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彭翔华
出版社：长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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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歌谣故事试读：
《武汉歌谣故事》
大俗大雅的武汉歌谣
自 序
世界任何民族、任何有人的地方都有歌谣，一个族群，可能没有文字，但一定有自己的歌谣，歌谣是人类最原始的文学乳汁和最真切的心灵营养。 歌谣，我们今天一般都是连起来说，实际上歌和谣是两个类型，中国古代有一个很着名的划分，叫“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毛诗故训传》）。“歌”要和乐，是有旋律的，多数还有音乐伴奏；“谣”为徒歌，没有旋律，但是有起伏、有节奏，有的节奏感还相当强烈，需要大声表达，需要激情传递。本书讲的歌谣，主要是民谣、童谣、顺口溜等，它们都是一字一句地念出来的，一音一节地说出来的。 民间歌谣有四个最基本的特征：1、形式比较简单、内容直白浅显；2、合仄押韵，念唱容易；3、好听好记，口耳相传；4、诙谐幽默，搞笑风趣。 除此以外，武汉民间歌谣还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第一，这些歌谣全部都是用武汉（含江夏、蔡甸、黄陂、新洲等郊区）方言念唱的、流传的。方言作为一种载体，承载了地域文化，它忠实地反映了一个地方独有的人文特色，是研究本土文化的一条捷径。 第二，这些歌谣都不是老师教的，也不是学校要求学的，更不是哪个部门统一规定要唱的。它是一条蜿蜒的河，在民间自然流淌着。人们觉得它很有意思，便会主动去念唱，自觉去记忆，这个过程中，或许还有自己的添油加醋，自己的创造。一般很难考证一首歌谣的最初原创，每个演唱人是学习者，传承者，也可能会是改编者、发挥者。这就是“民间性”，它与当今很多创作型的、用普通话念唱的歌谣是有着很大区别的。 其三，从主体内容和念唱风格上研究分析，有一部分歌谣直接就诞生于武汉本地，为武汉独有，有的还曾向外扩散输出；另一部分，则是从外埠流传进来的，即便是植入，也是经过了“武汉化”的改造过程，这个改造包括语言、内容、风格、形式、表达等。总之，虽流传范围有宽窄，流传时间有长短，但都曾在武汉大地上飘荡过，在人们的口中唱响过，不可小觑，更不应漠然。 歌谣不是自然产生的，也不是孤立存在的，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是它的催生婆，它与武汉地方历史、地理环境、民间习俗、文化心态、社会构成、民众类型等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又深刻地揭示了其内在本质，言有尽而意无穷，它是“武汉地方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歌谣，或许现在基本上没有人再去念唱它，甚至很少有人记得它，但重温这些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武汉曾经跳动的历史脉搏，人们实在的平淡生活，绚丽多彩的时代风情，韵味悠长的故事传说等，都会鲜活地闪现在我们面前。将歌谣作为展示城市文化品质和历史荣耀的一个途径，作为提升城市内涵和品味的一种手段，就是我编写这本书的初衷。 民谣的分类比较复杂，朱自清先生曾将其分为十五大类，也未见得周全、科学。本书共选用武汉各类民间歌谣183首，分48个小题，我这里不是专业研究，只是简单地按歌谣表述的内容把它分为四个部分，即“岁月留光、物阜地灵、世态人情、儿戏童谣”等。 一首歌谣，一段历史。“岁月留光”部分，主要是通过歌谣讲述曾经在武汉这片热土上发生的一些历史事件，讲述一些政要人物与武汉的相关故事。“地下打麻城”，讲的是朱元璋和陈友谅争夺天下，攻打麻城的传说故事；“红头洋人”，介绍了汉口租界历史以及发生在英租界的两次风潮和收回英租界的故事；“童子军与文华”，武昌文华书院创造了不少中国第一，它是中国童子军教育的首创地，中国第一支童子军就诞生在这里，其图书馆公书林是中国第一座公共图书馆，中国最早的图书馆学科也诞生于此，中国第一支中学生铜管乐队在此建立，中国最早的红十字活动也是从文华起步的；“大汉报”，讲述了“大汉报”办报过程以及历史功绩；“孙先生”，讲的是刚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造访武汉，受到武汉民众热烈欢迎的故事；“打红线”，通过武汉童谣讲述“蔡锷反袁世凯”的史实，“萧衡山”，讲湖北督军萧耀南的人生；“一斤米”，讲述北伐军攻打武昌城的历史；“武汉抗战歌谣”，反映了日寇统治武汉期间，武汉民众反抗敌猷的斗争事迹；“大肚子”，讲武汉地区送瘟神、根治血吸虫的过程；“苏联老大哥”，回顾了苏俄与武汉这座城市千丝万缕的联系；“笑得像粮票、爹爹婆婆下农村、我家里的幺叔”等则是计划经济时期的历史记忆。 一首歌谣，一份光荣。“物阜地灵”部分，主要是通过歌谣讲述武汉城市特色和辉煌成就。“武昌九座门”，讲述了老武昌建城历史以及各城门名称、地理风貌、功能特点、传说故事等；“四明银行”，展示了宁波帮在武汉近现代建设发展中的巨大历史作用；“新市场”，即民众乐园，是武汉开业时间较早、经营历史最长的、和上海大世界齐名的一个娱乐商业兼备的、大众性综合游乐场所；“汉口也有‘洋泾浜’”，从一个则面，反映了受西风东渐的影响，在中西交流日益频繁情况下，武汉社会所产生的隐性嬗变和华丽转身；“买、买、买 ”，通过歌谣宣传享有盛誉的武汉老字号；“过江”，说的是武汉一些地理特点、物候现象；“金银铜铁锡”，讲述武汉传统手工艺和武汉独有的“甘蔗节、磨子会”等节日盛况；“六渡桥和龙王庙”，讲述了这两个极富特色的地名故事；“喜头鱼？红菜苔”，是武汉最有代表性的特色菜肴；“长江大桥”，万里长江第一桥，武汉城永久的地标，武汉人永远的骄傲。 一首歌谣，一种风情。“世态人情”部分，主要讲述武汉传统的民俗习惯，社会风情。“痴家婆”，讲的是家婆疼外孙的世俗故事，歌颂了人性的大善与大美；“古怪不古怪”，辑录的是极具武汉地方特色的“颠倒歌”；“吃了饼子，套了颈子”，控诉了旧时代的“包办婚姻、童养媳、小女婿”等丑恶现象；“过年三部曲”，讲述了老武汉人过年的风情故事；“客来了”，展示了三首疑似传唱了千年的武汉老童谣；“一家煨汤十家香”，介绍的是最能代表武汉世俗文化、最具人情味的特色饮食——煨汤；“六月天气热”和“新姑娘，睡竹床”，描述了武汉坊间旧时的消暑大观、乘凉文化；“丫头丫和花子花”，说的是武汉民间的“小名、贱名”现象；“一个伢的妈，真垃坬”，是几首很有特色的嘲弄谣、讽喻谣；“油子哥哥”，展示了大街小巷的一些人物风貌；“嫁人就嫁这样的人”，讲述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女性青年的择偶标准，有时代感，有人情味。 