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费孝通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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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方，是生命的航程：费孝通域外随笔试读：
第一辑 不负壮年游
我们没有分别
——给编者及读者的信编者：承你们约我在这次远游中常常寄些通讯，报告一些关于盟国各地战时生活的实况。假定邮件可以畅通，我一定很高兴地接受你们的特约。我愿意尽力地帮助你们。使我们的导报办得内容充实，并不是为了我们私人间的交情。讲起交情来，我们相识还不到一年，说不上太深的友谊。过去几个月，你们的报道常在我心头占一个位置的原因，我记得我曾屡次和你们说过，是别有所在。我在昆明住上了5年，看见荒凉的南门，一幢幢巨大的高楼平地盖了起来，俨然成了伦敦“片刻蝶恋”式的繁荣中心；我也看见石皮的小巷，变成了车马驰骋的大道。这短短的时日中，我看着一个都市的兴起。我又有不少机会，和在工厂里、在农村里做调查的朋友接触，听到各色各样的故事，从这些故事中我知道有成千成万抛弃了家乡进入这新都市来生活的人。于是我心里有一点慌张。都市的外形已经具备，可是在这一切物质条件已赶到了20世纪的场合下，住着的是哪一种人？人挤紧了，若是不明白怎样挤来挤去，各得其所，一定会闹乱子的。都市不只是一套建筑和街道，而是一套生活的习惯和做人的态度，有了都市的习惯和态度，这套建筑和街道才能利用来增进我们生活的幸福，不然，就会变成一个可怕的陷阱，成为人间罪恶的渊薮。我们内地的都市，在战时非常的局面下，实在发展得太快了一点。要很多满带着乡土、家庭等传统观念的人；要很多不明白公民义务，不尊重别人权利的人；要很多只想不劳而获，因循苟且，没有创造兴趣和能力的人，合作起来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生活集团，其困难是早就可以预料得到的。从社会方面说，我们必然会见到，中古封主在最时髦的西式沙发上发挥他违反人权的威力；我们必然会见到，鱼贯似的摩托车在血汗所筑成的大道上为一二私人累积财富；我们必然会见到，巴黎的舞鞋套上骨节弯曲的小脚；我们也必然会见到，嘴上挂满了新名词的青年在火车上直脚躺着享受他少爷式的体会。这一切，不过是时代的错杂，在中世纪的躯体上穿上现代的时装。在这种时代错杂中过日子的人，无论他是华屋的主人，或是街头的乞丐，心头永远被各种各样的矛盾占据着。有了威力失去了爱戴，有了财富失去了名誉，有了肉体失去了灵魂。他们一旦在传统的桎梏中解脱出来，并没养成自己管束自己的能力，觉得可以任性所为，以致无法无天，社会制裁失去了效力。一时固然觉得痛快，但是人和人一同生活，终不能永远容忍少数人的作威作福，何况在一个人和人联系得如此密切的都市中。在历史上有无数的暴民从都市中发生。时代错杂，人心惶惑，行动失当，个人的不安造成了社会的骚扰，我们可能是在火山口上讨生活！现代化其实就是都市化，培养都市习惯和态度是现代化的初步工作。现代知识给了我们伟大的动力，微妙的机器，人的确得到了空前的能力，这能力可以生人，亦可以杀人。我们需要对于这种能力加以指导，觅取适当的用途。为都市中人民做一些生活指导的工作，是目前极迫切的课题。有些人觉得现在社会上所以有种种不满意的事发生是单纯的政治问题，政治改革是万应丹。我不否认政治的重要性，但是因为我是个念文化人类学的人，总觉得现代政治决不能单独得来，因为它只是现代生活习惯中的一部分。现代生活是多方面的，而且是要逐渐养成的。我们短短几十年中政治上的变动并不能说少，而实际上，变来变去，有多少改革，谁也不敢估计得太高。我们是不是应当反躬自问，这是什么原因？若是我们把现中国的基本问题看成一个文化的转变问题，而把文化看成人民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态度，也许就可以扩大一些我们应当努力的对象。我们得多注意一些生活的各方面，多养成一些现代生活中做人处世所必需的观念和态度。这样或比整天高呼政治改革更基本些和更切实些，至少也是互相为辅的。因为我看到这一层，所以对于你们的导报抱着很大的希望，而且愿意尽我的一点微弱的能力帮助你们。我记得在你们的导报发行不久，曾引起一种攻击，说这是表示后方“文化下流”的趋势，更其指责在大学里执教的人不该在小报上发表文章。我当然感激他们把我们的身份看得过高，但是把“下流”二字来形容这种趋势，我觉得是不正确的。“文化”常被许多人看作文人们的专利，是一个民族的装饰品。但在文化人类学中却刚刚相反，文化是指人民的生活习惯。一种行为方式或是一种生活态度，没有被社会上一般人所接受时决不能看成这民族的文化。文化中的“化”字就包含普遍性的意思。倘若“下流”是指一种行为方式或一种生活态度之从一部分人传到另一部分人，而并不包含坏的意思，则文化本身不下流是不成的。何况大学里执教的人所负的责任，就在把一种从少数人所得到的知识传给多数人，至于被传的人是否只应限于有资格领贷金坐在教室里的，那是另一问题。在我，至少认为这个限制在任何方面都讲不过去的。我本来可以不必再把旧事重提，因为经你们的努力，我几个月内确已获得社会上读者的爱护。你们发行额的增加，已证明在新兴都市中生活的大众，需要这种报道。至于这种报道是不是普通所谓“下流”，报纸的内容已够向任何人做证，不必在这里多说。我在临别写这封信，一方面是临行与你们共勉，努力为都市的人民服务。他们需要你们的报道。我亦相信，这种报道在使我们的文化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上一定有它的贡献。另一方面，我亦想借此向不少爱护我的朋友解释，为什么我愿意让我的名字在街头上叫卖。若是我靠我这支笔能在建设我们现代都市的工作中尽一分力量，我自己觉得是很光荣的。若是环境允许我，我还是愿意借你们导报的篇幅，常常有和读者们通讯的机会，我没有和你们分别。1943年6月13日西行杂写
