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阴阳谋略(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史晟

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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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阴阳谋略试读：

不能忍中忍，难做人上人

吃得苦中苦，方有甜中甜

对人有人道，对鬼有鬼道

平一时之气，成一生大事

耐得住寂寞，等得到机会

忍得住眼泪，熬得到成功

至于做人之道，圣贤千言万语，大抵不外敬恕二字。“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为“泰而不骄”；“正其衣冠，俨然“人望而畏”，斯为“威而不猛”；是皆言敬之最好下手者。孔言“欲立立人，欲达达人”；孟言“行有不得，反求诸已”，“以仁存心，以礼存心”，“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是皆言恕之最好下手者。

曾国藩在做官、做人的方面始终以“阴阳”为基本原则，而忍辱成事，则是曾国藩成大事的因素之一。他青年所行者，阳刚之道也，中年所行者，阴柔之道也。正因为他以坚忍用世，所以才在清政府的猜忌和地方大吏排挤的夹缝中求得生存，在与太平军交战屡战屡败后东山再起，成就了一番大业。不能忍中忍，难做人上人【曾氏谋点】

很长时期以内，曾国藩一直在清政府的猜忌和地方大吏排挤的夹缝中求生存，尤其是在坐困江西的过程中，他始终受到江西大吏的排挤和刁难。这是因为，曾国藩一直是以团练大臣的身份来创办湘军，又以此身份率军打仗，这被当时抱守残缺的官员视为越轨行为。【事典展示】

咸丰五年(1855)夏，曾国藩丁忧期满，虽被补授为兵部右侍郎，但仍没有地方实权，没有钦差的头衔。湘军虽负有“能征善战”之名，但不属于国家的正规编制，地位不能与八旗、绿营相比。由于曾国藩没有地方实权，湘军只能以客军的地位出省作战，大部分的军饷就不得不仰仗江西，这就不能不使曾国藩备感处于别人屋檐下的苦闷与不便。甚至地方官唆使兵丁闯入他的行辕，想加害于他。曾国藩要在江西聘用官员去抽厘筹饷，被江西官员视为越权的行为，于是出现了针锋相对的态势，谩骂、刁难如同暴雨一样不断袭击着他，使得曾国藩多年以来如履薄冰。

曾国藩到江西时，巡抚为陈启迈，与曾国藩是同乡，又一同在翰林院为官，此次曾国藩来江西作战，本应格外亲切，备加照顾。但与之相反，陈启迈却觉得曾国藩来江西与太平军作战，无疑遮住了他的光芒，于是他处处刁难。在江西万载有个举人，名叫彭寿颐，由于办团练，对抗太平军，深得曾国藩的赏识，决定将其调入幕府。但彭寿颐与知县不睦，恰在此时闹翻，以致于对簿公堂。在这样的情况下，陈启迈收到了曾国藩调用彭寿颐的咨文，他认为这是曾国藩有意袒护彭寿颐，向自己挑衅，于是一怒之下，不仅不允许调用，反而将其投入狱中，严刑拷打。曾国藩忍无可忍，遂罗列了一些事实，将陈启迈弹劾。但继任巡抚文俊，也并未因此对曾国藩态度有所改善。【智者点评】

曾国藩是一个能忍的人，在环境对自己不利的情况下，他以坚忍为怀，打碎了牙往肚里吞。这种做法，第一可以躲避来自对手的伤害。另一方面，还可以保存实力，谋求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人生感悟】

曾国藩在回忆自己以“坚忍”为怀时说：

回忆起自己辛卯年改号为涤生，指的是洗濯污秽的意思；生，取自明朝袁了凡“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至今已经九年了，却仍像以前一样不学无术，真是可叹。我今年已经三十岁，资禀迟钝，精神亏损，不知此后还能不能有成就，只求勤俭有恒心，不要放纵骄逸，败坏先人遗风。

曾国藩与胡林翼为生平至交，每当他不能忍时，胡便温言相劝。而胡的坚忍更是曾国藩的一面旗帜。

据薛福成回忆，胡林翼与官文初时一为巡抚，一为总督，一驻长江上游，一驻下游，矛盾很大，但胡终以坚忍胜之。二公当湖北全境糜烂之时，皆竭蹶经营，各顾分地，文忠尤崎岖险阻。

最初，胡林翼很看不起官文，有人对胡说：“你不是想要平定逆贼吗?天下从没有督抚不和而能办大事的。且总督为人坦率，从善如流，你和他如果能搞好关系，一定可以控制他，这样一来，你就好像身兼总督一样。合总督和巡抚的力量剿灭贼寇，一定会所向披靡。”胡林翼大悟，亲自拜见官文。两人遂和好如初。

胡林翼不仅能虚心以事官文，亦能调和诸将。湘军两员水军大将彭玉麟、杨载福不和，胡林翼亲往拜之，使和好如初，以收同舟共济之功。他交欢官文后，揽封疆全权，对曾国藩帮助极大。曾国藩督两江，胡林翼劝他：“包揽把持”、“放胆放手”做去，又为之多所赞划，胡林翼死后三年，曾氏即成大功，故曾国藩称其“赤心以忧国家，苦心以获诸将!”又说：“从此共事之人，无极合心者矣。”坚忍既是一种意志力，又是一种修养功夫，其要旨之一是改过迁善，制怒控欲，古人云：“小不忍则乱大谋”也含此意。“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重以周，故不怠；轻以约，故人乐为善。”

这是唐代大文学家韩愈《原毁》中的一句话。这句话大意说：古代的君子要求自己严格而全面，对待别人宽容而简略。要求自己严格，所以自己永远不会懈怠；对待别人宽容，所以别人乐与为善。

这里讲的是如何对待自己和如何对待别人的问题。

善于团结的人，“善则称人，过则称己”，对自己严格，对别人宽容；私心极重的人，“忌称人之善”、“乐道人之恶”，功劳归于自己，错误推给别人，千方百计抬高自己，结果最后却落个孤家寡人的下场。究其原因，是因为后一种人胸襟太狭窄，名利心太重。曾国藩说过：“胸襟广大，直从‘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曾氏的这段话很有分量。试想，如果人人都淡泊名利、胸怀广大，“见善则迁，有过则改”，人世间还有多少人事纠纷?“不矜细行，终累大德”，是《尚书·旅獒》中的一句话。这句话大意说，不注意小节方面的修养，终究会酿成大毛病，造成终生的遗憾。“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这个道理一般人都是很清楚的。然而事关自己，有些人对小节小事却很忽视。许多人无视日常小事，认为无妨。“不知此‘无妨’二字，种祸最毒。所有自暴自弃，下愚不肖，都是因为这两个字。无妨二字，不知不觉，积成大恶。”因此古代的思想家特别强调，“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其意在于告诫人们防微杜渐，把问题解决在刚出苗头之时。

由于人们容易“轻小事”、“不矜细行”，所以我国古代思想家提出了“克制小过独难”的观点。“克治大过固不易，克治小过尤独难。大过者，以全力赴之，或恐莫能胜；小过者，则吾玩视焉而不以全力赴，谓此区区不足为吾累也。”正是根据这些特点，我国古代思想家强调要“重微”、“慎微”、“防微”。

——“善不可谓小而无益，不善不可谓小而无伤。”

——“垂大名于万世者，必先行之于纤微之事。”

——“天下之事，患常生于忽微。”

——“轻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堤溃蚁孔，气泄钉芒。是以明者慎微，智者识几。”