一首歌谣，一抹温馨。“儿戏童谣”部分，选录的是一些富有武汉地方特色的老儿童游戏和老儿童歌谣，带给我们的是柔情回忆和美好眷顾。“一撇到汉阳”，介绍了几首武汉坊间流传甚广的谜语歌谣；“汉味绕口令”则是几首很具武汉方言特点的绕口令；“月亮走、张打铁”展示的是两首在武汉广为传唱的，也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民间童谣；“杨柳活，打得螺、鞋子破了还要跳、打毽哆与唱名谣、打珠子、划 头、猜中指，打五十、抓子谣、我是一个将军”分别介绍了“打得螺、跳橡皮筋、打毽哆、打珠子、划头、猜中指、抓子、跳绳子”等具有代表性的武汉老游戏、老童谣。 大至国家兴亡，小到儿女情长，上说天文地理，下讲鸡毛蒜皮，悠久的历史传承，高度的社会参与，显现了民间歌谣的独特魅力；内容上的广泛涉及，表达上的酣畅淋漓，都让我们对这些未登大雅之堂的草根之作刮目相看。这是热情的自然喷泄，这是愿景的优雅集结，这是灵魂的恣意升华，或许，重新唱读，能加深我们对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更真切的了解，能凝固我们对武汉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更崇高的敬重！第01章 地下打麻城
地下打麻城 天上一朵云，地下闯麻城，麻城闯不开，带个小儿来。 选自李惠芳《中国民俗大系·湖北民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10月）第377页。 儿童游戏“打麻城”，也叫“闯麻城”，曾在武汉及鄂东北等地区十分流行。这是一个古老的游戏，“带个小儿来”句，似乎有点文言意味，亦可推见游戏之历史。“打麻城”极具地方文化特色，可以把它看作是武汉民间儿童游戏的经典和代表。 萧放《荆山楚水的民俗与旅游》64~65页对“打麻城”的来源和相关的民俗有详细的记载，汤一介主编、高丙中所撰《民间风俗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年10月第1版）第390页亦有记载，在武汉以及周边地区也有不少相关的故事和传说。 元朝末年，天下大乱，群雄纷起，战乱连绵。残酷的战争不仅造成了无数血战疆场的将士死伤，而且给手无寸铁的黎庶百姓带来极大的灾难，旧时，武汉有个方言叫“跑反”，主要是指老百姓为了躲避兵灾兵祸而流离失所，四处逃难。 民间传说，朱元璋与陈友谅争天下，只杀得湖广大地日月无光，天地色变，硝烟弥漫，遍地战火。小民百姓连逃生之处都无有，见此惨状，大慈大悲的南海观音菩萨便叫人们逃到麻城去避难。待四方逃难之人聚集麻城后，却被朱元璋的大军团团围住，眼见又要生灵涂炭。玉皇大帝受观音菩萨之托，委派张七相公前去解危，搭救麻城一城人的性命。 张七相公变成个八丈高的大人坐在城墙上，脚穿两丈五尺的大草鞋，还一跷一跷的；一只手拿着三丈长的大烟袋，另一只手却伸到护城河里戽水玩。久经沙场的朱元璋也没有见过如此阵势，口中连道：“好大的人、好大的人！”，张七相公呵呵一笑：“我是小伢，我家大人还在家里睡瞌睡哩”。此时的朱元璋吓得六神无主，顿时浑身鸡皮疙瘩直起，打仗打的就是精气神，丧魂落魄的他只好夹着尾巴溜之乎也，麻城一城人的性命这才得以保住。 躲难的四方之民离开麻城后，都把麻城视为“福地”，都称自己是从麻城过来的，并且在家中在神龛上供奉“张七相公”的牌位。麻城是平安吉祥的代名词，只有在麻城，饱受战乱煎熬的人们才能睡个安稳觉，因此，他们把睡觉说成是“到麻城去了”。过去武汉坊间，见人睡着了，就会笑着说“他到麻城去了”，可见人们对麻城的念念不忘是有来头的，当然现在是听不到这样的说法了。 张七相公，又称帝主，福主、土主、紫微侯，盖天帝主等，民俗学上称为“帝主信仰”或“福主崇拜”，最早的文献记载可以追及到宋代。天顺五年所刊《大明一统志》卷61《黄州府？祠庙》云：“张相公庙，在麻城县治东。宋时县人张行七，毁沿江诸庙系狱，适有火灾，释行七扞之，立止，至城西北五脑山，人马俱化，邑人为建庙”。明代在鄂东一带传播，后影响及于鄂中、鄂西南等，随着“湖广填四川”大潮之兴起，移民也将此民俗带到了重庆、四川等地。 笔者儿时多次和小伙伴一起玩过“打麻城”，至今犹犹在心，历历在目，只是游戏歌谣略有不同： 天上呜呜神，地下打麻城，麻城打不开，独要XX来。 “呜呜”是象声词。“神”字用于后缀，表示动作正在进行或状态正在继续，这是武汉方言中一个比较有特色的用法 “打麻城”玩法很激烈，开始两边人数相等，先由一边挑战，挑战时高声念唱儿歌。打麻城有个约定，由被攻方点兵点将，指定前来攻城人，也就是“独要XX来”。其后，被点名者就冲了过去，冲撞不过人墙，就成了俘虏，被对方留住；冲得过去，也就是把对方的防守墙冲散，则可以抓一俘虏，得胜回营，而且谁当俘虏由胜方决定，这样自己的精兵强将往往被人带走。接着进行第二回合，即换边由对方挑战。玩到最后，以各自人数多少定胜负。 “打麻城”拼实力，也讲求技巧，同时它是个集体游戏，需要相互配合、统一调度，以弱胜强的情况时有发生。有的孩子猛如张飞，哇啦哇啦地便打将过来；有的孩子则很有心机，先来骂阵，既显摆自己，也起到瓦解对方斗志的作用，下面这首歌谣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演唱的： 打麻城，打麻城，砖头瓦碴都消开，玉皇大帝中间站，天兵天将跟我来。 打麻城，打麻城，看你麻城几时开？老子今天来攻城，打得你城门八字开！ 信心十足，气势逼人，摆出了一副必胜的架势，实力如何，还须实践检验。碴，读如cuó，瓦碴，碎瓦片，有写作“瓦撮”。消：消失，走开。 胡礼兴的《黄陂古今谈》第490页也介绍了这个游戏： 天上雾里晨，地上闯麻城，麻城脚步高，不要你里金，不要你里银，只要你里两个人。 黄陂一带的唱法，游戏规则和玩法都是一样的。你里，读如ní、di，你屋里的，你那里的。第02章 红头洋人