我们离开加尔各答后，一路在美国军营里住。万里长征，连写信也没有机会。这次旅行太运气，坐着世界上最大、最舒服的军用客机，机内可容四十多人，飞行平稳得比汽车还舒适，在里面可以安睡，可以随意走动。飞机的牌号是C54。从加城出发，只费一天一晚就到东非，休息一天，又飞一天一晚到南美，再休息一天，在一天一晚的续航后到达了美国南部的迈阿密。世界缩得太小了，使人不能相信。我们因为是美国政府的客人，所以一路都受驻军招待。司令官带我们参观营房及各种设备，又领我们去看各式的飞机。我们已明白轰炸机是怎么投弹的，空中堡垒里面有些什么设备。最使我高兴的是，一路上常看见往昆明去的大队飞机，昆明的安全是毫无问题的。以一路所见来说，现在美国对东方的战争还只是开头，营房在修筑，飞机在集中，过去是纸上谈兵，半年后就可见真颜色，一年后就够瞧了。我不能多写关于军事方面的事，但有一句可以说的，而且是检查人员也愿意放过的：“美国的援华快要成为不是虚言了。”美国从军的人真多，政府对士兵待遇也非常周到，有糖有电影，就是没有女人。学校里的学生所剩无几，很多教授都参加战时工作。大学毕业生在开汽车，大工厂大公司的经理在管理士兵们的伙食。他们的动员真是彻底。我总觉得东方和西方相差太远，一离开印度才闻到战争的真味。中国的国际地位是提高了。这次我们到美国做客，更特别受到尊重，弄得我们不好意思。我们从国家到个人，都是机会太多，实力不足。我希望国家和个人都不要辜负这个机会才好。我抵美前，文化联络处接到太平洋学会，芝加哥与哥伦比亚两大学邀我去工作的函件，我想先在太平洋学会的图书馆，花两三个月写好Earthbound China一书，交由该会出版。在生活没有安定以前，我还不易有文章寄回去。我不能再写《鸡足朝山记》那样的东西了，所以请你告诉《生活导报》的编者，请他们安心等一下，因为我想另换一种格调，来写我的地球背面的通讯。我的生活自然很好，吃和住都恢复了9年前的情形。从美国到印度没有鸡蛋，很少牛油和糖。美国人的生活情形，知道得还不很详细，物价可说没有涨多少。书和杂志既便宜又好，到处都是新书，报纸一大叠只卖3分钱。我由重庆到迈阿密，一个月中感想太多，多到一时写不出来。我想一年后定要变成另一个人。这几年我似乎消极了不少，但是一走动之后，又发现了自己，不再想到常熟去耕田了。我们得向世界的最高峰爬——不能退，也不容许我们退。1943年6月22日旅美寄言
这是在战时撩开座右的窗幕，计时我们的飞机该到了世界屋脊的檐下，四周却只是白茫茫的一片，云雾遮隔了“万水之源”的高峰。刚一转身，一阵头晕，又把我按倒在座上。东方的云雾这样浓！不只是云雾，还夹杂着烽烟！昏昏迷迷地，我就这样被载出了国境，那是6月5日。今天是七七，进入美国国境已经足足两个星期。微雨的黄昏，平居独室，很像是昆明的仲夏天气。遥望万里外的家，这时已该是深夜，孩子在梦里大概还在呼唤我的名字。我确乎时常记着导报的读者，并没有遗忘许下的通讯。匆匆虽只一月，万里江山一日行，好像已隔得很久。从半个地球上拾来的感想一时都向笔底挤来，反而不知怎样下笔。若是我所有的印象只许用一句话来表达，我愿意写五个字：“这是在战时。”一出国门，下机不久，永远不会受旅客欢迎的检查员，就会带着抱歉的笑容，用这句话来说明他不能不给我们一点麻烦。旅馆的账房也很顺口地用这句话来解释他不能立刻安置我们的苦衷。战争改变了正常的生活。“这是在战时”一句话是到处会碰着的答案。出境不过8小时，相隔不过一座高山，然而“这是在战时”五个字的用法却完全不同。这是在战时，所以物价升了翅膀；这是在战时，所以晓东街的灯光可以终宵不熄；这是在战时，所以……爬过喜马拉雅山，同样是这五个字，却被用来谢绝普通的旅客，因为士兵已经包下或征用了“东方伦敦”最华贵的旅馆，同样是这五个字，却被用来压倒金钱的魔力，有钱，没有用，战争第一——我有一点糊涂，也许是一天的航程，加上我还没有全复原的病体，使我糊涂得想不出这五个字一飞过山就会有这样不同的含义。离开印度，我们一路都由军站招待，我的疑案在这里得到了一些线索。他们的物资在这里，他们的力量在这里。我们虽然没有看见“力量集中，军事第一”等标语，可是假如你有机会去看一看他们的军营，不必有人用话来说明，你自然会领略到所谓集中、所谓第一是怎么一回事。以吃的东西来说，普通人有钱不准买或不准多买的东西，在军营里有的是。美国的城市里闹肉荒，并非屠宰场关了门，而是猪肉大批地运到前线去了。一个士兵早晨起来，可以吃一盆“热猫”，热猫是两片麦片加上蜜，一杯茶，一杯牛奶，用糖也没有限制。中午是一块肉或一块鱼、蔬菜、洋芋、甜食，还有一杯果汁，晚餐大致相同。除了这些由军营供给的伙食外，士兵们可以花普通人低一半的代价，在canteen里买到冰淇淋、苏打水、可可糖和啤酒。香烟每人每日限购20支，此外还有从国内送来的慰劳品，可以按份领取，住则两三人一个房间，虽则有地方用帐篷，但大多是临时造的营房，和清华园学生宿舍的布置差不多，只是没有楼。在某一个军营里，有一位上校带我们去参观各种设备。他们有可以供给两万人用的洗衣房，全套最新式的洗衣机器，十多间冷藏房，里面挂满着宰好了的牛肉、羊肉，满房的鸡蛋。那位上校还是很抱歉地说这星期没有咖啡，很对不住士兵。[1]一个入伍的士兵，每月薪水是100美金。家里若有需要给养的人，另外有安家费，吃住及医疗食品供给。美国是富，然而并非摆阔。他们的人民平均要付35%的所得税，其他的捐和公债在外。有钱的人死了，80%的遗产全给政府拿去。举国集中了力量来维持士兵的生活，士兵的生活怎么不会好？军事第一必须得从士兵的待遇做起，我想这是最简单的逻辑。不但在吃和住上，士兵的待遇已超过了普通平民的标准，而且在士兵生活的其他方面一样不惜工本。每个军营里有电影院、有读书室、有娱乐场、有礼拜堂和公墓。公墓是简单而庄严，我和朋友们说笑话，我不但愿意在军营里生，也愿意在军营里死——这样才使人乐于从军。人到处是一样的，我们不应当专门以精神力量来维持我们的战争。吃得来苦固然是我们的长处，然而吃苦并不是一个目的。