——“防微杜渐而禁于未然。”

这些理论，虽然有时有脱离实际的倾向，但它们强调善与恶都在于“积”，主张从小事做起，“防患于未然”，都是值得我们努力思考的至理名言。我国古代和现在有不少“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终至“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的例子，拿这些例子做反面教材，再回过头来重温一下上面引的古人语录，收获就可能更多一些。

以坚忍而成大功的事例，代不乏人。《史记》记载，韩昭侯说：“我听说圣明的君主喜怒很少，容易喜笑哀怒的人，别人就可以看到他的内心，如窦婴的沾沾自喜，武帝就不让他做丞相。子路听到孔子夸奖就高兴，孔子责备他没有判断力。这一些都是。”《论语》记载，曾子说：“可以将自己的后代和国家的命运交付给他，面临生死关头也不能使他屈服，是君子吗?是真正的君子。”《论语》记载，子夏担任了莒父宰的职务，向孔子问如何行政。孔子说：“不要想迅速见效，不要贪图小利，欲速则不达，贪图小利就成就不了大事。”如果想使事情迅速成功，就会急躁无序，反而达不到目的。《论语》记载，子贡问：“如今从政的人怎么样?”孔子说：“只有斗筲那么大器量的人，有什么可值得说的。”娄师德为人深沉有度量。他的弟弟被任命为代州刺史后，娄师德对他说：“我位至宰相，你又做了刺史，受宠幸太多了，是人们所嫉妒的，你打算怎样做来免除这些嫉妒呢?”弟弟跪下说道：“从今以后，即使有人唾在我脸上，我只是擦掉它而已。决不让兄长你担忧。”娄师德不愉快地说：“这就是我为你担忧的。人家唾在你脸上，是恼怒你。你去擦拭它，是忤逆了他的心意，所以更加重了他的怒气。应当不去擦拭，让它自己干掉，应当笑着承受。”

唐光禄卿王守和，从来没有和别人发生过争执。他曾经在书桌间写了一个大大的“忍”字，甚至在帏帐中也绣上“忍”字。唐明皇知道后，认为他的名字有非议时政的意思，便把他召来说：“你名守和，已经知道你不争，好写忍字，更见你的用心。”王守和上奏说：“我听说坚硬的东西必会折断，刚强的就必然折弯，万事之中，以忍让为上策。”唐明皇说：“对啊。”便赐给他布帛作为嘉奖。吃得苦中苦，方有甜中甜【曾氏谋点】

曾国藩所处的环境，当时虽是督帅，实居客寄的地位，筹兵筹饷，一无实权，州县官都不听他的话，各省督抚又常常为难他，只有胡林翼是诚心帮他的忙。湘军将士虽也拥戴他，可是他们的官级，有的比他还高，他好像一个统帅，当然是经不起败仗的。他的苦衷也绝非一般人所能相比了。【事典展示】

咸丰七年(1857)，听到父亲死去的噩耗后，曾国藩立刻率曾国华、曾国荃回籍奔丧，大有急流勇退的意思。

此次曾国藩弃军奔丧，已属不忠，此后又以复出作为要求实权的砝码，这与他平日所标榜的理学家面孔大相径庭。因此，招来了种种指责与非议，再次成为舆论的中心。朋友的规劝、指责，曾国藩还可以接受，如吴敏树致书曾国藩，谈到“曾公本以母丧在籍，被朝命与办湖南防堵，遂与募勇起事。曾公之事，暴于天下，人皆知其有为而为，非从其利者。今贼未平，军未少息，而迭遭家故，犹望终制，盖其心诚有不能安者。曾公诚不可无是心，其有是心而非论言之者，人又知之……奏折中常以不填官衔致被旨责，其心事明白，实非寻常所见”。

好朋友罗汝怀也写信给曾国藩，指责他不应不分轻重缓急，而最令曾国藩难堪的是左宗棠一针见血的责难，“左宗棠在骆秉章幕中，肆口诋毁，一时哗然和之”。曾国藩自知心亏理缺，无法辩解，只能忍耐。但左宗棠的所作所为，却使他一直耿耿于怀，在其后谈及此事时，仍感愤懑：“我生平以诚自信，彼乃罪我欺，故此心不免耿耿。”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曾国藩忧心忡忡，遂导致失眠。朋友欧阳兆熊深知其病根所在，给他开了“意味深长”的两种药方，一为治病，二为治心。“岐、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欧阳兆熊借用黄、老来讽劝曾国藩，暗喻他过去所采取的铁血政策，未免有失偏颇。

朋友的规劝，不能不使其陷入深深的反思。

经过多年的实践，曾国藩深深地意识到，仅凭他一人的力量，是无法扭转官场这种状况的，如若继续为官，那么惟一的途径，就是去学习、去适应。“吾往年在官，与官场中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此一改变，说明曾国藩在宦海沉浮中，日趋世故了。

不过，认识的转变过程，如同经历炼狱再生一样，需要经历痛苦的自省，每当他自悟昨日的是与非时，常常为追忆昔日“愧悔”的情绪氛围所笼罩。因此，在家守制的日子里，曾国藩脾气很坏，常常因为小事迁怒诸弟，一年之中和曾国荃、曾国华、曾国葆都有过口角。在三河镇战役中，曾国华遭遇不幸，这使曾国藩陷入深深的自责。在其后的家信中，他屡次检讨自己在家期间的所作所为。如，在咸丰八年(1858)十一月十二日的家信中写道：“去年在家，因小事与你产生嫌隙，实在是我度量不够，造成这样的情况，实在是有愧于兄长的身份，千愧万悔，从何说起……去年我兄弟意见不和，今遭温弟之大变。和气致祥，乖气致戾，果有明证。”

经历了一路的风风雨雨，曾国藩感悟了很多，已成为一位很好的涉途者。【智者点评】

能耐烦的好处是从容平静，从容平静方能产生智慧，方能处变不惊，才能安稳如山。曾国藩认为，在碰上麻烦事时，必须在“忍”字上痛下功夫，才能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人生感悟】

曾国藩强调做官要修身养性，第一件事就是训练自己处事不烦、不急不躁、无怨、清醒。头脑清醒才能保持安静，不然的话，心急似火，性烈如马，只会使事态的发展更加混乱。

在不经意的时候，惹上祸端，最为恼人。曾国藩认为：避祸是人生大事，处理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仁”字上。

中国有一句著名的俗语，叫做“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意思是说人在权势、机会不如别人的时候，不能不低头退让，但对于这种情况，不同的人会采取不同的态度。有志进取者，将此当做磨炼自己的机会，借此取得休养生息的时间，以图将来东山再起，而绝不一味地消极乃至消沉；那些经不起困难和挫折的人，往往将此看作是事业的尽头，或是畏葸不前，不愿克服目前的障碍，只是一味地怨天尤人，听天由命。

在中国历史上，政治斗争、军事斗争乃至争权夺利的斗争极其复杂，有时瞬息万变，忍受暂时的屈辱，磨炼自己的意志，寻找合适的机会，也就成了一个成功者所必不可少的心理素质，所谓“尺蠖之曲，以求伸也；龙蛇之蛰，以求存也”正是这个意思。其实，这只是一个较低的境界，较高的境界是有意识地主动消隐一个阶段，借这一阶段来了解各方面的情况，消除各方面的隐患，为将来的大举行动做好前期的准备工作。这两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都不乏其例。