走，走，走，走到洋街口。碰到乡里人，阴倒解小手。红头洋人看见了，打他的板子，上他的夹棍，叫他滚起走！ 由葛亮提供。 洋街口：此处指英租界的街道。阴倒：偷偷地，阴，背。小手，一作小溲。本谣描写了汉口开埠后的租界世态，以中国官府通常的处罚方式来猜度洋人，极为有趣生动，亦复可笑可悲。 旧时汉口有英，俄、德、法、日五国租界，其数目仅次于天津，范围南起今江汉路，北至今黄浦路，西起今中山大道，东至江边，总面积为2804亩有余。 1858年，汉口开辟为通商口岸，当年就有英国水兵进入汉口，但直到1861年英国才与清湖广总督官文立约，划定范围，首设英租界，确定界内一切事宜由英国驻汉口领事管理。甲午战争结束后的三年间，德国、俄国、法国和日本都在汉口新开辟了租界，英国又提出拓展租界的要求，新增面积337亩，总面积增加到795亩。 汉口英租界是兴起较早，规模较大、影响较深的近代中国七个英租界之一，曾是汉口的金融贸易中心，一些知名大洋行有80%集中在界内，还有众多的银行、工厂和教堂，如汇丰银行（英资）、花旗银行（美资）、横滨正金银行（日资）、天主教圣若瑟堂、美国圣公会圣保罗座堂等。 汉口英租界曾发生过两次大的风潮，震惊全国。 租界如“国中之国”，享有治外法权，内部管理自治，由工部局担任市政、税务、警务、工务、交通、卫生、公用事业、教育等职责，兼有西方城市议会和市政厅的双重职能。当时，英租界巡捕房有西捕、华捕，还有一些从英殖民地印度调来的印捕，这些印度人按锡克教的规矩，在头上缠扎有红色的包布，汉口人叫他们“红头洋人”，上海人则称其为“红头阿三”。武汉至今有歇后语“红头洋人掉了包头布——缠不得”。 红头洋人倚仗英人的威势，不把普通武汉民众放在眼里，再加上租界管理的一些严格严厉规定，印捕与人力车夫、小贩之间的矛盾日渐加深，终于在“吴一狗事件”中来了个大爆发。 事情发生在1911年1月21日的傍晚，一个名叫吴一狗的人力车夫猝死，引发了轩然大波。《申报》对吴一狗事件进行连续滚动报道，有《汉口罢市风潮始末记》、《汉口罢市风潮余记》、《汉口罢市案之余波》等。 关于吴一狗的死因，先“有数车夫在旁疑为印捕踢伤”，后“众口一词谓为踢伤毙命”。吴一狗家住后湖，又加剧了当时后湖填土官民之间的矛盾，“而罢市风潮已伏线于此矣”。“讵二十二日辰刻，后湖一带有人鸣金聚众，召集各车夫、土夫实行罢业”。罢工罢业，越演越烈，事态越来越复杂，有人将石块、木棍作为泄愤武器，投向印度巡捕、巡捕房，有不良分子趁乱抢砸商铺，抢劫财物。英租界领事法磊斯，调集租界义勇队和英军水兵前去镇压，死伤二十余人。23日，汉口各界上万人游行，抗议英人屠杀无辜的暴行。 在商会等以抵制英货作威胁的情况下，英方同意对毙伤华人作有限的补偿，但此前湖广总督瑞澂已经事先向洋人赔偿两万元，所以这些赔偿间接是中国政府所出的。此事的最后处理结果，充分表现了晚晴政府的极度无能，极度虚弱，而此时，这个民心丧失殆尽的政权，已然敲响了自己的丧钟。 第二个风潮，就是着名的“一·三惨案”，时代不同了，其结果则完全不一样。 1926年10月当北伐军攻占汉口后，英租界当局对革命政府采取敌视态度，引起群众不满。12月26日武汉各界集会，议决对英实行经济绝交，要求政府收回英租界。1927年1月3日下午，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宣传队在汉口英租界附近的江汉关前演说，庆祝北伐胜利和迁都武汉。英国当局调集大批水兵登陆，手持刺刀驱赶正在租界附近静听讲演的群众，当场死伤三十多人，造成“一·三”惨案。 1月4日，武汉各界举行会议，要求武汉国民政府向英领事提出抗议，赔偿损失，惩办凶手，派军警管理租界等。武汉国民政府即刻与英方交涉，达成初步协议。但1月5日，英巡捕又手持棍棒结队袭击群众，引起民众更大义愤。数十万人举行集会示威，会后冲入租界，英巡捕和其他公务人员慌忙逃避。武汉革命政府派军队进驻租界，并设立“汉口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 经过十余轮的谈判，英国政府2月19日与武汉国民政府签署协定，将在汉口的租界交还中国。3月1日，汉口英租界工部局解散，3月15日，中国政府成立了汉口第三特别区，直属于国民政府外交部管辖。大势已去的英国人，最终结束了在汉口租界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占领。 汉口与九江的英租界几乎同时收回，基本情况相似，史学界分别称为“汉案”和“浔案”。 红头洋人失去了倚靠，日子过得怎么样？《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9月7日以“被英人辞退后之印捕生活”为题报道了一则消息：“特三区在前英帝国主义管辖时，其巡捕及门役，半系印度人。自收回后，印人之辞退者，不下八十余人。其生活状况，除小部份（分）贫苦无以谋生者外，余则尚为可过，因在为捕时，将收入薪金以重利贷于华人，如车工、码头夫等，因此颇有蓄积，甚至有数万者，可以安坐而食，现亦照旧借贷，唯（惟）利息稍减”。 租界是一种侵占和压迫，没有办法，在人类社会里，弱肉强食是普遍规律，国家弱了，人穷了，只有被欺负、被蹂躏的份儿。但从另一个角度看，租界又是传播西方先进文化的窗口，客观上它促进了古老的中国走向世界，走向现代文明，为中国近代的发展提供了借鉴之蓝本，汉口租界无疑是一笔特殊的文化遗产。 英国巡捕房，原来在太平街河边（今江汉关处）汉口英国义勇队 1908年，江汉关搬至英工部局巡捕房，上有“江汉关”三字收回英租界照片第03章 童子军与文华
童子军，十二条，背不倒，抌倒毛。 选自《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 此谣早年在武汉童子军里面传唱，带有玩笑性质。 背不倒：不会背，背不完整。抌倒毛：抌：cěn，按住，压住；原作“惩”，一作“逞”。据王群生先生考证，本字应为“抌”（见《湖北荆沙方言》210页），抌：《说文》“深击也，从手冘声，一说楚谓搏曰抌”。毛，毛栗壳，壳，kō，也叫挖（wá）栗壳，毛栗角，凿栗暴等，动作为把手指弯曲起来作拳状，用中指的背尖猛击人的头顶，被击处则肿块如栗。孩童们还有一种玩法，将指背尖用力擂压对方的脑壳，从颈上一直擂到前额，戏称为“坦克翻山”。 1907年， 英国爵士罗伯特·贝登堡在英国南部多塞特郡勃朗海岛上召集20个男孩露营、军训，从此打开了童子军运动的大门，不久，许多国家竞相仿效。继而成为一种世界性组织。1920年，“国际童子军总会”在伦敦成立，童子军步入快速、完整的发展时期。 武汉是中国童子军教育的首创地，早在“国际童子军总会”成立之八年前，1912年2月25日，严家麟组织60个16岁以下男孩，在武昌文华书院图书馆举行宣誓，创办了中国第一支童子军。严家麟，别号嘉林，1890年生于汉口一个与教会常有来往的绅商家庭。他早年曾留学美国，专事考察过美国童子军教育事业。他认为：“救中国非武力不可，而没有道德、知识及健全体格之国民，就不会有一个好军队”。他组织了许多有益青少年身心健康的活动。童子军的创办，就是其中的一项。 由于武昌是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地，又位居全国经济地理中心，严家麟创办童子军的消息迅速传播开来。1913年，上海格致公学、华董公学、基督教青年 会中学和江苏无锡第三师范附属小学等地也先后创办了童子军。随即流播渐远，在各地蓬勃兴起，后来，全国童子军活动曾由中国童子军总会统一领导，童子军教育进一步中国化。 文华童子军大本营设在文华东楼（又名科学楼），有统一定制的服装和设备，有洋鼓洋号队，有棍球、网球等完善的体育活动场所。