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生随笔:痛苦的中国人


发布时间:2020-03-27 17: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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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生随笔:痛苦的中国人

【前言】网上有个著名段子:虽然中国人没有获诺贝尔奖。但《痛苦的中国人》却获奖了。

《痛苦的中国人》一书收录了汉德克(Peter Handke,1942年12月6日-,奥地利作家,诗人、小说家、剧作家、电影导演)的四部作品,其中包括小说《痛苦的中国人》和三篇游记,即《梦想者告别第九王国》、《多瑙河、萨瓦河、摩拉瓦河和德里纳河冬日之行或给予塞尔维亚的正义》和《冬日旅行之夏日补遗》。

在《痛苦的中国人》的文中,作为一个出现在主人公梦境中的神秘的陌生人,“痛苦的中国人”一再成为主人公竭力克服内心痛苦的隐喻。本书并不是为了解剖中国人的痛苦,但这本书的书名却让大家心有戚戚焉。

《痛苦的中国人》具有鲜明的汉德克风格,以近乎挽歌式的深情描写和无所畏惧的正义良知,展现出一个不同于主流媒体的南斯拉夫和塞尔维亚,既有文学上的探索和实验,也有政治领域的思考和立场。同时,这也是一部极具识别性的彼得·汉德克作品:包括场景、氛围、声音和张力,以及那些不由自主地被小说、诗歌,奔放的想象力和富有思辨性的幻想所吸引的人们,他们天生就是汉德克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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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中国人活得为什么这么痛苦?我认为,主要是因为文化和政治因素,以及二者之间的交叉感染。

中国人口相当于美国、俄罗斯、西欧与日本的总和。像这样的人数,能够包含在同一个政治体内,实属匪夷所思。而且,这个政体组织还在人类史上最长的时期内维持了它的存在。因此,这项奇迹的出现,并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去解释,而只能归因于文化因素。

一、中国的文化与政治结构

台湾中正大学历史系教授孙隆基先生在他的著作《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深刻阐述了中国文化与政治的深层关系。他认为:

1、与基督教的善恶斗争模式刚好相反,中国人讲究“以和为贵”。

“和为贵”或“息争”的态度,使中国人自我权利模糊,容易形成一种压缩的人格,对被人占便宜的容忍度比较大,而且,还往往会纵容与姑息不合理的事情,让它们继续存在。

2、中国人关注“身”。对于中国人来说,身体比心灵或灵魂都更加重要。

中国传统至今都是,上一代不断为下一代弄一点东西吃,并且常常关心他们的身体状态;下一代也用“养”的方式来报答上一代,并常常用问候他们的“身体”的方式表示自己的“心”。这也造成了“只要有一口饭吃”,即使没有民主权利,都无所谓。

3、中国人从来不是一个人,而是通过一个基本的“二人结构”来完成社会结构。

离开了“社会”的认可,中国人的个体往往无法定义自我价值。这种不断重复的二人关系,形成了特有的“圈子文化”,在圈子中,以和为贵,“真诚”和“面子”是做给他人看的;在圈子外,却格外冷漠。这就表现为只搞“自己人”这个圈子的各“圈”自扫门前雪,对待“圈”外的世界,与对待顶上的政府一般,都是一副不理会的态度。因此就造成了对政治的冷漠,以及社会行为的不发达。中国社会只能是一盘散沙。

但是在国难时期,中国人就成了一个大圈子,容易出现“万众一心”的局面。然而,这种表现,顶多导致“爱国主义”与“统一运动”,而不会导致个人权利的确立。即使是少数觉醒者,比起任何其他民族来,他们也大概最喜欢问“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好像十几亿人都必须等齐了,然后手拉手共同走同一条道路。

二、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变革

很有意思的一点在于,尽管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形态在世界上延续的时间最为长久,但在十九和二十世纪,中国不断地开始反对本国的伟大传统和众多的外国列强。

中国比其他国家经历了更彻底的变革,国体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更,由帝王专制,到短暂的共和制,然后是虚弱且分散的准法西斯独裁统治,革命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最后到结构性的社会革命。

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和文化变革可以归结为三件事:帝国主义的入侵,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和现代化的进程。后者包括大规模的城市化、人口流动、技术革新以及价值观的两次转变:第一次是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方向的价值观;第二次则是与资本主义更密切相关的个人主义价值观。