西汉时期的淮阴侯韩信受胯下之辱的故事是妇孺皆知的。韩信是淮阴人，自幼不农不商，又因家贫，所以衣食无着，想去充当小吏，却无一技之长，也未被录取。因此终日游荡，往往寄食于人家。他曾和亭长很要好，经常到亭长家里去吃饭，吃多了，也就惹得亭长的妻子厌烦。于是，亭长的妻子提前了吃饭时间，等韩信到的时候，碗已经洗过很久了。韩信知道惹人讨厌，从此不再去了。他来到淮阴城下，临水钓鱼，有时运气不佳，只好空腹度日。那里正巧有一个临水漂絮的老妇人，见韩信饿得可怜，每当午饭送来，总分一些给韩信吃。韩信饥饿难耐，也不推辞，这样一连吃了几十日。一日，韩信非常感激地对漂母说：“他日发迹，定当厚报。”谁知漂母竟含怒训斥韩信说：“大丈夫不能自谋生路，反受困顿。我看你七尺须眉，好似公子王孙，不忍你挨饿，才给你几顿饭吃，难道谁还望你报答不成!”说完，漂母竟拿起漂絮而去。

韩信受人赐饭之恩，虽受激励，但苦无机会。实在穷得无法，只得把家传的宝剑拿出去叫卖，卖了多日，竞卖不出去。一天，他正把宝剑挂在腰中，沿街游荡，忽然遇到几个地痞，有个地痞有意给他难堪，嘲笑他说：“看你身材长大，却是十分懦弱。你若有种，就拿剑来刺我，若是不敢刺，就从我的胯下钻过去。”说完，双腿一叉，站在街心，挡住了韩信的去路。

韩信打量了一会儿地痞，就趴在地下，径直钻了过去。别人都耻笑韩信懦弱，他却不以为耻。其实绝非韩信不敢刺他，因为他胸怀大志，不愿与小人多生是非，如果一剑把他刺死了，自己势必难以逃脱。所以，他审时度势，暂受胯下之辱。后来韩信跟刘邦南征北战，屡建奇功，被封为淮阴侯，并诚心地报答了那个漂母。

隋朝的时候，隋炀帝十分残暴，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隋朝的许多官员也纷纷倒戈，转向农民起义军，因此，隋炀帝的疑心很重，对朝中大臣，尤其是外藩重臣，更是易起疑心。唐国公李渊(即唐太祖)曾多次担任朝臣和地方官，所到之处，悉心结纳当地的英雄豪杰，多方树立恩德，因而声望很高，很多人都来归附。这样，大家都替他担心，怕遭到隋炀帝的猜忌。正在这时，隋炀帝下诏让李渊到他的行宫去晋见他，李渊因病未能前往，隋炀帝很不高兴，多少有点猜疑之心。当时，李渊的外甥女王氏是隋炀帝的妃子，隋炀帝向她问起李渊未来朝见的原因，王氏回答说是因为病了，隋炀帝又问道：“会死吗?”

王氏把这消息传给了李渊，李渊更加谨慎起来，他知道迟早为隋炀帝所不容，但过早起事又力量不足，只好隐忍等待。于是，他故意广纳贿赂，败坏自己的名声，故意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而且大肆张扬。隋炀帝听到这些，果然放松了对他的警惕。后来，李渊成了唐朝的开国皇帝。

明朝的名臣张居正也是在不动声色地暗中结纳人缘，积蓄力量才登上相位的。高拱在未当首辅宰相之前，张居正就看出了苗头，尽心与他结纳，两人互为钦佩，经常称赞对方的才能，等高拱做宰相之后，张居正又紧紧追随他，高拱为人性格直爽而倨傲，很多人因受不了他的役使而离开了，惟独张居正能够卑辞以事，始终没有离开。

冯保是内宫太监，为人狡黠奸诈，与张居正的关系很好。按顺序本当升他为司礼太监，但因高拱推荐了其他人而落选，所以对高拱怀恨在心。后来明穆宗去世，遗诏由高拱等人为顾命大臣，但因冯保篡改了诏书，改成高拱、张居正、冯保等人一同为顾命大臣辅佐新君。高拱无法与冯保等人长期共事，就上书历数太监专权的弊端，并做了其他准备，满以为可以一下子把冯保驱逐出朝。

高拱把一切准备情况都告诉了张居正，希望他暗中支持，谁知张居正竟把情况透漏给了冯保。冯保立即找皇太后哭泣，列举高拱专权的罪状，太后当即拟旨，斥逐高拱。

第二天，朝廷大集群臣，宣读两宫及皇上诏书，高拱本以为计谋成功，谁知诏书竟历数自己的罪状，解除了自己的一切官职。高拱又惊又怒，悲伤得趴在地上不能起身，张居正连忙把他扶起，雇了一辆驴车把他送走。

冯保还想罗织罪名诛杀高拱，亏张居正从中巧妙斡旋，才未得逞。在高拱去世后，张居正等人还向朝廷请求恢复他的官职荣誉。后来神宗亲政，重理高拱旧案，赠他太师头衔，追加文襄谥号。就这样，张居正在宫内宫外，先朝今朝，都游刃有余，稳稳当当地升官。对人有人道，对鬼有鬼道【曾氏谋点】

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曾受到过洋人的帮助。因此，他一贯以“和好洋人”的方针处理外交事宜。如他在给弟弟的家书中说：“洋酋日内尚未来会，若会晤时，当以人礼待之，不以鬼礼待之。”但他也不像有人说的那样“屈膝卑躬，忍辱祈降”。他对洋人的态度，正在利用与否的见解内。他说：“(洋人)若果来东流，与余相会晤，余窥其意旨，倘可以理论情感，必力为关说；倘其暗助发逆(注：指太平军)之志甚坚，亦可于言外得之，则奏明鼍等大计耳。”

其弟曾国荃欲以恭敬的拜帖求助于洋人，他便立时加以制止，自己会晤洋人，也不先施礼。因此，可见其对洋人的态度，还不失为一堂堂中国大员的气节。【事典展示】

同治七年戊辰四月，曾国藩由两江总督奉命调补直隶总督，驻节天津。九年五月天津发生教案。唐代称天主教为“大秦景教”，元时多有天主教传教士来华传教，明末排斥异端，一度见逐。至清雍正帝，始予严禁。道光时广东巡抚梁章钜曾于其所著《浪迹丛谈》中，诋毁教堂。后经吴德芝言其有灭祖、刳睛、剖心等事，促成一般人对天主教的仇教心理，其实自是伪传，是理解有误所致。中法北京条约订立，允许教士于内地置产，就地传教，是于湘、黔、川、赣等省，迭有毁教之事，儒生和之，暴民从之，官吏任之，而朝臣亦时以无稽之言奏之，疆吏率领恶之。因此教案益多，尤以天津一案为最严重。

最初英法联军北上，法军曾蹂躏天津。及开为商埠，法国神父即在天津建立教堂，收养贫儿。由于迷信，时人本信外人挖取心眼配药练眼点金之说。同治九年庚午春，天津拐匪骤起，屡失孩子，辄疑外人迷拐。官吏拘捕拐犯。中有武阑珍供称迷药是法国教堂仆役王三给予，清廷即向法领事提出严重抗议，并约法领事丰大业至通商大臣崇厚官署晤谈，双方发生争辩，丰氏骄横，众怒而打死丰氏，并将教堂焚毁，惨杀教士修女等数十人，乘势往劫英教士住宅，造成国际间严重事件。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天津教案”。

事发之后，清廷诏直督曾氏查办，曾国藩在病中立遗嘱，抱自我牺牲决心。

查办教案，是两方面都不讨好的事，曾国藩深知于此，但迫于清议，迟延不办，其致友人书，论其处置困难，不敢查拿正凶，外人深不满意。

曾国藩认为，就中国目前的力量，不能轻易用兵，惟有委曲求全以自保。但朝野一片哗然。

双方坚持，形势严重，通商大臣崇厚奏其病重，请另派大员办理，经命丁日昌、毛昶熙赴津交涉无效，乃改命李鸿章为直督，曾国藩仍回两江任。结果还是照他的主张，议定赔偿损失及抚恤金四十六万两，崇厚奉旨赴法道歉，天津府县官发往黑龙江效力，捕杀凶犯多名了事。那时若不是曾国藩对清廷和洋人能有明察是非的强硬态度，得以适当处理，恐怕八国联军之祸要早发生三十年了。慈禧太后后来逃往西安，路过怀来县，还唏嘘地说：“假令大学士曾国藩尚在，何至受苦至于斯也!”

