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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雷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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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的消失和马航现象学试读：

2015年1月29日，马来西亚方面终于正式宣布一个持续了近11个月的飞行失联灾异属于事故，这个事件对于马航乘客家属来说，是一个再度精神打击。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宣布是一次国际民用航空公约（《芝加哥公约》）程序意义上的例行事务，并不是因重大信息、实物、肇事者锁定，而被物理证实的事故。在某些法律事务人士看来，它更像是为了方便家属理赔的“技术型操作”。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航370由“失联”变成“失事”，它不仅是马航乘客及家属苦主的不幸，更是一次事实意义上的“马氏9·11”，它是对中国海外崛起、海外信息安全、海外侨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大挑战，更将深刻改变亚洲区域的政治地理和信息安全的未来。

如果称马航失联／失事为“马氏9·11”，这个恐怖的主体是谁？仔细回顾马航从失联到失事的全部过程，我们看到亚洲国家在地区安全、战略协同、信息安全、政治互信、军事透明、实际治理等多方面的“不在场”和“集体缺席”，在这个针对民用航空器的失联／失事事件全过程，亚洲国家基本上不掌握核心技术，不产生真正有效的区域协同，无法建立基于突发事件的有效回应和治理。

与地震、海啸、环境污染等物理灾害往往有一个具体的灾害场域不同，马航事件更是一场软灾难（Soft Disaster）和“隐形灾难”，它产生的迫害半径和影响领域，不仅局限于飞机失联／失事区域，而且通过此次事件扩散了其综合负面影响。

美国的“9·11”，是因为宗教极端势力所发起的恐怖袭击，它开始了全球政治的一个新时代，也就是一个警察时代、监控时代、数据时代和精确治理时代。它的影响不仅在美国及其战略活跃区域，而且弥散了全球。

直到现在，中国的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各级城市，都建立了一个近似防恐和公共安全的监控网络，但是生活在其中的人知道，这个网络虽然建立，可是其中的漏洞随处可见，且相对低端。以进出火车站、地铁、飞机的安检为例，中国大部分的安检是例行公事，尤其是地铁系统，安检人员基本上负责挥手和背诵安检用语，并没有形成对危险的有效布控。

中国的信息治理似乎存在一种“箭垛式”特点，也就是说它的信息采集和使用，往往有具体的发起部门、执行部门、配合部门，同时也有特别针对的事由、区域、数据类型，而且它具有一定的时间性和惯性，总体上形成中国的信息安全治理数据是一种单一指令、单一事项、单一任务为主的线性治理模式。这种情形必然造成大量的脏数据（Muddy Data），反而增加了守望风险和回应危险的难度。在信息治理方面，马来西亚在此次事件中更是表现出相当令人惊异的延迟、错乱、低效和无能，公平来说，这种情形在亚洲国家范围内不同程度上存在。

在另一个国家层面，美国因为“9·11事件”后，任何飞机只要有5—10分钟在任何信息跟踪方面的异常，就将启动警报，而在散漫、失序的亚洲国家范围内，由于各种原因，无法形成对数据的第一时间掌握和治理，并形成亚洲区域的基本合作。

据2015年1月1日美国《纽约时报》国际版的报道，国际民用航空协会已经在考虑更改飞行器的数据输出和共享的国际规则，目的是为了更精确掌握飞机的飞行信息，但是考虑到涉及国家、产业、部门、程序的复杂，这一过程将很漫长。可以想见，亚洲地区已经有了充足理由，在某些领域开始更为严苛的信息管控、监控、测控和干预；这也将增加信息处理的巨额成本——航空专家认为如果每天把飞机的飞行数据实时传输，考虑到飞行器的数量和密度，将需要新增数十亿美元。

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马航事件不管是否能找到残骸、黑匣子，它都已经产生了实质上的“恐怖事件”效果，并将进一步在亚洲社会漫延一种“马氏9·11”情绪。

2011年10月，中国商船在湄公河航道遭到恶性劫持，船员被虐杀。该事件涉及黑帮政治、地缘政治、区域经济利益、族群政治等系列问题，但是得益于中国在澜沧江－湄公河一带的丰富治理经验和国际网络，此次事件不仅被强力侦破，而且案犯被押回中国受审。此次事件因此被英文媒体解读为中国在湄公河区域实施“门罗主义”权力。“马氏9·11”因为涉及南中国海、安达曼海、印度洋、俄罗斯、乌克兰、澳大利亚、英国、美国、印度、越南等多个地区和国家，使得中国从内陆河流政治，走向海洋政治、领空政治、数据政治、信息政治。在这些领域，亚洲所有国家都受制于一种后殖民架构，原殖民宗主国基本上锁定了核心技术、方法、数据和装备。

再回到“马氏9·11”的恐怖主体这一问题，目前它很难被证实为哪个集团所为、因何而起，虽然民间和舆情已经有基本的定论——甚至共识，但是它基本上可以判断为信息安全和政治经济一体化意义上的“亚洲之死”。亚洲因此将在未来长时间受控于无头人（Acephalous）的失序、混乱和龃龉当中，除非亚洲社会能从一个新的视角看到目前境遇的可怕，并开始着手思考一个新的亚洲未来。

美国“9·11”带来一个反恐时代，“马氏9·11”这类事故，将人民直接引入一种日常性的恐怖和不信任之中，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马氏9·11”带来的负面影响可能会更大。“马航现象学”：失联/失事背后的亚洲社会

为研究马航370失联事件，我于2015年1月1日特别选择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班机飞往吉隆坡，访问当地的媒体界、学术界和民间社会，试图从一个民间视角重新审视马航事件的深刻影响。

出乎我的意料，自己所乘坐的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乘客非常多，似乎都已经满员，乘客中有西方人面孔，也有不少马来西亚和中国乘客，大家神色如常，和中国内地“谈马色变”的飞行选择颇为不同——许多我的熟人认为我选择马航出行是无畏之举。

在这一意义上，登机的那一刻，研究就开始了。我把马航航班现实的良好服务、相较中国国内航空的更好餐饮、登机乘客神色如常毫无惧色等情形看成一种相对于“中国媒介马航呈现”的意外，也在另一个角度提醒，马航失联事件已经发生了9个多月，似乎正在被人遗忘。

坦白来说，针对马航，中国许多媒体仍然有零星而不系统的报道，所关涉多针对中国失联乘客家属悲恸和煎熬的揪心等待和创伤化生活。除此以外，中国媒体时常会报道发生在马航身上的各种负面新闻，同时传达某种对马来西亚政府处理这一事件的深度失望。

