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西夏(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方春霞

出版社：宁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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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封西夏试读：

前言

它，鹰一样崛起，又鹰一样消失。

一个王朝在中国的中世纪，与北宋（960～1127年）、辽（916～1125年）、南宋（1127～1279年）、金（1115～1234年）鼎立长达近两个世纪。倘若从“虽未称国而王其土”的拓跋思恭建立的夏州政权算起（始于881年），这个王朝的历史比前后出现的宋、辽、金更为长久。其鼎盛时期，疆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即据有今宁夏全部，甘肃大部，陕西北部，青海、内蒙古部分地区。在近两个世纪的王朝历史中，它雄霸一方，创造了足以让世界震惊的民族文化。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王朝，在以史文明的中国历史中，所有史书却没有为它立传著述，那一页空白，仿佛一团云影打雷闪电轰轰烈烈地横过天空，之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一个王朝消失得如此彻底，这不仅仅在中国历史上，就是在世界历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

它就是西夏。

在700多年以后的今日，我们走近西夏，除了废墟，还是废墟。而最大的一片废墟便是坐落在贺兰山脚下的西夏王陵！

贺兰山，位于银川市向西30公里处，是宁夏平原一道美丽的屏风，更是宁夏平原一道坚固的屏障。它海拔3556米，绵延200余公里，宽15～60公里，东西走向，东为宁夏，西为内蒙古。其主峰叫做敖包圪达，泛着青青雪光，披着苍松翠柏。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抬眼望，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为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绍兴四年（1134年）秋，岳飞第一次北伐大获全胜。八月下旬，宋廷擢升岳飞为清远军节度使。当旌节发到鄂州（今武昌）时，全军将士欢欣鼓舞。一天，雨歇云散，江山明丽，岳飞凭栏远眺，感慨万千，吟咏了这首词。陈廷棹云此词：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凛凛有生气焉。“莫等闲”二语，当为千古箴铭。

正是这首千古绝唱，让这座山成了当时军人的梦想与荣誉。

西夏，正是凭借着贺兰山这道天障强盛起来的，成为当时大宋王朝的心腹大患。

是啊，“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曾是大宋王朝多少英雄豪杰梦寐以求的理想，因为贺兰山就是边关，对贺兰山的征服，就象征着荣誉与功勋。

然而，最终“踏破贺兰山缺”的不是大宋王朝，却是蒙古大军的铁骑。

西夏亡了，历史下了这样的定论：“夏地安定，遂称宁夏。”

鹰起大野

鹰一样崛起

又鹰一样消失胡笳啸鸣汉旗翻，漠野长空闻羌管。百度左右羡气象，数载春秋朝帝颜。铸犁为戟画天下，牧骑成驹做王辇。旌卷黄河生风云，马跃祁连乱中原。——方春霞党项人在歌唱着，他们是否有自己的歌谣。在夜幕降临，世界归于安静的时候，与雅利安人那样围着一团火，诉说着他们的宏图大志……

铸剑为旗

青海湖以南，黄河、大通河以及湟水源头附近的山地、丘陵、草原地带，都是羌人生活的理想天地。美丽的草原我的家。这是他们世代传唱的歌谣。他们穿着毛皮制作的衣服，骑着马，扬鞭在吐蕃东北部。他们生活的这一边缘地带，人们习惯上称作安都。安都也就成了人们研究羌人的一块根据地。

最早的汉文文献中，党项人被称作“党项羌”，而且他们是汉代西羌的后裔。

西羌的后裔们来到青海湖畔，与吐蕃民族混杂居住，共同沐浴着青海湖畔湿润的空气，谁曾知道若干年以后，一个百年风云的大夏国就由他们主持。谁又曾知道操着党项语的人，在吸收汉文化以后，给中国的西夏历史留下神秘的篇章。

西羌的后裔们管自己叫“弭药”或“缅药”。在7世纪唐史的记载中，吐蕃叫他们也是弭药，而最早在鄂尔浑突厥鲁尼文碑铭中出现的“党项”一词，史学家们说它必定源于某种阿尔泰语系，也可能是于阗语，也可能出自粟特语。他们称谓的来源，就跟他们的王国一样神秘。他们属于哪一种族，哪一个地理属性，这些都是谜。也许就从起初的这些谜开始，使位于北方的西夏王国遮上一层面纱。在公元4世纪到7世纪期间，青海湖地区，一直在鲜卑政权的统治下，这个政权由一个人命名，这个政权的缔造者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吐谷浑。在这一时期，党项人依然是吐谷浑的臣民，他们依然有着自己的草原和河流，过着牧马歌谣般的游牧生活。那些漂亮的姑娘，则成了当地上层人物的配偶，一直贺兰口西夏文题记及类人首到隋代，党项人作为吐谷浑属部的遗种，出现在历史的扉页上。

没有人去深究他们当时处于哪一种心态，而在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党项人的出现将历史推到了复杂的7世纪。那是因为突厥第一汗国的崩溃和唐朝的兴起。那时，是6世纪末。在这之前，唐朝军队早已击溃了突厥人，颠覆了吐谷浑。这一阶段，党项人在各种势力的包围下，逃离故土，踏上艰辛的旅途。

史学家说：游牧民族的每个部落就是一个大群体，也是一座文化塑造的学校。牧民在这个文化氛围中显露自己的身手，一旦离开群体，脱离了这个氛围，那就是另外一个样子。游牧民族也可以随着群体文化的游云，到哪里，就在哪里形成一种强大的声势。因为他们身强体壮，因为他们骑着马，来如风，去如电。因为他们武艺高强，擅长于操作弓箭刀枪。党项人的发展，在没受到唐朝军队的威胁之前，一直受到周边地区文化的影响。最有影响力的则是印度、汉、蒙古三种文化，或许在他们还没感受到文化的深刻意义时，便离开了故土。

在6世纪时，党项民族由“互不相统”的部落或“姓”组成松散的联合体，或许，因一次军事事件，就使他们紧紧地拧成一股绳。一个富有个性的民族是不愿接受“三年一聚会”、“杀牛羊以祭天”的习俗，同时也不愿接受“好为窃盗，常相凌劫”的生活。

这次民族迁移的过程中，生活在唐朝西北草原的民族选择了东方。其实早在隋文帝时，就有大批的党项部落在拓跋鲜卑的率领下归顺朝廷。在中国北方和内陆地区，拓跋这个高贵的民族中，党项族是最有名的部族。他们自称源于西夏王陵后魏统治的后裔。正如中国的南北朝，在300年风云变幻的时空中，游牧民族在统治上都保持主导地位。

党项人在准备着，他们的心目中是否和汉人一样崇拜着一个图腾，也像印第安人那样做着一个理想王国的梦。

党项人在歌唱着，他们是否有自己的歌谣。在夜幕降临，世界归于安静的时候，与雅利安人那样围着一团火，诉说着他们的宏图大志。

党项人在努力着，他们把学到的本领一次次巩固，驰骋在广阔的草原上，聚集于山谷，如波斯对希腊的进攻、汉尼巴对罗马的进攻以及斯巴达的起义那样酝酿着他们的野性。

党项人是否是一匹自由奔腾的野马，横冲直撞，它可以闯进浪漫的园地，闯进云霄。他们是否一直保持着征服者的姿态，以这种声威和气魄，铸造着他们高举向天空的利剑。

到底是什么激奋了他们的斗志，他们又要把利剑插向何处？这一群在西部大野上盘旋的雄鹰，随着大唐的长明灯即将熄灭时，展开了飞翔的翅膀……

鹰起大野

大唐是一个不可战胜的主体，大唐一出现就在世界上站立了一个巨人。这是党项人不能不正视的一个现实，大唐军队在公元628年收复鄂尔多斯的时候，党项民族正在与吐谷浑结为联盟，挣脱了吐蕃的束缚。他们把深藏不露的脚步一同迈向了唐朝，那时正是唐太宗李世民登上皇位改变乾坤之时。

唐朝前期，东、西突厥和高丽等边疆少数民族都成了大唐的子民，大唐对抚慰和监督少数民族一刻也没有放松过。太宗和高宗年间，大唐疆域东至今天的库页岛，西至阿姆河流域，南至唐林州，北至今贝加尔湖地区，成为世界上疆域最辽阔的统一帝国，唐朝初年的统治者仿效的是汉代西域都护府的建制。党项民族面临强国，正如一群智慧的大鹰，第一只大鹰的名字叫拓跋赤辞，他通过联姻与吐谷浑结成联盟。他拒绝了唐朝的招诱，或许是这位不凡的首领看到了大唐对边疆的重视，而他就是一只天高皇帝远的大鹰，可自由飞翔在北方的草原上。或许因为他看到了当前的局势，正如鹰的飞翔要逃过猎人的捕获，因此他采取了貌合神离的措施。公元635年吐谷浑被唐朝大将李靖挫败，吐谷浑国中大乱，拓跋赤辞感到孤单，才勉强归附了大唐。大唐的皇帝任命他为西戎州都督，大唐皇室的李姓也赐给了他。

大唐帝国对草原上的鹰不断地抚慰，其他党项首领也走进了大唐自设的都督府，担当了都督和刺史。于是生息在青海湖以东，黄河源头附近的大约34万党项人，暂时融入了大唐的园圃。

事隔3年，也就在公元638年，吐蕃以大唐拒绝请婚，开始了对吐谷浑的攻击。吐蕃民族向东北方扩张对党项和许多马背上的羌人形成压力，这个富有戏剧色彩的吐蕃王国，在九月，以失败而谢罪，重新请婚，大唐允许了。

在众多猎人拉开弓箭的时候，党项的雄鹰们收起了飞翔的翅膀，留下来的党项人与其他民族相互融合，还有一部分在拓跋氏的率领下，乞求唐朝允许他们放弃河曲地区那片花香鸟语、水草丰美的故土，内迁唐朝。他们知道，只有依靠唐朝这座大山，才能孕育自己的翅膀，他们想着一个永恒的命题谁也不知道。后来，庆州这块地方就成了他们磨砺刀枪的阵地，重新组成几个特别设置的州，也成了他们的起飞点。

一直到公元692年，几十年中，西突厥灭吐火罗；李世民亲自攻打高句丽，大将李世绩到高句丽境内，无功而还；武则天自立为帝；西突厥被东突厥所侵等等，都在大唐的天空中轰轰烈烈地进行着。党项人似乎在卧薪尝胆，在公元692年第二次向边疆迁移。据史料记载，戴辔小石马这次被重新安置的党项人有29万多。

大唐的长明灯随着安史之乱而暗淡起来。

当安禄山让大唐头疼，吐蕃重击大唐边陲的时候，部分党项人乘机掠夺边疆地区的汉族居民点，在宝鸡、同官、华原都等地上空充满了他们的喊杀声。

公元763年，吐蕃入长安，郭子义率领的万马铁骑到达长安，吐蕃兵远逃而去。公元764年到765年，吐蕃人大犯唐朝，灵州和夏州的党项部落采取了与吐蕃合作的态度。与强大的吐蕃来比，一同游弋在边陲的党项人是识时务的，这是他们的基本生活方式。

虽然大唐在微弱时重建自己的权威，而吐蕃依然是他们的心头之患，党项人和吐蕃人相互串通，使大唐雪上加霜。吐蕃与党项的关系并不是想象的那么亲密，因为事隔不久，党项的牛马羊成了吐蕃人掠夺的目标。公元786年，夏州又陷入吐蕃之手。

少数民族与大唐之间的恩怨使党项部落的财富不断增大。大唐一边对付吐蕃的势力，一边计划着怎样削弱边陲地区新崛起的党项人。大唐马匹的供给来自边境的草原地带，经营家畜和供应马匹由党项人控制，这样，唐朝又多了一大强敌，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党项人才真正地载入了史册。

这一群在西部大野上盘旋的雄鹰，随着大唐的长明灯即将熄灭时，展开了飞翔的翅膀……千百年来，马背上的民族生生灭灭，从一种形式转化成另一种形式，从一面旗帜变成另一面旗帜……

马背上的舞蹈

游牧民族驰骋在欧亚大陆，拥有自己的军事、经济，也拥有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长期的游牧生活给造就了这些诞生于马背上的民族崇尚自由、向往浪漫的生活基调，在这个世界上，他们的自由是无栅栏的。后来，宗教进入他们的思想领域，以及私有制的产生、生存的欲望使他们的自由变成复仇，生存的规则给他们的答案是，无论规章制度、伦理道德，无论敌人还是自然灾害，都挡不住如潮水般的争斗。

千百年来，马背上的民族生生灭灭，从一种形式转化成另一种形式，从一面旗帜变成另一面旗帜，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或许很快就消失了，或许他们走的路很长，不管短暂与漫长，他们都给世界留下了许多故事。

历史上把马背上的民族称为蛮族，蛮族成了大一统国家边境的隐患。多少年来一直是帝王们伤脑筋的问题。罗马的防线，中国的长城，都没能阻挡得了他们。部族使古希腊丧失了平静的生活，匈奴族使中国汉代备受侵扰，吐蕃族横穿在大唐领域，而党项族又将是一支强大的势力。

在鄂尔多斯草原上，马背上的英雄施展本领，大唐感到岌岌可危，于是将他们重新安置。

党项族的首领拓跋朝光据说是拓跋赤辞的直系后裔，由于他对大唐忠诚，协助大唐完成了党项部落的安置。公元7世纪后半期，党项人的行政中心由庆州转向北方的银州，也由此开始了他们不同寻常的事业。

大唐朝廷需要马匹，使党项民族的地位日益提高，大唐通往灵州的交通面临着被党项人阻隔的危险。

公元8世纪中期，居住在夏州西南、延安以北、横山附近山间谷地的党项部落，被称为南山党项，南山党项在这时第一次出现在史书上，与南山党项势不两立的是平夏党项。南山党项受南面大唐、北面平夏党项势力的围困，为自己的统治权倾注着心血。他们之间的争斗，今天人们都能理解，现实让他们捍卫政权。

回鹘商人和使节往往从阴山向南渡过黄河，经过鄂尔多斯到达夏州，一直到达长安。回鹘人选择这条路给党项人构成了威胁。公元840年以后，边疆马匹贸易道路转向西，必经之路在灵州。如此一来，河西贸易控制权的问题，让党项和回鹘成了死对头，居住灵州的党项迫使大唐使节掠夺回鹘商队，归还贸易的垄断权。那时候，灵州很受大唐的重视，大唐皇室知道，这是朝廷需要马匹的来源之地，不能出现任何问题，于是，一次次派遣军队打击回鹘人，保证这条道路的畅通。

其实，更多的故事都由马而起，马随风而来，又随风而去，不知是马给了游牧民族粗犷的性格，剽悍的雄性，还是游牧民族影响了马那战无不胜的铁蹄。在众多游牧民族中，党项的马是英雄，党项人更是英雄，谁也没改变他们神奇的力量。在两千年前，他们居住在西北，体现着英雄本色，历史把他们引领到唐代，千年的磨砺，他们和马融为一体，以马的勇敢和智慧，以马的忍耐和坚强壮大着自己。他们又凭借着骏马，在大唐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大唐的夜幕降临了，党项人回顾着千年来在草原上的辛酸，回顾着与吐蕃、吐谷浑、回鹘以及大唐之间的插曲，觊觎着一段浪漫的梦。

时光没有停止，历史舞台上注定党项人还有一段神秘的故事。党项人就这样在别人起落沉浮中，就像一根灵木，

随水高下

那时候，西域以外诸国称大唐为“唐家子”，有世界主人的意思。大唐就这样唱着主角，然而，长久的歌舞升平过后，大唐王朝开始摇晃。虽然武宗解决内部矛盾，削平叛乱，但病入膏肓的唐帝国已无力挽回昔日的辉煌。从安史之乱到唐末农民起义之间的100多年的历史中，唐朝苟延残喘着，出自解决各种矛盾、冲突的原因，这种僵持给黄巢起文臣头像义军开了一扇门，也给党项首领拓跋思恭一次升职的良机。公元881年三月，黄巢大将朱温下邓州，党项首领拓跋思恭联合蕃汉抵抗黄巢。

那时候，大唐很乱，唐僖宗被田令孜挟持逃往兴元后，不久就死了，继位的是唐昭宗，昭宗上台也很不幸，在他的周围，是一群专横跋扈的官宦。擅通权术的李克用废置皇帝，不久，阴谋暴露出来，公元890年，唐朝廷上诏，革除李克用一切官爵。深知对方虚实的李克用以杨复恭为内应，给大唐朝廷制造了很多麻烦。后来，朝廷被迫下诏为李克用昭雪，官复原职。史学家说，那是大唐朝廷对李克用赔礼认错的行为。在此期间拓跋思恭的故事如何，是一个谜。

黄巢在公元883年被李克用打败，在剿灭黄巢起义的战争中，拓跋思恭这位党项将军功勋显赫，大唐给了他更高的荣誉，并赐予唐朝皇姓李，封为夏国公。党项和沙陀之间，曾在公元847年就有摩擦，那时，吐蕃、党项与回鹘人大肆劫掠河西，唐朝在盐州发动的一场讨伐战役中，前锋元帅就是沙陀首领朱邪赤心。事隔31年，党项人又受到了朱邪赤心的袭击。但在攻打黄巢中，党项和沙陀走在了一起。