我们没有物资固然无话可说，但是，倘若有物资而被囤积起来或是被行尸走肉者去挥霍，而不送到前方去，那么除了“罪恶”二字之外，还有什么可说呢？这是在战时！世界上没有人可以再维持原来的生活程度，除了从事于战争的人之外，也没有人有权利要求恢复原来的生活程度。倘若有人在战时还是恣意享受，甚至提高了原来的生活程度，那我们就不必多去追究他致富的路径，他一定是国家的罪人。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前几个月在村子里见到的我们的士兵。他们在攀折我们住所附近的树枝，我想去干涉他们，可是一见他们缺乏营养的面孔，我缩了回来。后来他们对我说：“谁愿惊动老百姓？我们不也是自乡下出来的？可是我们没有法子吃生米，又没有钱买柴，怎么能不出来砍树呢？”——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同样是在战时！1943年9月12日在东非的昆明我们的飞机降落在东非的一个高原上，距离赤道不应很远，但是高爽凉快，除了那些米老鼠卡通上常见的仙人掌树外，不像是热带。据说这是非洲的屋脊。我们在屋脊上跳过了两洲，不到10天，真不容易使自己相信。为了保守军事秘密起见，我们到一个地方就提一个中国名字：过了印度的青岛，就到东非的昆明。我没有到过青岛。不知道所谓印度的青岛提得切不切，可是东非的昆明我敢相信决不致有人反对。骤然的阵雨，连天的山峦，除了没有个湖，什么都使我们触景生情，使人反而更觉异乡的寂寞。我记起了小时候写在宫窗上的一首诗来：“长拟求闲未得闲，又劳行役出秦关，逢人渐觉乡音异，却恨莺声似故山！”这地方相似故山之处，何止莺声一项！主持这军站的上校在我们到达之前已经知道我们要经过这地方。等我们住定了就开一辆小车来邀我们去便饭。我在上次通讯中已说过美国军队里的伙食，不管味道好不好，东西总是不差的。我们和很多弟兄们一起吃，有很道地的欧仆殷勤侍候。我们觉得很奇怪，在这个战地，哪里来这么多的人工。一问原来都是投降的意大利士兵，意大利人矮矮胖胖，本是最适合做这种工作，最难得的是他们高高兴兴地当差。上校对我们说，这些人真不差，又自由，又有事做。他们不但有工钱，而且还可以有在国内梦想不到的牛肉和牛奶吃。这种优待俘虏也使我们觉得相当惊异。意大利士兵本来对这次战争不起劲，在这些欧仆脸上已露出了法西斯蒂快要崩溃的预兆。饭后我们先到上校自己的宿舍里去。他一样一样地指点给我们看，什么是美国运来的，什么是他自出心裁在当地制造的。一个巨大的冰箱真不知他们怎样运上这高原，可是后来参观了他们的飞机修理厂，才觉得这件小东西实在算不得什么。我们团团坐在沙发里，抽着他送给我们的雪茄，随意地谈起天来。“我真想离开这地方。”他说，很正经地。“是想家？”老金回头指着我向他说，“他没有出来就想回家，真是你的同志。”“家当然想，但想离开的原因倒不是这个。”“这个地方太冷了，不是？而且太高，也有不舒服的地方。”“也不是。”“是为了？”“这地方都弄好了，没有意思了。我来的时候，这是个意大利的破军营。这一年，我一样一样地安置妥当了，现在就没有意思了。我想再去找个破军营，荒山也好，再弄一个军站去。”我们不知道怎样接口。我想说的是：“这家伙真是。”可是我没有说，因为我觉得有一点异乡的怪味儿。这是美国几百年传下“向西去”的拓荒精神显然是深入了他们的血液。新鲜、冒险、硬干、向前，加上了他们特具的组织力，在这短短的几百年中，开辟了一个新大陆。现在这精神又使他们在世界各个角落里得到表现的机会了。“上校，你是西点军校出来的吗？”他笑了，“我本是个公司的经理。我在此地不是一样，在经理这几千个孩子的生活？”这又使我们大家没有话了。在中国总好像从军就得是军校出身。做买卖的赚钱，平时赚钱，战时赚得更凶。念书的念书，开了战，头也埋得更低。我们似乎从没有想到过军事中同样是要有组织力的经理，有昆虫知识的专家。军事若成一门学问，这门学问一定比人类学更是包罗万状，无所不需的。他说得高兴，“我们一起看看去，我们的洗衣房是世界最大的！”于是我们大家冒着突然下降的暴雨，从冷藏库一直看到修鞋厂。他满面笑容地告诉我们：“两万人在此不成问题。你瞧，这件军服洗得多么干净，烫得多平挺！”可惜的是那位洗衣房的管事却对我们说，他在美国经办那个厂比这个还要大十几倍。我们都同声否认说：“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上校哈哈大笑。美国人一切形容词都要加一个est才觉得痛快。他们有最高的摩天楼，他们出最多的麦子，他们也有最凶的流氓和最漂亮的女人，只有一个他们却加不上“最”字，那就是他们的历史。最长既不是，最短也不是。关于飞机修理厂，我还是不多说的好，多说了怕这封信又寄不到。若检查员让我说一句，这句话是：“望尘莫及。”只要这厂的1/10搬到中国去，就大得空前了。参观了这一周，虽则有车坐，也已经够累了。你想：从猪圈看起看到他们怎样把旧的啤酒瓶改造成玻璃杯，怎能叫我们不筋疲力竭呢？我们回到宿舍，刚想休息，那位好客的上校又打电话来说，晚上有电影，他会派车来接我们。他们的娱乐是天天有的，那天晚上是电影，而且说主角是加莱柯柏。美国人精神真好，我们怎能扫人家的兴致呢？于是答应了。到晚，我们全体出席。这回电影的片名我已记不起来，可是真巧，好像是特地为我们选的。故事是这样：有五六个教授合作编一部百科全书，他们自以为无所不知，每个字都能引经据典，原原本本地加以注释。可是有一天有个汽车夫不知怎的冲进了这间书房里去，一口土白，博学多才的大教授一字不懂。于是其中有一位就决心要去搜集活的文字。结果碰着一个女流氓，她因为要躲避帮里老头子的什么事，逃到了教授的家里。这两套文化碰了头，混闹了一场。这本是个喜剧，可是却正讽刺着了我们这五个东方文人。一回到房里，我们的夜话也就开始了。大家都忘记了要早些休息的话。张先生摇着头说：“晚上这套文化，我们怎能要得！白天的那一套非把它弄来不成。”“这是一套呀！要白天的也就非要晚上的不成。”这是老金的哲学。“可是这怎么成呢？简直是胡闹，我们看着就不顺眼。”“问题就在这里。你要他们的大工厂，就会有大都市。有了大都市，女人的腿就会架在教授的头上。你怎么可以截长补短。