包括中国媒体在内的马航失语有着客观的原因：亚洲所有直接和间接关涉的媒体似乎都缺乏核心的信息源，同时也没有可以操作的调查路径，甚至可以说直到现在有关马航事件的核心信息都是缺失的——谁在何种情况下针对马航370做了什么？产生了何种效果？马航究竟发生了什么？它究竟在哪里？

在采访马来西亚《东方日报》执行总编陈利良时，他提到了一个重要事实，航空事件是一种特别专业的报道领域，有关航空事件处理的流程因为涉及航空业行业标准、国际政治、国家安全、信息公开程序、军事机密、国际合作等原因，它无法实现公众所要求的及时知情权。“中国媒体在马航事件发生后曾经派出特别多的记者，这些驻扎在当地的媒体记者在连续一两周没有任何实质性调查进展的情况下，立刻慌了——因为总部每天都在催稿，以至于他们四散开去寻找各种所谓专家，到各种无关地点去挖掘新闻。”陈利良提到。

在陈利良看来，马来西亚存在媒体人才的断层，新生代记者都非常年轻，没有此类重大航空灾难报道的经验，这种情形在整个亚洲的记者圈也不同程度存在。这种媒介产业格局下的媒体机器，在信息生产方面最终很难生产出有效信息，并激发同行之间的真正合作。

马航事件让亚洲和事件关涉的其他国家看到，当世界“有事”，我们通过什么可以掌握信息并依据“大数据”来进行有效地现实干预？究竟是谁在控制我们的“信息之脑”——让我们看见一些东西的同时对大量事实遮蔽不见？

任何具有信息搜索能力的人可以发现，马航事件发生的前后，国际社会有多起与信息控制和透明有关的事件，例如斯诺登事件、美国棱镜计划、某些智能手机与通信巨头被国家主体以安全为由遭到拒绝、亚信峰会信息安全、东盟峰会海上安全合作等。这些同时或相继发生的事件成为各种马航阴谋论解释的丰富土壤，但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所有流行于中国，甚至大部分亚洲区域的马航阴谋论的搜索工具和信息渠道都是使用谷歌地图、维基百科，部分军事爱好者通过公开搜索工具在线侦查（中国人不可能通过百度搜索出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换言之，从马航事件我们看到，公众往往成为最后的被蒙蔽者，只能通过“盲人摸象”的技术使用各种存在逻辑、技术、真实性缺陷的渠道了解我们身处的世界，与此同时，还被反过来要求为了抵抗这种信息混乱，更多地让渡个人的隐私权和质疑权。

就在我乘坐马航飞往吉隆坡的当日，2014年最后一天的《纽约时报》国际版正好有一篇针对亚航和马航事件的报道，该文在讨论为了航空安全和杜绝马航事件发生，应该开放航空信息（Streaming Data）。

此报道正好涉及我在马来西亚调查时，部分当地学者和媒体人在匿名情况下的观点表述：马来西亚如果真按照“公众”要求公开自己的航空监测数据，同时其他周边国家也开放自己的数据，无疑是将自己国土安全数据、军事雷达数据、信息监测、间谍卫星技术的细节全部公之于人。

马航事件发生的马六甲海峡、南中国海、印度洋等区域是军事情报和海洋地理信息系统的“热战区”，围绕寻找马航的各国军力搜索配合，事实上完成了一种因寻找马航而开展的军事演习和实际战。

我们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看到亚洲各国、东盟通过马航事件表现出来的内在不信任和核心合作框架缺失，中国正在这一区域推行海上丝绸之路概念，如果没有信息安全和信息协同的基本支持，这种海上丝绸之路缺乏存在的基础。相比较传统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的国土、海疆、治理权、管辖权等概念，主宰南中国海、马六甲海峡、印度洋、亚太的核心要素似乎是信息——由谁来控制信息的生产、传播和协同。在这个意义上，信息即治理（Message is Governance）。

我们如果把马航失联事件所代表的现象当作一种现实的信息治理情境，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一种新的政治治理思维正在成型：不管是国家行为还是组织和个人行为，我们会发现大家似乎都想还原事件真相，找到事件发生的核心时间和关键点。这也就是研究“系统”这一对象时的“还原论”（Reductionism）。

通俗来讲，还原论就是相信在一个系统中，宏观层面的特质可以也必然能推导到微观层面。好比地上有四个羚羊脚印，必然可以推断羚羊是四足动物；反过来，如果地面无迹可求，必然可以推断“羚羊挂角”，身停半空。

这种理论在马航事件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不管是官方在外表上，还是媒体和个人都试图通过局部、全部、个别、整体的逻辑推断来分析那个体现蛛丝马迹的失联细节在哪里。

我看到马航事件背后的另外一种认知阐释，也就是所谓的“整体论”（Holism），马航事件体现了亚洲以及国际社会的一种“事件交集”，而不是一个孤立事件，也就是说，和公众心焦的“马航去哪”问询相比，在大的国家和社群架构中还存在若干个不同的事件，他们根本不关心马航和马航事件，而是在一个相互缠绕的不同事件滚动过程中向前发展。

也就是说，呈现在公众和媒体的是一个马航失联事件，但是这个事件是由若干个不同类型的事件、自成一体的事件组织而成的；在这些事件中他们各有其阶序和程序，有时甚至不互相关联。

相比较“还原论”，马航事件被认为是一个“怀胎九月”的婴儿，大家想看这个婴儿长什么样，通过摸它的手脚鼻耳，判断长相；“整体论”视角下的马航事件是一个“各怀其胎”的孕育实验室——它是一个亚洲欲望和全球政治交叉孕育的“胚胎动物园”。

我认为，认知到这些，马航事件的探索才可以真正开始。导论鲲鹏断翅　马航过隙：具象不可知论与视觉的形而上学

一寸光阴从时光之流剥离出来，我们要回味这一寸光阴，但它却再造我们，使我们变成从时光之流剥离出来的人；马航370是东方物像意义身体（时空）中逃逸出来的一束光线，我们顺着这条光线可以看到一个进一步支离破碎的认知光氛——“东方之死”和“龙战于野”。——周雷征引并增改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词句