我们可以看出，唐帝国在风烛残年时，不断拉拢异族的势力，这正如一个落水的人尽力依靠着一把稻草。

那一时期，生活在鄂尔多斯草原上的党项人，他们对李克用手下强大的沙陀部人，表现的是一种牵强的恭顺。

那一时期，这个分散而又弱势的民族，小心翼翼地扩充自己的势力。

那一时期，党项人是山中的猫，在没有成为老虎之前，他们得小心翼翼地磨砺本领。

大唐与各方势力的关系，好像一片山林中的百兽，太阳落山前，食物的来源，要靠相互间的联盟来猎取。

公元895年左右，拓跋思恭离开人世，他所留下的指挥权和头衔以及财产，由他的弟弟拓跋思谏继承。他的另外两个弟弟后来担任了节度使，没能继承拓跋思恭英雄气概的是第二个弟弟，他投降了四川节度使王建。

唐朝的烛光开始摇晃了，唐昭宗在一场混战中，带着他的家眷和左右近侍狼狈逃进终南山，跟随他逃亡的人有数10万，到达南山谷口时，三分之二中暑身亡。史书上说：“恸哭之声，殷动山谷。”后来，昭宗回到了长安。在公元900年十一月，宦官刘季述等发动兵变，率兵闯入宫中，唐昭宗已吓得不成样子。

公元901年，朱全忠攻并河中，进逼华州，韩建不敢抵抗，自动请降，宦官韩全听到消息，急忙与凤翔大将李继筠劫持昭宗，洗荡长安，逃往凤翔。朱全忠便向凤翔进兵，受诱惑的昭宗在凤翔城中袭杀韩全等20位宦官，使朱全忠没费什么气力就结束了战斗。这位备受苦难的皇帝就如宦官手中的玩物一样，再次被朱全忠玩着。唐中叶以来历时100多年的宦官被朱全忠推上了断头台。公元905年，昭宗成了朱全忠的刀下鬼，昭宗的9个儿子也在朱全忠的兵刃下命归黄泉。

昭宣帝是朱全忠一手扶上去的，这位唐朝的末代皇帝就跟他的称呼哀帝一样充满了悲哀。他做了朱全忠的几年傀儡，于公元907年被废。第二年，朱全忠就宰了他。

由此，史称后梁的故事开始了。效忠于唐朝廷的党项人，在多年苦心经营的基础上，离开了鄂尔多斯草原，返回了与故地相邻的地方。

党项人就这样在别人起落沉浮中，就像一根灵木，随水高下，韬光养晦……对于任何一个不甘服输的民族来说，历史需要英雄，不需要奴隶……

崛起崛起

两千多年前，居住在中国西北部的党项族是羌族的一个支派，面对弱肉强食的民族之争，他们退居在历史的角落，和匈奴族或是其他蛮族一样，吮吸着战争的惨苦，喝着新鲜的马奶。后来，党项拓跋部首领拓跋思恭成为唐朝的节度使，雄踞灵州。这样灵州就成为唐朝供给马匹的重要之地。

历史的车轮将他们引到五代，在各地势力割据，民族支流处于低潮的年代，党项族扮演的是山中龙凤的角色。然而瞬息万变的形势使李彝昌被杀，蕃部指挥使李仁福登上了节度使的位置。这一时期的事件，发生在后梁。李仁福死后，后唐朝廷想把他的儿子李彝超安排在延州，无奈的后唐明宗只好下诏退兵，承认李彝超为定难军节度使。

这位英雄人物死后，他的兄弟李彝殷继位，后周封他为西平王。从那时开始，蒙昧多年的党项部落慢慢步入了封建社会，部落中的贵族也跟着受益，得到封建官员的爵位。

在中原建立的王朝中，各霸一方的大背景使几个势力国依然保持着“保境息民，积蓄实力”的战略要点，为了谋求地盘和势力，不贪一隅之地而分散兵力，给周边民族提供了发展良机，这种战略思想的侧重者以李升为代表，李升本名叫徐知诰，自从他受吴“禅让”，建国号唐（史称南唐）之时，他就改姓李了。李升执政和在位期间，一贯采取“保境息民”政策，他常说，百姓都是父母生下的，怎么能相互争夺城池土地，让百姓横尸遍野。他手下的谋臣武将争先立功，屡次请命向四面扩张，李升不听。至于李升的做法出于害怕强敌，还是真正做到一个良师，又有谁知道呢？但人们知道的是党项人一直与内地进行贸易。党项人在洛阳卖马，不但获得了很大的利益，而且每年得到的赏赐不下五六十万贯，这些钱，成了党项人的经济后盾。

公元929年，党项人给明宗牵来40匹马，明宗亲自召见，有人竭力劝阻这样做耗费太多，明宗却说：国家常常因为马不足而备受其苦，党项、吐蕃人为朝廷上贡是常有的事，这样的好事怎么可以阻止呢？从此以后，党项与吐蕃部的羊马不绝于途。

为了削弱党项族的气势，在频繁的贸易交往中，中原王朝和地方官员横加欺凌，掠夺党项人的商旅和马匹。公元932年，后唐派遣大将，俘虏了党项阿埋三族2000多人，数以千计的羊马成了他们的战利品。20多年后，一个名叫郭彦钦的庆州刺史实行了苛捐杂税，愤怒的党项人与周太祖之间发生了悲壮的争战。

为了共同的目标，党项人在历史的舞台上证明着他们的存在，纷乱的场面让他们站起来，让他们稳稳当当地走，不是党项人故意所为。今天人常说的一句话是“乱世出英雄”。

其实，每一个朝代无论强盛还是衰弱，都有令人称奇的地方。谁是英雄？千年的风云会告诉他们：只有从万马丛中站出来，忍辱负重，巩固经济实力的人才是英雄。对于任何一个不甘服输的民族来说，历史需要英雄，不需要奴隶。五代时党项人便是如此地做着，那一处用自己的智慧与勤劳换来的园地，似乎在等待着他们。

党项人除了靠自己的勤劳与智慧以马获利之外，另外一些位于灵州和庆州境内的党项部落，以掠夺来自西方的回鹘商队为生。公元932年，党项与回鹘、后唐的战斗处于一片混乱。

李仁福在战乱中逝世的，那是公元933年。后唐想利用粟特人安从进取代李仁福的儿子李彝超任夏州节度使的地位。党项人反抗了，正如后唐朝廷所顾虑的，安从进在5万兵士护从下赴任，包围夏州城。党项人坚守阵地，附近为各自利益而来的部落联盟断了围攻者的后路。

3个月的相持，后唐军队被迫撤退。公元933年后唐的战争失利，即使地位不算太高的夏州党项族人却因为这次的努力，更加独立于后唐之外。

时间在推移，风云人物赵匡胤建立了宋朝，而与此同时，党项的天空一点点地亮了起来……

后唐到后梁之间，积压着近100年未见的苦难，关中被李茂贞、朱全忠蹂躏，长安成为废墟。河南遭到秦宗权的焚掠，刘仁恭父子使幽沧的百姓岁无宁日，横尸千里，哀鸿遍野。在各方为霸的乱世中，部分地区在某段时间里，社会经济却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例如后梁建国前后，河南地区，从陈、许到汴、洛呈现出一派好景象，河东的破坏并不大。在关中以外的边陲之地，休养生息的党项族，由一个叫李彝超的人夯筑了未来西夏的基础。李彝超是李仁福的儿子，公元935年二月死于夏州，继位的是他的弟弟李彝殷。公元967年九月李彝殷死，他统治夏州长达32年，在这32年中，党项人步入新的台阶。石龙头李彝殷统治夏州之时，内部矛盾让这位英明的首领伤神。公元943年，李彝殷的弟弟、绥州刺史李彝敏看到哥哥的位置，心动了，便密谋篡夺。后来，事情败露，李彝敏与他的同盟逃到了延州。当时属于后晋统治的这个深山丛林之地，位于绥州以南170公里。后晋朝廷按照夏州首领的意思送回了这位叛乱者，他的结果当然是一死。与李彝敏有牵连的人都成了李彝殷清剿的对象。事情平定后，李彝殷重用宥州刺史李仁裕，替代弟弟李彝敏的位置。李彝殷想用这位忠心耿耿的人发展事业，以营造族类之间团结的气氛，不久，绥州地区的部族起兵了断李仁裕之命，然后向南逃到了后汉。命运短暂得只有3年的后汉，在公元948年李彝殷的请求下，没像后晋那样交出夏州的叛敌。

党项族内部矛盾是不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是不是从这时给以后西夏国的覆灭埋下隐患，这需要更多的史料证明。

族类之间的争斗是因为劳心与劳力者的区分而酿成的吗？或者是贫富差距拉开的距离吗？这些，留给人们思考的很多。但是，由于血缘的关系，游牧民族统治势力之内的斗争远远大于一统的国家。

五代的契丹势力崛起了，夏州的党项人很谨慎，辽军企图吞掉早先契丹建立的后晋，出于朋友的关系，李彝殷答应帮助后晋，派遣4万大军东渡黄河，进入契丹领地，起到牵制作用。契丹给李彝殷回报之外，又加上了西南面招讨使的头衔。那是公元944年的事，这一年，契丹人使后晋走上了穷途末路。

4年后，李彝殷派军到达延州边界，李彝殷出兵是什么原因所致，仍是一个谜。这次行动，使后汉朝廷割地静州，对夏州党项让步，并授予李彝殷中书令的荣誉官衔。

公元849年，后汉江山毁于一旦，两个相互对立的国家在此时顿然崛起，他们是北汉和后周。由于北汉与契丹有亲密的关系，与北汉和后周保持往来的党项，在不长时间内疏远了北汉。和这么有势力的民族做朋友，后周人当然要表示一下，于是李彝殷被后周授予陇西郡王的头衔。富有巧合意义的是：他的父亲李仁福当年就享受过这个称号。

时间在推移，党项与后周的友好关系没变。

时间在推移，风云人物赵匡胤建立了宋朝，而党项的天空一点点地亮了起来。一切成果对党项人来说，都是来之不易的，困扰他们的，不是强大的宋朝，也不是辽国，而是内部的斗争，以及本地的独立部落对他们构成的威胁。这些部落以夏州东北的麟州和府州一带作为天然屏障，他们不在乎党项，或许这里曾是沙陀的统治区，沙陀与党项之间，历来就有说不清道不明的恩怨。

32年的风风雨雨过去了，李彝殷告别了尘世，宋朝授予了他夏王的谥号，这是一个最荣誉的称号。

党项首领李彝殷远去了，他在历史的风云中，不是转瞬即逝的星辰，32年的创业，困难在他的脚下接踵而至，又在他的脚下消失，但是，有关他更多的插曲，我们在史料中无从找到。党项以后的风云如何迭起，内部矛盾如何激烈，他不可能再预料了。李继迁的出现，就如同一条喧嚣汹涌的大河，而这条大河，注定要使党项族的历史流向更远的地方……

马背上的王

自然永远是人的母体。游牧民族永远离不开这块风和日丽的世界。任何时候，牧民仰仗着自然，一串铃声响过，牧民们联想到茂草密林，清风明月。他们从不受自然的约束，用琴声向自然吐诉衷肠，甚至和一棵小草，一片野花对话。

牧民从自然中走来，又无声息地离去，有很多英雄、诗人继承了祖先的衣钵。在祖先光辉照耀下，诞生了一个叫李继迁的人。

李继迁是李继捧的弟弟，出生在公元963年，年幼丧父后，一直由一位长辈照料。这位德高望重的长辈在公元981年袭击李继捧失败而丧命。公元982年，20岁的李继迁开始抗宋。

李继迁的壮举是有基础的。因为他从小勇敢，并且尚武出名。宋朝开始将李氏抓起来重新安置，李继迁就带领他的队伍逃往北方。在平夏广阔的牧场上，他恢复了党项各部落的联系。一部分受汉人影响较深的人迁到了内地，另一部分比较传统的拓跋部落创建了独立的政权，就在鄂尔多斯草原上，一边聆听自然的絮语，一边描写着前景。

距离夏州东北300公里的地方，李继迁建立了自己的第一所营帐。

他的营帐遥望着宋朝，赵匡胤建立宋朝没几年，经济飞速增长，不仅如此，人口南移的速度也在加快，长江流域像北方的黄河流域一样，成为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但不太合理的税收不时激起银、夏地区党项族的动乱。李继迁以2万军队开始对银、夏二州的政权施加压力，位于鄂尔多斯北部和黄河北岸的部分党项部落，早已习惯了向宋朝进贡马匹，尽量保持对宋朝臣属关系，其目的为了得到经济实惠，以此来壮大自己，以此来提高自身的地位。李继迁则让他们站在同一条跑道上，形成一个庞大的党项势力。那些与宋朝贸易长相往来的部落不情愿这样做，李继迁就向这些部族的首领施加压力。

宋朝南部边境沿线上众多种族，内部矛盾与血亲复仇时有发生，他们对生活的消极表现在反对一切外部的控制上，李继迁则要在其中扮演促使他们和平的角色，将他们拉拢过来。而这些部族却对李继迁不卑不亢，因为他们还得益于宋朝的实惠。

这些部族一边接受着宋朝的实惠，一边还要考虑也许有一天，他们就是宋朝的牺牲品。必定他们是自然中未成熟的群体。这样，就给李继迁征服他们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基础。李继迁把他们组合成一个忠实于自己的集团，史学家们说，那是个奇迹。

流淌的河水，总要流到那更远更深的地方。李继迁完成了使命，努力实现着他的愿望。他与南山野利氏的一位女子结成夫妻，缓和了与南山的关系，从而让这一地区的人成为他的追随者。后锻铁图来，这位妻子以及她的氏族在西夏历史上辉煌了多年。

公元986年，李继迁归顺契丹，受命为定难军节度使。到底出于什么原因使他走上这条路，史书上没有记载。十二月，契丹的公主成了李继迁的妻子，他则成了“夏国王”。李继迁的举动，给西夏带来了错综复杂的争斗。

党项、辽、宋之间一直很复杂，一会儿默默地进行交往，一会儿兵刃相见，谁将成为自然中的主人，历史将给他们公正的评判。

公元1004年契丹与宋的战争开始，几场战争没分出雌雄。十一月，宋朝与契丹各派使臣和谈。十二月达成协议，宋朝以银绢30万作为给契丹的赠礼，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澶渊之盟。

与宋朝缔结了一个令人满意的和约，契丹可以放心考虑与党项人争夺河西贸易的控制权的问题了。党项的势力显然不如契丹，但由于李继迁这位女婿，契丹仍然在很多方面迁就着党项。

李继迁的出现就如河水一般，而这条河水，将使西夏流向更远的地方。

李继迁领导党项人进行了20年的反宋战争，震撼着大西北。这20年来，也是民族与民族之间，势力与势力之间的斗争。经过曲折磨难，奠定了西夏政权的基础。这正好应了马克思的话，“在亚洲，从很古的时期一般说只有三个政府部门：财政部门，或对内进行掠夺的部门；军事部门，或对外进行掠夺的部门；最后是公共工程部门”。

李继迁从来不满足旧的部落统治形式，他在与辽、宋对峙的新形势下而做的，首先是团结力量。

李继迁收拢了所有散漫部落，成为统一团结的党项部落，开始了他有声有色的创业。党项人民组成的力量，一点点地开拓着疆土，排除了赵宋王朝的统治干扰。此外，积极兴办公共事业，水利灌溉，修路置驿都是李继迁要做的。

对宋的战争中，李继迁招募蕃部各酋长，给他们新的官职，封给他们土地。这样，采邑制就形成了。采邑，又叫采地，也称食邑。古代卿大夫从其被封的土地上，剥削劳动者，向他们征收田租，作为供给生活消费的俸禄。李继迁巧妙地吸取汉人这一方法，笼络其他民族，为自己服务。后来，随着政治势力的扩大与社会秩序稳定，李继迁又灵活运用，采邑变成世袭，保护隶属关系更加明确，于是地主出现，封建制正式开始。

李继迁是一个接受汉文化很快的人，他一边戎马倥偬，一边快速学取宋人治国经验，有效地融于自己统治领域。公元1002年他攻陷灵州，立即改为西平府，作为都城，并且在第二年从夏州迁向西平府。要成大事，就得像宋朝一样有自己的政治中心，李继迁说：宋人继承中国传统多年，尚礼好学，我将借他们的优点，作为进取的资本，促成自己的霸业。

自从李继迁恢复并扩大西夏割据政权以来，所学汉人的一套使西夏成为向前奔泻的一般潮流。宋仁宗时富弼就曾这样说过，拓跋自得灵，夏以西，期间所生豪英皆为其用；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富弼口里的一系列“中国”的东西，李继迁都学到了。

300年前，党项羌还处于氏族制，就是所谓的原始共产制，父权制代替了母权制的统治地位，他们过着野蛮时代低级阶段的生活，这时的党项羌人在今青海省东南部的草原上，过着原始的游牧生活，他们“不知稼穑”，“无文字”也没有历法。根据草木的生长记岁时。

公元7世纪，吐蕃奴隶主贵族势力勃兴，灭了立国于青海地区的吐谷浑，受到压迫的党项羌人开始向内地迁移。有一部分定居在夏州以北，河套一带，由于这一带沙漠，视野辽阔，被称为“平夏部落”。党项羌人在这里生活着，无论哪种地理条件或历史条件，都对他们进行劳动生产有利。他们学会了汉人先进的生产技术，金属生产，尤其是铁器的使用。也学会了用河渠灌溉农田，并修筑了水利设施。党项羌的人口不断上升。

