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管理研究：中西理论的比较(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企业创新与竞争力研究中心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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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管理研究：中西理论的比较试读：

总序

中国正处于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国经济能否实现长期、持续的增长，主要取决于中国企业能否保持创新与活力。事实上，改革开放后，特别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企业在世界产业分工格局中基本找到了符合国情的定位，并在竞争过程中大大提升了经营管理能力。我国很多企业在学习欧美日韩企业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特殊文化和社会背景，探索新的领先的生产经营模式和管理模式。深入企业，了解我国企业管理实践及其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和发展具有独特价值和贡献意义的管理理论，可以帮助指导企业在全球化竞争格局中取得更大的成功。《企业创新与竞争力研究丛书》的出版，旨在服务于“理解与促进中国企业成长”的基本目标。这套丛书主要依托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资助的“中国企业追踪调查（Chinese Enterprise Panel Survey，CEPS）”项目（11XNS001），收集影响企业经营管理成效的全息数据，逐步研究并识别影响中国企业竞争能力的关键要素，通过深刻解析各要素之间的关联及各要素与企业竞争力间的关系模式，一方面向政府决策者提供政策建议，另一方面有针对性地为企业提供相关咨询及教育服务，提升中国企业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能力，在学术上贡献管理的“中国理论”。

本套丛书的各位作者从企业竞争力的本质出发，基于中国企业经营管理实践现状，进行了前瞻性的管理理论研究与探索，并在一些重点领域展开深度研究，撰写了相应的专题研究报告，如《三维突破：解构中国企业集团成长》便是这些专题研究报告中的一部。本套丛书将持续推出类似的研究专著，希望在战略、创新、人力资源、企业信息化等各领域为企业经营管理实践提供深厚的理论依据，为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建构贡献力量。

在本套丛书出版之际，我们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的支持，感谢那些与我们结成紧密合作关系、无私支持我们研究的众多企业家，特别感谢中国人民大学企业创新与竞争力研究中心研究员（如董树涛、郭海、刘军、王霞、易靖韬、周禹等博士以及其他助理研究员）的辛勤工作，没有他们，如此浩瀚艰难的研究工作无法常年持续。我们也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各位朋友的关心与支持，有他们的伴随，我们的研究之路将更加坚实而有意义。伊志宏　毛基业

序言

管理学是一门相对年轻的学科，早期大部分管理研究是在工业文明相对发达的西方国家（以美国为代表）完成的，发展出的组织与管理理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管理的“美国理论”——具有明显的“情境专有性”（context sensitive）。例如，金融领域中广泛应用的“有效资本市场理论”基于的假设是“资本市场是由大量的独立投资者所塑造的”（Brealey and Myers，2003）。这种假设实际上对于世界上大部分资本市场都不适用，例如，不少国家的资本市场受控于少数几个家族企业（如韩国的三星、LG等）。该理论显然也不适用于中国——“新兴市场”、“制度不完善”、“政府干预”、“国有产权虚位”，这种情况下，传统的关于企业“代理人”（agent）、“追求利润最大化”、“股权分散”等西方理论的基本假定在中国不成立，因此，完全倚赖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功能也不太可能在中国获得很好的实现。在“经济人”、“市场导向”之假设与原则下，作为美国理论的践行者，连美国商学院培养学生的模式也偏向于高度的市场导向。最近发生的金融危机，有人质疑是美国商学院培养了过度贪婪的人所致（漠视传统人文精神，企业短期目标不能服务于长期发展和社会整体利益）。

可惜的是，“美国理论”发展的先动优势，长期以来迫使其他国家学者要对管理理论的美国版本做出回应：拓展之，或者反驳之。美国经济发展又处于优势地位，世界各国都有学习先进、向标杆看齐的迫切需要，“美国理论”便被各国学者奉为管理学“圣经”，少有反驳之企图，而是前赴后继地验证、延展并光大“美国理论”。用于解释美国管理和组织现象的“美国理论”，在过去几十年里给管理研究的议事套路定下了基调，而管理现象的文化特殊性往往被忽视。即便我国有学者（如成思危、李占祥、席酉民等）意识到发展本土化理论的重要性，但是迫于美国模式的强大和学术机构排名之压力所传导的评价与晋升规则钳制，鲜有学者致力于构建和发展新的真正适合于中国企业与组织的管理理论。

中国经济文明的发展，具有独特的历史和演进特征，那些最初旨在理解美国管理和组织的研究议题和套路，可能并不适合于理解中国的管理与组织（Tsui，2006）。中国企业受到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传统文化熏陶，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渐进、从单一公有制向多种所有制转型、经济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中，处于这样独特的生存环境中，中国企业尽管已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与营运成就，但是历来在制度建设（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方面相对薄弱，具有普遍较低的管理成熟度，面对很多独特的发展问题。事实上，中国企业中存在着大量西方学者看不懂也无法依据西方理论解读的现象与独特的管理实践，因此，中国学者面对的是一块肥沃的理论土壤——对于我国企业管理研究者而言，这正是一个形成原创性贡献的机会（伊志宏，毛基业，2009）。特别是当全世界的目光都不约而同投向中国之时，中国管理学者应该承担起更伟大的知识贡献之使命，而现实的途径之一便是要发展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所谓“本土的才是世界的”，意味着中国企业管理实践及其思想要真正被全人类之管理知识库吸纳，必须认识并高度尊重本土情境特征，在此基础上发展具有独特价值和贡献的管理理论，指导中国企业与组织获得更伟大的成功。

构建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需要所有中国管理学人付出可能是几代人的努力，在被西化“绑架”的中国管理学界，真正能够形成“破冰”效果的学者（或机构），需要有卓越的学术地位、智慧与勇气。创办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的徐淑英（Anne S. Tsui）教授，以《组织管理研究》（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为平台，于2009年初开展了关于创建“中国管理理论”或是“管理的中国理论”（theories of Chinese management versus Chinese theories of management）的大讨论。Barney和Zhang（2009）认为，即便是那些发表在西方顶级学术期刊上的中国议题的研究，实际上也是为了寻求一种“中国管理理论”。这类研究验证了已有理论或者对其情境性边界进行了延伸研究，但是对现有理论发展知识提供了非常有限的贡献（Whettern，2009），并不是寻找对特殊问题的新解释。Cheng等（2009）认为这些研究事实上可能限制对与中国管理有关的重要现象的发掘和理解，提倡发展更多的“管理的中国理论”（针对中国现象和问题提出自己的理论）。毫无疑问，发展用于中国管理的中国式独特路径是相当具有挑战性的，需要学者们跨越以往倚赖的学习路径，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制度压力和学术的“交换价值”之诱惑（孙继伟，2010），展开饶有兴趣却“殚精竭虑”的研究努力（Barney and Zhang，2009）。

中国管理学者在探索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方面，先后有复旦大学苏东水教授（东方管理文化）、中国人民大学李占祥教授（矛盾管理理论）、西交利物浦大学席酉民教授（和谐管理理论）等付出了艰辛努力，并取得了可喜成果。总体而言，中国特色的管理研究，可能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值得重视。

1. 这些相对有影响力的理论，其表现形式可能主要集中在思想和方法论层面上，实证检验的操作性不强，更严肃地讲，这些理论中绝大多数可能并不是正统意义上的理论——理论的根本特征是可被“证伪”，现有的很多“中国管理理论”难于以逻辑实证之方法证伪。

2. 另有一些研究主要探讨中国管理艺术或者中国企业管理方式，是大量的管理务实研究与实践，是企业家哲学和老板文化，这类观点往往更加强调对于“人”的管理艺术，忽视制度和管理的科学性，往往令人产生误解：中国特色的管理就是家与私人人际关系的管理。

3. 中国特色管理理论不能回避西方管理学的研究成果，如果刻意回避，企图另起炉灶，只能将自己逼向偏颇（夜郎自大）、孤立的境地。因此，中国特色管理理论构建之初，必须树立起“在同一/通用的语境体系中”（虽然很难）与西方理论平等对话的信心。应正视西方管理学并评价当今西方管理学研究的价值，评估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引入西方理论与方法的价值，并探讨中国特色管理理论与西方管理理论方法的结合。显然，目前我们在这些方面的工作做得远远不够。

出版本书的初衷在于从源头上梳理一些重要的管理理论，介绍这些理论的历史、发展与现状，并希图对未来进行某种意义上的前瞻性建构。这种努力是在中西比较甚至是中西对话的层面上进行的，因为我们认识到，构建中国特色管理理论，须致力于收集整理或创新发展那些本质上不同于西方理论、能对西方理论形成补充、有效指导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的理论。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应该是一系列有着显著中国本土特征、闪耀着中国人和中国企业管理智慧的理论集合，并非三两个零星闪耀的理论或思想。构建中国本土理论，我们不是要摒弃已有的中国式管理理论成果而另起炉灶、大包大揽发展出整套本土理论，而是希望整合中国人民大学管理学者以及各方外部力量，从管理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多角度（以及跨学科领域）进行探讨。在选题上，本书主要对企业制度、创新、领导力、雇佣关系、公司治理等方面的理论（与实践）发展进行了探讨，意图并不在于起到发人深省的效果，但是希望能对致力于这些领域研究的中国管理学者，提供一些基础性的理论参考。限于水平，本书呈现的观点，定有不足甚至错误之处，敬请各位读者原谅。

本书的出版，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的资助（项目号：10XNI037），编者也衷心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诸多编辑的热心支持，特别感谢企业创新与竞争力研究中心诸位研究人员付出的辛勤努力！伊志宏　毛基业