曾国藩同治九年(1870年6月)查办天津教案，因其“偏袒外国”而受全国舆论谴责，其中的原因不可不谓之十分复杂，难以述说；是非曲直，也不可一言蔽之。曾国藩一生的转折点就是“天津教案”。他将太平天国镇压下去，一时被誉为“时代功臣”、“盖世英雄”。而“天津教案”却使其名声一落千丈，转眼间成了卖国贼，举国欲杀。

也许是“局外之议论，谅局中之艰难”的缘故。“天津教案”总归使曾国藩遭到深重的打击，同治十一年(1872年3月20日)，他死于两江总督任上，年六十一岁。然而他在办理“教案”过程中的苦心，却至终而被人所忽略。其情其理，与李鸿章的历史角色多有相似之处。【智者点评】

忍辱成事，是曾国藩成就大事的因素之一，表面上看，这一“忍”字，并非治人，而是让人，实际上许多大事就是在忍让中完成的。换句话说，要想治人，必须学习曾国藩提倡的“忍而成”。【人生感悟】

曾国藩以忍辱法修习得一身正气，耿耿峻骨，从未推诿责任或瞻前顾后，那股倔强之气无时不在胸中，令人慨叹。他自到翰林院后，至其死时，鞠躬尽瘁，严于克己，坚贞自守，不仅仅是那个时代所罕见的，即使与古代的贤臣相比，大概也不在其下。

咸丰元年(1851)，曾国藩以一在籍侍郎的身份，练团训勇，他常说，越是处境艰难，就越需要有坚定的意志。待到转战江西之时，处境更加困窘，事态发展不如人意，一切行动大都叫人动容：一分钱一粒粮，不苦心经营，就不能获得；一将弁一兵勇，不苦心训练，就不能参战。曾国藩正是在这困苦不堪之中，树立起坚忍不拔的意志，终于训练出一支劲旅，歼灭了“流寇”，辅佐了皇上的中兴之业。虽说在困苦忧患的环境中，可以造就一个人高尚德行与高超技能，不顾外界压力而坚持下去，可以增长人的才智和能耐，但当初艰难创业的时候，确实得有一股“内圣”的顽强挺劲。

曾国藩有三军不可夺的大志，枕戈寝甲，卧薪尝胆，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终于能以寡御众，化险为夷。待到事态完全稳定之后，他对同僚和友人说：“前人有句话叫‘爱能伤人’，我在这几个月里，简直是心碎胆裂了!幸亏倚赖我们国家的鸿福大运，才没有死去啊!”然而他后来一病不起，可以说尽其精力已经达到心力交瘁的程度了。

曾国藩取得战争胜利的功绩，数不胜数。在取胜无望的时候，他孤注一掷，拼命力争；在危难紧急的关头，他坚定不移，百折不回；这都是由于他“挺”的精神和学识，不因生死安危而改变自己的初衷。

他的幕府僚属，将佐士兵，从读书人而晋升为封疆大吏，从小官吏而授以重镇，无愧于“平乱”之才，他们的声名也是家喻户晓的了，这都是在曾国藩“忍辱”的支撑下的结果。

自太平天国到捻军起义，分布多达17个省，用兵足有20余年，曾、胡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总战略上也确实以这种稳健、坚韧的风格实行的。不管朝廷有何种意见，军中有何种想法，不论太平军方面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战术，他只是一味地从长江上游向下游压下来，由九江、安庆最后到天京，最终剿灭了太平军。

曾、胡所统带的湘军，人数一直不多，初时不过二万，最盛时也不过十数万，远远抵不上太平军。况且，他们本钱有限，不能轻易冒险，自然趋于求稳。虽从另一方面说，湘军不论从其军队素质、武器装备，以及物质供应诸方面都要优于太平军。但一般来讲，处于劣势地位的非正规军队往往要借助机动灵活和人数众多来弥补其战术上的不足，而采用稳健战法恰是其克星。所以蔡锷评论道：曾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时他们的敌手并非节制精练之师，又兼人数众多，兵器又没有今日这样发达，没有骑兵和炮兵，耳目不灵，消息不便，攻击力相对薄弱，常常受地形地物的局限，进攻精神不易发挥。所以曾胡所为，确为因时制宜的好办法。

曾国藩自从统率军队以来，所以经历种种危难，都视死如归，凛然不屈。这种挺拔至诚，感染和影响了他的下属、士兵和兄弟。所以湘军阵亡的文武官兵，以按在册所记载的，就多达一万多人。咸丰八年(1858)，三河镇战役中，他的胞弟曾国华随李续宾征战，使用单骑冲击敌阵的方祛，不幸陷阵而死；同治元年(1862)，雨花台战役中，他的胞弟曾国葆在击退太平军几天之后，竟然劳累而死。而曾国藩与各位兄弟均在军中，出征迎战则督促兄弟们勇往直前，论功行赏却要求兄弟们甘居其后。看来他是深深懂得功成名就之际，难于善始善终；常常因地位高于大家，权力重于别人，怀着拥有大名不见得是好事的恐惧。所以一旦受到不同寻常的赏识和宠遇时，就更加感到居此高位要越发恭谨。

他一生清淡节俭，常给人一种家世清贫的感觉。他为官所得的一切薪俸，都全数用于公事，不曾建造一栋房屋，添置一块土地。吃的是蔬菜，穿的是薄衣，甘于恬淡寡欲，连每次吃饭都不超过四小碗；而儿女婚嫁，花费不超过200两纹银，而且作为家规家训代代相传。他的内圣修为，具有唐代宰相杨绾和宋代宰相李流的遗风。

他为人处世平和朴实，不求标新立异。他平日严于遵循而又持之以恒的，一是“不说假话”，二是“不迟起床”。即使是对外安抚异国的人们，对内接受降将，交往中一定开诚布公，言谈质朴；对于中外远近的人，他都以诚相待，而被他人认定为办事认真，一丝不苟。无论是在军营还是在朝廷做官，他都从早到晚不曾有稍微懈怠，即使是风雨交加的天气，抱病忧怀的时候，也常常是一听到鸡啼就起床，直到夜半才休息，几十年如一日。

在大干世界，惟有真正能忍的人才能获得成功，惟倔强至诚才能收到实效。取巧和虚伪，固然可以取得一时的便宜，但终究必定要失败的。曾国藩已经认识到当时中国与洋人在力量上的差异，因此，在处理天津一案时，他尽量宠抚洋人，因此背上了骂名。他这种忍辱的功夫，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平一时之气，成一生大事【曾氏谋点】