公元9世纪初期，党项族中个大姓，向唐朝上贡。去唐朝的路上耗费人、财、物极大，回来时，唐朝廷还要赐厚礼，“岁耗百万计”。唐朝大臣都抱怨，禁止党项人频繁来朝，党项人为了大利益，照样络绎不绝地前来内地进行马匹交易。

一晃又到了宋代，此时党项内部的阶级斗争仍然复杂激烈，家长奴隶们不只是与奴隶阶级尖锐对立，而且也与人数众多的公社成员尖锐对立，在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进行着不可调和的斗争。

从公元983年到1033年，形势起了大变化，李继迁用他20年的戎马生涯，20年的心血换来了一张王牌，这张王牌扭转了西夏的乾坤。自从唐中叶后被吐蕃占据，这里就一直诉说着铁蹄踏遍的故事……

老鼠与大象的游戏

年轻的李继迁左右辗转在荆棘中，他不憔悴。而拥有300多万户居民的宋朝，却因为连年征战显得疲惫。李世民几次征讨北漠无功而返，疲惫的宋朝就对党项施行了冷战，停止向鄂尔多斯边界地区派遣军队，靠经济压力与党项保持微妙的关系，为了牵制对宋朝构成威胁的游牧民族。

宋太宗死去的前夕，那是公元996年，宋政府派军队护送粮草40万接济灵州，在今天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以南，遭到了李继迁的袭击，宋兵溃败而去，40万粮草全部损失。有这么多粮草做后盾，李继迁又开始围攻灵州。

宋太宗亲自部署了五路兵马，想彻底消灭这支令他头痛的部队，由于粮草的运输被阻隔，宋兵陷于混乱。熟悉地形的李继迁如一只豹子，在宋兵围攻下灵活周旋，致使宋军摸不到主力，看不到这只豹子的一处斑纹，结果被拖得疲惫不堪，无功而返。

这样的疲惫把宋太宗拖到了公元997年，这一年，他死了，将遗憾留给了宋真宗赵恒。是否因为宋太宗的冷战手段，还是李继迁别有想法，真宗继位后，李继迁派使臣向宋朝求和，宋朝廷任命他为定难节度使。这个决定使归属宋朝版图15年的四州之地，重新落到夏州李继迁的手里。这也是宋朝向李氏让步的一大壮举，正因为李继迁深切了解宋朝统治者软弱无能，他不满足这小小的四州，想进一步拓展空间。

位于夏州的西侧是灵州，灵州倚靠着雄伟的贺兰山，带引黄河，地理位置险要，是宋代西北边疆著名的重镇。灵州的西边，是中国古代通往西域的要道——河西走廊。这一带，千年的繁华曾使中国的地位显赫于世界之林。

灵州的西南，是吐蕃部落分布地区，加上当时散居在灵州的回鹘部落以及党项部落的势力，这一带，就成了令宋朝疲惫的边陲之一。宋朝显然知道，这一带自唐末五代以来，多年的战乱，社会生产已遭到重大破坏，人力物力跟不上一切需要，因此，宋政府的官员们说，这一块地方太疲惫了，干脆放弃算了。但另一些官员认识到灵州的重要性，不愿将此地落入李继迁之手。一个叫何亮的官员举了三个不容放弃的理由。第一，灵州面积千里，水深土厚，草木茂盛，是放牧作战的好地方，一旦放弃，就使李继迁得地坐大，更加强盛。第二，灵州是一处险要之地，正因为这个地方，外族势力不敢入侵，如果放弃，便撤消了一向起隔离作用的藩篱，就会造成民族之间联合的严重局面。第三，契丹雄踞北方，太宗几征不下，已给宋朝构成很大威胁，宋朝在军事上所必需的马匹，主要仰仗于河西地区的供应，如果李继迁占领了灵州，威胁着西北各族，进一步控制这项贸易，势必会使宋朝面临缺马的危机。

何亮的话使众臣感到恐慌，他们议论纷纷。宋真宗又是怎样想的呢？他们举棋不定时，李继迁已来了个先发制人，组织动员了武装力量，对灵州展开猛攻。宋政府派出军队还没赶到，灵州就落到李继迁的手中。从此，灵州改为西平府，这一年正是公元1003年。

李继迁与宋朝玩的或许就是老鼠与大象的游戏。

自从公元1003年开始，李继迁宣布灵州就是自己的都城。于是他迁都灵州，开始恢复这里的河运系统，鄂尔多斯的居民也被他强迫迁到都城，以增加农业人口，扩大税收基地，也就是这一年，疲惫的政府承认了这一事实。

李继迁攻打麟州还是发生在公元1003年，但他没有攻下坚固的麟州，就回军向西，越过黄河和贺兰山，深入吐蕃部族居住地区。五月，他攻占了西凉府，西凉府就在今天的甘肃武威。这块地方历来不是河西重镇，自从唐中叶后被吐蕃占据，这里就一直诉说着铁蹄踏遍的故事，在吐蕃的占据下，汉人仅存活着300多户人家。

李继迁攻下西凉是意料之中的事，但他却没料到这里成了他走向不归之途的地方。胜利后，他正在骄傲，吐蕃大首领潘罗支乘其不备，突然袭击了他，慌乱之中李继迁中箭，伤势太重，无力回天。与党项有亲家关系的契丹，听到这一消息，派使臣前来吊祭。

真宗当然为此高兴，他将出于哪种心态来面对党项以后的发展变化呢？我们不得而知。

李继迁死后，继位的是他的儿子李德明，李德明走的还是靠朋友这条路，与契丹进行礼尚往来。而李继迁自从把灵州命为自己的都城后，在距离灵州西南250公里的凉州，开辟的那条贸易通道，依然有道不完的沧桑。也许他们都是为美酒而战，他们知道那杯美酒是用血液酿成的……

禾黍如云

公元11世纪前后，中国宋代西北边陲的游牧部落，有时对天发问，有时举起旗帜冲向敌人，为了拥有一处家园，为了走向更广阔的地方，面对着传统意识跟不上生存的需要时，他们就移风改俗，无论是与其他民族通婚，还是贸易往来，都是为了强大群体。群体形成了，保护好政权，除了发展经济制定相关的制度外，最能解决问题的或许只有武力了。

41岁的李继迁死在灵州附近后，党项人很快采取了报复行动，在双方实力不均衡的情况下，他们以暗杀来实现目的。公元1004年潘罗支让党项人暗杀，者龙族联盟因此而瓦解。此后潘罗支的弟弟重新控制了局面，但他的统治基础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也许他们都是为美酒而战。他们知道那杯美酒，是用血液酿成的。原始人在几百万年中保存了人种的延续，保存了一些好的素质的同时，也保存了血腥。而血腥的开始，往往建立在环境的改变上。不管在公元1006年之后，凉州地区因为潘罗支被暗杀，政权分散，还是从这年开始，连续了数年的瘟疫，凉州的百姓怎样度过难关？而此时在凉州以南，青海湖以东，位于湟水流域的河州地区，以宗哥为中心，又形成了一支新的吐蕃势力。宗哥部加强与甘州回鹘的联盟，以维护各自的商业利益，从而有效地抵御党项。

宗哥部与宋朝取得联系，接受了宋朝的官职，公元1015年，由宗哥诸首领派出的联合使团到达宋朝廷。与此同时，于阗国用礼品不断走访契丹。宗哥部向宋朝贡马760万，宋又赐宗哥礼物值中金7000两，他们之间，谁的两数多、数量大，我们没必要去深究。

宗哥自称有六七万号军马，愿意在朝廷协助下，共讨党项。宗哥一边玩着这样的游戏，一边又煽动边境部落，反对宋朝进入渭河流域的牧地。此种两面三刀的事，宋朝廷不会盲目的合作。因此，宗哥部的人没取得宋朝的完全信任。

宗哥与盟友回鹘的关系冷淡是在公元1013年到1016年之间，加上下潘罗支手下的回鹘武士使李继迁身亡这个深仇大恨，党项军队利用这个顶好的机会向回鹘和凉州进行猛攻。

公元1015年，党项人拿下凉州，美酒还没喝上一年就又被回鹘端了回去。吐蕃人与回鹘人将这一地区镇守了15年。

宗哥吐蕃与甘州回鹘也许看到当前的局势，在公元1016年他们和好如初。这个新崛起的吐蕃政权在11世纪以后，就显得缥缈了。

这杯美酒到底属于谁，此时，我们似乎不能断定。由契丹人组建的辽国早已看清了宋朝的弱点，在公元1001年倾全国之力大举南下，辽圣宗及其母亲萧太后亲自出动，调度各路兵马，在公元1004年冬进入河南北部，宋廷大震，主张战斗的宰犁耕图相寇准要求给他一支军队亲征。辽宋两军在澶渊之北展开了一场恶战，各方都有损失，胜负不能决断，就演绎了所谓的“澶渊之盟”。

屈辱后的宋朝内，地主与农民的阶级矛盾愈演愈烈，地主想一直端着他们的美酒，而农民则不愿将他们的美酒被地主喝完，这样的剧情还发生在统治阶级内部的党派之间。辽国则利用宋国内的争斗，坐收渔利，不再打算南征了。这一时期宋朝一直牵制着党项的发展，北方一时空虚。宋朝认识到严重性，在“澶渊之盟”后，对党项人进行安抚，为了把矛盾缓和下来，以便巩固内部统治，粉饰太平，安心地端起一杯美酒，尽情地享乐。

李继迁的长子李德明成了宋朝安抚的对象。李德明继承父亲之位，时年21岁。为了将党项的势力向甘州及其以西的地区推进，李德明最初致力于维护与辽、宋间的良好关系。公元1005年宋朝与李德明之间的和约成立，对西夏政权的稳定，起了不小作用。李德明一方面保境息民，注重生产，使西夏农业地区出现了“有耕无战，禾黍如云”的大好景象。一方面采用多种手段，从宋朝取得优厚的经济利益，积累了物质财富。

王霸贺兰

亦真亦幻李元昊

2004年，我忽然想起一个很久远的人，他创造历史，然而，历史只剩下废墟与传说，他就是西夏王——李元昊。今年是他1000年的生辰。

沧海桑田，在中国的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帝王都是有着传记的，留了汗牛充栋、浩繁沉重的文字。然而，李元昊例外。尽管他本身就是一部厚厚的历史大书，尽管他建立的王朝在历史上真正存在了189年，然而二十四史中，却完全是一片空白，遭遇着真是“名不见经传”的尴尬与无奈！

然而在宁夏、甘肃、陕西、青海及内蒙古的土地上，在整个的河西走廊，李元昊却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这使得走近这一块土地的人，就不得不想到他，那一串串比文字还真实的废墟向我们所讲述的，倒是让人觉得比那些钻进了史书却消失在大地上的人要真实得多！

我常常在元昊的塑像前静默良久。我敬佩雕塑家通过精湛的技艺，使元昊的形象活龙活现。虽然我清楚这并非是真正的元昊，然而它正是我心目中的元昊：强悍、霸气、面带悲愤，怒视前方。

我想：假若成吉思汗最终对阵的是元昊，那么鹿死谁手，尚无定论。不过两位有类似的血性与霸气者的搏斗，一定是惊心动魄的。那是石破天惊、鬼哭狼号、血流成河、尸积如山。嵬理：惜为嵬，富贵为理

宋咸平六年正月，西平建都，李继迁为了扩大地盘，在同吐蕃首领潘罗支作战时，不幸为流矢而伤，逃回西平府（今灵武市）。然而由于伤势过重，一命归西。儿子李德明继了位。送葬的悲伤和继位的庆典刚刚相继过去，沙枣花醇厚的香气在塞北温和的天气里飞扬，五月初五的清晨，当太阳让万物感恩戴德一般沐浴在它的光辉里的时候，在西平府的夏州定难军留后府中，一个小生命降生了。当时，灵州城里的人并没有想得太多，仅仅知道王府里又多了一个王子，而他们又多了一个小王爷。没有人会想象得到，这个小生命的降生在以后的日子里，这一天将是灵州历史上最骄傲的一天。更没有人会想到，这个人的出生，灵州将为他背负荣耀与灾难的十字架。

他就是后来正式建立西夏王朝的第一代皇帝——西夏王李元昊。

翻翻中国的正史、野史，我们可以看到帝王的出生，都有攀龙附凤的传奇，尤其是那些创造历史的帝王们。因为帝王在中国都被称做天子，天之骄子。自然做了天子的人，便需要一种与常人不一样的东西。于是人们便会借助想象，来完成对天子出生成长的非人化塑造。这不但帝王需要，而且民众也需要。于是一些帝王便极力要把自己美化成真龙天子以服世人，而民众则因仰视高高在上的苍天而臣伏于真龙天子脚下。这在人类历史上可谓一大中国特色。

李元昊出生之后，在成王的过程中，沿袭了中原王朝的想象与创造，借上天的威势，来提升自己乃帝王之身的威望，达到“此乃天命”所归威服民众的目的。

李元昊母亲是新任留后李德明的长妻，银州党项大族之女卫慕氏。传说李德明携带卫慕氏到贺兰山游玩，卫慕氏夜梦白龙绕体，由此身怀六甲。怀胎到12个月，婴孩出世之时，又不同常人，“啼声英异，两目奕奕有青光”，这些都预示着他将来不平凡的命运。李德明对儿子十分钟爱，看作天赐贵子，用党项语取名“嵬理”，在西夏语中，“惜为嵬，富贵为理”即“珍惜富贵”的意思。史书记载他“圆面高准，身五尺余”。

这个出生的传说可以说毫无新意，完全是对中原一朝帝王出生的传说的剽窃。然而，对于一个帝王出世却是必需的。只有成了真命天子，滚滚红尘中一些不安分的人才会臣服。

少年元昊，总是一袭白色长袖衣，头戴黑冠，善骑射，常佩弓矢带百余骑出行，左右簇拥，好不威武。传说宋朝边将曹玮，很想见一见元昊，却一直未能如愿，遂命人偷画元昊之像。曹玮见像后大呼：“真英勇也！真英勇也！”

李元昊出身王者之家，但并没有像其他皇子一样耀武扬威地贪玩，而是痴迷于诗书兵法，倾心于律法，这不是后人的美言，史书记载，说他“性雄毅，多大略”，“晓浮图学，通蕃汉文”。

这个时候党项族从一个“不知稼穑，土无五谷”的原始游牧部落已经具备了一个王朝的雏形。在数百年的迁徙中，他们选择一块成就霸业的疆土，依贺兰之险，偎黄河之利，据塞上江南，公元881年，拓跋思恭建立夏州，“虽未称国而王其土”，安居下来之后，便一门心思图谋发展了。到李元昊出生之时，党项族在拓跋家族两代“西平王”的带领下已经强盛起来，已经具备可以和大宋抗衡的实力了。英雄之生，当王霸耳

随着李元昊能够独立思考，他对先辈称臣于宋，特别是依赖宋朝的恩赐而改变民族本性臣服宋王朝的现状十分不满。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向父亲提出自己的主张，并提出“英雄之生当王霸”。然而，其父亲李德明却说：“吾久用兵疲矣，吾族三十年衣年锦绮，此宋恩也，不可负！”李元昊却说：“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当王霸耳，何锦绮为？”

党项民族真正的强盛在李继迁、李德明经营下已经完成，但他们不会称王称霸，是因为他们对大宋王朝太熟悉了，他们目睹着大宋王朝的强大。这我们可以从李继迁与李德明不同时期所上的表章就可以看出来。

李继迁在宋至道元年（995年），为向宋朝要夏州为其栖息之地，写了一篇表章：臣先世自唐初向化，永任边陲，迨僖庙勤王，再忝国姓。历五代而恩荣勿替，入本朝而封爵有加……臣虽拓跋小宗，身是荩臣后裔。十世之宥，义在褒忠，三代之仁，典昭断绝。聿维夏州荒土，芜户零星，在大宋为偏隅，于渺躬为世守……恭维皇帝陛下，垂天心之慈爱，舍兹弹丸；矜蓬梗之飘零，俾以主器。诚知小人无厌，难免僭越之求……

当然宋太宗并没有因为这份表奏态度恭顺和文字佳美而满足李继迁的要求。

李德明在宋景德二年（1005年）所上请降表和宋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上了一篇誓表：……望敦谕边臣悉遵诏约，肃清往来之奸寇，止绝南北之逋逃。俾臣得内守国藩，外清戎落。岂敢违盟负约，有始无终，虚享爵封，取诮天下。

宋真宗倒是对这份表章十分重视，特作答诏安抚德明，并约束边臣谨守边界，不得擅自用兵。

大宋王朝的强大，已经让他们深深地感到如果大宋翻脸，他们将还像以前一样踏上无尽的迁徙与逃亡之路。因此表中文字显得极其恭顺。但是恭顺的目的还是为了发展。该要的还得要，掉价一点无所谓。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正是由于他们这种恭顺，因此总是能得到好处。

河西走廊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这是一条充满战争与血腥的走廊。以甘州为中心建立的回鹘政权和占据西凉的吐蕃和西夏一样，都是宋朝联系的盟友。这当然也是宋王朝的一个策略，让它们互相掣肘，互相挟制，侵地掠财的战争连绵不断。大宋王朝就在河西走廊掀起的滚滚狼烟中高枕无忧地隔岸观火。但是事实上，西夏正是在这样的磨砺中成长壮大起来的。