东晋丹道学学者抱朴子在《畅玄》中，描述了一个东方式的世界和认知之宙：

玄者，自然之始祖，而万殊之大宗也。眇眛乎其深也，故称微焉。绵邈乎其远也，故称妙焉。其高则冠盖乎九霄，其旷则笼罩乎八隅。光乎日月，迅乎电驰。或倏烁而景逝，或飘滭而星流，或滉漾于渊澄，或雰霏而云浮。因兆类而为有，讬潜寂而为无。沦大幽而下沈，凌辰极而上游。金石不能比其刚，湛露不能等其柔。方而不矩，圆而不规。来焉莫见，往焉莫追。乾以之高，坤以之卑，云以之行，雨以之施。胞胎元一，范铸两仪，吐纳大始，鼓冶亿类，佪旋四七，匠成草昧，辔策灵机，吹嘘四气，幽括冲默，舒阐粲尉，抑浊扬清，斟酌河渭，增之不溢，挹之不匮，与之不荣，夺之不瘁。故玄之所在，其乐不穷。玄之所去，器弊神逝。夫五声八音，清商流徵，损聪者也。鲜华艳采，彧丽炳烂，伤明者也。宴安逸豫，清醪芳醴，乱性者也。冶容媚姿，铅华素质，伐命者也。其唯玄道，可与为永。不知玄道者，虽顾眄为生杀之神器，唇吻为兴亡之关键，绮榭俯临乎云雨，藻室华绿以参差。组帐雾合，罗帱云离。西毛陈于闲房，金觞华以交驰，清弦嘈以齐唱，郑舞纷以蜲，哀箫鸣以凌霞，羽盖浮于涟漪，掇芳华于兰林之囿，弄红葩于积珠之池，登峻则望远以忘百忧，临深则俯揽以遗朝饥，入宴千门之焜熀，出朱轮之华仪。然乐极则哀集，至盈必有亏。故曲终则叹发，燕罢则心悲也。寔理势之攸召，犹影响之相归也。彼(1)假借而非真，故物往若有遗也。

本文的研究似乎与马来西亚航空（简称马航）370班机在2014年3月8日从吉隆坡飞往北京的过程中突然消失有关，但是我的讨论和分析却想以这一事件为现象的“抓手”“把柄”和“鳞爪”，看到一个更为复杂的过程、细节和对象。我会在后面的行文中提到媒介现象学的概念。我愿意先使用下一章节提到的一个重要概念：“金击子”。熟读《西游记》或看过这部名著的同名电视剧的人知道，孙悟空在有一次想偷吃人参果，到院子里一通乱打，结果发现所有的果子都入土而化，叫来土地老儿来问，对方告诉他：人参果一万年方能成熟，遇金而落，遇木而枯，遇水而化，遇火而焦，遇土而入。如果想采收人参果，必须在人参果田边缘以红丝线、黄麻线、蓝玛瑙珠串结成结界，才能够让觉醒的人参果不至于脱逃，并用金击子打，才能接住。

马航370事件发生的世界、本体、背景在本文便是一个认知和喻像意义的“人参果”，马航370本身便是击打而现形显像的金击子，正是通过“马航370”这个中介，本文试图抓住、端详和思量“不可思量之物”。

马航370作为中介、喻像、本体、现象等多重“对象”表现了如下重要认知命题：（一）亚里士多德说过，对运动的无知就是对自然的无知（To (2)be ignorant of motion is to be ignorant of nature）

对于马航370的认知，不是“飞矢不动”，而是“飞机不见”和“不知所终”。它构成的是人类本体性认知的经典幻象。有关“马航370”的讨论和总体认知，涉及事物（Matter）、主体（Subjects）、客体（Objects），边界（作为物理、时空和思维的边界），特别是人的认知边界。我们对马航现象的无解观察和分析，实际上是一种“司马光砸缸”式的设喻和认知情境：如果将失联飞机比喻成快要在大缸子里溺亡的孩子，有一种思路是跳进去，然后把孩子救出来——这也是目前解析马航现象的常规思路。我们试图从认知之海和本体物像意义的大海和天空中寻找马航370的微小具象和微弱数据痕迹；我们没有司马光的思维，把马航现象的“水缸式”认知框限找到，击破这个缸子，里面的孩子自然得救，马航自然水落“机出”。

在这一意义上，马航现象所昭示的思维领域或思维场景仍是一个典型的“托里拆利式空间”（Torricellian Space）。17世纪的意大利物理学家托里拆利用气压瓶来显示空间的存在、瓶内水银的升降、大气的压强值，托里拆利实验还具有更重要的抽象认知和现象学意义，它预示着一种带有因果关系论证的实验室知识的生成模式，同时托里拆(3)利实验也带来一种“虚拟现场注视”（Virtual Witness）行为的出现，任何人都可以通过一种虚拟的场景观察和测试，生成一个小规模的实验室，然后通过不同人物的个体化实验和经验推演，形成一种强有力的知识和现实论证模式。

在马航370现象中，我们看到许多公众、知识分子、机构、政治主体都是使用托里拆利实验室的模式来推演和论证马航370的存在、过往、疑虑、困惑和猜疑，无数人通过网络搜索工具和文献对比（基于无数个“自我或机构实验室”证实的证据堆积）来理解马航现象，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所有人严重依赖的互联网，其前身——核心原式就是通过核导弹、计算机、中央处理器、军事卫星、阿帕网（ARPARNET）所联系起来的“认知剥夺”和“无产阶级化”认知装置。

法国学者贝纳德-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提出的“无产阶级化”（Proletarianized）概念指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的认知能力由于工具和机器的使用，使得他们的个体主体被削弱，让渡于具象的机器、技术和工具。在被重重技术、机器、数据裹挟的政治治理领域，政客也逐渐被具象化（Exteriorized）——不依赖这些技术、科技和机器无法进行认知和思维决断。也是出于这个深层原因，尼克松(4)才不得不与苏联讨论削减核武器的问题。（二）时空观念和“东方地理”（Orientopology）的切割和消失