这本是一个东西，一套。要就要，不要就关起门来。门关不住了还是要开，你怎么办？”我们人虽少，意见却很多。白天文化和晚上文化，机械生产和都市罪恶，有人说不但应当分，而且可以分。有人说非但可以分，而且非分不可。夜话不会有结果，也只能使教授们兴奋得不能入睡而已。我怕的不是得不到结论，而是白天文化没有生根，晚上文化却已深入。至少，我想，要有西方这样的大工业，四五十年还不一定有希望，可是要把上海造成一个罪恶中心，一两个月就得了。夜深了，下一天半夜还要起程，一跳要跳过非洲，连着再一跳要跳过大西洋，还是早一些睡罢。年纪轻的人想睡时，怎么也睁不开眼皮。何况，西洋的文化还为我们预备下席梦思的垫褥、洁白的被单，等着我们疲乏的四肢和腰骨。第二天早上并没有刺耳的军号来搅人清梦。虽则是在军营里，我睡得比在学校里还香。1943年10月17日一张漫画我没有到过美国，这是第一次。关于这个新大陆，我听得很多。离国之前，还有一位英国的朋友听说我要去美国，特别叮嘱我不要忘记到了之后就写信告诉他，没有了汽车的美国人是否还记得怎样走路。也有年轻的朋友用着羡慕的口吻，向我的太太说：“你能放心他去吗？”我也不敢为此起誓，若是美国全是像好莱坞，谁敢担保自己呢？虽则世界在这一日千里的航空率下已经变成了一家，可是这家人还是带着中古天方夜谭的神气互相猜度。俄国人好像都是红脸，德国人好像都是戴钢盔，法国人好像整天坐在咖啡馆里，英国人是板着脸在想你的钱。这样漫画式的认识，果然活现，也许正是四海大同的真正障碍。很显然，一个长袍马褂、拖辫子、抽长烟筒的老翁，怎能和一个袒胸露脚的舞女讲交情？当我每次想写通信时，我总是有一点迟疑，我不是又在画一幅漫画给我的读者吗？我又怎能避免不这样做呢？假如有一个第一次到中国去的美国朋友，在昆明下了飞机，到城里逛了一转，回旅馆写信给他太太，一定说中国女人都是不知道害羞的。因为在车上、在门前、在客厅里，随处都会解开衣服喂奶给孩子吃。我们听见了自然不高兴。而我在这里写信给你们是否也会专门挑些“奇形怪状”来描写给你们看呢？尽管我自己可以认为读过社会学，教过人类学，但是要我保证说我在这些通信中不致犯这种弊病，我绝不敢。话自然也可以说回来。要我们自己来说中国人是什么样的，永远也说不上来，倒不如听外国人给我们的描写，不管走样走到什么程度，也有时候有些我们从不注意的事情会给他们一语道破。在一个生疏的地方，我们为了日常的需要总是有意无意地要为当地人寻一个标准，对付时有一点把握。在熟悉的社会中，这种标准就不需要，我们可以知道每个人的性情脾气，不必虚加综合。我在这新大陆上自是一个生客，不但我开口闭口会提到我在这短短的几个月里所杜撰出来的所谓“美国人”，而且更会向这个“理想人物”说长道短。我记得我初到美国的迈城，一切都新鲜得很。迈城本是他们南国的一个名都，在他们游览指南图上用一个穿着游泳衣的美女来代表的。这地方气候暖和，有钱的人造下别墅用来避冬，沿海滨不知有几百家华贵的旅馆。我想不出用什么中国的地名来给它提个别号，我们根本没有这种豪华的去处。必要时，大概历史上的扬州差可比拟，可是扬州在冬天并不温暖。一个下午，我拖住老金一定要带我去逛这花园般的都市。我们跳上一辆TAXI，可是说不出到哪里去。“你开好了，什么地方都可以。”“我们上海边去？可惜现在都住了军队，好逛的地方不多。”“随你开就是了。”车子向海边驶去，路出一条幽径，夹道紧接着的是怒放的红花，密密地盖着树巅。我想起了北平长安街的夜合花来，就问老金：“这是什么花？”老金本是个花草名士，这一问，就滔滔不绝地指着路旁花草，满口的怪名字，中文是什么，英文是什么，一部《镜花缘》好像一下都背了出来。我是个俗人，非但不辨美丑，连一打花名都数不上口，谁知道我们的车夫却是个知音。“你也喜欢这玩意？”他把车停在一丛香花的旁边。“是呀。你也是吗？”老金很高兴。他们就攀谈起来。梅兰竹菊一直到松柏冬青，无所不讲。老金描写他北平院子里的荼?，又说起北非访花冒险队怎样在虎口里抢出一种花卉，价值连城。我们的车夫，不但沿路列举各种花草的名目、妙处、来源，又把他自己在园地上所费的资本都说了出来。他本来是在纽约经商，娶了个太太，身体不好，可是喜欢园艺，所以就搬到这地方来。听来正是个多情的隐士。我们本来是没有目的的漫游，谈花说草起了劲，我们的老金就提议到汽车夫的家里去参观他的花园。我对花草虽是外行，可是对于“汽车夫也有花园”这件事发生了兴趣，加上我意想中还有一个多愁善感、爱花恋草的美国林黛玉，怎不想去拜访一下呢？于是我们的汽车夫就把车子开向他郊外的家园。花园并不大，若是围了短墙则不过是个苏州的天井。但是细草如茵，点缀着一丛丛不同的花木，确是精致雅静。老金欣赏花草的时候，我却偷眼在评赏这一对人物。那位车夫一立起来，他突出的大肚子先就使我吃了一惊。接着他那位晒得深黄的胖太太出来招呼我们时，真使我大大地失望了。自然人不可以貌相，谈起话来，除了园艺，我是外行不懂，什么都引不起我的趣味。我这时似乎又忘了他本来不过是个普通技工。但是在我的观念中，好像有一点不匀称。这样雅静的住宅，这样考究的家具，这样美丽的园地，在我的成见中一定得住个能诗善赋的人物才相称。然而，这是在美国！我是错了。“不要见笑，我们是苦人家。”那位太太很抱歉地说。“这还是苦人家？”我想说，可是没有出口。“因为我太太多病，所以我也不想再去城市里混了。种种花，生活能过得去就算了。”“我们当教授的也享不着像你这样的福。”我终于说了。我默默地在心上勾出了一张漫画，美国是真富！这是一张漫画：一个小巧的花园，肥健的太太手上拿[2]着一个药瓶，瓶上写着维他命ABC，半裸着在晒太阳；一个大肚子男人弯着腰在种花；门前停着一辆待租的TAXI。我想将这张漫画标题为“美国的苦人家”。我说这是张漫画，因为我并不敢自信这是代表了美国的标准。至少，有些美国朋友听见了这故事，听见了我想画的漫画，会摇头说这不是美国。我不知道美国苦人家究竟怎样，但是我相信即使和美国人所画关于中国的漫画一样地走样，一样地引起中国朋友的摇头，多少也许可以代表一些确乎存在的特点罢。我回想到一路所见的情形，更回想到我们自己所住的房子。我愿意祝福美国的苦人家，能长久在饥荒的世界中维持他们繁荣的孤岛。