公元1028年，河西走廊狼烟又起。李德明为巩固西夏政权，解除后顾之忧，出兵进攻甘州（今甘肃张掖）回鹘政权。和以往的战争没什么两样，唯一不同的是，这次，他让24岁的元昊担任主帅。既是一种实习，也是一种考验。李德明要看看有着自己的见解与主张的这个儿子是否有“王霸”的能力。

李元昊给了父亲李德明一个天大的惊喜。

他采取突然袭击的战术，结果回鹘可汗来不及调兵，甘州城瞬间即被攻破。其后不久，瓜州（今甘肃安西）、沙州（今甘肃敦煌）都经不起西夏强大的攻势，相继降夏。在搬师回营的途中，李元昊却又声东击西，拿下了西凉。24岁的李元昊牛刀小试，便立下了袭取甘、凉的赫赫战功，这为他日后主政西夏，实现自己的王霸理想奠定了基础。这一显赫的战功不仅把李元昊推上了太子的位置，而且在三军将领中赢得了极高的声誉。而这一战使党项的势力控制了河西走廊。称王则不喜，朝帝则是从

公元1032年，李德明病逝，李元昊禅位。血气方刚的李元昊一登王位，“王霸”的愿望显得有些急不可待。他大刀阔斧地开始了称王的准备工作。首先去掉唐、宋所赐的李、赵之姓氏，恢复了“嵬名氏”，称“吾祖”（“吾祖”为党项语，意为“青天子”），以示与宋王朝诀别，又自认鲜卑拓跋族之后人，强令党项部族人一律“秃发”，且限期3日，有不服从者，任何人都可以处死他，并自己率先剃秃头，穿耳戴重环饰，以示与中原及其他民族相别。1034年，李元昊改年号为广运，后知此为晋朝年号，遂又改为大庆。同年他开始营建王者之都了。他将兴州改为兴庆府（今宁夏银川），扩建宫城，广营殿宇。其布局、设计、规模都是按照唐都长安、宋都东京完成的。而在体制上，也完全照搬了中原王朝的礼仪，设文武百官，立中书省、枢密院、三司、御史台、开封府、翊卫司、官计司、受纳司、农田司、群牧司、飞龙司、磨勘司、文思院、蕃字院、汉字院等机构，设州立县，封官封爵，而且对文武百官的服饰和官民服饰分别都做了严格的规定。这一系列举动，使党项民族的民族意识极大增强，民族内部空前团结，更赢得了党项贵族的大力支持。这也正是一个民族实现王者统治必须要做的事。

任何一位王者都知道只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才是一切的保证，尤其在河西走廊这条历代为军事走廊的地方建立王朝。而军队的忠诚则显得更为重要。这一点从20岁就横刀立马纵横疆场的李元昊，一手抓王朝体制的建立，一手抓军队建设和对军队的控制。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他将12个部落武装改变为12个军事行政区，又分别在各驻地置12监军司，诸军兵总计50万。每一监军司设都统军、副统军和监军使各一员，由贵戚豪门充任，将军队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同时不时出兵河西走廊，试探虚实，树立权威。

李元昊用了6年的时间，完成了建立大夏王朝的各项准备工作。

然而他并没有忘记给大宋王朝一个音讯，他亲自拟写了一份奏表：“臣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远祖思恭，当唐季率兵拯难，受封赐姓。祖继迁，心知兵要，手握乾符，大举义旗，悉降诸部。临河五郡，不旋踵而归，沿边七州，悉差肩而克。父德明，嗣奉世基，勉从朝命，真王之号，夙感于颁宣，尺土之封，显蒙于割裂。臣偶以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汉衣冠。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礼乐既张，器用既备，吐蕃、塔塔、张掖、交河莫不从服，称王则不喜，朝帝则是从。辐辏屡期，山呼齐举。伏愿一垓之土地，建为万乘之邦家。”

如此洋洋洒洒大气纵横文采飞扬的奏文（《宋史·夏国传》卷四八五），礼威有加，威风凛冽！以磅礴澎湃之势，吐郁积许久之愿，一气呵成。与其说是一份奏表，还不如说是一份战书！

当党项马披星戴月、餐风饮露地到达风花雪月闲愁供恨的宋词正处于鼎盛时期的大宋王朝的都城时，这份表章让大宋王朝震惊了。原来，这些年的俯首称臣屈膝卑躬的西夏，给大宋王朝玩的竟然是老旧陈腐的卧薪尝胆的游戏。而这篇奏文，更让宋王朝感受到了西夏并不是一个山氓草寇式的“只识弯弓射大雕”的对手，而是一个已经完全完成了文化武装的对手，一个具备了谋略与思考的对手。以往对于那些部落式的流寇式的对手蔑视与小看全然没有了。

大庆三年也就是公元1038年十月十一日这一天，兴庆府彩旗高飘，歌舞如潮，南郊祭坛高筑，威仪万千。李元昊在亲信大臣野利仁荣、扬守素等人的拥戴下，正式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国号称大夏，改元天授礼法延祚。这年李元昊34岁，正是壮岁旌旗迎风啸的年华。他振臂一呼，坛下千万民众，和声雷动！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

一个与这个自命不凡自以为是的中原王朝脱离君臣关系的西夏王朝就这样出现了。直到这个时候，大宋王朝在手忙脚乱中才明白过来，原来卧榻之旁卧着的并不是一只猫科宠物，而是一只真正的虎，且已羽翼丰满。

李元昊做了皇帝，他就一点也不客气了。更何况一个新诞生的王朝，必定要威服天下，尤其是对手。

这个时候，整个河西走廊已经完全在西夏的控制之中，李元昊开始向大宋王朝叫板了。他升肃州为蕃郡，升甘州为镇夷郡，并在甘州设立了宣化府，重兵镇抚吐蕃、回鹘。为了巩固自己的帝位，他称帝王后在不到5年的时间内，与宋王朝进行了三场大的战役——三川口之战（1040年）、好水川之战（1041年）、定川砦之战（1042年）。这三场战役尤其是被军事界称为可与淝水之战等著名典例相提并论的好水川之战，彻底灭了大宋王朝的威风，在夏天授礼法延祚七年（1044年，宋庆历四年），宋王朝不得不与西夏签订和约。

自古以来，战争对于双方都没有好处，大大小小的战争后，虽然宋王朝没有失去大片大片的土地，但却彻底撕去了“承平盛世”的帷幕，使宋王朝的财政濒于破产的地步，“几百所有，无一不征……关中生聚，凋残尤甚，物价踊贵”（《长编》）。而西夏也是“创痍者相半，人困于点集，财力不足”（《宋史·夏国传》）。然而，西夏作为一个王国，其疆土却得到了日益空前的巩固。

之后，李元昊又与辽在河套进行战争，历经数年，又威服了辽国，硬从大宋王朝与辽国的疆土中分割出来“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方二万余里”的疆土，拥有今宁夏全部，甘肃大部、陕西北部和青海、内蒙古部分地区，终与宋、辽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

李元昊应该说是一个非常成熟而有心计的帝王。这完全来自于父辈对中原王朝的臣服，这使得他们对中原王朝十分的了解，认识到了大汉族的博大精深。在与大宋王朝年头年尾节前节后的不断接触中，李元昊深深地认识到治国需要人才，而中原王朝人才聚集。

李元昊建立西夏王朝，虽然在强化民族意识，但是同时却也重用着汉族人才。这和许多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王朝不一样。李元昊在建国的过程中，就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和收罗。党项族原本是一个马背上的民族，长期的战争造成民不聊生，教育状况也就可想而知了，人才自然十分匮乏。但李元昊却以“拿来主义”的方式，搜罗了一批不为宋朝重用的汉族知识分子，重用他们。据《宋史·夏国传》记载，在李元昊的“智囊团”中，有嵬名守全、张陟、张绛、扬廊、徐敏宗、张文显，除了嵬名守全是党项人，其余皆汉人。通过他对张元、吴昊的重用，体现一个王者求贤若渴的心态。

张元、吴昊原为宋华州（今陕西华县）人，在大宋王朝自以为是却又黑暗腐败的科举制度中，二人是“累举进士不第”。他们曾用“好著金笼收拾取，莫教飞去别人家”之类的诗句，表明自己的心志。然而，人才济济的宋王朝并没有重用他们。在他们得知西夏重用汉族人才之后，遂弃宋朝而去，进入西夏，在酒肆茶楼中狂喝豪饮，并壁上有意书写“张元、吴昊饮此”，当然是为了引起西夏的重视。结果西夏巡逻兵将他们押入宫中。当李元昊问他们为什么不避讳自己的名讳时，他们毅然答到：“姓都不管了，谁还理会名呢？”明目张胆地对元昊接受赵宋赐姓进行讽刺。元昊听后，不但不生气，反而赏识他们有胆识，有奇才。立即予以重用。并在数月之内派人潜入宋境将二人的家眷接来，使之团聚，从而安心为西夏服务。

李元昊没有看错人，在以后的日子里，张元与李元昊一起指挥了好水川战役。好水川大捷，张元立于山巅，看到宋军丢盔卸甲，全军覆灭时，他兴奋不已，在两军交界的寺庙墙壁上挥毫泼墨：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辇，犹自说兵机。

夏竦和韩琦是当时宋军的主帅。这首诗与其说是抒发了张元在好川之战大捷后的骄傲与兴奋之情，还不如说是表达了他对宋王朝的嘲讽。言下之意是你们重用的“夏竦”、“韩琦”又能怎么样，还不都是我的手下败将。后来，张元官至相国，成为李元昊最得力的谋臣。

李元昊知道要巩固西夏王朝，只有战争，而战争是要用财力来打的。因此他一边在忙于巩固自己建立起来的西夏王朝，一方面大力增强国内财政。

从青铜峡向平罗而去，你会被一道长达200余公里的渠道所谜，那就是“昊王渠”，至今人们依然这样叫着，也叫“李王渠”。李元昊在修整秦渠、汉延渠、唐徕渠等老旧的水利设施的同时开凿的。这些水利设施对西夏的农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有的渠道至今仍在利用。“昊王渠”等的修筑，使首都兴庆府周围成为夏国主要的粮食生产基地之一，并设立“农田司”以管理引导农李元昊半身雕像业。因此建国初期，党项族农业基础相当雄厚。在经济发展上，他注重发挥传统产业，党项族历来以畜牧业为经济基础，河西走廊甘、凉地区素有“畜牧甲天下”之誉，李元昊攻占了河西走廊之后，大力发展畜牧业，培育出的“党项马”及其他牲畜和畜产品名冠中原，是党项族与汉族地区进行贸易交换的主要商品。而频繁的战争，大量消耗和损失牲畜，没有畜牧业的发展也难以维持。正因为畜牧业在党项族社会中具有特殊的地位，李元昊设立了群牧司。

李元昊知道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就等于没有民族的精神，于是他创造了西夏文；他知道一个国家没有律法的约束，是会不战而亡的，于是他制定了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他知道如果一个民族没有宗教，就会失去信仰，便大兴佛教，到处建寺立塔……一个没有民族文化的民族，是没有精神支柱的。性凶鸷，多猜忌，峻诛杀

在战争的洗礼中取得赫赫战功的人，一旦成为统治者，常常会沉迷于自己的伟大功绩之中而忘乎所以。这种事例在中国的王朝历史上，很多。历史的教训是不收费的，但当历史要教训人的时候，灾难便会出现。

李元昊以三个经典战役，逼迫大宋王朝签和了和约，威服了辽国，又通过狡黠的外交手段，彻底肃清了外忧，当他回过头来，就开始怀疑，江山的来之不易和皇权的威风八面，总会让人觉得有人在窥视它垂涎它图谋它。李元昊自然也是摆脱不了这种想法的，他也正是从大宋王朝中分得了一个王朝的，他开始了残酷的肃内。在他称帝建国前后，皇室内部为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一直在继续。通晓蕃汉的李元昊自然知道这种斗争对于一个王朝来说是致命的，尤其是像西夏这样外有强敌而又刚刚建立的西夏王朝，就更是危险了。因此，为了将皇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他实行“峻诛杀”政策。

公元1028年，李德明立元昊为太子时，立元昊的生母卫慕氏为后。卫慕是银、夏一带党项族中的强大氏族。元昊继位以后，其母卫慕氏立为皇太后。卫慕族首领自以为有皇太后做靠山，与元昊为争夺夏国的最高统治权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夏开运元年（1034年）十月，卫慕族人山喜密谋杀元昊，被元昊察觉。于是不仅将山喜及其族斩尽杀绝，进而又用药酒毒死母后卫慕氏。为了斩草除根，又杀妃卫慕氏。元昊通过严酷的诛杀，沉重打击了那些敢于和他争衡的强大氏族。元昊为了加强自己的权力，对军队的控制也十分严格。即使是他的亲近，只要对他稍有不满，也必遭罢官或杀害。元昊的从父山遇惟亮、山遇惟永兄弟二人，在建国前夕分别掌管左右厢兵。后因山遇惟亮对元昊频繁进犯宋朝边境，表示异议，认为“不如安守疆土，对宋称臣”。元昊便设计谋害，对山遇惟亮的从弟山遇惟序说：“你如告发惟亮谋反，我把他的官职给你，不然即灭你族。”惟序不忍惟亮无辜受害，暗中将元昊的话告诉了惟亮。惟亮不得已，遂于夏大庆二年（1037年）九月携家属投奔宋朝。宋知延州郭劝不敢接纳，令人将山遇惟亮送还，元昊将惟亮等杀害。

元昊称帝后，立长子宁明为皇太子，立宁明生母野利氏为宪城皇后。因宁明的政治主张不符合元昊称霸的野心，特别是宁明信崇“不杀生”、“少欲望”的道家思想，引起了元昊的反感，于是下令不许他入见。天授礼法延祚五年（1042年）十二月，宁明因悲忧恐惧而死。元昊遂立宁令哥为太子。

西夏建国之初，元昊用野利旺荣、野利遇乞兄弟分掌左右厢兵。旺荣和遇乞在对宋的几次大战役中，为夏国屡立战功。元昊对他们一方面给以一定的权力，借以笼络党项的贵族；另一方面又加以控制，使其不致发展成为危及自己统治的强大力量。天授礼法延祚六年（1043年）九月，元昊鉴于夏国政权已经比较巩固，就开始削弱野利氏族的势力。先借故杀掉野利旺荣。野利遇乞当时常驻天都山，号称天都大王，拥有强大的兵力，对北宋边境是严重威胁。宋知环州种世衡利用元昊“对左右任事之臣有疑辄诛杀之”的心理，派人盗去元昊赐给野利遇乞的宝刀。并向夏人散布说遇乞准备投宋，以刀为信。元昊本来就对遇乞有疑心，这时更加相信遇乞叛夏投宋的谎言，遂夺去野利遇乞的兵权，并将其杀害。并令野利之妻没藏氏削发为尼，却又不断对其进行奸淫，之后又纳之为妃……

这就是史称李元昊“性凶鸷，多猜忌”，又称“峻诛杀，以兵法部勒诸羌”的缘由。秋，七月，筑离宫于贺兰山“峻诛杀”，对于一些图谋不轨者来说，或许罪有应得，然而，由于其猜忌的个性，李元昊也无辜地杀害了一部分开国功臣。结果整个王朝可以说是血雨腥风，人人自危。然而，对于皇权的垂涎却并没有因为元昊的残酷诛杀而就停止。其中有一人隐藏极深，那就是没藏黑云的哥哥没藏讹庞。没藏讹庞跟随李元昊浴血奋战，出生入死。当李元昊坐在帝王宝座上的时候，这个和李元昊走得最近的人，这个最熟悉李元昊的人，由于对坐在帝王宝座上的人熟知，在他看来这个集合了许多神秘与命运于一身的帝王宝座一点也不神秘。因此他自然希望有一天能够坐在那个位置上。当然这也并不是他的妄想，因为他毕竟有着其他大臣所没有的条件：一是他的妹妹是皇后，二是他有着追随李元昊鞍前马后的显赫战功。他只不过需要的是一个机会。

公元1044年（天授礼法延祚七年十二月），国相张元故去，李元昊失去了一位重要的谋臣。公元1047年（天授礼法延祚十年）三月，李元昊任没藏讹庞为国相。他没有想到，这个任命对他来说是一个灾难。隐藏得最深的敌人是最可怕的敌人。没藏讹庞是野利遇乞妻没藏氏之兄，野利遇乞被杀后，元昊与没藏氏私通生谅祚。没藏讹庞为国相后，他走出的第一步棋便是与没藏氏密谋，废除宁令哥的太子，而立谅祚为皇太子。

然而，他知道要真正取元昊而代之，还需要一个时机。让他兴奋不已的是机会是这样来的。

公元1047年，李元昊精心地做着一件事——在今天的宁夏平罗县附近的大水沟沟侧，建造气势恢宏的夏离宫。“秋，七月，筑离宫于贺兰山”，“大役丁夫数万于山之东，营离宫数十里，台阁高十余丈”。（林旅芝《西夏书》）《平罗志》中记载，位于平罗下庙大水沟侧的西夏离宫，建筑台地十余座，其中每座台面长100余米，前后宽70余米，高出地面12米左右。足见其规模可与阿房宫相提并论了。而这个离宫却是为了一个女人——没移氏而造。大有“铜雀春深锁二乔”之意。