本文提到对中国东晋“学者”的话语引用，毫无疑问，这是与西方学者迥异的一类学者。东晋的抱朴子式学者也有自己的“托里拆利实验室”——丹道学丹房。他们在深山或道观中实验各种物质、能量、形态等具象和抽象。他们同时保留一种哲学化、文学化、艺术化的创制和体悟能力。他们的大量创述被归类为文学和艺术。他们在抽象的思辨过程中从老子和庄子的起点出发，御风而行，又如水银泻地；他们也在体力、机械、实物的具体操作过程中，获得可感可触可摸的物质——丹，以及丹道学的养身、出世、入世知识体系。关键之处还在于，抱朴子所理解、感知、现象化的世界是一个不可言说的玄世界和流动性宇宙，它同时具有具象化的可能。它的流动性在于“倏烁而景逝，飘滭而星流，滉漾于渊澄，雰霏而云浮”。它的具象可比性在于“金石不能比其刚，湛露不能等其柔。方而不矩，圆而不规”。抱朴子把这个宇宙物像的概括为：彼假借而非真，故物往若有遗也。

与之相比，我们在马航370现象中看到了一个西方式的地理认知：充满几何学、天文学、制图学、拓扑学、代数学等学科特征的空间体系，在这个空间体系中，有分明的亚里士多德认知特征——物有部分、地有分类，物自体有高下、壮硕、特征的分别，物与人、与地、与天、与海有具体方位、重叠、交织等关系，世界和物像本身具有对称性，因此左右、前后、上下之间往往相似，自然万象都是明晰和分立的（In Nature Each is Distinct and Separate）。综合表述，体现在媒体话语、日常话语、政治结构性话语等方面的马航现象学，其平面是欧几里德（Euclid）式的，空间是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或《物理学》）式的，时空是托勒密（Ptolemy）天体推论式的。在马航事件中，频繁出现的都是卫星信号、地理信息系统、数据痕迹和捕捉技术、航空飞行器管理、政治治理和情报互换机制、机器故障和归因的逻辑、海底数据搜索、军事巡航能力等。

马航现象学里对空间和时空的“西方辩证”，它即使存在也是牛顿式的：绝对空间的实质是与任何外部关系的彼此不相关照，它是一种不可挪移的相似性空间；相对空间是一种可移动维度，或是对绝对(5)空间的直接度量。

在本文中，我将抱朴子表述的那个“倏烁而景逝，飘滭而星流，滉漾于渊澄，雰霏而云浮”的宇宙理解为一种绝对空间和相对空间被悬置的流动和相对时空观，它似乎没有静态性、固定性和可标示性，最重要的是，它不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一如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西方描述”）。另一方面，它的流动、姿态、势力、规律、样态性又可以通过具体可感可知物像显现出来，也就是我所说的东方地理图式（Orientopology）和龙形态物像观（Dragonhood），通过具体的物像特征组合，中国人或“东方人”用龙来表现一种不可捉摸和神秘之物的凡间显像。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马航370的认知努力也至少在媒体层面出现了不同的分野，它出现了“西方记者”结构化、具象化、细节化、技术化、过程化、系统化的呈现、推演、分析、判断和预设；也出现了“东方记者”半结构化、偶发、随机、即兴、想象性、直觉性、神谕、梦呓式的叙述和表现程式。也就是说，传统的东晋抱朴子认知宇宙的模式仍然在“亚洲社会”存在的，但这并不是一种主观意识下的思维习惯固执，而是“西方”逻辑、“西方”思维、“西方”知识系统笼罩下的零星漂浮，它某种程度上是康德式的，康德相信绝对空间的存在，但是承认人对它的理解需要依靠自我中心和人类仿拟的模式来(6)理解——这也可以解释本文提到的“东西”不是萨伊德式和东方学意义的“东方”，而是一种思维的属地性特质（Ideational Ethos），“西方”概念的ethos，本来就指的是一种属地的风俗（Customs of A Place）。

我们也因此可以在马航370所代表的马航现象学看到人类以下综合认知：自我中心（Ego-centric）相对于他者中心（Allo-centric），观者中心（Viewer-centered）和景游（Object-centered），“陆海空浴缸式”马航事件圈（Orientation Bound）和司马光砸缸式边界破除（Orientation Free）。

由前者要素构成的马航观察是一种轨迹凝视式观察（Gaze Tour Perspective），使用一种固定视角和自我固定视角，视线随着一定的认知路线规律移动，也就是一种指示性视角（Deictic Perspective）(7)；而由后者构成的可能是一种相对式、假设式、虚拟式、驱动式视线移动，通过在一种组合关系中找到一个认知线路，同时通过在很多假想认知线路上反复游弋，而获得的一种内在性认知（Intrinsic Perspective）。

然后无论是哪种，马航370现象学所显示的都不是抱朴子式的流动、有限性、表现性、假象性、假借式认知观念，而是一个被实质化的经典“西方认知”。也就是这个意义上，它提示我们东方地理观已经在我们集体的“东方”身体和大脑里被切除了。

我们也应该在这种时空错乱、错置、控制的格局和情形下去理解为什么很多围绕飞行器的飞行、失踪、恐怖事件都是某种文化意义上的恐怖事件和东西颉颃。正如在马来西亚社会，许多穆斯林群体对马航与以色列和美国有关的阴谋论推断，以及美国“9·11”期间，某些将“9·11”与犹太人的复仇联系起来的推论。

与其说这些奇异事件往往在地理被控制和宰制的空间中进行，不如说这些奇异现象频繁发生的区域往往是人类时空概念交叠的混沌地带。所有发生在关键时刻的象征性灾难、事故、谜案往往是一种符号型权力显现的时刻，例如飞行器撞击象征全球化、资本化、美国化、财金化的世界贸易大楼，被资本劫持的地球和被激进组织及极端分子劫持的飞机人质，现实政治时空的多主体长期宰制和控制，与飞行恐怖事件的多主体策划、密谋和操纵，等等。

归根结底，符号型权力（Symbolic Power）是一种预制现实的权力（Constructing Reality），它除了“俗人”和“常人”社会理解的意识形态、经济、政治秩序重建，还有更重要的一面——认知秩序（Gnoseological Order）。这种认知制造过程，将影响“我们”如何看待和相信现实世界和未来世界，以及看待世界上的行为模式、行动意义和世界作为现象和意义的自身。

因此，我同意布迪厄在同主题著作中的描述，并使用他的术语(8)——对被驯服者的再驯服（Domestication of the Dominated）。同时，体现在马航370的时空观念和东方地理观的远离和切割，我试图用这个表述来概括：时愈其伤，空裂其痕（Time heals all wounds；Space wounds all healings）。我在马航370事件上看到了除肉体之外的裂痕和殇。（三）马航370现象还涉及福柯式的疯癫和权力观念