1854年2月，曾国藩率湘军与石达开率领的太平军在长沙城北五十里的靖港对峙。石达开制造假相，引诱曾国藩率兵进攻。曾国藩出师以来，失败较多，引起了诸多非议，特别想寻找一个机会一显身手，为表决心，他写下遗嘱和遗疏，但由于中了对方计谋，加上狂风大作，曾国藩的湘军溃不成军，遭遇大败。【事典展示】

曾国藩在进攻太平军时，曾亲自率领在衡州组建的水师东征，想一举消灭太平军。不料，刚训练出来的湘军水师因没有实战经验而大败，在岳州、平江、湘潭等地，接连打了几次败仗。后来，还带领在长沙的水师五个营晚上偷袭靖港，亦吃了败仗，几乎全军覆灭。

以往，曾国藩曾多次讥笑清廷绿营兵不能打仗，如今看到自己组建的湘军屡战屡败，感到“无脸见江东，一气之下，在船上滚人江中，想一死了之”。幸身边的人发觉，才把他打捞上来，护送回长沙大营。

在长沙，曾国藩灰心丧气，几天不吃不喝，弄得满城风雨。无论官场还是社会上，有冷言冷语、幸灾乐祸的，有向上告状、请求弹劾曾国藩的，还有认为湘军不能作战，主张解散另建的。曾国藩听到这种种舆论，坐立不安，既有几分不服气，又有几分羞愧。

正在心灰意冷之时，曾国藩接到了父亲曾麟书的手谕，训导他“公而忘私，国而忘家，国事维艰，只能进不能退”。在其父的勉励下，曾国藩提高了勇气，他命幕僚向朝廷写奏折，禀报在籍率湘军与太平军作战的情况。其幕僚对岳州、湘潭几战，如实地写成“屡战屡败”。曾国藩阅得此禀报，感觉似乎说自己太无能了，便接过笔去，改为“屡败屡战”。一字之改，被动变主动，消极转为积极，“败不馁”之气魄跃然纸上。皇上看了，对曾国藩虽未获胜，但仍表示满意，督令再战。

据说，曾国藩与太平军决一死战，在向湖北进发时，还立下誓言，嘱弟在家代他准备棺材，不获全胜，誓不生还。后来曾国藩在湖北武昌、汉阳连续打了几战，都获胜利。其幕僚便将他家备好棺材，决一死战的情况，写入了奏折，曾国藩看了，又将“备棺在家”改成了“带棺出征”，更表其决心。

咸丰皇帝看了这一奏折，对曾国藩忠君的决心备加赞赏，赏给二品顶戴，令其署理湖北巡抚，后又收回，改赏给兵部侍郎衔，并催令迅速东下，进剿太平军。

曾国藩能自我鼓励，忍受失败的屈辱，终于从跌倒的地方站了起来。【智者点评】

曾国藩善于在忍耐中等待机会。他兵败太平军，饱受冷嘲热讽，却依旧不为所动，训练兵勇，奋勇向前，终于东山再起，给太平军以沉重打击。【人生感悟】

坚忍，一种以退为进的心理能量；坚忍，一种积蓄力量、待机而发的战略战术。

刀不藏锋时，叫“忍”。怒也，是心字和奴字组合而成的一个古字。心中的感情思想像利刃没遮拦的时候叫怒。怒不是忍。

心中无“刃”，空空荡荡无利器的时候，也不是“忍”。

刃锋消隐了，刃锋藏在心胸的刀鞘里，才能算是真正的忍。“忍”不是窝囊废物般地吞气吞声。所以“忍”之“刃”就不仅仅是标音的声旁，也是对表义的义部。“忍”是一种能力。《说文解字》说“忍”：“能也”。“能”又是什么?“能”是一种属于熊类的俊鹿一样的野兽，皮毛之下，有强壮坚硬的骨肉，所以把贤能而强壮的人叫做能杰。

忍是能力，就是说“忍”首先是一种很有内在锋芒的力。忍是一种能力，是那些善于把尖锐的思想感情含蓄起来的人的本领，是他们行人所不能行，成人所不能成之事的首要条件。腰带宝刀的韩信，硬是从别人的胯下钻了过去，能够忍受胯下之辱，没有超凡的内在定力，恐怕是很难完成的。范蠡也是一个大忍者，辅佐勾践赢了夫差，面对盛大的功利，依然能够清醒地身退，这恐怕也绝非是那种以物喜、以己悲的愤愤者所能为。

既然如此，忍常常也是一种韬略。

圣人韬光，能者晦迹，收敛锋芒，隐藏才能，这一直是成大事者的必定策略。唐宣宗未即位前常常梦见乘龙升天，言之于母，母亲既喜又惊，千叮万嘱：“此话不可再说了。”宣宗谨遵母命，甚至连别的话也不敢说了，宫中有人以其为慧，却被当朝的皇帝看成是有“隐德”，于是，竞以皇帝第十三叔的身份接了大唐江山，大丈夫能屈能伸。忍字作为成事之要诀，人人都理解，然而能如唐宣宗这样的韬略却是千难万难了!

因此可以说，忍是一种修养。

忍为修养，其义应该相当深刻，相当广泛。世问取人，惟才、惟德，德才兼备，有才务须要忍，有忍才能有德；不能恃才便张扬，真正的才，是不张扬的。如此，才、德、忍便是一种互导和印证的必然关系。孔子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贤者之中又贤的，当推颜回。颜回在人人不能忍受的困苦生存状态中，却仍能不改其乐。这是才、德到了相当境界的忍，连为师的孔子也略有自愧不如之感叹。石崇是反面的例子。石崇富甲天下，却一丁点也不能忍受别人小看了他的富，所以，生命的每一秒都在享受富、夸富和念富，只在富累之中气呼呼地度日子，哪里有颜回的乐趣?忍是一种境界，石崇才小德薄，登不上这层境界，终于被斩首东街。

正反两方面的事实，使忍成为一种文化。

在春秋战国的大杀大砍，所有人都激昂好斗，诸多兵家、纵横家、法家、杂家大肆鼓吹争斗的历史时期，中国的先贤们居然深思出了儒、老、庄、墨的仁、忍、柔、和的学说。孔子请教老子的故事，似乎也可以解释两种不同倾向的学说的消长。孔子问老子天下之道，老子没讲理论，却只默默张开了嘴。聪明的孔子一下子明白了牙和舌的隐喻：那张老嘴早已没有牙了，坚硬尖锐的牙没有了，和柔无锋的舌还在，“不忍”与“忍”、短暂与长久，这其中的道理，何等简单，何等深邃。

这样一种贵重的能力，这样一种超人的韬晦，这样一种深邃的德性，这样一种绵绵不绝的文化，实在应该整理，对于每个人，对于整个社会大概都会产生极大的实用功能。《忍经》中说：不能忍受挫折，不是害了别人，就是害了自己。不如忍耐下来，慢慢观察胜败。名誉在屈辱中彰显，德量自隐忍中增大。黥布自负意气，认为刘邦会拜他为将，刘邦却坐在床上洗脚召见他，他气得差不多想自杀，当优待他如汉王同等待遇时，又高兴过了头。还没看到他以后立的功名，当天就看到了他的器量。唉，能不忍吗!《吕氏童蒙训》说：“事情有时不对的地方，应当详细考虑它，一定都会办好。如果先暴跳发怒，只能善自己，岂能善别人。”

名誉从屈辱中彰显，如张释之为王生结袜，韩信为老人穿鞋这一类。又《太史公言》说：“伍子胥在江边很困顿的时候，在道路旁向人乞讨食物。”所以在隐忍中成就功名，不是大丈夫，谁能这样做?