这个没移氏何许人？

没移氏就是李元昊为他曾经最宠爱的儿子宁令哥娶的妻子。然而，当没移氏莲步轻移，仙云野鹤一般飘落宫中的时候，李元昊大惊，这个立马横刀，在数百场大大小小的战争中征服了不少强敌建立自己的王国的汉子，仅仅被这个女子惊魂之一瞥就征服了。尽管没移氏儿媳妇的身份已广告天下，尽管自己最宠爱的儿子宁令哥已经身着新郎服立于宫中，尽管在大臣们恭贺赞美话语中他把做公公酒喝了一杯又一杯，然而，当力士塑像没移氏出现在他的面前的时候，他不顾左右的极力劝谏，“见其美貌而自纳焉，号为新皇后”。“通晓汉蕃”的李元昊，怎么就不会从历史中汲取教训呢？是色令人昏啊。何况这种大庭广众之下，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逆违背天伦的事最容易引发宫廷危机。但，李元昊太自信了。数百场的战争中的出生入死，培养了他飞扬跋扈的自信。而初为皇帝的他也根本没有想到打江山易坐江山难的前朝格言，而为皇为帝以后所积攒的许多冤怨却正期待着这样的突破口。

李元昊占了儿媳妇，从王朝的历史的角度来看，确实是王朝致命的一个事件。

李元昊占了没移氏之后，宁令哥一直处于羞愤之中，没藏讹庞看在眼里喜在心里，这正是他苦苦等待了多年的机会啊，而这个机会是那样的绝妙。这让他有了“天成我也”的感觉。

从此君王不早朝，李元昊“日与没移氏宴乐其中（离宫）”，一切权力都交与了这位没藏讹庞的手中。

得到了机会的没藏讹庞已经迫不及待了。而在他设计好的一盘棋中，宁令哥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棋子。他知道对于宁令哥来讲，那完全是一堆干柴，只需一把火，就会燃烧起熊熊火焰。而这把火需要他来点。他牢牢抓住宁令哥对其父有废母废太子夺妻之恨，便极力挑唆宁令哥作乱自立。这一把火一经点燃，立刻就映红了整个西夏。

公元1048年的正月十五，对于李元雕龙石栏柱昊来讲，和往年一样，他依然沉浸在荒淫奢靡的宫廷生活中，在嫔妃们前呼后拥的撒娇声中，他喝得有些多了。宁令哥正是趁着这个机会，约野利族人浪烈等入宫行刺。然而，却被卫兵发觉，浪烈当即被杀，宁令哥慌乱之中也只能一刀削去李元昊的鼻子，仓皇逃出离宫，躲藏在没藏讹庞的住处。没藏讹庞的目的达到了，宁令哥这个棋子也便完成了他的使命。于是没藏讹庞便堂而皇之的以弑君之罪，杀掉了宁令哥及其母野利氏。第二天，元昊因流血过多而死。46岁，对于像李元昊这样的帝王来说，正是风华绝代的岁月啊。这个抵得住敌人锋矛利箭的生命，却抵不住儿子削去鼻子的一剑，再强悍而杰出的生命也是那样的脆弱。尽管他死后，谥曰武烈皇帝，庙号景宗，墓号泰陵。然而，这对于他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乌珠者，华言青天子也

李元昊称帝后把自己叫“兀卒”又作“吾祖”、“乌珠”，是党项语译音。“‘乌珠’者，华言‘青天子’也，谓‘中国’为‘黄天子’”，按照“天玄地黄”在《周易》中的传统说法，元昊自称“兀卒”，是根据尊天的信仰习俗来使用这一名号的。

从原始初民开始，想象力是感性和理性的混合，随着人类对事物接受能力的提高，意识活动的穿透力、概括力、综合力、辐射力渐渐强大起来，但大自然的风雨雷电显示震天动地的威力时，人们往往表现出惊慌不安。所以，天就是人们最崇拜的神灵。最后，统治阶级为了证明自己的威力绝不逊色于天，就把自己也说成了神。在奴隶社会、封建制度下，统治者从来就没改变过他们代表天、代表真龙天子的习惯。

在中国北边各民族，如匈奴、突厥、契丹、蒙古以及鲜卑等都有这种尊天的信仰，天空是蓝色的，都以尊为“青天子”；鲜卑拓跋氏改汉姓称“元”，元即是玄，既代表天空之色的青色，也承袭了上十年代的“玄元”。在上古年代“玄元”就是龙的意思。李元昊称“兀卒”，尊自己为“青天子”，而视宋朝皇帝是体现土德的“黄天子”，不得不接受藩属地位，具有超越压倒之意，这充分表现出“英雄之生，当霸王耳”不甘居人之下的豪迈气概。

李元昊的豪迈气概表现出了优越，也带来了劣势，他对内加强镇压的同时，不断掀起对外战争，特别是针对宋朝战争，不断抬高自己的威望。从战争中夺取的土地、财物、牲畜和俘虏都成了他最刺激欲望的战利品。西夏历朝统治者的传统政策被李元昊用在了战争中。于是，出现了令人寒心的后果：人民因为连年集中出征而大量死亡，被硝烟炮火折磨过的土地一再荒废，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中。李元昊自己，伴随着战争的胜利和掠夺来的财富变得骄傲自满，逐步陷入腐化享乐的泥坑中去。

历史一直上演着同样的故事。当商纣王拥有皇位时，他沉湎在了酒色中；当陈后主为自己唾手可得的江山骄傲时，他成了亡国之君。无论隋炀帝，宋太祖，无论哪一位帝王，都免不了得意忘形，享受是他生活中的重要部分，而享乐的成分似乎从来没离开过美女，而美女则成了许多帝王沦落的根源。李元昊正式的配偶有七人，最宠爱的是野利氏，但发现介绍给太子的那个女人太漂亮，就占为己有，称呼为“新皇后”。为此新皇后，他在天都山建造了雄伟壮丽的宫苑，同他的所爱尽情浪漫着。后来，李元昊嫌可供游玩的场所太少，在兴庆府“城内作避暑宫，逶迤数里，亭榭台池，并极其胜”。后来，又派人数万，在贺兰山东侧建造离宫，范围大到数十里，“台阁高十余丈”，整天和他的嫔妃享乐其中。为了过他五月五日的生日，他规定全国臣民要在这一天向他举行祝贺仪节。因为北方冬季漫长，夏季短暂，不便游玩，他便特别规定每年四季的第一天作为“圣节”。命令官民礼拜佛像，为他祈祷幸福长寿。兴庆府东边15公里的地方，他又修建了高台寺和佛塔，每座佛塔高数十丈。在这么多工程中，回鹘人、蕃人、汉人就成了为他吃苦的奴役。

李元昊这位“青天子”在位期间，西夏国内部矛盾已经继党项族发展时的状况更深了一步，而他似乎没有对此种现象表示过谨慎的态度，或者拿出具体的解决方案，他只是和宋朝、辽国进行着更微妙的战斗。

公元1043年初，李元昊给宋仁宗写了封书信，就双方的关系发表了一点建议，这个建议其实就是辽国与宋朝之间外交往来的翻版，数月之后，西夏否决了李元昊的新建议向宋朝提出了11项要求，其中包括增加岁赐数额，给予党项节度使更多的贸易特权，允许在宋朝境内出售白盐等。即使宋朝自太宗以来不断削弱节度使的权力，不断控制西夏发展，但对西夏的这些问题上，宋朝表现得极为尴尬。当时宋朝对辽国和西夏国让步，很像满清政府向外国势力割地皮一样。经过几次战争交锋后，宋朝扩大了居住在开封的党项使节的贸易权，并且增加了岁赐的数额。

公元1044年，正当宋朝和西夏磋商之时，契丹人以追击反叛的边境部族为名，开始侵扰西夏。辽国与宋朝的关系给契丹人带了不少实惠，这种微妙关系只有契丹的统治者知道其中的意义：半路上突然杀出个党项，要与宋朝拉关系，其实是在威胁辽国。这就是辽国向西夏发动战争的原因。

契丹这次进犯是以失败告终的，坐山观虎斗的宋朝听到契丹失败后，立即采取主动，与西夏达成协议。

西夏与契丹间的战争仍在继续，李元昊左右于战争中，周旋在辽国与宋朝之间，他是成功的。在处理同室矛盾中，他是失败的。躬腰人陈玉日村北边沿山的土崖上，能看见一层层累积的白骨，据当地牧羊人讲，每至黄昏，当他们赶着羊群，路过此处山崖时，羊群便缩挤成一堆不敢前行。有些老百姓偶尔还从这里听到战马嘶鸣和士兵的杀伐之声……

历史的好水川

翻检西夏战史，给人的第一影响是：元昊在用兵上从不盲目行事。他善出奇兵，下手狠，常集优势兵力，力主全歼敌军。在面临敌阵时他冷静沉着，指挥若定。守，其阵坚不可摧。攻，便借高山之势，一鼓作气，奋力冲杀。其用兵干净、利爽，从不拖泥带水。

他属下的步兵被称为“步跋子”，上下山坡，出入溪涧，轻足善走。其骑兵谓之“铁鹞子”倏忽往来，有如电集云飞。

元昊出兵，其锐不可当之势与其后的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相类似，犹如山呼海啸、摄人魂魄。而在其谋略、奸诈一面又近似于曹操。

史书说，元昊性雄毅，有大略，善绘画，能创制物始。这“大略”在战争中颇能体现。

曹操曾说自己是“乱世之奸雄，治世之能臣”。确是中肯的评价。

曹操疑心重，用人上颇多防范意识，用兵上又颇多心计与诡计。而元昊疑心也重，对身边任事之臣，稍有疑心，便杀之，毫不心慈手软。比如对心腹之臣野利遇乞兄弟的杀害就是一例。

事实上元昊是一个个性十分复杂的人，夺儿媳、杀爱将、私通野利遇乞之妻没藏氏等等。有的是出于无奈，有的完全是欲望所致。然而尤能反映其诡诈一面的当表现在他的用兵上。

元昊称帝之后，连续打了三次漂亮的大仗。致使宋廷朝野上下震惊。宋仁宗“为之旰食”。

我想元昊连续发动这三次战争，一是为了巩固新建的西夏疆土，二是为了起到威慑的作用。为此可以看出他发动战争并不是盲目的，而是有着长远的政治目的。西夏建国之初，毕竟是脆弱的，作为小国只能以攻为守。

阅读这三次战争的详细记录，既可看出元昊治军严厉、指挥有方的军事才能，也可领略元昊极富心计的一面。

元昊称帝之时，西夏疆土已达到“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的规模。

当元昊称帝的奏表送往宋廷时，朝野大为震惊。宰相张士逊主张绝和问罪，群臣建议出师讨伐。第二年宋仁宗下诏削元昊西平王官爵，撤销所赐皇姓（赵），停止贸易往来。并在边地揭示布告，募人能捕杀元昊者，赏赐定难军节度使。并决计对西夏用兵。

元昊对宋廷的做法置若罔闻。并积极整顿兵马做好了进攻延州（今延安）的准备。

元昊之所以进攻延州，是因为延州所在地的横山是夏、宋的界山。双方都利用这一地形扼守险要。若能攻破延州、占领横山地区，就可以此作为向南侵犯宋朝的跳板。

在此之前，元昊已做了几次试探性的进攻，基本摸清了宋在这一带的防御情况。他以为延州知州范雍属怯懦无谋之辈，并不可忧。而延州外围的重要的军事据点金明寨守将李士彬可是一块难啃的骨头。

李士彬是当地党项人的首领，世代为宋朝镇守金明。他作战勇猛无比，有“铁壁相公”之称。部下有18寨羌兵，近10万人。其父李继周曾多次战胜元昊的祖父李继迁。李士彬本人也曾诱降元昊的叔叔嵬名山遇等人。所以元昊早欲报仇，因此把进攻延州作为发动侵宋的第一次战争。

夏天授礼法延祚二年（1039年）三月，元昊派人将一封书信及锦袍金带投置在金明寨境址，信的主要内容是同李士彬约定叛宋的具体细节。结果被宋将夏元亨识破为离间计。

九月，元昊率兵围攻延州，先派降将延州人刘重信去招降延州党项旧部，结果被李士彬捕获处死。

十一月，元昊又派人以“金币王爵”诱降保安军（今陕西志丹）诸族巡检刘怀忠，刘“毁印斩使”。元昊立即率兵进攻保安军，沿途胁迫属户，毁坏蕃落，几百里烽烟不绝。刘怀忠战死。鹿延（陕北鹿县）钤辖卢守勤急忙派巡检批挥使狄青领兵出战，元昊才连忙撤兵。

撤兵时元昊命士兵故意在路上抛下笨钝的兵器，企图麻痹宋将，使其轻视夏军，疏于防备。

元昊在接下来的几次碰壁之后，派人致表向宋军“请和”，但表文中故意用“悖慢”之词，激怒宋将。造成“吾求罢兵而南朝不许”的假象。使夏军意识到不决一死战别无选择。同时又利用“日西先有一珥”的日食天象，授意大臣杨守素上奏：“此吾军胜象也。”请求元昊攻取延州。

公元1040年正月，元昊率10万大军自延河上游南下，大举侵宋，发誓将攻取延州。

元昊在反间计、诱降计未得逞的情况下，再遣党项部族向李士彬诈降。李士彬不察详情，将这一情况报告给延州知州范雍。范雍命令李士彬将这些人收纳在他的部下，并厚赏金帛，一时来投降的人越来越多。

元昊为麻痹李士彬，让夏军将士，在同李士彬相遇时，均不战而退，且散飞天布说，我等闻铁壁相公名，莫不胆坠地也。李士彬听后骄气愈盛，对待部下更加严厉，部下多有怨愤，元昊趁机收买其部下。

接着元昊又派衙校贺真到延州诈降。范雍信以为真，不再防备夏军。贺真趁机跑到金明，暗中联络诈降李士彬的部族，准备做内应。

这时候，元昊趁宋军防守松懈，贺真离开金明之后，突然率军逼近金明。李士彬闻讯，严兵以待。但是到了晚上仍不见夏军。然后他解甲入睡，到了第二天凌晨，他从睡梦中听见夏军攻入金明寨的喊杀声，便立即披挂，让左右牵来马匹。不料随从牵来的是一匹弱马，李士彬慌忙逃跑，结果被夏军擒获。

元昊一举攻破金明寨，得到李士彬部下党项士兵数万人，然后乘胜南下包围了延州及寨门。

范雍恐慌至极，一面下令士兵闭门坚守，一面派人调宋兵前来救援。

鹿延副都督石元孙、环庆副总管刘平、都监黄德和等人聚集兵力10000余人，分5路，昼夜行军，急赴延州增援。

当刘平、石元孙率军行至离延州10公里处的大柳树时，天已黄昏。忽然有一个“急脚子”走入军中，向刘平宣读范雍的命令：“军队暮夜入延州城，恐于大队人马中混进奸细，故令队伍分批入城。”

刘平、石元孙遵命，立即调拨队伍。每分出一队行及2．5公里左右，又放一队。大约一更之后已放50队。二将回头再询问“急脚子”时，早已不知去向。二将便疑心有诈，便整军列阵而行。走到离延州城2．5公里的五龙川时，忽然听到四面山坡上鼓角齐鸣，伏兵四起，冲下山坡将宋军团团围住。

与此同时，被范雍招来救援延州的黄德和、万俟政、郭遵等所率的部队也陷入夏军的同一包围圈中。宋军结队行进2．5公里至三川口，元昊列偃月阵待之，刘平军也列偃月阵相向。相峙片刻，元昊命步兵涉水为横阵冲击宋军。宋军力战，夏军又蔽盾为阵，双方将士奋呼搏击。刘平左耳右腿皆中流矢，血流不止，仍然奋战。但由于黄德和临阵逃跑，郭遵被夏军砍死。致使宋军全线溃败。刘平率残部且战且退，退到西南山时，设置7道栅寨固守。入夜，元昊率军从后山攻入，刘、石二将力战被俘。宋全军被歼。

随后夏军围延州7日，恰逢天降大雪，夏军将士疲惫不堪，无心再战。元昊于是下令撤军。

元昊在取得三川口战役的胜利之后，于夏天授礼法延祚四年（1041年）正月，第二次向宋朝发动进攻。这一次他要攻打的目标是渭州（甘肃平凉）。

进攻之前，元昊又玩弄故伎。摆出求和的姿态。他先派人向泾原（甘肃泾县）都监桑怿诈降，桑怿将这一情况上报陕西都部署兼经略安抚副使韩琦，被韩识破，严令士兵防守。元昊又派降将高延德带书信到延州向时任陕西都部署好水川兼经略安抚副使的范仲淹乞和。交谈之后，范仲淹虽知元昊并无和谈诚意，但还是写了长篇回信——《答赵元昊书》给元昊。范仲淹不仅是一位重臣，但同时也是一个能写出《岳阳楼记》的文人。他在信中指出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祸，倡言民族团结的大义，并具体提出了停战、和谈的总原则。这些原则虽未被元昊接受，但其主张为以后宋、夏签订“庆历和约”打下了基础。而范仲淹却因私答元昊书险遭杀身之祸。

元昊和谈是假，积极备战是真。两个月之后，他亲率10万大军向渭州开拔。当韩琦得知消息时，元昊的大军已逼近怀远城（今宁夏西吉县偏城乡）。

二月十日，韩琦赶往镇戎军（今固原）急忙调集本部兵马，又新增勇士8000人，共计18000人。令环庆（今甘肃环县）副总管任福率领迎击。并以桑怿为先锋，钤辖朱观、都监武英、泾州都监王连各率本部兵马加上韩琦统领的部队，总计约3万兵力，随任福共同抵御夏军。