企业的制度环境及其变迁

制度（institution）这一概念一经提出，就受到了追捧，不仅推动了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也成为各个学科讨论的热点。制度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习惯，其实质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共有的、固定的思维方式”（Veblen，1898），它不是如生物一样原本就存在的，而是人类集体行为模式的遗产，又统治或管理着人们。也有学者认为制度是一种集体行动，描述了广泛的、流行的、高度标准化的社会习惯，嵌入到一定群体中并满足了群体的目标，限制、解放、扩展着个人行动（DiMaggio and Powell，1991），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互动。North（1990）把制度界定为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各种制度都处在不断演进的过程之中。制度具有生产力的性质，当一项制度不能产生新的生产力或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时，就有必要进行制度创新。科斯认为制度是由交易成本产生的，而制度的存在反过来又降低了交易成本。

根据上述观点，可以认为各种静态或演变的制度构成了制度环境。制度环境最初由Davis 和 North（1970）在合写《制度变迁和美国经济增长》时提出，他们把制度环境定义为“用来管理经济政治活动的一系列基本的政治、社会和法律基础规则”。制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社会受到制度环境的包围，它的每一步发展都必然受到制度环境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俞可平，2006）。制度环境是约束社会运行的基本制度、观念和客观要求，决定了经济资源和社会权力在社会成员间的分配格局。企业作为社会经济活动主体，也必须根据不断变化的制度环境做出准确的反应。

因此，制度环境也成为管理学研究中不可忽略的一个变量，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制度的探讨，发展成了几个较为成熟的学派，他们对制度的理解与研究，对管理学中制度的研究也有极大的意义。本文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首先对与制度环境相关的研究文献进行了述评，介绍了各个流派对制度的观点和分类，接着介绍学者对企业的制度环境的研究，总结对制度环境与企业相关的一些实证分析，最后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个角度分析中国企业的制度环境变迁方向。

1. 企业的制度环境

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对企业而言，制度环境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对企业管理的研究也不能不考虑制度环境的影响。1.1 制度环境对企业的影响

从经济组织视角看，个人或组织的经济活动的形成和发展是基于最基本的制度框架的。制度在社会中的本质作用是通过建立一个稳定结构（如有序的市场秩序）来减少各种交易的不确定性，因而决定了经济活动的收益和可靠性。制度通过限制和界定组织内或组织间可被社会接受和支持的行动来影响组织行为，组织要获得社会支持和存在的合法性就必须遵循它所处的制度环境（North，1990）。企业总是存在于某一特定的制度环境中，并且会根据制度环境的威胁和机会来调整战略，即其行为会趋利避害来适应所处的环境（夏立军，陈信元，2007）。具体来说，制度一方面通过正式的体制和支撑体系（如法规框架、金融支持体系、技能开发体制等），直接为各类经济活动塑造市场机会并进行行为约束；另一方面则通过社会规范和文化观念影响经济活动的价值取向（李雪灵等，2012）。

制度环境在很大范围内影响着企业的生存发展、经营绩效以及一系列战略决策，如治理结构、创新活动、社会责任的履行（罗党论，唐清泉，2009；周中胜等，2012）。制度环境还会影响企业投资活动，以及海外投资模式的选择，从而影响企业的全球竞争力以及在不同市场的经营绩效（吴先明，2011）。研究也表明，制度环境不仅仅作为企业运营的背景条件对企业产生影响，甚至已经成为影响企业形成竞争优势的重要根源之一（李自杰等，2011）。制度环境提供了一个国家的法律、经济和社会体制的安排（潘镇等，2008），这种制度安排又以细微、普遍的方式影响着组织与个人的行为，进一步可以影响到企业的决策与战略制定。1.2 企业制度环境的划分

在对企业制度环境进行划分之前，我们必须对制度的划分有清晰的概念。Scott（2012）认为制度包括为社会生活提供稳定性和意义的规制性、规范性和文化—认知性要素，以及相关的活动与资源。制度又有正式与非正式之分（Davis and North，1970），法律、产权制度、契约等被正式接受并被实施的规章制度作为正式制度，它们组成了一个国家经济和法律的规则体系；社会规范、习俗、文化观念等作为非正式制度（North，1990），它们没有刻意设计，却仍然被人们遵守（李雪灵等，2012）。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相互依存、相互补充，正式制度的作用离不开非正式制度的辅助，非正式制度有效地发挥作用也依赖于正式制度的支撑（罗党论，唐清泉，2009）。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规则，对社会主体各个方面发挥着这样或那样的作用，最终塑造着社会的形态、特征和社会主体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角色（俞可平，2006）。

基于North（1990）对制度的正式和非正式划分，企业的制度环境可以分为正式制度环境和非正式制度环境。也有学者把企业的制度环境分成企业内部制度环境和外部制度环境（吴先明，2011）。其中，内部制度环境由结构、标准和过去设立的做法所构成；外部制度环境由其他组织如供应商、客户、竞争者和监管机构所构成，指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政治、社会和法律规则，是一个地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对经济产生影响的因素总和（周建等，2009）。外部制度环境会影响企业经营决策和内部制度环境的构建及完善，从而能影响企业实施良好治理结构的成本和收益。

对企业制度环境的划分，对于企业经营管理有重要的意义，可以使企业针对不同的制度环境做出相应的反应。Scott对于制度的三支柱划分，以及North对于制度的划分最受学者们的认可。在研究中，国内外学者也根据两者对制度的划分来进行相关变量的测量。1.3 制度是变迁的

对企业制度环境的研究，除了要考虑某一时点静态的制度，更需要看企业长期发展过程中制度的动态变化，即研究动态的制度。根据North的观点，制度是不断演进的。尽管North的研究具有较为宏观的视角，其关于制度变迁的讨论对微观企业而言仍有重要意义。一种制度从来不会单独存在，它与其他制度相适应，形成制度系统，当一个制度发生改变时，其他的制度最后也需要做相应的调整。

制度变迁是新制度替代旧制度的过程。制度演进理论将制度变迁行为归结为制度主体对环境的学习和适应过程，在完全信息和缺乏外在约束的条件下，制度将会按照某种方式向最优的均衡路径逼近（江曙霞，董保民，张小博，2006）。然而，制度的变迁不是一蹴而就的，在变迁的过程中会存在介于新旧制度之间的连续的“混合型”制度形式，并可能形成不同的变迁路径和变迁时间。制度变迁是在寻求不同利益或不同利益代表的个人和群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下而推动和约束的，制度变迁的轨迹和方向取决于这种相互作用（周雪光，艾云，2010）。制度学派认为，个人、企业和政府是社会体制中三个基本的行为主体，每个主体都有自己的利益目标，从而产生相应的制度变迁动因，推动或制约制度的变迁（邹东涛，席涛，2002）。不同主体拥有的权利不同，在制度变迁中的影响也不同，从而导致制度变迁有不同的形式。制度变迁的主要形式有：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林毅夫，1994），有效的制度变迁总是这两种变迁相互结合、综合作用的结果。诱致性制度变迁主要指由个人或群体，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的，必须由某种在原有制度安排下无法得到的获利机会引起；强制性制度变迁主要指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行，可能只是因为收入的再分配而发生。也有学者表示，制度变迁存在路径依赖的现象，即人们常常被先前所选择的进程约束，结果这一进程被不断强化。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也表明企业内部制度环境的变迁特点，从而影响企业对环境的适应和战略的制定，即企业的战略调整、核心能力的塑造以及对内部资源的依赖都存在路径依赖的现象（陈传明，2002；潘镇等，2008），这种路径依赖也是企业内部制度环境变迁的路径依赖以及对外部制度环境适应的表现。

无论是企业的正式还是非正式制度环境、内部还是外部制度环境，当旧制度不能偏离运行轨迹而进入另一个轨迹成为新制度时，制度之间会产生较高的转换成本（黄少安，2000）。一般来说，新制度与原来的制度相比，总是可以给予制度变迁主体更大的激励，其收益是高的（黄少安，2000）。一项制度的效率又极大地依赖于其他相关制度安排的存在（林毅夫，1994），制度变迁的整体效果，即制度环境的演变结果是否符合预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正式制度的变化和非正式制度演变在方向上的一致性和相容性，即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相互配合，共同影响着经济活动。因此，对制度环境变迁的讨论，需要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个方面而不是某一项制度进行。1.4 制度距离的存在

制度环境的形成和演变受到诸如地域、社会活动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Scott，2012），不同制度环境的资源禀赋以及制度有效性不同，导致制度环境存在差异（李自杰等，2011）。制度及其执行效率决定了交易的成本，制度差异会提高企业的交易成本与风险等级。不同国家在制度环境上的差异形成了制度距离（institutional distance）（Kostova，1996；潘镇等，2008）。制度距离由Kostova（1996）根据Scott对制度的划分提出，可以更全面地体现国家之间在规制、规范和认知方面的差异或相似程度。

国家之间的制度差异会对企业的跨国经营产生深刻的影响。当企业进入外国市场时，就要面对不同的制度环境（Kostova，1996），此时新的制度环境中的规则、规范和价值观会形成一种嵌入同构压力（吴先明，2011），影响企业合法性的获得。制度距离会影响跨国企业的运营成本，当制度距离较小时，企业运营成本会降低，反之则会增高，从而制度距离也会影响海外公司或经营业务选择何种国籍的员工和高管。潘镇等（2008）在对2 000多家外资企业的经营绩效进行分析时发现，投资国和我国的制度距离越大，其外资企业失败的可能性越大。张建红和周朝鸣（2010）在对中国企业海外收购案例进行实证分析时发现，导致中国企业海外收购成功率低的主要原因是交易双方政治和体制方面的因素，而这些因素跟国家间的制度差异有关。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在“制度软环境”和基础设施等配套服务方面仍有较大差距，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国家间的制度距离的影响。