有组织制度，荣誉制度、徽章制度以及严格的训练制度等，可以说，从诞生之日起，文华童子军便登上了少年儿童爱国主义军事教育的标高。 这里面讲的十二条，是仿效美国童子军十二条军规而制定的，其主要内容为：一名童子军必须是值得信赖的、一名童子军必须是忠诚的、一名童子军必须是乐于助人的、一名童子军必须是友善的、一名童子军必须是彬彬有礼的、一名童子军必须是有爱心的、一名童子军必须是服从命令的、一名童子军必须是时刻保持欢快的、一名童子军必须是节俭的、一名童子军必须是勇敢的、一名童子军必须是爱整洁的、一名童子军必须是虔诚的。 文华书院，1871年10月，由美国圣公会在武昌创办，初为男童寄宿学校，名叫文惠廉纪念学堂，中文校名为文华书院，有“文章华国”之意。1890年增设高中，成为六年制完全中学，每年有寒暑两假，实施现代课程课标，这比清朝废除科举制度早十五年，也比国人在武汉自办的第一所中学要早十二年。1903年又增设大学部，逐步发展成文华大学，1924年改名为华中大学，校址在武昌昙华林街111号，现湖北省中医学院内，原文华中学后更名为武汉市第三十三中学。 文华创造了许多第一，其图书馆公书林是中国第一座公共图书馆，中国最早的图书馆学科也诞生于此，中国第一支中学生铜管乐队在此建立。生于武昌的余日章，是蒋介石与宋美龄的证婚人。也是中国“红十字会”组织的创立者，他最早的红十字活动是在文华起步的。 朱介凡《中华谚语志》之“湖北风土谚”有“希理达，嫁文华”的字句，这里面提到了一个与文华齐名的女子学校。 希理达，全称圣·希理达女子学校，初名布伦女校，由美国基督教圣公会于1874年创办，是武汉近代最早的女子学校，仅比第一所教会创办的男生学校文华书院晚三年。校址最初在原武昌华中大学文学院，1912年，学校迁往小东门新校址（今二十五中所在地）。 过去教会在中国办学校，喜办一男一女的姊妹学校，如在上海办圣约翰大学，接着办圣玛丽女校；在苏州办东吴大学，接着办景海女校等，文华和希理达，亦如是。一男校一女校，同为美国圣公会创办，同是社会声誉良好，可谓门当户对。两校相距不远，青年男女多有接触，追求婚姻自主的思潮的兴起更是激励他们撞出爱情之花，因此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时就有“希理达，配文华，不要媒人自由嫁”的顺口溜。 希理达，嫁文华，文华不要，送进干部学校。 由葛亮提供。 关于这个“干部学校”，有几种不同意见，待确定。 一说指民国时期的某成人学校或军事学校。 一说指湖北人民革命大学（简称“革大”或“湖北革大”），该校最早就是在现在的湖北中医学院内办学的，离希理达不远。湖北革大自1949年6月到1953年5月共创办4期，培养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条战线干部15416人，少部分分配到中央和部队，多数人一直在省直和各地市州县从事领导工作，所以人称“干部学校”。 一说指“武汉市第一区委（以后的武昌区委）市政府机关干部文化学校武昌分校”，该校成立于1949年底，1950年，正式改名为“武汉市武昌区干部业余文化学校”。 另还有“希理达，嫁文华，文华不要希理达”之歌谣。 中国童子军腰带扣 文华书院全景（1906年） 文华童子军宣誓合影 武汉最早的女子学校圣希理达纪念校刊——《希声》第04章 大汉报
大汉报，真个巧，见了它，胆大了。 选自白雉山《胡石庵与“大汉报”》，原载《世纪行》2011年第5期。 大汉报，真胆大，人人怕，它不怕。 选自袁继成等编撰《汉口租界志》第321页（武汉出版社，2003年12月）。 这两首童谣实际是一个意思，就是真心赞扬《大汉报》。 《大汉报》由革命党人胡石庵经营并任主编。创刊宗旨是“以言论造成民国，鼓吹共和”。该报日出一小张，最高时销数三、四万份，除鄂省外，远销苏、浙、皖、赣、湘、闽等地。 时人赞曰“胡石庵一支笔，胜过吾辈三千毛瑟枪”，连海外华侨及外国报刊通讯社也称其为“新英物坠地”、“支那文字之怪物”、“革命党之利器”、“革命党所恃以挠动天下者”等（详见《武汉市志·新闻志》第31页）。 一张小小报纸，竟然有如此之大的作用，竟然有如此之高的评价，道理何在？说起来还是蛮有味道的。 武昌起义是文学社、共进会等组织用枪炮来证明了革命目标的一场战斗，而革命报刊则是用犀利的文字、正义的主张来抢占舆论市场，打击敌人的另类斗争。二者双管齐下，枪杆与报纸，就像孪生兄弟，都是意义等同的革命。 在武昌起义的前夜，有一张鼓吹革命，声震敌猷、影响广泛的报纸，它就是武汉的《大江报》。该报曾有两篇堪称是惊世骇俗的着名时评，一篇是何海鸣的《亡中国者和平也》，文章认定“和平”是“亡中国”之道，只有革命才能拯救中国。另一篇是黄侃的“醉作”，由詹大悲编定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文中的“大乱”，实际上就是“革命”，就是公开号召民众拿起武器，推翻满清。 堪与《大江报》媲美的。就是胡石庵的《大汉报》。 武昌起义后的第5天，即1911年10月15日，《大汉报》在汉口创刊，宗旨是“以言论造成民国”。胡石庵一人自采自编自校，采用黄帝纪元，声援革命。创刊之初，《大汉报》发表了大量文章，起到了安定人心、稳定大局，鼓舞士气的作用。 《大汉报》创刊号上，头版头条刊登的是以“中华民国军政府”名义写的《布告国人书》，声讨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号召全国速起响应，共同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民国。文中慷慨激昂地言道：“军政府恭行天罚，义无返顾，谨申大义，以告国人。维我伯叔兄弟诸姑姊妹，既明此义，宜及时奋起，云集响应。无小无大，尽去其害；执讯厥魂，以奏肤功”。不过，这篇讨伐清廷的战斗檄文，并非“中华民国军政府”授权书写，实际是胡石庵自编自书的假冒之作。 第二天，胡石庵又假托“大总统孙文”，发布《告同胞书》，此虽非出自真孙文之手，但却轰动了武汉三镇及外埠地区，如大旱之甘霖，供不应求，每份卖到一、两元，京津那边甚至有人以五十元一份的高价买报，足见人心向背，足见文字魅力。 胡石庵文笔老道，神思飞越，笔头子如流水，一泻千里。阳夏保卫战中，革命军与清军日夜激战，硝烟弥漫，他冒着枪林弹雨，白天上前线采访，夜间回家中为文，一大早报纸便印刷出版，官兵士民争相阅读。10月28日汉口馆址被焚，胡石庵坚持到最后才化装出走，哭奔武昌。 11月5日，《大汉报》在武昌复刊，胡石庵临危疾呼：“《大汉报》当与武昌共存亡”。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在半日之内，竟然增发“号外”六次，这些杜撰的战时新闻，如“各省捷报、援军立至、清军倒戈、北京反正”等，居然起到了很大的鼓动作用，接二连三的好消息，让慌乱无主的人们信以为真，动荡之心这才略微安定。 