韩琦命任福自怀远城向西到德胜寨（西吉县将台乡）再南到羊牧隆城（兴隆乡）迂回敌后待元昊退兵时伏击。

任福走的是大道，这一带堡寨林立，相距不过20公里，粮草便于接济。并且，可战则战，不可战再据险设伏，以逸待劳，在地理上处于优势地位。

行前，韩琦将任福送出城外，并再三叮嘱：“苟违节制，有功也斩。”

看来韩琦的担心不无道理。

事实上元昊造成直下渭州的态势，却是为了迷惑宋军。他的真正目的在于消灭泾原路主力。

元昊先在折姜会（陕北？）点集兵马，然后经三川寨、怀远城南下至张家堡，再南下沿好水川向西至羊牧隆城附近。

事实上这是元昊诱敌的行军路线。夏大军并未走这条路。宋军在好水川追击时，并未发现大量敌军。

任福骄傲轻敌，并未按韩琦的行军路线行走。元昊在怀远砦停留几天，探得任福带兵北来，立即命令大军夜间向西南方的羊牧隆城开拔。然后在羊牧隆城南、瓦亭川（固原城西南）东山地带摆好阵势等待宋军。又派将带领数千骑黎明时出发，越过六盘山作出直趋渭州的模样，引诱宋军。

任福亲带数千轻骑和先锋桑怿、参军耿傅等同夏军作战于张家堡。任福、桑怿挥戈跃马冲向夏军，斩首数百。夏军纷纷败退，沿路抛弃兵器及牛马羊骆驼等物，沿好水川北岸向西逃去。

二月二十三日任福探听夏军不多更加轻敌，诸将以为夏军不堪一击一时纷纷请战。然后诸将分道争进，沿好水川猛追。此时伪败的夏军在前面2．5公里之遥时隐时现，诱敌深入。宋军轻敌冒进，粮草断绝、人马乏食已达3日之久。

二月二十四日，宋军兵分两路，继续追赶夏军。待赶到陇竿城北（今隆德县城北之好水乡）时，已陷入元昊10万大军的包围之中。此时，任福、桑怿才知中计。第二天二将率兵沿好水川西行，寻找出路。出六盘山，在羊牧隆城附近布设阵势，准备迎敌。这时，有士兵从路旁捡来百余只泥盒，听见里面有响声，任福便觉奇怪，命士兵当即砸开，于是百余只带哨的军鸽腾空而飞，宋军抬头仰望，惊疑不止，忽见夏军从四面山上铺天盖地而来。未等任福列阵，夏军铁骑便向宋军猛烈冲击。两军激战到中午，宋军力量减弱，企图突围。

元昊树袍栳旗指挥作战。此旗长2丈余，“左麾左伏起，右麾右伏起”。宋军突围不得，许多士兵跳崖而死，尸体越积越多。任福被夏军团团围住，身中10余箭，小校刘进劝其受俘，任福说：“吾为大将，兵败以死报国耳！”随后，挥四刃铁简决斗，枪中左颊，绝喉而死，儿子惟亮也战死。

在任福被围之时，元昊早令克成赏率5万人马包围了朱观、武英的部队。两部宋军虽隔山相距2．5公里，却互不相知。恰好宋将赵津、王圭各率数千人马保护了朱观、武英的左右两翼，四将亲率大军冲击夏军阵地，夏军阵地坚不可动。武英受重伤，元昊趁势从宋军背后冲杀而来，宋军顿时大乱。武英、赵津、王圭等大批将士死于乱军之中。这时天色已晚，夏军退去。朱观率千余人冲出重围。

这一仗宋军将士死伤万余人，几乎全军覆没。

宋户部尚书陕西都部署兼经略安抚使夏竦副使韩琦、范仲淹被撤职、贬官。

战后宋朝一片凄惨，当韩琦率人马去接应从战场上撤下来的残兵败将时，行到途中，遇到数千名阵亡者的家属，手持死者旧衣，提着纸钱，面对韩琦招魂而哭曰：“汝昔从招讨出征，今招讨归，而汝死矣，汝之魂魄亦能从招讨以归乎！”哀恸之声震天地，韩琦悲愤羞愧无言以答。

……

好水川之战过去了1000多年，可附近的老百姓仍能说出那次大战的情景。显然这是代代相传的结果。在我的故乡西海固，人们只要提起西夏，便情不自禁地就说起好水川之战。

据考证：现西吉县的兴隆镇、单家集一带正好位于好水川古战场遗址上。附近的农民在挖掘水渠、打桩整地时常会发现一坑坑掩埋的白骨。有的骨殖坑中还有成捆的箭头和兵器。兴隆镇粮库在维修围墙时，挖开了一个100多米长的巨坑。坑里的人骨和马骨相互叠压，厚度达1米多高。

陈玉田村北边沿山的土崖上，能看见一层层累积的白骨。据当地牧羊人讲，每至黄昏，当他们赶着羊群，路过此处山崖时，羊群便缩挤成一堆不敢前行。

有些老百姓偶然还从这里听到战马嘶鸣和士兵的杀伐之声。五佛三塔

2003年10月，我陪谢大光老师参观西吉县博物馆时，曾在其保存的一只西夏士兵的头盔边伫立良久。看着那锈迹斑驳的头盔，我想到了1000多年前的那次杀伐。

据朋友讲，当地的老百姓常从好水川附近挖出西夏士兵的头盔与断剑。有的头盔，硕大笨重，重达一二十斤，戴在头上顷刻便觉沉重不能支。由此可以想见西夏士兵强壮的身躯。

西夏时，夏、宋两军曾在西海固地区发生过多次战争。大都是对固原城与天都山地区的争夺战。而好水川之战却是为了重创宋军。但相对来说，唯有好水川之战最为残烈。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元昊工于心计，灵活多变，出奇制胜的战争艺术。从此我们也可看出元昊并非一介武夫，而是足智多谋的军事天才。

总的来说，元昊对宋作战，一个目的是为了占有有利地形为进一步侵宋作准备，另一个目的是为了劫掠财富。也许还有一个目的是为了主动出击，以达到西夏的相对稳定。

实际上夏军一直未能进入中原腹地，战争其实只在沿边地区进行，且呈一张一弛的状态。

作为党项族的一员，元昊灿烂了西夏的历史。号令威严的秃发令，

从头开始

党项首领李德明继续向宋朝进献马、牛、羊、骆驼等畜产品，宋朝则以大量的银两、绢帛、锦彩、茶、药和精工制作的金银装饰品作为回报。李德明所做，不但满足了西夏统治者的需要，而且在灾荒时，顺利地度过了难关。

西夏的经济一天天好转起来，好起来的日子往往使统治者走形。汉人如此，游牧民族更是如此，也许这是人类的天性。就在西夏好日子来临后，李德明也像他的父亲当年在西凉打了胜仗那样变得傲慢起来，而且把自己武装成一个最高统治者的形象，在绥、夏二州，他早已建立了驿馆，修建道路桥梁。后来，又大起宫室，绵亘10多公里，那是一个非常壮丽的景致，李德明的排场，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李德明的威信也是从这时树立的，他继续发号施令，要求人们为他修建奢侈的宫室，又制定了旌旗制度。他认为怀远镇“西北有贺兰之固，黄河绕其东南，西平为其障蔽，形势利便”，而在那里大建门阙、宫殿、宗庙、官署，改称兴州，作为西夏的新都。此时的他已成了一位独裁者。

其实，任何自满都是约束进步的栅栏。李德明在为西夏创立业绩的同时，也在创立着党项人民的栅栏。在他晚年到来时，他的长子李元昊便认识到了这一点，李元昊对他的父亲向宋朝的卑躬屈膝和贪恋边境贸易的态度提出了批评，他相信父亲自满的行为，其实是在削弱党项社会的经济基础，对党项人的文化也是一种摧残。

公元1031元，李德明死，李元昊承袭了他父亲的统治模式，由于李元昊的妻子是契丹公主，契丹国封李元昊为夏国公。

李元昊一上任就要冲出党项人的栅栏，证明自己的能力。他利用契丹为援，开始谋判宋朝。他的第一种做法是以兵法约束部落，对付敌人，只有用武力。

李元昊的第二种做法是充分顾及党项地主阶级的利益，调和蕃汉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他是这样想的：他的国家汉人最多，要把汉人拉拢到他的身边，利用他们掌握的生产技术水平和文化知识来扩充自己的力量。

李元昊的第三种做法是否认了自己的李姓、赵姓，否认了自己是元魏的后裔，并且改了名，改了姓，又发布了秃发的命令，有胆敢违令者，等待他们的只有死亡。号令威严的秃发令，从头开始，李元昊着手打造着党项人的民族精神。李元昊的第四种做法是创制了西夏文字，改变了党项人的传统，一律接近汉人，事实证明，他的四种政治手段稳定了部落的联合，加强团结的力量，给宋朝形成压力。冲出栅栏首先要从自身开始，李元昊的统治区内，仍然杂居着蕃、汉等民泥塑力士头像族。对占绝大多数的汉人来说，党项人制定的那些规矩一时半会儿是适应不了的，尤其在李元昊以“青天子”的身份出现时。

李元昊在称帝前一直修筑着他即将冲出栅栏的路，他将兴州升为兴庆府，扩建宫城，广营殿宇。至今，那些被时光侵蚀得残缺不全的建筑仍站立着。

在官制、服装上都有定制，但如何定制，都要把人的等级表现出来。公元1034年，李元昊开始建立年号制度，他想做什么，生活在那个时期的人都知道。

军事制度上李元昊更是周密部署，他一边加紧整饬内部，一边对外发动一系列的战争。

他不但制定了西夏文字，还设置了“蕃学”，选蕃、汉官僚子弟入学，培养统治阶级的后备人员。他对宋朝流行礼乐制度极不赞成，认为它太繁琐，与游牧民族的传统精神很不相配。从而，一度简化礼乐制度，不遵行者就要诛杀。

汉人自从阶级社会以来，礼乐、法典像一团乱麻一样维持了几百个世纪，李元昊在此问题上是不是引经据典，我们不知道。

总之，李元昊称帝前在政治上作了不少准备工作，这样的准备肯定在他心中已经酝酿很久了，他展望着西夏国土上来去匆匆的人群，和一只只活泼的小羊羔，或者一只猛虎扑向猎物，一头公牛冲出栅栏奔向草原，都能成为他治国方略的引子。

他准备了那么长，那么久，也许是向人们说明，他就是曾经束缚在栅栏中的那头公牛，终将有一天，会冲出去扑向敌人。一个民族的誓言，是一个民族用精神构筑的神圣的不可逾越的高地，在这个高地上，包含着生命，包含着民族精神，就如把誓言包含进法律的日耳曼人一样……

淬血的誓言

在高丽在西北修筑长城以防御契丹的时候，在斯堪的那维亚国的哈塔卡纽特将位子让给丹麦王的时候，西夏之主李元昊发动了对青海的吐蕃人、兰州附近的部落以及河西回鹘的战争，这是继公元1034年在宋朝府州的战役取得胜利后，又一次大规模的战役。

李元昊还没诞生之前，他的祖辈在吐蕃人统治的河湟谷地洒满了鲜血，那是一块使党项人为之振奋的地方，是一个写满战争与和平的地方。洮、湟流域上的吐蕃大英雄口角厮罗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西夏军队初战便遭到他的挫败，李元昊只好亲自出征，200多天后，他们之间以李元昊的胜利画上一个句号。

公元1036年十二月，李元昊又攻取了肃、沙、兰三州。把整个河西地区划入了西夏的版图。从此，回鹘人顺从于李元昊。最后，李元昊军队挺进兰州。确保了后方一线的安全，断了吐蕃人与宋朝取得联系的路。

与党项人有某种微妙关系的契丹辽国，在此期间一直发展着他们的农业生产，经过曲折的道路，辽国的农业生产已跃上了顶峰。这个时代的辽国是难得太平岁月，内地社会经济空前繁荣，边境的屯田继续有所发展。他们的经济基础当然来源于宋朝的盲目供给，以及辽国内部大土地占有者兼并小土地占有者的社会形势。然而辽国这种所谓的顶峰，真有点高处不胜寒的意思，外表的繁荣掩盖着深刻的社会矛盾，低落时期也将到来。

历史又飞逝了几年。公元1038年，西夏之主李元昊上表宋朝廷，要求派人到五台山供佛，其实想借此侦察河东道路。他会同各部落首领歃血为盟，相约对宋朝发起大规模的进攻。然后，野利氏兄弟野利旺荣和野利遇乞分别担任西夏军左、右翼的首领。

一个民族的誓言，是一个民族用精神构筑的神圣的不可逾越的高地，在这个高地上，包含着生命，包含着民族精神，就如把誓言包含进法律的日耳曼人一样……

也许一种悲壮的誓言在李元昊心中早已发过好多次了，不光是李元昊的盟友，或者李元昊自己。宋朝、契丹，他们也不是在坐享其成，在统治者心目中，肯定有同样的誓言存在着。而这些誓言都是淬过血的。

李元昊立誓言后不久，就实现了。在1038年十月，他正式即位，称大夏皇帝，时年36岁。他宣布了新的年号，然后来到祖先和父亲的陵墓前，祈祷他们在天之灵，又追谥了他们的帝号和庙西夏文残碑号。他能有今天，全靠了祖先和父辈们的鲜血，全靠了他们英勇无敌的气概。

此后，李元昊巡行西凉府祠神，并尽快调兵遣将，作好可能出现不良现象的军事准备。第二年正月，李元昊上表宋朝，宣称受西北各族的拥戴，正位皇帝，国号大夏，要求宋朝正式给予承认。

李元昊在这份表文中列举了祖先的功绩，即为国捐躯的悲壮，又说了他制造文字，改制衣冠的成绩，以及准备的条件已万事俱备，他成为夏王是顺应天理、民意，并且在以后将好好治理边陲之地等内容，这与其说是一张表文，不如说是李元昊一次壮烈的誓言。

时间还没有停止，历史还没有停止，李元昊的誓言将注定党项西夏纷繁动荡200年。这时西夏王国的领域：东临黄河，西至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境土方圆1万多公里。除保有夏、银、绥、静、灵、会、宥、胜、甘、凉、瓜、沙、肃等十多个州外，又增加了部分重要镇堡。洪、定、威、怀、龙等地都归于西夏。兴庆府则成了西夏的首都。刻在岩石上的图案，然后是画在陶器上的符号，在火焰中历练了那么多年，才有了文字，而文字一旦形成，它就是一个民族

灵魂的标志

诞生一种文字要付出多少艰辛，没人能够说得清楚，自远古开始，首先是刻在岩石上的象形图案，然后是画在陶器上的简体符号，在火焰中历练了那么多年，才有了文字，而文字一旦形成，它就是一个民族灵魂的标志。

有人说推翻一个国家政权可以靠武力，而组建一个国家则要靠完整的文化系统，游牧民族之所以能让希腊走向灭亡，能让中国的历史出现了一个南北朝，却没有把政权保持下去，原因可能是没有自己的文字吧。

公元1038年，西夏党项首领李元昊登上自封的皇位，西夏文字就诞生了，这种文字一直伴随着西夏国走向尽头。

西夏文字在风雨200年中，由一些专门人士操作着，这些人都是文化的领头者，他们的智商在当时的平均水准上，他们的慧心慧眼能辟出一个突破口，在认识、驾驭主观世界上使人进入一个新的境地，由此，西夏文字才显得更神秘。

西夏文字的真正神秘是西夏灭亡很多年之后，那是几百年以后，公元1804年的事。那时著名的乾熹派学者张澍在故乡凉州发现了《重修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这块碑子上刻着令他很着迷但很古怪的文字，而碑的另一面，就是这种古怪文字的译文。由此，西夏文字才被人们一点一点地解读着。

这块“西夏碑”的两面，各刻着约1800多字的内容，涉及到西夏社会经济、民族宗教、官制民风、文化艺术等，给神秘的西夏王国打开了一扇天窗，从而它也成为最早发现的西夏文物之一。

以后的岁月里，西夏文字开始争纷涌现。

数百年里，这个神秘的国家在蒙古人的铁蹄下灰飞烟灭，偌大的帝国没被列入正史，一直让人们解不开。西夏文字诞生后，可能用自己的评议来书写自己的历史，西夏人应该有一部自己的史册，然而留下来的只是片言碎语。在元明时代，即使在河西地区和东移内地的一部分党项人，仍然使用西夏文字，由于西夏文字笔画繁复，其中奥妙无人记述，大约到明末，随着党项族的消亡，便成了无人可猜的谜。李元昊创制西夏文字，基本上从政治目的出发，在外缘关系上显其独立性，对内部百姓则着眼于统一，为的是巩固统治，扩大政权。李元昊过度推崇西夏文字，致使对汉文熟悉的党项人不能很快接受。反而，出现了使西夏文化教育陷于滞后状态。据说到夏崇宗乾顺时，西夏统治阶石人身级就有人认识到“文教不明，汉学不重”已经给西夏社会造成严重的损害。但在当时，李元昊没想那么多。

自从明代后，西夏文字很少被人提到了。自《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从西凉露出真容之后，研究西夏文字的人多了。公元1870年，英国学者韦利亚把居庸关六体文字碑中的西夏字误认为是女真国的小楷。后来，法国的戴吾利亚对《感应塔碑》作了考释，在《西夏唐古特国家研究》一书中，开始认定居庸关刻石并非女真族的小字，而是西夏字。