1943年10月24日人情与邦交从司机的家中回旅馆，时间已经不早。三位同来的教授们已在房里等我们，这天早晨约好大家一同去吃中国馆子。我们自从离开加城之后，还没有尝过国味。假使我们中国将来真会有一天全盘西化的话，别的我不知道，至少我一定会做吃火腿白菜、荷叶粉蒸肉的梦。我记得在英国时的确曾体验过弗洛伊德理论的破绽，白开水里煮熟的沙丁，带血的白切牛肉片同样会使人心理变态。这次来美国，到过新大陆的朋友都保证我说，去美国，你不用担心，到处有中国馆子，在纽约就有几百家，比战时的昆明还热闹。这话是不错的。像迈城这些偏僻的城市，你若是天天想吃家乡味都不成问题。在馆子里坐定，坐柜女主人特地亲自来招呼我们这一批一望而知是新到的同胞。可惜我们中间没有会讲台山话的（台山话是美国的唐话，是通行的国语），只得仍用英文翻译出我们所要的菜名。菜好像煮得特别慢，也许是厨师不愿马虎的原因。坐着没事，我就把不久之前所学会的花名搬了出来。“我们也有一个故事。”蔡先生没有等我把司机太太的病态说完，接着就讲他们这天下午的故事。“我们三个人找不到你们，就到街上去闲逛。在家吃冰的小店里坐了下来。吃完了我去付账，掌柜的说账已经付了，我们问他谁付了钱，他说是两个水手。我们想那一定是水手喝醉了把账都付错了。可是掌柜的却说：不，没有错，他们说中国人辛苦了，干得好，得请请他们，小意思，说完就走了。我们觉得怪不好意思的，想去找那两位水手，但满街都是穿白制服、戴黑领结的，不知哪两个是替我们会钞的。”这故事说完了，不知为什么，大家很静默，静默得有一点叫我难受。那几个十几年前到过美国的人，大概心里有一点不自然。像我一般感觉过分到在一个变态的人听来有如讽刺。精神比较正常，态度比较老成的除了感激之外，似乎也没有什么可以说的。这时候自然不该再算旧账了。也许愈是不提往事，受过亏的一方面也愈是大方，这种大方正是叫别人觉得过意不去的地方。邦交和人情究竟有很多相似处。若是我们无愧于中，而被人轻视侮辱根本是无伤于己的，人不知己，有何患乎。总有一天反而会使骄狂的人觉得自己的浅薄。很多人觉得甘地迂阔，我却不这样想，他的绝食也许是从东方文化中体验出来对于历史不平情态最严厉的谴责。当然这是对于一个无端受委屈的人说的。若是自己不争气没出息，被人家看轻那是咎由自取，怪不得人。若把自己的坏处归罪于人，或者是把别的人看轻自己作为自己不争气的原因，那才真是不争气没出息了。过去的是过去了。在这次艰苦的受难中，我们是在别人眼前得到了应有的尊敬。可是，别人的尊敬也好，白眼也好，总是身外的事。做人最怕是看人眼色，若是一个人一举一动都要以别人的褒贬来决定，最多不过是个讨人喜欢的奴才罢了。不管舆论固然会变成狂狷，可是太随和了，才是孔子所最看不上眼的乡愿。在这一点上，我很喜欢英国人。他们总好像很稳、很自信。因为他们能够自信，所以不怕别人对他们的批评。批评得对也好，不对也好，他们都会好像很温和地领教，都会好像很客气地掩饰。他们有勇气能和你一同对他们这股顽固劲儿笑一阵。和英国人讲话千万不要口是心非地恭维他们，他们觉得高兴的是搔搔他们不太重要的弱点，这就是叫幽默。不在表面上认真，要认真得在骨子里。可是要有这一点本领，不管是好是坏，一定得充分有自信。自己做自己上帝的人，才有勇气用幽默的神色来听取别人毫无理由的中伤。一个人一听见了别人恭维就摇头摆尾起来，一听到别人讪笑就面红耳赤，一听见别人批评就动肝火，这个人一定在心虚，一定会上当，也一定会自己给自己苦吃的。做人不该耳朵根软，立国也不必把别国的一笑一怒太当真了。自己有长处，不宣传，人家反而觉得可敬。有短处，愈是用宣传方式来包藏，丑事愈传愈响。德国是最会宣传了，宣传技术之高，精妙已极，但是结果，不但打不了胜仗，反而自己中了毒。我们呢？我相信我们老百姓是最不喜欢宣传的；甚至觉得广告愈多东西一定愈坏，好东西何必费钱去吹打。这种见解自有它不合时宜的地方，但是根本的精神是要得的。我们抗战了7年，并没有在国际上吹得怎么样，但是连小城里的水手都愿意破费请客，而且付了账都不愿意人家知道他是谁。诚则信，没有别的秘诀。事实最雄辩是句老话，现在好像已经不太时髦，因为这话若是正确的，则宣传也简单到成了表白事实而已。表白事实自然用不到多少技巧，宣传家怎能甘服呢？醉心宣传的人有时会把别人都看成是瞎眼，是傻子。戈培尔就相信他可以用话来造事实。好像是上帝，依《圣经》上说，是说什么，什么就有了。可惜人不是上帝，最聪明还是有什么才说什么。没有的事，不说比说好得多。譬如说，人家说我们身体不好，穷，我们若是真的不强壮，没有钱，千万不宜装出有力量的样子，摆阔。我们不妨说我们的确是亏了，可是这不是没有理由的。若是说得有理，反而会受人敬重。像甘地一样瘦得剩下一副骨头，也没有人因为他没有肌肉而看轻他。我是从小在苏州长大的。苏州有一种破落的少爷，死要面子，家里什么都已卖光，还要在人前穿着长衫，坐茶馆。他最喜欢人家的恭维，可是恭维他的人，肚子里不是在发笑，就是在算计他，这要面子的人最后连他那件长衫都保不住。也许是我从小听惯了这类故事，所以凡是听着有人恭维时，身上总会觉得一阵冷，他们不是在讽刺我吗？不是在算计我吗？这自然不是健全的心理。我希望有一天能把这毛病治好了。你想，听得这水手的故事而联想到苏州少爷的长衫是多煞风景的事！殷勤的女主人也许注意到了我们大家那种不太自然的静默，我保证她并不会明白我们所讲的一切，以为我们等候得不耐烦了，所以特地走来向我们道歉，用着一半英文一半唐话很动人地表示她已经几次派人去催促厨师了。老金在旁边推着我的臂说：“你的广东话呢？”我茫茫不知道怎样回答他们。1943年11月13日寄限购课榜在迈滨我们曾小住了四天，我们得换换行装，老金和[3]我还是穿着咔叽，在街上走动太惹眼。头上那顶软木帽更是威武得带有一点殖民地统治者的神气，在自由之邦不合人和。因之，在进京之前，不能不改变行头。我还想买一双鞋。在加城买的那双鞋，老金硬说是女人穿的。给他这样一说，出街都不好意思。可是在迈滨想买鞋都不成。不是店里没有鞋，而是不能卖给我，因为皮鞋已经限购，我拿不出课榜（coupon）。课榜是政府发给居民的购物证。