福柯提到，疯癫令人眩迷，因为它就是知识本身：任何看似荒诞的主体事实上都是某种难以认知、艰涩、玄奥的知识的具体体现。这种知识难以理解，无比强大。那些认知意义上的“愚人”在他蒙昧的意识深处甚至已经存在，只不过被深度掩盖和遮蔽。那些看起来明彻无物的晶亮水晶球，事实上就是充满了各种隐性知识的密集结晶，从(9)这些水晶球里可以看到过往、现在和未来。

马航370的荒诞、反常和诡异正是揭示了某种难以言传的深度事实和现象本相。我们看到各种有关马航370的原因追溯和挖掘，都是一种网络状展开的知识权力图谱。这也与福柯的权力论述有一定关联。权力在他眼里必须放在一种回路和循环中进行分析，而不是某种具体的压制性镣铐和锁链。它也不能被当作一种商品和财富一样被窃取。在各种知识和权力网络的个体，它们不仅可以在这些网络之间穿梭流动，它们本身就是权力得到运行的基础。它们绝非一种静态和惰性的被动主宰者，而是具有实际的话语发起和输送者。也就是说，个体是(10)权力的中介和载体，而非权力运行的压力被动承受点。

此外，在我调查和分析马航370事件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马航事件本身的被操纵性，这种操纵性并不简单地表现为各种阴谋论式的邪恶势力操纵和东南亚幕后政治的影子操纵，或是一种知识意义和权力意义的操纵。

与前面提到第二种认知和科学意义的描述相似，出现在马航现象学里的这种操纵在于某种主体试图控制一种时空（事物），但又同时拒绝去占据那个具体的空间（成为那个事物本身）。它与梅洛-庞蒂的科学控制观有相似性，他提到科学操纵事物，却又拒绝占据它们(11)（Science manipulates things but refuses to inhabit them）。

在以上情形之下，本文对马航370现象学的研究和认知反省，更像一种诗学和哲学行为，而非史学行为，也就是说不去告诉世人发生了什么，而是什么会发生，不是哪件事件确凿发生过，而是那一类事件更常发生和显现。

最后，有关马航370事件在下文的各种分析、呈现和展开，还体现了一种暗喻判断（Metaphoric Assertion）和实践后果（Performative Consequence）之间的差别，以马航事件与宗教和政治背景的阴谋劫持推论为例，马航370事件的认知表现出以下差异和分别——这些描述最初是费尔南德兹分析暗喻和操演（实践）时的举例。我们在马航现象学中，可以看到不同宗教团体和信众对对方的类似猜测和推断：A．暗喻判断B．实践后果我们的宗教信奉必须表现出对邪恶我们是宗教异教徒的行动反抗在我们的宗教训诫中，必须显示我我们是牧羊的主人们的权力我们的权力将投射到人群当中，它你是我们保护的羊群们被规训我们的行动就是风暴肇始的方式，我们是运送圣风之船我们必须飞翔我们必须学习经典以学会神的语我们是神之声音言，专注于此，达之以语言我们的领导将引领我们走出丛林，我们在丛林狩猎秘密(12)解丛林深裹之秘

我们从这种分别中看到：马航事件使得一些主体被突出，主体代词（Pronouns）显现；同时许多标识性的现象得以出现，人们开始通过现象来推断背后的潜在主体。

维吉尔在《伊尼特》中提到这样的诗句：这些灵魂已经熬过了千年一周的轮转，天帝就把他们召到忘川勒特，他们排着长队来到河边，目的是要他们在重见人间的苍穹之时把过去的一切完全忘却，(13)开始愿意重新回到肉身里去。

我们在马航370事件中看到类似的人群，他们在一个奇异、诡异、怪异的消失和迷航所表现的现象学“忘川”跟前，再度记忆、再度失忆（暗喻判断层面），以至于可以重新回到他们所以为的空间、时间、地理、社会中去（实践后果层面）。由于马航飞行器的表象和表述是一个“西方式”综合整体认知模式，它是语言认知意义的“忘川”；而在马航飞行器芜杂表象的背后，是一个在本体、现象学意义上的东方地理支离破碎和消逝蜃景，比较下这种史诗改写：这些灵魂已经熬过了千年一周的轮转天帝仍旧把他们召到忘川勒特天空有一飞行器飞过他们排着长队在河边遥望用那重见人间苍穹的晶状体端详天帝在他们的瞳孔表面画上可以检索的复杂网格过去的一切早已忘却剥离的一寸寸光阴从飞机中渗出发出龙鳞般的光彩辉映着天空的霞霓光线在通过细密网格之后碎裂　椋鸟一般群起群落从一个躯壳进入另一个身体

(1) 王明撰：《抱朴子内篇校释》，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3页。

(2) Michael Qibbons et al．，1997：The 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Sage Publications，P．347．

(3) Steven Shapin and Simon Schaffer，1985：Leviathan and the Air-pump：Hobbes，Boyle，and The Experimental Lif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60．

(4) Bernard Stiegler，2011：“Digital as bearer of another society”，Digital Transformation Review，No．1，July Issue，P．50．

(5) Stephen C．Levinson，2003：Space in Language and Cognition：Explorations in Cognitive Diversit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7．

(6) Stephen C．Levinson，2003：Space in Language and Cognition：Explorations in Cognitive Diversit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11．

(7) Stephen C．Levinson，2003：Space in Language and Cognition：Explorations in Cognitive Diversit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32．

(8) Pierre Bourdieu，edited by John B．Thompson and translated by Gino Raymond and Matthew Adamson，1992：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Polity Press，P．167．

(9) Michel Foucault，2006：Madness and Civilization，Routledge，Pp．18-19．

(10) Michel Foucault，2006：Madness and Civilization，Routledge，P．98．

(11) James，W．Fernandez，1986：Persuasions and Performances：The Play of Tropes in Culture，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P．73．

(12) James，W．Fernandez，1986：Persuasions and Performances：The Play of Tropes in Culture，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Pp．21-22．

(13) 〔法〕列维-斯特劳斯：《神话学》，周昌忠译，中国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77页。一、马航370事件：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未来媒体和数据观

2015年，有关马航370事件，继马来西亚方面宣布失事之后，2月25日，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报章接连登出另一则新闻，称马航370三次蓄意偏离航线，有意飞往南极。种种不确定性指出了新闻界所需要共同面对的一个困境：马航事件似乎是一个不可报道、难以调查之物；有关马航的新闻，虽然发生了快要一周年，真正的新闻和信息仍然十分有限。