西夏文字经过很多学者的精心研究，终于有一方清晰的天地了。西夏文是以汉字的笔画、形体、结构、造字为依据，参照党项民族的语言特点而制定的。西夏字的创制以汉字为摹本，它和汉字一样，有部首、有偏旁，将若干书写符号构成一块，最大的特点是方整。西夏字一个字表示一个音节，行文书写和汉字的笔画顺序相差无几。据学者考证发现，西夏文的字数大约有6000多个。

在西夏书体中，还有篆字、行书、草书以及体字，它们给了金石家一块发挥特长的天地。但西夏文的篆字、行草、别字远远没有汉字那样好识别，一段时期里，刻在印章上的这些字体一直困扰着人们，至今还有部分印章像一幅图画，没人认识。西夏灭亡后，西夏文消失的具体情况经过史学家们研究大致是这样的：用西夏文译元朝年号，仍用西夏语自汉语音译，到了保定石幢建立时，明朝弘治年号已不用意译，而是直接借用汉语音，用西夏文中与它相近的字音表示。之所以发生这种新变化，是因为部分西夏人进入内地，开始汉化，使西夏语和汉语融合，以致在西夏语中的汉语代词越来越多，越来越普及。在明代中叶的西夏人当中，部分人仍使用变了味的西夏语，部分人干脆说起了汉语，最后，西夏语就在历史的长河中悄悄地消失了。看来李元昊也想在这个名扬天下的地方，审判他们的“牛鬼蛇神”……

用心良苦

李继迁20多年的反宋斗争，其意义是久远的，重大的。正是由于这种斗争过程，使得党项人民族精神得到了极大提升，各个部落逐渐走向团结，夏州政权管辖范围扩大了。李德明继位，制定了有利于安定繁荣的方针政策，为西夏社会在向封建社会过渡的进程中加快了步伐。这其中，需要政治基础。李继迁和李德明都努力了。李元昊的正式建国，就在这些有利的基础上实现的。

早在公元1033年，李元昊模仿宋朝建立了一整套官制。总体有文武官两种，其中中书、枢密、三司是西夏政、军、财三大部门的最高主管机关；御史台职掌监察弹劾；受纳司职掌仓储保管及其收支；农田司职掌有关农田水利及粮食平粜事务；文思院专供御仪物服饰制造。当然，“开封府”本是宋朝首都区的地方政府，但在西夏，成了管理首都区事务的兴庆府衙门。看来李元昊也想在这种名扬天下的地方，审判他们的“牛鬼蛇神”。似乎设置了一整套包括集中政权、兵权、财权、司法权在内的各种机构。也就是说，从中书令、宰相、枢密使、御史大夫、侍中到大尉以下的官职都全了。

汉人和党项人中，显然党项人做官的多。李元昊一面保持党项人在政府中的主导地位，一面适应汉人地主阶级建功立业的要求，建立起和汉族一样规模的封建体制，这样，便于统治。对此，李元昊从吐蕃人那里借用了一些方法，在服饰、政治、军事上都效法了吐蕃旧俗，他想对抗整个西夏国，说明他所建立的政权和吐蕃王朝同是蕃族政权，这样会使蕃族归顺他，拥戴他。

公元1039年，李元昊仿照宋朝再度改革官制，增设了“总理庶务”的尚书令。尚书令属宋朝“三省”之一，又称“都省”。有左、右仆射，左、右丞等。尚书从不委任，而另外委派诸司三品以上者或学士一员，任“权判尚书都省事”。其职权是总辖吏、户、礼、兵、刑、工等六部和二十四司。不过李元昊把二十四司改成了十六司，不知是西夏只需要十六司就够了，还是李元昊有意裁减臃肿的机构。在宋代文献中还可以看到一些蕃官名号，有领卢、丁拿、聿则，令能之美，名堂繁多。但都不是像宋朝的金紫光禄大夫、正奉大夫、中奉大夫、银青光禄大夫，以及骠骑大将军、归德将军、畏国大将军那样的职位。据说这是因为宋朝不愿让西夏使用地位崇高的汉官名称，怕混淆视听，破坏“名分”，有天马纹边饰损主国的尊严。

李元昊还进行了地方编制，分为旧县两级，和宋代的州县差不多。宋代的州等于秦汉时的郡，是隋、唐以后才改称为州的。一般受皇帝差遣方能拥权的官，都在二品以上。皇帝把这些官安置在这里，便于控制且做皇帝的耳目，所在州官员有功过及职事修废，可直接通达皇帝。宋代县制是秦汉以来的常制，不过其长官大多是皇帝差遣文臣充任，故其县令又称知县。

李元昊对西夏文武官员的冠服制度，作了严格规定，为的是辨识等级，区别贵贱。什么样的官穿什么样的官服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历来分得很清，李元昊改官服还采用了吐蕃赞同普和回鹘可汗的服制式样。

西夏是一个新建立的国家，五脏不俱全就只能受欺侮，要把散漫分立的蕃族部落团结起来，并使吐蕃、回鹘、汉、契丹、蒙古等民族置于党项人的领导下，李元昊就必须加强向心力，所以他以法律作强制手段，这是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李元昊雄才大略，博学多艺，在他的办公桌上就放置法律书，他的司法制度相当严厉。骨勒茂才所撰的《番汉合时掌中珠》里有关刑法的叙述，有一套诉讼程序是这样的：官府接到诉状后，把犯人枷在狱里追查证据；如不招供，使用严刑拷打，逼使“伏罪入状”。若伤人致死，就要赔偿死者命价。

犯了法的人是否就在“开封府”审理，我们不敢附会。但得承认，在李元昊建立西夏后，制定的一整套政治制度、法律法规，足见他的良苦用心，在影响西夏以后的发展上，是功不可没的。狩猎是一种勇气和魄力的体现，洒尽了英雄气概……

狩猎者的路有多长

党项人从鄂尔多斯草原走来，从青海湖边走来，继续寻找水草之地。

周围就是青青的绿草，绿草上党项人剽悍的身影在驰骋。周围就是山林、沙漠，有很多种野兽正是党项人猎狩的目标。《圣立义海》记载，西夏贺兰山中“藏有虎、豹、鹿”，南边大山中“树草丛生，野兽多有”，其他一些山里也是“山密养鹰，有万种树草，野兽多居”。李继迁小的时候，就喜好骑射，曾以猎老虎屡胜而出名。李元昊也是位狩猎英雄，他在每次出兵时，必率人猎取食物，然后下马和大家坐在一起，共同享用。就如他攻击敌人一样，再凶猛的猎物都逃不出他的掌心。

狩猎是一种勇气和魄力的体现，洒尽了英雄气概。猎物就在不远处，勇猛的党项人怎么能够放过。

西夏政府设置“执飞禽处”，史学家推断这可能是西夏侍秦皇帝行猎的机构。它不但是西夏政府机构，而且在其机构内派遣一至二名大人。《圣立义海》中还说，到了十月，风吹茅草，黄羊都逃到了丛林，这时就开始追射。

西夏人捕猎野兽的方法用弓箭射杀，西夏人对待敌人也是弓箭。西夏人还用网捕猎野兽，当他们扑向敌人时，就是一张巨大的网，而敌人都是网中的猎物。

捕获的猎物是他们的战利品，然后扒掉猎物的皮，穿在身上，或者献贡，或者交易。西夏建国后，狩猎业逐步被农业和畜牧业取代，但狩猎的传统项目一直保持到西夏晚期。这正如西夏对付外敌一样，到晚期，他们就忙于抵御，顾不上进攻了，也没有能力狩猎了。

西夏狩猎敌人最辉煌的要数李元昊了。公元1038年他成为西夏的主人，公元1040年大举攻宋，破金明寨，进围延州。这一年，宋朝大将刘平率军3000，于正月十五日晚上，在三川口西5公里外安营扎寨。第二天，宋将郭遵率大军前经三川口。西夏军和宋军摆的都是偃月阵。在这场大战中，宋军就成了李元昊的猎物。

公元1014年二月，李元昊亲率10万大军出发，直逼宋朝边境，一路大胜，直到今天宁夏隆德县城北的好水乡时，又将宋军层层包围，宋将任福、桑怿等自知无力挽回，向好水川西面逃去，到六盘山又遇西夏伏兵。李元昊得知计策已经成功，马上命令克成赏带领5万人包围其余宋军。李元昊运筹帷幄，攻其不备，宋军几乎全军覆没，据说宋仁宗听了这个消息后连饭都吃不下了。

李元昊在他10年的狩猎中，多少城池、军马都作了他的猎物，他把得来的猎物有一部分当了自己阵地，有一部分怎么处置，尚缺乏详细的记载。

在西夏畜牧业中，也有好多故事，他们的牧民对牲畜赖以生存的牧草有十分细致的认识，西夏文《三才杂字》中列有“草”一类，其中记明了各种草名46种。西夏谚语中有“牧人睡，草堆摧”。意思是如果牧人睡懒觉草堆就不会充实。畜牧如此，狩猎还是如此，睡懒觉是不行的。但我们看到了，西夏晚年到来时，好多人都睡了懒觉，而外面的形势则等同于大旱，或者雪灾。

西夏人睡了懒觉预示着多少生命将死去；多少得来的猎物，将归于他人。任何一个封建专制地区，再稳固的经济基础，终将被战争所摧毁……

王朝的基础

西夏的经济在李元昊建立西夏国后一直保持良好的势头，畜牧业带来的经济收入使西夏国名声远扬。《读史方舆论纪要》中说，西夏国的疆域延伸到鄂尔多斯和河西走廊地区，在东部沿黄河与金朝相邻；在西方，包括了敦煌至玉门以外的地区；在北方，到达了戈壁南缘的额济纳；在南方，有青海湖畔的西宁和兰州城。在这么大的地盘上，到处都是党项人的牧区。

西夏除了向宋国西部供给马匹、牛羊、骆驼，还种植了大麦、豆和青稞。从事农耕的以汉人为多，他们掌握着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李元昊都把他们收拢过来为西夏国服务。

与历朝历代帝王一上台的举动一样，西夏的首领也重视水利工程。他们都知道，只有农民吃饱了肚子，自己政权才能不动摇。传说李元昊时期有“昊王渠”的开凿，加上前代留下的秦家、汉延、唐徕等著名水渠，给当时的农牧业发展增添了新的风采。

毫无疑问，在盘踞东北的辽国，畜牧业不仅是契丹社会的主要生产部门，而且在辽国其他民族的经济生活中也占有重要地位。辽国农业生产的重心在南部，畜牧业生产的中心在北部，中间那块地方，就是契丹人、奚人、渤海人和汉人杂居的中京、上京两路以及东京路的部分地区，在这一地区形成了农畜并重的格局。如果所需产品减少或困缺时，辽国就掠夺邻国。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带动了商业的活跃和城市的繁荣，辽国的这一点比西夏有优势。

宋朝的政治思想家们对晚唐的政治分裂扼腕叹息，但城市的繁荣和农业的扩大促使了经济增长，这一局面是他们所欣赏的。在公元750年到1100年间，宋朝的人口翻了一番。导致人口猛增的原因是中部和南部的水稻种植面积扩大，粮食供应稳步增长，繁荣的农业和密集的居住模式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在许多大城市，很多居民加入了商业活动中，出售余粮买进木炭、油和酒。主要种植粮食的农民，还开辟了第二产业，在家中酿酒、烧炭、织布，通过中间媒介出售产品。

区域之间的贸易运输，促进了内陆和航海运业的发展，为造船师傅和水手提供了生存的机会。这时，宋朝的货币被繁华的景象推上了高峰，晚唐时政府不再使用丝帛进行交易，对铜钱的需求量因此而大增。到公元997年，宋朝政府每年制造8000万贯铜钱，是唐朝高峰期的两倍半。持续到1085年，全国铜钱的产量又增加近8培，每年为60亿贯。

宋、西夏、辽之间，如果掩盖战争的话，他们展开的是一场实力抗衡的拉锯战。

西夏国在五代时就已经进行地租税收，但他们这时走的是一条错误的经济路线，地租的剥削和高利贷剥削让农民背上沉重的负担。而宋朝此时与西夏的拉锯战表现得较成熟，后唐明宗时开始收揽民心，曾下令将夏、绥、银、宥等州的“公私债负，缺欠税物”一概免除。这样给中原的经济稳定埋下了伏笔。西夏李继迁为自己的江山曾反宋结辽，连年战争，疲于奔命，在军事上虽说获胜，却顾此失彼，丧失了经济发展的机会。李德明继位，讲究的是保境息民，长时间的和平才使西夏社会生产力有显著的提高。大文豪范仲淹说，朝聘之使，往来如家；牛马驼羊之产，金银缯帛之货，交受其利，不可胜记，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无战，禾黍如云，甲胄尘委，养生送死，各终天年。《白虎通·社稷》中说，王者所以有社稷何？为天下求福报功。人非谷不立；非土不食，土地广博，不可遍敬也，王俗众多，不可一一祭也，故封地立社示有尊，稷、五谷之长，故立稷而祭之也。历代皇帝都要祭社稷，这实际上是重视农业的表现。自中国汉武帝开始，他亲耕藉田，提倡农耕，免收天下农田租税12年，为以后的帝王开了个好头。隋文帝在发展农业上也曾作过重大贡献，他推行均田制。农民有地可耕。唐太宗曾到灵口问每个丁受亩数，了解隋末以来农民的痛苦。他统一全国后，立即颁布了均田制。宋朝的王安石变法，其目的是为了发展农业。纵观中国历史，封建专制实际上是为农事服务的专制，有了农业为后盾，才能使专制的权力延续。

西夏人在李元昊的努力下成了西北一方的主人，积极发展农业、畜牧业的同时不断兴修水利是第一要务。相辅相成的农业基础是由三个方面组成的：首先是承接和利用了汉族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知识；其次是重视水利建设；再次是发达的畜牧业促进了农业再上新台阶。西夏人利用这点儿治国之策与宋朝与辽国相抗衡，这是一场拉锯战，拉锯战的基础建立在本国的农民是否成为一个团体，是否走在同甘共苦的道路上，而这些，就得靠统治者英明的农业决策，使百姓安居乐业。但是这样的拉锯战是暂时的，或者说是勉强的。因为任何一个封建专制地区，再稳固的经济基础，终将被战争所摧毁。李元昊派鞑靼族扰乱，那时，鞑靼族也叫呆儿……

疯狂旋转的万花筒

西夏和辽国的关系，是从李继迁开始的。在宋初时，西夏还依附于宋，辽统和四年，也就是公元986年，西夏主李继迁叛宋，派使臣带上好多钱到辽国请和。李继迁判宋联辽自有他的政治目的，他为加强反宋斗争的活动而达到扩大自己势力，他敏锐地看清了宋的弱点和辽的优势，因此利用了两者关系。契丹圣宗耶律隆绪想利用李继迁势力牵制宋朝，也好令宋朝在两大联盟下感到压力，于是在公元986年李继迁向契丹称臣时，他就给这位党项首领封赏了定难军节度使的头衔。4年后，圣宗册封李继迁为夏国王。从此西夏在名义上成了辽的属国。李继迁进一步得到契丹人支持的做法除了贡奉马匹、钱等外，还请求建立婚姻关系，契丹主就将宗室耶律襄的女儿封义成公主许嫁，赐马3000匹，建立姻亲。

李继迁努力的结果对党项人的发展起了作用，党项人不但可以顺利发展，而且在李继迁率领下，有了更大的凝聚力。而辽国利用李继迁，是因为辽和宋之间盘根错节的关系：赵宋王朝创建之时，就感到雄踞北方的契丹人是心头之患。公元979年宋太宗灭去北汉，完成中国内地统一。后来，便乘势攻打辽国，想一鼓作气，收复石晋以来所失去的燕、云故土，完成大统一，但马背上的兵将个个英勇无比，采取的游击战使宋朝军队防不胜防，宋朝在战争中失败了，两国关系开始破裂，一时成了分庭抗礼的南北对立局势。

以后，宋、辽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契丹人越来越重视笼络李继迁，李继迁的地位，从节度使到夏王再到西平王，频频提升。

李继迁处弱势时选了辽国这棵大树来乘凉，可谓英明之举。李继迁一方面靠拢契丹，张扬自己势力；一方面在反宋战争停止时，也不忘和宋朝拉关系，想得到与辽国相应的经济利益。因此对宋的关系若即若离，一会儿战，一会儿和，引起了契丹人的怀疑。李继迁的葫芦里到底卖什么药，辽国看得一清二楚。公元991年，契丹圣宗有意挑明此事，派人警告李继迁。李继迁“托以西征”，避而不见。契丹人一气之下，大掠银州。契丹人容不了李继迁别有用心，何况他是属臣。李继迁只是未成熟的豹子，一旦经济、人马壮大时，就成了契丹人的克星，契丹和西夏关系不稳固也说明了契丹对西夏早有防备。景福元年（1031年）辽国兴宗将兴平公主嫁给西夏王李德昭，从而再完成利用目的。一年后，德昭死，兴平公主也死了，契丹就派人来诘问，一时两国的关系如同雾里看花。李元昊继位，辽和西夏的关系又扑朔迷离了七八年，在公元1038年，李元昊自封“大夏国皇帝”，契丹人也认同了。西夏、辽便走上了一段平稳期，他们进攻的目标似乎都对准了宋朝。从公元1040年到1043年，西夏对宋发动的几次大规模战役中，宋兵受到空前惨败。在好水之战中，宋朝敦煌莫高窟第310窟好多大将或被俘或阵亡。1042年，契丹派人威胁宋朝，要宋朝割地，并质问为何讨伐西夏。同年，宋朝派人和契丹议事，允许岁增纳绢各10万，总50万，交好如初。