胡石庵又作《劝北军同胞》书，数万言白话文，浅显易懂，按日连载，并派人在汉口租界等地四下散发。有报道说，不少清兵读后，顿生异心，或抱抢消沉、或弃枪逃跑、或举枪投诚。 “鄂风泱泱，扇遍天下”，《大汉报》影响日渐广泛，名气日渐隆升。时人有诗称誉《大汉报》：“开元国庆无双日，革命文章第一篇。佳期恰在重阳后，首义争传一纸先”，英、德、美等国报纸亦载文赞扬为“革命之先锋”，“民国之第一张报纸”，中华民国两任大总统和三任副总统的黎元洪欣然题赠“赤手回澜”的匾额。 袁世凯任大总统后，争授胡石庵“四等嘉禾章”，不料胡石庵洞穿袁世凯的野心，坚辞不受，并在《大汉报》上发表《退还袁世凯所授勋章》诗，嘲讽道：“乾坤正气销磨尽，狗尾羊头亦巨公”。段芝贵分饬武昌时，汉口警备厅封闭《大汉报》，逮捕胡石庵。袁死胡出狱，时人有胡石庵“吹倒清王朝，骂死袁大头”之语。 1926年10月23日，胡石庵在汉口病逝，《大江报》终刊。友人居正为其遗像题赞“公之别号，石可补天；公之才学，笔大如椽”。 孙中山曾对报界感慨：“此次中国推倒满清，固赖军人之力，而人心一致，则由于各报鼓吹之功”，他把革命报刊称作是“舆论之母”，他认为舆论是可以引导，而且是少数先进分子应尽的革命职责。胡石庵和他的《大汉报》，似乎印证了孙中山的言辞。 大汉报（1911年10月24日） 胡石庵（1879-1926），原名人杰，又名金门，别号天石，湖北天门人。 辛亥图片之一 辛亥图片之二第05章 孙先生
孙先生，打满清。把汉兴，坐南京。到湖北，是福星。他说话，我爱听。 这是一首童谣，选自徐明庭《孙中山与武汉》（原载《武汉春秋》2001年第4期），另外，罗时汉着《白沙洲芦家》第93页也有这首童谣，词句略有不同。 孙先生即孙中山，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行者，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创始人，三民主义的倡导者，1912年元旦，他在南京组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并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1929年6月1日，迁葬于南京紫金山中山陵，1940年，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尊称其为“中华民国国父”。 1912年4月9日，正式辞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应副总统、湖北都督黎元洪的邀请，从上海乘船抵达武汉，踏访武汉五天，受到各界人士和普通民众的热烈欢迎，是时，武汉三镇，万人空巷，举城瞩目，沿街两旁，彩旗招展，鼓乐齐鸣。人们把他比作到湖北的福星，所谓福星，就是民间传说之福神，常用来比喻或象征能给世人带来幸福、希望的人或事物。 孙中山此行的目的有三：一是调查战绩，凭吊忠魂；二是伤痛民瘼，督促建筑；三是哀念流离，抚慰疮痍。“他说话，我爱听”，那么他说了些什么话，武汉人最爱听呢？ 孙中山高度评价武昌起义，就是他最早给武昌起义冠以“首义”之名。他向世人宣示：“武昌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首义”之说，由此传诵。孙中山后来还形容道：“民国开创，武汉实为首功，而诸烈士血战捐躯，其死义亦最烈”。孙中山是领袖人物，高瞻远瞩，这个“首义”的提出，自有深邃的政治内涵和非同寻常的历史意义，也给武汉赋予了璀璨的历史光彩。 对于武汉官民十分关心的本地建设发展问题，孙中山有一整套构想，此次武汉之行亦有充分表述。他演讲中热情洋溢地说：“革命是从破坏中求建设，武、阳、夏三镇宜连成一片。汉口为商业区，汉阳为工业区，武昌为政治文化区”，融三镇为一市，并提出了开凿运河，修建长江大桥或过江隧道等具体建议，“于是武汉三镇，中有大江，南北有两运河，又为京汉、粤汉的两中心，形成一个大都会。若以之建设，亦是理想上之城市”。在其后的《建国方略》中，他还曾规划过武汉的城市远景，指出“至于中国铁路既经开发之日，则武汉将更形重要，确为世界最大都市中之一矣，所以为武汉将来立计划，必须定一规模，略如纽约、伦敦之大。” 早在1897年，孙中山就曾有将武汉作为未来新中国首都所在地首选之设想。这次在武汉期间，他也流露出迁都武昌的主张。4月12日，同盟会湖北支部召开大会欢迎他。他在会上宣讲三民主义，后来又谈到首都问题。他认为，当时北京、上海都易受帝国主义威胁。武昌居长江中游、汉水入江之交，西通巴蜀，北控秦晋，南接潇湘，东连吴会，确为天下根本重地。无论和内、御外，都便于指挥调度……辛亥首义，全国响应，证明其主客观条件均甚为优越，因此，民国新都，应该建在武昌。 4月13日，孙中山离汉去沪，他致书对武汉各界的深情厚谊表示感谢：“文薄游武汉，备承各界诸公厚意欢迎，所以励勉期望之者，至殷至切，曷胜惭感……其不尽之情，留待他日重来，再为详叙”。 孙中山到武汉的次数，有人考证共有三次，武汉民间尚有孙中山见张之洞的传说。孙中山游学归来，途经武汉，求见湖广总督张之洞。他向门官递上名片，上书：“学者孙文求见之洞兄”。一介儒生，竟如此口吻，张之洞按压怒火，回了一行字：“持三字贴，见一品官，儒生安敢称兄弟”，孙中山微微一笑，回对道：“行千里路，读万卷书，布衣也可傲王侯”，尽显其气派、才学、志向。 以中山命名的街道、公园、医院等，以及纪念堂、纪念亭等建筑，据统计，全国共有二千余处。武汉亦有中山大道、中山公园等，最有名的当数汉口铜人像。据说铜像原本计划修在中山公园里面的，为了让人随时可以瞻仰，就把它改修在大路中央。 铜人像是由刘文岛于1930年开始主持修建，后因1931年武汉大水等原因搁置一年多，直到吴国桢接任汉口市长以后才继续开工，1933年5月竣工，6月1日揭幕。铜像基座四边镶有整块的汉白玉，上面原来镌刻有国民党党徽，有刘文岛撰写的“像赞”文字。 1965年，有关部门在维修时，磨掉了“党徽”和“像赞”，并给孙中山的右手上增加一根手杖。报纸上说，铜像原来没有手杖，是这次维修时添加的。但民间传说铜人像原本是有拐棍（手杖）的，拐棍里面还灌有金子，结果防不胜防，还是被人偷走了，这以后铜像的手就一直是空着的。 1912年，孙中山视察武汉时，与湖北军政各界代表合影，前排左二为黎元洪 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的孙中山 四十年代初的汉口铜人像第06章 打红线