马航事件从发生的一开始就出现了多重解释空间，也为新闻媒体行业和未来从业者呈现了一种新的报道和研究情境。第一，马航的乘客成为某种程度上的社会学“随机抽样”和“陪审团特质”群体——里面的人可以视为现实的多元和复杂社会。第二，马航因为发生在不同地理和政治治理空间，它形成一个假设性的国际治理情境。某种程度上，马航就是政治意义上的世界治理单元。第三，马航因为是飞行器，关系到军事地理、政治机密、间谍卫星、高科技等因素，它天生就是一个政治事件。飞机的飞行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基于科学计算、测算、数据整合、聚合、回溯的科学行为。它越来越远离百姓常识中可以肉眼感知的低科技、“低数据量”社会事实。也就是在这一意义上，航空专家通常有句话，飞机飞行比你独自在浴缸里洗澡还要安全（商用飞机发生致命事故的几率是1/3400000）。《外交事务》登载的文章提到，现代科技的突飞猛进，使得马航飞机失联／迷失和1937年Amelia Earhart号横渡太平洋时消失相比，(1)相当于互联网科技和前现代社会放狼烟发信号之间的差距。

马航事件可以延展的方面其实还有很多，对于传媒业更为重要的提示是，新闻行业尤其是亚洲的新闻行业因为过于依赖信源送料（喂新闻）和文人身份（偏社会科学方向的知识构成）来开展工作，它将在日后的类似事件中遭遇更大的危机——忙乎了一年，连马航新闻的“5个W”还是没有搞清楚。不管是中国大陆还是港台地区的新闻记者，或是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媒体，他们的主要知识构成是新闻传播、文学、艺术、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等学科，这个行业比较少能吸纳工程学、信息论、控制论、人工智能、认知科学、实验心理学、哲学、宗教背景的跨学科复合型人才。

因此，当新闻对象不配合报道、报道寻找不到进入的主体、新闻信息源无法找寻、新闻管治架构阻碍报道、新闻场景为一个无法抵达的现场时，整体的报道水平就明显下降，媒体界甚至形成习惯性的责任推卸，并寻找替罪羊。

第一个层面，回到此次马航370失联／失事本身。马航乘客的身份核实和调查，最初具有重要的信息价值，但是随着各种屏蔽和封锁的出现，许多有价值的乘客调查和乘客家属调查被转换成一个社会新闻报道了，而远离了马航370深度调查、数据库新闻调查的主题。媒体在这一意义上，需要有提取深刻的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知识的能力，就是在进入“科学”层面进行“黑客式”和“11罗汉式”（像电影Ocean's 11一样，多名身怀绝技的人合作，突破技术和管理封锁，拿到核心的事物和信息）调查前，能够理解在社会学意义上为什么马航式的事件会发生，为什么印度洋是一个人类飞行控制较弱、渔船稀少、几无岛屿、气象条件复杂、外太空似的区域，而当马航与印度洋发生关联，尤其是说飞机可能坠落在这片大洋海底，几乎就是说不可能找到了，况且航空专家推测黑匣子的电池在2014年4月7日就可能放完了，不可能再传递任何可探测的数据信息。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许多科幻和小说题材的故事都选择这一神秘区域编织情节，著名的《丁丁历险记》的出版商1968年出版了《714航班》的故事，与马航失联期间的阴谋论具有类似的梗概，说飞机在雅加达飞往悉尼的途中遭到劫持，人员被囚禁在爪哇岛，然后还是通过外星人才被营救出来。

这方面，作为一个媒体知识同侪群体，我们需要有历史学、人类学、政治学的思维能力去看到许多同类型的跨区域、跨族群、长时限、偶发性、戏剧性的社会复杂事件背后的体系，例如ISIS各种疯狂背后的宗教、政治、文化根源，以及它可能预示的走向；欧洲的衰落与亚洲的未来，南中国海的争端与东南亚的政治之间的关联，围绕亚洲和中国内部的矛盾展开是否存在内在逻辑，等等。

在这个意义上，围绕马航事件的各种阴谋论是通过媒体折射的公众政治学、民族学知识，他们把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的敌意、不确定性、仇恨、猜忌投射到一个新闻事件上去，如果没有更为真凭实据和深度厚重的调查，阴谋论式的马航调查是没有意义的，只有深刻解析马航事件背后的亚洲社会、东南亚政治、亚太国际政治、印度洋政治，才能从马航事件的纰漏中找到核心事实和信息。

第二个层面，围绕马航失联阶段的寻找，我们看到了国际社会在政治、军事、情报学意义上的合作和协作，但因为这是一种暗箱操作，作为普通公众和读者，我们无法判断国际协商是否真正有效。于是，我们在亚洲媒体“集体失声和失语”（相对意义上）的这一事件上，无意中依靠西方媒体同行来输送关键信息、调查方法论、思考方式和解析方式，也就是说，在政治和军事协同寻找马航370的同时，我们还应该意识到西方媒体主导、定义的马航新闻报道程式对亚洲媒体的覆盖。

这样一来，我们必须意识到这种对西方媒体的利用和倚重，本身就是政治大格局的一部分。我们即使无法像西方记者那样获得核心信源，也要从结构、层级、逻辑等角度去分析西方媒体同行的“马航话语”。我们的亚洲媒体同行这时候需要有社会语言学、政治人类学、政治哲学的思维能力，能学会像乔姆斯基那样去看到孤立的事件背后的秩序和权力角逐。

除非亚洲媒体、中国媒体开始出现自己的媒体语法、媒体架构、知识架构、技术模式，否则我们无法在日后类似的新闻情境中找到突破的路径，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信息捕捉者和知识聚合者的媒体和媒体人，逐渐蜕变为庸碌而不专业的集群：用猜测来代替思考，用庞大的媒体技术和资本，进一步扩散猜测和无知，来增加不确定性，以至于走向信息的反面。

有关马航370事件，还有一种与数据有关的讨论：媒体在呈现马航的困境和困难，虽然可以理解为一种认知框限和制度框限意义上的困境，但在表现方式上是难以生成有效的“马航数据”。例如，《外交政策》杂志以漫画的形式讽刺了美国有线新闻网的“报道无能”。在谈到不断扩大的搜索区域时，电视媒体只能不断通过采访专家和打比方的方式堆积无效数据，用来填充有效信息缺失的尴尬媒介空白，“随着搜索区域的不断扩大，现在马航370的搜索面积相当于一个美国”——电视数据可视化报道立刻出现一个马航搜索区域和美国地(2)图的对比图。