凡是一种货物在市面上减少了，或是大批给政府征购去了，或是因运输困难，而同时又是人民日用必需品，政府就下令将这些东西列为限购品，每人只准买一定数量。购物证就是用来达到这目的的工具。限购课榜有好几种，一种是用来规定一个人准买某物数量的。譬如皮鞋，一个人在一年之内只准买三双，政府在第一本购物证里有一个小方方的印花——就是课榜——上面印着“18”那个号数，你要买鞋，付了钱之后，还得加上这个印花。买了一双之后，你就不能再买，一直要等到政府发给你另一个课榜。那种定量定物的课榜还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不分等级的。皮鞋就属于这一类。任你是什么人，能买的数量是一定的，因为在实用上鞋的需要并没有太大的差别，至多不过时髦女郎不能常常换花样罢了。可是有些东西，各种人的需要不同。譬如汽油，普通人没有汽油至多是不方便，有些人没有了汽油就会影响工作。凡是与生产有关或公务必需的交通和运输所需的汽油不能过分限制。因之，购汽油的办法，不能不分成等级。你在路上若注意汽车玻璃上贴着的小方号码，就可以见到这种差别。有的是A字，有的是B字，有的是T字。贴着A字的是普通民用汽车，每星期限购一张课榜的汽油，在东部只有3加仑，西部比较多一些，但最近据说因为太平洋战事紧张也减少了。有B和C字课榜的每星期可以多买若干，专给生产和公务之用。T字课榜是特别给TAXI的。限购的数量因时因地依消耗量而定。汽油课榜只发给有汽车的人，并不包括在普通的购物证的小书中。第一本购物证书中除了皮鞋之外，还有购买糖和咖啡的课榜。但是自从南美运输畅通之后，咖啡的供给已经恢复，不必再加限购，所以在我们到美国一个月之后，就由政府下令取消限制。糖的供给虽然增加，但是美国人吃糖的本领太大，所以不能完全放任，只是增加了限购的数量。事实上，已经没有多少人感觉到糖的缺乏了。第二本购物证比较更复杂。里面有两种课榜，一种是红的，一种是蓝的。每四个课榜合成一条，用一个英文字母记着。从A起到X止一共红、蓝各24条。每个人每星期用一个字母，譬如这星期翻到了B，大家就都得用B字课榜去买东西。过了两个星期若不用就失效。24个星期这本书就用完。每条上有四个课榜，上面印着1258四个字，这是叫作点，一个人每星期有红蓝课榜共16点。红课榜是用来限购肉类，油类和罐头荤食的；蓝课榜是用来限购罐头果品和罐头蔬菜的。每星期政府公布每种限购货物所需点数。譬如，干牛肉每磅12点，带骨或不带骨的火腿每磅11点，这篇账单很长，而且常常变，最近牛油涨到了每磅16点。每个人一星期既然只能买16点肉类和油类，所以每次上街就得细细算一算。若是买一磅牛油，则一个星期就没有肉吃了。分配调排，最是煞费主妇们的心计。若是有人请客，端出一大块牛肉来，你的面子就不小，因为这样一顿客请下来，主人家要有一个星期不吃肉，面包上也不能有牛油了。这样麻烦干什么呢？是的，主妇们若是在小学里没有学好算术，真会天天叫苦。可是这样一限购，物价却可以不必像我们国内一般飞涨了。他们有涨有跌的不是物价而是课榜上的点数。譬如咖啡多了，课榜根本可以取消，牛油少了，从8点涨到了16点，整整一倍。这是说从这星期起每个人都得少吃一半牛油。牛油的需要既然减少了一半，物价自然可以不必涨了。全国人民，上至总统下至小学生，每个人都得依限额用课榜买东西，这样也就根本解决了必需品的囤积问题。听说白宫里管采办的老太太最怕贵客上门。别人都欢迎丘吉尔，她一听那位大胖子要来就发愁，总统请客似乎不好意思没有肉，面包上更不能不搽一些黄油，可是他们家里人口不多，所有课榜有限，客人一多，就难于应付了。第三本购物证发下还不久，内容更新奇。除了像第二本一般的有红有蓝两种课榜外，还有四种不同的课榜，印着不同的花样：飞机、航空母舰、坦克和大炮。每种有一页，排好号码。它们的用处临时公布。譬如最近公布了飞机课榜第一号从10月某日起可以用来买鞋一双，其他的课榜用法还不知道。原因是有许多东西若是供给量缺少，政府就可以下令限制，指定用哪种课榜买哪种东西。限购不过是限于日用必需品，有许多不是日用必需的东西，若是政府认为应当全部充作军用的，就老实不客气地全部买走了。打字机和闹钟除了旧货外，市面上根本就买不到。经过人民很多的抗议，政府允许在年底放出一批闹钟给人民购买。铁器稀少得很。我出国时有位朋友的太太托我买一些头发上的夹针寄给她。我到了之后就到杂货店里去买，他们说这东西已经好久没有了。政府并不是禁买，只是制造这些东西的工厂买不到原料，或是已经接受政府的订单制造别的东西了。最有意思的是牙膏。牙膏的管子是用锌和锡制造成的，这种原料差不多完全充作了军用。可是没有牙膏却又不成，后来想出了一个办法，凡是要买牙膏的必须带一个空管子去交换。空管子交回工厂，然后再装进牙膏，供给人民应用。我们初期根本就没有旧管子，走了好几家，都被拒绝了，我屡次说明这种办法对于新来的人是不该适用的，我拿出护照来证明，我是初到美国，至少该给我买一管牙膏。那些女店员似乎很想不通有人会没有旧牙膏管子带进美国，都摇头表示她不能破例通融。后来总算有个通道理的老板，卖了一管给我。坏人是到处都有的。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有限购就有黑市。可是普通人都知道若是限购制度失败了，物价就不能控制，物价一飞涨吃亏的还是消费者自己，所以很能守法。政府也想尽了各种办法防止黑市。小学生们集体起誓不买黑市东西，不用别人的课榜。同时，限购也有很严密的检查制度。不久之前发生了一件大规模的黑市案子：有一批奸商直接向人民买了牛，私自宰了，分发给零售商，用高价出售给没有课榜的买主。这件案发觉了，主犯就被政府一网打尽，而且把这件案子从头至尾摄成电影，公开放演，激起公愤，使人民普遍明了黑市的害处，使每个人都能负起检举的责任。我曾看过这电影，看完了，直拉着坐在我身边的朋友说：“我该运到中国去，让大家也看看黑市的危险。”若是我们已快走到经济的危境，我们得回头问问自己，有多少火坑是我们自己造下来，让自己跳的！限购课榜是战时的措置，在开始实行的时候，自然会觉得麻烦，可是实行不久，就有很多人对这种制度发生特殊的好感。听说在英国已经有很多有力的人物出来主张：战争结束之后这个制度的原则非但要保留而且还要加以扩充。