制度距离总是客观存在的，短时间内难以消除，因为作为制度的规则，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长效性（俞可平，2006），并且特定的制度环境往往难以改变。在制度环境中，认知等非正式制度与传统高度有关，很难在短时间内发生较大的变化，属于缓慢变化的制度（Roland，2004）；法律法规、政策等正式制度的变迁虽然要快速得多，常常因为一个地区领导者的变化而发生相应变化，但是其变迁的路径和速度会因国家和历史而异，呈现差异化的特点（Roland，2004），因而各个国家难以趋同。也有学者认为，对于新兴的经济体而言，其制度环境是不稳定的（李自杰等，2011），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改变。对于制度距离的把握需要因国家而异，而制度变迁又影响着制度距离的变化。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伴随着国家社会各个领域的制度变迁，而且我国的很多制度变迁依旧在持续深化演变之中（周雪光，艾云，2010）。在全球化背景下，对我国企业制度环境变迁的分析对具体分析制度距离也有重要的意义。把握制度距离的变化，分析国内企业制度环境的演变过程，预测制度尤其是正式制度变化的方向，可以使企业更好地做出应对，从而做到长期发展。

2. 中国企业制度环境的变迁

在对企业制度环境的研究中，国内学者一般会选取某些角度来代表正式或非正式制度进行具体分析测量。近几年来，国内学者对中国企业管理中制度环境的研究中采用的制度划分和对制度测量的角度，如表1所示。表1　制度环境的划分与测量2.1 正式制度的变迁

正式制度会影响投资者保护以及企业的融资效率，正式制度的法律以及法律的实施效率会影响资本市场的效率；正式制度的政治制度对一国金融发展及公司金融的水平和规模有着重大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既有研究发现企业的融资与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法律执行和产权保护等有关，国家的法律体系以及产权保护越好，则当地的企业可获得更多的债务融资，因此，对正式制度的研究是重要的。

在我国不可能发生单纯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而强制性制度变迁又有着许多天然的缺陷。强制性制度变迁的问题是制度发展不协调、政府主导有偏差和制度缺乏发挥作用的基础，这是强制性制度变迁所无法弥补的（金明华，刘文革，2006）。

根据表1，我们可以看出，国内学者对中国正式制度的研究多从法律环境、产权制度、地方政府对企业的干预程度、市场化程度等角度进行。结合现有诸多文献（包括没有列在表中的），本文认为法律环境、产权制度、政府在经济运行中的角色，对企业而言是最关键的正式制度环境因素。这三个方面的演变会给企业带来较大的冲击，需要企业及时应对。2.1.1 中国企业的法律环境的变迁

一个国家的法律环境由其当前出台颁布的法律、法规及其实施情况构成，不论是组织还是个人都要受到法律环境的约束（李雪灵等，2012）。法律环境是否完善，会直接影响企业运行秩序。完善的法律体系应该具有较强的产权保护、较少复杂的管制。稳定的法律体系和完善的产权保护，可以促进企业创业、资源的分配、组织内和组织间的协调，并促使经济成果合理分配。

在我国，法律环境不可能发生单纯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多是由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金明华，刘文革，2006）。改革开放30多年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公司法》、《证券法》、《物权法》、《劳动合同法》、《企业所得税法》等一系列相关法律相应出台并不断修订，反映了企业法律环境的不断变化。对企业而言，最直接相关的法律是与市场经济有关的法律，包括市场主体的法律、市场自由的法律和市场秩序的法律。市场主体的法律主要是与企业产权相关的法律，表明企业产权制度的变迁。随着《个人独资企业法》、《合伙企业法》、《外资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出台，市场主体的法律也逐渐成熟。市场自由包括财产自由、交易自由和营业自由，随着《物权法》、《合同法》等相应法律的制定，市场自由得到了保证。市场秩序的法律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商业欺诈；二是商业贿赂；三是商业垄断。中国市场秩序的发展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速度，落后于世界很多国家。完善市场秩序也是我国政府目前的重要工作，是中国企业法律环境变化的主要趋势。未来完善市场秩序和环境的法律及其执法会大大加强，将建立以竞争法为核心的市场秩序制度，对于商业贿赂的定性及打击手段也会有进一步的规定。此外，中国企业法律环境变迁还与执法效率有关。由于法律体系已基本完善，执法效率的变化给企业带来的影响甚至比法律本身更大。执法效率的加强是企业法律环境变迁的另一个主要趋势。

中国的《宪法》为根本大法，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相关法律修订的最终本质是体现国家主体的意志，表现为中国的产权制度和政府角色的转变。因此，本文将重点分析中国产权制度的变迁和政府角色的演变。2.1.2 中国产权制度的变迁

产权制度可以分为宏观产权制度和企业产权制度。宏观产权制度是就一定国别、地域或者产业领域等范围内的社会产权关系做出的制度规范；企业产权制度是在宏观产权制度框架内，企业对自身范围内的产权关系做出的制度规范（胡川，2006）。企业所有权的合理的制度安排，决定了企业治理的效率（刘汉民，2002）；制度安排的有效性，即决策控制与决策经营分离的程度，在不同的国家是不一样的，由董事会的制度决定（刘汉民，2002）。与西方国家在近代普遍建立较为完善的私有产权保护制度相比，中国传统法律既不是用来巩固传统的宗教价值，也不是用来保护私有财产，其目的更偏向于政治性。这种现象正在改变，产权制度越来越主要地受到市场环境和控制能力的影响（李自杰，陈晨，2005），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范围的扩大、社会分工的深化等都是产权制度变迁的主要原因。中国的市场环境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也影响着产权制度的变迁。

在计划经济时代，在大多数产业领域内的宏观产权制度，是趋近于政权与产权的高度重合，企业产权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政府，企业的行为受政府的直接干预（胡川，2007）。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市场的自由竞争越来越普遍，宏观产权制度开始趋向于政权与产权的分离。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政权与产权高度分离的宏观产权制度不同，我国的所有制在宏观层面上形成了混合产权和私人产权等多元化产权形式（胡川，2007）。宏观层面上的产权制度变迁，又会引起微观层面如企业产权的改变。

在我国，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是三种主要的企业所有制形式。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我国的国有经济仍处于主体地位，对于国有企业，其管理层主要仍由政府行政机构任命，起着“官商结合”的作用（刘小玄，2003）。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企业产权的流动性增强，更多的国有企业上市，尽管第一大股权属于国家，但产权逐渐分散。对于民营家族企业，所有权的变迁更大程度上体现为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程度扩大，企业“核心控制权”从创业家族向职业经理人（非家族）转移（马丽波，付文京，2006）。

在我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国家的宏观产权制度也在变革。国有企业在向现代企业制度的国有企业转变，即一元化产权结构向多元化产权结构转变（胡川，2006）。其他微观经济体，要及时对宏观产权制度的变化作出反应，对企业内部的产权制度作出新的安排。2.1.3 中国政府角色的变化（地方政府）

政治制度是制约人们政治行为的一系列规则，一般由国家制定，体现了政府当局的根本利益和价值取向（俞可平，2006）。在中国，政府环境构成了企业外在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以及企业之间的竞争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罗党论，唐清泉，2009）。行政权力对资源再分配有很大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仍然长期存在。在我国，政府拥有绝对的政治力量和谈判权力，还拥有非常大的资源配置权力，可以通过行政、经济和法律等多种手段在不同程度上约束其他社会行为主体的行为，中国制度变迁一定程度上总是反映了政府的利益。根据既有研究可以发现，对企业而言，地方政府构成的微观制度环境相对于宏观政府有着更为直接的影响。虽然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在不断推进，但是地方政府对土地、资本、信息等重要资源还拥有着相当程度的控制权，地方企业的生产决策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地方政府的影响（田伟，2007）。

我国属于后发国家，一直处于经济转型期。前期经济的发展，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政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替代了市场和企业家，发挥第一推动力的作用，但是政府推动的效率和利益会随着发展的深入而递减。该制度背景导致经济发展和企业经营呈现“大政府、小市场”和“强政府、弱企业”的现象（徐细雄，刘星，2013）。在这一制度环境中，我国的地方政府对企业的经营活动特别是债务融资有干预的现象，尤其对当地的国有企业表现出强烈的保护和支持动机，而国有企业也承担了很多宏观政策性的任务（徐细雄，刘星，2013），国有企业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政府主体的利益。地方政府作为制度变迁的主体之一，其在职能履行和政策执行上，存在着一种“选择性”空间，其行为选择在相当程度上受到自身偏好以及激励机制等的制约（何显明，2007）。

政府是制度的供给者，也可以限制微观主体的创新活动。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政府发挥着干预或调节经济的作用。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制度变迁中，政府的干预或调节作用一般体现在：政府的调节可以矫正和弥补宏观经济领域的市场机制不能发挥作用的方面；政府调节的方式不是通过直接的行政干预进行，而是通过经济参数调节来起作用。政府通过制定法律，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对法律的执行，提供市场经济运行的一个稳定的制度环境（邹东涛，席涛，2002）。在企业的制度环境中，地方政府既充当“利益相关者”的角色，又起着制度“创新主体”的作用，地方政府的角色转变，即地方政府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角色变化，会引导企业环境的相应变化（张显未，2010）。

从计划经济时期到改革开放，再到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国内有学者把我国地方政府在经济运行中的角色变化概括为三种（张显未，2010），如表2所示。表2　我国地方政府角色的转变

从表2可以看出，地方政府角色的演变主要从权力结构、自主性方面发生。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即使在同样的宏观制度环境下，不同区域的地方政府在企业的经营和发展环境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可能出现非常不同的情况（何显明，2007），这也是地区经济呈现差异化发展的原因之一。

在地方政府角色转变过程中，其角色会因为过去经验的支持而保持相对的稳定。目前我国在深化经济体制等一系列改革，政府也更多地放弃对企业等微观经济体过多的行政干预，其角色逐渐地向支持和保护微观经济体的角色模式转变，为地方市场经济发展创造更加宽松的政策环境（何显明，2007）。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企业需要更关注市场的变化，积极利用政府创造的环境，强化自身的发展。2.2 非正式制度的变迁