楚奇议论说：“能屈从于一人之下，而得到君主信任的人是汤和武王。汉高祖仿效他们隐忍，率巴蜀的军队夺取了三秦之地，成就了汉室四百年的社稷。这就是勇敢而能够忍耐的人。”

不屈不挠，不仰不俯，壁立万仞，中流砥柱。

说到坚忍，我们不能不想到越王勾践的故事。

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拜伍子胥为大将，伯嚭为副将，亲自率领大队水陆军队，从太湖出发，去攻打越国。吴越两军会战于夫椒(今江苏省吴县)，在水兵的战斗中，越国大将灵姑浮阵亡，越国的水兵几乎全军覆没。越王勾践带领残兵五千余人逃回，到会稽山上躲了起来。吴王紧追不舍，一路上杀百姓、烧庄稼追到会稽，把越王勾践围困在山上。勾践被迫求和，到吴国服侍吴王。然而，没顶之灾与奇耻大辱并没有熄灭勾践东山再起的雄心壮志。如果此时勾践变得心灰意冷，那他在历史上的英明至此也就完全消失了。

勾践夫妇在临去吴国前，召集大臣们商议国家大事。君臣们痛苦之心，自不必说，但大家都劝越王只管放心到吴国去，他们一定要把越国治理好，将来再报仇。勾践就把国家大事托付给文种等大臣，自己带着夫人和范蠡到吴国去做人质。一路之上，他们听到的是送行的百姓们的一片哭声。

勾践夫妇和范蠡到了姑苏，吴王夫差就让他们住在阖闾坟墓旁边的一间石头屋子里，为吴王养马。夫差把勾践留在都城，是为了考验他是否真心臣服于他。夫差每次坐车出去，也总是让勾践给他拉马。勾践在吴国所受屈辱，那是可想而知的。

勾践夫妇在吴国过了三年。在这三年中，勾践总是很小心地伺候夫差，做到百依百顺，显得比夫差的其他仆人还要驯服。与此同时，文种还经常派人给伯嚭送礼，伯豁也老在夫差跟前替勾践说情。

有一次，勾践听说夫差病了，就托伯嚭给夫差带话，说是要去看望。夫差听说勾践这样惦记自己，就答应了他。伯嚭带领勾践进了夫差的卧房，正赶上夫差要大便，勾践就赶过去搀扶他。夫差叫勾践出去，勾践说：“父亲有病，做儿子的应当服侍，大王有病，做臣下的也应当服侍。再说我还有点小经验，看看大王拉的屎，就能知道大王的病是重是轻。”这样一说，夫差心里很高兴，就不再拒绝了。夫差拉完屎，觉得舒服多了。勾践扶着夫差上床躺好，又去掀开马桶盖看了看，嗅嗅气味，然后向夫差磕头说：“恭喜大王!大王的病已经没有什么危险了，再过几天，就完全好了!”夫差问他：“你怎么知道的?”勾践说：“刚才我看了大王的屎，知道肚里的毒气已经散发出来了，病还不快好了吗?”夫差看到勾践服侍自己这样周到，倒有些过意不去了，就对勾践说：“你待我不错。等我病好了，就放你回去。”

由于勾践处处小心服侍夫差，再加上伯嚭不断向夫差报告越国国内十分平静，一点也没有反叛吴王的迹象，夫差就以为越王勾践真的完全臣服自己，越国对吴国已经没有什么威胁了，于是，公元前491年，夫差亲自送勾践夫妇上车，将他们放回了越国。

勾践回到越国后，君臣相见，又是高兴，又是伤心。他们发誓，一定要记住亡国之痛、石室养马的耻辱，为了报仇雪耻，要上下一心，发愤图强。

勾践原来打算把国政交给大夫范蠡治理，但范蠡却说：“操练兵马，行军打仗，文种不如我范蠡；治理国家，安抚百姓，我范蠡不如文种。”于是勾践就把国家政事交给文种管理，而让范蠡负责操练兵马。

勾践为了能使自己时刻牢记亡国的耻辱，不让舒适的生活消磨了自己的意志，就把自己卧室里的锦绣被褥撤了下去，而铺上了柴草当做褥子，休息时就躺在上面；他还在房间里挂上苦胆，每当坐卧起来，或吃饭之前，都要尝一尝胆的苦味。这就叫做“卧薪尝胆”。他常常心中默念：苦胆再苦，也没有亡国、做奴仆苦。他平时亲自到地里耕作，夫人也亲自养蚕、织布；吃饭不吃肉，穿衣不要绸缎；经常放下国王的架子访问贤人，虚心听取意见，以礼善待宾客；对老百姓中贫穷的就想办法救济他们，死了的就帮助安葬，时时关心百姓的疾苦，同百姓一样劳作。

在当时，越国刚刚遭受战乱亡国之祸，百姓大批被杀害，人口减少，田地荒芜，生产受到很大破坏，为了恢复国家的元气，越国君臣们制定出一些措施。如上了年纪的人不准娶年轻姑娘为妻；男子到了二十岁，女子到了十七岁，还不结婚的，父母要受到处罚；妇女快临产前，一定要报官，好派医官去照顾；生一个男孩，国王赏一壶酒，一条狗；生一个女孩，国王赏一壶酒，一口猪；有两个儿子的，官府负责养活一个；有三个儿子的，官府负责养活两个。国家还奖励耕种、养蚕、织布。与此同时，全国上下都节衣缩食，为的是年年月月给吴王夫差进贡。夫差经常收到勾践的贡品，非常满意。

当越王勾践听说吴王夫差打算造姑苏台时，就趁机给吴王准备了几根又长又大的木料，派文种送去。夫差收到木料后，非常高兴，为了不使大材小用，就把建造姑苏台的设计加高加大，这就使得吴国更加劳民伤财。

姑苏台建成后，夫差又要越国进贡美女。勾践便下令在国内选美女。于是，范蠡在荣罗山上(今浙江省诸暨县境内)找到了一个名叫西施的美女，她情愿舍出自己的身子，到吴国去，帮助越王报仇。当范蠡把西施和其他美女送到吴国后，吴王夫差立时就被西施的美貌迷住了，对她非常宠爱。从此夫差就日夜在姑苏台同西施作乐，西施也经常向夫差说越国的好话，这样，夫差对越国就一点戒备也没有了。后来，越王终于“坚忍”成事，一举攻下吴国，成为春秋时一位有名的霸主。耐得住寂寞，等得到机会【曾氏谋点】

曾国藩由筹办团练开始受到清政府的重用，在筹办之初，经历了种种坎坷，按当时的惯例，一省的最高军事长官是提督。湖南提督鲍起豹无能，指挥绿营兵和湘勇的任务便落到了曾国藩和塔齐布身上。对于训练，曾国藩要求极为严格，对于来自田间从事农事的湘勇而言，并不以为太苦，但对于绿营兵，却无异于酷刑，他们平日只知道吃喝玩乐，于是冲突由此出现了。加上绿营兵战斗能力差，受湘勇轻视，饷银也和湘勇差了许多，双方矛盾便更加激化。【事典展示】