鬏鬏辫，打红线，上茶馆，卖汤圆，汤圆汤圆卖完了，鬏鬏辫长长了。 选自朱介凡《中国儿歌》第165页。鬏鬏辫，原作“纠纠辫”。另外，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歌谣》第一卷第21号（1923年6月3日出刊）第2版也载有此谣，曹胜之搜集；鬏鬏辫，原作“交交辫”。 这是清末流传于武汉坊间的一首嘲讽谣，嘲笑扎鬏鬏辫的孩子不会做生意，等到汤圆卖完了，辫子也长长了。鬏，音jiū。 鬏鬏辫，原义指头发盘成的结，这里指在清末民初武汉地区十分普遍的一种儿童发型，束发于顶，显得很精神，很活泼。打红线，用红丝线或红绸绳扎辫子；打，编扎。汤圆是一种用糯米粉制成的球形食品，分有馅无馅两种，一般用水煮食。长长了，前“长”为动词，读zǎng，后“长”为形容词，读cáng 。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昭告天下，为了“救国救民”，顺应民意，他只好接受帝位，帝号“洪宪”，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推行君主立宪制。据符号《蔡锷起义与武汉歌谣》（原载《纵横》2002年第11期）一文介绍，1916年3月23日，做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被迫宣告退位，其后不久便郁郁而终，武汉坊间旋即传出了新版的“鬏鬏辫”： 鬏鬏辫，打红线，开茶馆，卖汤圆，汤圆蚀了本，回来打碾滚。 与上首相比，文字虽略有改变，寓意却大相径庭，此为民间影射“蔡锷反袁”之谣歌。 鬏鬏辫，下扎上松，一走一甩，像乌龟尾巴，所以武汉人又叫它乌龟辫。乌龟，暗指蔡锷。东汉末何宴集解：“蔡，国君之守龟”。唐元和十二年，韩愈从裴度平淮西之乱，贺捉白龟曰：“蔡者龟也，今始入贼地而获龟者，是获蔡也”，把捉龟作为破蔡的先兆。湖北黄梅有地名曰蔡山，《禹贡》载：“九江纳锡大龟，世传五阜湖所出”，《方舆纪要》载：“春秋传大蔡，盖以山得名，蔡即龟，故名蔡山。” 此处的打红线，指蔡锷组织护国军反袁起义。红线，与袁世凯国号“洪宪”同音，打红线就是攻打洪宪皇帝。汤圆，即元宵，正月十五为传统的元宵节，“元宵”与“袁消”谐音犯讳，据说袁世凯曾下令把元宵改为汤圆。汤圆蚀了本，暗指袁世凯“退位”，蚀本，亏损本钱，蚀，sé，一作折本。打碾滚，在地上来回连打几个滚。碾，音liàn，滚过地面，原作“打连滚”，此暗指袁世凯称帝不成，反落得个身败名裂的可耻下场。 蔡锷，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人，是中国近代史上着名的爱国将领和杰出的军事家，现今汉口、长沙、邵阳等地都有“蔡锷路”，可见其非比寻常。他的人生很短暂，只活了34岁，但做了两件名垂青史的大事，对中国近代史产生过巨大影响。一是成功地领导了云南辛亥武装起义，二是领导了反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其中，最为人们熟知的是“护国讨袁”。 1913年10月，袁世凯以“准给病假三月，召来京调养”为名将蔡锷调到北京，后来表面上任其为全国经界局督办。实际上剥夺了他的军权，并加以严密监视。袁世凯复辟帝制，招来八方怨恨，蔡锷更是义愤填膺，貌似意志消沉的他决定用计回赴云南，发动讨袁武装起义。1915年11月，蔡锷秘密离京赴津，旋以治病为名东渡日本，后经台湾、香港、越南抵达昆明。12月25日，蔡锷与唐继尧等人宣布云南独立，发动护国战争。蔡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唐为云南军政府都督，组成护国军三个军，分别从四川，湘西和广西三个方向出师讨袁。1916年春，蔡锷率部在四川纳溪、泸州一带打击袁军主力，有力地配合了其它方向军队的行动，推动了全国反袁运动的发展壮大，最后迫使袁氏取销帝制。 蔡锷与京城名妓小凤仙的传说故事流传甚广，见诸众多野史报章，知音绝响，伊人无觅，哀怨缠绵，曾为一些文学、戏曲、影视作品所津津乐道。 不管世人对袁世凯如何评价，都不得不承认他是着名军事家、政治家，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的历史人物之一。这个屡试不第的布衣，居然演绎了“文场失意武场补”的人生大戏，他凭借着慎密的权术和超人的胆识，韬光养晦，步步攀援，终至顶峰。他是清王朝最后一位总理大臣，是中华民国第二位临时大总统，还穿过龙袍当过皇帝。有的人说他是复辟帝制的国贼，有的人说他是推动共和的能人，无论怎样，洪宪皇帝终究是一个历史笑话，那么，在民间盛传“打洪宪”的谣歌便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据朱建颂先生回忆，早年间，电压低，有时只看得见灯泡里的丝是红的，遇到这种情况，他的母亲便会念叨：“唉，又是洪宪（红线）元年！”这是讲红灯丝很短。“洪宪”只有元年，一般用来表示时间短暂，这算得上是武汉方言的新典故新成语，遗憾的是，早就听不到这种说法了。 李岳南《民间戏曲歌谣散论》（上海出版公司印行，1954年1月）中载有“袁世凯谣三首”，其一曰：“大总统，洪宪年，正月十五卖汤圆”，这与武汉的“打红线”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戎装蔡锷 蔡锷和他的长子（族谱名蔡泽琨） 袁世凯与各国使节的合影 袁世凯第07章 萧衡山
萧衡山，王八蛋。娘下堂，儿做官。坐湖北，大天干。盐涨价，米加捐。赚黑钱，买红砖，砌的洋房三丈三，框了萧家半个湾。黄狗子进，黑狗子钻。苏太太，跟华山。 选自桂琴甫《谈民歌民谣的战斗性》，原载1984年《赤壁文艺》。 据桂琴甫先生讲，为了收集和核实这首歌谣，他曾到萧大湾住过一个月，笔者在寻访萧大湾时，也曾亲耳听过一些老人传唱，只是不如桂先生收集的完整。下面有关解说，参考了桂先生口述以及李森林《萧家庄园》（董玉梅主编《百姓系列丛书——百姓摄影之老建筑》，武汉出版社，2010年10月）等文章。 萧衡山，即萧耀南，字珩珊，一作衡山，因其祖籍浙江兰陵，也常被人称为萧兰陵，1875年出生于黄冈县孔埠镇米筛村萧大湾（今属武汉市新洲区汪集街）。北洋政府时期，曾任第二十五师师长。1921年，湖北“驱王”，要求“鄂人治鄂”，萧耀南奉令率部进驻汉口，声称“援鄂不援王”，逼鄂督王占元辞职，同年8月，北京政府任命萧耀南为湖北督军。1922年7月，拒汤芗铭入鄂主政成功，总揽鄂省军政大权，1924年1月，萧耀南兼任湖北省长。湖北督军、两湖巡阅使等职。 王八蛋：“王八”即“忘八”的谐音，原指忘记“礼义廉耻孝悌忠信”这八种品德的人（见赵翼《陔余丛考》）；王八蛋，民间比较普遍说法是指女人与人通奸而生、或妓女生的孩子，也就是所谓的“野种、杂种”，这是一个侮辱性的詈词。 娘下堂：指萧母再嫁之事。萧父原为走街串村的摇货客（四方游走的货郎），其母系葫芦嘴村一寡妇，与萧父先孕后婚，先作偏后扶正。下堂，旧时指离婚、再嫁。 大天干：萧耀南主政湖北期间，1922年至1924年，湖北多地连遭大旱。盐涨价，米加捐：盐米是最基本的民生物质，涨价加捐，说明当时民众负担沉重，民生艰难。 砌的洋房三丈三：指修建萧耀南庄园。