根据表1，国内学者对制度的研究更关注正式的制度，有部分学者在借用制度环境研究企业现象时，直接默认为是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可以为企业活动提供秩序，但正式制度的约束只是制度环境约束的一部分，其影响范围较为恒定，而非正式制度约束是普遍存在的。有效的制度可以促进企业的生产性活动，减少资源配置的扭曲和非生产性的浪费。制度的有效性，即制度能否被有效执行，受到三方面因素的影响：（1）制度设计是否合理；（2）制度的制定程序是否合法公正；（3）制度是否有明确的针对目标，即它要解决的问题（张志学等，2006）。上述研究者讨论的制度指的是正式制度，正式制度的有效性总有一定的时间和范围限制，受多方主体的行动影响，因而有效性难以保证。

在正式制度缺失的情况下，非正式制度（如人际关系）会对企业战略和绩效产生重要影响，很多时候，正式制度的缺陷，会使得非正式制度代替正式制度发挥作用。学者在对非正式制度进行研究时常常用文化、企业的政治关系、社会资本等来借代（李雪灵等，2012；罗党论，唐清泉，2009；吴先明，2011）。非正式制度的演变不易察觉，却同样不能忽视。然而，也正因为不易察觉，对非正式制度的演变没有具体的研究分析框架，因此，笔者将结合文化、政治关系、社会资本的利用，简述中国非正式制度变迁的方向。

文化、政治关系、社会资本相互影响的演变

文化有宏观和微观之分，一般地，宏观文化指的是企业所处的社会文化；微观文化指一个组织或群体的文化，对企业而言即指企业文化。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儒家伦理。儒家文化的背景，也造就了我国集体主义的思想。集体主义下的社会结构是紧密的，但是结构中有群体内部和外部的差别，人们期待群体内部的帮助，也会为此付出回报（李雪灵等，2012），从而资源更容易限于群体内部分享，在群体之间的流动性相对较低，群体内部会设法获得资源，成为资源拥有群体中的一员。因此，在我国，政府部门掌握更多的优势资源，企业为了方便获得资源，就会设法成为政府的内部人（李雪灵等，2012）。在中国高度不确定的商业环境下，对企业而言，以政治联系为代表的非正式制度支持就变得格外重要。这种政治关系中，行贿是很多企业家眼中更为有效的途径。在中国，贪污腐化可能会被制度化，因为作为其基础的信念为人们所广泛接受，并提供了在不确定情况下如何为人处世的方针。

企业文化是企业的价值观以及随之形成的行为规范、道德准则、群体意识、风俗习惯等，是企业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经过长期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的。企业文化形成后，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受到诸多因素（如领导人的思想观念、员工素质的改变、外部政治体制的变化、社会习俗的改变）的影响，发生相应改变，进一步促进企业的发展。

不同所有制下以及不同行业间的企业，其文化可能大不相同，即在相同宏观背景下的企业文化存在共性和特性。文化的共性主要是由企业的业务性质、所处行业、市场环境、企业组织结构、治理机制、企业成员的个体特征等客观因素决定的，反映了企业所处的经济、政治、文化环境等宏观层面的共性因素，把企业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进行连接（于天远，吴能全，2012）。由于中国的特殊经济体制和文化背景，很多民营企业的企业文化的隐性共性是追求社会资本的作用，尤其是与政府建立的社会资本，即政治关系的保护（如国美电器）。

随着政府角色的转变，新的国家领导班子上任，国家改革的深入等正式制度的变化，社会文化以及企业文化的共性部分也会发生转变。Boisot和Child（1996）两位学者提出了“文化空间模型”（C-space model），并据此构建了“中西方现代化路径模型”。他们根据信息被正式“编码”和“扩散”的程度两个维度，把文化划分为四种类型：官僚型、市场型、宗族型和封建型，并指出中国现代化的路径是按照网络资本主义，从封建型向宗族型转变。

上述两位学者的研究时间较远，中国市场化进程加速，由此带来的非正式化制度的演变路径也发生了变化。新的非正式制度，会更加强调企业加强建立和发展与企业、顾客、员工等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更加强调企业构建非人格化的政商关系，即正式化、合法化的企业与地方政府及国有企业的关系（于天远，吴能全，2012）。企业所处的非正式制度环境会更向市场型转变。

3. 结语

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对于制度环境的研究越来越重要。制度环境会影响企业绩效、公司治理效率、战略决定、投资选择、组织结构设计等各个方面。本文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对制度环境以及相关实证分析做了总结和评述，并根据中国实际，回顾了中国企业的制度环境变迁的研究，简述了变迁的方向。

目前国内学者关于制度环境的研究，对中国企业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但是还存在诸多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国内学者在借用制度环境研究企业时，都采用了国外学者对“制度”一词的理解和界定，并没有分析国内企业家对制度的理解，并且各个研究者对制度也有不同理解，造成对企业制度环境的研究难以有一个系统的框架。

其次，对制度变迁的研究更多的以经济学为主，多在宏观层面上探讨。将来的研究者可以更多地研究微观层面上制度的变迁，以及企业应该如何应对不同类型的变迁。

最后，对制度环境的测量，尤其是对非正式制度的测量，角度单一。今后学者可以考虑更多的角度，利用更多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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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经济背景下的制度创业

1978年以来，中国进入转型经济时期，随之而来的是社会各个层面的大规模的制度变迁。在这个过程中，经济体制朝着市场化的方向不断变革，发展迅速。转型经济赋予了民营经济政治上的合法性，激发了广大民营企业家的创业热情，民营企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日趋重要。然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经济发展模式的变革路径并不清晰，这一特点导致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具有很高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使得制度环境对中国企业成长有着决定性作用。

然而，现有的主流的企业管理理论是建立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基础上的，不能很好地指导转型经济中的企业实践。近年来，一些敏锐的学者已经将视野转向转型经济国家，运用制度理论与组织合法性理论来解释转型经济国家企业的行为。企业不是只能被动地接受制度压力，而是可以通过一系列活动来优化制度环境，获得更好的发展，并且影响宏观的制度变迁，这一过程就是制度创业过程。制度创业指行动者意识到改变现有制度或创造新制度能够带来潜在利益，通过建立并推广组织获取认同所需要的规则、价值观、信念和行为模式，创造、开发和利用盈利机会，获得合法性（Maguire et al.，2004）。合法性也译为合理性、正当性，指一个组织被认为是适宜的（Scott，1995），能够帮助企业获取成长所必需的资源。转型经济意味着一切都处在变化之中，往往缺乏正式制度框架，如有力的法律体系、有效运行的市场等（Khanna and Palepu，1997）。因此，获取合法性对于转型经济中的企业来说十分重要。

1988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允许民营经济存在和发展，但是制度环境并不完善。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民营企业面临着合法性危机，转型经济既为民营企业提供了发展的机会，也对其有着诸多限制。因此，对于中国民营企业来说，合法性对其成长尤其重要，与天生具有合法性的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具有更强的动机开展制度创业以获取合法性。

虽然制度创业理论为理解转型经济中企业的行为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但是目前西方现有的关于制度创业的研究主要以处于成熟场域中的非营利组织为研究对象，缺少对于新兴场域企业的关注。DiMaggio和Powell（1991）认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转型经济体，中国的制度变迁提供了丰富的制度创业机会，是发展制度理论“最具前景的试验场”。比之西方成熟场域，中国转型经济情境中，企业开展制度创业可以有更多创新的机会，获得更大的收益（田志龙等，2003）。因此，基于中国情境开展制度创业研究，能够为中国民营企业制度创业的成功提供有效的指导，同时可以推动制度创业理论的发展，为逐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理论提供理论支持。

本文首先对制度创业理论的理论基础进行了简要的回顾，然后依据已有的文献综述文章，将制度创业的研究分为制度创业动因、制度创业者、制度创业机制和制度创业效果几个方面进行了中西方研究的系统回顾，在这个过程中识别了中国制度创业研究的特点，最后，讨论了未来中国推进本土化研究的方向。

1. 理论基础

Porter（1980）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行业基础模型认为企业的战略制定就是要选择一个有吸引力的行业并在其中建立起有利的竞争地位。90年代，以Barney（1991）为代表的资源基础观认为企业独有的资源和能力是决定企业战略的关键。然而，他们都把完善的市场机制和民主的政治体制当做理所当然的背景，忽视了制度因素。事实上，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企业的战略选择不可避免地受到外部制度环境的影响。随着战略研究的不断深入，以Peng等（2009）为代表的学者整合了制度、组织、战略，进行了一系列综合的研究，提出了以制度为基础的战略理论（institutional-based view of business strategy，IBV），成为转型经济背景下企业战略研究的最重要理论（Hoskisson et al.，2000；江诗松等，2011）。

制度理论认为，影响企业战略决策的因素除了行业和资源之外，还包括制度环境中正式和非正式约束，企业战略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环境与组织相互作用的结果（North，1990；Oliver，1997；Scott，1995）。制度理论涉及政治学、经济学以及社会学等多个学科，公认的主要来源为组织社会学的新制度学派（吕源，2009），其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制度的三个维度和合法性概念。

Scott（1995）将制度定义为“受规章、规范及认知体系制约的结构和活动，这些结构和活动使社会趋于稳定，使社会行为产生意义”。Peng（2003）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综合和完善，提出了如表1所示的制度的维度，也是制度压力的主要来源。规则支柱（regulative pillar）主要指强制性的法律规章、政府政策，是组织在活动中所必须遵循的，如果违背将会受到惩罚。规范支柱（normative pillar）指社会惯例和责任的内容，主要包括经验法则、标准程序、职业标准等。认知支柱（culture-cognitive pillar）是社会大众共同的价值观、信仰和认知，决定了人们的行为取向。三大支柱在不同阶段的地位和作用不同，而且会发生变化（Hoffman，1999）。表1　制度的维度资料来源：Peng M W.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s and strategic choic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3，28（2）：275-296.1.2 组织合法性理论

