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有人问我，如果请你选择唯一一本你的书送给读者或和你不熟悉的人时，你会选择哪一本？这时候，我总是毫不犹豫地答：我选《我与父辈》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本文有福利，具体获取方式见文末）
文 | 阎连科
全文约3562字，细读大约需要7分钟
阎连科 图 / 张井涛
记得我十三四年前去英国，要从伦敦到剑桥参加一个活动。因为一出国，我就是语言的盲人，一个英语单词都不认识，于是翻译就把我送到火车站，告诉我几点几分、哪辆火车到剑桥，需要坐几站，剑桥两个字的第一个字母是什么，最后一个字母是什么，下了车会有人在旁边接我。然后她就指指左边第一节列车让我上去了。我上去一看，整节车厢，干净豪华，没有一个人，这样我就坐下了。等到列车发车后来了一个警察，他拿着我的车票看看，往前指一指，意思是让我往前边车厢去。于是我走了两节车厢，仍然见没人，就又坐下了。可过了大约十分钟，还是那个胖警察，又过来再次指着前边让我往前去。如此我就又走了两节车厢，见有人坐在那儿，我也就再次坐下了。
就这样，我在火车上换了几次座位，到最后，警察再次过来很奇怪地看看我，最后无奈地朝我笑一笑。为什么？因为我买的票是普通座，而我几次换座位，都仍然是在商务座的车厢里。结果是，警察对我这个语言的盲人起了同情心，只好让我坐在商务车厢了。而且他不仅让我坐在那儿，还给我端来了一杯咖啡。当时还以为我可能坐对车厢位置了，咖啡都给我端上了，然而没想到，过了一会儿，警察带着一个生活在英国的中国人过来了，那个中国同胞跟我说：“你坐的是商务座，可你买的票是普通座。警察不让你换座、也不让你补钱了，咖啡也免费。但你既然是来自中国的客人，因为他认为世界上的语言中文最神奇、最好看，就请你随便帮他写一句中文做纪念。”
这使我想到英国作家卡内蒂在他的名作《迷惘》中，主人翁因为热爱书，家里就成了图书馆。而他热爱的书籍中，最爱的一本是来自中国的中文原版书。他认为全世界的语言，最伟大、最神奇、最有审美意义的语言是中文。中文的一点、一横都是独立的，有审美价值的。他说“汉字是世界语言金字塔顶上的那块最高最高的顶尖石。”
现在想来，这就是华语之美，是华语的分量。是文学和现实中的两个英语人物对中文——华语的慰问和致敬。
讲到情感的力量，这就不是华语独有的。华语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语言，但它的情感力量，却不是独一无二的。就文学作品言，世界上所有的文学作品，其最为通行、基本的价值标准，是可以用情感的力量来考量其艺术价值之大小的。我们有很多维度去评价一部小说，结构、叙述、精神、灵魂、语言……但在超越各个名族或地区的语言之后，最重要的一点，也是归根结底的一点，还是要考察小说情感的力量。
我们今天说的伟大的作品，莫不是如批评家谢有顺说的“从世俗中来，到灵魂中去”的一个过程。到灵魂中去，就是到最为深层的情感中去；换言之，可说是从世俗的情感中来，到灵魂的情感中去。这是小说最基本、也是最根本的写作路径。世界上伟大的作品，没有一部不包含情感的力量，哪怕是数学专著或者法律专著，在专业人士那儿，也是能从中读出情感深度的。但是只有文学，就不仅是专业人士、而是人人都能从中读出情感的深度、浓度和重量。
回到中国文学中。在情感的力量上，那么正面、正能量。温情、饱满、劝善、爱国、让人向上等，始终如一、长久不变。能够在中国文学长期留存下来的，大多都是在情感上正面向上的。四大名著是这方面最有力的证据。但是，又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去思考，为什么我们可以人人谈论《红楼梦》，而大家却买不到《金瓶梅》？对后者不能畅所欲言去讨论？仔细考量，这不仅是性描写的差别，更是人的情感正负、黑白之差别。自古至今，我们都张扬一种正情感，而压抑另一种负情感。我们的民族，伟大就伟大在我们非常张扬正面、温暖、善好之情感。但久而久之，也让我们觉得我们在情感的张扬上，是不是还稍微有点狭隘呢？作品中总是让大家看到正情感，看不到负情感；看到光明之精神，看不到黑暗之渊黑。如此我就想，我们今天——当下的中国文学，成就成在正情感，是不是败也就败在正情感？实在说，人是非常复杂的。许多时候，负情感、黑情感这种可以称为“恶情”的东西，其实正是人性本质的一部分。从文学的道理去说，人类的任何经验，都是文学作品的写作资源，我们不应该为文学设立写作的边界。你可以追求真善美，别人也可以关注黑暗、关注龌龊、关注负能量等人性之恶情。当然，关注什么更有艺术价值，度在哪儿，这个是作家的才华和判断力。