谈到大数据，必须提到维克多·迈尔·舍恩伯格的著作《大数据：(3)将改变人的生活、工作和思考的革命》。作为数据科学家，舍恩伯格从2010年开始就在媒体和学术圈进行有关大数据理论的前沿设计和讨论，在他看来大数据最为革命性的变革是放弃对因果关系的渴求，而是转向关联性研究，即关注是什么，而不需要问为什么。但是，似乎从一开始，本书作者对于大数据“黑暗一面”的揭示没有得到充分关注。例如大数据基本上认定人某种意义上是社交信息互动意义上的整体，如果要理解一个人，就围绕着他的所有信息／数据互动，包括他周围人的信息互动，这些都是关键信息。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将人捆绑在一个数据捕捉系统中，人成为一个信息吞吐者，并随时可能将自己的个人信息让渡给其他人使用，并进行二度分析，也就是说它更便利无所不在的监控，社会因此成为层层累积的蛛网结构，每个“蜘蛛人”都在编造一个意义数据之网，同时进行数据捕猎，并随时成为猎物。

米契科·卡库塔尼在《纽约时报》对舍恩伯格的这部书进行了长(4)篇书评，他提到舍恩伯格所说的大数据可能造成严重的潜在问题，例如美国的情报部门就通过棱镜大数据计划，系统性、不加选择地监控海量电子邮件、音视频聊天、图片、文档、在线登录和互动数据，从微软、雅虎、谷歌、脸书、苹果等大型公司的数据后台提取信息。大数据的兴起同时也带来巨大商机，它为许多知名公司提供了了解市场、消费者、竞争对手的全新方式，并在预防犯罪领域形成了抓“未犯”（预测型执法，Predictive Policing）的能力——对于可能发生但未发生的人群进行监控、打击和干预。

卡库塔尼提到，大数据带来认知世界的前所未有的新角度和方法，但是也带来数据独裁（Data Dictatorship）的可能，我们可能像神话里的伊卡洛斯，使用了错误的技术，用蜡缝合了翅膀飞翔在天空，(5)但最终因蜡过于靠近太阳而融化葬身大海。

本文关心的不仅是大数据带来的伦理、道德、正义的问题，更试图从认知本身角度去分析数据（尤其是大数据）是否可以真正带来一种比“小数据”时代更高级的认知，这必然涉及数据与思维，特别是与我们大脑认知的关系。在认知人类学领域，有一个经典理论，即所谓的联结论，它把大脑思维理解为一种句式线性模式（Sentential Linear Model），有时称之为句法逻辑模式（Sentence-logic Model），也许正是这种语言特征，我们可以发现基于电脑和互联网数据科学的早期设计，将各种复杂的数据算法称之为“语言”，并在很大程度上使用电脑的数据生成和解析模式来模仿人的思维过程，尤其是人工智(6)能领域。在这方面，莫瑞斯·布洛克在《吾思鱼所思》一书中有详尽描述。

布洛克提到，大众模式（Folk Model）在西方哲学领域相当普及，认为思维是逻辑-句法式的和类语言的（Language-like）。我们将思维想象成一种静音的独白，其构成的基础是字词、定义，其思维过程是通过逻辑推理来联结不同的假设，依照单一的线性程序。与之对比，近期认知科学的发现越发确定思维并非“类语言”的，它并不将假设通过一定顺序联系起来，一如语言呈现推理的过程。事实上，它依靠的是一组捆扎起来的意义网络，其组成方式并非线性而是多束的（Multi-stranded），当被使用时，在日常的活动中，它可以被迅速和(7)高效地获取。但是，布洛克在新近的研究中也强调，思维以及它对应的认知世界还有另一面，那就是非句法和非逻辑（Non-sentential and Non-logical）的一面，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人类学家才使用田野调查和参与观察的方法，来获得大量通过语言和逻辑所无法传递的知识和真相。

他提到，人面临的世界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混沌、不规则、不停变幻的，人为了适应这种世界需要很快进行调节和调适，就像是通过交易（Transaction）的方式，和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不停握手，完成一个交易，然后立刻进入到下一个程序和任务。这个世界从这个角度看起来像个巨大的股票市场，人是里面的股民。这个特征被布洛克称为“交易型流动”（Transactional Fluidity）。与此同时，世界还有另一面，它似乎有一些相对恒定的因素始终不变，例如人们很容易将自己理解成生活在几千前的祖先后裔，他／她似乎可以不通过亲眼看见、亲身互动、亲自“交易”，就获得一种恒定的感受，这相对之前(8)的流动属于“超验型恒定”（Transcendental Fixity）。

联系到大数据，我们可以发现大数据的原理、方式、方法更多地在契合思维语言和句法模式，以及交易型流动这一事实。正是出于这种原因，大数据也许不再提“为什么”而是“是什么”的问题，但是它们获得数据和解析数据的方式都是将这些数据当作一种可以整理成话语和叙述的词汇、标点、句法、句式，并通过一定的语法规则和语词算法来建构起来。它们同时特别关注微小层面的动态型数据，并捕捉这种数据的轨迹、图谱、图景和范式。

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在《大数据时代，什么是数据分析做不了的》一文中也提到，数据不懂社交，大脑在数学方面很差劲，但是大脑懂得社会认知；数据不懂背景，人类的决策不是离散事件，而是镶嵌在时间序列和背景当中；数据会制造出更大的“干草垛”，重大发现的数量被数据扩张带来的噪音所淹没；大数据偏爱潮流，忽(9)视杰作；大数据掩盖了价值观念。

在海量数据里寻找微小信息，中文称“大海捞针”，英文说“在干草垛中找针”。美国情报局人员在解释棱镜门时提到，如果要在干(10)草垛中找针，必须要有干草垛；就像说要在大海里捞针，先得构建一个数据之海。

从这一点可以发现，大数据的“语言思维模式”，使得它似乎很难理解这个世界非语言、非句法的层面，同时也无法理解“超验型恒定”的一面。同时，因为大数据的语言模式之谶，它必须先寻找到合适的语言型认知框或认知范型，才能寻找到相匹配的数据，而在面对一个非语言物象和认知事项时，只能生成一个合适的语言关键词和认知模块来捕捉数据，它必然导致“数”而不见，进退失“据”。

