：离开坦道，深入不知名国[8][9]度；迤逦群山，“蓊蓊郁郁”。往极北行，视野天阔，目穷千里；郁闷胸怀，霎时骋怀自若。至若盛夏时节，树积寒露，林叶初黄，仿佛九月暮秋。沁凉黎明，须着皮袄御寒，然京城正值酷暑，朕自是不[10]愿命太监领嫔妃出宫，迎朕返京。
塞外遍植橡树、白杨树、山毛榉树林，以及野梨树、桃树、苹果树和杏树。策马漫游，俯拾可得满洲名为“乌纳拉”的甘梅，其色淡红恰似樱桃，热河所产樱桃则有红、白种，酸樱桃色味俱佳；可捡拾[11][12]初落榛实，或于山中野烧山核桃。茶置于悬吊两马间的火盆，以初融雪水烹煮。朕亲网鲢鱼、鲫鱼以供晨餐，若浸以羊脂或盐腌，[13]即可驰送京城食用。至于麞肉，可在向阳山脉处，张幄炙烤；或可取甫宰杀的雄鹿肺，亲手烹调（纵使下雨亦无妨），蘸盐、醋，大[14][15]快朵颐。在辽东，亦可享用御厨珍视的极品——熊掌。朕于骑射、哨鹿、行猎等诸事，皆幼时习自侍卫阿舒默尔根：阿舒默尔根直言禀奏，无所隐讳，朕迄今犹念其诚实忠直，未尝忘也。朕自幼至今，凡用鸟枪弓矢，共获虎一百三十五、熊二十、豹二十五、猞猁狲二十、麋鹿十四、狼九十六、野猪一百三十二，哨获之鹿凡数百。其余围场内，随意射获诸兽，不计其数矣。常人毕生射兽之数，不及朕一日所
[16]猎。辽东当地佐领那柳不胜惊异，奏曰：未见日获如此多鹿者，实乃“真神奇也”。朕曰：“从来哨鹿行围，多所杀获，何神奇之[17]有？”朕于日出前二时离开御帐猎鹿，日落后二时归返，仅晌午[18]小憩片刻。朕尝日获鹿三十六，甚与猎夫合围哨鹿一百五十四。[19]
朕持钝矢猎鹿，俾以锻炼臂膊。或乘三桨船，于浅湖处，以鸟枪射猎水鸟。或于月色中，火炬通明，追猎羊群。朕命猎夫追赶野兔至河岸处，俾朕于舟上发矢射之。朕放鹞鹰猎捕鹌鹑、野雉，或以箭射之。朕尝领二百舟船，于北吉林水域，遍寻鳣鱼，并乘骆驼所负[20]之折叠船，至山中溪涧垂钓。
自五台山返京时，朕尝于长城南方，濒大溪行，裂岸惊涛，与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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