说到个人主义价值观,美国学者明恩博(几美国公理会来华传教士阿瑟·亨德森·史密斯)在1899年出版的《中国人的性格》一书说,人类品德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理解和确定:与自己、与他人和与崇拜者。从前二者可见人们的诚意和是否有利他主义,后者则可见人们是信仰一神、多神、泛神还是不可知论者。他从自己在中国生活50年的观察中得出结论:中国人缺的不是智慧,也非耐性、诚实和乐观......缺的就是独立人格和良知。

可是,中国的问题不应仅仅放在中国自己的历史长河中追根溯源,而是也要置身于世界史的纵横联系中来比较。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1872年—1970年,他也是数学家、逻辑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分析哲学的主要创始人)在他的《中国问题》一书中提出,西方文明的三大构成为:

1)古希腊文化:文学艺术、哲学和纯数学、社交上的优雅礼仪等;

2)犹太宗教和伦理:狂热的信念、道德的热情、宗教不宽容和民族主义等;

3)现代科学及其产物:现代工业主义,权力和权力感,像神一样控制管理未科学化的其他人种的信念等。

对比之后,罗素认为,中国有自己的第一部分,但没有宗教传统,这对中国来说、也减少了许多纠纷。他提出,近代中国(主要指1920年左右)落后的主要原因是两个 — 1)缺乏科学;2)缺乏公共精神。罗素这里所说的“公共精神”缺乏,就是中国政治文化有缺陷的一种说法。他谈到孔子不同意“其父攘羊,而子证之”,提倡“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从而认为中国传统的家族制有碍于公共文明秩序的建立,这种习惯也将会是中国人仿效西方的障碍。

在把“中国”作为西方人的“他者”、以中国的诸多优点提醒西方人之后,罗素还说,中国人的主要缺点是“贪婪、怯懦和冷漠”。他以一种理解的口气解释说,“贪婪”是因为旧中国“诚实的生活难以为计”,“怯懦”并不一定是缺乏勇气,“冷漠”则可能是因为中国人觉得许多问题错综复杂、规模太大,无从着手。

三、中华文明的自我保存

再者,中华文明自我保存的历史原因是相当复杂的。其中的重要一点是无法忽视的,古代中国发明了和延续了当时世界上最有效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和政治哲学体系。

人类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个成熟的农耕文明没收到异族入侵。君不见印度、巴比伦、埃及,中古时都早已被异族文明彻底洗牌,而只有华夏文明依然坚挺而昂然屹立着。偌大南亚次大陆,四分五裂从未停止,各色侵略者轮番而上。令人惊叹的哈拉帕早已成为灰烬尘埃,与中古、近古印度完全脱节;巴比伦和埃及,至今被7世纪才兴起的伊斯兰文明统治着,原生文明竟沦落为陪衬,甚至成为博物馆里永远破译不了的文字。

保留至今主流文明,只有儒家文明,回教文明和基督教文明。而且这三个文明的冲突非常有意思。

第一,儒家文明可以被强盗文明改造,因为历史上,中华文明也被蛮夷征服和改造过。只有心智高的文明民族,才懂得变通、退让和隐忍。中国人信奉的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面对暂时无法战胜的强敌,先卧薪尝胆也无偿不可。因此,对儒家文明而言,美国只是新一茬的蛮族入侵罢了。

第二,儒家文明很难改造强盗文明。文明人改造靠抢劫为生的野蛮人,这简直是夏虫不可语冰。所以,儒家文明难以改造冥顽不化愚昧不堪的回教文明和基督教文明。

第三,回教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互相难以改造。让一群强盗,怎么改造另一群强盗呢?大家都不讲理,而且同行是冤家,一个强盗要抢另一个强盗,还要被抢的强盗永远归化自己,这就太难了。像回教和基督教,这种建立在抢劫基础上的野蛮人文化,只有靠死亡才能改造他们的肉体。除此之外,靠文明的力量,根本无法在精神上,撼动他们的愚昧和野蛮。

因此,从回教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本性来看,它们在文化上骨子里是水火不容的,也因此美国大中东计划遭到失败的文化上的必然原因。美国大中东计划遭到失败的第二个原因是,它威胁到了中俄的核心利益,所以必然的会遭到中俄的联手反击。

无论中外史学家怎样评价,有一点是没有异议的,那就是:文明的延续是以历史延续传承为标准的。或者说得直白一点,就是香火不断,祭祀不绝。现在的中国人,是古中国人的后代,是炎黄子孙,这都有历史记载或考证,所以中国文明是唯一没断的四大文明。

佛曰:

极尽三千繁华,不过弹指一刹,百年云烟过后,不过一捧黄沙。

(花生余?,21/11/2019,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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