更为关键的是，这种将数据当作一种思维、认知世界和建构世界的工具，用作“改变生活、工作、思考的革命”还整体上将视觉让渡给工具和系统，并将一部分的认知和思维“外包”，交由技术来代理，形成了反智识、反思维的“代理能动性”（Surrogate Agency）和数据依赖型僵尸。

日常的观察可以发现，大量生产数据的使用者因为依赖电子生成和智能型终端，完全依靠电子导航、谷歌百度搜索来替代认知和思维，并在日常的社交媒体过度使用中，使自己成为一种“内嵌”数据生产元器件和人肉电池；同时大数据时代“原住民”还通过数据来记忆以及来证明彼此的存在性。市场上几乎所有的社交型媒介产品、在线商务和大数据商业都使用的是自然界的诱饵方式，先通过“免费服务”获得大量用户，再通过大量用户互动来吸附资源，这可以称为“数据绦虫”模式。

需要强调的是，思维的这种语言性以及把世界当作一种语言构筑的世界之想法，在认知科学领域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例如爱德华·萨皮尔曾说，人类不仅单独生活在物质世界中，也不单独生活在常人理解的社会互动中，在人类的世界，语言成为社会表达的基本中介，现实世界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状态下通过人群的语言习惯而建成的(11)。在大数据世界，因为上述的语言环境和“幻景”，如果数据依靠的只是某些单一语言，它势必过滤掉大量非对象语言的庞大信息，同时因为语言建构世界的认知模式，它容易在数据提取和分析中弱化世界非语言维度的一面，形成一种基于语言的认知沟。

同时本杰明·沃尔夫强调的习惯性思维（Habitual Thought）和思维世界似乎没有被大数据风潮关注，也就是说除了关注语言性现象和数据，关键是要将整个基于语言的想象性空间（Imaginary Space）和语言意义衍生维度都考虑在内。这包括语言与文化之间的互动，许多现象它不直接是语言，是通过语言的影响而建构起来的。人的思维世界（Thought World）有两个结构：一个是微观的基于物像和物体的认知世界，它只对各种现实、可感、可摸、可闻（眼、耳、口、鼻、舌、身）的躯体（Bodies）和准躯体（Quasi-bodies）有感知力；另外一个是衍生性的世界，更趋于无形、无象，所谓的物质（Substances）和事物（Matter）。某种程度上，人是通过这个“体内”的可感的微观世界（Microcosm）来测量、理解和揆度那个抽象(12)的宏观世界的（Macrocosm）。

应该说，大数据比较擅长捕捉那个可感、可知、具象、直观语言式的微观世界，而无法理解甚至系统屏蔽（或放弃）那个宏观、抽象、衍生性、非直观语言的世界。这造成了一个客观效果，大数据因为只擅长通过无数细碎的微小数据捕捉和解析（该领域的学者多以此为荣）来提出一个概括和归纳性的数据型认知，它因此更容易对移动性和动态性（Kinesthesia）的事物和现象产生兴趣和认知体验，这使得它在喻像层面像一只青蛙——因为青蛙只能看见移动的物体。大数据捕捉甚至不能对通过间接语言现象产生充分的感知力，例如前述的想象性空间和暗喻性图像，因此它过于受制于世界的“交易型流动”。对于那个相对静态、深层、宏大、结构性的低烈度、高强度、弱动态世界，“大数据”对于它们来说是个完全的“盲人”。

在马航370事件的信息和数据捕捉、获取和分析上，马来西亚的军方雷达最初没有注意到马航370偏离航线朝西飞行，泰国的军方雷达监测到了，但是没有报告，因为没有人向他们提出询问，其他国家出于种种原因也没有监测和汇报这个反常飞行，而在事后尽管有大量信息指向马航的航线指向西面，大量国家层面的搜救仍然聚集在泰国湾。它揭示了数据“动察”的另外一种悖论——前面提到了现有的数据思维注重捕捉动态、烈度、强度、反常的数据，对静态、深层、宏大、结构性、低烈度、弱动态世界感知能力不足。此外现实的东南亚政治学、军事学、地理学、传播学、信息科学、运筹学、航空管控大数据，似乎还存在一种制度型和意识形态式认知主体。这个虚拟型和抽象的主体经常凌驾于肉体和具体意义上的认知主体之上，使得生于其中的人、机构、组织无法获得真正的信息、数据和知识，并在这一区域的不同的国家之间形成了相对封闭、隔离、排斥、排他的信息和数据生成模式和传播机制，以至于东南亚国家单一来看是科技武装起来的大数据“千里眼”，集成来看却是一个视而不见、熟视无睹、有眼无珠的“盲人”。

我在接下来的章节将讨论很多对马航现象背后的反思，但最为重要的提示是，在技术、科技、知识、信息不断革新和海量涌动的时代，人类对于数据、信息、知识的洞察和理解能力并不一定与时俱进，相反受制于制度、体系、系统、官僚组织、社会文化障碍。我们在马航事件中看到一个竞争白热化，科技、经济、技术、文化、军事你争我赶的竞争性东南亚社会和高戒备社会，但是却反讽式地同时看到组织、制度、个人被系统蒙蔽、错误诱导、低效回应、漏洞百出的东南亚社会。

我们不仅要在东南亚社会背景中去反思马航现象，同时还要在更大的知识型构和范式中看到数据、信息、知识、权力运行的内在悖论和乏力感，由此看到一个马航所折射的现象学，并基于此去反思更高层面的修复、改良和振作。

需要强调，本文所讨论的大数据，并不是简单意义的大数据正能量和负能量的分析和规避，而是从认知的角度重新理解数据所造成的“数据光线”“数据语言思维”和“数据型视觉”。在这个意义上，大数据最为有害之处，或许还不止于学界和其他思想界所讨论的监控型社会和数据独裁，更关键是对人认知能力因为过度代偿、介入、控制而产生的不良后果。

在约20年以前，至少在媒体圈就讨论“读图时代”的来临，并担忧这种趋势背后一代人认知能力的低幼化和弱智化。现在的大数据时代和数据可视化似乎在强化这些问题：作为整体意义上的大数据使用者、参与者、提供者、分析者，因为大数据本身的一定技术性、系统性和复杂性，大多数个体无法自我设计、生成、执行、分析一个大数据认知，而是需要通过定制、委托、代理的方式，将重要的认知任务外包给一个他者（技术意义上和认知意义上）。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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