庄园位于萧大湾，1922年动工，至1925年“退省居室”建成，工程竣工，占地40余亩，耗资约70万银元，建有围墙和东西二门，内有西式大楼、正屋、偏室、客房、学堂、育花间、小平台、织房、仓库、厨房、马房、花园、苗圃、亭阁等，东门石桩上刻着“两湖巡阅使，炳武上将军”十字，气势张扬，豪华奢侈。三丈三，虚指，言其大。框：kuāng，占，围。 黄狗子进：指往来庄园的正规部队，因着黄军装，故名。黑狗子钻：指往来庄园的地方警备队，因着黑制服，故名。苏太太指萧耀南原配夫人，萧耀南先后只回过庄园两次，苏氏长期独居萧大湾。华山，萧大湾户长萧华山，为人不正派，传闻其与苏太太有染。 1923年，萧耀南在汉口后城马路建造了一座豪华公馆，因毗邻昌年里，人称“昌年里萧公馆”。1925年3月，收回汉口俄租界，萧耀南以萧姓郡望浙江兰陵改原俄界列尔宾街名兰陵路，并沿用至今。1923年2月7日，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 萧耀南是直接执行者，1923年10月，萧耀南积极参与曹锟的总统贿选，1924年5月，制造“汉口党狱”，1925年6月16日， 捕杀萧英等人；通缉参加援沪运动者……尽管劣迹斑斑，但实际上民间对萧贬褒不一。萧耀南督鄂五载，也做过一些为桑梓修桥铺路、兴办学堂，赈济灾民、首捐巨款之类的好事。萧发迹后，在新洲修筑鹅公颈大闸，人称“萧公闸”，为家乡捐建过石桥一座，并兴办兰陵小学。“提倡风雅，嘉惠士林”， 1922年，他将湖北的几所专科学校改为大学，请石瑛任武昌大学校长，后来的武汉大学，就是在武昌大学的基础上建立的。1923年，江陵大水，萧耀南调派军队堵防堤防溢口，并组织编撰《湖北堤防纪要》。1924年初，萧耀南拨款修葺运动场馆，使第三届全国运动会得以在武昌顺利举行，在当时条件下被西方人称为“一项奇迹”。 萧在任期间，还捐资为武昌长春观修建了藏经阁。 1926年2月11日，萧耀南感风寒病倒昏迷，经中西医医治后情况尚好，不料又遭风寒而转为急性肾炎。2月14日（正月初一）早晨病危，德国医生进行灌汤，在灌肠过程中萧死去，享年仅五十一岁。自病到亡统共只有三天，故引起社会猜测。萧死后，由省政府出资十多万治丧，遗体运回原籍安葬。 萧耀南无子女，有两个侄儿在老家，新中国成立不久，即被镇压。萧耀南的姨太太赵英，人称“湘楚一绝”，也是个有故事的人。 萧耀南戎装照 萧耀南五秩纪念章第08章 一斤米
一斤米，一斤金；一升糠，一块银。 选自罗时汉《白沙洲芦家》第106页。 此谣产生于北伐革命军围困武昌城期间。 1926年7月9日，国民政府成立国民革命军从广东起兵，开始了北伐革命的统一战争。北伐军首先向吴佩孚盘踞的湖南、湖北进军，7月12日占领长沙，在湖北汀泗桥、贺胜桥两役中，气势如虹，击溃了吴佩孚主力，饮马长江。北伐军多次进攻武昌，皆因城垣高大、防守严密而损失惨重，铩羽而归。蒋纬国总编着的《国民革命战史第二部：北伐统一》（第二卷）有如下记载：“革命军围攻武昌城，吴守军借城墙构工防御，并用射击、烧夷、阻绝诸手段，使革命军攻城战斗，屡遭顿挫……” 北伐军占领汉阳、汉口后，吴佩孚逃往河南，于败北中，吴命其第八师师长刘玉春为武昌城防司令，委托刘率兵死守武昌，等待豫、赣援军。孤城武昌被围，长达四十天。 刘玉春在不得志时曾得吴佩孚提携重用，有如故交。因而感激涕零，以死相报，和他共同守城的还有陈嘉谟，1926年2月14日，湖北督军萧耀南暴死，陈嘉谟继任湖北督军职务，但他资历较浅，实力不够，难服众望，且于战事前景态度较为暧昧，不愿出头应付当时的混乱局面，甘居其次。 围困武昌城，断绝了城内与城外所有的水陆交通。商贸往来，只能消耗不能出产的武昌成为一座死城，生存最大威胁就是粮食严重匮乏，饥饿和死亡笼罩着全城。 吴军早就有困守武昌的打算，事先已作准备。当时，武昌城有两大米厂，一个是人们很熟悉的曹祥泰，另一个是张万太，曹祥泰实力雄厚一些，就由刘玉春部将其所有囤米全部拿下，张万太厂囤米就给了陈嘉谟。同时他们还封存了各商号、店铺所有的存粮充作军用。随着围城时间的推移，粮食供应愈加紧张，一些守军便开始大肆搜掠百姓粮食，只要是搜到的，全部拿走，颗粒不剩，那些看起来稍微好一点的人家，一而再、再而三地惨遭洗劫。抢劫者主要是溃逃城内的杂牌军，刘玉春的队伍一来有准备，二来吴佩孚治军较严，甚少扰民。 是时，滞留在武昌城内的居民有二十余万（一说十余万），贫苦人家，无隔夜之粮；小门小户，最多有个三五天存粮，令人恐怖的粮荒和饥馑威胁着人们，即便有钱，也买不到粮食米面。猫狗兔鼬被捕杀得干干净净，整个武昌城听不到鸡鸣犬吠，就连飞鸟也不敢从城上经过；城内湖山的荷梗、野菜被采摘得丝毫不剩，就连树叶、草根也被人用来裹腹度命。饿死恐怕是人类遭遇的最可悲、最无奈的死法，然而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只能眼睁睁地在饥饿挣扎中痛苦死去，武昌城内，遍地饿殍，四处哀鸣。 据余品绶先生讲述，他祖父时困城中，其诗作《围城杂咏八首并引》（原件藏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中有大量描写当年城内百姓之苦的诗句：“所苦城中民，向隅各蒙乱。何时破此坚，吾侪免涂炭”、“天民天不惜，垂老任饥饿”、“ 巷无鸡犬声，昼有饥鼠逐。老弱不能兴，拥被闭门哭。” 武昌守军弹尽粮绝，人心涣散，见大势已去，10月9日晚，北洋军第三师一贺姓团长开城投降，刘玉春退守蛇山，最后被活捉，陈嘉谟在汉阳门混入百姓中准备出城时被抓捕。10月10日，历时40天的武昌攻城战才告结束。 “嗟我将士！保此国家。嗟我将士！保此人民。” 无论是台湾的《国民革命战史第二部：北伐统一》，还是大陆中央档案馆所编之《北伐战争（资料选辑）》，有关武昌围城的官方记载，均只字未提城内百姓的疾苦与饥饿，记载的都是攻城将士是如何地英勇，守城官兵又是何等地顽固，而“一斤米，一斤金；一升糠，一块银”的普通谣歌，虽只有区区十二个字，却从一个侧面描绘了那段逝去的历史，把我们带进了一个悲壮而惨烈的画卷之中。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下武昌城后不久，湖北省政务委员会即作出拆除武昌城垣的决定，任命万声扬为拆城委员会主任，并设置武昌拆城办事处，负责办理拆城事项，武昌城垣开始拆除，至1929年6月，拆除工程完毕，只留下起义门（中和门）城楼，以纪念辛亥起义。从此，武昌无城。 “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 1926-27年武昌北伐军总部——武汉国民政府（现武昌阅马场红楼）。 1926年出版的《汉口商业一览》上登载的曹祥泰米厂广告起义门 宾阳门（今大东门）第09章 武汉抗战歌谣