为什么呢？说来是很简单的，这制度实在部分地实现我们传统的“各取所需，各尽所能”的理想。这小小的课榜实在引起了物资分配的一个重要革命。1944年1月1日关于女人提起美国的女人，大家好像很熟。在银幕上我们常看见她们。这真是件很不幸的事，从电影上去认识美国，或进而去了解美国，我们就大错而特错，最错的当然是关于女人的事了。我想我们上海的和一部分现在昆明的女人也许比普通美国女人更近于电影里的范型。这几天因为要编写一本关于中国农村经济的书，我需要请一位能和我修改英文的助理。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的太太来找我说，她愿意不要酬报帮我工作。为什么原因呢？她说她一定要找点工作做，她每天在大学附属医院里尽义务替病人叠床，做了好久，没有多大兴趣，想换一点比较有意思的事，知道我需要一个帮助编写的人，所以来和我接洽。我听来有些奇怪。她若觉得叠床换褥太单调，尽可以在家闲散闲散，怎么好像非做些事不成呢？她整天忙，并没有一点经济上的酬报，究竟为什么呢？在中国太太们听来一定会觉得真是傻得厉害，可是在她却认为在这世界上活着不做些对社会有益的事就过不得日子了。她是不是没有家务，闲得发闷吗？又不是。美国人力缺乏比我们更显然，别说教授家里没有佣人，连做到司长的大官家里一样是没有佣人，除非要请客才临时请人帮帮忙。当然，他们家里设备比我们好，有煤气有电，样样都方便，但是家务还是不轻。譬如说，我有一天在那位太太家里吃饭，饭后大家坐着闲谈。那位太太却忙着在和先生补袜子，孩子要睡觉了又得去照拂，可是她并没有借口家务把自己对于社会的责任忘了，也没有挂着在外工作的牌子把家务丢了。我笑着说，我们以为美国的女人除了跳舞、交男朋友、结婚、离婚之外没有别的事了。大家跟着我笑。可是我忽然回想到我们自己国内的摩登女子，她们在做些什么？除了加上一项打麻将外，还有什么可以加得上去的呢？美国的女人是自由，可是她们对于两性关系却远没有我们的摩登。16岁之前她们是受着父母监督的，父母可以禁止（若是他们觉得应当的话）女儿的滥交。16岁之后就得自己负责了。许多人说美国小姐们很少是处女，那也许是真的，可是她们对于婚姻却一点也不胡干。据说在大学里的女生结交男友，假若对方不是她愿托终身的对象，她们一点也不会热上来的。最近因为战争发生，大批少年男子却在服兵役，生活改变了常态，出了很多风流案子。政府方面已经屡次宣布犯罪指数增加，督促社会和父兄注意。接着，重要的都市先后指派了委员会来防止这种堕风，设立了许多正当的娱乐场所来供给男女青年们消遣，还拟下种种教导办法。他们认真地在对付这问题。至于结了婚的女子，行为上和那些少女可以说全盘两样。我知道有好几个丈夫在前线服务的太太们，白天从事工作，晚上就聚了几个太太一同做做针线、看看电影、谈谈话，除了正当的交际外，安分得厉害。若从电影上来推想这些女人的生活，必然是相反的。在这次战事中，女子的贡献实在是大。职业女子的数目在1940年是1200万，到今年已增加到1700万。三年中有500万本来在家里工作的女子动员到各种战事职业中去了。她们的职业也大大地扩展了。重工业里好像冶铁、机器制造，运输工业里好像司机，都有女子参加，在军队里女子也不只是做看护了，我有一位中国同学的太太，她是生长在美国的华侨，就在一个兵工厂里做技术员，她的母亲也在一个无线电器材厂做工。我也认识一位中国太太在玻璃制造厂里工作。不要说美国本国的妇女，就是华侨也大批地吸收到工厂里去了。美国能成为同盟国的兵工厂，能供给世界各地战线上的消耗，怎会可能的呢？单有原料是不够的。重要的关键也许就在这1700万的女工。上战线的自然还是男子多。在战线后面就有好几十万的娘子军（关于这次战争中的娘子军，我以后还有长篇通信）。再在后面就是这几千万的女工。这种阵势实在是女权发展的最好机会。我有一次在地底车里和一位朋友说：“你看同车的这些男子多难看？哪里像同车的女子们有精神。”我的朋友一注意车内的情形，也觉得惊异了。他说：“我真不觉得，战事发生还不过二年，已经有这样的现象。”1944年1月15日向西去——人家走了100年的路，我们10年就得赶上我记得临行时候有位朋友曾这样对我说：“你也该有个假期了。出去休息休息，养养胖，回来再干。”我到美国已经有四个月了，说是享乐罢，真是天知道，当然，主人们给我们的盛情款待再也不能更加添了。香烟和牛奶从来没有吝啬过，可是，不知怎的我们害了病，有个黑影追着我们，永远也不能使我们心平气和地消受这朱门的酒肉。我自己都觉得奇怪，在这次旅途上怎么会到处都有惊心的事物。不要说那摩天的高楼；那如梳子般的烟囱；那肩肩相擦，歌舞迷人的百乐大道；那琳琅满目的国会图书馆——我们对此瞠目结舌，简直不知怎样说才好——就是那百货店里小孩子们的玩具，公园里如茵的绿草，也已够使我们感到一种威胁。“人家这样，我们呢？”说来我在过去10年中总算也走过不少地方：绮丽的威尼斯、豪奢的巴黎、繁闹的伦敦、古雅的牛津，以及现在正在狂炸下的柏林，战雾笼罩中的巴藤湖。可是回想起来，这些地方尽管曾使我留恋不舍，曾使我沉迷颠倒，但是从来没有引起过我的恐惧之感。然而5年内地的生活，战时的经验，的确把人改变了，老了。我再也不能像孩子们那样用着惊异好奇的眼光来欣赏这新鲜的世界。忧虑自动地会袭入心骨，怪别扭的。哪里是假期，哪里有休息的闲情，实是一回磨难。心头总是沉着一块丢不掉的石头：我担心这地球背面那四万万人的前途。一个晚上，在一个茶会里坐下，主人感觉到我有点恍惚。“这里生活还惯吗？我想伦敦和这里差不了多少，你在那里住过，想来不致有什么特别水土不服的地方罢？美国不致太不舒服罢？”“美国不太舒服？刚相反。我有点想家，我想我那孩子将来会过什么日子。”“假如你太太一同来了就好了，都是这战争。可是战争总是要结束的，而且你孩子长大了，也送她来。”“也许是，可是你容得下我们四万万个孩子吗？这下一代大概免不了都得送到这个文化里来，我怕，不论我们愿不愿，我们不能不这样做。可是这个旅程却没有像坐飞机那样方便罢了。”换一个地方是容易的，我们已经有各样的交通工具，有保险制度，甚至于已有交通警察。