合法性也译为正统性、正确性、合理性或者正当性。Suchman（1995）指出“合法性是在社会的价值框架中，组织的行为被认为是合适的、恰当的、合意的”。这个定义同时包含了法律、社会文化的维度，表明合法性不是企业自身所具有的属性，而是来源于利益相关者的，对组织而言，合法性是被动得到的，也是可以主动创造的。合法性证明了一个企业在社会体系中的角色是正当的，缺乏合法性的企业将因为得不到利益相关者的支持而举步维艰。

最常见的合法性分类方法是依据合法性的来源进行分类，目前应用最广泛的是Scott（1995）的分类，包括：（1）规制合法性（regulative legitimacy）。指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当企业的行为符合这些规章制度时，就具备了规制合法性。（2）规范合法性（normative legitimacy）。指社会价值观和道德规范。必须由社会公众根据共同的价值观和道德规范来感知。一般可以通过三个方面来判断：企业的最终产品；企业采用的生产技术和流程；企业的组织结构。（3）认知合法性（cognitive legitimacy）。一个事物被人们熟悉并接受时，就具备了认知合法性（Aldrich and Fiol，1994）。

合法性作为一种资源，可以为组织带来一致性和可信性，而这种外部的认同又能够帮助组织获取其他稀缺资源。为了更好地生存和发展，企业必须通过一系列行动来获取合法性。1.3 制度创业理论“屈从”并非组织回应制度压力的唯一方式，组织还能够积极主动地通过一系列行为来优化制度环境以获得合法性，这个过程被定义为制度创业（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

纵观目前的研究成果，国内外学者在制度创业界定方面并不存在明显分歧，普遍认可制度创业是行动者意识到改变现有制度或创造新制度能够带来潜在利益，通过建立并推广组织获取认同所需要的规则、价值观、信念和行为模式，创造、开发和利用盈利机会，获得合法性（Maguire et al.，2004）。毋庸置疑，制度结构与市场结构之间的不一致为制度创业提供了契机（Oliver，1991，1997），制度创业不同阶段的不同策略为制度创业目标的实现提供了保障。

制度研究突出的是制度在塑造组织一致性中的作用，创业研究强调的是创新精神在诱发组织和制度变化方面的作用。制度和创业的结合，是两种冲突力量的整合，试图探寻在结构化条件下发挥能动性的方式和方法。组织场域是制度创业研究的核心分析单元（Powell and DiMaggio，1991），它注重结构性和关联性的特点，使其成为连接宏观制度结构与微观能动行为之间的桥梁。一个组织场域由生产者、供应者、消费者和管制机构等受相似制度力量影响的组织构成（DiMaggio and Powell，1983），其形成依托于场域内组织或个人的竞争与合作、谈判与协商等一系列互动活动，组织恰恰通过这一系列互动活动获取制度合法性（Scott，1995）。

国外有关制度创业的研究先于中国20余年。国内学者项国鹏等（2012）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选取EBSCOhost、ProQuest ABI、ScienceDirect、SAGE和WILEY五大文献检索数据库，通过对检索词汇和检索标准的限制，对1998—2010年国外的相关研究进行系统筛选，最终选取91篇文献进行统计分析。论文发表数量统计结果显示（见表2），国外制度创业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自1988年起的10年为初始阶段，DiMaggio的《组织理论的利益与能动性》（Interest and Agency in Institutional Theory）是这一阶段的奠基之作，制度创业理论正式进入学术界的视野。1999—2004年为增长期，发文量为27篇，表明制度创业研究开始步入正轨，但尚未形成成熟的理论结构。2005—2010年制度创业研究迎来发展期，总发文量增至57篇，制度创业理论初步获得了学术合法性。表2　国外制度创业文献研究内容分布资料来源：项国鹏，迟考勋，葛文霞：《国外制度创业理论研究现状及未来展望——基于SSCI（1988—2010）的文献计量分析》，载《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2，33（4）：105—113页。

国内关于制度创业的研究于2009年前后初现端倪，并于之后5年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本文参照项国鹏等（2012）对国外制度创业研究的回顾框架，结合国外已有制度创业理论，总结国内的研究成果，对比国内外研究的差异。首先从组织场域入手，探究制度创业的动因。在此基础上，分析将制度创业从“理想”转变为“现实”的制度创业者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进而刻画制度创业的过程，揭示制度创业的效果，最后对未来的研究提出展望。

2. 制度创业动因

按照制度创业的定义，个人对利益的谋求显然是制度创业的动因之一。然而，新制度学派对个人主义方法论的排斥，使得对制度创业动因的分析必须站在整体的高度。场域成为探寻制度创业动因的基础元素，主要分为场域外部动因和场域内部动因两方面。2.1 外部动因

在制度创业研究初始阶段，一部分学者将来自场域外的环境压力视为制度创业的主要驱动力。案例研究的成果表明，经济与政治危机（Fligstein and Mara-Drita，1996）、消费者需求增长（Haveman and Rao，1997）、技术创新（Hargadon and Douglas，2001）、资源与环境危机（Child et al.，2007；Wijen and Ansari，2007）、信息技术革命（Wang and Swanson，2007）等都可能在破坏已有场域的基础上引发制度创业。

然而，这些研究过度强调环境压力的作用，忽略了制度创业者的主观能动性，因此，常常受到质疑。学者们开始从场域内部寻找制度创业的真正动因。由于中国对制度创业的研究起步较晚，并依托国外已有研究展开，因此，基于场域外部的动因研究基本处于空白状态。2.2 内部动因

基于场域内部的研究，区分了不同类型场域的制度化程度以及场域的制度矛盾，能够内生地解释制度创业，更具说服力。2.2.1 场域类型

对场域按照结构化程度进行类型化的区分，可以分为结构化程度高、制度较为完备的成熟场域和结构化程度较低、制度存在很大变动性的新兴场域。虽然众多学者以场域类型为视角展开制度创业动因研究，但是并未形成统一的观点。

一部分学者支持新兴场域为创业者提供的空间广、限制少、收益多，因此更容易激发制度创业（Fligstein，1997；Maguire et al.，2004；Phillips et al.，2000；Tolbert and Zucker，1996）。他们还认为结构化场域内制度的高完备性以及角色的高确定性，使得挑战者（challenger）对在位者（incumbent）采取策略行动时将遭遇更大的困难，这将成为阻碍制度创业的重要原因。以Beckert（1999）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制度创业发生在成熟场域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制度的完备性和角色的确定性减少了信息的复杂性和不对称性，这有利于行动主体更为准确地预期对方信息，在此基础上作出决策、采取行动。Dorado（2005）在Beckert（1999）的利益与制度动态模型（dynamics model of interests and institutions）基础上进行实证研究，以场域多样性和制度化程度为维度测量场域机会，发现当场域多样性与制度化程度均处于中等水平时，场域内更易表现机会透明（opportunity transparent）的特点，制度创业更易发生。

文献统计结果显示，国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成熟场域（项国鹏等，2012），这与西方成熟且稳定的市场经济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国内制度创业的研究正在起步，以理论评述型研究成果为主（方世建，孙薇，2012；项国鹏等，2011；项国鹏，2013；张铭，胡祖光，2010），已有的探索性研究主要集中在新兴场域，这与中国的转型经济背景密不可分。

1978年中共中央提出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拉开了中国经济转型的序幕。习惯于受政府控制的企业在复杂的环境中摸索前进，被赋予政治合法性的民营企业在动荡的环境中悄然孕育。90年代，我国政府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际化步伐的加快、信息技术的进步、政策法规的完善以及政府管制的放开，使民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为中国国民经济不断注入新鲜的血液。这一过程伴随着各个层面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演变，民营企业经历了一次次制度变迁的考验。一方面，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2005年《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等相关政策法规的颁布，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门槛的放开、贷款力度的增强等使得民营企业获得了不同层次的制度性支持；另一方面，有关民营企业产业准入限制等规范性制度，以及公众价值观对民营企业的曲解所带来的认知性制度压力给民营企业发展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制度性约束。双重制度影响的背后蕴藏着巨大的创业利益，尤其是规制性制度恰恰成为具有洞察力的企业进行制度创新的有力跳板。

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曹瑄玮等（2008）对转型期西部企业发展能源产业的战略进行探究，揭示西部企业可以通过对新兴能源的勘探和开发，促进区域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尹钰林和任兵（2009）分析了中国直销行业形成组织场域并获取合法性的过程，比较了制度创业者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国内学者邱梅花和吴河北（2011）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通过展示新希望集团在不同生命周期消除环境影响，创造竞争优势所采取的策略，揭示了中国民营企业在成长过程中适合采取的主要政治策略。还有部分学者（迟考勋，2012；项国鹏等，2011；项国鹏等，2012）采用多案例研究设计的方法，选取春秋航空、宝鸡专汽、台州银行、吉利集团、征途网络、阿里巴巴、横店集团等处于转型经济环境的民营企业进行研究，展示民营企业在新兴场域环境下，准确捕捉制度约束背后的机会与利益，突破制度约束，实现企业成长的实际情况。

综合来看，中国转型经济下的市场经济并不完善，西方情境的制度创业研究成果难以解读中国情境，而转型经济条件下在新兴场域采取制度创业行为，实现制度创业获利的可能性高于成熟场域（田志龙等，2003），国内制度创业的研究已然彰显出很大的中国特色。2.2.2 场域矛盾