接受宋朝实惠的契丹在第二年就催促西夏停止对宋的战争，李元昊派使臣和宋朝谈判议和条件恢复和好。

李元昊和宋朝谈判的同时，也不忘记向契丹贡马，请契丹攻宋。李元昊此时扮演的仍是两面三刀的角色，他既忌恨宋朝对契丹的妥协，又害怕两国上下联手，吞并了西夏。

契丹主拒绝了李元昊的请求，似乎已经知道了西夏的谋划，开台筑城墙防御。李元昊派鞑靼族扰乱，那时，鞑靼族也叫呆儿。

公元1044年。西夏动摇党项及山西部族叛抗契丹，由这支导火索引发了西夏与辽的矛盾。契丹征集军队，准备讨伐西夏，并派使臣转告宋朝。是年9月，兴宗亲征西夏，却被李元昊打败。西夏害怕被激怒了的辽国与宋朝联合，大举征战西夏，只好作出了与宋朝求和的姿态。10月份，李元昊向宋朝称臣，宋朝谋士、武将认为“就和则难，不和则易；不和则害少，和则害多”。他们一致主张乘机发兵于西夏，以武力来征服，才能真正地让李元昊屈服。不想再给自己添麻烦的宋朝主人没听取众臣良言，接纳了李元昊，册封为夏国王。宋朝赐西夏茶叶255万两，绢153万匹，银7．2万两，开放保安军和镇戎军的高平寨，重开贸易市场。

公元1045年，西夏又请和于契丹，又联盟回鹘。宋仁宗正在这一年过35岁生日，西夏和辽一同赴宋祝贺，宋帝一高兴，给西夏颁布了历法。

公元1046年契丹兵攻打西夏。没有得到预计的结局，失败而归，宋朝派保安军到达西夏的榷场，监督西夏贸易。

留在宋、西夏、辽之间很多曲曲折折的故事，后人就感慨一句：世界就像万花筒。宋相吕夷简由于恐怖而发出感叹说：“一战不如一战，可骇也！”

大转折

从公元1040年起，3年之间，李元昊在三川口、好水川、定川砦取得辉煌的胜利，是西夏史上著名的三大战役。

李元昊胜利后，没继续追击，打入宋朝国都开封，是因为这位战略家的高瞻远瞩。当时，西夏其他势力和李元昊之间矛盾深厚，西夏开始建立，各方面还没巩固，不能在外恋战，内部矛盾有可能使西夏混乱；李元昊瞅准的是宋朝这块肥肉，但完全灭掉宋朝是不可能的，只有发动战争，掠夺一些财物。因此，他的战争一张一弛。

据说李元昊看清这样一个事实：宋朝的根基深，不管在经济、军事、政治上都比辽和西夏雄厚，即使战败，潜力仍然很大。在定川砦战役后，宋朝沿边所驻扎的军队仍有20多万，且与西夏右厢相邻的口解厮罗的武装力量，也不可轻视。从西夏的兵力来说，虽然人人会骑射，斗志高昂，能忍耐饥渴，冲锋陷阵，行进中会谈笑风生，士兵和首领的关系默契，但是军队的缺点也是致命的：西夏兵不分制度，衣食武器都要自己供给，服役的负担特别沉重，还要从事生产，进而制约了战争进入连续性。因此，李元昊只能适可而止。

三大战役中，宋朝节节败退，宋相吕夷简由于恐怖而发出感叹说：“一战不如一战，可骇也！”这是因为宋朝在面对西夏军队所存在着显著的特点而发出的感叹，这在气势上使宋朝处于被动。抵抗辽国，西夏要从今天的河北省沧县出发，到达今天甘肃省天水市，曲折连绵数千里，一路上都是大平原，还要处处屯兵，这就大大分散了兵力。

韩琦和范仲淹最能体会到这种痛苦：陕西四路的士兵差不多30万，然而都是分守城寨，所以每路战士不过两万多人，定定地坐着耗费军粮，不敢轻举妄动，谁都不知道敌人到底要攻打何处。大诗人欧阳修也对这种完全被动的情况作过分析，他说，庆历年间防御边境的准备，东起今天的河北，西到今天的甘肃，路程1000多公里，有5路，24州，差不多200个寨堡，都必须分兵守卫，再多的军队，都分成了块，显得势单力薄。西夏和辽国军队虽然少，但一聚起来就是几十万，用他们的大兵力，打分散了的小兵力，怎能不败呢？

宋朝是一个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作战比较机械没有游牧民族的灵活性。

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话显然是抒发个人的远大情怀，对于宋朝皇室内部和豪绅地主们，他的话起不了激发斗志的作用。虽然在1040年，针对党项族，仁宗皇帝派人编纂了长达40卷的兵书，其中包括制造和使用多种武器、攻城器具的方法，范仲淹像还首次提到了如何制造火药，但对统治者内部，以及兵将，这些兵书起不了激战的作用。内部矛盾尖锐，阶级矛盾激烈，农民过着贫困不堪的生活，经常发生反抗，统治阶级为了防范和镇压他们，用尽心思，在与对外斗争方面就减少了力量。

西夏每次出征，几乎都由皇帝亲自率领，能昂扬军队斗志。而宋朝将领深居高拱，一般都在皇室中指挥作战，颁发阵图，预定作战部署。多路进军时，无人统率。作战时，躲在后方盲目地发号施令，再加上宦官从中扰乱。宋朝的缺点李元昊清清楚楚，所以三大战役稳操胜券。

宋朝屡战屡败后，才开始另眼相看西夏，也开始提高警惕。起用了范仲淹和韩琦。他俩的做法是，先组织兵力。宋朝的军队，分为禁兵、厢兵、乡兵、蕃兵四种，必须得把他们组织在一块。然后整顿、充实、培养、训练，发挥保卫乡里、防御侵略的功能。那时宋代有个名叫“弓箭手”的民间武装，由边地农民自发而成的队伍。有战争了集合起来，没战争了就种田。他们为当地的治安秩序和配合正规军打仗都做了不少工作。他们土生土长，熟悉山川道路，能受苦受累，经常作战。还有蕃兵，他们主要是汉化的羌、藏族兵。后来范仲淹和韩琦都收编了他们。

据说范仲淹在边地数年，特别重视蕃、汉人民潜在的力量。他把这些兵力集中在一起，发挥了应有的抵抗作用。公元1044年，李元昊屯兵40多万侵犯宋朝边境，范仲淹、刘沪、种世衡等人，将蕃、汉弓箭手调集一起，形成屏障，抵御了李元昊的大军。这便是李元昊向宋朝称臣的原因之一。

熟读兵法的李元昊在三大战役后引起了人民的反抗，西夏的盟友辽国向来抑宋，这时也极不愿意西夏势力过分扩张，产生了猜忌和不满。在此之后，李元昊暂停了冒险行为，与宋朝和好。三大战役使宋朝加固了边防，三大战役让李元昊洒尽威风，也让他开始深深思考西夏的命运。难道这是一个转折点吗？假如李元昊再次举兵攻向宋朝国都，又是什么结果。西夏军队在战斗进行中，不像宋军那样重视首级，提着它去报功领赏，他们更注重战争最后的结果……

兵行天下

据说西夏景宗李元昊从少年时代起就把《野战歌》一类兵书放在手边。经常钻研，而他的祖父李继迁更是“心知兵要”。

在一个战争频繁的年代，需要全民皆兵，人民“凡年六十以下，十五以上，皆自各弓矢甲胄而行”。纵观西夏战士，他们是勇猛的，这一点，没有人否认。他们在草原、河流、山川中早已练就了强壮的体魄，所以人人都能冲杀格斗，没有民与兵的区别。

西夏兵最厉害的是铁骑，俗称“铁鹞子”。李元昊时期，“铁鹞子”有3000名，分为10队，每队各有首领，全是挑选出骁勇之士担任，每次出入，前后环拥，警戒极严。这支最高统治者的禁卫军在西夏军中大显神威。

西夏出兵相当灵活，西方有战争，就从东方征调向西；东方有战争又从西方征调而东。如果战争发生在中路，由东西两方的军队都开拔过来。作战时，经常采用步、骑两兵种相辅而行的方法，忽而设虚寨，使敌军中埋伏，然后以“铁鹞子”为前军，乘机砍杀；忽而用钩索绞连，让敌人从马上纷纷摔下来，然后一举歼灭。他们步、骑兵的绝技，曾引起宋人的特别重视。《宋史·兵志》记载：有一种“步跋子”的兵，上下山坡，出入山谷、飞涧，最灵活轻巧，如履平地。有西夏骑兵叫“铁鹞子”，他们“百里而走”，多远的路都能如期到达。与敌人在平原上相遇时，“则多用‘铁鹞子’”。在山谷深险的地方战斗，“则多用‘步跋子’”。

此外还有200名炮手，叫做“泼喜”，就是将石头夹在炮车中，向敌人弹发。

在西夏每一处中坚之地，勇猛的士兵方阵都不可少。

西夏军队在战斗进行中，没有宋军那样重视首级，然后提着它去报功的制度。他们更注重最后的结果。在这一点上，南、北宋之际的宋臣李纲是这样说的：西夏人作战的方法是，如果战胜而得到首级的兵士，不过是赐酒一杯，再奖励酥酪数斤，这奖赏多么轻呀。如果得到大将，打胜大军，则领兵的首领给予提拔。所以他们的战斗轻首级是不争的事实。

打了大胜仗而没得到更重的奖赏是没多大关系的，他们把这种损失转化为大劫掠上，得到更多的东西补军中所缺，把俘虏来的汉人，健壮的编充“前军”。

虽然游牧民族一向野心不减，掳掠烧杀，但西夏人在战场上的表现，还得另眼相看。虽然游牧民族很少有自己的文字，或者说是真正意义上的蛮族，但西夏人在发展各种文化中，将帅的娴心韬略，还得另眼相看。并不只是李元昊把《野战歌》随时放在办公桌上；并不只是李继迁心知兵要。在西夏全部历史人像石碑座中这种擅长战争艺术传统的现象，已得到充分的反映。西夏前期和宋、辽相鼎立，相对来说虽然国小民少，财力贫乏，但对宋的战争常操胜算，与辽结盟，也能自立而不示弱。对外战争上，取得成绩也不少，所以，单从军事学角度看，他们的战略战术是有独到之处的。

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在对宋战争中早已留下了美名。之所以能在这样的情况下取得胜利，是因为西夏兵灵活地运用游击战。宋太宗当年分兵五路讨伐李继迁，有个叫李仲贵的人就对宋太宗说，西夏人是一个逐水草畜牧的民族，没有定居所，战斗有利则时进，不利时则退，我军五路一起出发，西夏听到咱们兵势强大，或不来应战，谋求躲闪，我军想进攻就被拖得人困马乏，想守却没有坚固的垒营。后来，李元昊公开宣告独立，宋朝一些官臣请求“五路入讨”，齐攻西夏。范仲淹说，这么庞大的队伍出行，有多少铠甲锱重，跑到百里以外与轻捷灵活的西夏军队打仗，进不能前去，退又没有安歇的地方，在沙漠上连水都没处喝，这是件无功徒劳的事。显然，宋朝五路出兵攻打西夏时，应了范仲淹的话，结果只有失败。

按西夏韬略者的做法，有灵活了，也得有集中。西夏兵在集中兵力，速战速决上更有高招。将这一点能看出来的仍然是范仲淹。虽然西夏各部族散居多处，衣食自给，忽而就集中起来，会于一路，动辄就是十万。

宋朝神宗时，宇文之邵写了份《上皇帝书》，总结宋朝在庆历年间的3次大败仗，明确指出，失败最突出的原因是西夏兵常聚合，而宋军常分散。可谓一句道破天机。李元昊开始感觉到自己已是一只孤独的大鹰了……

鹰的孤独

西夏战争带给宋朝的影响，迫使宋朝撤去了“承平盛世”的假幕，暴露出了岌岌不可终日的危机。余靖说，今日西陲用兵，国帑虚竭，民之储积，十室九空。包拯说，近岁以来，灾异备至，天象谪见，地里倾震，蝗虫为孽，水旱作害，连绵三数年未已。

战争中的宋朝由于“兵久不用，人未知战，上下骚然，暴取横用”的关系，财政就如一条干枯的河流。为了防御西夏，宋朝军队人数猛增到126万，沉重的兵费加上其他繁冗的政府开支，财经几乎完全窒息。而需要生存的宋统治者，就搜刮农民，造成“凡百所有，无一不征”。《欧阳文忠集·王尧臣墓志铭》记载，下至果菜皆加税，而用益不足。

军事的腐败、朝廷软弱加上各种沉重的苛捐杂税，引起人心的愤懑。诗人苏舜钦在《庆州败》一诗中写道：“国家防塞今有谁？官为承制乳臭儿；酣觞大嚼乃事业，何尝识会兵之机！符移火急搜卒乘，意谓就戮如缚尸……马肥甲重士饱喘，虽有弓剑何所施？连颠自欲堕深谷，虏骑笑指声嘻嘻。一麾发伏雁行出，山下掩截成重围。我军免胄乞死所，承制面缚交涕溃。逡巡下令艺者全，争献小技歌且吹。其余劓馘方之去，东走矢液皆淋漓。首无耳准若怪兽，不自愧耻犹生归。守者沮气陷者苦，尽由主将之所为。地机不见欲侥胜，羞辱‘中国’堪伤悲！”

这首诗深刻描写了宋军在战争中的狼狈场景。在战场中宋军“马肥甲重士饱喘”，手中的弓箭手派不上用场，多少次失败让敌军嗤笑。多少次战争中，被西夏军所擒，有瞻前顾后而不敢战的，争抢着献歌献技，有吓得屁滚尿流的，有被割掉鼻子和耳朵放逐回去，样子和怪兽差不多的。

战争把宋朝举国上下折腾得面目全非。

胜利的西夏国，也没在其中受益多少，《西夏书事》卷一六中记载，元昊兵数入边，得地不能据，军民死亡，创痍过半，国中困于点集，财用不给，牛、羊悉卖契丹，饮无茶，一绢之直八九千钱。同书又注引了张方平《玉堂集》中说的，元昊为寇三年，虽常得逞，然……连陷城砦，未能有尺寸地，而绝其俸赐，禁诸互市，民间尺布至直钱数百。宋代大文豪苏轼在为张方平作的“墓志铭”里，也谈到西夏一匹布要卖十多贯钱之事。

如果说这是西夏此时财政经济窘迫到非常严重的程度，那么范仲淹又道出了西夏以及其他民族兵将的凄苦。公元1043年，范仲淹在评论李元昊通和一事说，实因累年用兵，蕃界劳扰，交锋之际，伤折弈多，所获，皆归元昊，其下胥怨，无所遗获。其横山界蕃部，点集最苦；但兵未胜，戎人重土，不敢背“贼”，勉为驱驰尔。

西夏国从整体上看，处于生产力极不发达阶段，靠掠夺财富来给养军队、朝廷，于是对宋朝连年发兵，但用兵的结果，反而得不偿失。《后山集·谈丛》中说，元昊向得岁赐而不用，积年而叛。今用兵数我，虽战累胜而所不克，田里所掠不办一日之费，向之积费已尽矣。这就为人民带来沉重的痛苦。

西夏人口本来就少，战争中伤亡又大，所有的生产活动无法正常运行。物价上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中。

史料中说，人们实在挣扎不下去了，就唱“十不如”的歌谣，来宣泄心中怒气，以对统治阶级好战行为表示反抗。结论只有一个：农民与统治阶级之间是水与火的关系。又因为李元昊在获胜后将战利品归于自己，不可避免地又加深了各封建领主和他之间的矛盾。宋朝利用了西夏内部的弱点，实行“离间”，用来瓦解西夏各民族的团结。正巧当时西夏重权在野利氏手中，而他们又分统着横山区域的羌族劲兵，平时对宋朝威胁最大，于是他们就成了宋朝离间的对象。此时有个叫种世衡的人派王嵩前往西夏进行周密的离间活动。这之后，李元昊对野利氏家族多了份猜忌。李元昊罢去他的妻子旺荣妹，引起了旺荣兄弟的不满。李元昊杀野利兄弟，间接原因就是因为王嵩的离间。

由于西夏最高统治集团出现裂缝，一下子削弱了团结侵宋的力量。

李元昊对宋朝用兵，是倚仗于契丹为外援，但公元1042年，契丹趁宋朝被西夏打败，向宋朝提出割让晋阳和瓦桥关以南10县地方的要求。宋朝廷经不住契丹的压力，承认每年在30万币的旧额之外，增纳银10万两，绢10万匹等。西夏的势力过分强大，是契丹所不情愿看到的事实，宋对契丹增加岁赐有助于改变契丹的态度。这时，契丹劝西夏停止战争，引起了李元昊的不满，加上西夏与辽在党项部落上的分歧，使关系更加恶化。李元昊开始感觉自己已是一只孤独的大鹰了。

而宋朝，经受多年来的战争，国内有千处漏洞，经济没有完全恢复前，还要举旗应战，他们到底为了什么？

东食西宿的王朝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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