据说曾国藩在长沙岳麓书院读书时，与另一书生同居一室，那个书生性情怪僻，曾国藩的书桌离窗有数尺，为了借光，便移近窗前。那个书生发怒道：“把我的光都遮了。”曾国藩道：“那我搁在哪儿呢?”书生指着床侧说：“可以搁这里。”曾国藩依言搁在床侧。半夜曾国藩仍读书不辍。那个书生又发怒道：“平日不读书，这个时候了，还扰人清睡!”曾国藩便无声默念。

当然，懂得运用忍字，也并非一味忍耐，软得像泥，这种忍耐是没有出息的表现。我们在了解曾国藩的为人处事时，常常可以发现曾国藩总是在忍与不忍之间徘徊、抉择。曾国藩初任帮办团练大臣时，凡事雷厉风行，此时的他并不想去忍耐什么，但是接下来面临的事实则让他不

有一天，湘勇试枪，误伤绿营中一长夫，绿营借机吹角执旗，列队进攻湘勇，在城墙上的守兵实弹在膛，几乎酿成大变。曾国藩忍气吞声，把试枪的湘勇鞭打了一顿，才算把绿营兵的哗变平息下来。后来，绿营的永顺兵与塔齐布率领的兵之间因赌博而发生械斗，提督鲍起豹、长沙协副将清德纵容绿营兵于初六日夜带着兵器，鸣锣击鼓，包围将府，捣毁塔齐布住房，并列队进攻。又冲入巡抚射圃中的曾国藩私宅，杀伤他的随丁，直向曾国藩冲去。只因有属员护驾，曾国藩才幸免于难。与曾国藩私宅一墙之隔的巡抚骆秉章，历来认为曾国藩所行，异于罗绕典及诸团练大臣，心诽之，然其奏折得褒答，受主知，未有以难也。所以，他对绿营兵冲击团练大臣的重大政治事件，故意不闻不问，听之任之。曾国藩连夜去叩骆秉章的门，诉说此事，骆秉章故作惊讶，说一点也不知道，事后他不仅不惩治乱兵，甚至亲自释放肇事者，使曾国藩进一步受辱于众人之前。于是抚台衙门内外，多说曾国藩咎由自取，同情者寥寥。

鲍起豹自六月初到长沙任职后，到处扬言曾国藩不应操练兵士，且将以军棍施之塔将。鲍起豹“以清副将为梯附，而屏斥塔游击，大以其操兵为非是，言有敢复操兵者，即以军棍从事。鲍起豹还说：“防堵不宜操兵，盛暑不宜过劳。”他“切责塔将，而佑护清将”。对于这种种非难与掣肘，曾国藩愤慨已极。当时，连骆秉章也认为曾国藩“不宜干预兵事”，曾国藩遂在给张亮基的信中忿忿地说：“岂可以使清浊混淆，是非颠倒，遂以忍默者调停耶!”他以“恶夫黑白之易位”的“血诚”，与鲍起豹对着干。因此，文武不和，兵勇不睦，集中体现为曾国藩与偏袒绿营兵的湖南地方官的矛盾。这个矛盾如箭在弦上，蓄之既久，其发必骤。曾国藩是清楚这场矛盾冲突的根源的，因此，他最终也只好一忍到底，愤走衡阳。

当然，曾国藩的忍更多时则是出于一种策略或战略的考虑，如他在湖南练勇的时候，虽然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了自己练勇、别人统军的主张，但是，真的叫他派勇驰援的时候，他又强调困难，按兵不动。咸丰三年秋冬，因湖北和安徽告急，朝廷曾八次令他援鄂援皖，他却始终找出各种借口，没有派出一将一勇。

羽毛须在长满之时方能放其翱翔于广大天空。曾国藩确能“自担重任，迥非畏葸者可比”；毛羽不丰，也确难远援鄂皖。所以他宁担抗旨之罪，宁负见危不救之名，竭力积蓄力量，以求一逞。他在衡阳扯起了招军旗，又广徕所谓“智浑沉勇之士，文经武纬之才”，加意训练。同时，兴造战船，筹集炮位，截留饷银，提用漕米，行动果敢迅速。但他几乎是白手起家，楚勇固已赴鄂赴皖，即使罗、王的湘勇也不听他的节制，使得他不得不另起炉灶，艰苦经营。

曾国藩是在僧格林沁剿捻身死后，接替剿捻大任的。但当时曾国藩为避嫌疑，已大大削减了他的湘军，因此，剿捻只好用李鸿章的淮军，造成指挥不灵。在剿捻过程中，他的步步为营的策略本是行之有效的，却又因为受到小小的挫折而心灰意冷，把剿捻的胜利果实拱手让给了李鸿章，成为终生遗憾。之所以会造成这种结果，除了个人的品性外，年龄因素似也不可忽视，因为与曾国藩相反，李鸿章当时还是个四十岁刚出头的人，年壮气盛。何况他本是个不甘寂寞，拼命做官的瘾君子，早有“壮志不?肖三尺剑，奇才欲试万言诗”，“马是出群体恋栈，燕辞故垒更图新”的抱负，他对在江苏战场一显身手，获得个一等伯爵、江苏巡抚远不满足，还待更展“鸿图”；他这时官不高，位不显，还不存在像清廷与曾国藩之间那样隐蔽而又尖锐的矛盾，不需要“避权势，保令名”；加上满清朝廷还有意抬举他，以压抑曾国藩。所以，他可以“拼命做官”而无多顾虑，以致朝廷命他署两江总督时，他竞不顾“沾谦抑虚名，拘辞让之末节”，迫不及待地向曾国藩索取印绶。这个时候，他虽然还未走上攻捻战场，将淮军派到了曾国藩麾下，却常常在具体调度上，与老师为难，事事干涉，越俎代庖。正如后人评论的，“朝廷虽未有北征之命”，而他的“平捻之态，已预及之矣”。他代替曾国藩主帅地位的企图，已呼之欲出了。

淮军与湘军一样，勇为将有，将在勇在，将死勇死。故在攻捻战场上的淮军将领，名义上隶属曾国藩指挥，眼睛却盯着自己的主帅李鸿章，按李鸿章的旨意办事，对于官高爵大的曾国藩，“遇有调度，阳奉阴违者颇多”。这也是曾国藩办事棘手、李鸿章能趁机攫取帅位的客观因素之一。曾国藩因此感慨系之，对李鸿章说：“淮军非君家不能督率。”后人说，曾国藩曾有“撤湘军一事，合九州铁不能铸错”的悔恨，这虽属笔记小说家言，但推之曾国藩当时的处境，有这种情绪也是有可能的。

李鸿章代曾国藩，还有一个因素，是曾国藩在攻捻战场上屡次挫败，在朝廷呵斥、御史弹劾的情况下，不能再“打掉牙齿和血吞”，坚持到底，而是神情抑郁，急求退出战场，以致前功尽弃。同治五年三月，他出师才一年，就写信给李鸿章说：“若六七个月毫无起色，国藩当奏请阁下北征剿捻。”以实现他“恃淮勇以平捻匪而定中原”的初衷。而这正是李鸿章求之不得的。所以他在攻捻战场上勉强支撑了一年半之后，即把帅权拱手交给了李鸿章。李鸿章走上攻捻战场以后，除了对淮军指挥得心应手之外，并无多少新招数，依然是采用曾国藩的静以制动、设防长围的策略，然而却最后得到了成功，重要原因是他暂时不顾朝廷上下的种种责难与非议，坚韧不拔。【智者点评】