场域矛盾产生于场域制度的多重性及其不匹配性。场域中的制度可以用来指导场域成员的行动。虽然每个场域都会存在一种处于支配地位的场域制度，但是场域内部的权力与利益的斗争可能会引发制度逻辑的变化，产生制度逻辑的矛盾。当矛盾处于不可调和的状态时，场域中的在位者就会受到挑战者的威胁。根据Seo和Greed（2002）的观点，制度矛盾是制度化过程的副产品，由四方面构成：合法性和效率之间的矛盾；制度与环境的不适应；制度间的不兼容以及利益分歧。

国内学者进行研究的过程中虽未明确使用“场域矛盾”这一定义，但不少案例中所界定的“制度压力”（宋华等，2013；姚康等，2011）确实体现了场域矛盾的色彩。另外，由于经济转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国内的案例研究多以企业生命周期为脉络展开纵向研究，又使得制度创业的动因呈现出阶段性特点，可以说是交织着场域类型和场域矛盾。

3. 制度创业者

制度创业者是制度创业的行动主体，最早的定义是Eisenstadt（1980）给出的，指那些在制度建构过程中担任领导者角色的群体或个体。DiMaggio（1988）的定义被广为接受，制度创业者是那些发现现有制度逻辑的矛盾，进而通过一系列行动来创立新制度以获取收益的行动者。制度创业者的研究致力于回答什么样的行动者更可能成为制度创业者这一问题。

制度创业者可以是个人、组织，也可以是联盟网络、社会运动（Misangyi et al.，2008）。总体来看，学界主要将制度创业者分为组织和个人。西方的研究主要以组织特别是非营利组织为研究对象，经典的分析汇总如表3所示（郭毅等，2009），说明西方国家的制度变革主要由非营利组织推动，研究者以场域为基本分析单位，更加关注整体的关系，因而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并未得到充分的重视。表3　制度创业者研究列举资料来源：郭毅，殷家山，周裕华：《制度理论如何适宜于管理学研究？》，载《管理学报》，2009，6（12）。3.1 组织

组织制度创业者的研究主要从场域位置的角度来解释什么样的组织更可能成为制度创业者，场域的位置对组织遇到制度矛盾的概率和组织所能获取的资源有着重要影响（Lawrence，1999）。处于场域边缘或者不同场域交界处的组织更容易暴露在制度矛盾之下，更有动机去改变制度（Boxenbaum and Battilana，2005）。另外一些学者（Greenwood and Suddaby，2006）则认为处于场域中心位置的成员掌握着更多的资源，因而更可能成为制度创业者。矛盾的结论源于以上分析对于行动主体的意愿和能力未加以区分，可以认为场域边缘位置成员更有意愿成为制度创业者，而场域中心位置成员更有能力成为制度创业者。3.2 个人

个人制度创业者研究中，西方研究主要关注个人的社会地位、社交技能和反思性等方面因素，而中国的研究则提出了制度能力的概念。

社会地位是指个人在组织中的地位，他们往往是组织的领导者（Edwards and Jones，2008）。通过占据主体位置（subject position），个体制度创业者从利益相关者那里获得资源和合法性（Maguire et al.，2004）。另外，社会地位较低的个人难以从现有制度逻辑中获益，因而更有意愿成为制度创业者；社会地位较高的个人，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源，因而更有可能成为制度创业者（Battilana，2006）。

社交技能（social skill）角度的研究认为，社交技能是制度创业者通过创建共同的愿景来推进利益相关者合作，采取集体行动的能力（Fligstein，1997），拥有这样的社交技能的个人更可能成为制度创业者。Garud等（2002）将政治技能（political skill）分为建立网络关系、谈判和利益中介，认为具有政治技能的个人更可能成为制度创业者。

反思性（reflexivity）指的是个人的反思特质，这方面以Mutch（2007）的研究最为著名。他指出反思分为对话反思、自动反思、元反思和断裂反思，认为自动反思能够使得制度创业者进行自我对话，发现环境中的结构性冲突，把握机会推进制度创业。

在转型经济中，制度环境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对于中国民营企业来说，合法性对其成长尤其重要，与天生具有合法性的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有更强的动机去获取合法性。中国民营企业往往都是“企业家的企业”，企业的行为很大程度上是企业家个人人格的延伸，因而中国目前的研究全部都是以民营企业家为制度创业者进行研究的。中国转型经济的特点对制度创业者提出了更加严苛的要求，西方制度创业者的制度能力与中国制度创业者的制度能力不可同日而语。

为了更好地解释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制度创业行为，中国学者提出了制度能力这一概念，体现了中国转型经济情境对企业家能力的本土化要求。制度能力是指“企业家通过制度创新，突破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内外部制度性壁垒，促进企业成长的能力”（项国鹏等，2009；项国鹏等，2012）。制度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制度创业的成败。制度能力主要分为外部制度能力和内部制度能力两个维度，见表4。表4　企业家制度能力的维度资料来源：项国鹏，李武杰，肖建忠：《转型经济中的企业家制度能力，中国企业家的实证研究及其启示》，载《管理世界》，2009（11）：103-114。

外部正式制度创新能力主要体现了企业家通过政治行为影响政府的政策法规或者行业标准，突破规制性制度约束的能力。外部非正式制度创新能力体现了企业家利用媒体等舆论工具，推广新价值观，争取社会公众的认同，获得规范合法性和认知合法性的能力。内部制度创新能力则体现了企业家打破内部制度约束，提高管理效率的能力。如图1所示，依据这三方面能力的不同，可以将企业家分为四类：全面性制度创新企业家（打破规制性制度约束和内部制度约束的能力很强，以李书福等为代表人物），规制性制度创新企业家（打破规制性制度约束的能力很强，以倪捷为代表人物），认知性制度创新企业家（打破认知性制度约束的能力很强，往往扮演产业启蒙者的角色，以张树新为代表），以及内部制度创新企业家（打破内部制度约束的能力很强，以张瑞敏为代表）。图1　企业家制度能力的影响因素和企业家类型

总体而言，中国目前关于制度创业者的研究表现出了与西方非常不同的特点，重点关注作为个人制度创业者的民营企业家的制度能力及其对制度创业的作用机制，有利于解决嵌入性悖论，打开制度创业过程的“黑箱”。

4. 制度创业机制

制度创业是一个复杂的文化和政治过程（DiMaggio，1988），制度创业机制研究是制度创业研究中最主要的内容，主要围绕着制度创业者如何通过策略运用获取合法性的问题展开，探究利益、能动性和制度之间的关系，主要包括调动资源、构建变迁依据和创建新成员三大环节（Hardy and Maguire，2008）。研究内容可以概括为制度创业策略和制度创业过程两大方面。4.1 制度创业策略

制度创业实质上是制度创业者实施制度创业策略以实现制度创业目标的过程，许多研究对制度创业者如何进行制度创业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制度创业策略已经成为目前制度创业研究的热点（郭毅等，2009）。

国外研究认为制度创业者的主要工作是创造新制度和建立联盟（Battilana et al.，2009）。其中，创造新制度具体包括诊断、预知和激发三个维度（Misangyi et al.，2008），而建立联盟活动具体包括话语策略及调用资源两种策略（Garud et al.，2002；Greenwood and Suddaby，2006）。

郭毅等（2009）对国外的制度创业策略进行了整理，主要包括话语策略、资源策略、社会网络策略和文化策略，见表5。项国鹏和阳恩松（2013）对国外的相关研究进行了系统的评述，在郭毅等的基础上添加了理论化策略。表5　制度创业策略资料来源：郭毅，殷家山，周裕华：《制度理论如何适宜于管理学研究？》，载《管理学报》，2009，6（12）。4.1.1 话语策略

话语策略（rhetorical strategy）指的是制度创业者通过说服性语言的运用，使得场域成员了解制度变迁性质以及现有制度逻辑与新制度逻辑之间的不一致，从而合法化制度变迁（Ruebottom，2013；Suddaby and Greenwood，2005）。Suddaby和Greenwood（2005）认为话语策略由制度词汇（institutional vocabularies）和变革理论化（theorizations of change）构成，前者说明现有制度逻辑新的缺陷与制度逻辑的优越性，进而突出变革的必要性；后者将制度变革模式理论化，使新制度易于理解。Rubottom（2013）则指出话语策略的微观结构包括词汇集合（vocabulary sets）和话语装置（rhetorical devices），制度创业者通过对其的操纵，形成被社会广泛接受的元叙述（meta-narratives），界定制度变革的主导者（protagonist）与敌对者（antagonists）两种不同的角色，建立制度变迁的合法性。总之，使用话语策略的关键在于通过运用制度词汇，指出现有主导逻辑的缺陷，体现制度变革的必要性，并且突出新制度的优越性。4.1.2 资源策略

调用资源能够为制度变革提供认同和支持（Misangyi et al.，2008）。在制度创业中资源主要有财务资源和社会位置两类。处于场域中心位置或者具有较大权力地位的成员掌握着大量的资源，因而更有可能成为制度创业者（Greenwood et al.，2002；Greenwood and Suddaby，2006；Phillips et al.，2004），但是现有制度为他们提供了这样的好处，他们反而往往成为制度变革的阻力（DiMaggio，1988）。因此，真正的制度创业者往往不具备调用资源的地位，获取资源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策略，具体会包括努力获取主导地位（Maguire et al.，2004）、与拥有权力的场域成员结盟等。4.1.3 社会网络策略

制度创业过程极其复杂、充满挑战，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制度创业者难以仅通过自己的力量促成制度变迁，因此需要缔结联盟，通过合作来获得资源等各方面的支持，降低制度创业的风险，提高成功的可能性（Greenwood and Suddaby，2006；Suddaby and Greenwood，2005）。社会网络策略就是指制度创业者与潜在同盟者达成共识，使其参与到行动中来，借助其资源与能力更好地实现制度创业目标，在这个过程中，联盟成员之间的互动也会促进规范的形成，为新制度奠定基础（Wijen and Ansari，2007），也能够动摇场域主导者的地位，促进制度变革（Battilana，2006）。4.1.4 文化策略