列夫·托尔斯泰那么伟大，《安娜·卡列尼娜》那么伟大，这个伟大，就是因为托尔斯泰特别正视了人的暗情感，乃至恶情感。就安娜的一生来说，她美丽、激情、有婚外恋。这段婚外恋的美丽和可敬，是不是人的暗情感？小说写到最后安娜要去自杀，她到火车站站在月台上，对自己说：下一列火车到来的时候，我就从这里跳下去，从此结束这一生，关于男人、关于贵族、关于这个世界的虚伪，这一切的一切，都像一支蜡烛彻底熄灭那样不在了。我们谈论安娜的时候总是在谈论安娜死前的这段心理，以为这儿是小说在心理上的高光和托尔斯泰关于对世界认识之思想。但是我们疏忽了一点，托尔斯泰在他的小说结尾，最伟大的一点不是写出了安娜这段心理，而是在这之前，他写了安娜一段恶情感。
安娜准备自杀，站在月台上等待火车的到来。火车来了，一个中年女人下了车，出现在她面前，她四五十岁，长相丑陋，穿的硬撑裙又破又脏，而且还是个瘸子。托尔斯泰写到，安娜看到这个女人后想，这个又脏又丑的女人，如果她躺在床上，和一个男人在一起，那会是什么样子呢？我的天！安娜都要去死了，在死亡之前，她看到一个比她年纪大、穿着破烂的女人，她想的不是对这个底层女人的同情，而是她和男人在一起是什么样子。托尔斯泰真的是伟大，他真的是写到了安娜的灵魂里边去。而他在写出安娜的灵魂时，关注的恰恰是人的暗情感和黑情感。直言之，他关注的是人之恶情。
而我们的文学，恰恰是缺少这种对恶情的关注。
恶情是不被我们传统接受的。就文学人物言——单单是人物，潘金莲作为文学人物，她的分量就比贾宝玉和林黛玉的分量轻了吗？
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关注了我所说的正情感和负情感交叉的地带。他的小说中的情感，是不能简单去分正负、光明黑暗的。人就是那个样子，愈加混沌、愈加说不清楚，在文学中就愈加伟大。为什么我们一直说鲁迅是伟大的作家？恰恰是这在一点：因为他关注了中国人情感上的黑与恶。
沈从文有篇小说叫《丈夫》，写一个妻子接客的时候，丈夫就在船头坐着。当然这非常愚昧，也非常不愉快，但这篇的情感力量远远大于《边城》。《边城》是伟大的小说，但就小说的情感重量来说，这样一个短篇，情感的重量也许超过了那八九万字的《边城》。为什么？就是因为它写出了人的暗情和恶情。是这种暗情、恶情真正透视了我们作为人的尊严是什么。
阎连科在给自己的新书签名 图 / 张井涛
最后来说华语的分量和情感的力量。毫无疑问，华语是伟大的语言，是独一无二的语言。我们有这么多的人口，有这么了不起的语言，作为人的中国人，又是世界上情感最为复杂、最为多层次，甚至无法让其他国家的人明白我们每天都在做什么、想什么、我们这样做了又是为什么。他们无法理解我们内心和行为上的高尚、虚伪和黑暗，都丰富、混乱、交叉到哪个地步。然而我们的写作，可能不是那么回事。在作品的情感上，我们非常单调，文学中写不出这些复杂来。为什么中国小说在海外那么难以被接受？简单举一例子说，中国人的血缘伦理之特别和复杂，可谓世界之最，七大姑、八大姨，让外国人根本搞不清楚这种伦理关系。但他们更搞不清的是这种伦理包含的情感关系。人类的伦理情感，再也没有哪儿能像中国人这么丰富。可这种复杂的伦理情感，用故事（小说）又怎样去写作？怎样去表达？
在华语和情感的表达上，我以为散文这种文体是把二者结合得最为完美的。它自由、随性，流淌而不拘泥于岸的约束。在写作过程中，既有岸的存在，又有越岸的漫溢。甚至说，漫溢的部分，恰恰是散文的美和伟大，是情感最真实和饱满的流淌和溢出。全世界没有一个语种，能像中文这样有如此悠久的散文传统，又有那么多伟大的散文家和经典的作品。就单单是当代散文来说，史铁生、张承志、韩少功、贾平凹、刘亮程、李娟、李敬泽、李修文，等等等等，真的是在华语的分量和情感的力量上，都有不懈的实践和成功之作品。而我自己，无非是想努力成为他们其中的一员。《我与父辈》《711号园》《田湖的孩子》等，无非是向这个队伍靠拢并加入时展示的作业、门票和通行证。尤其《我与父辈》——经常有人问我，如果请你选择唯一一本你的书送给读者或和你不熟悉的人时，你会选择哪一本？这时候，我总是毫不犹豫地答：
我选《我与父辈》。
因为它在华语和情感这一点上，应该是结合得相对完美和成熟的。
《我与父辈》，阎连科著，河南文艺出版社，2019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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