从曾国藩的经历中，我们发现，在同一件事情上，有这么两种忍，一种是忍受别人的压力，努力让事情成功；一种则是宁可贬屈自抑，激流勇退，让别人去成功。后一种忍往往会付出更大的代价，除非万不得已，后一种是不可取的。【人生感悟】

淡看人间得失，就不能太在意荣誉名利。中国古代传统思想从人的价值在于义的基本思想出发，认为荣辱不在于富贵贫贱，而在于道德的高下；不以富贵为荣，贫贱为辱，而是以有德为荣，以无德为辱。荀子认为，君子应该得到富贵荣华，但富贵荣华不是一个人所以成为君子的条件；小人应该处于贫贱，但贫贱也不是人所以是小人的依据。所以，求荣避辱，应该在道德修养上努力，而不是一心去追求富贵。

在荣辱问题上，做到“难得糊涂”、“去留无意”，这才叫潇洒自如，顺其自然。一个人，当你凭自己的努力、实干，靠自己的聪明才智获得了应得的荣誉、奖赏、爱戴、夸耀时，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有自知之明，切莫受宠若惊，飘飘然，自觉豪光万道，所谓“给点光亮就觉灿烂”。无可无不可，宠辱不惊，当如古人阮籍所云“布衣可终身，宠禄岂足赖”，一切都不过是过眼烟云，荣誉已成过去时，不值得夸耀，更不足以留恋。另一种人，也肯于辛勤耕耘，但却经不住玫瑰花的诱惑，有了点荣誉、地位，就沾沾自喜，飘飘欲仙。甚至以此为资本，争这要那，不能自持。更有些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居官自傲，横行乡里，他活着就不让别人过得好。这些人是被名誉地位冲昏了头脑，忘乎所以了。

曾有人言：“得而不喜，失而不忧；知分之无常也”。得到了荣誉宠禄不必狂喜狂欢，失去了也不必耿耿于怀，忧愁哀伤，这里面有一个哲理，即得失界限不会永远不变。一切功名利禄都不过是过眼烟云，得而失之、失而复得这种情况都是经常发生的，意识到一切都可能因时空转换而发生变化，就能够把功名利禄看淡看轻看开些，做到“荣辱毁誉不上心”。

有的人在荣誉宠禄面前也许能经得起考验，但他未必能经受得住屈辱和打击。所谓“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士可杀不可辱”等，都是对古往今来那些豪杰英雄的赞美诗。面对邪恶，为了正义，宁死不屈，以死论证伟大的人生和高尚的人格，这就是至高无上的荣誉。但在特殊情况下，“忍辱”也是为了真理和正义，为了更多的人赢得荣誉，这就是“忍辱负重”。众所周知的《红岩》中的华子良，装疯卖傻那么多年，遭到敌人侮辱，也遭到自己同志的轻蔑，为的就是要在关键时刻营救战友。这种人确实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是多少凡夫俗子望尘莫及的，其荣辱观同样伟大高尚。

在现代商业社会，要真正做到完全脱离物质而一味追求人格高尚纯洁确实很难。但要有了人格追求，起码可以活得轻松潇洒些，不为物所得，更不会为一次晋级、一次调房、一次长薪而闹得不可开交，即使不争不闹心中也闷闷不乐，郁郁寡欢；也不会为功名利禄而趋炎附势，投其所好，出卖灵魂，丢失人格。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可能有一二次这样的经验和体会，当你放弃利害，保住人格时，那种欣喜愉悦是发自肺腑的，淋漓尽致的。一个坦坦荡荡，人格纯洁的人，他的心是宁静安逸的；而蝇营狗苟的小人，其心境永远是风雨飘摇的。

对荣辱取舍的标准反映了人的追求，也影响到人对苦乐的感受。求而有得就乐，求而不得就苦；荣则乐，辱则苦。以有德为荣，即不以贫贱为苦；以无德为辱，即不以不义而富贵为乐而视之如浮云。以富贵为荣，即不能忍受贫贱之苦；以贫贱为辱，则不能理解孔颜之所乐。人都喜荣恶辱，但常见有人为恶言恶行，遭人鄙弃，自取耻辱而不自知，甚至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所以，确立对荣辱的正确观念，同如何看待得失问题一样，都反映了一个人的人生态度。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现实常常就是这样。福也好，祸也罢，尤其是祸，有时就发生在瞬间，至于幸福，自然是人人所渴望、所理想、所追求的。而且幸福有时也会不期而至，当幸福到来的时候，那种震惊也绝不亚于灾祸的到来。一个贫困的青年突然有一天接到国外的姑姑来信，让他前去继承一份丰厚的遗产，这种幸福就在旦夕之间，不期而至，仿佛白日做梦。但是，世上的幸福一般不会从天而降，而是需要日积月累，逐渐创造，辛苦努力才能到来。所以，在灾祸面前，我们一定要顶住。

幸福绝不是天地鬼神赐给的，灾祸和痛苦也不完全是个人造成的。祸也好，福也好，一切都是由主客观两方面原因铸成的。自然灾害、大规模战争可能无法抵御，但个人的幸福、祸患要靠自己去追求、去抵抗。要顺其自然，就得面对现实，相信“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灾祸面前能自持，经得起，顶得住，摊上了，听天由命，寻死觅活不值得。幸福突然来临，不必太兴奋，乐极生悲。

孔子周游列国，行至沧浪水边，听到一个小孩在那里唱歌。歌中唱道：“沧浪的水清啊，可以洗我的帽缨；沧浪的水浊啊，可以洗我的双脚。”孔子大为感慨。他对他的学生们说：“学生们听着，水清可以洗帽缨，水浊就只能用来洗脚，这都是由水本身决定的啊。”这话很有嚼头。水的去取用度，全由水本身的质量决定，人的得福与招祸，取誉与遭辱，也全都由人自己的行事为人所决定。从人的立身行事来看，积善成德也许并不一定大福大贵，但不义行恶，却没有不招致祸患的。古人说，多行不义必自毙，这是至理。俗语说，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恶报降祸，善报赐福，明白人都知道，这报，最终还是人报。忍得住眼泪，熬得到成功【曾氏谋点】

曾国藩常以“坚忍”之法教诲弟兄及僚属，因此，在这方面，李鸿章值得我们一提。

李鸿章与曾国藩的关系最为敏感，李鸿章的坚忍使之张弛合度，从中大得裨益，这无疑有助于他的崛起，而时已五旬的曾国藩，在精力、智力方面，似乎都远逊于李鸿章。【事典展示】

曾国藩讲“坚忍”，李鸿章能“坚忍”，可是，这里的坚忍不是弱者退缩怕事的忍，而是一种“挺进”意识的促动。我们知道，李鸿章在上海养成的坚忍之性，对清廷各种政治力量联合平定太平天国的“中兴大业”有很大裨益。当时左宗棠在浙江、鲍超在皖南、曾国荃在南京城下，使得太平军不易集中力量攻打上海，客观上为李鸿章的崛起出了大力。李对此也坦诚布公地说：“鸿章以孤军支撑海隅一面，须等左、鲍两军渐渐逼近，声气相通，才可以放胆。”他称此为“釜底抽薪，计无逾此”。诚然，策应是相互的，曾国荃进抵雨花台，李鸿章在上海日子就好过得多，而李打赢四江口之战后，对曾国荃军亦解困不少。因此，曾国藩不得不承认：“皖、浙、金陵诸军皆得(李)少荃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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