1938年10月26日，日军打进武汉，开始了对武汉长达七年的血腥统治。虽然，在武汉没有出现过“南京大屠杀”的惨绝人寰的暴行，但日寇在武汉的统治是残暴的，恐怖的，武汉民众尝尽了当亡国奴的滋味，同时，他们反抗敌猷的暗火也一直在燃烧。 东洋飞机到，街上拉警报。它有机关枪，我有高射炮。它有大炸弹，我有防空壕。它有意大利，我有俄国苕。 选自罗时汉《武汉往事》第128页。 这首歌谣产生于1938年上半年的武汉，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九省通衢的武汉成为战略前沿，成为日军密集空袭的重点。中国空军在苏联空军志愿队配合下，英勇抗击，与日机多次在长空鏖战。据《武汉市 ? 军事志》有关记载，在1938年2月18日、4月29日，5月31日的三次大空战中，我方共击落日机49架，极大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日斗志。武汉大空战，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乃至世界战争史上最着名的空中战役之一。 在1938年4月29日武汉大空战中，年仅22岁的中国空军英雄陈怀民奋勇杀敌，击落1架敌机后，被5架敌机包围。在战机受伤、自己中弹的危急关头，陈怀民放弃跳伞求生，驾机撞向日本战机，血溅长空，可歌可泣，陈怀民用热血和生命演绎了一段悲壮的长空浩歌。 东洋是中国古代人的一个地理区域概念，后专指日本，与西洋相区别。意大利，此处泛指与日本结盟的德国、意大利等轴心国成员。 俄国苕，苕，傻、憨的意思。汉口开埠，各方洋人纷至沓来，老武汉人把欧美人称为“西洋人”，把日本人称为“东洋人”，唯有俄国人称为“俄国苕”，讥其外表憨大，笨拙。当时沙俄已不存在，沿袭旧例称呼苏联人，这是一种戏谑。我有俄国苕，我们有苏联空军的支持和帮助。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飞机屙？？。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汉奸打电话。 儿时习唱。这首童谣也是讲当年的空战。 从来没有经历过飞机轰炸，更没有看见过飞机打仗的武汉人，空战之时，很多人跑到屋外抬头观看，表情复杂，有惊愕、有沉痛、有平静，有凝重，流传至今的一些老照片记录了这一个个的瞬间。 ??，大便的俗称；屙，音wō，排泄，用“屙？？”来形容敌机丢炸弹，童言童语，不仅形象生动，令人莞尔，而且含有轻蔑的意思。 打电话，指汉奸打电话提供情报，泄露军情，向日寇告知地面情况和轰炸目标。民间有一传说，汉口新市场（民众乐园）有个“万能脚”，此人两手皆无，然双脚十分灵活，甚至能穿针引线，常在舞台上表演，很受欢迎。但这家伙是一个隐藏的汉奸特务，日机轰炸时，他用双脚发电报，向鬼子提供情报。不知此事属实与否，空战以后，人们再也没有看见他上台表演了。 开路一马司，走路带派司。冇得派司，打断你的胯子。 选自何祚欢2005年8月13日湖北电视台《周末说事》，《周末说事》是何老师在湖北电视台主持的一个专题节目。 开路一马司，日文“帰ります”，“帰”的发音接近于“卡哎路（开路）”，意思是“回家，走”；“ります”的发音接近于“一马司”，日语敬体，没有什么实质性意思，相当于古汉语里的之乎者也。 派司即通行证，系英文“Pass”的音译，武汉读pǎ？si，这里指日寇颁发的居民证件，开始叫“良民证”，后来改叫“安居证”。 日军统治武汉时期，在汉口划分难民区、安全区，在武昌划分军事区、轮渡区、难民区。他们在难民区街道两端设立木栅栏，实行“宵禁”，发现行人即当场枪杀。后来“宵禁”虽然解除，但行路必须携带“安居证”，每经过一道哨卡，必须鞠躬，然后立正听任检查。日军稍有不满，对普通的百姓不是一耳光，就是一胯子。胯，kuǎ，原指腰和大腿之间的部分；胯子，腿子，有时连说“大腿胯子”。一胯子，就是踢人一脚。 此谣从一个侧面记录和反映了这一惨痛的历史事实。 一进宪兵队，有去冇得回，就算回来了，也要成残废。 阎王大门朝西开，胡里麻里抓进来，各种刑罚都用尽，天天都把死人抬，惟愿鸡叫快天亮，惟愿日本鬼子早垮台。 这两首歌谣选自2014年7月7日《武汉晚报》，由徐明庭先生提供。 徐明庭先生是武汉市文史研究馆终身馆员，有武汉“活字典”之称，对武汉抗战史研究很深，编着有《武汉抗战史料选编》等书籍。 位于中山大道南京路口的武汉图书馆期刊外借处，即原大孚银行旧址。大孚银行由汉口商会会长黄文植等集资筹建，于1935 年委托景明洋行设计，汉口钟恒记营造厂承包修建。1936年竣工交付使用。系一栋钢筋混凝土四层大楼，转角处计五层，为大门入口，朝向中山大道。当时被称为“摩登大楼”。1938年武汉沦陷，总行迁往重庆，日军设汉口宪兵队于此。据徐老回忆，当年此处是日军的杀人魔窟，刑讯手段，极其残酷，每当夜深人静时，周围的居民都能听到阵阵惨叫声，有人甚至受不了而跳楼。进了此门，就相当于判了死刑，侥幸生还者极少，所以人们称它为令人恐怖的“阎王殿”。现在，这栋大楼表面还能看到几道浅绿色波纹长条，那是战争年代建筑物身披的防空伪装，复原后依旧保留了这个外观模样。 胡里麻里，武汉方言，稀里糊涂，不明不白。 东洋鬼子矮又矮，侵略中国拐又拐，总有一天抓到你，把你塞进麻布袋，等到三更半夜后，抬到江边就一摔，摔呀摔，水流长江归大海；摔呀摔，叫你呜呼又哀哉。 此谣由徐明庭先生传唱，表达了武汉民众对日本鬼子侵略行径和残暴肆虐的刻骨仇恨。我在编写《武汉民间童谣辑注》时，徐老说这是他小时候唱过的，并嘱咐我，这个童谣一定要收进去。一个老人就是一段历史，何况，像徐老这样睿智、多才、仁厚的老人。 东洋矮子，指侵华的日本鬼子，因日本人的个子普遍不及中国人高，又处在东洋海岛，故称“东洋矮子”。早在明朝，就有大量日本海盗入侵中国沿海，时人称之“倭寇”，倭，矮人也。1868年，自日本明治变法维新后，便将对外侵略定为国策，近百年来，日本疯狂侵略中国以及其他东亚国家，给这些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 拐又拐，坏到了极点，拐，坏。呜呼又哀哉，即呜呼哀哉，原为表示哀痛的感叹语，旧时祭文中常用。这里指死亡、完蛋，有大快人心之意。 关于日寇暴行，笔者的老祖母曾讲过她亲见的一件事，有次，一个妇女偷吃的东西，被几个日本兵发现了，他们不仅搜身，还要那个女人自己把裤子脱下来，让他们查看。那女人哀求道：太君，冷，冷！有个日本兵居然上前硬将其裤子脱下，还猥亵地说道：好大的鸡鸡！（估计这些流氓话日本兵都会说）小鬼子肆无忌惮，令人发指！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老祖母还问我，日本人这拐，我们为么事还要缠（理）他呢？ 武汉民众欢庆武汉空战大捷 苏联援华空军在汉口机场 陈怀民（1916—1938），江苏镇江人 武汉民众用惊愕、复杂的眼光观看空战 观看的人群中也有孩子 日《每日新闻》有关武汉空战的报道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