可是要换一套生活方式，要接受这套从现代科学里生长出来的生活工具，却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没有指路牌，没有红绿灯可以做我们的向导。我们面前是一条黑路，而又是一条无法避免的旅程。这使我心地不能安定的黑影。人家并不在等我们，他们天天在加速地向前。人家走了100年的路我们10年就得赶上。多匆忙。我最明白匆忙的可怕。这一生匆匆忙忙的已造下了多少永远无法填补的创痛。个人如是，国家也何尝不是如此呢？我那位朋友知道我到了美国之后生活太紧张。她认为我那种多少带些“杞人忧天”的不安是都市病。离开一下都市就会恢复的。因之，她劝我到中部乡下去走一趟。她知道我是写过关于中国农民生活文章的人，所以更坚决地说我得看看美国乡村。我接受她的好意，所以在纽约城住了一个多月之后，就向他们所谓的西部出发了。所谓“西部”其实并不是一个地理上的名词。这和我们所说“下江”“内地”的区别相同，谁也指不出一条明确的界线。若是翻开美国地图，他们所谓“东部”只指靠大西洋海岸一带，而且南方的几省似乎又不包括在内，因为这些是“南部”的区域。美国的东北才是老牌“东部”。这是和我们“下江”一般的意思，是工商业中心。在历史上讲，他们重要的界线是南北。我们都知道他们的南北战争，林肯的英名就在这次战争中获得的。南北之分其实也就是工农之分。南方是农业区，有广大的棉田，有著名的烟草。农场上需要人工，而且必须便宜的人工，于是在早年发生了黑奴制。南北经济基础的殊异，一直到现在还反映到政治的分歧上。南部多共和党，多少是要和大资本工业家作难的，北部多民主党，多少是和大地主农业利益不接近的。可是西部呢，在早年美国人脑中这是一个“去处”。从海滨向西是密西西比流域，土地肥沃，山水秀丽。我们知道美国现在所占据的那片土地，在250年前是属于普通所谓“红人”或“印第安人”的。新大陆的“新”字是欧洲人说的。可是自从“发现”了这“新大陆”，一批一批的欧洲人坐了船，渡过大西洋，迁移过来。最早的居住地方自然是靠近大西洋的一边，这是东方上了岸。向西都是化外之区。赶走了土人就能住下来开发。谁住厌了一个地方，谁感觉到“故乡出不了状元”的，向西去！西部之西还有西部，一直到太平洋岸为止。因之，西部是随着时间一直推出去的。而“西部”两字也总是带着一点拓荒的意味，西部是新天地，是可以自由发展的去处，是摆脱传统的旷野，空气也清凉些。当然，日子久了，在表面上，至少靠东的西部，和海滨区域早已看不出什么大的分别。以西部中心的芝加哥来说，有什么地方赶不上纽约。若是摩天大楼没有那样高，它的犯罪指数却是最大。但是若问一个美国人，哪里可以去看看美国农村，他一定指着西方。因之，我坐了两天两夜的快车到了密里苏里。我有位旧同学老徐在这地方，他特地到车站来接我。但是我一见他，他却涕泪纵横，好像是重伤风。我想这真不巧，这样子怎能要他伴我去农村呢，他却说他正要逃避这种“草热”。原来这是西方中部的一种地方时症。据说是一种草开花的时候播散花粉，有些人一和这种花接触就会接连地打喷嚏，一下子可以几十个。于是苦了，睡也不舒服，鼻涕眼泪流个不停。这病是怪有意味的，有些人见不得某种花，一见就会流泪，有些人见了女朋友，鼻子也就通了，可是女朋友一走，病又来了。中国同学在这里的有不少害这时症。一直要到下了霜，草枯了，病也结束。这种草在中部最多，近来慢慢侵入了东部。于是我就问他怎样逃得了呢？向北去就成。北部天气冷，这种草长不活，所以就没有事。他等我到了一起走。这样我才安心。我们准备停当，预备开了老徐的车到瑟湖边上的杜萝丝去，老徐突然记起了他一位女同学的约会，她的家就在杜萝丝附近，现在学校放了假，想搭我们的车回家去，我们把她接来了一同走。从密里阿巴里西到杜萝丝要坐半天车，在车里我们谈了一阵话，太阳已偏到西天，我肚子很饿。我建议在附近市镇上停下来吃了晚餐再走，可是那位小姐却归心似箭，说她已打了电话给她母亲，杀了两只鸡等我们。她自己家里有鸡，而且很多，有牛，有马，是在农场上。我听了心里真高兴。我宁可挨一次饿，去拜访一下美国的农家。女儿在大学里念书，父母在家里耕地的农家。这天晚上，我们就见到美国的农家了。1944年1月30日如此农家最近英国请了美国商会的会长和芝加哥大学的副校长到伦敦去交换意见。有一次在席上有位朋友和他们闲谈起一个轮船公司老板的身世。英国的朋友带着惊异的口吻说：“你知道，这位老板开首只有5万镑资本，现在居然经营着80多条船。”“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只有80多年。”这位美国客人并没有感觉到主人的惊异，因为那位经营着四大公司，拥有1700个雇员的美国商会会长，20年前手上只有2500元美金，即以美国首屈一指的福特老兄来说，也是从2.8万美金起家。美国是个年轻的国家。几十年前，这个天府之国有的是机会。谁有本领谁就能出头。白手起家的人在一生中可以成为百万巨富。在这充满着机会的世界中，自然养成一种独来独往的气魄：合则留，不合则去。大家拿出真颜色出来。因之，他们最重视的是不受牵掣，这是美国个人主义的根源。所谓民主、所谓自由，就是说大家干大家的，比个雌雄。他们到现在还是相信最好的经济机构就是每个人都能自由竞争的方式。最近威尔基的演说还是高唱没有竞争就没有公平的调子。他们最高兴的是同一路线上有两三家铁路公司在竞争，大家要讨好顾客，大家要求进步，结果也就不会腐化。我在前一次寄言中已经说过，在早期西方有的是荒地，谁在老家觉得没有出路的就向西去。向西去的也因之都是些不屈服的好汉们。倘若我们要寻一个标准美国人，他绝不是在我们国内的传教士，或是香港、上海的商人，而是在美国西方中部的农夫。我们经过杜萝丝的近郊，转入一个肥沃的平原。美国的农村和我们的在外表上就看得出很大的区别来，一家一家四散地分布在这平原上，并不像我们那样一村一村地聚居在一起。各家的房子就筑在他自己的农场上，不像我们云南的农村一般住宅和农场是隔开的。其实，我们若把我们的一村算作一家就近于美国的情形了。这个比拟实是真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