文化策略在新制度的扩散化阶段被广泛运用，主要目的在于获取认知合法性。制度创业者引导场域成员价值观和立场的改变，使其接受新制度，从而稳固新制度（Rao，1994），同时对新制度进行大力推广，令更广泛的社会公众熟知新制度，并将新制度嵌入到社会规范之中，获得社会公众的认可（Jain and George，2007；Phillips et al.，2004）。文化策略与话语策略的区别在于：话语策略旨在通过操纵制度逻辑阐明变革的必要性，而文化策略旨在使新制度深入人心，为新制度的推广创造条件。4.1.5 理论化策略

理论化策略是指通过对新制度的系统化与明晰化，使得新制度便于理解与应用，进而突破规制性制度约束和规范性制度约束，获得合法性（Greenwood et al.，2002）。其中，主要包括详述（specification）和辩护（justification）两项活动，前者阐明现有制度的缺陷与新制度的内容，后者说明新制度的合理性与必要性（Tolbert and Zucker，1999），在理论化阶段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总体而言，目前国外制度创业策略的相关研究并没有一个系统的逻辑框架，只有一些零散的策略描述，多数的研究都是对前人的成果进行增补性的工作。另外，国外的研究绝大部分都聚焦于场域层面和组织层面，而忽略了个体制度创业者的作用。同时，国外研究的对象都是成熟场域，对新兴场域的关注严重缺乏，不同的场域具有不同的制度压力，因而也就需要不同的制度创业策略，成熟场域的策略未必适用于新兴场域。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制度创业是实施制度创业策略的过程，因而应该将制度创业策略放入制度创业过程中来进行研究。4.2 制度创业过程

一些国内学者（董保宝，葛宝山，2008；方世建，孙薇，2012；尹珏林，张玉利，2009；张铭，胡祖光，2010）对制度创业的经典模型进行了总结，但角度各不相同。制度创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不同场域会引致不同的制度创业活动（Fligstein，1997），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转型经济情境中的制度创业过程的特点，本文针对成熟场域和新兴场域两个不同的场域对西方现有模型进行梳理，并总结中国学者对转型经济背景下制度创业机制的研究。4.2.1　成熟场域

1. G-S-H制度变迁模型

Greenwood等（2002）在综合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了这一模型，指出成熟场域的制度创业过程包括突然震荡（precipitating jolts）、去制度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前制度化（preinstitutionalization）、理论化（theorization）、扩散化（diffusion）、再制度化（reinstitutionalization）六个阶段，如图2所示。图2　G-S-H模型（Greenwood et al.，2002）

社会变革、技术更新和规制变迁等事件会引发现行制度的突然震荡，新主体开始进入场域，进行局部的制度创业，也即去制度化阶段。去制度化过程中形成的新理念打乱了现有的场域的秩序，场域成员开始调动资源把握新机会，这就是前制度化阶段。经过理论化的提炼，新的实践得到广泛的应用，局部创新在更大的范围内得到扩散与推广，获得道德合法性和实用合法性，新理念得以嵌入现有的社会规范。理论化的成功使得新的制度模式继续扩散并客观化，形成具体的制度规则。新理念逐渐被整个社会接纳，最终获得认知合法性，新的制度得以生成。新理念如果没有获得认知合法性，就会退化为短暂思潮，逐渐消退。

这一模型刻画了制度创业各个阶段的特征与合法性的演进过程，其中，理论化是制度变迁过程中最重要的阶段。

2. G-S精英制度创业模型

Greenwood和Suddaby（2006）结合网络位置理论和S-C基于辩证观的模型，追踪研究了加拿大五大会计师事务所引入混业经营组织形式的实践，构建了针对成熟场域的精英制度创业过程模型。

他们认为，不良绩效不足以导致制度创业，必须考虑网络位置等因素的影响。该模型假设场域是层次化的和非同质的。场域层次的分化导致规模、声誉等不同的精英组织处于边界跨越（boundary bridging）、边界错位（boundary misalignment）和场域中心的网络位置，网络位置又决定了精英组织面临着不同的制度矛盾，上述三个位置更容易暴露在制度矛盾下，这些矛盾又与不良绩效导致的效率与遵从的矛盾结合，共同导致了精英组织的嵌入性降低，从而产生了制度创业的意识、开放性和动机，引发了制度创业的实践，最终导致制度变迁。

嵌入性由意识、开放性和动机构成，对制度创业发生的概率和成败有着直接影响。处于场域中心的成员拥有优势资源，发起制度创业的概率更大，而且在付出同样努力的条件下，比场域外围成员更可能促成制度变迁。

3. M-W-E边缘位置模型

Misangyi等（2008）从制度逻辑、资源和社会行动主体三个维度构建了处于成熟场域边缘位置的行动主体制度创业过程的模型。

处于场域边缘位置的组织在场域中地位较低，缺乏权力，通常是现行制度的受害者，必须通过挑战在位者来推动制度变迁。他们的制度创业过程由四个主要的活动构成：（1）创造新的制度逻辑（主要包括符号系统和物质系统两个方面），并保证制度逻辑、资源和社会行动主体的协调一致；（2）获取制度创业所需的资源，现存的资源结果倾向于中心成员的利益，边缘成员可以直接获取资源，或者通过破坏现有制度的资源结构来间接获取资源；（3）保持新制度逻辑与原有制度逻辑一定程度的兼容性，减小阻力；（4）创建与新符号系统匹配的物质系统，确立新制度逻辑。4.2.2 新兴场域

新兴场域与成熟场域制度创业的不同在于：新兴场域的制度创业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主要包括理论化、扩散化和制度化三个阶段。然而，目前对制度创业过程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成熟场域，针对新兴场域的研究非常有限。公认最经典的研究是M-H-L新兴场域制度创业过程模型，如图3所示。图3　M-H-L新兴场域制度创业模型

Maguire等（2004）通过对加拿大“艾滋病倡议”组织的案例研究，总结了新兴场域的制度创业过程。新兴场域与成熟场域的差异在于新兴场域缺乏控制资源的主导成员，处于相对无组织的状态，资源也比较分散。另外，新兴场域中缺乏稳定的组织关系，成员之间关系松散多变，权力分散。最后，新兴场域中没有一套一致的规范体系，对新实践合法性的考察也就没有统一的标准。

新兴场域中的制度创业有三个关键的活动：首先，占据主体位置，这有利于与利益相关者建立联系，进而获得广泛的合法性；其次，通过话语策略与政治策略，使得新实践理论化；最后，通过与不同利益群体建立在行为、价值观等方面的内在联系，制度化新实践。然而，这一模型忽略了新兴场域制度创业中创造新制度这一关键问题，难以完整地反映新兴场域的制度创业过程。

总体而言，国外目前的研究都在着重刻画制度创业的整体过程和阶段，但是均未对制度创业策略与其作用机制进行详细分析。4.2.3 转型经济中的制度创业机制

在不同的制度创业阶段，面临着不同的制度约束，因而使用的制度创业策略也有所不同，因此，应该根据不同的制度创业阶段对制度创业策略进行分析。

中国目前制度创业的研究虽然数量非常有限，但基本都是纵向研究，表现出了一些明显的特点：关注个体制度创业者的制度能力、制度创业各阶段的策略选择，以及针对不同类型合法性的策略选择。在这些研究中，体现出转型经济中独有的制度压力、制度创业过程和制度创业策略。

Li等（2006）通过对四个中国企业的案例研究，归纳了新兴市场中制度创业者使用的四种策略：公开呼吁（open advocacy）、私下游说（private persuasion）、制造特例（making a case of exceptions）、事后辩护（ex ante investment with ex post justification）。

黎常（2012）通过对吉利汽车和绿源电动车的案例分析发现，转型经济中民营企业家实施制度创业的过程主要包括变革使命的构建、变革使命的宣传、动员资源建立联盟三个阶段。制度创业者需要揭露现有问题，建立明确的变革使命，引发潜在联盟者的共鸣。之后通过各种话语策略，使变革使命被广为接受。最后，通过私下游说等方式建立联盟，借助社会公众力量，促进制度变迁过程。

项国鹏等（2011）以民营企业家为主要的研究对象，通过对吉利集团、横店集团以及绿源集团的多案例研究，探索了中国民营企业打破规制性约束，建立新制度的过程，构建了转型经济背景下新兴场域中的制度创业机制模型，如图4所示。根据该模型，作为制度创业者的民营企业家需要运用其制度能力，来针对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实施制度创业策略，获得其支持，进而打破制度约束，促进新制度建立。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制度创业者的民营企业家，开展了比西方组织制度创业者更加具有创造力的活动，比如绿源的倪捷通过撰写论文，从理论层面获得合法性，李书福通过私下实践、借牌生产这些更为大胆激进的策略，极大地促进了合法性的获取。图4　转型经济中的民营企业制度创业机制框架

迟考勋（2012）通过对吉利集团、征途网络、春秋航空和阿里巴巴四个案例的研究，发现在中国民营企业制度创业中面临的最主要的制度约束是规制性约束，并根据是否存在已有政策将制度创业分为完善型和开拓型两类，前者在已有政策之下开展，旨在对其进行修改与扩充以支持组织活动，比如吉利汽车推动了国家开放民营企业造车的政策限制；后者虽然不受旧有制度的直接约束，但是事实上这种制度的缺失会带来更多的规制性约束，需要制度创业者付出极大的努力来构建新制度。研究结果还表明，文化策略是转型经济中民营企业在新制度推广阶段最常用的策略，理论化制度策略则是突破规制性制度约束和规范性制度约束的主要手段。进而，提出了如图5所示的转型经济中民营企业制度创业机制的一般模型，将这个过程分为创业变革基础阶段、理论化制度阶段、推广新制度阶段，同时指出这三个阶段之间并无明显的分界，而是交织在一起，每个阶段虽然都会用到多种制度创业策略，但是都有其特定的主导策略，用以突破不同的制度约束类型。

宋华等（2013）通过对新疆特变电工集团的单案例研究，分析了制度创业不同阶段所采用的策略，并且分析了沈变和众和两个关键事件中制度压力与组织的交互机制，探索了转型经济中制度约束、制度创业和组织合法性之间的关系，如图6和图7所示。证明了在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政府对于制度创业的开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因而组织合法性的管理问题具有特殊性，民营企业获取合法性的顺序并不如Suchman（1995）所说的先获取规制合法性，然后获取规范合法性，最后获取认知合法性，而是依据制度压力的不同，有不同的顺序。比如在沈变事件中，顺序是社会合法性、市场合法性、投资合法性；在众和事件中，顺序是市场合法性、投资合法性、社会合法性。这与转型经济中，企业面临的制度环境差异程度较大，法律法规并非全然明确，政府的作用也在不断变化有关。企业更倾向于先采取行动获取组织认为最重要的合法性，然后去获取其他类型的合法性，达到一种均衡状态。另外，制度创业者在应对规制压力和规范压力时，会设计一种融合战略，结合资源调配和意义建构行为。面对规制压力和认知压力时，制度创业者会结合资源调配和关系重塑两个策略来创立新制度。不同的制度创业策略在纵向上交替实现，横向上又互相融合，充分体现了转型经济中制度压力与制度创业之间的交互作用，构建了制度创业机制的模型。图5　转型经济中民营企业制度创业机制的一般模型说明：实线箭头属于完善型制度创业，虚线箭头属于开拓型制度创业，加粗实线箭头属于两者共有。图6　沈变事件中制度压力下的制度创业策略图7　众和事件中制度压力下的制度创业策略

总体而言，新兴场域为制度创业策略提供了更大的作用空间，结合中国转型经济的情境，一些敏锐的中国学者已经开始了积极的探索，虽然主要借鉴西方的制度创业策略，但是结合新兴场域的特点以及制度创业各阶段的特点，将制度创业策略放在制度创业过程的框架中进行研究。虽然目前的研究非常有限，但是研究质量都比较高，体现出了制度创业策略在中国独特背景下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表现形式。

5. 制度创业的外部性

制度创业的成功能够为制度创业者带来合法性，但是制度创业还存在外部性问题，无论组织是营利性的还是非营利性的，制度创业都可能产生正向的或负向的外部性。

国外制度创业研究对象大多是非营利组织，它们进行制度创业的目标是解决社会问题，提高社会总福利。现有研究说明，制度经济有比较大的外部经济性。Wijen和Ansari（2007）通过对《京都议定书》的研究，发现虽然其签订过程是不同国家之间利益博弈的过程，但最终目的是解决严重的环境问题，因而具有明显的外部经济性。Hiatt等（2009）对非营利组织WCTU发起的美国禁酒运动进行了分析，这项运动不仅推动了禁酒立法，还推动了无酒精饮料企业（比如百事可乐）的发展，从而说明非营利组织开展的制度创业活动具有双重的外部经济性。

Hargadon和Douglas（2001）发现，虽然爱迪生推广电力照明系统的制度创业活动的目的是营利，但是也同时推动了照明行业的技术升级，因而营利组织开展制度创业活动也会推动制度变迁，促进产业升级。

学界通常将制度创业视为积极的变革，但是一些研究发现，制度创业也存在着一些外部不经济性。Khan等（2007）的研究发现，巴基斯坦限制使用童工的制度虽然产生了一些积极作用，但是也导致许多家庭的收入剧减、家庭破裂，说明非营利组织的制度创业活动会产生外部不经济。对于营利组织来说，外部不经济就更加明显，因为其制度创业的目标是获取利益，因而就更倾向于设置一些新的制度障碍，催生垄断性组织，不利于行业的未来发展（Garud et al.，2002）。

由于制度创业具有容易引发制度变迁和获得合法性的特点，制度创业的效果更多地体现为外部经济性，而那些由于制度创业者的自利性或者没有充分考虑所有利益相关者诉求的制度创业，最终都会因为缺乏广泛的认同而不可能取得成功（Edwards and Jones，2008）。

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制度创业的外部经济性上。比如，吉利集团的李书福通过制度创业促进了汽车行业制度规则的改变（迟考勋，2012；黎常，2012；江诗松等，2011；项国鹏等，2011），绿源集团的倪捷创立了电动自行车行业的新规则（黎常，2012；项国鹏等，2011）。可以看出，国内的研究目前局限于吉利、绿源、春秋航空等几个典型的成功案例，全部关注制度创业带来的益处，而忽略了其可能存在的“黑暗面”。

总体而言，目前制度创业研究的主要注意力仍集中于制度创业过程和制度创业策略上，制度创业的外部性并没有得到很多关注，但是制度创业明显的外部性亟须深入研究，尤其是针对外部不经济性的深入研究。

6. 未来研究展望

作为一个新兴的跨学科理论，制度创业理论在国外的研究只经过了20多年，在中国尚处于起步阶段。通过系统地回顾中西方的制度创业研究的文献，本研究发现，现有研究主要存在以下几点不足：首先，现有研究主要针对西方成熟场域，而对于转型经济情境下企业的研究非常有限，但事实上，转型经济中的新兴场域为制度创业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与更大的战略空间，中国是制度创业理论最具前景的试验场。其次，西方研究主要关注非营利组织的制度创业，而在中国，很多企业仍然是企业家的企业，广大的民营企业家才是制度创业的主体，虽然中国学者已经对作为制度创业者的民营企业家的制度能力与行为进行了初步的分析，但是这方面的研究亟待深入。最后，西方研究对制度创业过程的研究倾向于描述整体过程，与制度创业策略未能很好地结合，中国研究者则考察了制度创业不同阶段所采取的制度创业策略，但是研究数量非常少，案例研究也大都局限在吉利、绿源等制度创业成功的企业，难以完整反映民营企业制度创业机制。

未来的研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深入：

第一，改进研究方法。目前制度创业的研究有一种停滞不前的倾向（郭毅等，2009），这可能与研究方法有关。通过文献的分析可知，目前制度创业的研究多为单案例的静态分析，而且基本都是对成功案例的分析，容易导致互相矛盾的结论，研究成果的外部效度较低。未来的研究可以尝试进行跨案例对比研究，不仅对比成熟场域和新兴场域的制度创业，而且要比较成功案例与失败案例（Greenwood and Suddaby，2006），还可以加入定量方法等来更好地进行理论建构。

第二，关注新兴场域。目前制度创业的研究主要基于市场完善、法制健全和产权明晰的西方成熟场域，制度变迁的动力主要来自技术创新和经济的周期性变化，制度变革进程十分缓慢，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制度创业理论的发展。在中国，大规模的纵深的制度变迁带来了非常多的制度创业机会，在制度创业动因、制度创业者、制度创业过程、制度创业策略等方面均与西方有显著的不同，可以考虑在中国情境下开展多场域的研究。

第三，拓展研究内容。从研究结果来看，不同行业的企业制度创业表现存在一定差异，未来基于行业开展研究可以更好地展现某些企业的制度创业机制（Koene，2006）。另外，企业与制度环境之间的互相建构的动态机制、不同制度压力下不同的策略选择、不同策略与合法性获得之间的关系、合法性的动态均衡等问题都非常值得深入研究。制度创业机制十分复杂，需要在其分析框架中加强制度创业技能、制度创业资源和利益相关者的研究，以更好地打开这个“黑箱”。

制度创业理论的研究只有短短20多年时间，还没有公认的分析框架，研究比较松散，需要进一步推进以获取“学术合法性”（张铭，胡祖光，2010）。中国的制度创业研究更是处于起步阶段，但是其在解释转型经济情境下企业行为方面的巨大潜力，使其成为中国管理学研究的前沿，中国学者非常有希望为制度创业理论的研究做出重大贡献。由于当前民营企业仍是企业家的企业，其行为多数是企业家人格的延伸，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对企业家及其制度创业技能、制度创业策略选择以及组织合法性的交互机制进行分析，有利于理论突破。在制度创业理论中更多地融入中国独特的元素，不仅能够推进制度创业理论的研究，而且能够为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制度创业提供科学指导，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成功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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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规则：中国式管理的隐性制度研究

在人类社会的秩序范畴内，制度是无处不在的。从个人的人际交往，到企业的商业交易，再到政府的公权力运行，无不体现了制度的轨迹。在文化的熏染下，人们会按照特定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行事，而这种规范是为社会环境所制约的。这种规范经历了自身的演化和变迁，形成了今天人们所处的制度环境。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中，正式制度以成文的、明确的方式规范着组织秩序，而非正式制度则以不成文的、模糊的方式运转，并发挥着绝不亚于正式制度的作用。自吴思在《潜规则》一书中首次提到“潜规则”三个字，这个词便成了人们口中用以形容非正式制度、非正式规范的高频词，而要探明这个问题，须得从制度出发。

1. 潜规则的制度主义分析

制度是已经获得的某种地位或特征的模式，制度化则是获得这种模式的过程（Jepperson，1991）。制度这种模式的存续，并不需要重复的动员、激活抑或是再设计，它本身就具有持续存在的再生产过程。同时，制度需要在特定情境下进行分析，需要相对于特定的背景来展开讨论。通过对人们预期的影响，制度将逐渐被人们视为一种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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